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8日，北京，“獨立學者”杜建國（註一）在世界銀行（註二：WORLD BANK – 簡稱“世行”）行長佐利克（Robert B. Zoellick）的記者招待會上舉行抗議，並在現場散發《世界銀行，帶上你的毒藥滾回美國去》（WB, Go Home with Your Poison！）公開信，並高喊“華爾街都是騙子，美國是要用私有化毒藥毀掉中國經濟，國企不能私有化”等口號，隨後被世界銀行的安保人員驅離會場。這場單人抗議事件引發中外媒體廣泛報道和網絡上的熱議。
杜建國所說的“世界銀行的毒藥”，也就是世行行長佐利克在記者會上高調發布的關於中國2030年經濟前景的報告。從嚴格的意義上來說，這份報告不能稱為“世界銀行的報告”，而是由世界銀行、中國財政部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聯合組織發布的《2030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報告（註三：英文名: China 2030：Building a Modern, Harmonious, and Creative High-Income Society – 以下簡稱為世行2030報告）。
假如全文檢索該報告就會發現，並不同於趙啟正所說的“沒有查到國有企業私有化的建議”，該報告中共出現9次“私有化”（privatization）這一單詞。其中除討論拉脫維亞和阿根廷私有化案例的2處，及1處引用美洲開發銀行的報告（2003. “Costs and Benefits of Privatization: Evidence from Brazil.”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Working Paper 164. Washington, D.C.）外，其余6處（報告中的第132、146（3處）、168和204頁）皆是竭力贊揚中國1990年代到21世紀初所推行的國有企業私有化，使行業充滿競爭力度，避免進一步產業集中化。而如以“私有”（private）為關鍵詞搜索，整篇報告共出現230處，其中絕大部分都是與中國正在進行和已經發生的私有化密切相關。報告更是明確無誤地強調國有金融機構（SFIs）私有化是實現商業化運作的最好的方式，但同時又退而求其次地解釋“如果政府不願意放棄對國有銀行的所有權，則可以通過金融機構完全上市（金融化）來確保國有持股。”
批評者說，重慶的公屋項目中單位面積太小，而且離城市太遠。根據研究機構龍洲經訊(GaveKal Dragonomics)的一份報告《重慶市公共住房困境》（Chongqing’s public housing predicament）聲稱：“（這些住房）更像是為單身工人準備的宿舍，而不是為城市家庭準備的永久性住房。” 該報告的結論是，該項目的目的是在於吸引投資者到重慶附近建立工廠，而不是（為民眾）提供體面的住房。
薄熙來的政策可以概括為有限的“社會”民粹主義與威權主義的結合。《經濟學家》雜誌的評論是：“他的一些支持者將他看作是中國的普京。薄熙來是一個鐵腕的民粹主義者”，並曾經預測他可能會成為中央政府內負責政法安全的最高領導人。 （《中國的新領導人們》（China’s new leaders，2011年6月23日）。
“不幸的事情總是接踵而來。”（When sorrows come, they come not single spies, but in battalions）莎士比亞戲劇《哈姆萊特》中的克勞迪斯（Claudius）如此說道。自從，薄熙來被免職以來，中共政權受到了李旺陽醜聞（所謂 “自殺”）的打擊，並被迫和華盛頓緊急達成協議讓人權活動分子陳光誠及其家人去國外。這些事件都凸顯了安全部門的野蠻，安全部門現在維穩的開支比軍費開支 更高——超過7000億元每年，約相當於越南全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這些醜聞，以及如四川省的什邡事件和重慶的萬盛事件等數以十萬工人和青年卷入 參與的“群體性事件”使反對政府情緒達到了一個新的水平。
有趣的是，裴敏欣在《南華早報》（2012年12月22日）的文章稱：“但是那些相信中國可以無視專製體製內部退化和歷史上一黨政權垮臺的記錄的人，可能從閱讀（了解革命的）托洛茨基的著作中獲益。獨裁者在他們倒臺前看起來堅不可摧。但是托洛茨基提醒我們，一旦他們被推翻他們的倒臺將被視為不可避免的。”裴敏欣，並不是托洛茨基主義者，並不是唯一一個警告中國革命的聲音。在中共統治圈內部，由越來越多的危機感。據報道，黨內領導人對《舊製度與大革命》（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的需求激增，這1856年的本書是亞歷西斯·德·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對於法國大革命的研究。根據《金融時報》的加米爾·安德爾裏尼（Jamil Anderlini）稱，候任總理李克強將這本書視為一個警告：“ 德·托克維爾指責引發1789年法國大革命的部分事實是，資本階級在群眾中激起嫉妒，而貴族受到蔑視”。
胡派沒有能成功利用薄熙來事件，在十八大的勢力劃分中提升他們的地位。他們處理這一事件格外的小心，反映他們害怕升級內部鬥爭——例如通過打擊薄熙來的親密盟友——可能引發全面的派系戰爭，而可能會毀掉整個一黨政權的“房子”。通過拋棄薄熙來，太子黨家族在十八大時鞏固其隊伍，加強他們對中共的掌控。盡管這是復雜的權力鬥爭的結果，實際上這結果反映了中國精英恐懼不斷加深的潛在革命危機。用本傑明·康林（Benjamin Kang Lim）的話說：“太子黨總的目的在於保持其對國家的操控，將這麽多太子黨提升到最高職務類似於提供一種政治保險。”（“路透社”，2012年11月25日）
在中國，腐敗滲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從政府官員的巨額貪汙，到給醫生和教師要求送“紅包”，使病人和學生得到優先權，中國的腐敗滲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的易明（Elizabeth C. Economy）稱，據估計在過去十年裏，23.2萬億元的資金，以各種形勢的腐敗、犯罪和逃稅，流失海外。中國互聯網上廣泛流傳佩戴奢侈手表和帶有價碼的昂貴時裝的中共官員的照片，暴出大量醜聞，以這些官員的工資不可能負擔得起這些東西。
即爆發的債務危機（我們馬克思主義者預測的）讓中共領導集體不敢採取“割肉補瘡”的做法——新的大規模經濟刺激計畫（儘管他們可能會由於革命危機的全面爆發而改變態度）和為了經濟“轉型”而需要私有化一些國有經濟部門。由於嚴重的危機，改革“不能再延後”和“必須冒必要的風險”，有意地納入官方討論中，包括在十八大上。“北京的氣氛正如同華盛頓對財政懸崖的害怕”，《亞洲時報》網路版（Asia Times Online）的威廉•H•歐威爾霍爾特（William H Overholt）評論。
大陸受重金屬汙染的耕地面積已達2000萬公頃，占全國總耕地面積的1/6，並且還呈現不斷加劇的趨勢。其中鉛中毒在中國農村爆發，這是因為化工廠和冶煉廠的工業廢料沒有經過任何排汙處理，直接排到河流和棄置堆填區。鉛破壞腦和神經系統、肝、腎等身體器官，兒童尤其易受到影響。過去兩年半，中國31個省級行政區中，至少9個發生成千上萬名工人、村民及兒童因暴露在鉛環境中中毒，主要是因為電池工廠及金屬精煉廠的汙染。2011年一份人權觀察組織（Human Right Watch）的調查報告披露，中共當局為了隱瞞病情，並沒有積極救治，而是禁止父母帶孩小檢測血鉛，而且繼續讓鉛中毒的孩子們住在高汙染的工廠附近，當部分家長去上訪時，卻被中共地方當局打壓。該報告指出，中國目前每3名孩子中就有1名血鉛偏高，就是說中國上億的孩子將可能面對終生的身體殘廢和智力障礙。
“張”是溫家寶妻子的姓，她叫張培莉。憑借著對寶石的奢侈品味和前任中國珠寶協會副主席這一肥差，張培莉獲得了了“鉆石女王”這個綽號。記者理查德•馬利德（Richard McGergor）在《黨：中共統治者的神秘世界》（The Party – The Secret World of China’s Communist Rulers）這本書中對張培莉有所描述，他說：“但是在宣傳部的嚴密監控之下，張女士的生意隱藏了起來。溫家寶自己小心翼翼，從不和她一起在公共場合露面。中國的媒體也不準報道她的生意。”
溫如春是中國高官子女的典型：她在美國接受教育（哈佛），然後在幾家華爾街銀行拿到了高薪工作，其中包括現已倒閉的雷曼兄弟。習近平的女兒現在哈佛讀書，而身處囹圄的前政治局委員薄熙來的兒子在離開英國牛津後也去了哈佛。溫如春的丈夫名叫劉春航，他是中國銀監會（中國的銀行業監管機構）統計部主任兼研究局局長。之前，她的兄弟溫如松也引起過爭議，那時他正主管“新天域資本”（中國第三大對沖基金）。最近溫如松進入了中國迅速擴張的科技行業，出任中國衛星通信集團公司主席和電訊設備製造商“優創全球網絡（Unihub Global Networks）”的CEO。
華爾街和中國太子黨有著廣泛的聯系。“每個人都參與到類似的事情裏。無孔不入。”經濟學家謝國忠這樣說道。為眾人所知的例子：曾為高盛（Goldman Sachs）工作的前國家主席江澤民的孫子和在美銀美林（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工作的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的兒媳。前財政部長項懷誠的女兒受雇於普華永道（PricewaterhouseCoopers）。《紐約時報》報道，在2006年，政治局常委吳邦國的女婿幫助美銀美林簽訂了價值220億美元的中國工商銀行（中國最大的銀行）的上市合同。
在12月21日，中國央行出乎意料地下調基準利率。可見，經濟基礎遠差於政府想我們相信的情況。現在最令人擔憂的是會發生通縮。中國政府來年想進一步放寬貨幣政策。十一月官方的通漲數字是1.4%，為五年來最低的水平。但是出廠的價格下降了2.7%（同比十一月）您是不是要找:rely on skin，是連續33個月價格下降。正如《經濟學人》雜誌指出，中國經濟的諸多領域正瀕臨價格全面下跌的邊緣。
Vincent Kolo：這還需要時間觀察。但至今政府的措施明顯完全失效，他們已經被沽貨潮踩在腳下。 在每日都有新的政策發布底下，我們可估計每日都會有更多措施推出。自從6月27日開始，北京政府已經降低利率、向銀行註資、中止招股上巿活動、指令經紀業、社保基金和國企購買股票，更開展“市場平準基金”。北京已經鑄造了幹預市場的機器，就如他們利用射火箭造雨一樣。北京已經動用國有金融系統去作大規模註資，在今個星期（7月5日）達到最高點，更宣布中央銀行會“包底”，以防股巿繼續下跌。一些金融評論員將之形容為“中國式量化寬松措施”。過去五年，中國銀行體系積累龐大的債務，對於現時這境況，已經不是在談論用銀行挽救股市，而是政府需要同時拯救這兩個體系了。
盡管面對政府右翼民族主義的宣傳，中國沃爾瑪員工仍展示出自身優良的國際主義工人傳統。他們表達了對美國沃爾瑪員工的支持，在成都的罷工中有標語牌這樣寫道：“We support Walmart Workers in the US for Fight for 15 and against unfair scheduling! ”（支持美國沃爾瑪員工為每小時最低15美元工資及反對不公平工時製度而鬥爭）
相比於社會保險，工資問題對勞動者有更直接的影響。目前已公布工資指導線的20個地區全部降低了預期漲薪幅度，其他12個地區可能對此持悲觀態度，例如黑龍江、遼寧、廣東和江蘇。另外人社部決定放緩最低工資調整頻率。2015年全國有28個地區提高了最低工資，但2016年只有9個，平均漲幅從14%降到10.7%，只有習近平上臺時的一半。與此同時，勞動者工資增速也在逐漸下降。根據國家統計局關於前三個季度的數據，人均工資同比只增長6%，而2013年以來的年均增長率是9.4%，采礦、製造、建築、批發零售和住宿餐飲等底層工人集中的行業工資增長緩慢、甚至下降。人力資源咨詢公司ECA International 估計2017年中國實際工資增長率會降到4.7%。雖然這個數字仍然高於亞洲其他國家，但應當註意中國青年的負債率也是亞洲同齡人中最高的。《路透社》的一篇文章指出，中國年輕人的債務（包括房貸）平均是他們月收入的18.5倍，信用卡和消費貸款占家庭債務的比例從去年的4.6%上升到15%。資本家、經濟學家和一部分政府官員不斷抱怨勞動者工資增長太快，但馬薩諸塞大學的一項調查表明，私有企業在2003-2008年間通過低工資、克扣工資和超時勞動少支付給勞動者4.6萬億元人民幣，這還沒有算上拖欠的工資和社會保險。2015年，被拖欠工資的農民工從219.16萬人增加到277.47萬人，被拖欠工資總額增加到271.59億。換句話說，不是工人收入增加得太快，而是資本家太貪婪！
在過去4-5年裡，中國各地的教師發起了數百次抗議，要求政府提高他們的工資並支付被拖欠的工資和社會保障金。低到令人震驚的工資和退休金以及導致大批教師離開農村學校。香港的非政府組織中國勞工通訊(China Labour Bulletin)的一份報告指出:“近年來，中國一些規模最大、組織最好、最堅定的工人抗議活動都是由教師發起的。”當然，就像中國的其他群體一樣，法律不允許教師組織真正的工會。
就在此前不久，塔吊司機和餐飲送遞員也發起罷工。這些罷工不免是來得快丶去得快，但也展開了中國工人鬥爭的新趨勢。最事態映了工人意識的重要轉變，而在警察國家的嚴密監控下工人能夠組織跨地區行動，可見工人組織力也愈來愈高。“中國數字時代”(China Digital Times)網站刊登了一份發布於6月11日的網絡審查命令，說明了政府的驚慌：
一帶一路早已被廣泛視為“債務陷阱”。早在2018年初，美國全球發展中心（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預計巴基斯坦等8國家將因一帶一路工程貸款而出現財政危機。不久前，巴基斯坦被國際評級機構列為債務負擔不可持續的國家。繼斯裏蘭卡因無力償還對華貸款而將中資興建的漢班托塔港口租給中國99年之後，去年12月底有消息傳出，肯尼亞政府可能因為無法償還一帶一路貸款而將蒙巴薩港的控製權交給中國，引起國內強烈抗議。蒙巴薩港是肯尼亞最大且最發達的港口，而且具有戰略重要性。中國在肯尼亞建造的蒙巴薩－內羅畢鐵路實際運量只有預期的一半。自2017年開通以來，該鐵路一年之內就虧損了100億肯尼亞先令（約9900萬美元）。按照合約，如果肯尼亞政府無法償還債務，該國任何資產都不受主權保護。
英國氣候變化經濟學與政策中心（The Centre for Change Economics and Policy）主席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說，如果一帶一路國家采取中國式的高碳排放發展模式，那麼2015年巴黎氣候協定的減排目標就不可能實現。巴黎氣候協定的目標是控製全球平均氣溫升幅不超過2℃（相比於工業革命前的水平）。若要實現這個目標，全世界需要在2040年時完全停止使用煤炭發電，也就相當於每天要關閉一座煤電廠。一帶一路的大規模煤電和化石燃料投資與此顯然是背道而馳。而且巴黎協定製定的是一個很低的標準。各資產階級政府受到巨大的公眾壓力下製定這樣一個無力的協定。即便全球氣溫只上升2℃，也會導致嚴重的氣候災難。科學家說必須將全球氣溫升幅控製在1.5℃以內才能避免災難，而且即便如此北冰洋的冰在夏季也會完全融化，全世界半數陸地生物會遭受負面影響；嚴重熱浪會更加頻繁──而且這還算是好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