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這裡主要指的是熱月問題,也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指的是蘇聯國家的階級性質問題。熱月的公式當然是一個有條件的公式,就像每一個歷史類比一樣...熱月標志著反革命的第一個勝利階段,即權力從一個階級手中直接轉移到另一個階級手中,這種轉移雖然必然伴隨著內戰,但在政治上卻被發生在昨天還團結的一個政黨的各派系之間的鬥爭所掩蓋...它表明權力直接轉移到另一個階級手中,之後革命階級除非通過武裝起義,否則不能再奪回權力。後者又反過來需要一種新的革命局面,這種局面的開始取決於國內和國際事業的整體復雜局面。」(托洛茨基,《保衛蘇聯和反對派》(The Defense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Opposition))
「人們可能會認為布呂寧(Bruning)會堅持到最終解決方案出台。然而在事件的發展過程中又插入了另一個環節:帕彭(Papen)政府。如果我們要准確地說,我們就必須糾正我們的舊稱呼:布呂寧政府是一個前波拿巴主義的政府。布呂寧只是一個先驅,波拿巴主義以一種完美的形式出現在帕彭-施萊歇政府中。」(托洛茨基,《德國唯一的出路》(Germany, The Only Road))
「這次他從《被背叛的革命》中的一句話中引出了他的驚人論據,大意是:『一切生產資料都屬於國家,而國家在某些方面又屬於官僚機構』。「克雷波(Craipeau)欣喜若狂,如果生產資料屬於國家,而國家屬於官僚機構,那麼後者(官僚結構)就成了生產資料的集體所有者,僅憑這一點就成了占有和剝削階級。克雷波的其餘論點幾乎是純文學性質的。他帶著反駁我的辯論氣勢再次告訴我們,熱月的官僚機構是邪惡的、貪婪的、反動的、嗜血的等等。這是一個真正的啟示!然而我們從來沒有說過斯大林主義的官僚機構是良善有道德的的!我們只是否認它具有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階級性質,也就是說,否定了生產資料的所有權。」(托洛茨基,《再論蘇聯和保衛它的必要》(Once Again: The USSR and Its Defence))
克裡夫的方法則完全不同。他以一種極為膚淺的方式考察了俄羅斯斯大林主義的表面特征,然後與資本主義的某些方面做了膚淺的類比,而不了解蘇聯的真實性質及其內部發生的矛盾過程。毫無疑問,它與資本主義有相似之處,但也有根本性的區別。克裡夫斷言:「在俄國,強迫工業化的恐怖,殘酷的農民集體化,剝奪工人組織工會或罷工的權利,警察的恐怖,所有這些都是空前的資本積累速度的副產品。」 (克裡夫和哈曼《Russia: From Workers' State to State Capitalism》p11)。斯大林主義的這些特征是存在的,但它們並不是由於某些所謂的國家資本主義社會的原始積累造成的。
盡管西方所有的資產階級評論家和資產階級報刊都明確支持資本主義復辟的行動,但哈曼卻聲稱,「從命令經濟走向市場,既不是前進,也不是後退,而是從一種資本主義剝削組織方式走向另一種資本主義剝削組織方式的側面」!(C. Harman and E. Mandel, The Fallacies of State Capitalism, p.79.(哈曼和曼德爾:《國家資本主義的謬誤》,第79頁。)對克裡夫來說,「私有化是一個無關緊要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