在亚洲,从很古的时候起一般说来只有三个政府部门:财政部门,或对内进行掠夺的部门;军事部门,或对外进行掠夺的部门;最后是公共工程部门。气候和土地条件,特别是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区直至最高的亚洲高原的一片广大的沙漠地带,使利用渠道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无论在埃及和印度,或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以及其他国家,都是利用河水的泛滥来肥田,利用河流的涨水来充注灌溉渠。节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这种要求,在西方,例如在弗兰德斯和意大利,曾使私人企业家结成自愿的联合;但是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预。因此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这种用人工方法提高土地肥沃程度的设施靠中央政府办理,中央政府如果忽略灌溉或排水,这种设施立刻就荒废下去,这就可以说明一件否则无法解释的事实,即大片先前耕种得很好的地区现在都荒芜不毛,例如巴尔米拉、彼特拉、也门废墟以及埃及、波斯和印度斯坦的广大地区就是这样。同时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一次毁灭性的战争就能够使一个国家在几百年内人烟萧条,并且使它失去自己的全部文明。
激活网友在评论中问了一个很有价值的问题:“我不太理解为什么当权派居然是弱派,当权派掌握了军权啊,这点不用考虑吗?”
这个问题实际上与我们如何看待资产阶级国家的性质,尤其是如何看待资产阶级国家究竟有多少“独立性”有很大关系。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历史上,对国家性质有着两种对立的认识,一种是恩格斯-列宁传统的“工具主义”观点。即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执行统治阶级亿元的机器。列宁的看法非常典型,他认为国家甚至连维持阶级妥协的功能都没有,纯粹只有阶级镇压的功能。另一种是葛兰西-普兰查斯的“结构主义”观点。他们认为国家和经济基础一样,是拥有自身结构和组织的。因此国家的行为并不总是等同于统治阶级的直接意愿。具体而言,国家机关的运行并不直接等同于资本主义剥削,国家权力的使用也并不直接服务于每个具体的资本家个人。同时,在阶级斗争处在僵持阶段,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都能控制一部分国家机器时,国家的行为就会同时受到对立阶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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