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击中了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处(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ISFI)[1]的立场的根本弱点,指出他们未能对东欧国家进行阶级分析。在分析一个党、一个运动、一个国家或一个群体之前,必须先从基于财产形式的阶级基础出发,即使一个阶级与代表它的党或政权之间可能存在鸿沟。
即使在农民战争的最初期,当斯大林主义者正执行“极左”路线并且与城市的纽带尚未完全割裂时,他们的整个环境就已经开始酝酿着波拿巴军队的必然心理。共产国际和中国领导层——当时还没有完全堕落——对这个过程,包括在基层,有过不详的预感。例如,当时在所谓的“苏维埃”地区形成的“工会”。伊罗生(Harold R. Isaacs)在他的《中国革命的悲剧》中写道:
Reply to David James
Written: Spring 1949
Source: The Unbroken Thread and a 1966 reprint. Original still sought
Transcription/Markup: Emil 1998, 2006
Proofread: Emil 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