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在社交媒体Cloubhouse平台有中国人哭诉要向香港人道歉,并播放反送中时流传甚广的歌曲《愿荣光归香港》鼓舞士气,指当年和政府同调,把参与“反送中运动”港人,称为“暴民”,今日被强权欺压才能了解港人心声。
何宗勋提到,白纸革命像香港反送中运动“无大台”,没有运动领袖的运动是当权者最惧怕的,这次场面最火爆是武汉人,他们说疫情从武汉来就从武汉把高墙推倒,而最靠近香港的广州当年最同情香港,这次抗争也最激烈。
何宗勋并指,“白纸革命”抗议主体是零零后出生的青年学子,没有经历文革、六四,而是改革开放后的富裕一代,被父母送出国留学镀金镀银,在西方生活过,无法接受中国愚民政策把富裕的中国又锁回文革时代。
第三类斗争由前两类斗争催生,但是被掌握媒体的自由派利用。中国的小资产阶级自由派自从诞生开始就与中国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利益直接敌对,因此其所提出的所有政治诉求都和群众的切身利益毫无关联。其排队喊口号的时候还经常被群众嘲笑。他们在高校学生中有一定的支持度并非偶然。今天中国的高校学生绝大多数时间都在各式各样的封控中度过,其基本的生活娱乐完全无法满足,同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减缓也在剥夺其就业机会。因此,绝大多数高校学生面对的是现实不堪忍受、未来凄惨灰暗的局面。而在人群聚集的高校宿舍,这种社会压抑会被迅速传导放大,任何一个火星投入进去都有可能形成爆炸。这是此类斗争与前两类斗争类似的地方。但是,高校学生本身并非直接是工人,中国资产阶级并不直接依赖他们生产剩余价值,因此资产阶级除了担心政治声望以外,并没有对他们进行妥协的必要。而脱离直接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学生自己也并没有明确的经济目标,只要封控解除,其斗争精神自然也会消散。因此,学生斗争看起来来势汹汹,但是只要资产阶级一方面放开封控,另一方面加强镇压,是不难对付的。
自由派深知单凭自己无力撬动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结构,但是他们幻想帝国主义会推翻这个对世界资本主义高度负责的现政权。因此其一切政治行动全部围绕着媒体。即试图把几百人的学生游行用行为艺术的方式包装成几万人的革命运动,然后将其作为某种“导火索”献给帝国主义邀功请赏。他们自然不会在乎会死多少人。
作为中国革命的一份子,我们不能在这个时候和自由派比赛谁更激进。阶级斗争是靠力量打赢的,不是靠演戏演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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