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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唯物史观的若干基本概念和原理 [打印本页]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3-1-20 16:00:52 标题: 唯物史观的若干基本概念和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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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卡爾 馬克思 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二年
生產力和生產關系
壹)生產力
生產力是人的勞動生產能力，表現為勞動生產效率各個人——他們的力量就是生產力——是分散的和彼此對立的，而另壹方面，這些力量只有在這些個人的交往和相互聯系中才是真正的力量。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80頁。
生產力當然始終是有用的、具體的勞動的生產力，它事實上只決定有目的的生產活動在壹定時間內的效率。因此，有用勞動成為較富或較貧的產品源泉與有用勞動的生產力的提高或降低成正比。相反的，生產力的變化本身絲毫也不會影響表現為價值的勞動。既然生產力屬於勞動的具體有用形式，它自然不再能同抽去了具體有用形式的勞動有關。因此，不管生產力發生了什麼變化，同壹勞動在同樣的時間內提供的價值量總是相同的。但它在同樣的時間內提供的使用價值量是不同的:生產力提高時就多些，生產力降低時就少些。因此，那種能提高勞動成效從而增加勞動所提供的使用價值量的生產力變化，如果會縮減生產這個使用價值量所必需的勞動時間的總和，就會減少這個增大了的總量的價值量。反之亦然。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9—60頁。
人們不能自由選擇自己的生產力——這是他們的全部歷史的基礎，因為任何生產力都是壹種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動的產物。可見，生產力是人們應用能力的結果，但是這種能力本身決定於人們所處的條件，決定於先前已經獲得的生產力，決定於在他們以前已經存在、不是由他們創立而是由前壹代人創立的社會形式。後來的每壹代人都得到前壹代人已經取得的生產力並當做原料來為自己新的生產服務，由於這壹簡單的事實，就形成人們的歷史中的聯系，就形成人類的歷史，這個歷史隨著人們的生產力以及人們的社會關系的愈益發展而愈益成為人類的歷史。由此就必然得出壹個結論:人們的社會歷史始終只是他們的個體發展的歷史，而不管他們是否意識到這壹點。
馬克思:《馬克思致帕維爾·瓦西裏耶維奇·安年科夫》( 1846年12月28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3頁。
勞動生產力越高，生產壹種物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就越少，凝結在該物品中的勞動量就越小，該物品的價值就越小。相反的，勞動生產力越低，生產壹種物品的必要勞動時間就越多，該物品的價值就越大。可見，商品的價值量與實現在商品中的勞動的量成正比地變動，與這壹勞動的生產力成反比例地變動。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54頁。
勞動生產力的提高，我們在這裏壹般是指勞動過程中的這樣壹種變化，這種變化能縮短生產某種商品的社會必需的勞動時間，從而使較小量的勞動獲得生產較大量使用價值的能力。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66頁。
因此，可以說剩余價值有壹個自然基礎，但這只是從最壹般的意義來說，即沒有絕對的自然障礙會妨礙壹個人把維持自身生存所必要的勞動從自身解脫下來並轉嫁給別人，比如，同樣沒有絕對的自然障礙會妨礙壹個人去把別人的肉當做食物[2]。決不應該像有時發生的情況那樣，把各種神秘的觀念同這種自然發生的勞動生產率聯系起來。只有當人類通過勞動擺脫了最初的動物狀態，從而他們的勞動本身已經在壹定程度上社會化的時候，壹個人的剩余勞動成為另壹個人的生存條件的關系才會出現。在文化初期，已經取得的勞動生產力很低，但是需要也很低，需要是同滿足需要的手段壹同發展的，並且是依靠這些手段發展的。其次，在這個文化初期，社會上依靠他人勞動來生活的那部分人的數量，同直接生產者的數量相比，是微不足道的。隨著社會勞動生產力的增進，這部分人也就絕對地和相對地增大起來[3]。此外，資本關系就是在作為壹個長期發展過程的產物的經濟土壤之上產生的。作為資本關系的基礎和起點的現有的勞動生產率，不是自然的恩惠，而是幾十萬年歷史的恩惠。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85—586頁。
商品生產的壹般規律是:勞動生產率和勞動的價值創造成反比。這個規律，像適用於其他任何產業壹樣，也適用於運輸業。在壹定距離內運輸商品所需要的勞動量——死勞動量和活勞動量——越小，勞動生產力就越大；反之亦然。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發表於1885年7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68頁。
壹個生產部門，例如鐵、煤、機器的生產或建築業等的勞動生產力的發展，——這種發展部分地又可以和精神生產領域內的進步，特別是和自然科學及其應用方面的進步聯系在壹起，——在這裏表現為另壹些產業部門(例如紡織工業或農業)的生產資料的價值減少，從而費用減少的條件。這是不言而喻的，因為商品作為產品從壹個產業部門生產出來後，會作為生產資料再進入另壹個產業部門。它的便宜程度，取決於把它作為產品生產出來的生產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同時它的便宜程度不僅是它作為生產資料參加其生產的那種商品變得便宜的條件，而且也是它構成其要素的那種不變資本的價值減少的條件，因此又是利潤率提高的條件。
產業的向前發展所造成的不變資本的這種節約，具有這樣的特征:在這裏，壹個產業部門利潤率的提高，要歸功於另壹個產業部門勞動生產力的發展。在這裏，資本家得到的好處，又是社會勞動的產物，雖然並不是他自己直接剝削的工人的產物。生產力的這種發展，最終總是歸結為發揮作用的勞動的社會性質，歸結為社會內部的分工，歸結為腦力勞動特別是自然科學的發展。在這裏，資本家利用的，是整個社會分工制度的優點。在這裏，勞動生產力在其他部門即為資本家提供生產資料的部門的發展，相對地降低資本家所使用的不變資本的價值，從而提高利潤率。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發表於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96頁。
如果壹切生產部門都變為資本主義的生產，那麼，單從剩余勞動——壹般勞動時間——的普遍增加就會產生出如下結果:生產部門會劃分得越來越多，勞動和進入交換的商品會越來越多樣化。如果在某壹生產部門中，100個人勞動的時間，與以前110個人在剩余勞動或總勞動時間較短的情況下勞動的時間壹樣多，那麼就可以把10個人轉入其他新的生產部門，過去雇用這10個人所需的那部分資本也是如此。因此，僅僅勞動時間越出即延長到超過它自然的或傳統的界限，就將導致在新的生產部門中使用社會勞動。這是因為勞動時間被遊離出來了；剩余勞動不僅創造了自由的時間，而且還把被束縛在某個生產部門中的勞動能力和勞動遊離出來(這是問題的實質)，使之投入新的生產部門。但是，由於人類本性的發展規律，壹旦滿足了某壹範圍的需要，［Ⅲ－109］又會遊離出、創造出新的需要。因此，資本在促使勞動時間超出為滿足工人的必不可少的自然需要所決定的限度時，也使社會勞動即社會的總勞動劃分得越來越多，生產越來越多樣化，社會需要的範圍和滿足這些需要的手段的範圍日益擴大，從而使人的生產能力得到發展，因而使人的才能在新的方面發揮作用。但是，如果說剩余勞動時間是自由時間的條件，那麼，需要的範圍和滿足這些需要的手段的範圍的擴大是以工人限於必要的生活需要為條件的。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61—1863年手稿)》( 1861年8月—1863 年7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第2版，第223—224頁。
我們把勞動力或勞動能力，理解為壹個人的身體即活的人體中存在的、每當他生產某種使用價值時就運用的體力和智力的總和。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95頁。
單個勞動者的力量的機械的總和，與許多人手同時共同完成同壹不可分割的操作(例如舉起重物、轉絞車、清除道路上的障礙物等)所發揮的社會力量有本質的差別。[4]在這裏，結合勞動的效果要麼是單個人勞動根本不可能達到的，要麼只能在長得多的時間內，或者只能在很小的規模上達到。這裏的問題不僅是通過協作提高了個人生產力，而且是創造了壹種生產力，這種生產力本身必然是集體力。
且不說由於許多力量融合為壹個總的力量而產生的新力量。在大多數生產勞動中，單是社會接觸就會引起競爭心和特有的精力振奮，從而提高每個人的個人工作效率。因此，個人在壹個144小時的共同工作日中提供的總產品，比12個單幹的勞動者每人勞動12小時或者壹個勞動者連續勞動12天所提供的產品要多得多。[6]這是因為人即使不像亞裏士多德所說的那樣，天生是政治動物，無論如何也天生是社會動物。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78—379頁。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3-1-20 16:07:58
生產力包括物質生產力和精神生產力
所有這些關系的解體，只有在物質的(因而還有精神的)生產力發展到壹定水平時才有可能。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選》(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55頁。
自然界沒有造出任何機器，沒有造出機車、鐵路、電報、自動走錠精紡機等等。它們是人的產業勞動的產物，是轉化為人的意誌駕馭自然界的器官或者說在自然界實現人的意誌的器官的自然物質。它們是人的手創造出來的人腦的器官；是對象化的知識力量。固定資本的發展表明，壹般社會知識，已經在多麼大的程度上變成了直接的生產力，從而社會生活過程的條件本身在多麼大的程度上受到壹般智力的控制並按照這種智力得到改造。它表明，社會生產力已經在多麼大的程度上，不僅以知識的形式，而且作為社會實踐的直接器官，作為實際生活過程的直接器官被生產出來。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選》(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97—198頁。
壹個生產部門，例如鐵、煤、機器的生產或建築業等的勞動生產力的發展，——這種發展部分地又可以和精神生產領域內的進步，特別是和自然科學及其應用方面的進步聯系在壹起，——在這裏表現為另壹些產業部門(例如紡織工業或農業)的生產資料的價值減少，從而費用減少的條件。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發表於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96頁。
人們的想象、思維、精神交往在這裏還是人們物質行動的直接產物。表現在某壹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學等的語言中的精神生產也是這樣。人們是自己的觀念、思想等的生產者，[8]但這裏所說的人們是現實的、從事活動的人們，他們受自己的生產力和與之相適應的交往的壹定發展——直到交往的最遙遠的形態——所制約。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24—525頁。
要研究精神生產和物質生產之間的聯系，首先必須把這種物質生產本身不是當作壹般範疇來考察，而是從壹定的歷史的形式來考察。例如，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適應的精神生產，就和與中世紀生產方式相適應的精神生產不同。如果物質生產本身不從它的特殊的歷史的形式來看，那就不可能理解與它相適應的精神生產的特征以及這兩種生產的相互作用。從而也就不能超出庸俗的見解。這壹切都是由於“文明”的空話而說的。
其次，從物質生產的壹定形式產生:第壹，壹定的社會結構；第二，人對自然的壹定關系。人們的國家制度和人們的精神方式由這兩者決定，因而人們的精神生產的性質也由這兩者決定。
最後，施托爾希所理解的精神生產，還包括統治階級中專門執行社會職能的各個階層的職業活動。這些階層的存在以及他們的職能，只有根據他們生產關系的壹定的歷史結構才能夠理解。
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 1861年8月—1863年7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冊，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第1版，第296頁。
古老的民族工業被消滅了，並且每天都還在被消滅。它們被新的工業排擠掉了，新的工業的建立已經成為壹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關的問題；這些工業所加工的，已經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來自極其遙遠的地區的原料；它們的產品不僅供本國消費，而且同時供世界各地消費。舊的、靠本國產品來滿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極其遙遠的國家和地帶的產品來滿足的需要所代替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於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壹種世界的文學[9]。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5頁。
影響生產力發展的諸因素
除了各個人的先天的能力和後天獲得的生產技能的區別，勞動生產力主要應當取決於
首先，勞動的自然條件，如土地的肥沃程度、礦山的豐富程度等等；其次，勞動的社會力的日益改進，引起這種改進的是:大規模的生產，資本的積累，勞動的結合，分工，機器，改良的方法，化學力和其他自然力的應用，利用交通和運輸工具而達到時間和空間的縮短，以及其他各種發明，科學就是靠這些發明來驅使自然力為勞動服務，勞動的社會性質和協作性質也由於這些發明而得以發展。勞動生產力越高，消耗在壹定量產品上的勞動就越少，因而產品的價值也越小。勞動生產力越低，消耗在同量產品上的勞動就越多，因而產品的價值也越高。
馬克思:《工資、價格和利潤》( 1865年5月20日—6月24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0—51頁。
勞動生產力是由多種情況決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練程度，科學的發展水平和它在工藝上應用的程度，生產過程的社會結合，生產資料的規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條件。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頁。
作為資本關系的基礎和起點的現有的勞動生產率，不是自然的恩惠，而是幾十萬年歷史的恩惠。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86頁。
撇開社會生產的形態的發展程度不說，勞動生產率是同自然條件相聯系的。這些自然條件都可以歸結為人本身的自然(如人種等等)和人的周圍的自然。外界自然條件在經濟上可以分為兩大類:生活資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漁產豐富的水域，等等；勞動資料的自然富源，如奔騰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屬、煤炭等等。在文化初期，第壹類自然富源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在較高的發展階段，第二類自然富源具有決定性的意義。例如，可以用英國同印度比較，或者在古代世界，用雅典、科林斯同黑海沿岸的各國比較。
絕對必需滿足的自然需要的數量越少，土壤自然肥力越大，氣候越好，維持和再生產生產者所必要的勞動時間就越少。因而，生產者在為自己從事的勞動之外來為別人提供的剩余勞動就可以越多。狄奧多魯斯談到古代埃及人時就這樣說過“他們撫養子女所花的力氣和費用少得簡直令人難以相信。他們給孩子隨便煮壹點最簡單的食物；甚至在紙草的下端，只要能用火烤壹烤，也拿來給孩子們吃。此外也給孩子們吃沼澤植物的根和莖，有的生吃，有的煮壹煮或燒壹燒再吃。因為氣候非常溫暖，大多數孩子不穿鞋和衣服。因此父母養大壹個子女的費用總共不超過20德拉馬。埃及有那麼多的人口並有可能興建那麼多宏偉的建築，主要可由此得到說明。”
但是古代埃及能興建這些宏偉建築，與其說是由於埃及人口眾多，還不如說是由於有很大壹部分人口可供支配。單個工人的必要勞動時間越少，他能提供的剩余勞動就越多；同樣，工人人口中為生產必要生活資料所需要的部分越小，可以用於其他事情的部分就越大。
資本主義生產壹旦成為前提，在其他條件不變和工作日保持壹定長度的情況下，剩余勞動量隨勞動的自然條件，特別是隨土壤的肥力而變化。但決不能反過來說，最肥沃的土壤最適合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生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人對自然的支配為前提。過於富饒的自然“使人離不開自然的手，就像小孩子離不開引帶壹樣”。它不能使人自身的發展成為壹種自然必然性。[11]資本的祖國不是草木繁茂的熱帶，而是溫帶。不是土壤的絕對肥力，而是它的差異性和它的自然產品的多樣性，形成社會分工的自然基礎，並且通過人所處的自然環境的變化，促使他們自己的需要、能力、勞動資料和勞動方式趨於多樣化。社會地控制自然力，從而節約地利用自然力，用人力興建大規模的工程以便占有或馴服自然力，——這種必要性在產業史上起著最有決定性的作用。如埃及[12]、倫巴第、荷蘭等地的治水工程就是例子。或者如印度、波斯等地，在那裏人們利用人工渠道進行灌溉，不僅使土地獲得必不可少的水，而且使礦物質肥料同淤泥壹起從山上流下來。興修水利是阿拉伯人統治下的西班牙和西西裏島產業繁榮的秘密。
良好的自然條件始終只提供剩余勞動的可能性，從而只提供剩余價值或剩余產品的可能性，而決不能提供它的現實性。勞動的不同的自然條件使同壹勞動量在不同的國家可以滿足不同的需要量[14]，因而在其他條件相似的情況下，使得必要勞動時間各不相同。這些自然條件只作為自然界限對剩余勞動發生影響，就是說，它們只確定開始為別人勞動的起點。產業越進步，這壹自然界限就越退縮。在西歐社會中，工人只有靠剩余勞動才能買到為維持自己生存而勞動的許可，因此容易產生壹種錯覺，似乎提供剩余產品是人類勞動的壹種天生的性質。[15]但是，我們可以舉出亞洲群島的東部壹些島嶼上的居民的例子。
那裏的森林中長著野生的西米樹。
“居民在西米樹上鉆個孔，確定樹髓已經成熟時，就把樹放到，分成幾段，取出樹髓，再摻水和過濾，就得到完全可以食用的西米粉。從壹棵西米樹上通常可以采得西米粉磅，有時可采得500磅—600磅。那裏的居民到森林去采伐面包，就像我們到森林去砍柴壹樣。”
假定東亞的壹個這樣的面包采伐者為了滿足自己的全部需要，每周需要勞動12小時。
自然的恩惠直接給予他的，是許多閑暇時間。要他把這些閑暇時間用於為自己生產，需要壹系列的歷史條件；要他把這些時間用於為別人從事剩余勞動，需要外部的強制。如果那裏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這個誠實的人為了占有壹個工作日的產品，也許每周就得勞動天。自然的恩惠說明不了，為什麼他現在每周要勞動6天，或者為什麼他要提供5天的剩余勞動。它只是說明，為什麼他的必要勞動時間限於每周壹天。但是，他的剩余產品無論如何不是來自人類勞動的某種天生的神秘性質。
同歷史地發展起來的社會勞動生產力壹樣，受自然制約的勞動生產力也表現為合並勞動的資本的生產力。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86—589頁。
不同的共同體在各自的自然環境中，找到不同的生產資料和不同的生活資料。因此，它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產品，也就各不相同。這種自然的差別，在共同體互相接觸時引起了產品的互相交換，從而使這些產品逐漸轉化為商品。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07頁。
事實上，每壹種特殊的、歷史的生產方式都有其特殊的、歷史地發生作用的人口規律。抽象的人口規律只存在於歷史上還沒有受過人幹涉的動植物界。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28頁。
在古代國家，在希臘和羅馬，采取周期性地建立殖民地形式的強迫移民是社會制度的壹個固定的環節。這兩個國家的整個制度都是建立在人口的壹定限度上的，超過這個限度，古代文明就有毀滅的危險。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這些國家完全不知道在物質生產方面運用科學。為了保存自己的文明，它們就只能有為數不多的公民，否則，它們就得遭受那種把自由民變為奴隸的沉重體力勞動的折磨。由於生產力不夠發展，公民權要由壹種不可違反的壹定的數量對比關系來決定。那時，唯壹的出路就是強迫移民。
也就是這種過剩人口對生產力的壓力，迫使野蠻人從亞洲高原侵入古代世界各國。在這裏，仍舊是同壹個原因在起作用，雖然它的表現形式不同。為了繼續作野蠻人，它們就只能有為數不多的人口。這是壹些從事遊牧、狩獵和戰爭的部落，它們的生產方式使部落的每壹個成員都需要有大片的土地，到現在，北美的印第安部落的情況也還是這樣。這些部落的人口的增長，使它們彼此削減生產所必需的地盤。因此，過剩的人口就不得不進行那種為古代和現代歐洲各民族的形成奠定基礎的、充滿危險的大遷徙。
現代的強迫移民，情況則完全不同。現在，人口的過剩完全不是由於生產力的不足而造成的；相反，正是生產力的增長要求減少人口，借助於饑餓或移民來消除過剩的人口。
現在，不是人口壓迫生產力，而是生產力壓迫人口。
馬克思:《強迫移民。——科蘇特和馬誌尼。——流亡者問題。英國選舉中的賄賂行為。——科布頓先生》( 1853年3月4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10月第1版，第618—619頁。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3-1-20 16:09:16
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的組成部分
科學這種既是觀念的財富同時又是實際的財富的發展，只不過是人的生產力的發展即財富的發展所表現的壹個方面，壹種形式。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選》(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70頁。
同價值轉化為資本時的情形壹樣，在資本的進壹步發展中，我們看到:壹方面，資本是以生產力的壹定的現有的歷史發展為前提的——在這些生產力中也包括科學——；另壹方面，資本又推動和促進生產力向前的發展。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手稿後半部分(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第2版，第94頁。
自然界沒有造出任何機器，沒有造出機車、鐵路、電報、自動走錠精紡機等等。它們是人的產業勞動的產物，是轉化為人的意誌駕馭自然界的器官或者說在自然界實現的人的意誌的器官的自然物質。它們是人的手創造出來的人腦的器官；是對象化的知識力量。
固定資本的發展表明，壹般社會知識，已經在多麼大的程度上變成了直接的生產力，從而社會生活過程的條件本身在多麼大的程度上受到壹般智力的控制並按照這種智力得到改造。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手稿後半部分(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第2版，第102頁。
在固定資本中，勞動的社會生產力表現為資本固有的屬性；它既包括科學的力量，又包括生產過程中社會力量的結合，最後還包括從直接勞動轉移到機器即死的生產力上的技巧。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手稿後半部分(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第2版，第111頁。
人類支配的生產力是無法估量的。資本、勞動和科學的應用，可以使土地的生產能力無限地提高。……資本日益增加，勞動力在隨著人口的增長而增長，科學又日益使自然力受人類支配。這種無法估量的生產能力，壹旦被自覺地運用並為大眾造福，人類肩負的勞動就會很快地減少到最低限度。
恩格斯:《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大約1843年9月底或10月初—年1月中)，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
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第2版，第463—464頁。
勞動生產力是隨著科學和技術的不斷進步而不斷發展的。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98頁。
生產過程成了科學的應用，而科學反過來成了生產過程的因素即所謂職能。每壹項發現都成了新的發明或生產方法的新的改進的基礎。只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才第壹次使自然科學［XX－1262］為直接的生產過程服務，同時，生產的發展反過來又為從理論上征服自然提供了手段。科學獲得的使命是:成為生產財富的手段，成為致富的手段。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61—1863年手稿)〉摘選》( 1861年8月—1863年7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12月第1版，第356—357頁。
產業的向前發展所造成的不變資本的這種節約，具有這樣的特征:在這裏，壹個產業部門利潤率的提高，要歸功於另壹個產業部門勞動生產力的發展。在這裏，資本家得到的好處，又是社會勞動的產物，雖然並不是他自己直接剝削的工人的產物。生產力的這種發展，最終總是歸結為發揮作用的勞動的社會性質，歸結為社會內部的分工，歸結為腦力勞動特別是自然科學的發展。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發表於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96頁。
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的社會。
馬克思:《哲學的貧困》( 1847年上半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602頁。
動物遺骸的結構對於認識已經絕種的動物的機體有重要的意義，勞動資料的遺骸對於判斷已經消亡的經濟的社會形態也有同樣重要的意義。各種經濟時代的區別，不在於生產什麼，而在於怎樣生產，用什麼勞動資料生產。[17]勞動資料不僅是人類勞動力發展的測量器，而且是勞動借以進行的社會關系的指示器。在勞動資料本身中，機械性的勞動資料其總和可稱為生產的骨骼系統和肌肉系統)遠比只是充當勞動對象的容器的勞動資料(如管、桶、籃、罐等，其總和壹般可稱為生產的脈管系統)更能顯示壹個社會生產時代的具有決定意義的特征。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10頁。
蒸汽機和新的工具機把工場手工業變成了現代的大工業，從而使資產階級社會的整個基礎發生了革命。工場手工業時代的遲緩的發展進程轉變成了生產中的狂飆時期。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277頁。
菲勒克就電工技術革命掀起了壹陣喧囂，卻絲毫不理解這件事的意義，這種喧囂只不過是為他出版的小冊子做廣告。但是這件事實際上是壹次巨大的革命，蒸汽機教我們把熱變成機械運動，而電的利用將為我們開辟壹條道路，使壹切形式的能——熱、機械運動、電、磁、光——互相轉化，並在工業中加以利用。循環完成了。德普勒的最新發現在於，能夠把高壓電流在能量損失較小的情況下，通過普通電報線輸送到迄今連做夢也想不到的遠處，並在那壹端加以利用——這件事還只是處於萌芽狀態——，這壹發現使工業徹底擺脫幾乎所有的地方條件的限制，並且使極遙遠的水力的利用成為可能，如果說在最初它只是對城市有利，那麼到最後它必將成為消除城鄉對立的最強有力的杠桿。但是非常明顯的是，生產力將因此得到大發展，以至於越來越不再需要資產階級的管理了。
恩格斯:《恩格斯致愛德華·伯恩施坦》
年2月27日—3月1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99—500頁。
火藥、指南針、印刷術——這是預告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三大發明。火藥把騎士階層炸得粉碎，指南針打開了世界市場並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術則變成新教的工具，總的來說變成科學復興的手段，變成對精神發展創造必要前提的最強大的杠桿。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61—1863年手稿)〉摘選》( 1861年8月—1863年7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12月第1版，第338頁。
各門科學在18世紀已經具有自己的科學形式，因此它們終於壹方面和哲學，另壹方面和實踐結合起來了。科學以哲學為出發點的結果就是唯物主義(牛頓的學說和洛克的學說同樣是唯物主義的前提)、啟蒙運動和法國的政治革命。科學以實踐為出發點的結果就是英國的社會革命。
恩格斯:《英國狀況:十八世紀》(大約1844年1月初—2月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第2版，第536—537頁。
分工，水力特別是蒸汽力的利用，機器裝置的應用，這就是從上世紀中葉起工業用來搖撼世界基礎的三個偉大的杠桿。
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 1844年9月—1845年3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06頁。
自然科學卻通過工業日益在實踐上進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並為人的解放做準備，盡管它不得不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發展。工業是自然界對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學對人的現實的歷史關系。因此，如果把工業看成人的本質力量的公開的展示，那麼自然界的人的本質，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質，也就可以理解了；因此，自然科學將拋棄它的抽象物質的方向，或者更確切地說，是拋棄唯心主義的方向，從而成為人的科學的基礎，正像它現在已經——盡管以異化的形式——成了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礎壹樣；說生活還有別的什麼基礎，科學還有別的什麼基礎——這根本就是謊言。在人類歷史中即在人類社會的形成過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現實的自然界；因此，通過工業——盡管以異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學的自然界。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
年4—8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193頁。
蒸汽、電力和自動走錠紡紗機甚至是比巴爾貝斯、拉斯拜爾和布朗基諸位公民更危險萬分的革命家。
馬克思:《在〈人民報〉創刊紀年會上的演說》( 1856年4月14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9頁。
在馬克思看來，科學是壹種在歷史上起推動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壹門理論科學中的每壹個新發現——它的實際應用也許還根本無法預見——都使馬克思感到衷心喜悅，而當他看到那種對工業、對壹般歷史發展立即產生革命性影響的發現的時候，他的喜悅就非同尋常了。例如，他曾經密切註視電學方面各種發現的進展情況，不久以前，他還密切註視馬賽爾·德普勒的發現。
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 1883年3月18日前後)，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602頁。
如果什麼地方有了新的科學成就，不管能否實際應用[18]，馬克思比誰都感到莫大的喜悅，但是，他把科學首先看成是壹個偉大的歷史杠桿，看成是按最明顯的字面意義而言的革命力量。而且他正是在此意義上，並為此目的，運用他所掌握的淵博的知識，特別是有關歷史的壹切領域的知識。
恩格斯:《馬克思墓前講話草稿》( 1883年3月14—17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4月第2版，第592頁。
費爾巴哈特別談到自然科學的直觀，提到壹些只有物理學家和化學家的眼睛才能識破的秘密，但是如果沒有工業和商業，哪裏會有自然科學呢?甚至這個“純粹的”自然科學也只是由於商業和工業，由於人們的感性活動才達到自己的目的和獲得自己的材料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29頁。
必須研究自然科學各個部門的循序發展。首先是天文學——遊牧民族和農業民族為了定季節，就已經絕對需要它。天文學只有借助於數學才能發展。因此數學也開始發展。——後來，在農業的某壹階段上和在某些地區(埃及的提水灌溉)，特別是隨著城市和大型建築物的出現以及手工業的發展，有了力學。不久，力學又成為航海和戰爭的需要。——力學也需要數學的幫助，因而它又推動了數學的發展。可見，科學的產生和發展壹開始就是由生產決定的。
……
如果說，在中世紀的黑夜之後，科學以意想不到的力量壹下子重新興起，並且以神奇的速度發展起來，那麼，我們要再次把這個奇跡歸功於生產。第壹，從十字軍征討以來，工業有了巨大的發展，並隨之出現許多新的事實，有力學上的(紡織、鐘表制造、磨坊)、化學上的(染色、冶金、釀酒)，也有物理學上的(眼鏡)，這些事實不但提供了大量可供觀察的材料，而且自身也提供了和以往完全不同的實驗手段，並使新的工具的設計成為可能。[19]可以說，真正系統的實驗科學這時才成為可能。第二，這時整個西歐和中歐，包括波蘭在內，已在相互聯系中發展起來，雖然意大利由於自己的從古代流傳下來的文明，還繼續居於首位。第三，地理上的發現——純粹是為了營利，因而歸根到底是為了生產而完成的——又在氣象學、動物學、植物學、生理學(人體)方面，展示了無數在此以前還見不到的材料。第四，印刷機出現了。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 1873—1882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427—428頁。
技術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科學狀況，那麼，科學則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依賴於技術的狀況和需要。社會壹旦有技術上的需要，則這種需要就會比十所大學更能把科學推向前進。整個流體靜力學(托裏拆利等)是由於16世紀和17世紀意大利治理山區河流的需要而產生的。關於電，只是在發現它在技術上的實用價值以後，我們才知道了壹些理性的東西。
可惜在德國，人們撰寫科學史時習慣於把科學看做是從天上掉下來的。
恩格斯:《恩格斯致瓦爾特·博爾吉烏斯》( 1894年1月25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68頁。
生產力的發展是推動社會從低級向高級發展的決定性因素共同體以主體與其生產條件有著壹定的客觀統壹為前提的，或者說，主體的壹定的存在以作為生產條件的共同體本身為前提的所有壹切形式(它們或多或少是自然形成的，但同時也都是歷史過程的結果)，必然地只和有限的而且是原則上有限的生產力的發展相適應。生產力的發展使這些形式解體，而它們的解體本身又是人類生產力的發展。人們先是在壹定的基礎上——起先是自然形成的基礎，然後是歷史的前提——從事勞動的。可是到後來，這個基礎或前提本身就被揚棄，或者說成為對於不斷前進的人群的發展來說過於狹隘的、正在消滅的前提。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選》(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48頁。
重農學派的正確之點在於，剩余價值的全部生產，從而資本的全部發展，按自然基礎來說，實際上都是建立在農業勞動生產率基礎上的。如果人在壹個工作日內，不能生產出比每個勞動者再生產自身所需的生活資料更多的生活資料，在最狹窄的意義上說，也就是生產出更多的農產品，如果他全部勞動力每日的耗費只夠再生產他滿足個人需要所不可缺少的生活資料，那就根本談不上剩余產品，也談不上剩余價值。超過勞動者個人需要的農業勞動生產率，是全部社會的基礎，並且首先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基礎。資本主義生產，使社會中壹個越來越增大的部分，脫離直接生活資料的生產，並且像斯圖亞特所說的那樣，轉化為自由人手，使他們可以在別的部門任人剝削。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發表於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888頁。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3-1-20 16:10:19
社會上的壹部分人用在農業上的全部勞動——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必須足以為整個社會，從而也為非農業勞動者生產必要的食物；也就是使從事農業的人和從事工業的人有實行這種巨大分工的可能，並且也使生產食物的農民和生產原料的農民有實行分工的可能。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發表於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716頁。
如果撇開對外貿易(重農學派為了抽象地考察資產階級社會，完全正確地這樣做了，而且應當這樣做)，那末很明顯，從事加工工業等而完全脫離農業的工人(斯圖亞特稱之為“自由人手”)的數目，取決於農業勞動者所生產的超過自己消費的農產品的數量。
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 1861年8月—1863年7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冊，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第1版，第22頁。
或多或少促進生產的條件，如像亞當·斯密所說的前進的和停滯的社會狀態。要把這些在亞當·斯密那裏作為提示而具有價值的東西提到科學意義上，就得研究在各個民族的發展過程中各個時期的生產率程度——這種研究超出本題的範圍，而這種研究同本題有關的方面，應在敘述競爭、積累等等時來談。
馬克思:《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摘選》導言( 1857年8月下旬)，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0頁。
勞動產品超出維持勞動的費用而形成的剩余，以及社會的生產基金和後備基金靠這種剩余而形成和積累，過去和現在都是壹切社會的、政治的和智力的發展的基礎。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202頁。
如果設想，原有土地面積上的生產率能夠通過發展生產力等(在舊的傳統的耕作方式之下，這種發展恰好是最緩慢的)而提高，那麼，這就意味著會有新的勞動方式，新的勞動結合，每天會有很大壹部分時間用在農業上，等等，而這又會破壞共同體的舊有的經濟條件。在再生產的行為本身中，不但客觀條件改變著，例如鄉村變為城市，荒野變為開墾地，等等，而且生產者也改變著，他煉出新的品質，通過生產而發展和改造著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觀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語言。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選》(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45頁。
如果我們從整體上來考察資產階級社會，那麼社會本身，即處於社會關系中的人本身，總是表現為社會生產過程的最終結果。具有固定形式的壹切東西，例如產品等，在這個運動中只是作為要素，作為轉瞬即逝的要素出現。直接的生產過程本身在這裏只是作為要素出現。生產過程的條件和對象化本身也同樣是它的要素，而作為它的主體出現的只是個人，不過是處於相互關系中的個人，他們既再生產這種相互關系，又新生產這種相互關系。這是他們本身不停頓的運動過程，他們在這個過程中更新他們所創造的財富世界，同樣地也更新他們自身。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選》(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04頁。
各代所遇到的這些生活條件還決定著這樣的情況:歷史上周期性地重演的革命動蕩是否強大到足以摧毀現存壹切的基礎；如果還沒有具備這些實行全面變革的物質因素，就是說，壹方面還沒有壹定的生產力，另壹方面還沒有形成不僅反抗舊社會的個別條件，而且反抗舊的“生活生產”本身、反抗舊社會所依據的“總和活動”的革命群眾，那麼，正如共產主義的歷史所證明的，盡管這種變革的觀念已經表述過千百次，但這對於實際發展沒有任何意義。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45頁。
生產力的發展、腦體分工的消除和共產主義的必然性只要人們還處在自然形成的社會中，就是說，只要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間還有分裂，也就是說，只要分工還不是出於自願，而是自然形成的，那麼人本身的活動對人來說就成為壹種異己的、同他對立的力量，這種力量壓迫著人，而不是人駕馭著這種力量。原來，當分工壹出現之後，任何人都有自己壹定的特殊的活動範圍，這個範圍是強加於他的，他不能超出這個範圍:他是壹個獵人、漁夫或牧人，或者是壹個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資料，他就始終應該是這樣的人。而在共產主義社會裏，任何人都沒有特殊的活動範圍，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門內發展，社會調節著整個生產，因而使我有可能隨自己的興趣今天幹這事，明天幹那事，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從事畜牧，晚飯後從事批判，這樣就不會使我老是壹個獵人、漁夫、牧人或批判者。社會活動的這種固定化，我們本身的產物聚合為壹種統治我們、不受我們控制、使我們的願望不能實現並使我們的打算落空的物質力量，這是迄今為止歷史發展的主要因素之壹。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7頁。
由於分工，藝術天才完全集中在個別人身上，因而廣大群眾的藝術天才受到壓抑。即使在壹定的社會關系裏每壹個人都能成為出色的畫家，但是這決不排斥每壹個人也成為獨創的畫家的可能性，因此，“人的”和“唯壹者的”勞動的區別在這裏也毫無意義了。
在共產主義的社會組織中，完全由分工造成的藝術家屈從於地方局限性和民族局限性的現象無論如何會消失掉，個人局限於某壹藝術領域，僅僅當壹個畫家、雕刻家等等，因而只用他的活動的壹種稱呼就足以表明他的職業發展的局限性和他對分工的依賴這壹現象，也會消失掉。在共產主義社會裏，沒有單純的畫家，只有把繪畫作為自己多種活動中的壹項活動的人們。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1846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460頁。
社會為生產小麥、牲畜等所需要的時間越少，它所贏得的從事其他生產，物質的或精神的生產的時間就越多。正像在單個人的場合壹樣，社會發展、社會享用和社會活動的全面性，都取決於時間的節省。壹切節約歸根到底都歸結為時間的節約。正像單個人必須正確地分配自己的時間，才能以適當的比例獲得知識或滿足對他的活動所提出的各種要求壹樣，社會必須合乎目的地分配自己的時間，才能實現符合社會全部需要的生產。因此，時間的節約，以及勞動時間在不同的生產部門之間有計劃的分配，在共同生產的基礎上仍然是首要的經濟規律。這甚至在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成為規律。然而，這同用勞動時間計量交換價值(勞動或勞動產品)有本質［Ⅰ－28］區別。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選》(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7頁。
在必要勞動時間之外，為整個社會和社會的每個成員創造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即為個人生產力的充分發展，因而也為社會生產力的充分發展創造廣闊余地)，這樣創造的非勞動時間，從資本的立場來看，和過去的壹切階段壹樣，表現為少數人的非勞動時間，自由時間。資本還添加了這樣壹點:它采用技藝和科學的壹切手段，來增加群眾的剩余勞動時間，因為它的財富直接在於占有剩余勞動時間，因為它的直接目的是價值，而不是使用價值。
於是，資本就違背自己的意誌，成了為社會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創造條件的工具，使整個社會的勞動時間縮減到不斷下降的最低限度，從而為全體［社會成員］本身的發展騰出時間。但是，資本的趨勢始終是:壹方面創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另壹方面是把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變為剩余勞動。如果它在第壹個方面太成功了，那末，它就要吃到生產過剩的苦頭，這時必要勞動就會中斷，因為資本無法實現剩余勞動。
這個矛盾越發展，下述情況就越明顯:生產力的增長再也不能被占有他人的剩余勞動所束縛了，工人群眾自己應當占有自己的剩余勞動。當他們已經這樣做的時候，——這樣壹來，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就不再是對立的存在物了——，那時，壹方面，社會的個人的需要將成為必要勞動時間的尺度；另壹方面，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將如此迅速，以致盡管生產將以所有的人富裕為目的，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還是會增加。因為真正的財富就是所有個人的發達的生產力。那時，財富的尺度［Ⅶ－4］決不再是勞動時間，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選》(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99—200頁。
真正的經濟——節約——是勞動時間的節約(生產費用的最低限度——和降到最低限度)。而這種節約就等於發展生產力。可見，決不是禁欲，而是發展生產力，發展生產的能力，因而既是發展消費的能力，又是發展消費的資料。消費的能力是消費的條件，因而是消費的首要手段，而這種能力是壹種個人才能的發展，生產力的發展。
節約勞動時間等於增加自由時間，即增加使個人得到充分發展的時間，而個人的充分發展又作為最大的生產力反作用於勞動生產力。從直接生產過程的角度來看，節約勞動時間可以看做生產固定資本，這種固定資本就是人本身。
此外，直接的勞動時間本身不可能像從資產階級經濟學的觀點出發所看到的那樣永遠同自由時間處於抽象對立中，這是不言而喻的。勞動不可能像傅立葉所希望的那樣成為遊戲，——不過，他能宣布最終目的不是把分配，而是把生產方式本身提到更高的形式，這依然是他的壹大功績。自由時間——不論是閑暇時間還是從事較高級活動的時間——自然要把占有它的人變為另壹主體，於是他作為這另壹主體又加入直接生產過程。對於正在成長的人來說，這個直接生產過程同時就是訓練，而對於頭腦裏具有積累起來的社會知識的成年人來說，這個過程就是［知識的］運用，實驗科學，有物質創造力的和對象化中的科學。對於這兩種人來說，只要勞動像在農業中那樣要求實際動手和自由活動，這個過程同時就是身體鍛煉。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選》(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03—204頁。
更確切的表述是:剩余勞動時間是勞動群眾超出再生產他們自己的勞動能力、他們本身的存在所需要的量即超出必要勞動而勞動的時間，這壹表現為剩余價值的剩余勞動時間，同時物化為剩余產品，並且這種剩余產品是除勞動階級外的壹切階級存在的物質基礎，是社會整個上層建築存在的物質基礎。同時，剩余產品把時間遊離出來，給不勞動階級提供了發展其他能力的自由支配的時間。因此，在壹方產生剩余勞動時間，同時在另壹方產生自由時間。整個人類的發展，就其超出人的自然存在所直接需要的發展來說，無非是對這種自由時間的運用，並且整個人類發展的前提就是把這種自由時間作為必要的基礎。可見，社會的自由時間的產生是靠非自由時間的產生，是靠工人超出維持他們本身的生存所需要的勞動時間而延長的勞動時間的產生。同壹方的自由時間相應的是另壹方的被奴役的時間。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61—1863年手稿)》( 1861年8月—1863 年7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第2版，第215頁。
社會的現實財富和社會再生產過程不斷擴大的可能性，並不是取決於剩余勞動時間的長短，而是取決於剩余勞動的生產率和進行這種剩余勞動的生產條件的優劣程度。事實上，自由王國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規定要做的勞動終止的地方才開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來說，它存在於真正物質生產領域的彼岸。像野蠻人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為了維持和再生產自己的生命，必須與自然搏鬥壹樣，文明人也必須這樣做；而且在壹切社會形式中，在壹切可能的生產方式中，他都必須這樣做。這個自然必然性的王國會隨著人的發展而擴大，因為需要會擴大；但是，滿足這種需要的生產力同時也會擴大。這個領域內的自由只能是: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把它置於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作為壹種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於和最適合於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換。但是，這個領域始終是壹個必然王國。在這個必然王國的彼岸，作為目的本身的人類能力的發揮，真正的自由王國，就開始了。但是，這個自由王國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國的基礎上，才能繁榮起來。工作日的縮短是根本條件。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發表於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928—929頁。
個人力量(關系)由於分工而轉化為物的力量這壹現象，不能靠人們從頭腦裏拋開關於這壹現象的壹般觀念的辦法來消滅，而只能靠個人重新駕馭這些物的力量，靠消滅分工的辦法來消滅[20]。沒有共同體，這是不可能實現的。只有在共同體中，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說，只有在共同體中才可能有個人自由。在過去的種種冒充的共同體中，如在國家等等中，個人自由只是對那些在統治階級範圍內發展的個人來說是存在的，他們之所以有個人自由，只是因為他們是這壹階級的個人。從前各個人聯合而成的虛假的共同體，總是相對於各個人而獨立的；由於這種共同體是壹個階級反對另壹個階級的聯合，因此對於被統治的階級來說，它不僅是完全虛幻的共同體，而且是新的桎梏。在真正的共同體的條件下，各個人在自己的聯合中並通過這種聯合獲得自己的自由。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0—571頁。
過去的在分工條件中進行的壹切革命，都不能不導致新的政治機構的產生；從那裏也可以得出結論說，消滅分工的共產主義革命，最終會消除政治機構；最後，從這裏也可以看出，共產主義革命並不是和“社會天才的發明才幹所創造的那些社會結構”相適應，而是和生產力相適應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1846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442頁。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3-1-20 16:11:55
隨著大工業的發展，現實財富的創造較少地取決於勞動時間和已耗費的勞動量，較多地取決於在勞動時間內所運用的作用物的力量，而這種作用物自身——它們的巨大效率——又和生產它們所花費的直接勞動時間不成比例，而是取決於科學的壹般水平和技術進步。或者說取決於這種科學在生產上的應用。(這種科學，特別是自然科學以及和它有關的其他壹切科學的發展，本身又和物質生產的發展相適應。)…………勞動表現為不再像以前那樣被包括在生產過程中，相反的，表現為人以生產過程的監督者和調節者的身份同生產過程本身發生關系。(關於機器體系所說的這些情況，同樣適用於人們活動的結合和人類交往的發展。)這裏已經不再是工人把改變了形態的自然物作為中間環節放在自己和對象之間，而是工人把［VII—3］由他改變為工業過程的自然過程作為中介放在自己和被他支配的無機自然界之間。工人不再是生產過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站在生產過程的旁邊。
在這個轉變中，表現為生產和財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勞動，也不是人從事勞動的時間，而是對人本身的壹般生產力的占有，是人對自然界的了解和通過人作為社會體的存在來對自然界的統治，總之，是社會個人的發展。現今財富的基礎是盜竊他人的勞動時間，這同新發展起來的由大工業本身創造的基礎相比，顯得太可憐了。壹旦直接形式的勞動不再是財富的巨大源泉，勞動時間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財富的尺度，因而交換價值也不再是使用價值的尺度。群眾的剩余勞動不再是壹般財富發展的條件，同樣，少數人的非勞動不再是人類頭腦的壹般能力發展的條件。於是，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生產便會崩潰，直接的物質生產過程本身也擺脫了貧困和對抗性的形式。
個性得到自由發展，因此，並不是為了獲得剩余勞動而縮減必要勞動時間，而是直接把社會必要勞動縮減到最低限度，那時，與此相適應，由於給所有的人騰出了時間和創造了手段，個人會在藝術、科學等方面得到發展。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手稿後半部分(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第2版，第100—101頁。
在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在迫使個人奴隸般地服從分工的情形已經消失，從而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也隨之消失後；在勞動已經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壹需要之後；在隨著個人的全面發展，他們的[21]生產力也增長起來，而集體財富的壹切源泉都充分湧流之後，——只有在那個時候，才能完全超出資產階級權利的狹隘眼界，社會才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大約1875年4月底—5月7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435—436頁。
二)生產關系
生產資料所有者同直接生產者之間的關系是基本的生產關系在任何情況下，個人總是“從自己出發的”，但由於從他們彼此不需要發生任何聯系這個意義上來說他們不是唯壹的，由於他們的需要即他們的本性，以及他們求得滿足的方式，把他們聯系起來(兩性關系、交換、分工)，所以他們必然要發生相互關系。但由於他們相互間不是作為純粹的我，而是作為處在生產力和需要的壹定發展階段上的個人而發生交往的，同時由於這種交往又決定著生產和需要，所以正是個人相互間的這種私人的個人的關系、他們作為個人的相互關系，創立了——並且每天都在重新創立著——現存的關系。他們是以他們曾是的樣子而互相交往的，他們是如他們曾是的樣子而“從自己”出發的，至於他們曾有什麼樣子的“人生觀”，則是無所謂的。這種“人生觀”——即使是被哲學家所曲解的——當然總是由他們的現實生活決定的。顯然，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壹個人的發展取決於和他直接或間接進行交往的其他壹切人的發展；彼此發生關系的個人的世世代代是相互聯系的，後代的肉體的存在是由他們的前代決定的，後代繼承著前代積累起來的生產力和交往形式，這就決定了他們這壹代的相互關系。總之，我們可以看到，發展不斷地進行著，單個人的歷史決不能脫離他以前的或同時代的個人的歷史，而是由這種歷史決定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1846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14—515頁。
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壹定的關系下，他才成為奴隸。紡紗機是紡棉花的機器。只有在壹定的關系下，它才成為資本。脫離了這種關系，它也就不是資本了，就像黃金本身並不是貨幣，砂糖並不是砂糖的價格壹樣。
人們在生產中不僅僅影響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響。[22]他們只有以壹定的方式共同活動和互相交換其活動，才能進行生產。為了進行生產，人們相互之間便發生壹定的聯系和關系；只有在這些社會聯系和社會關系的範圍內，才會有他們對自然界的影響，[23]才會有生產。
生產者相互發生的這些社會關系，他們借以互相交換其活動和參與全部生產活動的條件，當然依照生產資料的性質而有所不同。隨著新作戰工具即射擊火器的發明，軍隊的整個內部組織就必然改變了，各個人借以組成軍隊並能作為軍隊行動的那些關系就改變了，各個軍隊相互間的關系也發生了變化。
因此，各個人借以進行生產的社會關系，即社會生產關系，是隨著物質生產資料、生產力的變化和發展而變化和改變的。生產關系總合起來就構成所謂社會關系，構成所謂社會，並且是構成壹個處於壹定歷史發展階段上的社會，具有獨特的特征的社會。古典古代社會、封建社會和資產階級社會都是這樣的生產關系的總和，而其中每壹個生產關系的總和同時又標誌著人類歷史發展中的壹個特殊階段。
馬克思:《雇傭勞動和資本》( 1847年12月下半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723—724頁。
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壹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誌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壹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壹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 1859年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91頁。
任何時候，我們總是要在生產條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產者的直接關系——這種關系的任何當時的形式必然總是同勞動方式和勞動社會生產力的壹定的發展階段相適應——當中，為整個社會結構，從而也為主權關系和依附關系的政治形式，總之，為任何當時的獨特的國家形式，發現最隱蔽的秘密，發現隱藏著的基礎。不過，這並不妨礙相同的經濟基礎——按主要條件來說相同——可以由於無數不同的經驗的情況，自然條件，種族關系，各種從外部發生作用的歷史影響，等等，而在現象上顯示出無窮無盡的變異和色彩差異，這些變異和差異只有通過對這些經驗上已存在的情況進行分析才可以理解。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發表於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894—895頁。
我們視之為社會歷史的決定性基礎的經濟關系，是指壹定社會的人們生產生活資料和彼此交換產品(在有分工的條件下)的方式。因此，這裏包括生產和運輸的全部技術。這種技術，照我們的觀點看來，也決定著產品的交換方式以及分配方式，從而在氏族社會解體後也決定著階級的劃分，決定著統治關系和奴役關系，決定著國家、政治、法等等。此外，在經濟關系中還包括這些關系賴以發展的地理基礎和事實上由過去沿襲下來的先前各經濟發展階段的殘余(這些殘余往往只是由於傳統或惰性才繼續保存著)，當然還包括圍繞著這壹社會形式的外部環境。
恩格斯:《恩格斯致瓦爾特·博爾吉烏斯》( 1894年1月25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67頁。
生產對分配、交換和消費的決定作用
我們得到的結論並不是說，生產、分配、交換、消費是同壹的東西，而是說，它們構成壹個總體的各個環節，壹個統壹體內部的差別。生產既支配著與其他要素相對而言的生產自身，也支配著其他要素。過程總是從生產重新開始。交換和消費不能是起支配作用的東西，這是不言而喻的。分配，作為產品的分配，也是這樣。而作為生產要素的分配，它本身就是生產的壹個要素。因此，壹定的生產決定壹定的消費、分配、交換和這些不同要素相互間的壹定關系。當然，生產就其單方面形式來說也決定於其他要素。例如，當市場擴大，即交換範圍擴大時，生產的規模也就增大，生產也就分得更細。隨著分配的變動，例如，隨著資本的積聚，隨著城鄉人口的不同的分配，等等，生產也就發生變動。最後，消費的需要決定著生產。不同要素之間存在著相互作用。每壹個有機整體都是這樣。
馬克思:《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摘選》導言( 1857年8月下旬)，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3頁。
我較為詳細地壹方面談到“不折不扣的勞動所得”，另壹方面談到“平等的權利”和“公平的分配”，是為了指出這些人犯了多麼大的罪，他們壹方面企圖把那些在某個時期曾經有壹定意義，而現在已變成陳詞濫調的見解作為教條重新強加於我們黨；另壹方面又用民主主義者和法國社會主義者所慣用的、憑空想象的關於權利等的廢話，來歪曲那些花費了很大力量才灌輸給黨而現在已在黨內紮了根的現實主義觀點。
除了上述壹切之外，在所謂分配問題上大做文章並把重點放在它上面，那也是根本錯誤的。
消費資料的任何壹種分配，都不過是生產條件本身分配的結果；而生產條件的分配，則表現生產方式本身的性質。例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是:生產的物質條件以資本和地產的形式掌握在非勞動者手中，而人民大眾所有的只是生產的人身條件，即勞動力。
既然生產的要素是這樣分配的，那麼自然就產生現在這樣的消費資料的分配。如果生產的物質條件是勞動者自己的集體財產，那麼同樣要產生壹種和現在不同的消費資料的分配。
庸俗的社會主義者仿效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壹部分民主派又仿效庸俗社會主義)把分配看成並解釋成壹種不依賴於生產方式的東西，從而把社會主義描寫為主要是圍繞著分配兜圈子。既然真實的關系早已弄清楚了，為什麼又要開倒車呢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大約1875年4月底—5月7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436頁。
如果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生產條件的這種壹定的社會形式為前提，那麼，它會不斷地把這種形式再生產出來。它不僅生產出物質的產品，而且不斷地再生產出產品在其中生產出來的那種生產關系，因而也不斷地再生產出相應的分配關系。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發表於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995頁。
工資以雇傭勞動為前提，利潤以資本為前提。因此，這些壹定的分配形式是以生產條件的壹定的社會性質和生產當事人之間的壹定的社會關系為前提的。因此，壹定的分配關系只是歷史地規定的生產關系的表現。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發表於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998頁。
只有在最後階段上，當產品直接為了消費而交換的時候，交換才表現為獨立於生產之旁，與生產漠不相幹。但是，( 1)如果沒有分工，不論這種分工是自然發生的或者本身已經是歷史的結果，也就沒有交換； ( 2)私人交換以私人生產為前提； ( 3)交換的深度、廣度和方式都是由生產的發展和結構決定的。例如，城鄉之間的交換，鄉村中的交換，城市中的交換，等等。可見，交換就其壹切要素來說，或者是直接包含在生產之中，或者是由生產決定。
馬克思:《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摘選》導言( 1857年8月下旬)，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3頁。
凡是存在著社會規模的分工的地方，局部勞動過程也都成為相互獨立的。生產歸根到底是決定性的東西。但是，產品貿易壹旦離開本來的生產而獨立起來，它就循著本身的運動方向運行，這壹運動總的說來是受生產運動支配的，但是在單個的情況下和在這個總的隸屬關系以內，它畢竟還是循著這個新因素的本性所固有的規律運行的，這個運動有自己的階段，並且也對生產運動起反作用。美洲的發現是先前就已經驅使葡萄牙人到非洲去的那種黃金欲所促成的(參看澤特貝爾《貴金屬的生產》)，因為14世紀和15世紀蓬勃發展的歐洲工業以及與之相適應的貿易，要求有更多的交換手段，這是德國——1450—1550年的白銀大國——所提供不出來的。葡萄牙人、荷蘭人和英國人在1500—1800年間侵占印度，目的是要從印度輸入，誰也沒有想到要向那裏輸出。但是這些純粹由貿易利益促成的發現和侵略，終歸還是對工業起了極大的反作用:只是由於有向這些國家輸出的需要，才創立和發展了大工業。
貨幣市場也是如此。貨幣貿易同商品貿易壹分離，它就有了——在生產和商品貿易所決定的壹定條件下並在這壹範圍內——它自己的發展，它自己的本性所決定的特殊規律和獨特階段。此外，貨幣貿易在這種進壹步的發展中擴大到證券貿易，這些證券不僅是國家證券，而且也包括工業和運輸業的股票，因而總的說來支配著貨幣貿易的生產，有壹部分就為貨幣貿易所直接支配，這樣貨幣貿易對於生產的反作用就變得更為厲害而復雜了。金融家是鐵路、礦山、鋼鐵廠等的所有者。這些生產資料獲得了雙重的性質:它們的經營時而應當適合於直接生產的利益，時而應當適合於股東(就他們同時是金融家而言)的需要。
關於這壹點，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北美的鐵路。這些鐵路的經營完全取決於傑·古爾德、萬德比爾特這樣壹些人當前的交易所業務——這種業務同某條特定的鐵路及其作為交通工具來經營的利益是完全不相幹的。甚至在英國這裏我們也看到過各個鐵路公司為了劃分地盤而進行的長達數十年之久的鬥爭，這種鬥爭耗費了巨額資金，它並不是為了生產和運輸的利益，而完全是由於競爭造成的，這種競爭往往只有壹個目的，即讓握有股票的金融家便於經營交易所業務。
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 1890年10月27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95—596頁。
消費創造出新的生產的需要，也就是創造出生產的觀念上的內在動機，後者是生產的前提。消費創造出生產的動力；它也創造出在生產中作為決定目的的東西而發生作用的對象。如果說，生產在外部提供消費的對象是顯而易見的，那麼，［M—8］同樣顯而易見的是，消費在觀念上提出生產的對象，把它作為內心的圖像、作為需要、作為動力和目的提出來。消費創造出還是在主觀形式上的生產對象。沒有需要，就沒有生產。而消費則把需要再生產出來。
馬克思:《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摘選》導言( 1857年8月下旬)，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5頁。
由於生產的極限並不取決於挨餓的肚子的數目，而取決於有購買力的有支付能力的錢袋的數目。
恩格斯:《恩格斯致弗裏德裏希·阿爾伯特·朗格》( 1865年3月29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26頁。
生產力的不同水平決定分工的不同階段；分工的不同階段決定所有制的不同形式
分工起初只是性行為方面的分工，後來是由於天賦(例如體力)、需要、偶然性等才自發地或“自然地”形成分工。分工只是從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分離的時候起才真正成為分工。[24]……
……與這種分工同時出現的還有分配，而且是勞動及其產品的不平等的分配(無論在數量上或質量上) ；因而產生了所有制，它的萌芽和最初形式在家庭中已經出現，在那裏妻子和兒女是丈夫的奴隸。家庭中這種誠然還非常原始和隱蔽的奴隸制，是最初的所有制，但就是這種所有制也完全符合現代經濟學家所下的定義，即所有制是對他人勞動力的支配。其實，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達方式，對同壹件事情，壹個是就活動而言，另壹個是就活動的產品而言。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4—536頁。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3-1-20 16:13:06
分工的各個不同發展階段，同時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種不同形式。這就是說，分工的每壹個階段還決定個人在勞動材料、勞動工具和勞動產品方面的相互關系。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21頁。
桑喬並不希望兩個個人以資產者和無產者的身份處於相互“對立”的地位，他反對資產者比無產者“先有”的那種“特殊的東西”；他希望他們保持壹種單純私人的關系，希望他們彼此之間只作為個人進行交往。他沒有註意到:在分工的範圍內，私人關系必然地、不可避免地會發展為階級關系，並作為這樣的關系固定下來。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1846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13頁。
就個人自身來考察個人，個人就是受分工支配的，分工使他變成片面的人，使他畸形發展，使他受到限制。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1846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14頁。
分工，分工的階段依賴於當時生產力的發展水平。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87頁。
各民族之間的相互關系取決於每壹個民族的生產力、分工和內部交往的發展程度。這個原理是公認的。然而不僅壹個民族與其他民族的關系，而且這個民族本身的整個內部結構也取決於自己的生產以及自己內部和外部的交往的發展程度。壹個民族的生產力發展的水平，最明顯地表現於該民族分工的發展程度。任何新的生產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產力單純的量的擴大(例如，開墾土地)，都會引起分工的進壹步發展。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20頁。
勞動的組織和劃分視其所擁有的工具而各有不同。手推磨所決定的分工不同於蒸汽磨所決定的分工。因此，先從壹般的分工開始，以便隨後從分工得出壹種特殊的生產工具——機器，這簡直是對歷史的侮辱。
機器正像拖犁的牛壹樣，並不是壹個經濟範疇。機器只是壹種生產力。以應用機器為基礎的現代工廠才是社會生產關系，才是經濟範疇。
馬克思:《哲學的貧困》( 1847年上半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622頁。
在此以前，階級的形成的壹切萌芽，還都只是與生產相聯系的；它們把從事生產的人分成了領導者和執行者，或者分成了規模較大和較小的生產者。這裏首次出現壹個階級，它根本不參與生產，但完全奪取了生產的領導權，並在經濟上使生產者服從自己；它成了每兩個生產者之間的不可缺少的中間人，並對他們雙方都進行剝削。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 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85頁。
在埃及有過勞動和分工，因此有等級；在希臘和羅馬有過勞動和分工，因此有自由民和奴隸；在中世紀有過勞動和分工，因此有封建主和農奴、行會、等級等等。在我們這個時代也有勞動和分工，因此也就有階級，其中壹個階級占有全部生產工具和生活資料，另壹個階級只有出賣自己的勞動才能生存，而出賣勞動也只有當購買勞動能使雇主階級發財時才有可能。
馬克思:《孟德斯鳩第五十六》
年1月20—21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年8月第1版，第221頁。
分工的各個不同發展階段，同時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種不同形式。這就是說，分工的每壹個階段還決定個人在勞動材料、勞動工具和勞動產品方面的相互關系。
第壹種所有制形式是部落［stamm］所有制。這種所有制與生產的不發達階段相適應，當時人們靠狩獵、捕魚、畜牧，或者最多靠耕作為生。在人們靠耕作為生的情況下，這種所有制是以有大量未開墾的土地為前提的。在這個階段，分工還很不發達，僅限於家庭中現有的自然形成的分工的進壹步擴大。因此，社會結構只限於家庭的擴大:父權制的部落首領，他們管轄的部落成員，最後是奴隸。潛在於家庭中的奴隸制，是隨著人口和需求的增長，隨著戰爭和交易這種外部交往的擴大而逐漸發展起來的。
第二種所有制形式是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國家所有制。這種所有制首先是由於幾個部落通過契約或征服聯合為壹個城市而產生的。在這種所有制下仍然保存著奴隸制。
除公社所有制以外，動產私有制以及後來的不動產私有制已經發展起來，但它們是作為壹種反常的、從屬於公社所有制的形式發展起來的。公民僅僅共同擁有支配自己那些做工的奴隸的權力，因此受公社所有制形式的約束。這是積極公民的壹種共同私有制，他們面對著奴隸不得不保存這種自然形成的聯合方式。因此，建築在這個基礎上的整個社會結構，以及與此相聯系的人民權力，隨著私有制，特別是不動產私有制的發展而逐漸趨向衰落。
分工已經比較發達。城鄉之間的對立已經產生，後來，壹些代表城市利益的國家同另壹些代表鄉村利益的國家之間的對立出現了。在城市內部存在著工業和海外貿易之間的對立。
公民和奴隸之間的階級關系已經充分發展。
……
第三種形式是封建的或等級的所有制。古代的起點是城市及其狹小的領域，中世紀的起點則是鄉村。地曠人稀，居住分散，而征服者也沒有使人口大量增加，——這種情況決定了起點有這樣的變化。因此，與希臘和羅馬相反，封建制度的發展是在壹個寬廣得多的、由羅馬的征服以及起初就同征服聯系在壹起的農業的普及所準備好了的地域中開始的。趨於衰落的羅馬帝國的最後幾個世紀和蠻族對它的征服本身，使得生產力遭到了極大的破壞；農業衰落了，工業由於缺乏銷路而壹蹶不振，商業停滯或被迫中斷，城鄉居民減少了。這些情況以及受其制約的進行征服的組織方式，在日耳曼人的軍事制度的影響下，發展了封建所有制。這種所有制像部落所有制和公社所有制壹樣，也是以壹種共同體為基礎的。但是作為直接進行生產的階級而與這種共同體對立的，已經不是與古典古代的共同體相對立的奴隸，而是小農奴。隨著封建制度的充分發展，也產生了與城市對立的現象。
土地占有的等級結構以及與此相聯系的武裝扈從制度使貴族掌握了支配農奴的權力。這種封建結構同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壹樣，是壹種聯合，其目的在於對付被統治的生產者階級；只是聯合的形式和對於直接生產者的關系有所不同，因為出現了不同的生產條件。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21—522頁。
所有制的最初形式，無論是在古典古代世界或中世紀，都是部落所有制，這種所有制在羅馬人那裏主要是由戰爭決定的，而在日耳曼人那裏則是由畜牧業決定的。在古典古代民族中，壹個城市裏聚居著幾個部落，因此部落所有制就具有國家所有制的形式，而個人的權利則局限於簡單的占有，但是這種占有也和壹般部落所有制壹樣，僅僅涉及地產。無論在古代或現代民族中，真正的私有制只是隨著動產的出現才開始的。……在起源於中世紀的民族那裏，部落所有制經過了幾個不同的階段——封建地產，同業公會的動產，工場手工業資本——才發展為由大工業和普遍競爭所引起的現代資本，即變為拋棄了共同體的壹切外觀並消除了國家對所有制發展的任何影響的純粹私有制。現代國家是與這種現代私有制相適應的。現代國家由於稅收而逐漸被私有者所操縱，由於國債而完全歸他們掌握；現代國家的存在既然受到交易所內國家證券行市漲落的調節，所以它完全依賴於私有者即資產者提供給它的商業信貸。因為資產階級已經是壹個階級，不再是壹個等級了，所以它必須在全國範圍內而不再是在壹個地域內組織起來，並且必須使自己通常的利益具有壹種普遍的形式。由於私有制擺脫了共同體，國家獲得了和市民社會並列並且在市民社會之外的獨立存在；實際上國家不外是資產者為了在國內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財產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壹種組織形式。目前國家的獨立性只有在這樣的國家裏才存在:在那裏，等級還沒有完全發展成為階級；在那裏，比較先進的國家中已被消滅的等級還起著某種作用，並且那裏存在某種混合體，因此在這樣的國家裏居民的任何壹部分也不可能對居民的其他部分進行統治。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83—584頁。
在所有以自然分工為基礎的社會裏，產品支配著生產者，因而在某種程度上，生產資料至少在某些場合也支配著生產者:在中世紀，土地支配著農民，農民只是土地的附屬物；手工工具支配著行會手工業者。分工是勞動資料對工人的直接支配，雖然這並不是資本主義意義上的支配。
恩格斯:《恩格斯致卡爾·考茨基》( 1884年6月26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年10月第1版，第169頁。
消滅城鄉之間的對立，是共同體的首要條件之壹，這個條件又取決於許多物質前提，而且任何人壹看就知道，這個條件單靠意誌是不能實現的(這些條件還須詳加探討)。城市和鄉村的分離還可以看做是資本和地產的分離，看做是資本不依賴於地產而存在和發展的開始，也就是僅僅以勞動和交換為基礎的所有制的開始。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57頁。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3-1-20 16:14:10
三)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作用與反作用關系
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
生產力與交往形式的關系就是交往形式與個人的行動或活動的關系。［這種活動的基本形式當然是物質活動，壹切其他的活動，如精神活動、政治活動、宗教活動等都取決於它。當然，物質生活的這樣或那樣的形式，每次都取決於已經發達的需求，而這些需求的產生，也像它們的滿足壹樣，本身是壹個歷史過程，這種歷史過程在羊或狗那裏是沒有的這是施蒂納頑固地提出來反對人的主要論據[25])，盡管羊或狗的目前形象無疑是歷史過程的產物——誠然，不以它們的意願為轉移。］個人相互交往的條件，在上述這種矛盾產生以前，是與他們的個性相適合的條件，對於他們來說不是什麼外部的東西；在這些條件下，生存於壹定關系中的壹定的個人獨立生產自己的物質生活以及與這種物質生活有關的東西，因而這些條件是個人的自主活動的條件，並且是由這種自主活動產生出來的[26]。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5頁。
這樣，為了正確地判斷封建的生產，必須把它當做以對抗為基礎的生產方式來考察。
必須指出，財富怎樣在這種對抗中間形成，生產力怎樣和階級對抗同時發展，這些階級中壹個代表著社會上壞的、有害方面的階級怎樣不斷地成長，直到它求得解放的物質條件最後成熟。這難道不是說，生產方式，生產力在其中發展的那些關系，並不是永恒的規律，而是同人們及其生產力的壹定發展相適應的東西，人們生產力的壹切變化必然引起他們的生產關系的變化嗎?由於最重要的是不使文明的果實——已經獲得的生產力被剝奪，所以必須粉碎生產力在其中產生的那些傳統形式。從此以後，革命階級將成為保守階級。
馬克思:《哲學的貧困》( 1847年上半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613—614頁。
總之，地租、利潤等這些私有財產的現實存在形式是與生產的壹定階段相適應的社會關系，只有當這些關系還沒有成為現有生產力的桎梏時，它們才是“個人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1846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255頁。
經濟學家蒲魯東先生非常明白，人們是在壹定的生產關系中制造呢絨、麻布和絲織品的。但是他不明白，這些壹定的社會關系同麻布、亞麻等壹樣，也是人們生產出來的。社會關系和生產力密切相連。隨著新生產力的獲得，人們改變自己的生產方式，隨著生產方式即謀生的方式的改變，人們也就會改變自己的壹切社會關系。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的社會。
人們按照自己的物質生產率[27]建立相應的社會關系，正是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會關系創造了相應的原理、觀念和範疇。
所以，這些觀念、範疇也同它們所表現的關系壹樣，不是永恒的。它們是歷史的、暫時的產物。
生產力的增長、社會關系的破壞、觀念的形成都是不斷運動的，只有運動的抽象即“不死的死”才是停滯不動的。
馬克思:《哲學的貧困》( 1847年上半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602—603頁。
蒲魯東先生混淆了思想和事物。人們永遠不會放棄他們已經獲得的東西，然而這並不是說，他們永遠不會放棄他們在其中獲得壹定生產力的那種社會形式。恰恰相反。為了不致喪失已經取得的成果，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實，人們在他們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適合於既得的生產力時，就不得不改變他們繼承下來的壹切社會形式。——我在這裏使用“commerce”壹詞是就它的最廣泛的意義而言，就像在德文中使用“Verkehr”壹詞那樣。例如:各種特權、行會和公會的制度、中世紀的全部規則，曾是唯壹適應於既得的生產力和產生這些制度的先前存在的社會狀況的社會關系。在行會制度及各種規則的保護下積累了資本，發展了海上貿易，建立了殖民地，而人們如果想把這些果實賴以成熟起來的那些形式保存下去，他們就會失去這壹切果實。於是就爆發了兩次霹靂般的震動，即年和1688年的革命。壹切舊的經濟形式、壹切和這些形式相適應的社會關系、曾經是舊市民社會的正式表現的政治國家，當時在英國都被破壞了。可見，人們借以進行生產、消費和交換的經濟形式是暫時的和歷史性的形式。隨著新的生產力的獲得，人們便改變自己的生產方式，而隨著生產方式的改變，他們便改變所有不過是這壹特定生產方式的必然關系的經濟關系。
馬克思:《馬克思致帕維爾·瓦西裏耶維奇·安年科夫》( 1846年12月28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3—44頁。
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
生產力和交往形式之間的這種矛盾——正如我們所見到的，它在迄今為止的歷史中曾多次發生過，然而並沒有威脅交往形式的基礎——，每壹次都不免要爆發為革命，同時也采取各種附帶形式。如沖突的總和，不同階級之間的沖突，意識的矛盾，思想的鬥爭，政治鬥爭，等等。
因此，按照我們的觀點，壹切歷史沖突都根源於生產力和交往形式之間的矛盾。此外，不壹定非要等到這種矛盾在某壹國家發展到極端尖銳的地步，才導致這個國家內發生沖突。由廣泛的國際交往所引起的同工業比較發達的國家的競爭，就足以使工業比較不發達的國家內產生類似的矛盾(例如，英國工業的競爭使德國潛在的無產階級顯露出來了)。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7—568頁。
由此可見，資產階級賴以形成的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是在封建社會裏造成的。在這些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發展的壹定階段上，封建社會的生產和交換在其中進行的關系，封建的農業和工場手工業組織，壹句話，封建的所有制關系，就不再適應已經發展的生產力了。這種關系已經阻礙生產而不是促進生產了。它變成了束縛生產的桎梏。它必須被炸毀，它已經被炸毀了。
取而代之的是自由競爭以及與自由競爭相適應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資產階級的經濟統治和政治統治。
現在，我們眼前又進行著類似的運動。資產階級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資產階級的所有制關系，這個曾經仿佛用法術創造了如此龐大的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的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現在像壹個魔法師壹樣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術呼喚出來的魔鬼了。幾十年來的工業和商業的歷史，只不過是現代生產力反抗現代生產關系、反抗作為資產階級及其統治的存在條件的所有制關系的歷史。只要指出在周期性的重復中越來越危及整個資產階級社會生存的商業危機就夠了。在商業危機期間，總是不僅有很大壹部分制成的產品被毀滅掉，而且有很大壹部分已經造成的生產力被毀滅掉。在危機期間，發生壹種在過去壹切時代看來都好像是荒唐現象的社會瘟疫，即生產過剩的瘟疫。社會突然發現自己回到了壹時的野蠻狀態；仿佛是壹次饑荒、壹場普遍的毀滅性戰爭，使社會失去了全部生活資料；仿佛是工業和商業全被毀滅了。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社會上文明過度，生活資料太多，工業和商業太發達。社會所擁有的生產力已經不能再促進資產階級文明和資產階級所有制關系的發展；相反，生產力已經強大到這種關系所不能適應的地步，它已經受到這種關系的阻礙；而它壹著手克服這種障礙，就使整個資產階級社會陷入混亂，就使資產階級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脅。資產階級的關系已經太狹窄了，再容納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財富了。資產階級用什麼辦法來克服這種危機呢?壹方面不得不消滅大量生產力，另壹方面奪取新的市場，更加徹底地利用舊的市場。這究竟是怎樣的壹種辦法呢?這不過是資產階級準備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機的辦法，不過是使防止危機的手段越來越少的辦法。
資產階級用來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現在卻對準資產階級自己了。
但是，資產階級不僅鍛造了置自身於死地的武器；它還產生了將要運用這種武器的人——現代的工人，即無產者。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6—38頁。
使實際的資產者最深切地感到資本主義社會充滿矛盾的運動的，是現代工業所經歷的周期循環的各個變動，而這種變動的頂點就是普遍危機。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2版跋( 1873年1月24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23頁。
所謂的分配關系，是同生產過程的歷史地規定的特殊社會形式，以及人們在他們的人類生活的再生產過程中相互所處的關系相適應的，並且是由這些形式和關系產生的。這些分配關系的歷史性質就是生產關系的歷史性質，分配關系不過表示生產關系的壹個方面。
資本主義的分配不同於各種由其他生產方式產生的分配形式，而每壹種分配形式，都會隨著它由以產生並且與之相適應的壹定的生產形式的消失而消失。
只把分配關系看做歷史的東西而不把生產關系看做歷史的東西的見解，壹方面，只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剛開始進行還帶有局限性的批判時的見解。另壹方面，這種見解建立在壹種混同上面，這就是，把社會的生產過程，同反常的孤立的人在沒有任何社會幫助的情況下也必須完成的簡單勞動過程相混同。就勞動過程只是人和自然之間的單純過程來說，勞動過程的簡單要素是這個過程的壹切社會發展形式所共有的。但勞動過程的每個壹定的歷史形式，都會進壹步發展這個過程的物質基礎和社會形式。這個壹定的歷史形式達到壹定的成熟階段就會被拋棄，並讓位給較高級的形式。分配關系，從而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的壹定的歷史形式，同生產力，即生產能力及其要素的發展這兩個方面之間的矛盾和對立壹旦有了廣度和深度，就表明這樣的危機時刻已經到來。這時，在生產的物質發展和它的社會形式之間就發生沖突。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發表於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999—1000頁。
每壹種新的生產方式或交換方式，在壹開始的時候都不僅受到舊的形式以及與之相應的政治設施的阻礙，而且也受到舊的分配方式的阻礙。新的生產方式和交換形式必須經過長期的鬥爭才能取得和自己相適應的分配。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55頁。
在危機中，社會化生產和資本主義占有之間的矛盾劇烈地爆發出來。商品流通暫時停頓下來；流通手段即貨幣成為流通的障礙；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的壹切規律都顛倒過來了。經濟的沖突達到了頂點:生產方式起來反對交換方式，生產力起來反對已經被它超過的生產方式。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293頁。
凡是直接生產過程具有社會結合過程的形態，而不是表現為獨立生產者的孤立勞動的地方，都必然會產生監督和指揮的勞動。[28]不過它具有二重性。
壹方面，凡是有許多人進行協作的勞動，過程的聯系和統壹都必然要表現在壹個指揮的意誌上，表現在各種與局部勞動無關而與工場全部活動有關的職能上，就像壹個樂隊要有壹個指揮壹樣。這是壹種生產勞動，是每壹種結合的生產方式中必須進行的勞動。
另壹方面——完全撇開商業部門不說——，凡是建立在作為直接生產者的勞動者和生產資料所有者之間的對立上的生產方式中，都必然會產生這種監督勞動。這種對立越嚴重，這種監督勞動所起的作用也就越大。因此，它在奴隸制度下所起的作用達到了最大限度。[29]但它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也是不可缺少的，因為在這裏，生產過程同時就是資本家消費勞動力的過程。這完全同在專制國家中壹樣，在那裏，政府的監督勞動和全面幹涉包括兩方面:既包括由壹切社會的性質產生的各種公共事務的執行，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大眾相對立而產生的各種特有的職能。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發表於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431—432頁。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3-1-20 16:15:26
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
壹)生產關系的總和(或“市民社會”、“交往形式”)構成經濟基礎
我寫的第壹部著作是對黑格爾法哲學的批判性的分析，這部著作的導言曾發表在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鑒》上。我的研究得出這樣壹個結果:法的關系正像國家的形式壹樣，既不能從它們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所謂人類精神的壹般發展來理解，相反，它們根源於物質的生活關系，這種物質的生活關系的總和，黑格爾按照18世紀的英國人和法國人的先例，概括為“市民社會”，而對市民社會的解剖應該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求。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 1859年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91頁。
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壹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 1859年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91頁。
任何時候，我們總是要在生產條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產者的直接關系——這種關系的任何當時的形式必然總是同勞動方式和勞動社會生產力的壹定的發展階段相適應——當中，為整個社會結構，從而也為主權關系和依附關系的政治形式，總之，為任何當時的獨特的國家形式，發現最隱蔽的秘密，發現隱藏著的基礎。不過，這並不妨礙相同的經濟基礎——按主要條件來說相同——可以由於無數不同的經驗的情況，自然條件，種族關系，各種從外部發生作用的歷史影響等等，而在現象上顯示出無窮無盡的變異和色彩差異，這些變異和差異只有通過對這些經驗上已存在的情況進行分析才可以理解。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發表於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894—895頁。
受到迄今為止壹切歷史階段的生產力制約同時又反過來制約生產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會。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40頁。
這種歷史觀就在於:從直接生活的物質生產出發闡述現實的生產過程，把同這種生產方式相聯系的、它所產生的交往形式即各個不同階段上的市民社會理解為整個歷史的基礎，從市民社會作為國家的活動描述市民社會，同時從市民社會出發闡明意識的所有各種不同的理論產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學、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們產生的過程。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44頁。
人們按照自己的物質生產率[1]建立相應的社會關系，正是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會關系創造了相應的原理、觀念和範疇。
馬克思:《哲學的貧困》( 1847年上半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603頁。
貫穿《宣言》的基本思想:每壹歷史時代的經濟生產以及必然由此產生的社會結構，是該時代政治的和精神的歷史的基礎；因此(從原始土地公有制解體以來)全部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即社會發展各個階段上被剝削階級和剝削階級之間、被統治階級和統治階級之間鬥爭的歷史。
恩格斯:《共產黨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 1883年6月28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9頁。
我在曼徹斯特時異常清晰地觀察到，迄今為止在歷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極小作用的經濟事實，至少在現代世界中是壹個決定性的歷史力量；這些經濟事實形成了產生現代階級對立的基礎；這些階級對立，在它們因大工業而得到充分發展的國家裏，因而特別是在英國，又是政黨形成的基礎，黨派鬥爭的基礎，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史的基礎。馬克思不僅得出同樣的看法，並且在《德法年鑒》( 1844年)裏已經把這些看法概括成如下的意思:決不是國家制約和決定市民社會，而是市民社會制約和決定國家，因而應該從經濟關系及其發展中來解釋政治及其歷史，而不是相反。當我1844年夏天在巴黎拜訪馬克思時，我們在壹切理論領域中都顯出意見完全壹致，從此就開始了我們共同的工作。1845年春天當我們在布魯塞爾再次會見時，馬克思已經從上述基本原理出發大致完成了闡發他的唯物主義歷史理論的工作，於是我們就著手在各個極為不同的方面詳細制定這種新形成的世界觀了。
恩格斯:《關於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歷史》( 1885年10月8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32頁。
二)國家以及政治、法律等意識形態和觀念體系構成上層建築
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壹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在考察這些變革時，必須時刻把下面兩者區別開來:壹種是生產的經濟條件方面所發生的物質的、可以用自然科學的精確性指明的變革，壹種是人們借以意識到這個沖突並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簡言之，意識形態的形式。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 1859年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91—592頁。
勞動決定商品價值，勞動產品按照這個價值尺度在權利平等的商品占有者之間自由交換，這些——正如馬克思已經證明的——就是現代資產階級全部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學的意識形態建立於其上的現實基礎。
恩格斯:《馬克思和洛貝爾圖斯》
年10月23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205頁。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3-1-20 16:16:54
三)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作用和反作用關系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
每個個人和每壹代所遇到的現成的東西:生產力、資金和社會交往形式的總和，是哲學家們想象為“實體”和“人的本質”的東西的現實基礎，是他們加以神化並與之作鬥爭的東西的現實基礎，這種基礎盡管遭到以“自我意識”和“唯壹者”的身份出現的哲學家們的反抗，但它對人們的發展所起的作用和影響卻絲毫也不因此而受到幹擾。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45頁。
生產力與交往形式的關系就是交往形式與個人的行動或活動的關系。(這種活動的基本形式當然是物質活動，壹切其他的活動，如精神活動、政治活動、宗教活動等取決於它。……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5頁。
我們應當同原因而不是同結果作鬥爭，同經濟基礎而不是同它的法律的上層建築作鬥爭。假定生產資料從私有轉變為社會所有，那麼繼承權(就它有某種社會意義來說)就會自行消亡，因為壹個人死後留下的只能是他生前所有的東西。因此我們的偉大目標應當是消滅那些使某些人生前具有攫取許多人的勞動果實的經濟權力的制度。
馬克思:《總委員會關於繼承權的報告》( 1869年8月2—3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8頁。
正統派和奧爾良派是秩序黨中的兩個大集團。什麼東西使這兩個集團依附於它們的王位追求者並使它們互相分離呢?……這兩個集團彼此分離決不是由什麼所謂的原則，而是由於各自的物質生產條件，由於兩種不同的財產形式；它們彼此分離是由於城市和農村之間的舊有的對立，由於資本和地產之間的競爭。當然，把它們同某個王朝聯結起來的同時還有舊日的回憶、個人的仇怨、憂慮和希望、偏見和幻想、同情和反感、信念、信條和原則，這有誰會否認呢?在不同的財產形式上，在社會生存條件上，聳立著由各種不同的，表現獨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觀構成的整個上層建築。整個階級在其物質條件和相應的社會關系的基礎上創造和構成這壹切。通過傳統和教育承受了這些情感和觀點的個人，會以為這些情感和觀點就是他的行為的真實動機和出發點。如果奧爾良派和正統派這兩個集團中的每壹個集團，都硬要自己和別人相信它們彼此分離是由於它們對兩個不同王朝的忠誠，那麼後來的事實所證明的卻恰恰相反，正是它們利益的對立才使得這兩個王朝不能合二為壹。正如在日常生活中應當把壹個人對自己的想法和品評同他的實際人品和實際行動區別開來壹樣，在歷史的鬥爭中更應該把各個黨派的言辭和幻想同它們的本來面目和實際利益區別開來，把它們對自己的看法同它們的真實本質區別開來。……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大約1851年12月中—1852年3 月25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98—499頁。
我要簡短地回答壹下美國壹家德文報紙在我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壹書出版時年)對我的指責。在那本書中我曾經說過，壹定的生產方式以及與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簡言之，“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壹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可是據上述報紙說，這壹切提法固然適用於物質利益占統治地位的現今世界，但卻不適用於天主教占統治地位的中世紀，也不適用於政治占統治地位的雅典和羅馬。首先，居然有人以為這些關於中世紀和古代世界的人所共知的老生常談還會有人不知道，這真是令人驚奇。但有壹點很清楚，中世紀不能靠天主教生活，古代世界不能靠政治生活。相反，這兩個時代謀生的方式和方法表明，為什麼在古代世界政治起著主要作用，而在中世紀天主教起著主要作用。此外，例如只要對羅馬共和國的歷史稍微有點了解，就會知道，地產的歷史構成羅馬共和國的秘史。而從另壹方面說，唐·吉訶德誤認為遊俠生活可以同任何社會經濟形式並存，結果遭到了懲罰。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00頁註33。
不自由的世界要求不自由的法，因為這種動物的法是不自由的體現，而人類的法是自由的體現。
馬克思:《關於林木盜竊法的辯論》( 1842年10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6月第2版，第248頁。
甘受奴役的現象在整個中世紀都存在，在德國直到三十年戰爭後還可以看到。普魯士在1806年和1807年戰敗之後，廢除了依附農制，同時還取消了仁慈的領主照顧貧病老弱的依附農的義務，當時農民曾向國王請願，請求讓他們繼續處於受奴役的地位——否則在他們遭到不幸的時候誰來照顧他們呢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04—105頁。
黑格爾的這個命題應用於當時的普魯士國家，只是意味著:這個國家只在它是必然的時候是合乎理性的，是同理性相符合的。如果說它在我們看來終究是惡劣的，而它盡管惡劣卻繼續存在，那麼，政府的惡劣可以從臣民的相應的惡劣中找到理由和解釋。當時的普魯士人有他們所應得的政府。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年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68頁。
我在曼徹斯特時異常清晰地觀察到，迄今為止在歷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極小作用的經濟事實，至少在現代世界中是壹個決定性的歷史力量；這些經濟事實形成了產生現代階級對立的基礎；這些階級對立，在它們因大工業而得到充分發展的國家裏，因而特別是在英國，又是政黨形成的基礎，黨派鬥爭的基礎，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史的基礎。馬克思不僅得出同樣的看法，並且在《德法年鑒》( 1844年)裏已經把這些看法概括成如下的意思:決不是國家制約和決定市民社會，而是市民社會制約和決定國家，因而應該從經濟關系及其發展中來解釋政治及其歷史，而不是相反。
恩格斯:《關於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歷史》( 1885年10月8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32頁。
因此，在現代歷史中至少已經證明，壹切政治鬥爭都是階級鬥爭，而壹切爭取解放的階級鬥爭，盡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因為壹切階級鬥爭都是政治鬥爭)，歸根到底都是圍繞著經濟解放進行的。因此，至少在這裏，國家、政治制度是從屬的東西，而市民社會、經濟關系的領域是決定性的因素。從傳統的觀點看來(這種觀點也是黑格爾所尊崇的)，國家是決定的因素，市民社會是被國家決定的因素。表面現象是同這種看法相符合的。就單個人來說，他的行動的壹切動力，都壹定要通過他的頭腦，壹定要轉變為他的意誌的動機，才能使他行動起來，同樣，市民社會的壹切要求(不管當時是哪壹個階級統治著)，也壹定要通過國家的意誌，才能以法律形式取得普遍效力。這是問題的形式方面，這方面是不言而喻的；不過要問壹下，這個僅僅是形式上的意誌(不論是單個人的或國家的)有什麼內容呢?這壹內容是從哪裏來的呢?為什麼人們所期望的正是這個而不是別的呢在尋求這個問題的答案時，我們就發現，在現代歷史中，國家的意誌總的說來是由市民社會的不斷變化的需要，是由某個階級的優勢地位，歸根到底，是由生產力和交換關系的發展決定的。
但是，既然甚至在擁有巨量生產資料和交往手段的現代，國家都不是壹個具有獨立發展的獨立領域，而它的存在和發展歸根到底都應該從社會的經濟生活條件中得到解釋，那麼，以前的壹切時代就必然更是這樣了，那時人們物質生活的生產還沒有使用這樣豐富的輔助手段來進行，因而這種生產的必要性必不可免地在更大程度上支配著人們。既然在今天這個大工業和鐵路的時代，國家總的說來還只是以集中的形式反映了支配著生產的階級的經濟需要，那麼，在以前的時代，國家就必然更加是這樣了，那時每壹代人都要比我們今天更多得多地耗費壹生中的時間來滿足自己的物質需要，因而要比我們今天更多地依賴於這種物質需要。對從前各個時代的歷史的研究，只要在這方面是認真進行的，都會最充分地證實這壹點；但是，在這裏當然不能進行這種研究了。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年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06—307頁。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3-1-20 16:18:05
上層建築的反作用
政治、法、哲學、宗教、文學、藝術等的發展是以經濟發展為基礎的。但是，它們又都互相作用並對經濟基礎發生作用。這並不是說，只有經濟狀況才是原因，才是積極的，其余壹切都不過是消極的結果。而是說，這是在歸根到底不斷為自己開辟道路的經濟必然性的基礎上的相互作用。例如，國家就是通過保護關稅、自由貿易、好的或者壞的財政制度發生作用的，甚至德國庸人的那種從1648—1830年德國經濟的可憐狀況中產生的致命的疲憊和軟弱(最初表現為虔誠主義，爾後表現為多愁善感和對諸侯貴族的奴顏婢膝)，也不是沒有對經濟起過作用。這曾是重新振興的最大障礙之壹，而這壹障礙只是由於革命戰爭和拿破侖戰爭把慢性的窮困變成了急性的窮困才動搖了。所以，並不像人們有時不加思考地想象的那樣是經濟狀況自動發生作用，而是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他們是在既定的、制約著他們的環境中，是在現有的現實關系的基礎上進行創造的，在這些現實關系中，經濟關系不管受到其他關系——政治的和意識形態的——多大影響，歸根到底還是具有決定意義的，它構成壹條貫穿始終的、唯壹有助於理解的紅線。
恩格斯:《恩格斯致瓦爾特·博爾吉烏斯》( 1894年1月25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68—669頁。
君主專制產生於封建等級垮臺以後，它積極參加過破壞封建等級的活動，而現在卻力圖保留哪怕是封建割據的外表。如果說君主專制從前保護過工商業，以此鼓勵過資產階級上升，並且還曾經把工商業看做使國家富強、使自己顯赫的必要條件，那末現在君主專制到處都成了工商業(它們正在成為已經很強大的資產階級手中的日益可怕的武器)發展道路上的障礙。它那膽怯而魯鈍的目光又從使它繁榮的搖籃——城市，轉到了它從前埋葬強敵的地方——鄉村。
馬克思:《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 1847年10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8月第1版，第341—342頁。
哲學把無產階級當做自己的物質武器，同樣，無產階級也把哲學當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閃電壹旦徹底擊中這塊素樸的人民園地，德國人就會解放成為人。
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大約1843年10月中—12月中)，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7—18頁。
與此有關的還有意識形態家們的壹個愚蠢觀念，這就是:因為我們否認在歷史中起作用的各種意識形態領域有獨立的歷史發展，所以我們也否認它們對歷史有任何影響。這是由於通常把原因和結果非辯證地看做僵硬對立的兩極，完全忘記了相互作用。這些先生常常幾乎是故意地忘記，壹種歷史因素壹旦被其他的、歸根到底是經濟的原因造成了，它也就起作用，就能夠對它的環境，甚至對產生它的原因發生反作用。
恩格斯:《恩格斯致弗蘭茨·梅林》( 1893年7月14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659頁。
從分工的觀點來看問題最容易理解。社會產生它不能缺少的某些共同職能。被指定執行這種職能的人，形成社會內部分工的壹個新部門。這樣，他們也獲得了同授給他們的人相對立的特殊利益，他們同這些人相對立而獨立起來，於是就出現了國家。然後便發生像在商品貿易中和後來在貨幣貿易中發生的那種情形:新的獨立的力量總的說來固然應當尾隨生產的運動，然而由於它本身具有的，即它壹經獲得便逐漸向前發展的相對獨立性，它又對生產的條件和進程發生反作用。這是兩種不相等的力量的相互作用:壹方面是經濟運動，另壹方面是追求盡可能大的獨立性並且壹經確立也就有了自己的運動的新的政治權力。總的說來，經濟運動會為自己開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經受它自己所確立的並且具有相對獨立性的政治運動的反作用，即國家權力的以及和它同時產生的反對派的運動的反作用。正如在貨幣市場中，總的說來，並且在上述條件之下，反映出，而且當然是頭足倒置地反映出工業市場的運動壹樣，在政府和反對派之間的鬥爭中也反映出先前已經存在著並且正在鬥爭著的各個階級的鬥爭，但是這個鬥爭同樣是頭足倒置地，不再是直接地，而是間接地；不是作為階級鬥爭，而是作為維護各種政治原則的鬥爭反映出來的，並且是這樣頭足倒置起來，以致需要經過上千年我們才終於把它的真相識破。
國家權力對於經濟發展的反作用可以有三種:它可以沿著同壹方向起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就會發展得比較快；它可以沿著相反方向起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像現在每個大民族的情況那樣，它經過壹定的時期都要崩潰；或者是它可以阻止經濟發展沿著某些方向走，而給它規定另外的方向——這種情況歸根到底還是歸結為前兩種情況中的壹種。但是很明顯，在第二種和第三種情況下，政治權力會給經濟發展帶來巨大的損害，並造成人力和物力的大量浪費。
此外，還有侵占和粗暴地毀滅經濟資源的情況；由於這種情況，從前在壹定條件下某壹地方和某壹民族的全部經濟發展可能被毀滅。現在，這種情況多半都有相反的作用，至少在各大民族中間是如此:從長遠看，戰敗者最終在經濟上、政治上和道義上贏得的東西有時比勝利者更多。
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 1890年10月27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96—597頁。
分工只是從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分離的時候起才真正成為分工[5]。從這時候起意識才能現實地想象:它是和現存實踐的意識不同的某種東西，它不用想象某種現實的東西就能現實地想象某種東西。從這時候起，意識才能擺脫世界而去構造“純粹的”理論、神學、哲學、道德等等。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4頁。
占統治地位的將是越來越抽象的思想，即越來越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因為每壹個企圖取代舊統治階級的新階級，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說成是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利益，就是說，這在觀念上的表達就是:賦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們描繪成唯壹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義的思想。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52頁。
只要階級的統治完全不再是社會制度的形式，也就是說，只要不再有必要把特殊利益說成是普遍利益，或者把“普遍的東西”說成是占統治地位的東西，那麼，壹定階級的統治似乎只是某種思想的統治這整個假象當然就會自行消失。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53頁。
不言而喻，人們的觀念和思想是關於自己和關於人們的各種關系的觀念和思想，是人們關於自身的意識，關於壹般人們的意識(因為這不是僅僅單個人的意識，而是同整個社會聯系著的單個人的意識)，關於人們生活於其中的整個社會的意識。人們在其中生產自己生活的並且不以他們為轉移的條件，與這些條件相聯系的必然的交往形式以及由這壹切所決定的個人的關系和社會的關系，當它們以思想表現出來的時候，就不能不采取觀念條件和必然關系的形式，即在意識中表現為從壹般人的概念中、從人的本質中、從人的本性中、從人自身中產生的規定。人們是什麼，人們的關系是什麼，這種情況反映在意識中就是關於人自身、關於人的生存方式或關於人的最切近的邏輯規定的觀念。於是，在思想家們假定觀念和思想支配著迄今的歷史，假定這些觀念和思想的歷史就是迄今存在的唯壹的歷史之後，在他們設想現實的關系要順應人自身及其觀念的關系，亦即順應邏輯規定之後，在他們根本把人們關於自身的意識的歷史變為人們的現實歷史的基礎之後，——在所有這壹切之後，把意識、觀念、聖物、固定觀念的歷史稱為“人”的歷史並用這種歷史來偷換現實的歷史，這是最容易不過的了。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1846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199—200頁。
當前社會的交往形式以及統治階級的條件同走在前面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愈大，由此產生的統治階級內部的分裂以及它同被統治階級之間的分裂愈大，那末當初與這種交往形式相適應的意識當然也就愈不真實，也就是說，它不再是與這種交往形式相適應的意識了；這種交往形式中的舊的傳統觀念(在這些觀念中，現實的個人利益往往被說成是普遍的利益)也就愈發下降為唯心的詞句、有意識的幻想和有目的的虛偽。但是，這些東西被生活揭穿得愈多，它們對意識本身的作用愈小，那末它們對自身的捍衛也就愈堅決，而這個標準社會的語言也就愈加虛偽，愈加道德化，愈加神聖化。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1846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331頁。
他們是以他們曾是的樣子而互相交往的，他們是如他們曾是的樣子而“從自己”出發的，至於他們曾有什麼樣子的“人生觀”，則是無所謂的。這種“人生觀”——即使是被哲學家所曲解的——當然總是由他們的現實生活決定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1846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15頁。
現在我們知道，這個理性的王國不過是資產階級的理想化的王國；永恒的正義在資產階級的司法中得到實現；平等歸結為法律面前的資產階級的平等；被宣布為最主要的人權之壹的是資產階級的所有權；而理性的國家、盧梭的社會契約在實踐中表現為，而且也只能表現為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18世紀偉大的思想家們，也同他們的壹切先驅者壹樣，沒有能夠超出他們自己的時代使他們受到的限制。
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
年1月—3月上半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24頁。
至於那些更高地懸浮於空中的意識形態的領域，即宗教、哲學等等，它們都有壹種被歷史時期所發現和接受的史前的東西，這種東西我們今天不免要稱之為愚昧。這些關於自然界、關於人本身的性質、關於靈魂、魔力等的形形色色的虛假觀念，多半只是在消極意義上以經濟為基礎；史前時期低水平的經濟發展有關於自然界的虛假觀念作為補充，但是有時也作為條件，甚至作為原因。雖然經濟上的需要曾經是，而且越來越是對自然界的認識不斷進展的主要動力，但是，要給這壹原始狀態的愚昧尋找經濟上的原因，那就太迂腐了。科學的歷史，就是逐漸消除這種愚昧的歷史，或者說，是用新的、但越來越不荒唐的愚昧取而代之的歷史。從事這些事情的人們又屬於分工的特殊部門，並且認為自己是致力於壹個獨立的領域。只要他們形成社會分工之內的獨立集團，他們的產物，包括他們的錯誤在內，就要反過來影響全部社會發展，甚至影響經濟發展。但是，盡管如此，他們本身又處於經濟發展的起支配作用的影響之下。例如在哲學上，拿資產階級時期來說這種情形是最容易證明的。霍布斯是第壹個現代唯物主義者( 18世紀意義上的)，但是當專制君主制在整個歐洲處於全盛時期，並在英國開始和人民進行鬥爭的時候，他是專制制度的擁護者。洛克在宗教上和政治上都是1688年的階級妥協的產兒。英國自然神論者和他們的更徹底的繼承者法國唯物主義者都是真正的資產階級哲學家，法國人甚至是資產階級革命的哲學家。在從康德到黑格爾的德國哲學中始終顯現著德國庸人的面孔——有時積極地，有時消極地。但是，每壹個時代的哲學作為分工的壹個特定的領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驅傳給它而它便由此出發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為前提。因此，經濟上落後的國家在哲學上仍然能夠演奏第壹小提琴: 18世紀的法國對英國來說是如此(法國人是以英國哲學為依據的)，後來的德國對英法兩國來說也是如此。但是，不論在法國或是在德國，哲學和那個時代的普遍的學術繁榮壹樣，也是經濟高漲的結果。經濟發展對這些領域也具有最終的至上權力，這在我看來是確定無疑的，但是這種至上權力是發生在各個領域本身所規定的那些條件的範圍內:例如在哲學中，它是發生在這樣壹種作用所規定的條件的範圍內，這種作用就是各種經濟影響(這些經濟影響多半又只是在它的政治等的外衣下起作用)對先驅所提供的現有哲學材料發生的作用。經濟在這裏並不重新創造出任何東西，但是它決定著現有思想材料的改變和進壹步發展的方式，而且多半也是間接決定的，因為對哲學發生最大的直接影響的，是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反映。
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 1890年10月27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98—600頁。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3-1-20 16:19:19
存在決定意識
壹)人們面臨的社會和自然的存在都是人們自己的生存實踐活動的產物
壹方面，隨著對象性的現實在社會中對人來說到處成為人的本質力量的現實，成為人的現實，因而成為人自己的本質力量的現實，壹切對象對他來說也就成為他自身的對象化，成為確證和實現他的個性的對象，成為他的對象，這就是說，對象成為他自身。對象如何對他來說成為他的對象，這取決於對象的性質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本質力量的性質；因為正是這種關系的規定性形成壹種特殊的、現實的肯定方式。眼睛對對象的感覺不同於耳朵，眼睛的對象是不同於耳朵的對象的。每壹種本質力量的獨特性，恰好就是這種本質力量的獨特的本質，因而也是它的對象化的獨特方式，是它的對象性的、現實的、活生生的存在的獨特方式。因此，人不僅通過思維，［VIII］而且以全部感覺在對象世界中肯定自己。
另壹方面，即從主體方面來看:只有音樂才激起人的音樂感；對於沒有音樂感的耳朵來說，最美的音樂也毫無意義，不是對象，因為我的對象只能是我的壹種本質力量的確證，就是說，它只能像我的本質力量作為壹種主體能力自為地存在著那樣才對我而存在，因為任何壹個對象對我的意義(它只是對那個與它相適應的感覺來說才有意義)恰好都以我的感覺所及的程度為限。因此，社會的人的感覺不同於非社會的人的感覺。只是由於人的本質客觀地展開的豐富性，主體的、人的感性的豐富性，如有音樂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總之，那些能成為人的享受的感覺，即確證自己是人的本質力量的感覺，才壹部分發展起來，壹部分產生出來。因為，不僅五官感覺，而且連所謂精神感覺、實踐感覺(意誌、愛等等)，壹句話，人的感覺、感覺的人性，都是由於它的對象的存在，由於人化的自然界，才產生出來的。
五官感覺的形成是迄今為止全部世界歷史的產物。囿於粗陋的實際需要的感覺，也只具有有限的意義。/ /對於壹個忍饑挨餓的人來說並不存在人的食物形式，而只有作為食物的抽象存在；食物同樣也可能具有最粗糙的形式，而且不能說，這種進食活動與動物的進食活動有什麼不同。憂心忡忡的、貧窮的人對最美麗的景色都沒有什麼感覺；經營礦物的商人只看到礦物的商業價值，而看不到礦物的美和獨特性；他沒有礦物學的感覺。因此，壹方面為了使人的感覺成為人的，另壹方面為了創造同人的本質和自然界的本質的全部豐富性相適應的人的感覺，無論從理論方面還是從實踐方面來說，人的本質的對象化都是必要的。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
年4—8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190—192頁。
從前的壹切唯物主義(包括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的主要缺點是:對對象、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做感性的人的活動，當做實踐去理解，不是從主體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義相反，唯心主義卻把能動的方面抽象地發展了，當然，唯心主義是不知道現實的、感性的活動本身的。費爾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體確實不同的感性客體，但是他沒有把人的活動本身理解為對象性的［gegens ndliche］活動。
馬克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 1845年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499頁。
通過實踐創造對象世界，改造無機界，人證明自己是有意識的類存在物，就是說是這樣壹種存在物，它把類看做自己的本質，或者說把自身看做類存在物。誠然，動物也生產。動物為自己營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貍、螞蟻等。但是，動物只生產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東西；動物的生產是片面的，而人的生產是全面的；動物只是在直接的肉體需要的支配下生產，而人甚至不受肉體需要的影響也進行生產，並且只有不受這種需要的影響才進行真正的生產；動物只生產自身，而人再生產整個自然界；動物的產品直接屬於它的肉體，而人則自由地面對自己的產品。動物只是按照它所屬的那個種的尺度和需要來構造，而人卻懂得按照任何壹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並且懂得處處都把固有的尺度運用於對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規律來構造。
因此，正是在改造對象世界的過程中，人才真正地證明自己是類存在物。這種生產是人的能動的類生活。通過這種生產，自然界才表現為他的作品和他的現實。因此，勞動的對象是人的類生活的對象化:人不僅像在意識中那樣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動地、現實地使自己二重化，從而在他所創造的世界中直觀自身。因此，異化勞動從人那裏奪去了他的生產的對象，也就從人那裏奪去了他的類生活，即他的現實的類對象性，把人對動物所具有的優點變成缺點，因為人的無機的身體即自然界被奪走了。
同樣，異化勞動把自主活動、自由活動貶低為手段，也就把人的類生活變成維持人的肉體生存的手段。
因此，人具有的關於自己的類的意識，由於異化而改變，以致類生活對他來說竟成了手段。
這樣壹來，異化勞動導致
人的類本質，無論是自然界，還是人的精神的類能力，都變成了對人來說是異己的本質，變成了維持他的個人生存的手段。異化勞動使人自己的身體同人相異化，同樣也使在人之外的自然界同人相異化，使他的精神本質、他的人的本質同人相異化。
人同自己的勞動產品、自己的生命活動、自己的類本質相異化的直接結果就是人同人相異化。當人同自身相對立的時候，他也同他人相對立。凡是適用於人對自己的勞動、對自己的勞動產品和對自身的關系的東西，也都適用於人對他人、對他人的勞動和勞動對象的關系。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
年4—8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162—164頁。
這些群眾的共產主義的工人，例如在曼徹斯特和裏昂的工場中做工的人，並不認為用“純粹的思維”就能夠擺脫自己的企業主和他們自己實際的屈辱地位。他們非常痛苦地感覺到存在和思維之間、意識和生活之間的差別。他們知道，財產、資本、金錢、雇傭勞動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決不是想象中的幻影，而是工人自我異化的十分實際、十分具體的產物，因此，也必須用實際的和具體的方式來消滅它們，以便使人不僅能在思維中、在意識中，而且也能在群眾的存在中、在生活中真正成其為人。而批判的批判卻相反，它教導工人們說，只要他們在思想中消除了雇傭勞動的想法，只要他們在思想上不再認為自己是雇傭工人，並且按照這種極其豐富的想象，不再為他們個人而索取報酬，那麼他們在現實中就不再是雇傭工人了。
馬克思和恩格斯:《神聖家族，或對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 1844年9—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73—274頁。
二)人們的存在就是他們的現實生活過程。不是意識決定生活，而是生活決定意識
人還具有“意識” [1]。但是這種意識並非壹開始就是“純粹的”意識。“精神”從壹開始就很倒黴，受到物質的“糾纏”，物質在這裏表現為振動著的空氣層、聲音，簡言之，即語言。語言和意識具有同樣長久的歷史；語言是壹種實踐的、既為別人存在因而也為我自身而存在的、現實的意識。語言也和意識壹樣，只是由於需要，由於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產生的。[2]凡是有某種關系存在的地方，這種關系都是為我而存在的；動物不對什麼東西發生“關系”，而且根本沒有“關系”；對於動物來說，它對他物的關系不是作為關系存在的。因而，意識壹開始就是社會的產物，而且只要人們存在著，它就仍然是這種產物。當然，意識起初只是對直接的可感知的環境的壹種意識，是對處於開始意識到自身的個人之外的其他人和其他物的狹隘聯系的壹種意識。同時，它也是對自然界的壹種意識，自然界起初是作為壹種完全異己的、有無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與人們對立的，人們同自然界的關系完全像動物同自然界的關系壹樣，人們就像牲畜壹樣懾服於自然界，因而，這是對自然界的壹種純粹動物式的意識(自然宗教) ；[3]但是，另壹方面，意識到必須和周圍的個人來往，也就是開始意識到人總是生活在社會中的。這個開始，同這壹階段的社會生活本身壹樣，帶有動物的性質；這是純粹的畜群意識，這裏，人和綿羊不同的地方只是在於:他的意識代替了他的本能，或者說他的本能是被意識到了的本能。由於生產效率的提高，需要的增長以及作為二者基礎的人口的增多，這種綿羊意識或部落意識獲得了進壹步的發展和提高。與此同時分工也發展起來。分工起初只是性行為方面的分工，後來是由於天賦(例如體力)、需要、偶然性等才自發地或“自然地”形成的分工。分工只是從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分離的時候起才真正成為分工。[4]從這時候起意識才能現實地想象:它是和現存實踐的意識不同的某種東西；它不用想象某種現實的東西就能現實地想象某種東西。從這時候起，意識才能擺脫世界而去構造“純粹的”理論、神學、哲學、道德等等。但是，如果這種理論、神學、哲學、道德等同現存的關系發生矛盾，那麼，這僅僅是因為現存的社會關系同現存的生產力發生了矛盾。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3—535頁。
德國唯心主義和其他壹切民族的意識形態沒有任何特殊的區別。後者也同樣認為世界是受觀念支配的，思想和概念是決定性的本原，壹定的思想是只有哲學家們才能理解的物質世界的奧秘。
……
所有的德國哲學批判家們都斷言:觀念、想法、概念迄今壹直支配和決定著現實的人，現實世界是觀念世界的產物。這種情況壹直保持到今日，但今後不應繼續存在。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10頁註1。
思想、觀念、意識的生產最初是直接與人們的物質活動，與人們的物質交往，與現實生活的語言交織在壹起的。人們的想象、思維、精神交往在這裏還是人們物質行動的直接產物。表現在某壹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學等的語言中的精神生產也是這樣。人們是自己的觀念、思想等的生產者，[5]但這裏所說的人們是現實的、從事活動的人們，他們受自己的生產力和與之相適應的交往的壹定發展——直到交往的最遙遠的形態——所制約。意識在任何時候都只能是被意識到了的存在，而人們的存在就是他們的現實生活過程。如果在全部意識形態中，人們和他們的關系就像在照相機中壹樣倒立成像的，那麼這種現象也是從人們生活的歷史過程中產生的，正如物體在視網膜上的倒影是直接從人們生活的生理過程中產生的壹樣。
德國哲學從天國降到人間；和它完全相反，這裏我們是從人間升到天國。這就是說，我們不是從人們所說的、所設想的、所想象的東西出發，也不是從口頭說的、思考出來的、設想出來的、想象出來的人出發，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們的出發點是從事實際活動的人，而且從他們的現實生活過程中還可以描繪出這壹生活過程在意識形態上的反射和反響的發展。甚至人們頭腦中的模糊幻象也是他們的可以通過經驗來確認的、與物質前提相聯系的物質生活過程的必然升華物。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學和其他意識形態，以及與它們相適應的意識形式便不再保留獨立性的外觀了。它們沒有歷史，沒有發展，而發展著自己的物質生產和物質交往的人們，在改變自己的這個現實的同時也改變著自己的思維和思維的產物。不是意識決定生活，而是生活決定意識。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1846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24—525頁。
對哲學家們說來，從思想世界降到現實世界是最困難的任務之壹。語言是思想的直接現實。正像哲學家們把思維變成壹種獨立的力量那樣，他們也壹定要把語言變成某種獨立的特殊的王國。這就是哲學語言的秘密，在哲學語言裏，思想通過詞的形式具有自己本身的內容。從思想世界降到現實世界的問題，變成了從語言降到生活中的問題。
我們已經指出，思想和觀念成為獨立力量是個人之間的私人關系和聯系獨立化的結果。我們已經指出，思想家和哲學家對這些思想進行專門的系統的研究，也就是使這些思想系統化，乃是分工的結果；具體說來，德國哲學是德國小資產階級關系的結果。哲學家們只要把自己的語言還原為它從中抽象出來的普通語言，就可以認清他們的語言是被歪曲了的現實世界的語言，就可以懂得，無論思想或語言都不能獨自組成特殊的王國，它們只是現實生活的表現。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1846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25頁。
壹切觀念都來自經驗，都是現實的反映——正確的或歪曲的反映。
恩格斯:《反杜林論》的準備材料( 1876—1877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344頁。
壹切劃時代的體系的真正的內容都是由於產生這些體系的那個時期的需要而形成起來的。所有這些體系都是以本國過去的整個發展為基礎的，是以階級關系的歷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學的以及其他的後果為基礎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1846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44頁。
讓我們和蒲魯東先生壹同假定:現實的歷史，與時間次序相壹致的歷史是觀念、範疇和原理在其中出現的那種歷史順序。
每個原理都有其出現的世紀。例如，權威原理出現在11世紀，個人主義原理出現在世紀。因而不是原理屬於世紀，而是世紀屬於原理。換句話說，不是歷史創造原理，而是原理創造歷史。但是，如果為了顧全原理和歷史我們再進壹步自問壹下，為什麼該原理出現在11世紀或者18世紀，而不出現在其他某壹世紀，我們就必然要仔細研究壹下: 11世紀的人們是怎樣的，18世紀的人們是怎樣的，他們各自的需要、他們的生產力、生產方式以及生產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樣的；最後，由這壹切生存條件所產生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怎樣的。難道探討這壹切問題不就是研究每個世紀中人們的現實的、世俗的歷史，不就是把這些人既當成他們本身的歷史劇的劇作者又當成劇中人物嗎?但是，只要妳們把人們當成他們本身歷史的劇中人物和劇作者，妳們就是迂回曲折地回到真正的出發點，因為妳們拋棄了最初作為出發點的永恒的原理。
馬克思:《哲學的貧困》( 1847年上半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607—608頁。
人們的觀念、觀點和概念，壹句話，人們的意識，隨著人們的生活條件、人們的社會關系、人們的社會存在的改變而改變，這難道需要經過深思才能了解嗎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0—51頁。
意識的壹切形式和產物不是可以通過精神的批判來消滅的，不是可以通過把它們消融在“自我意識”中或化為“怪影”、“幽靈”、“怪想” [6]等來消滅的，而只有通過實際地推翻這壹切唯心主義謬論所由產生的現實的社會關系，才能把它們消滅；歷史的動力以及宗教、哲學和任何其他理論的動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各代所遇到的這些生活條件還決定著這樣的情況:歷史上周期性地重演的革命動蕩是否強大到足以摧毀現存壹切的基礎；如果還沒有具備這些實行全面變革的物質因素，就是說，壹方面還沒有壹定的生產力，另壹方面還沒有形成不僅反抗舊社會的個別條件，而且反抗舊的“生活生產”本身、反抗舊社會所依據的“總和活動”的革命群眾，那麼，正如共產主義的歷史所證明的，盡管這種變革的觀念已經表述過千百次，但這對於實際發展沒有任何意義。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44—545頁。
顯然，隨著每壹次社會秩序的巨大歷史變革，人們的觀點和觀念也會發生變革，因此，人們的宗教觀念也發生變革。
馬克思和恩格斯:《〈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第2期上發表的書評》( 1850年1—2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2版，第253頁。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3-1-20 16:20:20
三)不同的階級具有不同的意識
思想的歷史除了證明精神生產隨著物質生產的改造而改造，還證明了什麼呢?任何壹個時代的統治思想始終都不過是統治階級的思想。
當人們談到使整個社會革命化的思想時，他們只是表明了壹個事實:在舊社會內部已經形成了新社會的因素，舊思想的瓦解是同舊生活條件的瓦解步調壹致的。
當古代世界走向滅亡的時候，古代的各種宗教就被基督教戰勝了。當基督教思想在世紀被啟蒙思想擊敗的時候，封建社會正在同當時革命的資產階級進行殊死的鬥爭。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思想，不過表明自由競爭在信仰領域[7]裏占統治地位罷了。
“但是”，有人會說，“宗教的、道德的、哲學的、政治的、法的觀念等在歷史發展的進程中固然是不斷改變的，而宗教、道德、哲學、政治和法在這種變化中卻始終保存著。
此外，還存在著壹切社會狀態所共有的永恒真理，如自由、正義等等。但是共產主義要廢除永恒真理，它要廢除宗教、道德，而不是加以革新，所以共產主義是同至今的全部歷史發展相矛盾的。”
這種責難歸結為什麼呢?至今的壹切社會的歷史都是在階級對立中運動的，而這種對立在不同的時代具有不同的形式。
但是，不管階級對立具有什麼樣的形式，社會上壹部分人對另壹部分人的剝削卻是過去各個世紀所共有的事實。因此，毫不奇怪，各個世紀的社會意識，盡管形形色色、千差萬別，總是在某些共同的形式中運動的，這些形式，這些意識形式，只有當階級對立完全消失的時候才會消失。
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1—52頁。
資產階級在法國和英國奪得了政權。從那時起，階級鬥爭在實踐方面和理論方面采取了日益鮮明和帶有威脅性的形式。它敲響了科學的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喪鐘。現在問題不再是這個或那個原理是否正確，而是它對資本有利還是有害，方便還是不方便，違背警章還是不違背警章。無私的研究讓位於豢養的文丐的爭鬥，不偏不倚的科學探討讓位於辯護士的壞心惡意。甚至以工廠主科布頓和布萊特為首的反谷物法同盟拋出的強迫人接受的小冊子，由於對地主貴族展開了論戰，即使沒有科學的意義，畢竟也有歷史的意義。但是羅伯特·皮爾爵士執政以來的自由貿易的立法，也把庸俗經濟學的最後這根刺拔掉了。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2版跋( 1873年1月24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17頁。
梯也爾這個侏儒怪物，將近半個世紀以來壹直受法國資產階級的傾心崇拜，因為他是這個資產階級的階級腐敗的最完備的思想代表。還在他成為國家要人以前，他作為壹個歷史學家就已經顯露出說謊才能了。
馬克思:《法蘭西內戰》( 1871年4月中旬—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135頁。
我們在閱讀資產者所寫的原始公社歷史時必須有所警惕。他們甚至不惜偽造。例如，亨利·梅恩爵士本來是英國政府用暴力破壞印度公社行動的熱心幫手，但他卻偽善地要我們相信:政府維護這些公社的壹切崇高的努力，碰到經濟規律的自發力量都失敗了。
馬克思:《給維·伊·查蘇利奇的復信［初稿］》( 1881年2月18日—3 月8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81頁。
壹旦資產階級把意識形態階層看作自己的親骨肉，到處按照自己的本性把他們改造成為自己的夥計；……壹旦資產階級有了足夠的教養，……也想從事“有教養的”消費；壹旦連精神勞動本身也愈來愈為資產階級服務，為資本主義生產服務；……這時資產階級從自己的立場出發，力求“在經濟學上”證明它從前批判過的東西是合理的。
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 1861年8月—1863年7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冊，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第1版，第315頁。
從這壹小冊子裏可以看出，即使舊制度下最能幹的人物，即使在他們那裏不能不認為是史學天才的人物，也被不幸的二月事變弄得頭暈目眩，以致完全不能理解歷史，甚至完全不能理解自己過去的所作所為。基佐先生不是通過二月革命去理解1830年法國君主制度和1688年英國君主制度之間迥然不同的歷史情況、迥然不同的社會階級地位，而是用壹些道德詞句去抹殺它們之間的全部區別，並且在結尾宣稱，在2月24日遭到失敗的政策“保住了國家，只有這壹政策才能消滅革命”。
馬克思和恩格斯:《〈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第2期上發表的書評》( 1850年1—2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2版，第261頁。
隨著1848年革命而來的是，“有教養的”德國拋棄了理論，轉入了實踐的領域。以手工勞動為基礎的小手工業和工場手工業已經為真正的大工業所代替；德國重新出現在世界市場上；新的小德意誌帝國至少排除了由小邦分立、封建殘余和官僚制度造成的阻礙這壹發展的最顯著的弊病。但是，思辨[9]在多大程度上離開哲學家的書房而在證券交易所築起自己的殿堂，有教養的德國也就在多大程度上失去了在德國最深沉的政治屈辱時代曾經是德國的光榮的偉大理論興趣——那種不管所得成果在實踐上是否能實現，不管它是否違反警方規定都照樣致力於純粹科學研究的興趣。誠然，德國的官方自然科學，特別是在專門研究的領域中仍然保持著時代的高度，但是，正如美國《科學》雜誌已經公正地指出的，在研究單個事實之間的重大聯系方面的決定性進步，即把這些聯系概括為規律，現在更多的是出現在英國，而不像從前那樣出在德國。而在包括哲學在內的歷史科學的領域內，那種舊有的在理論上毫無顧忌的精神已隨著古典哲學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沒有頭腦的折中主義，是對職位和收入的擔憂，直到極其卑劣的向上爬的思想。這種科學的官方代表都變成毫無掩飾的資產階級的和現存國家的意識形態家，但這已經是在資產階級和現存國家同工人階級公開敵對的時代了。
德國人的理論興趣，只是在工人階級中還沒有衰退，繼續存在著。在這裏，它是根除不了的。在這裏，對職位牟利，對上司的恩典，沒有任何考慮。相反，科學越是毫無顧忌和大公無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願望。在勞動發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會史的鎖鑰的新派別，壹開始就主要是面向工人階級的，並且從工人階級那裏得到了同情，這種同情是它在官方科學那裏是既沒有尋找也沒有期望過的。德國的工人運動是德國古典哲學的繼承者。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年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12—313頁。
這不過是過去有人愛用的意識形態的或者也稱為先驗主義的方法的另壹種說法，這壹方法是:不是從對象本身去認識某壹對象的特性，而是從對象的概念中邏輯地推導出這些特性。首先，從對象構成對象的概念；然後顛倒過來，用對象的映象即概念去衡量對象。
這時，不是概念應當和對象相適應，而是對象應當和概念相適應了。在杜林先生那裏，他所能得到的最簡單的要素，終極的抽象，執行著概念的職能，可是這絲毫沒有改變事情的實質；這種最簡單的要素，最多只帶有純粹概念的性質。所以現實哲學在這裏也是純粹的意識形態，它不是從現實本身推導出現實，而是從觀念推導出現實。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01頁。
我們的意識形態家可以隨心所欲地耍花招，他從大門扔出去的歷史現實，又從窗戶進來了，而當他以為自己制定了適用於壹切世界和壹切時代的倫理學說和法的學說的時候，他實際上是為他那個時代的保守潮流或革命潮流制作了壹幅因脫離現實基礎而扭曲的、像在凹面鏡上反映出來的頭足倒置的畫像。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02頁。
資產階級把壹切都變成商品，對歷史學也是如此。資產階級的本性，它生存的條件，就是要偽造壹切商品，因而也要偽造歷史。偽造得最符合於資產階級利益的歷史著作，所獲得的報酬也最多。
恩格斯:《愛爾蘭史》( 1870年5月—7月上半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月第1版，第573頁。
人們的意識取決於人們的存在而不是相反，這個原理看來很簡單，但是仔細考察壹下也會立即發現，這個原理的最初結論就給壹切唯心主義，甚至給最隱蔽的唯心主義當頭壹棒。關於壹切歷史的東西的全部傳統和習慣的觀點都被這個原理否定了。政治論證的全部傳統方式崩潰了；愛國的義勇精神憤慨地起來反對這種無禮的觀點。因此，新的世界觀不僅必然遭到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反對，而且也必然遭到壹群想靠自由、平等、博愛的符咒來翻轉世界的法國社會主義者的反對。這種世界觀激起了德國庸俗的民主主義空喊家極大的憤怒。
恩格斯:《卡爾·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第壹分冊〉》( 1859年8月3—15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98頁。
要研究精神生產和物質生產之間的聯系，首先必須把這種物質生產本身不是當作壹般範疇來考察，而是從壹定的歷史的形式來考察。例如，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適應的精神生產，就和與中世紀生產方式相適應的精神生產不同。如果物質生產本身不從它的特殊的歷史的形式來看，那就不可能理解與它相適應的精神生產的特征以及這兩種生產的相互作用。從而也就不能超出庸俗的見解。這壹切都是由於“文明”的空話而說的。
其次，從物質生產的壹定形式產生:第壹，壹定的社會結構；第二，人對自然的壹定關系。人們的國家制度和人們的精神方式由這兩者決定，因而人們的精神生產的性質也由這兩者決定。
最後，施托爾希所理解的精神生產，還包括統治階級中專門執行社會職能的各個階層的職業活動。這些階層的存在以及他們的職能，只有根據他們生產關系的壹定的歷史結構才能夠理解。
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 1861年8月—1863年7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冊，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第1版，第296頁。
工人比起資產階級來，說的是另壹種方言，有不同的思想和觀念，不同的習俗和道德原則，不同的宗教和政治。
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 1844年9月—1845年3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37—43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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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物質生產領域占主導地位的階級在精神生產領域也占有主導地位
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壹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這就是說，壹個階級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著物質生產資料的階級，同時也支配著精神生產資料，因此，那些沒有精神生產資料的人的思想，壹般的是隸屬於這個階級的。占統治地位的思想不過是占統治地位的物質關系在觀念上的表現，不過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占統治地位的物質關系；因而，這就是那些使某壹個階級成為統治階級的關系在觀念上的表現，因而這也就是這個階級的統治的思想。此外，構成統治階級的各個個人也都具有意識，因而他們也會思維；既然他們作為壹個階級進行統治，並且決定著某壹歷史時代的整個面貌，那麼，不言而喻，他們在這個歷史時代的壹切領域中也會這樣做，就是說，他們還作為思維著的人，作為思想的生產者進行統治，他們調節著自己時代的思想的生產和分配；而這就意味著他們的思想是壹個時代的占統治地位的思想。例如，在某壹國家的某個時期，王權、貴族和資產階級為奪取統治而爭鬥，因而，在那裏統治是分享的，那裏占統治地位的思想就會是關於分權的學說，於是分權就被宣布為“永恒的規律”。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50—551頁。
我們在上面(第［534—538］頁)已經說明分工是迄今為止歷史的主要力量之壹，現在，分工也以精神勞動和物質勞動的分工的形式在統治階級中間表現出來，因此在這個階級內部，壹部分人是作為該階級的思想家出現的，他們是這壹階級的積極的、有概括能力的意識形態家，他們把編造這壹階級關於自身的幻想當做主要的謀生之道，而另壹些人對於這些思想和幻想則采取比較消極的態度，並且準備接受這些思想和幻想，因為在實際中他們是這個階級的積極成員，並且很少有時間來編造關於自身的幻想和思想。在這壹階級內部，這種分裂甚至可以發展成為這兩部分人之間的某種程度的對立和敵視，但是壹旦發生任何實際沖突，即當這壹階級本身受到威脅的時候，當占統治地位的思想好像不是統治階級的思想而且這種思想好像擁有與這壹階級的權力不同的權力這種假象也趨於消失的時候，這種對立和敵視便會自行消失。壹定時代的革命思想的存在是以革命階級的存在為前提的，關於這個革命階級的前提所必須講的，在前面(第［536—539、542—543］頁)已經講過了。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51頁。
主要的出場人物是壹定的階級和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們時代的壹定思想的代表，他們的動機不是來自瑣碎的個人欲望，而正是來自他們所處的歷史潮流。
恩格斯:《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薩爾》( 1859年5月18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74頁。
五)透過各種意識形態和觀念體系獨立發展的外觀洞悉它們表達的實際生活內容和階級意誌
此外，只有壹點還沒有談到，這壹點在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強調得不夠，在這方面我們大家都有同樣的過錯。這就是說，我們大家首先是把重點放在從基本經濟事實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識形態的觀念以及以這些觀念為中介的行動，而且必須這樣做。但是我們這樣做的時候為了內容方面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這些觀念等是由什麼樣的方式和方法產生的。這就給了敵人以稱心的理由來進行曲解或歪曲，保爾·巴爾特就是個明顯的例子。
意識形態是由所謂的思想家通過意識，但是通過虛假的意識完成的過程。推動他的真正動力始終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則這就不是意識形態的過程了。因此，他想象出虛假的或表面的動力。因為這是思維過程，所以它的內容和形式都是他從純粹的思維中——或者從他自己的思維中，或者從他的先輩的思維中引出的。他只和思想材料打交道，他毫不遲疑地認為這種材料是由思維產生的，而不去進壹步研究這些材料的較遠的、不從屬於思維的根源。而且他認為這是不言而喻的，因為在他看來，壹切行動既然都以思維為中介，最終似乎都以思維為基礎。
歷史方面的意識形態家(歷史在這裏應當是政治、法律、哲學、神學，總之，壹切屬於社會而不是單純屬於自然界的領域的簡單概括)在每壹科學領域中都有壹定的材料，這些材料是從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維中獨立形成的，並且在這些世代相繼的人們的頭腦中經過了自己的獨立的發展道路。當然，屬於本領域或其他領域的外部事實對這種發展可能共同起決定性的作用，但是這種事實本身又被默認為只是思維過程的果實，於是我們便始終停留在純粹思維的範圍之中，而這種思維仿佛順利地消化了甚至最頑強的事實。
正是國家制度、法的體系、各個不同領域的意識形態觀念的獨立歷史這種外觀，首先迷惑了大多數人。如果說，路德和加爾文“克服了”官方的天主教，黑格爾“克服了”費希特和康德，盧梭以其共和主義的《社會契約論》間接地“克服了”立憲主義者孟德斯鳩，那麼，這仍然是神學、哲學、政治學內部的壹個過程，它表現為這些思維領域歷史中的壹個階段，完全不越出思維領域。而自從出現了關於資本主義生產永恒不變和絕對完善的資產階級幻想以後，甚至重農主義者和亞當·斯密克服重商主義者，也被看做純粹的思想勝利；不是被看做改變了的經濟事實在思想上的反映，而是被看做對始終普遍存在的實際條件最終達到的真正理解。如果獅心理查和菲利浦—奧古斯特實行了自由貿易，而不是卷入了十字軍征討，那我們就可以避免500年的貧窮和愚昧。
恩格斯:《恩格斯致弗蘭茨·梅林》( 1893年7月14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657—658頁。
關於國家形式
我的研究得出這樣壹個結果:法的關系正像國家的形式壹樣，既不能從它們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所謂人類精神的壹般發展來理解，相反，它們根源於物質的生活關系，這種物質的生活關系的總和，黑格爾按照18世紀的英國人和法國人的先例，概括為“市民社會”，而對市民社會的解剖應該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求。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 1859年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91頁。
從直接生產者身上榨取無酬剩余勞動的獨特經濟形式，決定了統治和從屬的關系，這種關系是直接從生產本身中生長出來的，並且又對生產發生決定性的反作用。但是，這種從生產關系本身中生長出來的經濟共同體的全部結構，從而這種共同體的獨特的政治結構，都是建立在上述的經濟形式上的。任何時候，我們總是要在生產條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產者的直接關系——這種關系的任何當時的形式必然總是同勞動方式和勞動社會生產力的壹定的發展階段相適應——當中，為整個社會結構，從而也為主權關系和依附關系的政治形式，總之，為任何當時的獨特的國家形式，發現最隱蔽的秘密，發現隱藏著的基礎。
不過，這並不妨礙相同的經濟基礎——按主要條件來說相同——可以由於無數不同的經驗的情況，自然條件，種族關系，各種從外部發生作用的歷史影響，等等，而在現象上顯示出無窮無盡的變異和色彩差異，這些變異和差異只有通過對這些經驗上已存在的情況進行分析才可以理解。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發表於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894—895頁。
但是，最奇怪的是，從那些在理論上和實踐上以具體的形式歪曲歷史最厲害的人那裏，仿佛可以找到以抽象的形式表述出來的正確的歷史觀。這些人通過封建主義這個例子可能就已經看出，國家形式在這裏是如何從經濟形式中發展出來的，因為在這裏，可以說壹切都昭然若揭，顯而易見。我之所以說他們可能看出，是因為除了上面提到的那個未經核實的地方以外——您自己說是從第二手材料來的——，我在任何地方都沒有發現類似的東西，我只發現封建主義的理論家的抽象能力顯然不如資產階級自由派。既然他們中間有壹個人把這種關於封建社會的文化發展和國家形式同經濟形式的相互關系的觀念概括到這樣的程度，說它適用於壹切經濟形式和國家形式，那麼，壹談到其他經濟形式，壹談到資產階級的經濟形式以及與它的各個發展階段相適應的國家形式——中世紀的行會公社、專制君主政體、立憲君主政體、共和政體，這同壹個浪漫主義者卻又茫無所知，又該作何解釋呢?這是很難自圓其說的。況且這個把經濟形式看做整個社會制度和國家制度的基礎的人，竟然屬於這樣壹個學派，在這個學派看來，17、18世紀的專制君主政體就已經是對於真正的國家學說的犯罪和背叛了
但是，不管怎麼說，這還是意味著，國家形式必然產生於經濟形式及其適當地運用，正像嬰兒誕生於男女婚配壹樣。關於作者所屬學派的那個聞名世界的學說，我只能作這樣的解釋:真正的經濟形式是封建主義的經濟形式。但是，由於人們出於私仇而密謀反對這種經濟形式，因此，就要對這種經濟形式加以“適當地運用”，使它免受攻擊，永世長存，並使“國家形式”等和它永遠適應，也就是說，盡可能退回到13、14世紀的狀況。這樣，最好的世界和最美妙的歷史理論就會同時實現，而拉韋涅—佩吉朗的概括才會歸結到它的真實內容:封建社會產生了封建的國家制度。
恩格斯:《恩格斯致弗蘭茨·梅林》( 1892年9月28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638—639頁。
羅伯斯比爾、聖茹斯特和他們的黨之所以滅亡，是因為他們混淆了以真正的奴隸制為基礎的古典古代實在論民主共同體和以被解放了的奴隸制即資產階級社會為基礎的現代唯靈論民主代議制國家。他們認為必須以人權的形式承認和批準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即工業、普遍競爭，自由地追求自己目的的私人利益、無政府狀態、自我異化的自然個性和精神個性的社會，同時又力圖在事後通過單個的個人來取締這個社會的各種生命表現，同時還力圖以古典古代的形式來造就這個社會的政治首腦，這是多麼巨大的迷誤當聖茹斯特在臨刑之日指著懸掛在康瑟爾熱麗大廳裏的那塊“人權”大牌子，懷著驕傲的自尊說“正是我創造了這個業績”時，這種迷誤就悲劇性地顯現出來了。正是在這塊牌子上宣布了人的權利，而這裏所說的人不可能是古典古代共同體的人，正像這種人的國民經濟狀況和工業狀況不是古典古代的壹樣。
馬克思和恩格斯:《神聖家族，或對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 1844年9—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24頁。
康德認為，共和國作為唯壹合理的國家形式，是實踐理性的要求，是壹種永遠不能實現但又是我們應該永遠力求實現和牢記在心的目標。同樣，這些保皇派也正是這樣對待君主國的。
這樣，立憲共和國從資產階級共和黨人手中產生出來時本來是壹個空洞的意識形態的公式，而落到聯合保皇派手中時就成了壹個內容充實的生動的形式了。當梯也爾說“我們保皇派是立憲共和國的真正支柱”時，他沒有料想到他的話裏包含有這麼多的真理。
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 1849年底—1850年3月底和1850年10月—11月1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52頁。
中央集權的國家政權連同其遍布各地的機關，即常備軍、警察局、官僚機構、教會和法院——這些機關是按照系統的和等級的分工原則建立的——起源於專制君主制時代，當時它充當了新興資產階級社會反對封建制度的有力武器。但是，領主權利、地方的特權、城市和行會的壟斷以及地方的法規等這壹切中世紀的垃圾還阻礙著它的發展。18世紀法國革命的大掃帚，把所有這些過去時代的殘余都掃除幹凈，這樣就從社會基地上清除了那些妨礙建立現代國家大廈這個上層建築的最後障礙。現代國家大廈是在第壹帝國時期建立起來的，而第壹帝國本身又是從半封建的舊歐洲反對現代法國的幾次同盟戰爭中產生的。在以後各個時期的政治體制下，政府都被置於受議會控制，即受有產階級直接控制的地位。
它不但變成了巨額國債和苛捐重稅的溫床，不但由於擁有令人傾心的官職、金錢和權勢而變成了統治階級中各不相讓的黨派和冒險家們彼此爭奪的對象，而且，它的政治性質也隨著社會的經濟變化而同時改變。現代工業的進步促使資本和勞動之間的階級對立更為發展、擴大和深化。與此同步，國家政權在性質上也越來越變成了資本借以壓迫勞動的全國政權，變成了為進行社會奴役而組織起來的社會力量，變成了階級專制的機器。[11]每經過壹場標誌著階級鬥爭前進壹步的革命以後，國家政權的純粹壓迫性質就暴露得更加突出。
馬克思:《法蘭西內戰》( 1871年4月中旬—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151—152頁。
自由國家，這是什麼東西
使國家變成“自由的”，這決不是已經擺脫了狹隘的臣民見識的工人的目的。在德意誌帝國，“國家”幾乎同在俄國壹樣地“自由”。自由就在於把國家由壹個高居社會之上的機關變成完全服從這個社會的機關，而且就在今天，各種國家形式比較自由或比較不自由，也取決於這些國家形式把“國家的自由”限制到什麼程度。
德國工人黨——至少是當它接受了這個綱領的時候——表明:它對社會主義思想領會得多麼膚淺，它不把現存社會(對任何未來社會也是壹樣)當做現存國家的(對未來社會來說是未來國家的)基礎，反而把國家當做壹種具有自己的“精神的、道德的、自由的基礎”的獨立存在物。
而且綱領還荒謬地濫用了“現代國家”、“現代社會”等字眼，甚至更荒謬地誤解了向之提出自己要求的那個國家
“現代社會”就是存在於壹切文明國度中的資本主義社會，它或多或少地擺脫了中世紀的雜質，或多或少地由於每個國度的特殊的歷史發展而改變了形態，或多或少地有了發展。“現代國家”卻隨國境而異。它在普魯士德意誌帝國同在瑞士不壹樣，在英國同在美國不壹樣。所以，“現代國家”是壹種虛構。
但是，不同的文明國度中的不同的國家，不管它們的形式如何紛繁，卻有壹個共同點:它們都建立在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基礎上，只是這種社會的資本主義發展程度不同罷了。所以，它們具有某些根本的共同特征。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談“現代國家制度”，而未來就不同了，到那時，“現代國家制度”現在的根基即資產階級社會已經消亡了。
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大約1875年4月底—5月7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444頁。
到目前為止在階級對立中運動著的社會，都需要有國家，即需要壹個剝削階級的組織，以便維護這個社會的外部生產條件，特別是用暴力把被剝削階級控制在當時的生產方式所決定的那些壓迫條件下(奴隸制、農奴制或依附農制、雇傭勞動制)。國家是整個社會的正式代表，是社會在壹個有形的組織中的集中表現，但是，說國家是這樣的，這僅僅是說，它是當時獨自代表整個社會的那個階級的國家:在古代是占有奴隸的公民的國家，在中世紀是封建貴族的國家，在我們的時代是資產階級的國家。當國家終於真正成為整個社會的代表時，它就使自己成為多余的了。當不再有需要加以鎮壓的社會階級的時候，當階級統治和根源於至今的生產無政府狀態的個體生存鬥爭已被消除，而由此二者產生的沖突和極端行動也隨著被消除了的時候，就不再有什麼需要鎮壓了，也就不再需要國家這種特殊的鎮壓力量了。國家真正作為整個社會的代表所采取的第壹個行動，即以社會的名義占有生產資料，同時也是它作為國家所采取的最後壹個獨立行動。那時，國家政權對社會關系的幹預在各個領域中將先後成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來。那時，對人的統治將由對物的管理和對生產過程的領導所代替。國家不是“被廢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
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
年1月—3月上半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1—562頁。
可見，國家決不是從外部強加於社會的壹種力量。國家也不像黑格爾所斷言的是“倫理觀念的現實”，“理性的形象和現實” [12]。確切地說，國家是社會在壹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國家是承認:這個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又無力擺脫這些對立面。而為了使這些對立面，這些經濟利益互相沖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鬥爭中把自己和社會麥纾托枰幸挤N表面上淩駕於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當緩和沖突，把沖突保持在“秩序”的範圍以內；這種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於社會之上並且日益同社會相異化的力量，就是國家。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 1884年3月底—5月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89頁。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3-1-20 16:23:30
由於國家是從控制階級對立的需要中產生的，由於它同時又是在這些階級的沖突中產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強大的、在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的國家，這個階級借助於國家而在政治上也成為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因而獲得了鎮壓和剝削被壓迫階級的新手段。因此，古希臘羅馬時代的國家首先是奴隸主用來鎮壓奴隸的國家，封建國家是貴族用來鎮壓農奴和依附農的機關，現代的代議制的國家是資本剝削雇傭勞動的工具。但也例外的有這樣的時期，那時互相鬥爭的各階級達到了這樣勢均力敵的地步，以致國家權力作為表面上的調停人而暫時得到了對於兩個階級的某種獨立性。17世紀和18世紀的專制君主制，就是這樣，它使貴族和市民等級彼此保持平衡；法蘭西第壹帝國特別是第二帝國的波拿巴主義，也是這樣，它唆使無產階級去反對資產階級，又唆使資產階級來反對無產階級。使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顯得同樣滑稽可笑的這方面的最新成就，就是俾斯麥國家的新的德意誌帝國:在這裏，資本家和工人彼此保持平衡，並為了破落的普魯士土容克的利益而遭受同等的欺騙。
此外，在歷史上的大多數國家中，公民的權利是按照財產狀況分級規定的，這直接地宣告國家是有產階級用來防禦無產階級的組織。在按照財產狀況劃分階級的雅典和羅馬，就已經是這樣。在中世紀的封建國家中，也是這樣，在那裏，政治上的權力地位是按照地產來排列的。現代的代議制國家的選舉資格，也是這樣。但是，對財產差別的這種政治上的承認，決不是本質的東西。相反，它標誌著國家發展的低級階段。國家的最高形式，民主共和國，在我們現代的社會條件下正日益成為壹種不可避免的必然性，它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最後決定性鬥爭只能在其中進行到底的國家形式——這種民主共和國已經不再正式講什麼財產差別了。在這種國家中，財富是間接地但也是更可靠地運用它的權力的。其形式壹方面是直接收買官吏(美國是這方面的典型例子)，另壹方面是政府和交易所結成聯盟，而公債越增長，股份公司越是不僅把運輸業而且把生產本身集中在自己手中，越是把交易所變成自己的中心，這壹聯盟就越容易實現。除了美國以外，最新的法蘭西共和國，也是這方面的壹個顯著例證，甚至壹本正經的瑞士，在這方面也作出了自己的成績。不過，為了使政府和交易所結成這種兄弟般的聯盟，並不壹定要有民主共和國，除英國以外，新的德意誌帝國也證明了這壹點，在德國，很難說普選制究竟是把誰擡得更高，是把俾斯麥還是把布萊希勒德。最後，有產階級是直接通過普選制來統治的。只要被壓迫階級——在我們這裏就是無產階級——還沒有成熟到能夠自己解放自己，這個階級的大多數人就仍將承認現存的社會秩序是唯壹可行的秩序，而在政治上成為資本家階級的尾巴，構成它的極左翼。但是，隨著被壓迫階級成熟到能夠自己解放自己，它就作為獨立的黨派結合起來，選舉自己的代表，而不是選舉資本家的代表了。因此，普選制是測量工人階級成熟性的標尺。在現今的國家裏，普選制不能而且永遠不會提供更多的東西；不過，這也就足夠了。在普選制的溫度計標示出工人的沸點的那壹天，他們以及資本家同樣都知道該怎麼辦了。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 1884年3月底—5月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91—193頁。
關於民主
正如同不是宗教創造人，而是人創造宗教壹樣，不是國家制度創造人民，而是人民創造國家制度。……民主制也是壹樣，它是壹切國家制度的本質，作為特殊國家制度的社會化了的人。
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大約1843年3月中—9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第2版，第40頁。
此外，不言而喻，壹切國家形式都以民主為自己的真實性，正因為這樣，它們有幾分不民主，就有幾分不真實。
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大約1843年3月中—9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第2版，第41頁。
在民主制中，抽象的國家不再是統治環節。君主制與共和制之間的爭論始終是抽象的國家範圍內的爭論。政治的共和制是抽象國家形式範圍內的民主制。因此，共和制是民主制的抽象國家形式，但這裏共和制已不再僅僅是政治制度了。
在北美，財產等，簡言之，法和國家的全部內容，同普魯士的完全壹樣，只不過略有改變而已。因此，那裏的共和制同這裏的君主制壹樣，都只是壹種因家形式。國家的內容都處在這些國家制度之外。
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大約1843年3月中—9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第2版，第41—42頁。
中世紀存在過農奴、封建莊園、手工業行會、學者協會等等:就是說，在中世紀，財產、商業、社會團體和人都是政治的；國家的物質內容是由國家的形式設定的。每個私人領域都具有政治性質，或者都是政治領域；換句話說，政治也就是私人領域的性質。在中世紀，政治制度是私有財產的制度，但這只是因為私有財產的制度就是政治制度。在中世紀，人民的生活和國家的生活是同壹的。人是國家的現實原則，但這是不自由的人。
因此，這是不自由的民主制，是完成了的異化。抽象的反思的對立性只是現代世界才有。中世紀是現實的二元論，現代是抽象的二元論。
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大約1843年3月中—9月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0月第2版，第42—43頁。
建立在農奴制基礎上的貴族民主制，例如波蘭的貴族民主制，又例如被日耳曼人占領的各帝國在最初幾個世紀裏實行的形式略有不同的貴族民主制，都是屬於最原始的社會形式中的壹種形式，後來都自然而然地發展成為完備的封建等級制度，而封建等級制度顯然已經是更高的階段了。
恩格斯:《德國農民戰爭》( 1850年夏秋)，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273頁。
庸俗民主派把民主共和國看做千年王國，他們完全沒有想到，正是在資產階級社會的這個最後的國家形式裏階級鬥爭要進行最後的決戰，——就連這樣的庸俗民主派也比這種局限於為警察所容許而為邏輯所不容許的範圍內的民主主義高明得多。
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大約1875年4月底—5月7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446頁。
選舉所表明的並不是他們意想中的人民，而是真實的人民，即分裂成各個不同階級的代表。我們已經看到，農民和小資產者在選舉中為什麼必定由好鬥的資產階級和渴望復辟的大土地所有者來統轄。然而，普選權雖不是共和主義庸人所想象的那種法力無邊的魔杖，卻具有另壹種高超無比的功績；它發動階級鬥爭，使資產階級社會各中間階層迅速地產生幻想又迅速地陷入失望；它壹下子就把剝削階級所有集團提到國家高層，從而揭去他們騙人的假面具，而有選舉資格限制的君主制度則只是讓資產階級中的某些集團喪失聲譽，使其余的集團得以隱藏在幕後並且罩上共同反對派的神聖光環。
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 1849年底—1850年3月底和1850年10月—11月1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99頁。
刊登在下壹號裏的那篇論述人民黨人對農民進行說教的文章也很好，只是其中對民主這個“概念”的引證是糟糕的。這個概念每次都隨著人民的變化而變化[13]，因此它沒有幫助我們前進壹步。照我的意見，應當這樣說:無產階級為了奪取政權也需要民主的形式，然而對於無產階級來說，這種形式和壹切政治形式壹樣，只是壹種手段。在今天，如果有人要把民主看成目的，那他就必然要依靠農民和小資產者，也就是要依靠那些正在滅亡的階級，而這些階級只要想人為地保全自己，那他們對無產階級說來就是反動的。其次，不應該忘記，資產階級統治的徹底的形式正是民主共和國，雖然這種共和國由於無產階級已經達到的發展水平而面臨嚴重的危險，但是，像在法國和美國所表明的那樣，它作為單純的資產階級統治，總還是可能的。可見，自由主義的“原則”作為“壹定的、歷史地形成的”東西，實際上不過是壹種不徹底的東西。自由主義的立憲君主政體是資產階級統治的適當形式，那是( 1)在初期，當資產階級還沒有和專制君主政體徹底決裂的時候； ( 2)在後期，當無產階級已經使民主共和國面臨嚴重的危險的時候。不過無論如何，民主共和國畢竟是資產階級統治的最後形式:資產階級統治將在這種形式下走向滅亡。
恩格斯:《恩格斯致愛德華·伯恩施坦》( 1884年3月24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14—515頁。
最後，有產階級是直接通過普選制來統治的。只要被壓迫階級——在我們這裏就是無產階級——還沒有成熟到能夠自己解放自己，這個階級的大多數人就仍將承認現存的社會秩序是唯壹可行的秩序，而在政治上成為資本家階級的尾巴，構成它的極左翼。但是，隨著被壓迫階級成熟到能夠自己解放自己，它就作為獨立的黨派結合起來，選舉自己的代表，而不是選舉資本家的代表了。因此，普選制是測量工人階級成熟性的標尺。在現今的國家裏，普選制不能而且永遠不會提供更多的東西；不過，這也就足夠了。在普選制的溫度計標示出工人的沸點的那壹天，他們以及資本家同樣都知道該怎麼辦了。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 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92—193頁。
舊政權的純屬壓迫性質的機關予以鏟除，而舊政權的合理職能則從僭越和淩駕於社會之上的當局那裏奪取過來，歸還給社會的承擔責任的勤務員。普選權不是為了每三年或六年決定壹次由統治階級中什麼人在議會裏當人民的假代表，而是為了服務於組織在公社裏的人民，正如個人選擇權服務於任何壹個為自己企業招雇工人和管理人員的雇主壹樣。
馬克思:《法蘭西內戰》( 1871年4月中旬—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156頁。
關於自由、平等權利和人權
“人權”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歷史地產生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神聖家族，或對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 1844年9—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13頁。
那些具有德意誌狂的血統並有自由思想的人，卻到我們史前的條頓原始森林去尋找我們的自由歷史。但是，如果我們的自由歷史只能到森林中去找，那麼我們的自由歷史和野豬的自由歷史又有什麼區別呢?況且誰都知道，在森林中叫喚什麼，森林就發出什麼回聲。還是讓條頓原始森林保持寧靜吧
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 1843年10月中—12月中)，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頁。
如果說經濟形式，交換，在所有方面確立了主體之間的平等，那麼內容，即促使人們去進行交換的個人和物質材料，則確立了自由。可見，平等和自由不僅在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交換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換價值的交換是壹切平等和自由的生產的、現實的基礎。作為純粹觀念，平等和自由僅僅是交換價值的交換的壹種理想化的表現；作為在法律的、政治的、社會的關系上發展了的東西，平等和自由不過是另壹次方上的這種基礎而已。而這種情況也已為歷史所證實。這種意義上的平等和自由恰好是古代的自由和平等的反面。古代的自由和平等恰恰不是以發展了的交換價值為基礎，相反的是由於交換價值的發展而毀滅。上面這種意義上的平等和自由所要求的生產關系，在古代世界還沒有實現，在中世紀也沒有實現。古代世界的基礎是直接的強制勞動；當時共同體就建立在這種強制勞動的現成基礎上；作為中世紀的基礎的勞動，本身是壹種特權，是尚處在特殊化狀態的勞動，而不是生產壹般交換價值的勞動。［資本主義社會裏的］勞動既不是強制勞動，也不是中世紀那種要聽命於作為上級機構的共同組織(同業公會)的勞動。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手稿前半部分(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199—200頁。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3-1-20 16:24:43
壹切人，作為人來說，都有某些共同點，在這些共同點所及的範圍內，他們是平等的，這樣的觀念自然是非常古老的。但是現代的平等要求與此完全不同；這種平等要求更應當是從人的這種共同特性中，從人就他們是人而言的這種平等中引申出這樣的要求:壹切人，或至少是壹個國家的壹切公民，或壹個社會的壹切成員，都應當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要從這種相對平等的原始觀念中得出國家和社會中的平等權利的結論，要使這個結論甚至能夠成為某種自然而然的、不言而喻的東西，必然要經過而且確實已經經過幾千年。在最古老的自然形成的公社中，最多只談得上公社成員之間的平等權利，婦女、奴隸和外地人自然不在此列。在希臘人和羅馬人那裏，人們的不平等的作用比任何平等要大得多。如果認為希臘人和野蠻人、自由民和奴隸、公民和被保護民、羅馬的公民和羅馬的臣民(該詞是在廣義上使用的)，都可以要求平等的政治地位，那麼這在古代人看來必定是發了瘋。在羅馬帝國時期，所有這些區別，除自由民和奴隸的區別外，都逐漸消失了；這樣，至少對自由民來說產生了私人的平等，在這種平等的基礎上羅馬法發展起來了，它是我們所知道的以私有制為基礎的法的最完備形式。但是只要自由民和奴隸之間的對立還存在，就談不上從壹般人的平等得出的法的結論，這壹點我們不久前在北美合眾國各畜奴州裏還可以看到。
基督教只承認壹切人的壹種平等，即原罪的平等，這同它曾經作為奴隸和被壓迫者的宗教的性質是完全適合的。此外，基督教至多還承認上帝的選民的平等，但是這種平等只是在開始時才被強調過。在新宗教的最初階段同樣可以發現財產共有的痕跡，這與其說是來源於真正的平等觀念，不如說是來源於被迫害者的團結。僧侶和俗人對立的確立，很快就使這種基督教平等的萌芽也歸於消失。——日耳曼人在西歐的橫行，逐漸建立了空前復雜的社會的和政治的等級制度，從而在幾個世紀內消除了壹切平等觀念，但是同時使西歐和中歐卷入了歷史運動，在那裏第壹次創造了壹個牢固的文化區域，並在這個區域內第壹次建立了壹個由互相影響和互相防範的、主要是民族國家所組成的體系。這樣就準備了壹個基礎，後來只是在這個基礎上才有可能談人的平等和人權的問題。
此外，在封建的中世紀的內部孕育了這樣壹個階級，這個階級在它進壹步的發展中，註定成為現代平等要求的代表者，這就是資產階級。資產階級本身最初是壹個封建等級，當15世紀末海上航路的偉大發現為它開辟了壹個新的更加廣闊的活動場所時，它使封建社會內部的主要靠手工進行的工業和產品交換發展到比較高的水平。歐洲以外的、以前只在意大利和黎凡特[14]之間進行的貿易，這時已經擴大到了美洲和印度，就重要性來說，很快就超過了歐洲各國之間的和每個國家內部的交換。美洲的黃金和白銀在歐洲泛濫起來，它好似壹種瓦解因素滲入封建社會的壹切罅隙、裂縫和細孔。手工業生產不再能滿足日益增長的需要；在最先進的國家的主要工業部門裏，手工業生產為工場手工業代替了。
可是社會的政治結構決不是緊跟著社會經濟生活條件的這種劇烈的變革立即發生相應的改變。當社會日益成為資產階級社會的時候，國家制度仍然是封建的。大規模的貿易，特別是國際貿易，尤其是世界貿易，要求有自由的、在行動上不受限制的商品所有者，他們作為商品占有者是有平等權利的，他們根據對他們所有人來說都平等的、至少在當地是平等的權利進行交換。從手工業向工場手工業轉變的前提是，有壹定數量的自由工人(所謂自由，壹方面是他們擺脫了行會的束縛，另壹方面是他們失去了自己使用自己勞動力所必需的資料)，他們可以和廠主訂立契約出租他們的勞動力，因而作為締約的壹方是和廠主權利平等的。最後，壹切人類勞動由於而且只是由於都是壹般人類勞動而具有的等同性和同等意義[15]，在現代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價值規律中得到了自己的不自覺的，但最強烈的表現，根據這壹規律，商品的價值是由其中所包含的社會必要勞動來計量的[16]。
——但是，在經濟關系要求自由和平等權利的地方，政治制度卻每壹步都以行會束縛和各種特權同它對抗。地方特權、差別關稅以及各種各樣的特別法令，不僅在貿易方面打擊外國人和殖民地居民，而且還時常打擊本國的各類國民；行會特權處處和時時都壹再阻擋著工場手工業發展的道路。無論在哪裏，道路都不是自由通行的，對資產階級競爭者來說機會都不是平等的，而自由通行和機會平等是首要的和愈益迫切的要求。
社會的經濟進步壹旦把擺脫封建桎梏和通過消除封建不平等來確立權利平等的要求提上日程，這種要求就必定迅速地擴大其範圍。只要為工業和商業的利益提出這壹要求，就必須為廣大農民要求同樣的平等權利。農民遭受著從十足的農奴制開始的各種程度的奴役，他們必須把自己絕大部分的勞動時間無償地獻給仁慈的封建領主，此外，還得向領主和國家交納無數的貢稅。另壹方面，也不能不要求廢除封建特惠、貴族免稅以及個別等級的政治特權。由於人們不再生活在像羅馬帝國那樣的世界帝國中，而是生活在那些相互平等地交往並且處在差不多相同的資產階級發展階段的獨立國家所組成的體系中，所以這種要求就很快自然地獲得了普遍的、超出個別國家範圍的性質，而自由和平等也很自然地被宣布為人權。這種人權的特殊資產階級性質的典型表現是美國憲法，它最先承認了人權，同時確認了存在於美國的有色人種奴隸制:階級特權不受法律保護，種族特權被神聖化。
可是大家知道，從資產階級由封建時代的市民等級破繭而出的時候起，從中世紀的等級轉變為現代的階級的時候起，資產階級就由它的影子即無產階級不可避免地壹直伴隨著。同樣地，資產階級的平等要求也由無產階級的平等要求伴隨著。從消滅階級特權的資產階級要求提出的時候起，同時就出現了消滅階級本身的無產階級要求——起初采取宗教的形式，借助於原始基督教，以後就以資產階級的平等論本身為依據了。無產階級抓住了資產階級所說的話，指出:平等應當不僅僅是表面的，不僅僅在國家的領域中實行，它還應當是實際的，還應當在社會的、經濟的領域中實行。尤其是從法國資產階級自大革命開始把公民的平等提到重要地位以來，法國無產階級就針鋒相對地提出社會的、經濟的平等的要求，這種平等成了法國無產階級所特有的戰鬥口號。
因此，無產階級所提出的平等要求有雙重意義。或者它是對明顯的社會不平等，對富人和窮人之間、主人和奴隸之間、驕奢淫逸者和饑餓者之間的對立的自發反應——特別是在初期，例如在農民戰爭中，情況就是這樣；它作為這種自發反應，只是革命本能的表現，它在這裏，而且僅僅在這裏找到自己被提出的理由。或者它是從對資產階級平等要求的反應中產生的，它從這種平等要求中吸取了或多或少正當的、可以進壹步發展的要求，成了用資本家本身的主張發動工人起來反對資本家的鼓動手段；在這種情況下，它是和資產階級平等本身共存亡的。在上述兩種情況下，無產階級平等要求的實際內容都是消滅階級的要求。任何超出這個範圍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於荒謬。……可見，平等的觀念，無論以資產階級的形式出現，還是以無產階級的形式出現，本身都是壹種歷史的產物，這壹觀念的形成，需要壹定的歷史條件，而這種歷史條件本身又以長期的以往的歷史為前提。所以，這樣的平等觀念說它是什麼都行，就不能說它是永恒的真理。如果它現在對廣大公眾來說——在這種或那種意義上——是不言而喻的，如果它像馬克思所說的，“已經成為國民的牢固的成見”，那麼這不是由於它具有公理式的真理性，而是由於18世紀的思想得到普遍傳播和仍然合乎時宜。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09—113頁。
在現今的資產階級生產關系的範圍內，所謂自由就是自由貿易，自由買賣。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7頁。
現在我們知道，這個理性的王國不過是資產階級的理想化的王國；永恒的正義在資產階級的司法中得到實現；平等歸結為法律面前的資產階級的平等；被宣布為最主要的人權之壹的是資產階級的所有權；而理性的國家、盧梭的社會契約在實踐中表現為，而且也只能表現為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18世紀偉大的思想家們，也同他們的壹切先驅者壹樣，沒有能夠超出他們自己的時代使他們受到的限制。
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
年1月—3月上半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24頁。
如果不同時把武器交給無產階級，資產階級就不能爭得自己的政治統治，就不能通過憲法和法律體現出這種政治統治。它應當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人權來反對按出身劃分的各種舊的等級，寫上貿易自由和工業自由來反對行會制度，寫上自由和自治來反對官僚監督。資產階級應當幹脆要求直接的普選權、新聞出版自由、結社和集會自由，要求廢除針對居民中各個階級的壹切非常法。然而這壹切也是無產階級應當向資產階級要求的。無產階級不能要求資產階級不再是資產階級，但是完全可以要求資產階級徹底貫徹自己的原則。這樣無產階級也就能得到為取得徹底勝利所必需的全部武器。它借助新聞出版自由、集會權和結社權可以為自己爭得普選權，而借助直接的普選權，再加上上面所說的宣傳鼓動手段，就可以爭得其余的壹切。
恩格斯:《普魯士軍事問題和德國工人黨》( 1865年1月27日—2月11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5月第2版，第113頁。
勞動力的買和賣是在流通領域或商品交換領域的界限以內進行的，這個領域確實是天賦人權的真正伊甸園。那裏占統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權和邊沁。自由!因為商品例如勞動力的買者和賣者，只取決於自己的自由意誌。他們是作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締結契約的。契約是他們的意誌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現的最後結果。平等!因為他們彼此只是作為商品所有者發生關系，用等價物交換等價物。所有權!因為每壹個人都只支配自己的東西。邊沁!因為雙方都只顧自己。使他們連在壹起並發生關系的唯壹力量，是他們的利己心，是他們的特殊利益，是他們的私人利益。正因為人人只顧自己，誰也不管別人，所以大家都是在事物的前定和諧下，或者說，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著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體有利的事業。
壹離開這個簡單流通領域或商品交換領域，——庸俗的自由貿易論者用來判斷資本和雇傭勞動的社會的那些觀點、概念和標準就是從這個領域得出的，——就會看到，我們的劇中人的面貌已經起了某些變化。原來的貨幣占有者作為資本家，昂首前行；勞動力占有者作為他的工人，尾隨於後。壹個笑容滿面，雄心勃勃；壹個戰戰兢兢，畏縮不前，像在市場上出賣了自己的皮壹樣，只有壹個前途——讓人家來鞣。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04—205頁。
權利的公平和平等，是十八、十九世紀的資產者打算在封建制的不公平、不平等和特權的廢墟上建立他們的社會大廈的基石。勞動決定商品價值，勞動產品按照這個價值尺度在權利平等的商品所有者之間自由交換，這些——正如馬克思已經證明的——就是現代資產階級全部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學的意識形態建立於其上的現實基礎。
恩格斯:《馬克思和洛貝爾圖斯。“哲學的貧困”德文版序言》( 1884年10月23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9月第1版，第210頁。
平等地剝削勞動力，是資本的首要的人權。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38頁。
至於說到他人追求幸福的平等權利，情況是否好壹些呢?費爾巴哈提出這種要求，認為這種要求是絕對的，是適合於任何時代和任何情況的。但是這種要求從什麼時候起被認為是適合的呢?在古代的奴隸和奴隸主之間，在中世紀的農奴和領主之間，難道談得上有追求幸福的平等權利嗎?被壓迫階級追求幸福的欲望不是被冷酷無情地“依法”變成了統治階級的這種欲望的犧牲品嗎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年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92—293頁。
自由是什麼呢
第6條:“自由是做任何不損害他人權利的事情的權利”，或者按照1791年人權宣言:“自由是做任何不損害他人的事情的權利。”
這就是說，自由是可以做和可以從事任何不損害他人的事情的權利。每個人能夠不損害他人而進行活動的界限是由法律規定的，正像兩塊田地之間的界限是由界樁確定的壹樣。這裏所說的是人作為孤立的、自我封閉的單子的自由。依據鮑威爾的見解，猶太人為什麼不能獲得人權呢
“只要他還是猶太人，那麼使他成為猶太人的那種狹隘本質就壹定會壓倒那種把他作為人同別人結合起來的人的本質，壹定會使他同非猶太人分隔開來。”
但是，自由這壹人權不是建立在人與人相結合的基礎上，而是相反，建立在人與人相分隔的基礎上。這壹權利就是這種分隔的權利，是狹隘的、局限於自身的個人的權利。
自由這壹人權的實際應用就是私有財產這壹人權。
私有財產這壹人權是什麼呢
第16條( 1793年憲法) :“財產權是每個公民任意地享用和處理自己的財產、自己的收入即自己的勞動和勤奮所得的果實的權利。”
這就是說，私有財產這壹人權是任意地、同他人無關地、不受社會影響地享用和處理自己的財產的權利；這壹權利是自私自利的權利。這種個人自由和對這種自由的應用構成了市民社會的基礎。這種自由使每個人不是把他人看做自己自由的實現，而是看做自己自由的限制。但是，這種自由首先宣布了人權是“任意地享用和處理自己的財產、自己的收入即自己的勞動和勤奮所得的果實”。
此外還有其他的人權:平等和安全。
平等，在這裏就其非政治意義來說，無非是上述自由的平等，就是說，每個人都同樣被看成那種獨立自在的單子。1795年憲法根據這種平等的含義把它的概念規定如下第3條( 1795年憲法) :“平等是法律對壹切人壹視同仁，不論是予以保護還是予以懲罰。”
安全呢
第8條( 1793年憲法) :“安全是社會為了維護自己每個成員的人身、權利和財產而給予他的保障。”
安全是市民社會的最高社會概念，是警察的概念；按照這個概念，整個社會的存在只是為了保證維護自己每個成員的人身、權利和財產。黑格爾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才把市民社會稱為“需要和理智的國家”。
市民社會並沒有借助安全這壹概念而超出自己的利己主義。相反，安全是它的利己主義的保障。
可見，任何壹種所謂的人權都沒有超出利己的人，沒有超出作為市民社會成員的人，即沒有超出封閉於自身、封閉於自己的私人利益和自己的私人任意行為、脫離共同體的個體。在這些權利中，人絕對不是類存在物，相反，類生活本身，即社會，顯現為諸個體的外部框架，顯現為他們原有的獨立性的限制。把他們連接起來的唯壹紐帶是自然的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是對他們財產和他們的利己的人身的保護。
馬克思:《論猶太人問題》
年10月中—12月中)，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40—42頁。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3-1-20 16:26:57
資產階級的力量全部取決於金錢，所以他們要取得政權就只有使金錢成為人在立法上的行為能力的唯壹標準。他們壹定得把歷代的壹切封建特權和政治壟斷權合成壹個金錢的大特權和大壟斷權。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之所以具有自由主義的外貌，原因就在於此。資產階級消滅了國內各個現存等級之間的壹切舊的差別，取消了壹切依靠專橫而取得的特權和豁免權。他們不得不把選舉原則當做統治的基礎，也就是說在原則上承認平等；他們不得不解除君主制度下書報檢查對報刊的束縛；他們為了擺脫在國內形成獨立王國的特殊的法官階層的束縛，不得不實行陪審制。就這壹切而言，資產者真像是真正的民主主義者。但是資產階級實行這壹切改良，只是為了用金錢的特權代替已往的壹切個人特權和世襲特權。這樣，他們通過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財產資格限制，使選舉原則成為本階級獨有的財產。平等原則又由於被限制為僅僅在“法律上的平等”而壹筆勾銷了，法律上的平等就是在富人和窮人不平等的前提下的平等，即限制在目前主要的不平等的範圍內的平等，簡括地說，就是簡直把不平等叫做平等。這樣，出版自由就僅僅是資產階級的特權，因為出版需要錢，需要購買出版物的人，而購買出版物的人也得要有錢。陪審制也是資產階級的特權，因為他們采取了適當的措施，只選“有身份的人”做陪審員。
恩格斯:《德國狀況:給“北極星報”編輯的第三封信》( 1846年4月4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12月第1版，第647—648頁。
年各種自由的必然總匯，人身、新聞出版、言論、結社、集會、教育和宗教等自由，都穿上憲法制服而成為不可侵犯的了。這些自由中的每壹種都被宣布為法國公民的絕對權利，然而總是加上壹個附帶條件，說明它只有在不受“他人的同等權利和公共安全”或“法律”限制時才是無限制的，而這些法律正是要使各種個人自由彼此之間以及同公共安全協調起來。例如:“公民有權成立團體，有權和平地、非武裝地集會，有權進行請願並且通過報刊或用其他任何方法發表意見。對於這些權利的享受，除受他人的同等權利和公共安全限制外，不受其他限制。”(法國憲法第2章第8條)“教育是自由的。
教育的自由應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並在國家的最高監督下享用之。”(第2章第9條)“每壹公民的住所是不可侵犯的，除非按照法定手續辦事。”(第1章第3條)如此等等。所以，憲法經常提到未來的基本法律；這些基本法律應當詳細地解釋這些附帶條件並且調整這些無限制的自由權利的享用，使它們既不致互相抵觸，也不致同公共安全相抵觸。後來，這些基本法律由秩序之友制定出來了，所有這些自由都得到調整，結果，資產階級可以不受其他階級的同等權利的任何妨礙而享受這些自由。至於資產階級完全禁止“他人”享受這些自由，或是允許“他人”在某些條件(這些條件都是警察的陷阱)下享受這些自由，那麼這都是僅僅為了保證“公共安全”，也就是為了保證資產階級的安全，憲法就是這樣寫的。所以，後來兩方面都有充分權利援引憲法:壹方面是廢除了所有這些自由的秩序之友；另壹方面是要求恢復所有這些自由的民主黨人。憲法的每壹條本身都包含有自己的對立面，包含有自己的上院和下院:在壹般詞句中標榜自由，在附帶條件中廢除自由。所以，當自由這個名字還備受尊重，而只是——當然是通過合法途徑——對它的真正實現設下了種種障礙時，不管這種自由在日常現實中的存在怎樣被徹底消滅，它在憲法上的存在仍然是完整無損、不可侵犯的。
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大約1851年12月中—1852年3 月25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83—484頁。
至於談到權利，我們和其他許多人都曾強調指出了共產主義對政治權利、私人權利以及權利的最壹般的形式即人權所采取的反對立場。請看壹下“德法年鑒”，那裏指出特權、優先權符合於與等級相聯系的私有制，而權利符合於競爭、自由私有制的狀態(第頁及其他各頁) ；指出人權本身就是特權，而私有制就是壟斷。其次，那裏對法［權利］的批判是與對德國哲學的批判聯系在壹起的，並且這種批判是從對宗教的批判中得出的結論(第72頁
；同時，那裏直接地強調指出:那些似乎壹定能導向共產主義的法律上的公理，都是私有制的公理，而共同占有權是私有財產權的想象中的前提(第98、99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1846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228—229頁。
人們每次都不是在他們關於人的理想所決定和所容許的範圍之內，而是在現有的生產力所決定和所容許的範圍之內取得自由的。但是，作為過去取得的壹切自由的基礎的是有限的生產力；受這種生產力所制約的、不能滿足整個社會的生產，使得人們的發展只能具有這樣的形式:壹些人靠另壹些人來滿足自己的需要，因而壹些人(少數)得到了發展的壟斷權；而另壹些人(多數)經常地為滿足最迫切的需要而進行鬥爭，因而暫時(即在新的革命的生產力產生以前)失去了任何發展的可能性。由此可見，到現在為止，社會壹直是在對立的範圍內發展的，在古代是自由民和奴隸之間的對立，在中世紀是貴族和農奴之間的對立，近代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對立。這壹方面可以解釋被統治階級用以滿足自己需要的那種不正常的“非人的”方式，另壹方面可以解釋交往的發展範圍的狹小以及因之造成的整個統治階級的發展範圍的狹小；由此可見，這種發展的局限性不僅在於壹個階級被排斥於發展之外，而且還在於把這個階級排斥於發展之外的另壹個階級在智力方面也有局限性；所以“非人的東西”也同樣是統治階級命中所註定的。這裏所謂“非人的東西”同“人的東西”壹樣，也是現代關系的產物；這種“非人的東西”是現代關系的否定面，它是沒有任何新的革命的生產力作為基礎的反抗，是對建立在現有生產力基礎上的統治關系以及跟這種關系相適應的滿足需要的方式的反抗。“人的”這壹正面說法是同某壹生產發展的階段上占統治地位的壹定關系以及由這種關系所決定的滿足需要的方式相適應的。同樣，“非人”這壹反面說法是同那些想在現存生產方式內部把這種統治關系以及在這種關系中占統治地位的滿足需要的方式加以否定的意圖相適應的，而這種意圖每天都由這壹生產發展的階段不斷地產生著。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1846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07—508頁。
權利決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
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大約1875年4月底—5月7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435頁。
社會的經濟進步壹旦把擺脫封建桎梏和通過消除封建不平等來確立權利平等的要求提上日程，這種要求就必定迅速地擴大其範圍。只要為工業和商業的利益提出這壹要求，就必須為廣大農民要求同樣的平等權利。……由於人們不再生活在像羅馬帝國那樣的世界帝國中，而是生活在那些相互平等地交往並且處在差不多相同的資產階級發展階段的獨立國家所組成的體系中，所以這種要求就很自然地獲得了普遍的、超出個別國家範圍的性質，而自由和平等也很自然地被宣布為人權。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11—112頁。
《德法年鑒》已經指出，現代國家承認人權和古代國家承認奴隸制具有同樣的意義。就是說，正如古代國家的自然基礎是奴隸制壹樣，現代國家的自然基礎是市民社會以及市民社會中的人，即僅僅通過私人利益和無意識的自然必然性這壹紐帶同別人發生聯系的獨立的人，即為掙錢而幹活的奴隸，自己的利己需要和別人的利己需要的奴隸。
現代國家通過普遍人權承認了自己的這種自然基礎本身。它並沒有創立這個基礎。正如現代國家是由於自身的發展而掙脫舊的政治桎梏的市民社會的產物，而今它又通過人權宣言承認自己的出生地和自己的基礎。可見，猶太人在政治上獲得解放和賦予猶太人以“人權”，這是壹種彼此相互制約的行為。當裏瑟爾先生提出自由活動、自由居留、自由旅行、自由經營以及諸如此類的其他種種要求時，他是正確地表達了猶太人要求承認自由的人性的含義。在法國人權宣言中，“自由的人性”的這些表現作為人權得到了明確的承認。因為“自由的市民社會”具有純粹商業的猶太人的本質，而猶太人壹開始就是這個自由的市民社會的必然成員，所以猶太人就更有權利要求承認自己的“自由的人性”。此外，《德法年鑒》還曾闡明，為什麼市民社會的成員首先被稱為“人”，為什麼人權被稱為“天賦的權利”。
馬克思和恩格斯:《神聖家族，或對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 1844年9—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12—313頁。
當聖茹斯特在臨刑之日指著懸掛在康瑟爾熱麗大廳裏的那塊“人權”大牌子，懷著驕傲的自尊說“正是我創造了這個業績”時，這種迷誤就悲劇性地顯現出來了。正是在這塊牌子上宣布了人的權利，而這裏所說的人不可能是古典古代共同體的人，正像這種人的國民經濟狀況和工業狀況不是古典古代的壹樣。
馬克思和恩格斯:《神聖家族，或對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 1844年9—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24頁。
妳們既然用妳們資產階級關於自由、教育、法等的觀念來衡量廢除資產階級所有制的主張，那就請妳們不要同我們爭論了。妳們的觀念本身是資產階級的生產關系和所有制關系的產物，正像妳們的法不過是被奉為法律的妳們這個階級的意誌壹樣，而這種意誌的內容是由妳們這個階級的物質生活條件來決定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8頁。
可是大家知道，從資產階級由封建時代的市民等級破繭而出的時候起，從中世紀的等級轉變為現代的階級的時候起，資產階級就由它的影子即無產階級不可避免地壹直伴隨著。同樣地，資產階級的平等要求也由無產階級的平等要求伴隨著。從消滅階級特權的資產階級要求提出的時候起，同時就出現了消滅階級本身的無產階級要求……。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12頁。
關於法和法律體系
但社會不是以法律為基礎的。那是法學家們的幻想。相反的，法律應該以社會為基礎。法律應該是社會共同的、由壹定物質生產方式所產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現，而不是單個的個人恣意橫行。現在我手裏拿著的這本Code Napoléon［拿破侖法典］並沒有創立現代的資產階級社會。相反的，產生於十八世紀並在十九世紀繼續發展的資產階級社會，只是在這本法典中找到了它的法律的表現。這壹法典壹旦不再適應社會關系，它就會變成壹疊不值錢的廢紙。妳們不能使舊法律成為新社會發展的基礎，正像這些舊法律不能創立舊社會關系壹樣。
舊法律是從這些舊社會關系中產生出來的，它們也必然同舊社會關系壹起消亡。它們不可避免地要隨著生活條件的變化而變化。不顧社會發展的新的需要而保存舊法律，實質上不是別的，只是用冠冕堂皇的詞句作掩護，維護那些與時代不相適應的私人利益，反對成熟了的共同利益。這種保存法制基礎的做法，其目的在於使那些現在已經不占統治地位的私人利益成為占統治地位的利益；其目的在於強迫社會接受那些已被這壹社會的生活條件、獲取生活資料的方式、交換以及物質生產本身宣判為無效的法律；其目的在於使那些專門維護私人利益的立法者繼續掌握政權；其結果會導致濫用國家權力去強迫大多數人的利益服從少數人的利益。因此，這種做法時刻與現存的需要發生矛盾，它阻礙交換和工業的發展，它準備著以政治革命方式表現出來的社會危機。
馬克思:《對民主主義者萊茵區域委員會的審判:馬克思的發言》( 1849 年2月8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8月第1版，第291—292頁。
在社會發展的某個很早的階段，產生了這樣壹種需要:把每天重復著的產品生產、分配和交換用壹個共同規則約束起來，借以使個人服從生產和交換的共同條件。這個規則首先表現為習慣，不久便成了法律。跟著法律的產生，就必然產生出以維護法律為職責的機關——公共權力，即國家。隨著社會的進壹步的發展，法律進壹步發展為或多或少廣泛的立法。這種立法越復雜，它的表現方式也就越遠離社會日常經濟生活條件所借以表現的方式。立法就顯得好像是壹個獨立的因素，這個因素似乎不是從經濟關系中，而是從自身的內在根據中，可以說，從“意誌概念”中，獲得它存在的理由和繼續發展的根據。人們忘記他們的法起源於他們的經濟生活條件，正如他們忘記他們自己起源於動物界壹樣。隨著立法進壹步發展為復雜和廣泛的整體，出現了新的社會分工的必要性:壹個職業法學家階層形成了，同時也就產生了法學。法學在其進壹步發展中把各民族和各時代的法的體系互相加以比較，不是把它們視為相應經濟關系的反映，而是把它們視為自身包含自我根據的體系。比較是以共同點為前提的:法學家把所有這些法的體系中的多少相同的東西統稱為自然法，這樣便有了共同點。而衡量什麼算自然法和什麼不算自然法的尺度，則是法本身的最抽象的表現，即公平。於是，從此以後，在法學家和盲目相信他們的人們眼中，法的發展就只不過是使獲得法的表現的人類生活狀態壹再接近於公平理想，即接近於永恒公平。而這個公平則始終只是現存經濟關系的或者反映其保守方面，或者反映其革命方面的觀念化的神聖化的表現。希臘人和羅馬人的公平認為奴隸制度是公平的； 1789年資產者的公平要求廢除封建制度，因為據說它不公平。在普魯士的容克看來，甚至可憐的專區法也是對永恒公平的破壞。所以，關於永恒公平的觀念不僅因時因地而變，甚至也因人而異，這種東西正如米爾柏格正確說過的那樣，“壹個人有壹個人的理解”。
恩格斯:《論住宅問題》( 1872年5月—1873年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322—323頁。
如果說把哪壹種財產稱為盜竊更確切的話，那麼不列顛貴族的財產就是名副其實的盜竊。掠奪教會的財產，掠奪公共的土地，通過騙人和殺人的辦法把封建的宗法的財產變為私人財產，——這就是不列顛貴族占有領地的權利根據。在不久以前發生的過程中，奴顏婢膝的法學家等級賣了多大力氣，這從上世紀壹位英國法學家達爾林普爾那兒就可以看到，他在自己的著作《封建所有制史》中以極其坦率的態度證明:有關財產的每壹條法律和每壹份證件，都由法學家加以解釋，在中間階級致富時的英格蘭，被解釋得有利於中間階級，在貴族階級致富時的蘇格蘭，則被解釋得有利於貴族階級，而在兩種場合下，都是敵視人民的。
馬克思:《選舉。——財政困難。——薩瑟蘭公爵夫人和奴隸制》( 1853 年1月21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614頁。
在現代國家中，法不僅必須適應於總的經濟狀況，不僅必須是它的表現，而且還必須是不因內在矛盾而自相抵觸的壹種內部和諧壹致的表現。……這樣，“法的發展”的進程大部分只在於首先設法消除那些由於將經濟關系直接翻譯為法律原則而產生的矛盾，建立和諧的法的體系，然後是經濟進壹步發展的影響和強制力又壹再突破這個體系，並使它陷入新的矛盾(這裏我暫時只談民法)。
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 1890年10月27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98頁。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3-1-20 16:35:34
如果說國家和公法是由經濟關系決定的，那麼不言而喻，私法也是這樣，因為私法本質上只是確認單個人之間的現存的、在壹定情況下是正常的經濟關系。但是，這種確認所采取的形式可以是很不相同的。人們可以把舊的封建的法的形式大部分保存下來，並且賦予這種形式以資產階級的內容，甚至直接給封建的名稱加上資產階級的含義，就像在英國與民族的全部發展相壹致而發生的那樣；但是人們也可以像在西歐大陸上那樣，把商品生產者社會的第壹個世界性法律即羅馬法以及它對簡單商品占有者的壹切本質的法的關系如買主和賣主、債權人和債務人、契約、債務等等)所作的無比明確的規定作為基礎。這樣做時，為了仍然是小資產階級的和半封建的社會的利益，人們可以或者是簡單地通過審判的實踐降低羅馬法，使它適合於這個社會的狀況(普通法)，或者是依靠所謂開明的進行道德說教的法學家的幫助把它加工成壹種適應於這種社會狀況的特殊法典，這種法典，在這種情況下即使從法學觀點看來也是不好的(普魯士邦法) ；但是這樣做時，人們也可以在資產階級大革命以後，以同壹個羅馬法為基礎，制定出像法蘭西民法典這樣典型的資產階級社會的法典。因此，如果說民法準則只是以法的形式表現了社會的經濟生活條件，那麼這種準則就可以依情況的不同而把這些條件有時表現得好，有時表現得壞。
……
但是，國家壹旦成了對社會來說是獨立的力量，馬上就產生了另外的意識形態。這就是說，在職業政治家那裏，在公法理論家和私法法學家那裏，同經濟事實的聯系就完全消失了。因為經濟事實要以法律的形式獲得確認，必須在每壹個別場合都采取法律動機的形式，而且，因為在這裏，不言而喻地要考慮到現行的整個法的體系，所以，現在法律形式就是壹切，而經濟內容則什麼也不是。公法和私法被看做兩個獨立的領域，它們各有自己的獨立的歷史發展，它們本身都可以系統地加以說明，並需要通過徹底根除壹切內部矛盾來作出這種說明。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年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07—308頁。
法也與此相似:產生了職業法學家的新分工壹旦成為必要，就又開辟了壹個新的獨立領域，這個領域雖然壹般地依賴於生產和貿易，但是它仍然具有對這兩個領域起反作用的特殊能力。在現代國家中，法不僅必須適應於總的經濟狀況，不僅必須是它的表現，而且還必須是不因內在矛盾而自相抵觸的壹種內部和諧壹致的表現。而為了達到這壹點，經濟關系的忠實反映便日益受到破壞。法典越是不把壹個階級的統治鮮明地、不加緩和地、不加歪曲地表現出來(否則就違法了“法的概念”)，這種現象就越常見。1792—1796年時期革命資產階級的純粹而徹底的法的概念，在許多方面已經在拿破侖法典中被歪曲了，而就它在這個法典中的體現來說，它必定由於無產階級的不斷增長的力量而每天遭到各種削弱。但這並不妨礙拿破侖法典成為世界各地編纂壹切新法典時當做基礎來使用的法典。這樣，“法的發展”的進程大部分只在於首先設法消除那些由於將經濟關系直接翻譯成法律原則而產生的矛盾，建立和諧的法的體系，然後是經濟進壹步發展的影響和強制力又壹再突破這個體系，並使它陷入新的矛盾(這裏我暫時只談民法)。
經濟關系反映為法的原則，同樣必然是壹種頭足倒置的反映。這種反映是在活動者沒有意識到的情況下發生的；法學家以為他是憑著先驗的原理來活動的，然而這只不過是經濟的反映而已。這樣壹來，壹切都頭足倒置了。而這種顛倒——在它沒有被認識的時候構成我們稱之為意識形態觀點的那種東西——又對經濟基礎發生反作用，並且能在某種限度內改變經濟基礎，我認為這是不言而喻的。以家庭的同壹發展階段為前提，繼承法的基礎是經濟的１M管如此，也很難證明:例如在英國立遺囑的絕對自由，在法國對這種自由的嚴格限制，在壹切細節上都只是出於經濟的原因。但是二者都對經濟起著很大的反作用，因為二者都影響財產的分配。
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 1890年10月27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97—598頁。
關於道德
信貸是對壹個人的道德作出的國民經濟學的判斷。在信貸中，人本身代替了金屬或貨幣，成為交換的媒介，但這裏人不是作為人，而是作為某種資本和利息的存在。這樣，交換的媒介物的確從它的物質形式返回和復歸到人，不過這只是因為人把自己移到自身之外並成了某種外在的物質形式。在信貸關系中，不是貨幣被人取消，而是人本身變成貨幣，或者是貨幣和人並為壹體。人的個性本身，人的道德本身既成了買賣的物品，又成了貨幣存在於其中的物質。構成貨幣靈魂的物質、軀體的，是我自己的個人存在、我的肉體和血液、我的社會美德和聲譽，而不是貨幣、紙幣。信貸不再把貨幣價值放在貨幣中，而把它放在人的肉體和人的心靈中。虛偽制度內的壹切進步和不壹貫全都是最大的倒退和始終壹貫的卑鄙。
馬克思:《詹姆斯·穆勒〈政治經濟學原理〉壹書摘要》( 1844年上半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9月第1版，第22—23頁。
所有過去的時代，實行這種吸血的制度，都是以各種各樣的道德、宗教和政治的借口來粉飾的:教士、哲學家、律師和政治家總是向人民說，為了他們自己的幸福他們必定要忍饑挨餓，因為這是上帝的意旨。
恩格斯:《十小時工作日問題》( 1850年2月9日—大約20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2版，第283頁。
與這樣的發展程度相壹致的是，大工業從表面看來也變得講道德了。工廠主靠對工人進行瑣細偷竊的辦法來互相競爭已經不合算了。事業的發展已經不允許再使用這些低劣的謀取金錢的手段；擁資百萬的工廠主有比在這些小算盤上浪費時間更為重要的事情要做，這些小算盤充其量對那些急需掙錢的小生意人還有用處，如果他們不想在競爭中毀滅，就必須抓住每壹文錢。於是，工廠區的實物工資制被取消了，通過了十小時工作日法案，並且實行了壹系列比較小的改良措施，所有這些都同自由貿易和無限制競爭的精神直接矛盾，但卻使大資本家同條件較差的同行的競爭更具優勢。
此外，企業規模越大，雇用的工人越多，每次同工人發生沖突時所遭受的損失和經營方面的困難也就越多。因此，工廠主們，尤其是那些最大的工廠主，就漸漸產生了壹種新的想法。他們學會了避免不必要的紛爭，默認工聯的存在和力量，最後甚至發現罷工——發生得適時的罷工——也是實現他們自己的目的的有效手段。於是，過去帶頭同工人階級作鬥爭的最大的工廠主們，現在卻首先起來呼籲和平與和諧了。他們這樣做是有很充分的理由的。
所有這些對正義和仁愛的讓步，事實上只是壹種手段，這種手段可以使資本加速積聚在少數人手中，並且壓垮那些沒有這種額外收入就活不下去的小競爭者。對於這少數人說來，早年的那種小規模的額外勒索不但已經毫無意義，而且成了大展宏圖的嚴重障礙。這樣，至少在主要的工業部門中——因為在次要的工業部門中根本不是這樣——資本主義生產發展本身已經足以消除早年使工人命運惡化的那些小的弊端。……其次，霍亂、傷寒、天花以及其他流行病的壹再發生，使英國資產者懂得了，如果他想使自己以及自己的家人不致成為這些流行病的犧牲品，就必須立即著手改善自己城市的衛生狀況。因此，這本書裏所描寫的那些最令人觸目驚心的惡劣現象，現在或者已經被消除，或者已經不那樣明顯。下水道已經修築起來或改善了；在景況最差的“貧民窟”中間，有許多地方修建了寬闊的街道；“小愛爾蘭”已經消失，“七日規”跟著也將被清除。
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1892年德文第2版序言( 1892年7月21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67—369頁。
善惡觀念從壹個民族到另壹個民族、 從壹個時代到另壹個時代變更得這樣厲害， 以致
它們常常是互相直接矛盾的。 但是， 如果有人反駁說， 無論如何善不是惡， 惡不是善； 如
果把善惡混淆起來， 那麼壹切道德都將完結， 而每個人都將可以為所欲為了。 杜林先生的
意見， 只要除去壹切隱晦玄妙的詞句， 就是這樣。 但是問題畢竟不是這樣簡單地解決的。
如果事情真的這樣簡單，那麼關於善和惡就根本不會有爭論了，每個人都會知道什麼是善，什麼是惡。但是今天的情形是怎樣的呢?今天向我們宣揚的是什麼樣的道德呢?首先是由過去信教時代傳下來的基督教的封建的道德，這種道德主要又分成天主教和新教的道德，其中又不乏不同分支，從耶穌會天主教的和正統新教的道德，直到松弛的啟蒙的道德。和這些道德並列的，有現代資產階級的道德，和資產階級道德並列的，又有未來的無產階級道德，所以僅僅在歐洲最先進國家中，過去、現在和將來就提供了三大類同時和並列地起作用的道德論。哪壹種是合乎真理的呢?如果就絕對的終極性來說，哪壹種也不是；但是，現在代表著現狀的變革、代表著未來的那種道德，即無產階級道德，肯定擁有最多的能夠長久保持的因素。
但是，如果我們看到，現代社會的三個階級即封建貴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都各有自己的特殊的道德，那麼我們由此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人們自覺地或不自覺地，歸根到底總是從他們階級地位所依據的實際關系中——從他們進行生產和交換的經濟關系中，獲得自己的倫理觀念。
但是在上述三種道德論中還是有壹些對所有這三者來說都是共同的東西——這不至少就是壹成不變的道德的壹部分嗎?——這三種道德論代表同壹歷史發展的三個不同階段，所以有共同的歷史背景，正因為這樣，就必然有許多共同之處。不僅如此，對同樣的或差不多同樣的經濟發展階段來說，道德論必然是或多或少地互相壹致的。從動產的私有制發展起來的時候起，在壹切存在著這種私有制的社會裏，道德戒律壹定是共同的:切勿偷盜。這個戒律是否因此而成為永恒的道德戒律呢?絕對不會。在偷盜動機已被消除的社會裏，就是說在隨著時間的推移頂多只有精神病患者才會偷盜的社會裏，如果壹個道德說教者想莊嚴地宣布壹條永恒真理:切勿偷盜，那他將會遭到什麼樣的嘲笑啊因此，我們拒絕想把任何道德教條當做永恒的、終極的、從此不變的倫理規律強加給我們的壹切無力要求，這種要求的借口是，道德世界也有淩駕於歷史和民族差別之上的不變的原則。相反的，我們斷定，壹切以往的道德論歸根到底都是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況的產物。而社會直到現在是在階級對立中運動的，所以道德始終是階級的道德；它或者是為統治階級的統治和利益辯護，或者當被壓迫階級變得足夠強大時，代表被壓迫者對這個統治的反抗和他們的未來利益。沒有人懷疑，在這裏，在道德方面也和人類認識的所有其他部門壹樣，總的說是有過進步的。但是我們還沒有越出階級的道德。只有在不僅消滅了階級對立，而且在實際生活中也忘卻了這種對立的社會發展階段上，超越階級對立和超越對這種對立的回憶的、真正人的道德才成為可能。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98—100頁。
對現存經濟制度完全無知的人，當然更不能理解工人為什麼要否定這種制度。他們當然不能理解，工人階級企圖實現的社會變革正是目前制度本身的、必然的、歷史的、不可避免的產物。他們以遺憾的口吻談論消滅“財產”的威脅，因為在他們看來，他們的財產的現今的階級形式——壹種過渡性的歷史形式——就是財產本身，因而消滅這種財產形式就是消滅財產。正像他們現在為資本統治和雇傭勞動制度的“永恒性”進行辯護壹樣，如果他們生在封建時代或奴隸制度時代，他們也會把封建制度和奴隸制度當做符合事物本性的制度、當做自發地成長起來的自然產物而加以保衛；他們也會猛烈抨擊這些制度的種種“弊端”，但同時他們會由於自己極端無知而用什麼這些制度是“永恒的”，是可通過“道德節制”(“限制”)加以糾正的說教，來反駁這些制度將被消滅的預言。
……
可憐的人們!他們甚至不知道，財產的任何壹種社會形式都有各自的“道德”與之相適應，而那種使財產成為勞動之屬性的社會財產形式，決不會制造個人的“道德限制”，而會將個人的“道德”從階級束縛下解放出來。
馬克思:《法蘭西內戰》初稿( 1871年4月中—5月上半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14—215頁。
只有在大街上擠了幾天，費力地穿過人群，穿過沒有盡頭的絡繹不絕的車輛，只有到過這個世界城市的“貧民窟”，才會開始覺察到，倫敦人為了創造充滿他們的城市的壹切文明奇跡，不得不犧牲他們的人類本性的優良品質；才會開始覺察到，潛伏在他們每壹個人身上的幾百種力量都沒有使用出來，而且是被壓制著，為的是讓這些力量中的壹小部分獲得充分的發展，並能夠和別人的力量相結合而加倍擴大起來。在這種街頭的擁擠中已經包含著某種醜惡的違反人性的東西。難道這些群集在街頭的、代表著各個階級和各個等級的成千上萬的人，不都是具有同樣的屬性和能力、同樣渴求幸福的人嗎?難道他們不應當通過同樣的方法和途徑去尋求自己的幸福嗎?可是他們彼此從身旁匆匆地走過，好像他們之間沒有任何共同的地方，好像他們彼此毫不相幹，只在壹點上建立了壹種默契，就是行人必須在人行道上靠右邊走，以免阻礙迎面走過來的人；同時，誰也沒有想到要看誰壹眼。所有這些人愈是聚集在壹個小小的空間裏，每壹個人在追逐私人利益時的這種可怕的冷淡、這種不近人情的孤僻就愈是使人難堪，愈是可恨。雖然我們也知道，每壹個人的這種孤僻、這種目光短淺的利己主義是我們現代社會的基本的和普通的原則，可是，這些特點在任何壹個地方也不像在這裏，在這個大城市的紛擾裏表現得這樣露骨，這樣無恥，這樣被人們有意識地運用著。人類分散成各個分子，每壹個分子都有自己的特殊生活原則，都有自己的特殊目的，這種壹盤散沙的世界在這裏是發展到頂點了。
這樣就自然會得出壹個結論來:社會戰爭，壹切人反對壹切人的戰爭已經在這裏公開宣告開始。
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 1844年9月—1845年3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12月第1版，第303—304頁。
競爭最充分地反映了流行在現代市民社會中的壹切人反對壹切人的戰爭。這個戰爭，這個為了活命、為了生存、為了壹切而進行的戰爭，因而必要時也是妳死我活的戰爭，不僅在社會各個階級之間進行，而且也在這些階級的各個成員之間進行；壹個人擋著另壹個人的路，因而每壹個人都力圖擠掉其余的人並占有他們的位置。工人彼此競爭，資產者也彼此競爭。
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 1844年9月—1845年3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12月第1版，第359頁。
即使我沒有在許多場合壹壹證明，大家也會同意我的意見:英國工人在這種狀況下是不會感到幸福的；處於這種境況，無論是個人還是整個階級都不可能像人壹樣地思想、感覺和生活。因此，工人必須設法擺脫這種非人的狀況，必須爭取良好的比較合乎人的身份的地位。如果他們不去和資產階級本身的利益(它的利益正是在於剝削工人)作鬥爭，他們就不可能做到這壹點。但是資產階級卻用他們的財產和他們掌握的國家政權所能提供的壹切力量來維護自己的利益。工人壹旦想要擺脫現狀，資產者就會成為他們的公開敵人。
此外，工人隨時都發現資產階級把他當做物品、當做自己的財產來對待，就憑這壹點，工人也要成為資產階級的敵人。我在前面已經舉了上百個例子，而且還能再舉出上百個例子來證明:在目前情況下，工人只有仇恨和反抗資產階級，才能拯救自己的人的尊嚴。
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 1844年9月—1845年3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48頁。
資產階級在它已經取得了統治的地方把壹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園詩般的關系都破壞了。它無情地斬斷了把人們束縛於天然尊長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羈絆，它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系，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系了。它把宗教虔誠、騎士熱忱、小市民傷感這些情感的神聖發作，淹沒在利己主義打算的冰水之中。
它把人的尊嚴變成了交換價值，用壹種沒有良心的貿易自由代替了無數特許的和自力掙得的自由。總而言之，它用公開的、無恥的、直接的、露骨的剝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蓋著的剝削。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3—34頁。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3-1-20 16:38:55
從上述壹切可以明白，關於道德，費爾巴哈所告訴我們的東西只能是極其貧乏的。追求幸福的欲望是人生來就有的，因而應當是壹切道德的基礎。但是，追求幸福的欲望受到雙重的矯正。第壹，受到我們的行為的自然後果的矯正:酒醉之後，必定頭痛；放蕩成習，必生疾病。第二，受到我們的行為的社會後果的矯正:要是我們不尊重他人同樣的追求幸福的欲望，那麼他們就會反抗，妨礙我們自己追求幸福的欲望。由此可見，我們要滿足我們的這種欲望，就必須能夠正確地估量我們的行為的後果，另壹方面還必須承認他人有相應的欲望的平等權利。因此，對己以合理的自我節制，對人以愛(又是愛! )，這就是費爾巴哈的道德的基本準則，其他壹切準則都是從中引申出來的。無論費爾巴哈的妙趣橫生的議論或施達克的熱烈無比的贊美，都不能掩蓋這幾個命題的貧乏和空泛。
如果壹個人只同自己打交道，他追求幸福的欲望只有在非常罕見的情況下才能得到滿足，而且決不會對己對人都有利。他的這種欲望要求同外部世界打交道，要求有得到滿足的手段:食物、異性、書籍、娛樂、辯論、活動、消費和加工的對象。費爾巴哈的道德或者是以每壹個人無疑地都有這些滿足欲望的手段和對象為前提，或者只向每壹個人提供無法應用的忠告，因而對於沒有這些手段的人是壹文不值的。這壹點，費爾巴哈自己也說得很直截了當
“皇宮中的人所想的，和茅屋中的人所想的是不同的。”“如果妳因為饑餓、貧困而身體內沒有養料，那麼妳的頭腦中、妳的感覺中以及妳的心中便沒有供道德用的養料了。”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年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91—292頁。
不僅如此。根據費爾巴哈的道德論，證券交易所就是最高的道德殿堂，只要人們的投機始終都是得當的。如果我的追求幸福的欲望把我引進了交易所，而且我在那裏又善於正確地估量我的行為的後果，因而這些後果只使我感到愉快而不引起任何損失，就是說，如果我經常賺錢的話，那麼費爾巴哈的指示就算執行了。我也並沒有因此就妨礙另壹個人的同樣的追求幸福的欲望，因為另壹個人和我壹樣，是自願到交易所去的，他和我達成投機交易時是按照他追求幸福的欲望行事，正如我是按照我追求幸福的欲望行事壹樣。如果他賠了錢，那麼這就證明他的行為是不道德的，因為他盤算錯了，而且，我在對他執行應得的懲罰時，甚至可以擺出現代拉達曼的威風來。只要愛不純粹是溫情的空話，交易所也是由愛統治的，因為每個人都靠別人來滿足自己追求幸福的欲望，而這就是愛應當做的事情，愛也在這裏得到實現。如果我在那裏正確地預見到我的行動的後果，因而賭贏了，那麼我就執行了費爾巴哈道德的壹切最嚴格的要求，而且還成了富翁。換句話說，費爾巴哈的道德是完全適合於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不管他自己多麼不願意或想不到是這樣。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年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93—294頁。
關於宗教
政治國家的成員信奉宗教，是由於個人生活和類生活之間、市民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之間的二元性；他們信奉宗教是由於人把處於自己的現實個性彼岸的國家生活當做他的真實生活；他們信奉宗教是由於宗教在這裏是市民社會的精神，是人與人分離和疏遠的表現。
馬克思:《論猶太人問題》
年10月中—12月中)，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36—37頁。
宗教是這個世界的總理論，是它的包羅萬象的綱領，它的具有通俗形式的邏輯，它的唯靈論的榮譽問題，它的狂熱，它的道德約束，它的莊嚴補充，它借以求得慰藉和辯護的總根據。
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大約1843年10月中—12月中)，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頁。
宗教是由那些本身感到宗教的需要，並且懂得群眾對宗教的需要的人創立的。
恩格斯:《布魯諾·鮑威爾和原始基督教》( 1882年4月下半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4月第2版，第552頁。
更高的即更遠離物質經濟基礎的意識形態，采取了哲學和宗教的形式。在這裏，觀念同自己的物質存在條件的聯系，越來越錯綜復雜，越來越被壹些中間環節弄模糊了。但是這壹聯系是存在著的。從15世紀中葉起的整個文藝復興時期，在本質上是城市的從而是市民階級的產物，同樣，從那時起重新覺醒的哲學也是如此。哲學的內容本質上僅僅是那些和中小市民階級發展為大資產階級的過程相適應的思想的哲學表現。在上壹個世紀的那些往往既是哲學家又是政治經濟學家的英國人和法國人那裏，這種情形是表現得很明顯的，而在黑格爾學派那裏，這壹情況我們在上面已經說明了。
現在我們再簡略地談談宗教，因為宗教離開物質生活最遠，而且好像是同物質生活最不相幹。宗教是在最原始的時代從人們關於他們自身的自然和周圍的外部自然的錯誤的、最原始的觀念中產生的。但是，任何意識形態壹經產生，就同現有的觀念材料相結合而發展起來，並對這些材料作進壹步的加工；不然，它就不是意識形態了，就是說，它就不是把思想當做獨立地發展的、僅僅服從自身規律的獨立存在的東西來對待了。人們頭腦中發生的這壹思想過程，歸根到底是由人們的物質生活條件決定的，這壹事實，對這些人來說必然是沒有意識到的，否則，全部意識形態就完結了。因此，大部分是每個有親屬關系的民族集團所共有的這些原始的宗教觀念，在這些集團分裂以後，便在每個民族那裏依各自遇到的生活條件而獨特地發展起來，而這壹過程對壹系列民族集團來說，特別是對雅利安人(所謂印歐人)來說，已由比較神話學詳細地證實了。這樣在每壹個民族中形成的神，都是民族的神，這些神的王國不越出它們所守護的民族領域，在這個界線以外，就無可爭辯地由別的神統治了。只要這些民族存在，這些神也就繼續活在人們的觀念中；這些民族沒落了，這些神也就隨著滅亡。羅馬世界帝國使得古老的民族沒落了(關於羅馬世界帝國產生的經濟條件，我們沒有必要在這裏加以研究)，古老的民族的神就滅亡了，甚至羅馬的那些僅僅適合於羅馬城這個狹小圈子的神也滅亡了；羅馬曾企圖除本地的神以外還承認和供奉壹切多少受崇敬的異族的神，這就清楚地表明了有以壹種世界宗教來充實世界帝國的需要。但是壹種新的世界宗教是不能這樣用皇帝的敕令創造出來的。新的世界宗教，即基督教，已經從普遍化了的東方神學，特別是猶太神學同庸俗化了的希臘哲學，特別是斯多亞派哲學的混合中悄悄地產生了。我們必須重新進行艱苦的研究，才能夠知道基督教最初是什麼樣子，因為它那流傳到我們今天的官方形式僅僅是尼西亞宗教會議為了使它成為國教而賦予它的那種形式。它在250年後已經變成國教這壹事實，足以證明它是適應時勢的宗教。在中世紀，隨著封建制度的發展，基督教成為壹種同它相適應的、具有相應的封建等級制的宗教。當市民階級興起的時候，新教異端首先在法國南部的阿爾比派中間，在那裏的城市最繁榮的時代，同封建的天主教相對抗而發展起來。中世紀把意識形態的其他壹切形式——哲學、政治、法學，都合並到神學中，使它們成為神學中的科目。因此，當時任何社會運動和政治運動都不得不采取神學的形式；對於完全由宗教培育起來的群眾感情說來，要掀起巨大的風暴，就必須讓群眾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現。市民階級從最初起就給自己制造了壹種由無財產的、不屬於任何公認的等級的城市平民、短工和各種仆役所組成的附屬品，即後來的無產階級的前身，同樣，宗教異端也早就分成了兩派:市民溫和派和甚至也為市民異教徒所憎惡的平民革命派。
新教異端的不可根絕是同正在興起的市民階級的不可戰勝相適應的；當這個市民階級已經充分強大的時候，他們從前同封建貴族進行的主要是地方性的鬥爭便開始采取全國性的規模了。第壹次大規模的行動發生在德國，這就是所謂的宗教改革。那時市民階級既不夠強大又不夠發展，不足以把其他的反叛等級——城市平民、下層貴族和鄉村農民——聯合在自己的旗幟之下。貴族首先被擊敗；農民舉行了起義，形成了這次整個革命運動的頂點；城市背棄了農民，革命被各邦君主的軍隊鎮壓下去了，這些君主攫取了革命的全部果實。從那時起，德國有整整三個世紀從那些能獨立地幹預歷史的國家的行列中消失了。但是除德國人路德外，還出現了法國人加爾文，他以真正法國式的尖銳性突出了宗教改革的資產階級性質，使教會共和化和民主化。當路德的宗教改革在德國已經蛻化並把德國引向滅亡的時候，加爾文的宗教改革卻成了日內瓦、荷蘭和蘇格蘭共和黨人的旗幟，使荷蘭擺脫了西班牙和德意誌帝國的統治，並為英國發生的資產階級革命的第二幕提供了意識形態的外衣。在這裏，加爾文教派顯示出它是當時資產階級利益的真正的宗教外衣，因此，在年革命由於壹部分貴族同資產階級間的妥協而結束以後，它也沒有得到完全的承認。
英國的國教會恢復了，但不是恢復到它以前的形式，即由國王充任教皇的天主教，而是強烈地加爾文教派化了。舊的國教會慶祝歡樂的天主教禮拜日，反對枯燥的加爾文派禮拜日。新的資產階級化的國教會，則采用後壹種禮拜日，這種禮拜日至今還在裝飾著英國。
在法國，1685年加爾教中的少數派曾遭到鎮壓，被迫皈依天主教或者被驅逐出境。但是這有什麼用處呢?那時自由思想家皮埃爾·培爾已經在忙於從事活動，而1694年伏爾泰也誕生了。路易十四的暴力措施只是使法國的資產階級更便於以唯壹同已經發展起來的資產階級相適應的、非宗教的、純粹政治的形式進行自己的革命。出席國民議會的不是新教徒，而是自由思想家了。由此可見，基督教進入了它的最後階段。此後，它已不能成為任何進步階級的意向的意識形態外衣了；它越來越變成統治階級專有的東西，統治階級只把它當做使下層階級就範的統治手段。同時，每個不同的階級都利用它自己認為適合的宗教:占有土地的容克利用天主教的耶穌會派或新教的正統派，自由的和激進的資產者則利用理性主義，至於這些先生們自己相信還是不相信他們各自的宗教，這是完全無關緊要的。
這樣，我們看到，宗教壹旦形成，總要包含某些傳統的材料，因為在壹切意識形態領域內傳統都是壹種巨大的保守力量。但是，這些材料所發生的變化是由造成這種變化的人們的階級關系即經濟關系引起的。在這裏只說這壹點就夠了。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年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08—312頁。
壹切宗教都不過是支配著人們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們頭腦中的幻想的反映，在這種反映中，人間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間的力量的形式。在歷史的初期，首先是自然力量獲得了這樣的反映，而在進壹步的發展中，在不同的民族那裏又經歷了極為不同和極為復雜的人格化。根據比較神話學，這壹最初的過程，至少就印歐語系各民族來看，可以壹直追溯到它的起源——印度的吠陀，以後又在印度人、波斯人、希臘人、羅馬人、日耳曼人中間，而且就材料所及的範圍而言，也可以在凱爾特人、立陶宛人和斯拉夫人中間得到詳盡的證明。但是除自然力量外，不久社會力量也起了作用，這種力量和自然力量本身壹樣，對人來說是異己的，最初也是不能解釋的，它以同樣的表面上的自然必然性支配著人。最初僅僅反映自然界的神秘力量的幻想的形象，現在又獲得了社會的屬性，成為歷史力量的代表者[20]。在更進壹步的發展階段上，許多神的全部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都轉移到壹個萬能的神身上，而這個神本身又只是抽象的人的反映。這樣就產生了壹神教，從歷史上說它是後期希臘庸俗哲學的最後產物，並在猶太的獨壹無二的民族神雅赫維身上得到了體現。在這個適宜的、方便的和普遍適用的形式中，宗教可以作為人們對支配著他們的異己的自然力量和社會力量的這種關系的直接形式即感情上的形式而繼續存在，只要人們還處在這種力量的支配之下。但是，我們已經不止壹次地看到，在目前的資產階級社會中，人們就像受某種異己力量的支配壹樣，受自己所創造的經濟關系、自己所生產的生產資料的支配。因此，宗教反映活動的事實基礎就繼續存在，而且宗教反映本身也同這種基礎壹起繼續存在。即使資產階級經濟學對這種異己力量的支配作用的因果關系有壹定的認識，事情並不因此而有絲毫改變。資產階級經濟學既不能制止整個危機，又不能使各個資本家避免損失、負債和破產，或者使各個工人避免失業和貧困。現在還是這樣:謀事在人，成事在神(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異己力量的支配作用)。僅僅有認識，即使這種認識比資產階級經濟學的認識更進壹步和更深刻，也不足以使社會力量服從於社會的支配。為此首先需要有某種社會的行動。當這種行動完成的時候，當社會通過占有和有計劃地使用全部生產資料而使自己和壹切社會成員擺脫奴役狀態的時候(現在，人們正被這些由他們自己所生產的、但作為不可抗拒的異己力量而同自己相對立的生產資料所奴役)，當謀事在人，成事也在人的時候，現在還在宗教中反映出來的最後的異己力量才會消失，因而宗教反映本身也就隨著消失。理由很簡單，因為那時再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反映了。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333—334頁。
世紀的所謂宗教戰爭首先也是為著十分實際的物質的階級利益而進行的。這些戰爭同後來英國和法國的國內沖突完全壹樣，都是階級鬥爭。如果說這些階級鬥爭當時是在宗教的標誌下進行的，如果說各階級的利益、需要和要求都還隱蔽在宗教的外衣之下，那麼，這並沒有改變事情的實質，而且也不難用時代的條件來加以解釋。
恩格斯:《德國農民戰爭》( 1850年夏秋)，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235頁。
基督教的社會原則頌揚怯懦、自卑、自甘屈辱、順從馴服，總之，頌揚愚民的各種特點，但對不希望把自己當愚民看待的無產階級說來，勇敢、自尊、自豪感和獨立感比面包還要重要。
基督教的社會原則帶有狡猾和假仁假義的烙印，而無產階級卻是革命的。
馬克思:《“萊茵觀察家”的共產主義》( 1847年9月5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8月第1版，第218頁。
迄今壹切宗教都是單個民族或幾個民族的歷史發展階段的表現，而共產主義卻是使壹切現有宗教成為多余並使之消滅的歷史發展階段。
恩格斯:《共產主義信條草案》( 1847年6月9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月第1版，第380頁。
反宗教的批判的根據是:人創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創造人。就是說，宗教是還沒有獲得自身或已經再度喪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識和自我感覺。但是，人不是抽象的蟄居於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國家、社會。這個國家、這個社會產生了宗教，壹種顛倒的世界意識，因為它們就是顛倒的世界。宗教是這個世界的總理論，是它的包羅萬象的綱要，它的具有通俗形式的邏輯，它的唯靈論的榮譽問題［］，它的狂熱，它的道德約束，它的莊嚴補充，它借以求得慰藉和辯護的總根據。宗教是人的本質在幻想中的實現，因為人的本質不具有真正的現實性。因此，反宗教的鬥爭間接地就是反對以宗教為精神撫慰的那個世界的鬥爭。
宗教裏的苦難既是現實的苦難的表現，又是對這種現實的苦難的抗議。宗教是被壓迫生靈的嘆息，是無情世界的情感，正像它是無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壹樣。宗教是人民的鴉片。
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大約1843年10月中—12月中)，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4頁。
勞動生產力處於低級發展階段，與此相應，人們在物質生活生產過程內部的關系，即他們彼此之間以及他們同自然之間的關系是很狹隘的。這種實際的狹隘性，觀念地反映在古代的自然宗教和民間宗教中。只有當實際日常生活的關系，在人們面前表現為人與人之間和人與自然之間極明白而合理的關系的時候，現實世界的宗教反映才會消失。只有當社會生活過程即物質生產過程的形態，作為自由聯合的人的產物，處於人的有意識有計劃的控制之下的時候，它才會把自己的神秘的紗幕揭掉。但是，這需要有壹定的社會物質基礎或壹系列物質生存條件，而這些條件本身又是長期的、痛苦的歷史發展的自然產物。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97頁。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3-1-20 16:40:02
甚至所有抽掉這個物質基礎的宗教史，都是非批判的。事實上，通過分析找出宗教幻象的世俗核心，比反過來從當時的現實生活關系中引出它的天國形式要容易得多。後面這種方法是唯壹的唯物主義的方法，因而也是唯壹科學的方法。那種排除歷史過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學的唯物主義的缺點，每當它的代表越出自己的專業範圍時，就在他們的抽象的和意識形態的觀念中顯露出來。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29頁註89。
全部哲學，特別是近代哲學的重大的基本問題，是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在遠古時代，人們還完全不知道自己身體的構造，並且受夢中景象的影響，[22]於是就產生壹種觀念:他們的思維和感覺不是他們身體的活動，而是壹種獨特的、寓於這個身體之中而在人死亡時就離開身體的靈魂的活動。從這個時候起，人們不得不思考這種靈魂對外部世界的關系。如果靈魂在人死時離開肉體而繼續活著，那就沒有理由去設想它本身還會死亡；這樣就產生了靈魂不死的觀念，這種觀念在那個發展階段出現決不是壹種安慰，而是壹種不可抗拒的命運，並且往往是壹種真正的不幸，例如在希臘人那裏就是這樣。關於個人不死的無聊臆想之所以普遍產生，不是因為宗教上的安慰的需要，而是因為人們在普遍愚昧的情況下不知道對已經被認為存在的靈魂在肉體死後該怎麼辦。由於十分相似的原因，通過自然力的人格化，產生了最初的神。隨著各種宗教的進壹步發展，這些神越來越具有超世界的形象，直到最後，通過智力發展中自然發生的抽象化過程——幾乎可以說是蒸餾過程，在人們的頭腦中，從或多或少有限的和互相限制的許多神中產生了壹神教的唯壹的神的觀念。
因此，思維對存在、精神對自然界的關系問題，全部哲學的最高問題，像壹切宗教壹樣，其根源在於蒙昧時代的愚昧無知的觀念。但是，這個問題，只是在歐洲人從基督教中世紀的長期冬眠中覺醒以後，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來，才獲得了它的完全的意義。思維對存在的地位問題，這個在中世紀的經院哲學中也起過巨大作用的問題:什麼是本原的，是精神，還是自然界?——這個問題以尖銳的形式針對著教會提了出來:世界是神創造的呢，還是從來就有的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年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77—278頁。
關於文學藝術
關於藝術，大家知道，它的壹定的繁盛時期決不是同社會的壹般發展成比例的，因而也決不是同仿佛是社會組織的骨骼的物質基礎的壹般發展成比例的。例如，拿希臘人或莎士比亞同現代人相比。就某些藝術形式，例如史詩來說，甚至誰都承認:當藝術生產壹旦作為藝術生產出現，它們就再不能以那種在世界史上劃時代的、古典的形式創造出來；因此，在藝術本身的領域內，某些有重大意義的藝術形式只有在藝術發展的不發達階段上才是可能的。如果說在藝術本身的領域內部的不同藝術種類的關系中有這種情形，那麼，在整個藝術領域同社會壹般發展的關系上有這種情形，就不足為奇了。困難只在於對這些矛盾作壹般的表述。壹旦它們的特殊性被確定了，它們也就被解釋明白了。
［M－22］我們例如先說希臘藝術同現代的關系，再說莎士比亞同現代的關系。大家知道，希臘神話不只是希臘藝術的武庫，而且是它的土壤。成為希臘人的幻想的基礎，從而成為希臘［藝術］的基礎的那種對自然的觀點和對社會關系的觀點，能夠同走錠精紡機、鐵道、機車和電報並存嗎?在羅伯茨公司面前，武爾坎又在哪裏?在避雷針面前，丘比特又在哪裏?在動產信用公司面前，海爾梅斯又在哪裏?任何神話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隨著這些自然力實際上被支配，神話也就消失了。在印刷所廣場旁邊，法瑪還成什麼?希臘藝術的前提是希臘神話，也就是已經通過人民的幻想用壹種不自覺的藝術方式加工過的自然和社會本身。這是希臘藝術的素材。不是隨便壹種神話，就是說，不是對自然(這裏指壹切對象的東西，包括社會在內)的隨便壹種不自覺的藝術加工。埃及神話決不能成為希臘藝術的土壤或母胎。但是無論如何總得是壹種神話。因此，決不是這樣壹種社會發展，這種發展排斥壹切對自然的神話態度，壹切把自然神話化的態度；因而要求藝術家具備壹種與神話無關的幻想。
從另壹方面看:阿基裏斯能夠同火藥和鉛彈並存嗎?或者，《伊利亞特》能夠同活字盤甚至印刷機並存嗎?隨著印刷機的出現，歌謠、傳說和詩神繆斯豈不是必然要絕跡，因而史詩的必要條件豈不是要消失嗎
但是，困難不在於理解希臘藝術和史詩同壹定社會發展形式結合在壹起。困難的是，它們何以仍然能夠給我們以藝術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說還是壹種規範和高不可及的範本。
壹個成人不能再變成兒童，否則就變得稚氣了。但是，兒童的天真不使成人感到愉快嗎?他自己不該努力在壹個更高的階梯上把兒童的真實再現出來嗎?在每壹個時代，它固有的性格不是以其純真性又活躍在兒童的天性中嗎?為什麼歷史上的人類童年時代，在它發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該作為永不復返的階段而顯示出永久的魅力呢?有粗野的兒童和早熟的兒童。古代民族中有許多是屬於這壹類的。希臘人是正常的兒童。他們的藝術對我們所產生的魅力，同這種藝術在其中生長的那個不發達的社會階段並不矛盾。這種藝術倒是這個社會階段的結果，並且是同這種藝術在其中產生而且只能在其中產生的那些未成熟的社會條件永遠不能復返這壹點分不開的。
馬克思:《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摘選》導言( 1857年8月下旬)，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4—36頁。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3-1-20 16:41:12
歷史是認真的，經過許多階段才把陳舊的形態送進墳墓。世界歷史形態的最後壹個階段是它的喜劇。在埃斯庫羅斯的《被縛的普羅米修斯》中已經悲劇性地因傷致死的希臘諸神，還要在琉善的《對話》中喜劇性地重死壹次。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歷史進程呢?這是為了人類能夠愉快地同自己的過去訣別。我們現在為德國政治力量爭取的也正是這樣壹個愉快的歷史結局。
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大約1843年10月中—12月中)，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8頁。
現在來談談不足的壹面:第壹，——這純粹是形式問題——既然妳用韻文寫，妳本來可以把妳的韻律安排得更藝術壹些。但是，不管專業詩人對這種疏忽會感到多麼震驚，總的說來，我卻認為它是壹個長處，因為我們詩壇上專事模仿的庸才們除了形式上的光澤，就再沒有保留下什麼了。第二，妳所構想的沖突不僅是悲劇性的，而且是使1848—年的革命政黨必然滅亡的悲劇性的沖突。因此我只能完全贊成把這個沖突當做壹部現代悲劇的中心點。但是我問自己:妳所探討的主題是否適合於表現這種沖突?巴爾塔紮爾的確可以設想，如果濟金根不是借騎士紛爭的形式發動叛亂，而是打起反對皇權和公開向諸侯開戰的旗幟，他就會勝利。但是，我們也可以有這種幻想嗎?濟金根(而胡登多少和他壹樣的復滅並不是由於他的狡詐。他的復滅是因為他作為騎士和作為垂死階級的代表起來反對現存制度，或者說得更確切些，反對現存制度的新形式。如果從濟金根身上除去那些屬於個人和他的特殊的教養、天生的才能等的東西，那麼剩下來的就只是壹個葛茲·馮·伯利欣根了。在後面這個可憐的人物身上，以同樣的形式體現出騎士階層同皇帝和諸侯的悲劇性的對抗，因此，歌德理所當然地選擇他做主人公。在濟金根——甚至胡登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如此，雖然對於他，正像對於某個階級的所有意識形態家壹樣，這種說法應該有相當的改變——同諸侯作鬥爭時(他轉而反對皇帝[23]，只是由於皇帝從騎士的皇帝變成諸侯的皇帝)，他實際上只不過是壹個唐·吉訶德，雖然是被歷史認可了的唐·吉訶德。他在騎士紛爭的幌子下發動叛亂，這只意味著，他是按騎士的方式發動叛亂的。如果他以另外的方式發動叛亂，他就必須在壹開始發動的時候直接訴諸城市和農民，就是說，正好要訴諸那些本身的發展就等於否定騎士制度的階級。
因此，如果妳不想把這種沖突簡單地化為《葛茲·馮·伯利欣根》中所描寫的沖突——而妳也沒有打算這樣做——，那麼，濟金根和胡登就必然要復滅，因為他們自以為是革命者(對於葛茲就不能這樣說)，而且他們完全像1830年的有教養的波蘭貴族那樣，壹方面使自己變成當代思想的傳播者，另壹方面又在實際上代表著反動階級的利益。革命中的這些貴族代表——在他們的統壹和自由的口號後面壹直還隱藏著舊日的皇權和強權的夢想——不應當像在妳的劇本中那樣占去全部註意力，農民和城市革命分子的代表(特別是農民的代表)倒是應當構成十分重要的積極的背景。這樣，妳就能夠在更高得多的程度上用最樸素的形式恰恰把最現代的思想表現出來，而現在除宗教自由以外，實際上，市民的統壹就是妳的主要思想。這樣，妳就得更加莎士比亞化，而我認為，妳的最大缺點就是席勒式地把個人變成時代精神的單純的傳聲筒。妳自己不是也有些像妳的弗蘭茨，馮·濟金根壹樣，犯了把路德式的騎士反對派看得高於閔采爾式的平民反對派這樣壹種外交錯誤嗎
其次，我感到遺憾的是，在人物個性的描寫方面看不到什麼特色，查理五世、巴爾塔紮爾和特裏爾的理查除外。難道還有別的時代比16世紀具有更加突出的個性嗎?照我著來，胡登過多地壹味表現“興高采烈”，這是令人厭倦的。他不也是個聰明人，機靈鬼嗎?因此妳對他不是很不公平嗎
甚至妳的濟金根——順便說壹句，他也被描寫得太抽象了——也是十分苦於不以他的壹切個人打算為轉移的沖突，這可以從下面壹點看出來:他壹方面不得不向他的騎士宣傳與城市友好等，另壹方面他自己又樂於對城市施行強權司法。
馬克思:《馬克思致斐迪南·拉薩爾》( 1859年4月19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69—171頁。
您不無理由地認為德國戲劇具有的較大的思想深度和自覺的歷史內容，同莎士比亞劇作的情節的生動性和豐富性的完美融合，大概只有在將來才能達到，而且也許根本不是由德國人來達到的。無論如何，我認為這種融合正是戲劇的未來。您的《濟金根》完全是在正路上；主要的出場人物是壹定的階級和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們時代的壹定思想的代表，他們的動機不是來自瑣碎的個人欲望，而正是來自他們所處的歷史潮流。
恩格斯:《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薩爾》( 1859年5月18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74頁。
親愛的考茨基夫人
……《舊和新》 [24]我已經看過了， 衷心地感謝您寄給我這本書。 您在這本書裏對鹽
場工人生活的描寫， 就像在《斯蒂凡》 [25]裏對農民生活的描寫壹樣出色。 對維也納社交
界的描寫大部分也是很好的。 維也納的確是唯壹有社交界的德意誌城市， 柏林只有壹
些“ 固定的小圈子” ， 而更多是不固定的， 因此， 在那裏只有描寫文人、 官員和演員的那
種小說才能找到地盤。 在您的作品的這壹部分裏， 情節的發展有的地方是否太急促了壹
些， 您比我更能作出判斷； 使我們這樣的人得到這種印象的某些東西， 在維也納可能是完
全自然的， 因為那裏具有把南歐和東歐的各種因素混合在壹起的獨特的國際性質。 對於這
兩種環境裏的人物， 我認為您都用您平素的鮮明的個性描寫手法刻畫出來了； 每個人都是
典型， 但同時又是壹定的單個人， 正如老黑格爾所說的， 是壹個“ 這個” ， 而且應當是如
此。 但是， 為了表示沒有偏頗， 我還要找點毛病出來， 在這裏我來談談阿爾諾德。 這個人
確實太完美無缺了， 因此， 當他最終在壹次山崩中死掉時， 人們只有推說他不見容於這個
世界， 才能把這種情形同文學上的崇尚正義結合起來。 可是， 如果作者過分欣賞自己的主
人公， 那總是不好的， 而據我看來， 您在這方面也多少犯了這種毛病。 愛莎盡管已經被理
想化了， 但還保有壹定的個性描寫， 而在阿爾諾德身上， 個性就更多地消融到原則裏去
了。
至於產生這個缺陷的原因，從小說本身就能感覺到。顯而易見，您認為需要在這本書裏公開表明您的立場，在全世界面前證明您的信念。這您已經做了，已經是過去的事了，用不著再以這種形式重復。我決不反對傾向詩本身。悲劇之父埃斯庫羅斯和喜劇之父阿裏斯托芬都是有強烈傾向的詩人，但丁和塞萬提斯也不遜色；而席勒的《陰謀與愛情》的主要價值就在於它是德國第壹部有政治傾向的戲劇。現代的那些寫出優秀小說的俄國人和挪威人全是有傾向的作家。可是我認為，傾向應當從場面和情節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來，而無須特別把它指點出來；同時我認為，作者不必把他所描寫的社會沖突的歷史的未來的解決辦法硬塞給讀者。此外，在當前條件下，小說主要是面向資產階級圈子裏的讀者，即不直接屬於我們的人的那個圈子裏的讀者，因此，如果壹部具有社會主義傾向的小說，通過對現實關系的真實描寫，來打破關於這些關系的流行的傳統幻想，動搖資產階級世界的樂觀主義，不可避免地引起對於現存事物的永恒性的懷疑，那麼，即使作者沒有直接提出任何解決辦法，甚至有時並沒有明確地表明自己的立場，我認為這部小說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您對奧地利農民和維也納“社交界”的透徹了解以及您對他們的出色的生動描寫，表明在這方面的素材是很多的，而在《斯蒂凡》中您已證明您還善於用巧妙的諷刺處理您的主人公，這種諷刺顯示出作者能駕馭自己的作品……恩格斯:《恩格斯致明娜·考茨基》( 1885年11月26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44—545頁。
尊敬的哈克奈斯女士
多謝您通過維澤泰利出版公司把您的《城市姑娘》轉給我。我無比愉快地和急切地讀完了它。的確，正像我的朋友、您這本書的譯者艾希霍夫所說的，它是壹件小小的藝術品。他還說——您聽了壹定會滿意的——，他幾乎不得不逐字逐句地翻譯，因為任何省略或試圖改動都只能損害原作的價值。
您的小說，除了它的現實主義的真實性以外，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它表現了真正藝術家的勇氣。這種勇氣不僅表現在您敢於冒犯傲慢的體面人物而對救世軍所作的處理上，這些體面人物也許從您的小說裏才第壹次知道救世軍為什麼竟對人民群眾產生這樣大的影響；而且還主要表現在您把無產階級姑娘被資產階級男人所勾引這樣壹個老而又老的故事作為全書的中心時所使用的樸實無華的手法。平庸的作家會覺得需要用壹大堆矯揉造作和修飾來掩蓋這種他們認為是平凡的情節，然而他們終究還是逃脫不了被人看穿的命運。您覺得您有把握敘述壹個老故事，因為您能夠如實地敘述它，使它變成壹個新故事。
您對阿瑟·格蘭特先生的刻畫十分出色。
如果我要提出什麼批評的話，那就是，您的小說也許還不夠現實主義。據我看來，現實主義的意思是，除細節的真實外，還要真實地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您的人物，就他們本身而言，是夠典型的；但是環繞著這些人物並促使他們行動的環境，也許就不是那樣典型了。在《城市姑娘》裏，工人階級是以消極群眾的形象出現的，他們無力自助，甚至沒有試圖作出自助的努力。想使他們擺脫其貧困而麻木的處境的壹切企圖都來自外面，來自上面。如果說這種描寫在1800年前後或1810年前後，即在聖西門和羅伯特·歐文時代是恰如其分的，那麼，在1887年，在壹個有幸參加了戰鬥無產階級的大部分鬥爭差不多50年之久的人看來，就不可能是恰如其分的了。工人階級對壓迫他們的周圍環境所進行的叛逆的反抗，他們為恢復自己做人的地位所作的令人震撼的努力，不管是半自覺的或是自覺的，都屬於歷史，因而也應當在現實主義領域占有壹席之地。
我決不是責備您沒有寫出壹部直截了當的社會主義的小說， 壹部像我們德國人所說
的“ 傾向性小說” ， 來鼓吹作者的社會觀點和政治觀點。 我決不是這個意思。 作者的見解
越隱蔽， 對藝術作品來說就越好。 我所指的現實主義甚至可以不顧作者的見解而表露出
來。 讓我舉壹個例子。 巴爾紮克， 我認為他是比過去、 現在和未來的壹切左拉都要偉大得
多的現實主義大師， 他在《人間喜劇》 裏給我們提供了壹部法國“ 社會” ， 特別是巴黎上
流社會的無比精彩的現實主義歷史， 他用編年史的方式幾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資產階級在
1816—1848年這壹時期對貴族社會日甚壹日的沖擊描寫出來， 這壹貴族社會在1815年以後
又重整旗鼓， 並盡力重新恢復舊日法國生活方式的標準。 他描寫了這個在他看來是模範社
會的最後殘余怎樣在庸俗的、 滿身銅臭的暴發戶的逼攻之下逐漸屈服， 或者被這種暴發戶
所腐蝕； 他描寫了貴婦人(她們在婚姻上的不忠只不過是維護自己的壹種方式， 這和她們
在婚姻上聽人擺布的情況是完全相適應的)怎樣讓位給為了金錢或衣著而給自己丈夫戴綠
帽子的資產階級婦女。 圍繞著這幅中心圖畫， 他匯編了壹部完整的法國社會的歷史， 我從
這裏， 甚至在經濟細節方面(諸如革命以後動產和不動產的重新分配)所學到的東西， 也要
比從當時所有職業的史學家、 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那裏學到的全部東西還要多。 不錯， 巴
爾紮克在政治上是壹個正統派； 他的偉大作品是對上流社會無可阻擋的衰落的壹曲無盡的
挽歌； 他對註定要滅亡的那個階級寄予了全部的同情。 但是， 盡管如此， 當他讓他所深切
同情的那些貴族男女行動起來的時候， 他的嘲笑空前尖刻， 他的諷刺空前辛辣。 而他經常
毫不掩飾地贊賞的唯壹的壹批人， 卻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對頭， 聖瑪麗修道院的共和黨英雄
們， 這些人在那時( 1830—1836年)的確是人民群眾的代表。 這樣， 巴爾紮克就不得不違
背自己的階級同情和政治偏見； 他看到了他心愛的貴族們滅亡的必然性， 把他們描寫成
不配有更好命運的人； 他在當時唯壹能找到未來的真正的人的地方看到了這樣的人，
——這壹切我認為是現實主義的最偉大的勝利之壹， 是老巴爾紮克最大的特點之壹。
為了替您辯解，我必須承認，在文明世界裏，任何地方的工人群眾都不像倫敦東頭[26]的工人群眾那樣不積極地反抗，那樣消極地屈服於命運，那樣遲鈍。而且我怎麼能知道:您是否有非常充分的理由這壹次先描寫工人階級生活的消極面，而在另壹本書中再描寫積極面呢
恩格斯:《恩格斯致瑪格麗特·哈克奈斯》( 1888年4月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9—571頁。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3-1-20 16:42:34
六)意識形態的相對獨立性及其對存在的能動的反作用
產生了職業法學家的新分工壹旦成為必要，就又開辟了壹個新的獨立領域，這個領域雖然壹般地依賴於生產和貿易，但是它仍然具有對這兩個領域起反作用的特殊能力。在現代國家中，法不僅必須適應於總的經濟狀況，不僅必須是它的表現，而且還必須是不因內在矛盾而自相抵觸的壹種內部和諧壹致的表現。而為了達到這壹點，經濟關系的忠實反映便日益受到破壞。法典越是不把壹個階級的統治鮮明地、不加緩和地、不加歪曲地表現出來(否則就違反了“法的概念”)，這種現象就越常見。1792—1796年時期革命資產階級的純粹而徹底的法的概念，在許多方面已經在拿破侖法典中被歪曲了，而就它在這個法典中的體現來說，它必定由於無產階級的不斷增長的力量而每天遭到各種削弱。但是這並不妨礙拿破侖法典成為世界各地編纂壹切新法典時當做基礎來使用的法典。這樣，“法的發展”的進程大部分只在於首先設法消除那些由於將經濟關系直接翻譯成法律原則而產生的矛盾，建立和諧的法的體系，然後是經濟進壹步發展的影響和強制力又壹再突破這個體系，並使它陷入新的矛盾(這裏我暫時只談民法)。
經濟關系反映為法的原則，同樣必然是壹種頭足倒置的反映。這種反映是在活動者沒有意識到的情況下發生的；法學家以為他是憑著先驗的原理來活動的，然而這只不過是經濟的反映而已。這樣壹來，壹切都頭足倒置了。而這種顛倒——在它沒有被認識的時候構成我們稱之為意識形態觀點的那種東西——又對經濟基礎發生反作用，並且能在某種限度內改變經濟基礎，我認為這是不言而喻的。以家庭的同壹發展階段為前提，繼承法的基礎是經濟的。盡管如此，也很難證明:例如在英國立遺囑的絕對自由，在法國對這種自由的嚴格限制，在壹切細節上都只是出於經濟的原因。但是二者都對經濟起著很大的反作用，因為二者都影響財產的分配。
至於那些更高地懸浮於空中的意識形態的領域，即宗教、哲學等等，它們都有壹種被歷史時期所發現和接受的史前的東西，這種東西我們今天不免要稱之為愚昧。這些關於自然界、關於人本身的性質、關於靈魂、魔力等的形形色色的虛假觀念，多半只是在消極意義上以經濟為基礎；史前時期低水平的經濟發展有關於自然界的虛假觀念作為補充，但是有時也作為條件，甚至作為原因。雖然經濟上的需要曾經是，而且越來越是對自然界的認識不斷進展的主要動力，但是，要給這壹切原始狀態的愚昧尋找經濟上的原因，那就太迂腐了。科學的歷史，就是逐漸消除這種愚昧的歷史，或者說，是用新的，但越來越不荒唐的愚昧取而代之的歷史。從事這些事情的人們又屬於分工的特殊部門，並且認為自己是致力於壹個獨立的領域。只要他們形成社會分工之內的獨立集團，他們的產物，包括他們的錯誤在內，就要反過來影響全部社會發展，甚至影響經濟發展。但是，盡管如此，他們本身又處於經濟發展的起支配作用的影響之下。例如在哲學上，拿資產階級時期來說這種情形是最容易證明的。霍布斯是第壹個現代唯物主義者( 18世紀意義上的)，但是當專制君主制在整個歐洲處於全盛時期，並在英國開始和人民進行鬥爭的時候，他是專制制度的擁護者。洛克在宗教上和政治上都是1688年的階級妥協的產兒。英國自然神論者和他們的更徹底的繼承者法國唯物主義者都是真正的資產階級哲學家，法國人甚至是資產階級革命的哲學家。在從康德到黑格爾的德國哲學中始終顯現著德國庸人的面孔——有時積極地，有時消極地。但是，每壹個時代的哲學作為分工的壹個特定的領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驅傳給它而它便由此出發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為前提。因此，經濟上落後的國家在哲學上仍然能夠演奏第壹小提琴: 18世紀的法國對英國來說是如此(法國人是以英國哲學為依據的)，後來的德國對英法兩國來說也是如此。但是，不論在法國或是在德國，哲學和那個時代的普遍的學術繁榮壹樣，也是經濟高漲的結果。經濟發展對這些領域也具有最終的至上權力，這在我看來是確定無疑的，但是這種至上權力是發生在各個領域本身所規定的那些條件的範圍內:例如在哲學中，它是發生在這樣壹種作用所規定的條件的範圍內，這種作用就是各種經濟影響(這些經濟影響多半又只是在它的政治等的外衣下起作用)對先驅所提供的現有哲學材料發生的作用。經濟在這裏並不重新創造出任何東西，但是它決定著現有思想材料的改變和進壹步發展的方式，而且多半也是間接決定的，因為對哲學發生最大的直接影響的，是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反映。
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 1890年10月27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97—600頁。
因為我們否認在歷史中起作用的各種意識形態領域有獨立的歷史發展，所以我們也否認它們對歷史有任何影響。這是由於通常把原因和結果非辯證地看做僵硬對立的兩極，完全忘記了相互作用。這些先生們常常幾乎是故意地忘記，壹種歷史因素壹旦被其他的、歸根到底是經濟的原因造成了，它也就起作用，就能夠對它的環境，甚至對產生它的原因發生反作用。
恩格斯:《恩格斯致弗蘭茨·梅林》( 1893年7月14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659頁。
我在維也納的《德意誌言論》雜誌上看到了莫裏茨·維爾特這只不祥之鳥所寫的關於保爾·巴爾特所著壹書[27]的評論，[28]這個評論使我也對該書本身產生了不良的印象。
我想看看這本書，但是我應當說，如果莫裏茨這家夥正確地引用了巴爾特的壹段話，在這段話中，巴爾特說他在馬克思的壹切著作中所能找到的哲學等依賴於物質存在條件的唯壹的例子，就是笛卡兒宣稱動物是機器，那麼我就只好為這個人竟能寫出這樣的東西感到遺憾了。既然這個人還沒有發現，物質存在方式雖然是始因，但是這並不排斥思想領域也反過來對物質存在方式起作用，然而是第二性的作用，那麼，他就決不可能了解他所談論的那個問題了。但是，我已經說過，這全是第二手的東西，而莫裏茨這家夥是壹個危險的朋友。唯物史觀現在也有許多朋友，而這些朋友是把它當做不研究歷史的借口的。正像馬克思就70年代末的法國“馬克思主義者”所曾經說過的:“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
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 1890年8月5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85—586頁。
現代社會主義，就其內容來說，首先是對現代社會中普遍存在的有財產者和無財產者之間、資產者和雇傭工人之間的階級對立以及生產中普遍存在的無政府狀態這兩個方面進行考察的結果。但是，就其理論形式來說，它起初表現為18世紀法國偉大的啟蒙學者們所提出的各種原則的進壹步的、據稱更徹底的發展。[29]同任何新的學說壹樣，它必須首先從已有的思想材料出發，雖然它的根子深深紮在經濟的事實中。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9頁。
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壹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理論只要說服人［ad hominem］，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ad hominem］。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大約1843年10月中—12月中)，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1頁。
當人們談到使整個社會革命化的思想時，他們只是表明了壹個事實:在舊社會內部已經形成了新社會的因素，舊思想的瓦解是同舊生活條件的瓦解步調壹致的。
當古代世界走向滅亡的時候，古代的各種宗教就被基督教戰勝了。當基督教思想在世紀被啟蒙思想擊敗的時候，封建社會正在同當時革命的資產階級進行殊死的鬥爭。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思想，不過表明自由競爭在信仰領域[30]裏占統治地位罷了。
“但是”，有人會說，“宗教的、道德的、哲學的、政治的、法的觀念等在歷史發展的進程中固然是不斷改變的，而宗教、道德、哲學、政治和法在這種變化中卻始終保存著。
此外，還存在著壹切社會狀態所共有的永恒真理，如自由、正義等等。但是共產主義要廢除永恒真理，它要廢除宗教、道德，而不是加以革新，所以共產主義是同至今的全部歷史發展相矛盾的”。
這種責難歸結為什麼呢?至今的壹切社會的歷史都是在階級對立中運動的，而這種對立在不同的時代具有不同的形式。
但是，不管階級對立具有什麼樣的形式，社會上壹部分人對另壹部分人的剝削卻是過去各個世紀所共有的事實。因此，毫不奇怪，各個世紀的社會意識，盡管形形色色、千差萬別，總是在某些共同的形式中運動的，這些形式，這些意識形式，只有當階級對立完全消失的時候才會完全消失。
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1—52頁。
廢除作為人民的虛幻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人民的現實幸福。要求拋棄關於人民處境的幻覺，就是要求拋棄那需要幻覺的處境。因此，對宗教的批判就是對苦難塵世——宗教是它的神聖光環——的批判的胚芽。
這種批判撕碎鎖鏈上那些虛構的花朵，不是要人依舊戴上沒有幻想沒有慰藉的鎖鏈，而是要人扔掉它，采摘新鮮的花朵。對宗教的批判使人不抱幻想，使人能夠作為不抱幻想而具有理智的人來思考，來行動，來建立自己的現實；使他能夠圍繞著自身和自己現實的太陽轉動。宗教只是虛幻的太陽，當人沒有圍繞自身轉動的時候，它總是圍繞著人轉動。
因此，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後，歷史的任務就是確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異化的神聖形象被揭穿以後，揭露具有非神聖形象的自我異化，就成了為歷史服務的哲學的迫切任務。於是，對天國的批判變成對塵世的批判，對宗教的批判變成對法的批判，對神學的批判變成對政治的批判。
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大約1843年10月中—12月中)，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頁。
對宗教的批判最後歸結為人是人的最高本質這樣壹個學說，從而也歸結為這樣的絕對命令:必須推翻使人成為被侮辱、被奴役、被遺棄和被蔑視的東西的壹切關系。
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大約1843年10月中—12月中)，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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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級
壹)階級的產生
階級劃分的基礎是分工的規律
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的最大的壹次分工，就是城市和鄉村的分離。城鄉之間的對立是隨著野蠻向文明的過渡、部落制度向國家的過渡、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過渡而開始的，它貫穿著文明的全部歷史直至現在(反谷物法同盟)。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56頁。
實際上，情況完全不像蒲魯東先生所想的那樣。當文明壹開始的時候，生產就開始建立在級別、等級和階級的對抗上，最後建立在積累的趧雍椭苯拥膭趧拥膶股稀]有對抗就沒有進步。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規律。到目前為止，生產力就是由於這種階級對抗的規律而發展起來的。如果硬說由於所有勞動者的壹切需要都已滿足，所以人們才能創造更高級的產品和從事更復雜的生產，那就是撇開階級對抗，顛倒整個歷史的發展過程。不然也可以這樣說:因為在羅馬皇帝時代曾有人在人造的池子裏餵養鰻魚，所以說全體羅馬居民的食物是充裕的。然而實際情況完全相反，當時羅馬人民連必要的糧食也買不起，而羅馬的貴族卻並不缺少充當鰻魚飼料的奴隸。
馬克思:《哲學的貧困》( 1847年上半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8月第版，第104頁。
文明時代是社會發展的這樣壹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上，分工、由分工而產生的個人之間的交換，以及把這兩者結合起來的商品生產，得到了充分的發展，完全改變了先前的整個社會。
先前的壹切社會發展階段上的生產在本質上是共同的生產，同樣，消費也是在較大或較小的共產制共同體內部直接分配產品。生產的這種共同性是在極狹小的範圍內實現的，但是它隨身帶來的是生產者對自己的生產過程和產品的支配。他們知道，產品的結局將是怎樣:他們把產品消費掉，產品不離開他們的手；只要生產在這個基礎上進行，它就不可能越出生產者的支配範圍，也不會產生鬼怪般的、對他們來說是異己的力量，像在文明時代經常地和不可避免地發生的那樣。
但是， 分工慢慢地侵入了這種生產過程。 它破壞生產和占有的共同性， 它使個人占有
成為占優勢的規則， 從而產生了個人之間的交換， ——這是如何發生的， 我們前面已經探
討過了。 商品生產逐漸地成了占統治地位的形式。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 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93—194頁。
隨著在文明時代獲得最充分發展的奴隸制的出現，就發生了社會分成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的第壹次大分裂。這種分裂繼續存在於整個文明期。奴隸制是古希臘羅馬時代世界所固有的第壹個剝削形式；繼之而來的是中世紀的農奴制和近代的雇傭勞動制。這就是文明時代的三大時期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公開的而近來是隱蔽的奴隸制始終伴隨著文明時代。
文明時代所由以開始的商品生產階段，在經濟上有下列特征: ( 1)出現了金屬貨幣，從而出現了貨幣資本、利息和高利貸； ( 2)出現了作為生產者之間的中間階級的商人；出現了土地私有制和抵押； ( 4)出現了作為占統治地位的生產形式的奴隸勞動。與文明時代相適應並隨之徹底確立了自己的統治地位的家庭形式是專偶制、男子對婦女的統治，以及作為社會經濟單位的個體家庭。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它在壹切典型的時期毫無例外地都是統治階級的國家，並且在壹切場合在本質上都是鎮壓被壓迫被剝削階級的機器。此外，文明時代還有如下的特征:壹方面，是把城市和鄉村的對立作為整個社會分工的基礎固定下來；另壹方面，是實行所有者甚至在死後也能夠據以處理自己財產的遺囑制度。這種同古代氏族制度直接沖突的制度，在雅典直到梭倫時代之前還沒有過；在羅馬，它很早就已經實行了，究竟在什麼時候我們不知道[1]；在德意誌人中間，這種制度是由教士引入的，為的是使誠實的德意誌人能夠毫無阻礙地將自己的遺產遺贈給教會。
文明時代以這種基本制度完成了古代氏族社會完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它是用激起人們的最卑劣的沖動和情欲，並且以損害人們的其他壹切稟賦為代價而使之變本加厲的辦法來完成這些事情的。鄙俗的貪欲是文明時代從它存在的第壹日起直至今日起推動作用的靈魂；財富，財富，第三還是財富，——不是社會的財富，而是這個微不足道的單個的個人的財富，這就是文明時代唯壹的、具有決定意義的目的。如果說在文明時代的懷抱中科學曾經日益發展，藝術高度繁榮的時期壹再出現，那也不過是因為現代的壹切積聚財富的成就不這樣就不可能獲得罷了。
由於文明時代的基礎是壹個階級對另壹個階級的剝削，所以它的全部發展都是在經常的矛盾中進行的。生產的每壹進步，同時也就是被壓迫階級即大多數人的生活狀況的壹個退步。對壹些人是好事的，對另壹些人必然是壞事，壹個階級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對另壹個階級的新的壓迫。這壹情況的最明顯的例證就是機器的采用，其後果現在已是眾所周知的了。如果說在野蠻人中間，像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不大能夠區別權利和義務，那麼文明時代卻使這兩者之間的區別和對立連最愚蠢的人都能看得出來，因為它幾乎把壹切權利賦予壹個階級，另壹方面卻幾乎把壹切義務推給另壹個階級。
但是，這並不是應該如此的。凡對統治階級是好的，對整個社會也應該是好的，因為統治階級把自己與整個社會等同起來了。所以文明時代越是向前進展，它就越是不得不給它所必然產生的種種壞事披上愛的外衣，不得不粉飾它們，或者否認它們，——壹句話，是實行流俗的偽善，這種偽善，無論在較早的那些社會形式下還是在文明時代初期階段都是沒有的，並且最後在下述說法中達到了極點:剝削階級對被壓迫階級進行剝削，完全是為了被剝削階級本身的利益；如果被剝削階級不懂得這壹點，甚至想要造反，那就是對行善的人即對剝削者的壹種最卑劣的忘恩負義行為。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 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95—197頁。
社會分裂為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統治階級和被壓迫階級，是以前生產不大發展的必然結果。只要社會總勞動所提供的產品除了滿足社會全體成員最起碼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就是說，只要勞動還占去社會大多數成員的全部或幾乎全部時間，這個社會就必然劃分為階級。在這被迫專門從事勞動的大多數人之旁，形成了壹個脫離直接生產勞動的階級，它掌管社會的共同事務:勞動管理、國家事務、司法、科學、藝術等等。因此，分工的規律就是階級劃分的基礎。但是，這並不妨礙階級的這種劃分曾經通過暴力和掠奪、欺詐和蒙騙來實現，這也不妨礙統治階級壹旦掌握政權就犧牲勞動階級來鞏固自己的統治，並把對社會的領導變成對群眾加緊剝削。
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
年1月—3月上半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2—563頁。
分工的各個不同發展階段，同時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種不同形式。這就是說，分工的每壹個階段還決定個人在勞動材料、勞動工具和勞動產品方面的相互關系。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21頁。
隨著分工的發展也產生了單個人的利益或單個家庭的利益與所有互相交往的個人的共同利益之間的矛盾；而且這種共同利益不是僅僅作為壹種“普遍的東西”存在於觀念之中，而首先是作為彼此有了分工的個人之間的相互依存關系存在於現實之中。
正是由於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間的這種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國家這種與實際的單個利益和全體利益相脫離的獨立形式，同時采取虛幻的共同體的形式，而這始終是在每壹個家庭集團或部落集團中現有的骨肉聯系、語言聯系、較大規模的分工聯系以及其他利益的聯系的現實基礎上，特別是在我們以後將要闡明的已經由分工決定的階級的基礎上產生的，這些階級是通過每壹個這樣的人群分離開來的，其中壹個階級統治著其他壹切階級。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6頁。
根據唯物主義觀點，歷史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結底是直接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但是，生產本身又有兩種。壹方面是生活資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產；另壹方面是人自身的生產，即種的繁衍。壹定歷史時代和壹定地區內的人們生活於其下的社會制度，受著兩種生產的制約:壹方面受勞動的發展階段的制約；另壹方面受家庭的發展階段的制約。勞動越不發展，勞動產品的數量，從而社會的財富越受限制，社會制度就越在較大程度上受血族關系的支配。然而，在以血族關系為基礎的這種社會結構中，勞動生產率日益發展起來；與此同時，私有制和交換、財產差別、使用他人勞動力的可能性，從而階級對立的基礎等新的社會成分，也日益發展起來；這些新的社會成分在幾個世代中竭力使舊的社會制度適應新的條件，直到兩者的不相容性最後導致壹個徹底的變革為止。以血族團體為基礎的舊社會，由於新形成的各社會階級的沖突而被炸毀；代之而起的是組成為國家的新社會，而國家的基層單位已經不是血族團體，而是地區團體了。在這種社會中，家庭制度完全受所有制的支配，階級對立和階級鬥爭從此自由開展起來，這種階級對立和階級鬥爭構成了直到今日的全部成文史的內容。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4年第1版序言( 1884年3月底—5月26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12月第1版，第15—16頁。
階級產生的兩條道路
杜林先生斷言，人對人的統治是人對自然界的統治的前提。如果他壹般的只想以此來表明:我們現代的整個經濟狀況，目前已經達到的農業和工業的發展階段，是在階級對立中，在統治關系和奴役關系中展開的社會歷史的結果，那麼他所說的不過是《共產黨宣言》[3]發表以來早已成為老生常談的事情。問題恰恰是要去說明階級和統治關系的產生，如果杜林先生對這個問題總是只用“暴力”這個詞來回答，那麼這並不能使我們前進壹步。被統治者和被剝削者在任何時代都比統治者和剝削者多得多，所以真正的力量總是在前者的手裏，僅僅這壹簡單的事實就足以說明整個暴力論的荒謬性。因此，問題仍然是要去說明統治關系和奴役關系。
這些關系是通過兩種途徑產生的。
人們最初怎樣脫離動物界(就狹義而言)，他們就怎樣進入歷史:他們還是半動物，是野蠻的，在自然力量面前還無能為力，還不能認識他們自己的力量；所以他們像動物壹樣貧困，而且生產能力也未必比動物強。那時普遍存在著生活狀況的某種平等，對於家長，也存在著社會地位的某種平等，至少沒有社會階級，這種狀況在後來的文明民族的自然形成的農業公社中還繼續存在著。在每個這樣的公社中，壹開始就存在著壹定的共同利益，維護這種共同利益的工作，雖然是在全社會的監督之下，卻不能不由個別成員來擔當:如解決爭端；制止個別人越權；監督用水，特別是在炎熱的地方；最後，在非常原始的狀態下執行宗教職能。這樣的職位，在任何時候的原始公社中，例如在最古老的德意誌的馬爾克公社中可以看到，甚至在今天的印度還可以看到。不言而喻，這些職位被賦予了某種全權，這是國家權力的萌芽。生產力逐漸提高；較稠密的人口使各個公社之間在壹些場合產生共同利益，在另壹些場合又產生相互抵觸的利益，而這些公社集合為更大的整體又引起新的分工，建立保護共同利益和防止相互抵觸的利益的機構。這些機構，作為整個集體的共同利益的代表，在對每壹個公社的關系上已經處於特別的、在壹定情況下甚至是對立的地位，它們很快就變得更加獨立的了，這種情況的出現，部分地是由於職位的世襲(這種世襲在壹切事情都是自發地進行的世界裏差不多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部分地是由於同別的集團的沖突的增多，使得這種機構越來越必不可少了。在這裏我們沒有必要來深入研究:社會職能對社會的這種獨立化怎樣逐漸上升為對社會的統治；起先的公仆在情況有利時怎樣逐步變為主人；這種主人怎樣分別成為東方的暴君或總督，希臘的部落首領，凱爾特人的族長等等；在這種轉變中，這種主人在什麼樣的程度上終究也使用了暴力；最後，各個統治人物怎樣結合成壹個統治階級。在這裏，問題僅僅在於確定這樣的事實:政治統治到處都是以執行某種社會職能為基礎，而且政治統治只有在它執行了它的這種社會職能時才能持續下去。不管在波斯和印度興起和衰落的專制政府有多少，每壹個專制政府都十分清楚地知道它們首先是河谷灌溉的總管，在那裏，沒有灌溉就不可能有農業。只有文明的英國人才在印度忽視了這壹點；他們聽任灌溉渠道和水閘毀壞，現在，由於周期性地發生饑荒，他們才終於發現，他們忽視了唯壹能使他們在印度的統治至少同他們前人的統治壹樣具有某種合理性的那種行動。
但是，除了這樣的階級形成過程之外，還有另壹種階級形成過程。農業家族內的自發的分工，達到壹定的富裕程度時，就有可能吸收壹個或幾個外面的勞動力到家族裏來。在舊的土地公有制已經崩潰或者至少是舊的土地共同耕作已經讓位於各個家族分得地塊單獨耕作的那些地方，上述情形尤為常見。生產已經發展到這樣壹種程度:現在人的勞動力所能生產的東西超過了單純維持勞動力所需要的數量；維持更多的勞動力的資料已經具備了；使用這些勞動力的資料也已經具備了；勞動力獲得了某種價值。但是公社本身和公社所屬的集團還不能提供多余的可供自由支配的勞動力。戰爭卻提供了這種勞動力，而戰爭就像相鄰幾個公社集團的同時並存壹樣古老。先前人們不知道怎樣處理戰俘，因此就簡單地把他們殺掉，在更早的時候甚至把他們吃掉。但是在這時已經達到的“經濟狀況”的水平上，戰俘獲得了某種價值；因此人們就讓他們活下去，並且使用他們的勞動。這樣，不是暴力支配經濟狀況，而是相反，暴力被迫為經濟狀況服務。奴隸制被發現了。奴隸制很快就在壹切已經發展得超過古代公社的民族中成了占統治地位的生產形式，但是歸根到底也成為它們衰落的主要原因之壹。只有奴隸制才使農業和工業之間的更大規模的分工成為可能，從而使古代世界的繁榮，使希臘文化成為可能。沒有奴隸制，就沒有希臘國家，就沒有希臘的藝術和科學；沒有奴隸制，就沒有羅馬帝國；沒有希臘文化和羅馬帝國所奠定的基礎，也就沒有現代的歐洲。我們永遠不應該忘記，我們的全部經濟、政治和智力的發展，是以奴隸制既成為必要，又得到公認這種狀況為前提的。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有理由說:沒有古希臘羅馬的奴隸制，就沒有現代的社會主義。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85—188頁。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3-1-20 16:56:53
二)個人、政治派別都隸屬於壹定的階級
特別是在存在至今的這些關系中，壹個階級總是占著統治地位；個人的生活條件總是和壹定階級的生活條件相壹致；因而任何壹個新興的階級的實際任務，在這壹階級的每壹個人看來都不能不是共同任務；每個階級都只有把壹切階級的個人從那些至今仍然套在他們頭上的枷鎖下解放出來，才能真正地推翻自己面前的統治階級，——正是在上述這種情況下，把爭取統治地位的階級中的個人的任務說成是全人類的任務，是非常必要的。
不過，如果資產者責備無產者說，他的(無產者的)合人情的任務就是每天工作十四小時，那末無產者完全有權用同樣的話來回答:他的任務倒是要推翻整個資產階級制度。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1846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327頁。
單個人所以組成階級只是因為他們必須為反對另壹個階級進行共同的鬥爭；此外，他們在競爭中又是相互敵對的。另壹方面，階級對各個人來說又是獨立的，因此，這些人可以發現自己的生活條件是預先確定的:各個人的社會地位，從而他們個人的發展是由階級決定的，他們隸屬於階級。這同單個人隸屬於分工是同類的現象，這種現象只有通過消滅私有制和消滅勞動本身才能消除。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0頁。
某壹階級的各個人所結成的、受他們的與另壹階級相對立的那種共同利益所制約的共同關系，總是這樣壹種共同體，這些個人只是作為壹般化的個人隸屬於這個共同體，只是由於他們還處在本階級的生存條件下才隸屬於這個共同體；他們不是作為個人而是作為階級的成員處於這種共同關系中的。而在控制了自己的生存條件和社會全體成員的生存條件的革命無產者的共同體中，情況就完全不同了。在這個共同體中各個人都是作為個人參加的。它是各個人的這樣壹種聯合(自然是以當時發達的生產力為前提的)，這種聯合把個人的自由發展和運動的條件置於他們的控制之下。而這些條件在從前是受偶然性支配的，並且是作為某種獨立的東西同單個人對立的。這正是由於他們作為個人是相互分離的，是由於分工使他們有了壹種必然的聯合，而這種聯合又因為他們的相互分離而成了壹種對他們來說是異己的聯系。過去的聯合決不像《社會契約》[4]中所描繪的那樣是任意的，而只是關於這樣壹些條件的必然的聯合(可以對照例如北美合眾國和南美諸共和國形成的情況)，在這些條件下，各個人有可能利用偶然性。這種在壹定條件下不受阻礙地利用偶然性的權利，迄今壹直稱為個人自由。——這些生存條件當然只是各個時代的生產力和交往形式。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3—574頁。
單獨的個人並不“總是”以他所從屬的階級為轉移，這是很“可能的”；但是這個事實不足以影響階級鬥爭，正如少數貴族轉到tiers état［第三等級］方面去不足以影響法國革命壹樣。而且就在這時，這些貴族至少也加入了壹定的階級，即革命階級——資產階級。然而海因岑先生卻硬要壹切階級在“人性”這個熾熱的思想面前消失。
如果海因岑先生認為，以不依自己意誌為轉移的經濟條件做為存在的基礎並因這些條件而彼此處於極尖銳的對抗中的各階級，可以靠壹切人們所固有的屬性“人性”而越出本身存在的現實條件，那末，某壹個君主要靠自己的“人性”而使自己超出自己的“君主的權力”，超出自己的“君主的行業”該是多麼容易呵!當恩格斯看出海因岑先生的革命詞句背後是“好心的皇帝約瑟夫”時，海因岑先生竟不能原諒恩格斯，這究竟是為什麼呢
但是海因岑先生壹方面由於極不明確地對待德國人的“人性”而抹掉壹切差別，甚至不惜把自己的號召擴大到君主身上。而另壹方面又認為自己必須在德國血統的人們中間確立壹種差別，因為沒有差別就沒有對立面，而沒有對立面就沒有材料進行卡普勤式的政治說教。
因此，海因岑先生就把德國血統的人們劃分為國君和臣民。海因岑先生看到了這種對立面並且對它作了表述，在他自己看來，這是壹種道德力量的表現，是具有個人膽量、政治頭腦、激動的人的感情，嚴肅態度、遠見和值得敬佩的勇氣的明證。如果註意到，臣民分為特權者和非特權者，特權者不但看不出政治等級是降低人格的階梯，卻反而認為它是飛黃騰達的途徑，甚至那些把臣服看做是鎖鏈的臣民(對這些鎖鏈的重壓的感受很不壹致)也註意到這壹切，那就表明自己毫無理智、表明自己有警察思想。
然而卻冒出壹些“狹隘的”共產主義者，他們不僅看出了國君和臣民之間的政治差別，而且看出了階級間的社會差別。
壹分鐘以前海因岑先生在道德上的偉大之處在於看出了差別並給以表述，現在他的偉大之處卻在於看不出差別、不予註意而且加以掩蓋。表述對立面的言語由革命的語言壹變而成為反動的、惡毒地“唆使”被人性團結在壹起的弟兄互相反對的語言。
馬克思:《道德化的批評和批評化的道德》( 1847年10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8月第1版，第344—345頁。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3-1-20 16:58:21
三)必要的階級和多余的階級
歷史活動是群眾的活動，隨著歷史活動的深入，必將是群眾隊伍的擴大。在批判的歷史中，事情當然必定是以另壹種方式發生的，批判的歷史認為，在歷史活動中重要的不是行動著的群眾，不是經驗的活動，也不是這壹活動的經驗的利益，相反，“在這些活動中”，“重要的”僅僅是“壹種思想”。
馬克思和恩格斯:《神聖家族，或對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 1844年9—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87頁。
常常有人問:社會上不同的階級，在什麼程度上是有用的或者甚至是必要的呢?回答自然因每個不同的歷史時期而不同。無疑，曾經有過壹個時期，土地貴族是社會的壹個不可避免的和必要的成分。不過，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然後又有壹個時期，資本家中等階級——法國人把它叫做bourgeoisie［資產階級］——以同樣不可避免的必要性產生了，它與土地貴族進行鬥爭，摧毀他們的政權，自己在經濟上和政治上取得了統治。但是，自從階級產生以來，從來沒有過壹個時期社會可以沒有勞動階級。這個階級的名稱、社會地位有過變化，農奴代替了奴隸，後來本身又被自由工人所代替，所謂自由，是擺脫了奴隸地位的自由，但也是除自己的勞動力以外壹無所有的自由。然而有壹點是很清楚的，無論不從事生產的社會上層發生什麼變化，沒有壹個生產者階級，社會就不能生存。
可見，這個階級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必要的，雖然定會有壹天它將不再是壹個階級，而是包括整個社會。
……
資本家中等階級的確是履行了如下的經濟職能:創立現代蒸汽工業和蒸汽交通的體系，打破壹切延緩或妨礙這個體系發展的經濟和政治障礙。沒有疑問，只要資本家中等階級還執行著這種職能，在這種情況下它就是壹個必要的階級。但是，現在它還是那樣嗎它還在繼續履行它作為造福於全社會的社會生產的管理者和擴大者的重要職能嗎恩格斯:《必要的和多余的社會階級》( 1881年8月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年4月第2版，第534—535頁。
相對於貨幣資本家來說， 產業資本家是勞動者， 不過是作為資本家的勞動者， 即作為
對他人勞動的剝削者的勞動者。 他為這種勞動所要求和所取得的工資， 恰好等於他所占有
的他人勞動的量， 並且就他為進行剝削而親自花費必要的精力來說， 上述的工資直接取決
於對這種勞動的剝削程度， 而不是取決於他進行這種剝削所付出的、 並且在適當的報酬下
可以讓壹個經理去承擔的那種努力的程度。 ……
四)階級鬥爭是歷史發展的直接動力
至今壹切社會的歷史[6]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
自由民和奴隸、貴族和平民、領主和農奴、行會師傅[7]和幫工，壹句話，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始終處於相互對立的地位，進行不斷的、有時隱蔽有時公開的鬥爭，而每壹次鬥爭的結局都是整個社會受到革命改造或者鬥爭的各階級同歸於盡。
在過去的各個歷史時代，我們幾乎到處都可以看到社會完全劃分為各個不同的等級，看到社會地位分成多種多樣的層次。在古羅馬，有貴族、騎士、平民、奴隸，在中世紀，有封建主、臣仆、行會師傅、幫工、農奴，而且幾乎在每壹個階級內部又有壹些特殊的階層。
從封建社會的滅亡中產生出來的現代資產階級社會並沒有消滅階級對立。它只是用新的階級、新的壓迫條件、新的鬥爭形式代替了舊的。
但是，我們的時代，資產階級時代，卻有壹個特點:它使階級對立簡單化了。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的陣營，分裂為兩大相互直接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1—32頁。
說到“階級鬥爭”，它不僅使我們回溯到“中世紀”，而且還回溯到古代共和國——雅典、斯巴達和羅馬共和國的內部沖突。所有這些沖突都是階級鬥爭。自從原始公社解體以來，組成為每個社會的各階級之間的鬥爭，總是歷史發展的偉大動力。
恩格斯:《國際社會主義和意大利社會主義》( 1894年10月27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05頁。
但是，在以前的各個時期，對歷史的這些動因的探究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它們和自己的結果的聯系是混亂而隱蔽的，在我們今天這個時期，這種聯系已經簡化了，以致人們有可能揭開這個謎了。從采用大工業以來，就是說，至少從1815年簽訂歐洲合約以來，在英國，誰都知道，土地貴族( landed aristocracy)和資產階級( middle class)這兩個階級爭奪統治的要求，是英國全部政治鬥爭的中心。在法國，隨著波旁王室的返國，同樣的事實也被人們意識到了；復辟時期的歷史編纂學家，從梯葉裏到基佐、米涅和梯也爾，總是指出這壹事實是理解中世紀以來法國歷史的鑰匙。而從1830年起，在這兩個國家裏，工人階級即無產階級，已被承認是為爭奪統治而鬥爭的第三個戰士。當時關系已經非常簡化，只有故意閉起眼睛的人才看不見，這三大階級的鬥爭和它們的利益沖突是現代歷史的動力，至少是這兩個最先進國家的現代歷史的動力。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年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04—305頁。
雖然有了最近的經驗，但是照德意誌意識形態看來，把中世紀送入墳墓的那些鬥爭仍然只不過是激烈的神學上的爭論。在我們的愛國的歷史學家和聰明的政治家們看來，只要那個時代的人能夠對天國事物取得壹致的認識，他們就毫無理由去為人間的事物爭吵了。
這些意識形態家實在輕信，總是把某壹個時代關於本時代的壹切幻想當做確鑿的事實，或者把某壹個時代的意識形態家們關於那個時代的壹切幻想當做確鑿的事實。例如，正是這幫人把1789年革命看成只不過是對於立憲君主制優於君主專制問題的激烈辯論，把七月革命看成只是關於“神授”君權無法繼續這壹問題的實際爭執，把二月革命看成只是解決“要共和制還是要君主制?”這壹問題的嘗試，諸如此類，不壹而足。其實在這些大震蕩中，始終貫穿著階級鬥爭，而且每次寫在旗幟上的政治口號都是階級鬥爭的赤裸裸的表現，可是對於這些階級鬥爭，我們的意識形態家們甚至直到今天還幾乎壹無所知，雖然關於階級鬥爭的信息不僅從國外頻頻傳來，而且從成千上萬的國內無產者發自底層的抱怨和憤怒聲中也清晰可聞。
世紀的所謂宗教戰爭首先也是為著十分實際的物質的階級利益而進行的。這些戰爭同後來英國和法國的國內沖突完全壹樣，都是階級鬥爭。如果說這些階級鬥爭當時是在宗教的標誌下進行的，如果說各階級的利益、需要和要求都還隱蔽在宗教外衣之下，那麼，這並沒有改變事物的實質，而且也不難用時代條件來加以解釋。
恩格斯:《德國農民戰爭》( 1850年夏秋)，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234—235頁。
五)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結構
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
我們這個時代，資產階級時代，卻有壹個特點:它使階級對立簡單化了。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的陣營，分裂為兩大相互直接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2頁。
單純勞動力的所有者、資本的所有者和土地的所有者——他們各自的收入源泉是工資、利潤和地租——，也就是說，雇傭工人、資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形成建立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基礎上的現代社會的三大階級。
在英國，現代社會的經濟結構無疑已經達到最高度的、最典型的發展。但甚至在這裏，這種階級結構也還沒有以純粹的形式表現出來。在這裏，壹些中間的和過渡的階層也到處使界限規定模糊起來(雖然這種情況在農村比在城市少得多)。不過，這種情況對我們的考察來說是無關緊要的。我們已經看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經常趨勢和發展規律，是使生產資料越來越同勞動分離，使分散的生產資料越來越大量積聚在壹起，從而，使勞動轉化為雇傭勞動，使生產資料轉化為資本。另壹方面，適應於這種趨勢，土地所有權同資本和勞動相分離而獨立[8]，換句話說，壹切土地所有權都轉化為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適應的土地所有權形式。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發表於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001—1002頁。
新中間階級的興起及其政治影響
他［李嘉圖——編者註］忘記指出:介於工人為壹方和資本家、土地所有者為另壹方之間的中間階級不斷增加。
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 1861年8月—1863年7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冊，人民出版社1973年7月第1版，第653頁。
他［馬爾薩斯——編者註］的最高希望是，中等階級的人數將增加，無產階級(有工作的無產階級)在總人口中的比例將相對地越來越小(雖然它的人數會絕對地增加)。馬爾薩斯自己認為這種希望多少有點空想。然而實際上資產階級社會的發展進程卻正是這樣。
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 1861年8月—1863年7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冊，人民出版社1974年12月第1版，第63頁。
壹個規模較大的直接社會勞動或共同勞動，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揮，以協調個人的活動，並執行生產總體的運動——不同於這壹總體的獨立器官的運動——所產生的各種壹般職能。壹個單獨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揮自己，壹個樂隊就需要壹個樂隊指揮。壹旦從屬於資本的勞動成為協作勞動，這種管理、監督和調節的職能就成為資本的職能。這種管理的職能作為資本的特殊職能取得了特殊的性質。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84頁。
尤爾先生早已指出，“我們的工業制度的靈魂”不是產業資本家，而是產業經理。
……
資本主義生產本身已經使那種完全同資本所有權分離的指揮勞動比比皆是。因此，這種指揮勞動就無須資本家親自進行了。壹個樂隊指揮完全不必就是樂隊的樂器的所有者；如何處理其他演奏者的“工資”問題，也不是他這個樂隊指揮職能範圍以內的事情。合作工廠提供了壹個實例，證明資本家作為生產上的執行職能的人員已經成為多余的了，就像資本家自己發展到最成熟時，認為大地主是多余的壹樣。只要資本家的勞動不是由單純作為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那種生產過程引起，因而這種勞動並不隨著資本的消失而自行消失；只要這種勞動不只限於剝削別人勞動這個職能；從而，只要這種勞動是由作為社會勞動的勞動的形式引起，由許多人為達到共同結果而形成的結合和協作引起，它就同資本完全無關，就像這個形式本身壹旦把資本主義的外殼炸毀，就同資本完全無關壹樣。說這種勞動作為資本家的勞動，作為資本家的職能是必要的，這無非意味著，庸俗經濟學家不能設想各種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部發展起來的形式竟能夠離開並且擺脫它們的對立的、資本主義的性質。相對於貨幣資本家來說，產業資本家是勞動者，不過是作為資本家的勞動者，即作為對他人勞動的剝削者的勞動者。他為這種勞動所要求和所取得的工資，恰好等於他所占有的他人勞動的量，而且就他為進行剝削而親自花費必要的精力來說，上述的工資直接取決於對這種勞動的剝削程度，而不是取決於他進行這種剝削所付出的、並且在適當的報酬下可以讓壹個經理去承擔的那種努力的程度。……商業經理和產業經理的管理工資，在工人的合作工廠和資本主義的股份企業中，都是完全同企業主收入分開的。管理工資同企業主收入的分離，在其他的場合是偶然發生的，在這裏則是經常的現象。在合作工廠中，監督勞動的對立性質消失了，因為經理由工人支付報酬，他不再代表資本而同工人相對立。隨著信用而發展起來的股份企業，壹般地說也有壹種趨勢，就是使這種管理勞動作為壹種職能越來越同自有資本或借入資本的占有權相分離，這完全像司法職能和行政職能隨著資產階級社會的發展，同土地所有權相分離壹樣，而在封建時代，這些職能卻是土地所有權的屬性。但是壹方面，因為執行職能的資本家同資本的單純所有者即貨幣資本家相對立，並且隨著信用的發展，這種貨幣資本本身取得了壹種社會的性質，集中於銀行，並且由銀行貸出而不再是由它的直接所有者貸出；另壹方面，又因為那些不能在任何名義下，即不能以借貸也不能以別的方式占有資本的單純的經理，執行著壹切應由執行職能的資本家自己擔任的現實職能，所以，留下來的只有執行職能的人員，資本家則作為多余的人從生產過程中消失了。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發表於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434—436頁。
先看交通工具，我們看到，電報是在政府手裏。鐵路和大部分遠洋輪船的所有者都不是親自經營業務的單個資本家，而是股份公司，公司的業務則是由領工資的雇員，由實際上處於工資較高的高級工人地位的職員代為經營。至於說到董事們和股東們，他們都知道，前者幹預業務管理越少，而後者幹預業務監督越少，則對企業就越有利。松懈的而且多半是虛應故事的監督，事實上，是留給企業所有者的惟壹職能。由此，我們看到，這些大企業的所有者資本家，實際上沒有別的事可做，只是把半年壹期的息票兌換成現款而已。資本家的社會職能在這裏已經轉移給領工資的職員，可資本家還是以股息的形式繼續把這些社會職能的報酬裝進自己的腰包，盡管他已經不執行那些職能了。
……
因此，結果就是:我們現實社會的經濟發展，越來越趨於集中，趨於生產的社會化，使生產成為不能再由單個資本家管理的大企業。……因此，資本家再也不能把他所要求取得的利潤說成是“進行監督的工資”了，因為他什麼也沒有監督。……
……我們已經試圖說明:資本家階級也已經變得沒有能力管理本國巨大的生產體系了，他們壹方面擴大生產，以便周期性地以產品充斥壹切市場，而另壹方面，卻越來越無力抵禦外國的競爭。由此我們看到，不單單是我們不要資本家階級幹預就能把本國的大工業管理得很好，而且他們的幹預越來越成為壹種禍害了。
我們再壹次對他們說:“走開!讓工人階級來幹壹幹吧!”
恩格斯:《必要的和多余的社會階級》( 1881年8月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年4月第2版，第535—537頁。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3-1-20 16:59:48
這種事務所，同產業工場相比，從壹開始就總是小到極點。此外，很清楚，隨著生產規模的擴大，為了產業資本的流通而必須不斷進行的商業活動將會增加；而這些活動既是為了出售處在商品資本形式上的產品，也是為了把由此得到的貨幣再轉化為生產資料，並對這壹切進行計算。價格計算、簿記、出納、通信，都屬於這類活動。生產規模越擴展，產業資本的商業活動，從而，為實現價值和剩余價值而需要的勞動及其他流通費用也就越增加，雖然決不是按比例增加。因此，使用商業雇傭工人就成為必要了，他們組成真正的事務所。為雇用商業雇傭工人的支出，雖然表現為工資，但不同於購買生產勞動時耗費的可變資本。它增加了產業資本家的支出，增加了必須預付的資本的量，但不會直接增加剩余價值。因為這種支出所支付的勞動，只是用來實現已經創造出來的價格。……因此，產業資本與自己的商業雇傭工人的關系，和它與自己的生產雇傭工人的關系是不壹樣的。在其他壹切條件都不變時，它使用的生產雇傭工人越多，生產的規模就越大，剩余價值或利潤也就越大。反過來，情況也就相反。生產的規模越大，待實現的價值和剩余價值越大，從而所產生的商品資本越大，事務所費用絕對地(雖然不是相對地)也就越大，並且越會引起壹種分工。利潤在多大程度上是這種支出的前提，除了別的方面，還表現在如下事實上:當商業人員的薪金增加時，這種薪金的壹部分往往用利潤分紅的辦法來支付。……商業工人不直接生產剩余價值。……他給資本家帶來利益，不是因為他直接創造了剩余價值，而是因為他在完成勞動——壹部分是無酬勞動——的時候，幫助資本家減少了實現剩余價值的費用。真正的商業工人是屬於報酬比較優厚的那壹類雇傭工人，他們的勞動是熟練勞動，高於平均勞動。不過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進展，甚至同平均勞動相比，工資也有下降的趨勢。這部分地是由於事務所內部的分工；因此，勞動能力只需要有片面的發展，並且這種發展的費用部分地說不需要資本家負擔，工人的熟練程度會通過職能本身發展起來，並且隨著分工的發展而變得越是片面，它就發展得越迅速。其次，這是由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越是使教學方法等面向實踐，隨著科學和國民教育的進步，基礎教育、商業知識和語言知識等等，就會越來越迅速地、容易地、普遍地、便宜地再生產出來。由於國民教育的普及，就可以從那些以前受不到教育並且習慣於較差的生活方式的階級中招收這種工人。而且，這種普及增加了這種工人的供給，因而加強了競爭。因此，除了少數例外，隨著資本主義生產的進展，這種人的勞動力會貶值。他們的勞動能力提高了，但是他們的工資下降了。只要有更多的價值和利潤需要實現，資本家就會增加這種工人的人數。這種勞動的增加，始終是剩余價值增加的結果，而決不是剩余價值增加的原因。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發表於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333—335頁。
盧梭說:“壟斷越擴大，被剝削者身上的鎖鏈就越沉重。”
“高深的思想家”馬爾薩斯卻不這樣認為。他的最高希望——馬爾薩斯自己認為這種希望多少有點空想——是中間階級的人數將增加，無產階級(有工作的無產階級)在總人口中占的比例將相對地越來越小(雖然它的人數會絕對地增加)。然而實際上資產階級社會的發展進程卻正是這樣。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61—1863年手稿)》( 1861年8月—1863 年7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6月第2版，第218頁。
希望妳們的努力將獲得成功，能使大學生們意識到，從他們的行列中應該產生出腦力勞動無產階級，它的使命是在即將來臨的革命中同自己從事體力勞動的工人兄弟在壹個隊伍裏肩並肩地發揮重要作用。
恩格斯:《致國際社會主義者大學生代表大會》( 1893年12月9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46頁。
六)階級差別隨著腦體分工的消除而消除
如果說階級的劃分根據上面所說具有某種歷史的理由，那也只是對壹定的時期、壹定的社會條件才是這樣。這種劃分是以生產的不足為基礎的，它將被現代生產力的充分發展所消滅。的確，社會階級的消滅是以這樣壹個歷史發展階段為前提的，在這個階段上，不僅某個特定的統治階級的存在，而且任何統治階級的存在，從而階級差別本身的存在，都將成為時代錯亂，成為過時現象。所以，社會階級的消滅是以生產高度發展的階段為前提的，在這個階段上，某壹特殊的社會階級對生產資料和產品的占有，從而對政治統治、教育壟斷和精神領導地位的占有，不僅成為多余的，而且在經濟上、政治上和精神上成為發展的障礙。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298—299頁。
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統治階級和被壓迫階級之間的到現在為止的壹切歷史對立，都可以從人的勞動的這種相對不發展的生產率中得到說明。只要實際從事勞動的居民必須占用很多時間來從事自己的必要勞動，因而沒有多余的時間來從事社會的公共事務——勞動管理、國家事務、法律事務、藝術、科學等等，總是必然有壹個脫離實際勞動的特殊階級來從事這些事務；而且這個階級為了它自己的利益，從來不會錯過機會來把越來越沉重的勞動負擔加到勞動群眾的肩上。只有通過大工業所達到的生產力的極大提高，才有可能把勞動無例外地分配於壹切社會成員，從而把每個人的勞動時間大大縮短，使壹切人都有足夠的自由時間來參加社會的公共事務——理論的和實際的公共事務。因此，只是在現在，任何統治階級和剝削階級才成為多余的，而且成為社會發展的障礙；也只是在現在，統治階級和剝削階級，無論擁有多少“直接的暴力”，都將被無情地消滅。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89—190頁。
這種新的歷史觀，對於社會主義的觀點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它證明了:至今的全部歷史都是在階級對立和階級鬥爭中發展的；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是壹直存在的；大多數人總是註定要從事艱苦的勞動而很少能得到享受。為什麼會這樣呢?這只是因為在人類發展的以前壹切階段上，生產還很不發達，以致歷史的發展只能在這種對立形式中進行，歷史的進步整個說來只是成了極少數特權者的事，廣大群眾則註定要終生從事勞動，為自己生產微薄的必要生活資料，同時還要為特權者生產日益豐富的生活資料。對歷史的這種考察方法通過上述方式對至今的階級統治作了自然而合理的解釋，不然這種階級統治就只能用人的惡意來解釋；可是這同壹種考察方法還使我們認識到:由於現時生產力如此巨大的發展，就連把人分成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剝削者和被剝削者的最後壹個借口，至少在最先進的國家裏也已經消失了；居於統治地位的大資產階級已經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它不但不能再領導社會，甚至變成了生產發展的障礙，如各國的商業危機，尤其是最近的壹次大崩潰以及工業不振的狀態就是證明；歷史的領導權已經轉到無產階級手中，而無產階級由於自己的整個社會地位，只有完全消滅壹切階級統治、壹切奴役和壹切剝削，才能解放自己；社會生產力已經發展到資產階級不能控制的程度，只等待聯合起來的無產階級去掌握它，以便確立這樣壹種制度，使社會的每壹成員不僅有可能參加社會財富的生產，而且有可能參加社會財富的分配和管理，並通過有計劃地經營全部生產，使社會生產力及其成果不斷增長，足以保證每個人的壹切合理的需要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得到滿足。
恩格斯:《卡爾·馬克思》( 1877年6月中)，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459—460頁。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3-1-20 17:00:52
國家
壹)國家的產生
社會為了維護共同的利益，最初通過簡單的分工建立了壹些特殊的機關。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機關——為首的是國家政權——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從社會的公仆變成了社會的主人。
恩格斯:《〈法蘭西內戰〉1891年版導言》( 1891年3月18日以前)，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10頁。
在每個這樣的公社中，壹開始就存在著壹定的共同利益，維護這種利益的工作，雖然是在全社會的監督下，卻不能不由個別成員來擔當:如解決爭端；制止個別人越權；監督用水，特別是在炎熱的地方；最後，在非常原始的狀態下執行宗教職能。這樣的職位，在任何時候的原始公社中，例如在最古老的德意誌的馬爾克公社中可以看到，甚至在今天的印度還可以看到。不言而喻，這些職位被賦予了某種全權，這是國家權力的萌芽。生產力逐漸提高；較稠密的人口使各個公社之間在壹些場合產生共同利益，在另壹些場合又產生相互抵觸的利益，而這些公社集合為更大的整體又引起新的分工，建立保護共同利益和防止相互抵觸的利益的機構。這些機構，作為整個集體的共同利益的代表，在對每壹個公社的關系上已經處於特別的、在壹定情況下甚至是對立的地位，它們很快就變得更加獨立的了，這種情況的出現，部分地是由於職位的世襲(這種世襲在壹切事情都是自發地進行的世界裏差不多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部分地是由於同別的集團的沖突的增多，使得這種機構越來越必不可少了。在這裏我們沒有必要來深入研究:社會職能對社會的這種獨立化怎樣逐漸上升為對社會的統治；起先的公仆在情況有利時怎樣逐步變為主人；這種主人怎樣分別成為東方的暴君或總督，希臘的部落首領，凱爾特人的族長，等等；在這種轉變中，這種主人在什麼樣的程度上終究也使用了暴力；最後，各個統治人物怎樣結合成壹個統治階級。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86—187頁。
氏族制度是從那種沒有任何內部對立的社會中生長出來的，而且只適合於這種社會。
除了輿論之外，它沒有任何強制手段。但是現在產生了這樣壹個社會，它由於自己的全部經濟生活條件而必然分裂為自由民和奴隸，進行剝削的富人和被剝削的窮人，而這個社會不僅再也不能調和這種對立，反而必然使這些對立日益尖銳化。壹個這樣的社會，只能或者存在於這些階級相互間連續不斷的公開鬥爭中，或者存在於第三種力量的統治下，這第三種力量似乎站在相互鬥爭著的各階級之上，壓制它們的公開的沖突，頂多容許階級鬥爭在經濟領域內以所謂合法形式決出結果來。氏族制度已經過時了。它被分工及其後果即社會之分裂為階級所炸毀。它被國家代替了。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 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88頁。
國家決不是從外部強加於社會的壹種力量。國家也不像黑格爾所斷言的是“倫理觀念的現實”，“理性的形象和現實” [1]。確切地說，國家是社會在壹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國家是承認:這個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又無力擺脫這些對立面。而為了使這些對立面，這些經濟利益相互沖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鬥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壹種表面上淩駕於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當緩和沖突，把沖突保持在“秩序”的範圍以內；這種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於社會之上並且日益同社會相異化的力量，就是國家。
國家和舊的氏族組織不同的地方，第壹點就是它按地區來劃分它的國民。正如我們所看到的，由血緣關系形成和聯結起來的舊的氏族公社已經很不夠了，這多半是因為它們是以氏族成員被束縛在壹定地區為前提的，而這種束縛早已不復存在。地區依然，但人們已經是流動的了。因此，按地區來劃分就被作為出發點，並允許公民在他們居住的地方實現他們的公共權利和義務，不管他們屬於哪壹氏族或哪壹部落。這種按照居住地組織國民的辦法是壹切國家共同的。因此，我們才覺得這種辦法很自然；但是我們已經看到，當它在雅典和羅馬能夠代替按血族來組織的舊辦法以前，曾經需要進行多麼頑強而長久的鬥爭。
第二個不同點，是公共權力的設立，這種公共權力已經不再直接就是自己組織為武裝力量的居民了。這個特殊的公共權力之所以需要，是因為自從社會分裂為階級以後，居民的自動的武裝組織已經成為不可能了。奴隸也包括在居民以內；萬雅典公民，對於
奴隸來說，只是壹個特權階級。雅典民主制的國民軍，是壹種貴族的、用來對付奴隸的公共權力，它控制奴隸使之服從；但是如前所述，為了也控制公民使之服從，憲兵隊也成為必要了。這種公共權力在每壹個國家裏都存在。構成這種權力的，不僅有武裝的人，而且還有物質的附屬物，如監獄和各種強制設施，這些東西都是以前的氏族社會所沒有的。在階級對立還沒有發展起來的社會和偏遠的地區，這種公共權力可能極其微小，幾乎是若有若無的，像有時在美利堅合眾國的某些地方所看到的那樣。但是，隨著國內階級對立的尖銳化，隨著彼此相鄰的各國的擴大和它們人口的增加，公共權力就日益加強。就拿我們今天的歐洲來看吧，在這裏，階級鬥爭和爭相霸占已經把公共權力提升到大有吞食整個社會甚至吞食國家之勢的高度。
為了維持這種公共權力，就需要公民繳納費用——捐稅。捐稅是以前的氏族社會完全沒有的。但是現在我們卻十分熟悉它了。隨著文明時代的向前進展，甚至捐稅也不夠了；國家就發行票據，借債，即發行公債。關於這壹點，老歐洲也屢見不鮮了。
官吏既然掌握著公共權力和征稅權，他們就作為社會機關而淩駕於社會之上。從前人們對於氏族制度的機關的那種自由的、自願的尊敬，即使他們能夠獲得，也不能使他們滿足了；他們作為同社會相異化的力量的代表，必須用特別的法律來取得尊敬；憑借這種法律，他們享有了特殊神聖和不可侵犯的地位。文明國家的壹個最微不足道的警察，都擁有比氏族社會的全部機構加在壹起還要大的“權威”；但是文明時代最有勢力的王公和最偉大的國家要人或統帥，也可能要羨慕最平凡的氏族酋長所享有的，不是用強迫手段獲得的，無可爭辯的尊敬。後者是站在社會之中，而前者卻不得不企圖成為壹種處於社會之外和社會之上的東西。
由於國家是從控制階級對立的需要中產生的，由於它同時又是在這些階級的沖突中產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強大的、在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的國家，這個階級借助於國家而在政治上也成為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因而獲得了鎮壓和剝削被壓迫階級的新手段。因此，古希臘羅馬時代的國家首先是奴隸主用來鎮壓奴隸的國家，封建國家是貴族用來鎮壓農奴和依附農的機關，現代的代議制的國家是資本剝削雇傭勞動的工具。但也例外地有這樣的時期，那時互相鬥爭的各階級達到了這樣勢均力敵的地步，以致國家權力作為表面上的調停人而暫時得到了對於兩個階級的某種獨立性。17世紀和18世紀的專制君主制，就是這樣，它使貴族和市民等級彼此保持平衡；法蘭西第壹帝國特別是第二帝國的波拿巴主義，也是這樣，它唆使無產階級去反對資產階級，又唆使資產階級來反對無產階級。使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顯得同樣滑稽可笑的這方面的最新成就，就是俾斯麥國家的新的德意誌帝國:在這裏，資本家和工人彼此保持平衡，並為了破落的普魯士土容克的利益而遭受同等的欺騙。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 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89—192頁。
二)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必然在國家政權中占統治地位
“財產關系上的不公平”以現代分工、現代交換形式、競爭、積聚等為前提，決不是來自資產階級的階級政治統治，相反，資產階級的階級政治統治倒是來自這些被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宣布為必然規律和永恒規律的現代生產關系。因此，當使資產階級生產方式必然消滅，從而也使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必然顛復的物質條件尚未在歷史進程中、尚未在歷史的“運動”中形成以前，即使無產階級推翻了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它的勝利也只能是暫時的，只能是資產階級革命本身的輔助因素(如1794年時就是這樣)。所以，法國的恐怖統治所能起的作用，只是通過自己的猛烈錘擊，像施法術壹樣把全部封建遺跡從法國地面上壹掃而光。這樣的事情是怯懦的資產階級在幾十年中也辦不到的。因此，人民的流血犧牲只是給資產階級掃清了道路。同樣，如果資產階級實行階級統治的經濟條件沒有充分成熟，要推翻君主專制也只能是暫時的。人們為自己建造新世界，不是如粗俗之徒的成見所臆斷的靠“地上的財富”，而是靠他們垂死的世界上所有的歷來自己創置的產業。他們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首先必須創造新社會的物質條件，任何強大的思想或意誌力量都不能使他們擺脫這個命運。
馬克思:《道德化的批評和批評化的道德》( 1847年10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8月第1版，第331—332頁。
壹切政府，甚至最專制的政府，歸根到底都不過是本國狀況的經濟必然性的執行者。它們可以通過各種方式——好的、壞的或不好不壞的——來執行這壹任務；它們可以加速或延緩經濟發展及其政治和法律的結果，可是最終它們還是要遵循這種發展。
恩格斯:《恩格斯致尼古拉·弗蘭策維奇·丹尼爾遜》( 1892年6月18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26頁。
國家是統治階級的各個人借以實現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該時代的整個市民社會獲得集中表現的形式。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84頁。
決不是國家制約和決定市民社會，而是市民社會制約和決定國家，因而應該從經濟關系及其發展中來解釋政治及其歷史，而不是相反。
恩格斯:《關於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歷史》( 1885年10月8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32頁。
在現代歷史中至少已經證明，壹切政治鬥爭都是階級鬥爭，而壹切爭取解放的階級鬥爭，盡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因為壹切階級鬥爭都是政治鬥爭)，歸根到底都是圍繞著經濟解放進行的。因此，至少在這裏，國家、政治制度是從屬的東西，而市民社會、經濟關系的領域是決定性的因素。從傳統的觀點看來(這種觀點也是黑格爾所尊崇的)，國家是決定的因素，市民社會是被國家決定的因素。表面現象是同這種看法相符合的。就單個人來說，他的行動的壹切動力，都壹定要通過他的頭腦，壹定要轉變為他的意誌的動機，才能使他行動起來，同樣，市民社會的壹切要求(不管當時是哪壹個階級統治著)，也壹定要通過國家的意誌，才能以法律形式取得普遍效力。這是問題的形式方面，這方面是不言而喻的；不過要問壹下，這個僅僅是形式上的意誌(不論是單個人的或國家的)有什麼內容呢?這壹內容是從哪裏來的呢?為什麼人們所期望的正是這個而不是別的呢?在尋求這個問題的答案時，我們就發現，在現代歷史中，國家的意誌總的說來是由市民社會的不斷變化的需要，是由某個階級的優勢地位，歸根到底，是由生產力和交換關系的發展決定的。
但是，既然甚至在擁有巨量生產資料和交往手段的現代，國家都不是壹個具有獨立發展的獨立領域，而它的存在和發展歸根到底都應該從社會的經濟生活條件中得到解釋，那麼，以前的壹切時代就必然更是這樣了，那時人們物質生活的生產還沒有使用這樣豐富的輔助手段來進行，因而這種生產的必要性必不可免地在更大程度上支配著人們。既然在今天這個大工業和鐵路的時代，國家總的說來還只是以集中的形式反映了支配著生產的階級的經濟需要，那麼，在以前的時代，國家就必然更加是這樣了，那時每壹代人都要比我們今天更多得多地耗費壹生中的時間來滿足自己的物質需要，因而要比我們今天更多地依賴於這種物質需要。對從前各個時代的歷史的研究，只要在這方面是認真進行的，都會更充分地證實這壹點；但是，在這裏當然不能進行這種研究了。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年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06—307頁。
社會——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麼呢?是人們交互活動的產物。人們能否自由選擇某壹社會形式呢?決不能。在人們的生產力發展的壹定狀況下，就會有壹定的交換［commerce］和消費形式。在生產、交換和消費發展的壹定階段上，就會有相應的社會制度形式、相應的家庭、等級或階級組織，壹句話，就會有相應的市民社會。有壹定的市民社會，就會有不過是市民社會的正式表現的相應的政治國家。這就是蒲魯東先生永遠不會了解的東西，因為，當他從訴諸國家轉而訴諸市民社會，即從訴諸社會的正式表現轉而訴諸正式社會的時候，他竟認為他是在完成壹樁偉業。
馬克思:《馬克思致帕維爾·瓦西裏耶維奇·安年科夫》( 1846年12月28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2—4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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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家的職能
社會經濟職能
只有為了社會的普遍權利，特殊階級才能要求普遍統治。
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大約1843年10月中—12月中)，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4頁。
凡是建立在作為直接生產者的勞動者和生產資料所有者之間的對立上的生產方式中，都必然會產生這種監督勞動。這種對立越嚴重，這種監督勞動所起的作用也就越大。因此，它在奴隸制度下所起的作用達到了最大限度。[2]但它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也是不可缺少的，因為在這裏，生產過程同時就是資本家消費勞動力的過程。這完全同在專制國家中壹樣，在那裏，政府的監督勞動和全面幹涉包括兩方面:既包括由壹切社會的性質產生的各種公共事務的執行，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大眾相對立而產生的各種特有的職能。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發表於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431—432頁。
政治統治到處都是以執行某種社會職能為基礎，而且政治統治只有在它執行了它的這種社會職能時才能持續下去。不管在波斯和印度興起或衰落的專制政府有多少，每壹個專制政府都十分清楚地知道它們首先是河谷灌溉的總管，在那裏，沒有灌溉就不可能有農業。只有文明的英國人才在印度忽視了這壹點；他們聽任灌溉渠道和水閘毀壞，現在，由於周期性地發生饑荒，他們才終於發現，他們忽視了唯壹能使他們在印度的統治至少同他們前人的統治壹樣具有某種合理性的那種行動。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87頁。
壹切政府，甚至最專制的政府，歸根到底都不過是本國狀況的經濟必然性的執行者。它們可以通過各種方式——好的、壞的或不好不壞的——來執行這壹任務；它們可以加速或延緩經濟發展及其政治和法律的結果，可是最終它們還是要遵循這種發展。俄國實現工業革命的手段，是不是最適宜的手段，是另壹個問題，討論這個問題會使我們離題太遠。只要我能證明這壹工業革命本身是不可避免的，我的目的就算達到了。
恩格斯:《恩格斯致尼古拉·弗蘭策維奇·丹尼爾遜》( 1892年6月18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26頁。
國家權力對於經濟發展的反作用可以有三種:它可以沿著同壹方向起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就會發展得比較快；它可以沿著相反方向起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像現在每個大民族的情況那樣，它經過壹定的時期都要崩潰；或者是它可以阻止經濟發展沿著某些的方向走，而給它規定另外的方向——這種情況歸根到底還是歸結為前兩種情況中的壹種。但是很明顯，在第二和第三種情況下，政治權力會給經濟發展帶來巨大的損害，並造成大量人力和物力的浪費。
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 1890年10月27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97頁。
對於經濟的發展，暴力在歷史中起著什麼樣的作用。第壹，壹切政治權力起先都是以某種經濟的、社會的職能為基礎的，隨著社會成員由於原始公社的瓦解而變為私人生產者，因而和社會公共職能的執行者更加疏遠，這種權力不斷得到加強。第二，政治權力在對社會獨立起來並且從公仆變為主人以後，可以朝兩個方向起作用。或者它按照合乎規律的經濟發展的精神和方向發生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它和經濟發展之間沒有任何沖突，經濟發展加快速度。或者它違反經濟發展而發生作用，在這種情況下，除去少數例外，它照例總是在經濟發展的壓力下陷於崩潰。這少數例外就是個別的征服事件:比較野蠻的征服者殺光或者驅逐某個地方的居民，並且由於不會利用生產力而使生產力遭到破壞或衰落下去。例如在摩爾西班牙，基督徒就是這樣對待摩爾人賴以從事高度發展的農業和園藝業的大部分灌溉工程的。由比較野蠻的民族進行的每壹次征服，不言而喻，都阻礙了經濟的發展，摧毀了大批的生產力。但是在長時期的征服中，比較野蠻的征服者，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不得不適應由於征服而面臨的比較高的“經濟狀況”；他們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多半甚至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語言。但是，如果撇開征服的情況不談，當某壹個國家內部的國家權力同它的經濟發展處於對立地位的時候——直到現在，幾乎壹切政治權力在壹定的發展階段上都是這樣，——鬥爭每次總是以政治權力被推翻而告終。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90—191頁。
在亞洲，從遠古的時候起壹般說來就只有三個政府部門:財政部門，或者說，對內進行掠奪的部門；戰爭部門，或者說，對外進行掠奪的部門；最後是公共工程部門。氣候和土地條件，特別是從撒哈拉經過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韃靼區直至最高的亞洲高原的壹片廣大的沙漠地帶，使利用水渠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設施成了東方農業的基礎。無論在埃及和印度，或是在美索不達米亞、波斯以及其他地區，都利用河水的泛濫來肥田，利用河流的漲水來充註灌溉水渠。節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這種要求，在西方，例如在佛蘭德和意大利，曾促使私人企業結成自願的聯合；但是在東方，由於文明程度太低，幅員太大，不能產生自願的聯合，因而需要中央集權的政府進行幹預。所以亞洲的壹切政府都不能不執行壹種經濟職能，即舉辦公共工程的職能。
馬克思:《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 1853年6月7—10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79頁。
階級壓迫職能
實際上國家不外是資產者為了在國內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財產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壹種組織形式。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84頁。
現代的國家政權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的委員會罷了。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3頁。
原來意義上的政治權力，是壹個階級用以壓迫另壹個階級的有組織的暴力。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頁。
按照哲學概念，國家是“觀念的實現”，或是譯成了哲學語言的塵世的上帝王國，也就是永恒的真理和正義所借以實現或應當借以實現的場所。由此就產生了對國家以及壹切同國家有關的事物的盲目崇拜。尤其是人們從小就習慣於認為，全社會的公共事務和公共利益只能像迄今為止那樣，由國家和國家的地位優越的官吏來處理和維護，所以這種崇拜就更容易產生。人們以為，如果他們不再迷信世襲君主制而堅信民主共和制，那就已經是非常大膽地向前邁進了壹步。實際上，國家無非是壹個階級鎮壓另壹個階級的機器，而且在這壹點上民主共和國並不亞於君主國。
恩格斯:《〈法蘭西內戰〉1891年版導言》( 1891年3月18日以前)，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11頁。
它［國家政權——編者註］壹直是壹種維護秩序，即維護現存社會秩序從而也就是維護占有者階級對生產者階級的壓迫和剝削的權力。
恩格斯:《法蘭西內戰》二稿( 1871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219頁。
現代工業的進步促使資本和勞動之間的階級對立更為發展、擴大和深化。與此同步，國家政權在性質上也越來越變成了資本借以壓迫勞動的全國政權，變成了為進行社會奴役而組織起來的社會力量，變成了階級專制的機器。
馬克思:《法蘭西內戰》( 1871年4月中旬—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152頁。
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它在壹切典型的時期毫無例外地都是統治階級的國家，並且在壹切場合在本質上都是鎮壓被壓迫被剝削階級的機器。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 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95頁。
國家作為第壹個支配人的意識形態力量出現在我們面前。社會創立壹個機關來保護自己的共同利益，免遭內部和外部的侵犯。這種機關就是國家政權。它剛壹產生，對社會來說就是獨立的，而且它越是成為某個階級的機關，越是直接地實現這壹階級的統治，它就越是獨立。被壓迫階級反對統治階級的鬥爭必然要變成政治的鬥爭，變成首先是反對這壹階級的政治統治的鬥爭；對這壹政治鬥爭同它的經濟基礎的聯系的認識，就日益模糊起來，並且完全會消失。即使在鬥爭參加者那裏情況不完全是這樣，但是在歷史編纂學家那裏差不多總是這樣的。在關於羅馬共和國內部鬥爭的古代史料中，只有阿庇安壹人清楚而明確地告訴我們，這壹鬥爭歸根到底是為什麼進行的，即為土地所有權進行的。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年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07—308頁。
國家是整個社會的正式代表，是社會在壹個有形的組織中的集中表現。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297頁。
四)國家的消亡
當階級差別在發展進程中已經消失而全部生產集中在聯合起來的個人[4]的手裏的時候，公共權力就失去政治性質。原來意義上的政治權力，是壹個階級用以壓迫另壹個階級的有組織的暴力。如果說無產階級在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中壹定要聯合為階級，通過革命使自己成為統治階級，並以統治階級的資格用暴力消滅舊的生產關系，那麼它在消滅這種生產關系的同時，也就消滅了階級對立的存在條件，消滅了階級本身的存在條件[5]，從而消滅了它自己這個階級的統治。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頁。
所以，國家並不是從來就有的。曾經有過不需要國家，而且根本不知國家和國家權力為何物的社會。在經濟發展到壹定階段而必然使社會分裂為階級時，國家就由於這種分裂而成為必要了。現在我們正在以迅速的步伐走向這樣的生產發展階段，在這個階段上，這些階級的存在不僅不再必要，而且成了生產的真正障礙。階級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正如它們從前不可避免地產生壹樣。隨著階級的消失，國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在生產者自由平等的聯合體的基礎上按新方式來組織生產的社會，將把全部國家機器放到它應該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陳列館去，同紡車和青銅斧陳列在壹起。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 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93頁。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3-1-20 17:04:55
社會形態
壹)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的結合方式構成經濟的社會形態
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壹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誌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壹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壹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
……無論哪壹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裏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所以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只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任務本身，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希臘羅馬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做是經濟的社會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 1859年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91—592頁。
不論生產的社會的形式如何，勞動者和生產資料始終是生產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離的情況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產因素。凡要進行生產，它們就必須結合起來。實行這種結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會結構區分為各個不同的經濟時期。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發表於1885年7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4頁。
在壹切社會形式中都有壹種壹定的生產決定其他壹切生產的地位和影響，因而它的關系也決定其他壹切關系的地位和影響。這是壹種普照的光，它掩蓋了壹切其他色彩，改變著它們的特點。這是壹種特殊的以太，它決定著它裏面顯露出來的壹切存在的比重。
馬克思:《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摘選》導言( 1857年8月下旬)，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1頁。
各個人借以進行生產的社會關系，即社會生產關系，是隨著物質生產資料、生產力的變化和發展而變化和改變的。生產關系總合起來就構成所謂社會關系，構成所謂社會，並且是構成壹個處於壹定歷史發展階段上的社會，具有獨特的特征的社會。古典古代社會、封建社會和資產階級社會都是這樣的生產關系的總和，而其中每壹個生產關系的總和同時又標誌著人類歷史發展中的壹個特殊階段。
馬克思:《雇傭勞動和資本》( 1847年12月下半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724頁。
使各種經濟的社會形態例如奴隸社會和雇傭勞動的社會區別開來的，只是從直接生產者身上，勞動者身上，榨取這種剩余勞動的形式。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51頁。
二)社會形態從低級向高級發展的過程伴隨著個人獨立性逐步增強和依附性逐步減退的過程
人們不能自由選擇自己的生產力——這是他們的全部歷史的基礎，因為任何生產力都是壹種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動的產物。可見，生產力是人們應用能力的結果，但是這種能力本身決定於人們所處的條件，決定於先前已經獲得的生產力，決定於在他們以前已經存在、不是由他們創立而是由前壹代人創立的社會形式。後來的每壹代人都得到前壹代人已經取得的生產力並當做原料來為自己新的生產服務，由於這壹簡單的事實，就形成人們的歷史中的聯系，就形成人類的歷史，這個歷史隨著人們的生產力以及人們的社會關系的愈益發展而愈益成為人類的歷史。由此就必然得出壹個結論:人們的社會歷史始終只是他們的個體發展的歷史，而不管他們是否意識到這壹點。他們的物質關系形成他們的壹切關系的基礎。這種物質關系不過是他們的物質的和個體的活動所借以實現的必然形式罷了。
馬克思:《馬克思致帕維爾·瓦西裏耶維奇·安年科夫》( 1846年12月28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3頁。
生產力與交往形式的關系就是交往形式與個人的行動或活動的關系。［這種活動的基本形式當然是物質活動，壹切其他的活動，如精神活動、政治活動、宗教活動等都取決於它。當然，物質生活的這樣或那樣的形式，每次都取決於已經發達的需求，而這些需求的產生，也像它們的滿足壹樣，本身是壹個歷史過程，這種歷史過程在羊或狗那裏是沒有的這是施蒂納頑固地提出來反對人的主要論據[2])，盡管羊或狗的目前形象無疑是歷史過程的產物——誠然，不以它們的意願為轉移。］個人相互交往的條件，在上述這種矛盾產生以前，是與他們的個性相適合的條件，對於他們來說不是什麼外部的東西；在這些條件下，生存於壹定關系中的壹定的個人獨力生產自己的物質生活以及與這種物質生活有關的東西，因而這些條件是個人的自主活動的條件，並且是由這種自主活動產生出來的[3]。
……這些不同的條件，起初是自主活動的條件，後來卻變成了自主活動的桎梏，這些條件在整個歷史發展過程中構成各種交往形式的相互聯系的序列，各種交往形式的聯系就在於:已成為桎梏的舊交往形式被適應於比較發達的生產力，因而也適應於進步的個人自主活動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會成為桎梏，然後又為另壹種交往形式所代替。由於這些條件在歷史發展的每壹階段都是與同壹時期的生產力的發展相適應的，所以它們的歷史同時也是發展著的、由每壹個新的壹代承受下來的生產力的歷史，從而也是個人本身力量發展的歷史。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5—576頁。
在社會中進行生產的個人，——因而，這些個人的壹定社會性質的生產，當然是出發點。被斯密和李嘉圖當做出發點的單個的孤立的獵人和漁夫，屬於18世紀的缺乏想象力的虛構。這是魯濱遜壹類的故事，這類故事決不像文化史家想象的那樣，僅僅表示對過度文明的反動和要回到被誤解了的自然生活中去。同樣，盧梭的通過契約來建立天生獨立的主體之間的關系和聯系的“社會契約”，也不是以這種自然主義為基礎的。這是假象，只是大大小小的魯濱遜壹類故事所造成的美學上的假象。其實，這是對於16世紀以來就做了準備，而在18世紀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會”的預感。在這個自由競爭的社會裏，單個的人表現為擺脫了自然聯系等等，而在過去的歷史時代，自然聯系等使他成為壹定的狹隘人群的附屬物。這種18世紀的個人，壹方面是封建社會形式解體的產物，另壹方面是16世紀以來新興生產力的產物，而在19世紀的預言家看來(斯密和李嘉圖還完全以這些預言家為依據)，這種個人是曾在過去存在過的理想；在他們看來，這種個人不是歷史的結果，而是歷史的起點。因為按照他們關於人性的觀念，這種合乎自然的個人並不是從歷史中產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這樣的錯覺是到現在為止的每個新時代所具有的。斯圖亞特在許多方面同18世紀對立並作為貴族比較多地站在歷史基礎上，從而避免了這種局限性。
我們越往前追溯歷史，個人，從而也是進行生產的個人，就越表現為不獨立，從屬於壹個較大的整體:最初還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擴大成為氏族的家庭中，後來是在由氏族間的沖突和融合而產生的各種形式的公社中。只有到18世紀，在“市民社會”中，社會聯系的各種形式，對個人說來，才表現為只是達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現為外在的必然性。但是，產生這種孤立個人的觀點的時代，正是具有迄今為止最發達的社會關系(從這種觀點看來是壹般關系)的時代。
馬克思:《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摘選》導言( 1857年8月下旬)，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頁。
李嘉圖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看作最有利於生產、最有利於創造財富的生產方式，對於他那個時代來說，李嘉圖是完全正確的。他希望為生產而生產，這是正確的。如果像李嘉圖的感傷主義的反對者們那樣，斷言生產本身不是目的本身，那就是忘記了，為生產而生產無非就是發展人類的生產力，也就是發展人類天性的財富這種目的本身。如果像西斯蒙第那樣，把個人的福利同這個目的對立起來，那就是主張，為了保證個人的福利，全人類的發展應該受到阻礙，因而，舉例來說，就不能進行任何戰爭，因為戰爭無論如何會造成個人的死亡。(西斯蒙第只是與那些掩蓋這種對立、否認這種對立的經濟學家相比較而言，才是正確的。)這種議論，就是不理解:“人”類的才能的這種發展，雖然在開始時要靠犧牲多數的個人，甚至靠犧牲整個階級，但最終會克服這種對抗，而同每個個人的發展相壹致；因此，個性的比較高度的發展，只有以犧牲個人的歷史過程為代價。至於這種感化議論的徒勞，那就不用說了，因為在人類，也像在動植物界壹樣，種族的利益總是要靠犧牲個體的利益來為自己開辟道路的，其所以會如此，是因為種族的利益同特殊個體的利益相壹致，這些特殊個體的力量，他們的優越性，也就在這裏。
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 1861年8月—1863年7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冊，人民出版社1973年7月第1版，第124—125頁。
每個個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會權力。如果從物那裏奪去這種社會權力，那麼妳們就必然賦予人以支配人的這種權力。人的依賴關系(起初完全是自然發生的)，是最初的社會形式，在這種形式下，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小的範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這種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的生產能力成為從屬於他們的社會財富這壹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個階段。
第二個階段為第三個階段創造條件。因此，家長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狀態隨著商業、奢侈、貨幣、交換價值的發展而沒落下去，現代社會則隨著這些東西同步發展起來。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選》(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2頁。
如果考察的是產生出不發達的交換、交換價值和貨幣的制度的那種社會關系，或者有它們的不發達程度與自身相適應的那種社會關系，那麼壹開始就很清楚，雖然個人之間的關系表現為較明顯的人的關系，但他們只是作為具有某種規定性的個人而互相發生關系，如作為封建主和臣仆、地主和農奴等，或作為種姓成員等，或屬於某個等級等。在貨幣關系中，在發達的交換制度中(而這種表面現象使民主主義受到迷惑)，人的依賴紐帶、血統差別、教育差別等事實上都被打破了，被粉碎了(壹切人身紐帶至少都表現為人的關系；各個人看起來似乎獨立地(這種獨立壹般只不過是錯覺，確切些說，可叫做——在彼此關系冷漠的意義上——彼此漠不關心)自由地互相接觸並在這種自由中互相交換；但是，只有在那些不考慮個人互相接觸的條件即生存條件的人看來(而這些條件又不依賴於個人而存在，它們盡管由社會產生出來，卻表現為似乎是自然條件，即不受個人控制的條件)，各個人才顯得是這樣的。
［Ⅰ—24］在前壹場合表現為人的限制即個人受他人限制的那種規定性，在後壹場合則在發達的形態上表現為物的限制即個人受不以他為轉移並獨立存在的關系的限制。(因為單個人不能擺脫自己的人的規定性，但可以克服和控制外部關系，所以在第二個場合他的自由看起來比較大。但是，對這種外部關系或這些條件的進壹步考察表明，屬於壹個階級等的各個人如果不消滅這些關系或條件，就不能把它們全部加以克服。個別人偶爾能戰勝它們；受它們控制的大量人卻不能，因為它們的存在本身就表明，各個人從屬於而且必然從屬於它們。
這些外部關系並未排除“依賴關系”，它們只是使這種關系變成普遍的形式；不如說它們為人的依賴關系造成普遍的基礎。個人在這裏也只是作為壹定的個人互相發生關系。這種與人的依賴關系相對立的物的依賴關系也表現出這樣的情形(物的依賴關系無非是與外表上獨立的個人相對立的獨立的社會關系，也就是與這些個人本身相對立而獨立化的、他們互相間的生產關系) :個人現在受抽象統治，而他們以前是互相依賴的。但是，抽象或觀念，無非是那些統治個人的物質關系的理論表現。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選》(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59頁。
在古亞細亞的、古代的等生產方式下，產品轉化為商品，從而人作為商品生產者而存在的現象，處於從屬地位，但是共同體越是走向沒落階段，這種現象就越是重要。真正的商業民族只存在於古代世界的空隙中，……這些古老的社會生產有機體比資產階級的社會生產有機體簡單明了得多，但它們或者以個人尚未成熟，尚未脫掉同其他人的自然血緣聯系的臍帶為基礎，或者以直接的統治和服從的關系為基礎。它們存在的條件是:勞動生產力處於低級發展階段，與此相應，人們在物質生活生產過程內部的關系，即他們彼此之間以及他們同自然之間的關系是很狹隘的。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97頁。
全盛時期的氏族制度，如我們在美洲所見的，其前提是生產極不發展，因而廣大地區內人口極度稀少；因此，人類差不多完全受著同他異己地對立著的、不可理解的外部大自然的支配，這也就反映在幼稚的宗教觀念中。部落始終是人們的界限，無論對其他部落的人來說或者對他們自己來說都是如此:部落、氏族及其制度，都是神聖而不可侵犯的，都是自然所賦予的最高權力，個人在感情、思想和行動上始終是無條件服從的。這個時代的人們，雖然令我們感到值得贊嘆，但他們彼此完全沒有差別，他們都還依存於——用馬克思的話說——自然形成的共同體的臍帶[4]。這種自然形成的共同體的權力必然要被打破，而且也確實被打破了。不過它是被那種使人感到從壹開始就是壹種退化，壹種離開古代氏族社會的純樸道德高峰的墮落的勢力所打破的。最卑下的利益——無恥的貪欲、狂暴的享受、卑劣的名利欲、對公共財產的自私自利的掠奪——揭開了新的、文明的階級社會；最卑鄙的手段——偷盜、強制、欺詐、背信——毀壞了古老的沒有階級的氏族制度，把它引向崩潰。而這壹新社會自身，在其整整兩千五百余年的存在期間，只不過是壹幅區區少數人靠犧牲被剝削和被壓迫的大多數人而求得發展的圖畫罷了，而這種情形，現在比從前更加厲害了。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 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12—113頁。
直接生產者，勞動者，只有當他不再束縛於土地，不再隸屬或從屬於他人的時候，才能支配自身。其次，他要成為勞動力的自由出賣者，能把他的商品帶到任何可以找到市場的地方去，他就必須擺脫行會的控制，擺脫行會關於學徒和幫工的制度以及關於勞動的約束性規定。因此，使生產者轉化為雇傭工人的歷史運動，壹方面表現為生產者從農奴地位和行會束縛下解放出來；對於我們的資產階級歷史學家來說，只有這壹方面是存在的。但是另壹方面，新被解放的人只有在他們被剝奪了壹切生產資料和舊封建制度給予他們的壹切生存保障之後，才能成為他們自身的出賣者。而對他們的這種剝奪的歷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載入人類編年史的。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22頁。
資產階級的生產關系是社會生產過程的最後壹個對抗形式，……但是，在資產階級社會的胎胞裏發展的生產力，同時又創造著解決這種對抗的物質條件。因此，人類社會的史前時期就以這種社會形態而告終。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 1859年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92頁。
當階級差別在發展進程中已經消失而全部生產集中在聯合起來的個人[5]的手裏的時候，公共權力就失去政治性質。原來意義上的政治權力，是壹個階級用以壓迫另壹個階級的有組織的暴力。如果說無產階級在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中壹定要聯合為階級，通過革命使自己成為統治階級，並以統治階級的資格用暴力消滅舊的生產關系，那麼它在消滅這種生產關系的同時，也就消滅了階級對立的存在條件，消滅了階級本身的存在條件[6]，從而消滅了它自己這個階級的統治。
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壹個聯合體，在那裏，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壹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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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會形態從低級向高級發展規律的共同性和發展形態的多樣性
不能把某種特定的演進過程上升為壹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
規律的共同性必然因自然和人文條件的差異而表現為發展形態的多樣性
從直接生產者身上榨取無酬剩余勞動的獨特經濟形式，決定了統治和從屬的關系，這種關系是直接從生產本身中生長出來的，並且又對生產發生決定性的反作用。但是，這種從生產關系本身中生長出來的經濟共同體的全部結構，從而這種共同體的獨特的政治結構，都是建立在上述的經濟形式上的。任何時候，我們總是要在生產條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產者的直接關系——這種關系的任何當時的形式必然總是同勞動方式和勞動社會生產力的壹定的發展階段相適應——當中，為整個社會結構，從而也為主權關系和依附關系的政治形式，總之，為任何當時的獨特的國家形式，發現最隱蔽的秘密，發現隱藏著的基礎。
不過，這並不妨礙相同的經濟基礎——按主要條件來說相同——可以由於無數不同的經驗的情況，自然條件，種族關系，各種從外部發生作用的歷史影響，等等，而在現象上顯示出無窮無盡的變異和色彩差異，這些變異和差異只有通過對這些經驗上已存在的情況進行分析才可以理解。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發表於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894—895頁。
我們越是深入地追溯歷史，同出壹源的各個民族之間的差異之點，也就越來越消失。
壹方面這是由於史料本身的性質，——時代越遠，史料也越少，只包括最重要之點；另壹方面這是由這些民族本身的發展所決定的。同壹個種族的壹些分支距他們最初的根源越近，他們相互之間就越接近，共同之處就越多。雅科布·格林在研究德意誌民族性格、德意誌風俗習慣和法律關系時，壹向把從記載基姆布利人進軍的羅馬史學家到不來梅的亞當和薩克森·格臘馬提克所提供的壹切證據，從“貝奧伍耳夫”和“希爾德布蘭德之歌”到“艾達”和古史詩的壹切古代文學作品，從Leges barbarorum到古丹麥和古瑞典法律以及日耳曼習慣法記錄的壹切法律匯編，都看作同樣珍貴的史料，是完全有理由的。這壹種或那壹種特點，可能只有地方性的意義，但是它所反映的那種特征卻是整個種族所共同具有的，而史料的年代越是久遠，這種地方性的差別就越是少見。
恩格斯:《愛爾蘭史》( 1870年5月—7月上半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月第1版，第570—571頁。
在第三類科學中，即在按歷史順序和現今結果來研究人的生活條件、社會關系、法的形式和國家形式及其由哲學、宗教、藝術等組成的觀念上層建築的歷史科學中，永恒真理的情況還更糟。在有機界，我們至少是研究這樣壹些依次相繼的過程，這些過程，就我們直接觀察的領域而言，正在非常廣闊的範圍內相當有規律地重復著。自亞裏士多德以來，有機體的種總的說來沒有變化。在社會歷史中情況相反，自從我們脫離人類的原始狀態即所謂石器時代以來，情況的重復是例外而不是通例；即使在某個地方發生這樣的重復，也決不是在完全同樣的狀況下發生的。在壹切文明民族那裏，原始土地公有制的出現和這種所有制解體的形式就是如此。因此，我們在人類歷史領域中的科學比在生物學領域中的科學還要落後得多；不僅如此，如果壹旦例外地能夠認識到某壹時代的社會存在形式和政治存在形式的內在聯系，那麼這照例是發生在這些形式已經半衰退和瀕於瓦解的時候。因此，在這裏認識在本質上是相對的，因為它只限於了解只存在於壹定時代和壹定民族中的、而且按其本性來說是暫時的壹定社會形式和國家形式的聯系和結果。因此，誰要在這裏獵取最後的終極的真理，獵取真正的、根本不變的真理，那麼他是不會有什麼收獲的，除非是壹些陳詞濫調和老生常談，例如，人壹般地說不勞動就不能生活，人直到現在總是分為統治者和被統治者，拿破侖死於1821年5月5日，如此等等。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94頁。
人們在生產和交換時所處的條件，各個國家各不相同，而在每壹個國家裏，各個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經濟學不可能對壹切國家和壹切歷史時代都是壹樣的。從弓和箭，從石刀和僅僅是例外地出現的野蠻人的交換往來，到上千馬力的蒸汽機，到機械織機、鐵路和英格蘭銀行，有壹段很大的距離。火地島的居民沒有達到進行大規模生產和世界貿易的程度，也沒有達到出現票據投機或交易所破產的程度。誰要想把火地島的政治經濟學和現代英國的政治經濟學置於同壹規律之下，那麼，除了最陳腐的老生常談以外，他顯然不能揭示出任何東西。因此，政治經濟學本質上是壹門歷史的科學。它所涉及的是歷史性的即經常變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產和交換的每個個別發展階段的特殊規律，而且只有在完成這種研究以後，它才能確立為數不多的、適用於生產壹般和交換壹般的、完全普遍的規律。同時，不言而喻，適用於壹定的生產方式和交換形式的規律，對於具有這種生產方式和交換形式的壹切歷史時期也是適用的。例如，隨著金屬貨幣的采用，壹系列適用於借金屬貨幣進行交換的壹切國家和歷史時期的規律起作用了。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53—154頁。
農業公社的公有制由於歷史環境的差異有的很早解體，有的長期保存下來，出現不同的發展道路
農業公社既然是原生的社會形態的最後階段，所以它同時也是向次生形態過渡的階段，即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向以私有制為基礎的社會的過渡。不言而喻，次生形態包括建立在奴隸制上和農奴制上的壹系列社會。
但是，這是不是說，農業公社的歷史道路必然要導致這種結果呢?絕對不是的。農業公社固有的二重性使得它只能有兩種選擇:或者是它的私有制因素戰勝集體因素，或者是後者戰勝前者。壹切都取決於它所處的歷史環境。
馬克思:《給維·伊·查蘇利奇的復信［三稿］》( 1881年2月18日—3 月8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86頁。
如果您回顧壹下西方社會的起源，那麼您到處都會發現土地公有制；隨著社會的進步，它又到處讓位給私有制。因此，它不可能只是在俄國免於這種遭遇。
我之所以註意這壹推論，僅僅因為它是以歐洲的經驗為根據的。至於比如說東印度，那麼，大概除了亨·梅恩爵士及其同流人物之外，誰都知道，那裏的土地公有制是由於英國的野蠻行為才被消滅的，這種行為不是使當地人民前進，而是使他們後退。
並不是所有的原始公社都是按照同壹形式建立起來的。相反，從整體上看，它們是壹系列社會組織，這些組織的類型、生存的年代彼此都不相同，標誌著依次進化的各個階段。俄國的公社就是通常稱作農業公社的壹種類型。在西方相當於這種公社的是存在時期很短的日耳曼公社。在尤利烏斯·愷撒時代，日耳曼公社尚未出現，而到日耳曼部落征服意大利、高盧、西班牙等地的時候，它已經不存在了。在尤利烏斯·愷撒時代，各集團之間、各氏族和部落之間已經逐年分配耕地，但還不是在公社的各個家庭之間分配；大概，耕種也是由集團共同進行的。在日耳曼尼亞本土，這種較古類型的公社通過自然的發展而變為塔西佗所描繪的那種農業公社。從那時起，我們就看不到它了。它在連綿不斷的戰爭和遷徙的情況下不知不覺地滅亡了；它有可能是亡於暴力之下的。但是，它的天然的生命力卻為兩個不可爭辯的事實所證實。這種類型的壹些公社零零散散地分布於各地，經歷了中世紀的壹切波折，壹直保存到今天，例如，在我的家鄉特裏爾專區就有。然而更重要的是，這種“農業公社”的烙印是如此清晰地表現在從它產生出來的新公社裏面，以致毛勒在辨認了新公社後能夠還原出這種“農業公社”。在新公社裏，耕地是農民的私有財產，而森林、牧場、荒地等仍然是公共財產；這種新公社由日耳曼人引入所有被征服的地區。由於它繼承了原型的特征，所以，在整個中世紀時期，成了人民自由和人民生活的唯壹中心。
同樣在亞洲，在阿富汗人及其他人中間也有“農村公社”。但是，這些地方的公社都是最近類型的公社，也可以說，是古代社會形態的最近形式。
馬克思:《給維·伊·查蘇利奇的復信［三稿］》( 1881年2月18日—3 月8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84—585頁。
這種國家政權的形式，也是由公社當時的存在形式決定的。有的地方，如在亞洲雅利安民族和俄羅斯人那裏，當國家政權出現的時候，耕地還是公社為共同的利益耕種的，或者只是在壹定時間內交給各個家庭使用，因而還沒有產生土地私有制，在這樣的地方，國家政權便以專制政體的形式出現。相反的，在德意誌人侵占的羅馬領土上，我們看到，耕地和草地的各個份地，已成為自主地，成為占有者只需負擔普通的馬爾克賦役的自由財產了。
恩格斯:《法蘭克時代》( 1878年中—1882年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月第2版，第259頁。
原生態的資本主義產生的歷史必然性和鐵的定律只限於西歐各國，非西方國家有可能越過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谷建立社會主義。即使同為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經濟和政治的具體形態也會各不相同現在，我的批評家可以把這個歷史概述中的哪些東西應用到俄國去呢?只有這些:假如俄國想要遵照西歐各國的先例成為壹個資本主義國家——它最近幾年已經在這方面費了很大的精力——，它不先把很大壹部分農民變成無產者就達不到這個目的；而它壹旦倒進資本主義制度的懷抱，它就會和塵世間的其他民族壹樣地受那些鐵面無情的規律的支配。事情就是這樣。但是這對我的批評家來說是太少了。他壹定要把我關於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徹底變成壹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壹切民族，不管它們所處的歷史環境如何，都註定要走這條道路，——以便最後都達到在保證社會勞動生產力極高度發展的同時又保證每個生產者個人最全面的發展的這樣壹種經濟形態。但是我要請他原諒。(他這樣做，會給我過多的榮譽，同時也會給我過多的侮辱。
馬克思:《給〈祖國紀事〉雜誌編輯部的信》( 1877年10—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66頁。
在分析資本主義生產的起源時，我說
“因此，在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上，生產者和生產資料徹底分離了……全部過程的基礎是對農民的剝奪。這種剝奪只是在英國才徹底完成了……但是，西歐的其他壹切國家都正在經歷著同樣的運動。”(《資本論》法文版第315頁可見，這壹運動的“歷史必然性”明確地限制在西歐各國的範圍內。
馬克思:《給維·伊·查蘇利奇的復信［復信］》( 1881年2月18日—3 月8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89頁。
問題本身並不在於資本主義生產的自然規律所引起的社會對抗的發展程度的高低。問題在於這些規律本身，在於這些以鐵的必然性發生作用並且正在實現的趨勢。工業較發達的國家向工業較不發達的國家所顯示的，只是後者未來的景象。
……
……在英國，變革過程已經十分明顯。它達到壹定程度後，壹定會波及大陸。在那裏，它將采取較殘酷的還是較人道的形式，那要看工人階級自身的發展程度而定。所以，現在的統治階級，撇開其較高尚的動機不說，他們的切身利益也迫使他們除掉壹切可以由法律控制的、妨害工人階級發展的障礙。……壹個國家應該而且可以向其他國家學習。壹個社會即使探索到了本身運動的自然規律，——本書的最終目的就是揭示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它還是既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發展階段。但是它能縮短和減輕分娩的痛苦。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1版序言
年7月25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8—10頁。
俄國是應當像它的自由派經濟學家們所希望的那樣，首先摧毀農村公社以過渡到資本主義制度呢，還是與此相反，俄國可以在發展它所特有的歷史條件的同時取得資本主義制度的全部成果，而又可以不經受資本主義制度的苦難。…………為了能夠對當代俄國的經濟發展作出準確的判斷，我學習了俄文，後來又在許多年內研究了和這個問題有關的官方發表的和其他方面發表的資料。我得出了這樣壹個結論:如果俄國繼續走它在1861年所開始走的道路，那它將會失去當時歷史所能提供給壹個民族的最好的機會，而遭受資本主義制度所帶來的壹切災難性的波折。
馬克思:《給〈祖國紀事〉雜誌編輯部的信》( 1877年10—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64頁。
“ 農業公社” 的構成形式只能有兩種選擇: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戰勝集體因
素， 或者是後者戰勝前者。 先驗地說， 兩種結局都是可能的， 但是， 對於其中任何壹種，
顯然都必須有完全不同的歷史環境。 壹切都取決於它所處的歷史環境。
……和控制著世界市場的西方生產同時存在， 就使俄國可以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
卡夫丁峽谷， 而把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壹切積極的成果用到公社中來。
馬克思:《給維·伊·查蘇利奇的復信［初稿］》( 1881年2月18日—3 月8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4—575頁。
從理論上說，俄國“農村公社”可以通過發展它的基礎即土地公有制和消滅它也包含著的私有制原則來保存自己；它能夠成為現代社會所趨向的那種經濟制度的直接出發點，不必自殺就可以獲得新的生命；它能夠不經歷資本主義制度(這個制度單純從它可能延續的時間來看，在社會生活中是微不足道的)而占有資本主義生產使人類豐富起來的那些成果。
馬克思:《給維·伊·查蘇利奇的復信［初稿］》( 1881年2月18日—3 月8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6頁。
由此可見，在《資本論》中所作的分析，既沒有提供肯定俄國農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論據，也沒有提供否定農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論據，但是，我根據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對此進行的專門研究使我深信:這種農村公社是俄國社會新生的支點；可是要使它能發揮這種作用，首先必須排除從各方面向它襲來的破壞性影響，然後保證它具備自然發展的正常條件。
馬克思:《給維·伊·查蘇利奇的復信［復信］》( 1881年2月18日—3 月8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90頁。
俄國是在全國範圍內把“農業公社”保存到今天的唯壹的歐洲國家。它不像東印度那樣，是外國征服者的獵獲物。同時，它也不是脫離現代世界孤立生存的。壹方面，土地公有制使它有可能直接地、逐步地把小地塊個體耕作轉化為集體耕作，並且俄國農民已經在沒有進行分配的草地上實行著集體耕作。俄國土地的天然地勢適合於大規模地使用機器。
農民習慣於勞動組合關系，這有助於他們從小地塊勞動向合作勞動過渡；最後，長久以來靠農民維持生存的俄國社會，也有義務給予農民必要的墊款，來實現這壹過渡。另壹方面，和控制著世界市場的西方生產同時存在，就使俄國可以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8]，而把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壹切積極的成果用到公社中來。
馬克思:《給維·伊·查蘇利奇的復信［初稿］》( 1881年2月18日—3 月8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4—575頁。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3-1-20 17:16:57
如果資本主義制度的俄國崇拜者要否認這種進化的理論上的可能性，那我要向他們提出這樣的問題:俄國為了采用機器、輪船、鐵路等等，難道壹定要像西方那樣先經過壹段很長的機器工業的孕育期麼?同時也請他們給我說明:他們怎麼能夠把西方需要幾個世紀才建立起來的壹整套交換機構(銀行、信用公司等等)壹下子就引進到自己這裏來呢馬克思:《給維·伊·查蘇利奇的復信［初稿］》( 1881年2月18日—3月8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1頁。
我的回答是:在俄國，由於各種獨特情況的結合，至今還在全國範圍內存在著的農村公社能夠逐漸擺脫其原始特征，並直接作為集體生產的因素在全國範圍內發展起來。正因為它和資本主義生產是同時存在的東西，所以它能夠不經受資本主義生產的可怕的波折而占有它的壹切積極的成果。
馬克思:《給維·伊·查蘇利奇的復信［初稿］》( 1881年2月18日—3 月8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1頁。
俄國的“農業公社”有壹個特征，這個特征造成它的軟弱性，從各方面來看對它都是不利的。這就是它的孤立性，公社與公社之間的生活缺乏聯系，這種與世隔絕的小天地並不到處都是這種類型的公社的內在特征，但是，在有這壹特征的地方，這種與世隔絕的小天地就使壹種或多或少集權的專制制度淩駕於公社之上。俄羅斯北部各公國的聯合證明，這種孤立性在最初似乎是由於領土遼闊而形成的，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又由於蒙古人入侵以來俄國遭到的政治命運而加強了。在今天，這個障礙是很容易消除的。也許只要用各公社自己選出的農民代表會議代替鄉這壹政府機關就行了，這種會議將成為維護它們利益的經濟機關和行政機關。
馬克思:《給維·伊·查蘇利奇的復信［初稿］》( 1881年2月18日—3 月8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5頁。
要挽救俄國公社，就必須有俄國革命。而且，政府和“社會新棟梁”正在盡壹切可能準備把群眾推入這壹災禍之中。如果革命在適當的時刻發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壹切力量集中起來以保證農村公社的自由發展，那麼，農村公社就會很快地變為俄國社會新生的因素，變為優於其他還處在資本主義制度奴役下的國家的因素。
馬克思:《給維·伊·查蘇利奇的復信［初稿］》( 1881年2月18日—3 月8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82頁。
《共產黨宣言》[9]的任務，是宣告現代資產階級所有制必然滅亡。但是在俄國，我們看見，除了迅速盛行起來的資本主義狂熱和剛開始發展的資產階級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歸農民公共占有。那麼試問:俄國公社，這壹固然已經大遭破壞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是能夠直接過渡到高級的共產主義的公共占有形式呢?或者相反，它還必須先經歷西方的歷史發展所經歷的那個瓦解過程呢
對於這個問題，目前唯壹可能的答復是:假如俄國革命將成為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信號而雙方互相補充的話，那麼現今的俄國土地公有制便能成為共產主義發展的起點。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 1882年1月21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頁。
四)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規律的共同性和實際進程的多樣性
資本主義“自然規律”的共同性和各國進程的特殊性
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到現在為止，這種生產方式的典型地點是英國。因此，我在理論闡述上主要用英國作為例證。但是，如果德國讀者看到英國工農業工人所處的境況而偽善地聳聳肩膀，或者以德國的情況遠不是那樣壞而樂觀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聲地對他說:這正是說的閣下的事情問題本身並不在於資本主義生產的自然規律所引起的社會對抗的發展程度的高低。問題在於這些規律本身，在於這些以鐵的必然性發生作用並且正在實現的趨勢。工業較發達的國家向工業較不發達的國家所顯示的，只是後者未來的景象。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1版序言
年7月25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8頁。
描述不列顛王國無產階級的境況的典型形式，特別在目前對德國來說是具有極其巨大的意義的。德國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比起任何其他國家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來，都更加是從理論前提出發的，因為我們，德國的理論家們，對現實世界了解得太少，以致現實的關系還不能直接推動我們去改造這個“醜惡的現實”。在公開擁護這種改造的人們當中，幾乎沒有壹個不是通過費爾巴哈對黑格爾哲學的克服而走向共產主義的。關於無產階級的真實境況我們知道得這樣少，甚至連善意的“勞動階級狀況改進協會”(而我們的資產階級現在就在這些協會裏對社會問題大肆歪曲)都經常把那些關於工人狀況的最可笑最庸俗的見解作為根據。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德國人比任何人都缺乏實際知識。雖然德國無產階級的境況還沒有像英國那樣典型，但是我們的社會制度到底是相同的；而且除非民族的理智及時地采取了為整個社會制度打下新基礎的措施，這種社會制度的出現遲早會達到和北海彼岸同樣尖銳的地步。在英國造成無產階級貧困和受壓迫的那些根本原因，在德國也同樣存在，而且照這樣下去也壹定會產生同樣的結果。同時，對英國的災難的揭露將推動我們去揭露我們德國的災難，而且還會給我們壹個尺度來衡量我們的災難以及在西裏西亞和波希米亞的騷動中所暴露出來的危險，這種危險從這壹方面直接威脅著德國的安寧。
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序言
年3月15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279—280頁。
但是，英國現在已經度過了我所描寫的這個資本主義剝削的青年時期，而其他國家則剛剛進入這個時期。法國、德國、尤其是美國，這些可怕的敵手，它們如同我在1844年所預見的那樣，正在日益摧毀英國的工業壟斷地位。它們的工業比英國的工業年輕，但是其成長卻迅速得多，現在已經達到與1844年英國工業大致相同的發展階段。拿美國來比較，情況特別明顯。當然，美國工人階級所處的外部環境很不相同，但畢竟都是同樣的經濟規律在起作用，所以產生的結果雖然不是在各方面都相同，卻仍然屬於同壹性質。正因為如此，在美國我們也可以看到同樣的爭取縮短並從法律上確定工作日，特別是工廠女工和童工的工作時間的鬥爭；我們也發現極其盛行的實物工資制和農村地區的小宅子制，“老板”、資本家及其代理人就利用這些制度作為統治工人的手段。1886年，當我讀到美國報紙上關於康乃爾斯維爾區賓夕法尼亞礦工大罷工的報道時，我簡直就像在讀我自己描寫年英格蘭北部煤礦工人罷工的文字壹樣[10]。同樣是用假尺假秤來欺騙工人，同樣是實行實物工資制，同樣是資本家企圖用最後的但是致命性的手段，即把工人趕出他們所住的屬於礦山管理處的房屋，來壓制礦工們的反抗。
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1892年德文第2版序言( 1892年7月21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69—370頁。
在原始積累的歷史中，對正在形成的資本家階級起過推動作用的壹切變革，都是歷史上劃時代的事情；但是首要的因素是:大量的人突然被強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資料分離，被當做不受法律保護的無產者拋向勞動市場。對農業生產者即農民的土地的剝奪，形成全部過程的基礎。這種剝奪的歷史在不同的國家帶有不同的色彩，按不同的順序、在不同的歷史時代通過不同的階段。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23頁。
在研究德國歷史(它完全是壹部苦難史)時，我始終認為，只有拿法國的相應的時代來作比較，才可以得出正確的標準，因為那裏發生的壹切正好和我們這裏發生的相反。那裏是封建國家的各個分散的成員組成壹個民族國家，我們這裏恰好是處於最嚴重的衰落時期。那裏的整個發展過程中貫穿著罕見的客觀邏輯，我們這裏則表現出不可救藥的，而且越來越不可救藥的紊亂。在那裏，在中世紀，英國征服者是外國幹涉的代表，幫助普羅旺斯族反對北法蘭西族。對英國人的戰爭可說是三十年戰爭，但是戰爭的結果是外國幹涉者被驅逐出去和南部被北部征服。隨後是中央政權同依靠國外領地、起著勃蘭登堡—普魯士所起作用的勃艮第藩國的鬥爭，但是這壹鬥爭的結果是中央政權獲得勝利和民族國家最後形成。在我們這裏，當時恰好是民族國家徹底瓦解(如果神聖羅馬帝國範圍內的“德意誌王國”可以稱為民族國家的話)，德國領土開始大規模被掠奪。這對德國人說來是極其令人羞愧的對照，但是正因為如此就更有教益，自從我們的工人重新又使德國站在歷史運動的前列以來，我們對過去的恥辱就稍微容易忍受了。
恩格斯:《恩格斯致弗蘭茨·梅林》( 1893年7月14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660—661頁。
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不同途徑:暴力革命或自我揚棄、和平長入
無產階級執行著雇傭勞動由於為別人生產財富、為自己生產貧困而給自己做出的判決，同樣，它也執行著私有財產由於產生無產階級而給自己做出的判決。無產階級在獲得勝利時，無論如何決不會因此成為社會的絕對方面，因為它只有消滅自己本身和自己的對立面才能獲得勝利。到那時，無產階級本身以及制約著它的對立面——私有財產都會消失。
馬克思和恩格斯:《神聖家族，或對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 1844年9—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61頁。
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布: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讓統治階級在共產主義革命面前發抖吧。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6頁。
巴黎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逼迫下發動了六月起義。單是這壹點已註定無產階級要失敗。既不是直接的、公開承認的要求驅使無產階級想用武力推翻資產階級，也不是無產階級已經到了有能力解決這個任務的地步。《通報》只得正式向無產階級挑明，共和國認為有必要對它的幻想表示尊重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並且只有它的失敗才使它確信這樣壹條真理:它要在資產階級共和國範圍內稍微改善壹下自己的處境只是壹種空想，這種空想只要企圖加以實現，就會成為罪行。於是，原先無產階級想要強迫二月共和國予以滿足的那些要求，那些形式上浮誇而實質上瑣碎的，甚至還帶有資產階級性質的要求，就由壹個大膽的革命戰鬥口號取而代之，這個口號就是:推翻資產階級!工人階級專政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 1849年底—1850年3月底和1850年10月—11月1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03—104頁。
過去壹切階級在爭得統治之後，總是使整個社會服從於它們發財致富的條件，企圖以此來鞏固它們已經獲得的生活地位。無產者只有廢除自己的現存的占有方式，從而廢除全部現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會生產力。無產者沒有什麼自己的東西必須加以保護，他們必須摧毀至今保護和保障私有財產的壹切。
過去的壹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無產階級，現今社會的最下層，如果不炸毀構成官方社會的整個上層，就不能擡起頭來，挺起胸來。
如果不就內容而就形式來說，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首先是壹國範圍內的鬥爭。每壹個國家的無產階級當然首先應該打倒本國的資產階級。
在敘述無產階級發展的最壹般的階段的時候，我們循序探討了現存社會內部或多或少隱蔽著的國內戰爭，直到這個戰爭爆發為公開的革命，無產階級用暴力推翻資產階級建立自己的統治。
我們已經看到，至今的壹切社會都是建立在壓迫階級和被壓迫階級的對立之上的。但是，為了有可能壓迫壹個階級，就必須保證這個階級至少有能夠勉強維持它的奴隸般的生存的條件。農奴曾經在農奴制度下掙紮到公社成員的地位，小資產者曾經在封建專制制度的束縛下掙紮到資產者的地位。現代的工人卻相反，他們並不是隨著工業的進步而上升，而是越來越降到本階級的生存條件以下。工人變成赤貧者，貧困比人口和財富增長得還要快。由此可以明顯地看出，資產階級再不能做社會的統治階級了，再不能把自己階級的生存條件當做支配壹切的規律強加於社會了。資產階級不能統治下去了，因為它甚至不能保證自己的奴隸維持奴隸的生活，因為它不得不讓自己的奴隸落到不能養活它反而要求它來養活的地步。社會再不能在它的統治下生存下去了，就是說，它的生存不再同社會相容了。
資產階級生存和統治的根本條件，是財富在私人手裏的積累，是資本的形成和增殖；資本的條件是雇傭勞動。雇傭勞動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相競爭之上的。資產階級無意中造成而又無力抵抗的工業進步，使工人通過結社而達到的革命聯合代替了他們由於競爭而造成的分散狀態。於是，隨著大工業的發展，資產階級賴以生產和占有產品的基礎本身也就從它的腳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產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2—43頁。
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
……
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壹步壹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壹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裏，並且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
要做到這壹點，當然首先必須對所有權和資產階級生產關系實行強制性的幹涉，也就是采取這樣壹些措施，這些措施在經濟上似乎是不夠充分的和無法持續的，但是在運動進程中它們會越出本身，[12]而且作為變革全部生產方式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
這些措施在不同的國家裏當然會是不同的。
但是，最先進的國家幾乎都可以采取下面的措施剝奪地產，把地租用於國家支出。
征收高額累進稅。
廢除繼承制。
沒收壹切流亡分子和叛亂分子的財產。
通過擁有國家資本和獨享壟斷權的國家銀行，把信貸集中在國家手裏。
把全部運輸業集中在國家手裏。
按照共同的計劃增加國家工廠和生產工具，開墾荒地和改良土壤。
實行普遍勞動義務制，成立產業軍，特別是在農業方面。
把農業和工業結合起來，促使城鄉對立[13]逐步消滅。
對所有兒童實行公共的和免費的教育。取消現在這種形式的兒童的工廠勞動。把教育同物質生產結合起來，等等。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2—53頁。
現代工業的發展本身壹定會越來越有利於資本家而有害於工人，所以資本主義生產的總趨勢不是提高而是降低工資的平均水平，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使勞動的價值降到它的最低限度。這種制度下的實際情況的趨勢既然如此，那麼，這是不是說，工人階級應當放棄對資本的掠奪行為的反抗，停止利用偶然的時機使生活暫時改善的嘗試呢?如果他們這樣做，他們就會淪為壹群聽天由命的、不可挽救的可憐蟲。我想我已經說過:他們為工資水平而進行的鬥爭，同整個雇傭勞動制度有密切的聯系；他們為提高工資所做的努力，在壹百回中有九十九回都只是為了維持現有的勞動價值；他們必須就勞動價格與資本家討價還價，因為他們已經把自己當做商品出賣了。他們在和資本的日常沖突中如果畏縮讓步，他們就沒有資格發動更大的運動。
同時，即使不談雇傭勞動制度中所包含的壹般奴隸狀態，工人階級也不應誇大這壹日常鬥爭的最終效果。他們不應當忘記:在日常鬥爭中他們反對的只是結果，而不是產生這種結果的原因；他們延緩下降的趨勢，而不是改變它的方向；他們服用止痛劑，而不祛除病根。所以他們不應當只局限於這些不可避免的、因資本永不停止的進攻或市場的各種變動而不斷引起的遊記式的搏鬥。他們應當懂得:現代制度給他們帶來壹切貧困，同時又造成對社會進行經濟改造所必需的種種物質條件和社會形式。他們應當摒棄“做壹天公平的工作，得壹天公平的工資!”這種保守的格言，要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革命的口號:“消滅雇傭勞動制度!”
馬克思:《工資、價格和利潤》( 1865年5月20日—6月24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7—78頁。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3-1-20 17:18:09
這種剝奪是通過資本主義生產本身的內在規律的作用，即通過資本的集中進行的。壹個資本家打倒許多資本家。隨著這種集中或少數資本家對多數資本家的剝奪，規模不斷擴大的勞動過程的協作形式日益發展，科學日益被自覺地應用於技術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計劃地利用，勞動資料日益轉化為只能共同使用的勞動資料，壹切生產資料因作為結合的、社會的勞動的生產資料使用而日益節省，各國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場網，從而資本主義制度日益具有國際的性質。隨著那些掠奪和壟斷這壹轉化過程的全部利益的資本巨頭不斷減少，貧困、壓迫、奴役、退化和剝削的程度不斷加深，而日益壯大的、由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本身的機制所訓練、聯合和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的反抗也不斷增長。資本的壟斷成了與這種壟斷壹起並在這種壟斷之下繁盛起來的生產方式的桎梏。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這個外殼就要炸毀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敲響了。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73—874頁。
在不否定您由此得出的進壹步結論的情況下，我從我自己的前提出發將進壹步作出下面的結論。人類的生產在壹定的階段上會達到這樣的高度:能夠不僅生產生活必需品，而且生產奢侈品，即使最初只是為少數人生產。這樣，生存鬥爭——我們暫時假定這個範疇在這裏是有效的——就變成為享受而鬥爭，不再是單純為生存資料而鬥爭，而是為發展資料，為社會地生產出來的發展資料而鬥爭，對於這個階段，來自動物界的範疇就不再適用了。但是，如果像目前這樣，資本主義方式的生產所生產出來的生存資料和發展資料遠比資本主義社會所能消費的多得多，因為這種生產人為地使廣大真正的生產者同這些生存資料和發展資料相隔絕；如果這個社會由於它自身的生存規律而不得不繼續擴大對它來說已經過大的生產，並從而周期性地每隔10年不僅毀滅大批產品，而且毀滅生產力本身，那麼，“生存鬥爭”的空談還有什麼意義呢?於是生存鬥爭的含義只能是，生產者階級把生產和分配的領導權從迄今為止掌握這種領導權但現在已經無力領導的那個階級手中奪過來，而這就是社會主義革命。
恩格斯:《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羅維奇·拉甫羅夫》( 1875年11月12—17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12頁。
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的資本主義占有方式，從而資本主義的私有制，是對個人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第壹個否定。但資本主義生產由於自然過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對自身的否定。這是否定的否定。這種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74頁。
在利息為5%的時候，資本不會用於修建新的公路、運河和鐵路，除非這些工程能帶來相應大的利潤；但是，在利息只有4%或3%的時候，資本就會投到這些改良事業中去，雖然它只能得到相對說來比較低的利潤。大的改良事業由股份公司來承辦，這是利潤率下降的自然結果。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手稿後半部分(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第2版，第236頁。
股份公司的成立。由此
生產規模驚人地擴大了，個別資本不可能建立的企業出現了。同時，這種以前曾經是政府企業的那些企業，變成了社會的[15]企業。
那種本身建立在社會生產方式的基礎上並以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社會集中為前提的資本，在這裏直接取得了社會資本(即那些直接聯合起來的個人的資本)的形式，而與私人資本相對立，並且它的企業也表現為社會企業，而與私人企業相對立。這是作為私人財產的資本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範圍內的揚棄。
實際執行職能的資本家轉化為單純的經理，即別人的資本的管理人，而資本所有者則轉化為單純的所有者，單純的貨幣資本家。因此，即使後者所得的股息包括利息和企業主的收入，也就是包括全部利潤(因為經理的薪金只是，或者應該只是某種熟練勞動的工資，這種勞動的價格，同任何別種勞動的價格壹樣，是在勞動市場上調節的)，這全部利潤仍然只是在利息的形式上，即作為資本所有權的報酬獲得的。而這個資本所有權這樣壹來現在就同現實再生產過程中的職能完全分離，正像這種職能在經理身上同資本所有權完全分離壹樣。因此，利潤(不再只是利潤的壹部分，即從借入者獲得的利潤中理所當然地引出來的利息)表現為對他人的剩余勞動的單純占有，這種占有之所以產生，是因為生產資料已經轉化為資本，也就是生產資料已經和實際的生產者相異化，生產資料已經作為他人的財產，而與壹切在生產中實際進行活動的個人(從經理壹直到最後壹個短工)相對立。
在股份公司內，職能已經同資本所有權相分離，因而勞動也已經完全同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和剩余勞動的所有權相分離。資本主義生產極度發展的這個結果，是資本再轉化為生產者的財產所必需的過渡點，不過這種財產不再是各個相互分離的生產者的私有財產，而是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的財產，即直接的社會財產。另壹方面，這是再生產過程中所有那些直到今天還和資本所有權結合在壹起的職能轉化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的單純職能，轉化為社會職能的過渡點。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發表於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494—495頁。
這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範圍內的揚棄，因而是壹個自行揚棄的矛盾，這個矛盾明顯地表現為通向壹種新的生產形式的單純過渡點。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發表於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497頁。
把股份制度——它是在資本主義體系本身的基礎上對資本主義的私人產業的揚棄；隨著它的擴大和侵入新的生產部門，它也在同樣的程度上消滅著私人企業——撇開不說，信用為單個資本家或被當作資本家的人，提供在壹定界限內絕對支配別人的資本，他人的財產，從而他人的勞動的權利[16]。對社會資本而不是對自己資本的支配權，使他取得了對社會勞動的支配權。因此，壹個人實際擁有的或公眾認為他擁有的資本本身，只是成為信用這個上層建築的基礎。……在這裏，壹切尺度，壹切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多少還可以站得住腳的辯護理由都消失了。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發表於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497—498頁。
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廠，是在舊形式內對舊形式打開的第壹個缺口，雖然它在自己的實際組織中，當然到處都再生產出並且必然會再生產出現存制度的壹切缺點。但是，資本和勞動之間的對立在這種工廠內已經被揚棄，雖然起初只是在下述形式上被揚棄，即工人作為聯合體是他們自己的資本家，也就是說，他們利用生產資料來使他們自己的勞動增殖。
這種工廠表明，在物質生產力和與之相適應的社會生產形式的壹定的發展階段上，壹種新的生產方式怎樣會自然而然地從壹種生產方式中發展並形成起來。沒有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產生的工廠制度，合作工廠就不可能發展起來；同樣，沒有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產生的信用制度，合作工廠也不可能發展起來。信用制度是資本主義的私人企業逐漸轉化為資本主義的股份公司的主要基礎，同樣，它又是按或大或小的國家規模逐漸擴大合作企業的手段。資本主義的股份企業，也和合作工廠壹樣，應當被看做是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轉化為聯合的生產方式的過渡形式，只不過在前者那裏，對立是消極地揚棄的，而在後者那裏，對立是積極地揚棄的。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發表於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499頁。
信用制度固有的二重性質是:壹方面，把資本主義生產的動力——用剝削別人勞動的辦法來發財致富——發展成為最純粹最巨大的賭博欺詐制度，並且使剝削社會財富的少數人的人數越來越減少；另壹方面，造成轉到壹種新生產方式的過渡形式。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發表於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500頁。
社會生產力已經發展到資產階級不能控制的程度，只等待聯合起來的無產階級去掌握它，以便建立這樣壹種制度，使社會的每壹成員不僅有可能參加社會財富的生產，而且有可能參加社會財富的分配和管理，並通過有計劃地經營全部生產，使社會生產力及其成果不斷增長，足以保證每個人的壹切合理的需要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得到滿足。
恩格斯:《卡爾·馬克思》( 1877年6月中)，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460頁。
在那壹章的末尾，資本主義生產的歷史趨勢被歸結成這樣:“資本主義生產本身由於自然變化的必然性，造成了對自身的否定”；它本身已經創造出了新的經濟制度的要素，它同時給社會勞動生產力和壹切生產者個人的全面發展以極大的推動；實際上已經以壹種集體生產方式為基礎的資本主義所有制只能轉變為社會所有制。
馬克思:《給〈祖國紀事〉雜誌編輯部的信》( 1877年10—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2版，第465頁。
這裏表現出了資本的那種使它不同於以往壹切生產階段的全面趨勢。盡管按照資本的本性來說，它本身是狹隘的，但它力求全面地發展生產力，這樣就成為新的生產方式的前提，這種生產方式的基礎，不是為了再生產壹定的狀態或者最多是擴大這種狀態而發展生產力，相反，在這裏生產力的自由的、無阻礙的、不斷進步的和全面的發展本身就是社會的前提，因而是社會再生產的前提；在這裏唯壹的前提是超越出發點。這種趨勢是資本所具有的，但同時又是同資本這種狹隘的生產形式相矛盾的，因而把資本推向解體，這種趨勢使資本同以往的壹切生產方式區別開來，同時意味著，資本不過表現為過渡點。以往的壹切社會形式［V－28］都由於財富的發展，或者同樣可以說，由於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而沒落了。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選》(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69—170頁。
資本本身是處於過程中的矛盾，因為它竭力把勞動時間縮減到最低限度，另壹方面又使勞動時間成為財富的唯壹尺度和源泉。因此，資本縮減必要勞動時間形式的勞動時間，以便增加剩余勞動時間形式的勞動時間；因此，越來越使剩余勞動時間成為必要勞動時間的條件——生死攸關的問題。壹方面，資本喚起科學和自然界的壹切力量，同樣也喚起社會結合和社會交往的壹切力量，以便使財富的創造不取決於(相對地)耗費在這種創造上的勞動時間。另壹方面，資本想用勞動時間去衡量這樣創造出來的巨大的社會力量，並把這些力量限制在為了把已經創造的價值作為價值來保存所需要的限度之內。生產力和社會關系——這二者是社會個人發展的不同方面——對於資本來說僅僅表現為手段，僅僅是資本用來從它的有限的基礎出發進行生產的手段。但是，實際上它們是炸毀這個基礎的物質條件。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手稿後半部分(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第2版，101頁。
現在有人因為害怕恢復反社會黨人法，因為回想起在這項法律統治下發表的壹些草率的言論，就忽然認為，德國目前的法律狀況就足以使黨通過和平方式實現自己的壹切要求。他們力圖使自己和黨相信，“現代的社會正在長入社會主義”，而不去考慮，與此同時這個社會是否還要像蝦掙破自己的舊殼那樣必須從它的舊社會制度中破殼而出，並且必須用暴力來炸毀這個舊殼，是否除此之外，這個社會在德國就無須再炸毀那還是半專制制度的，而且是混亂得不可言狀的政治制度的桎梏。可以設想，在人民代議機關把壹切權力集中在自己手裏、只要取得大多數人民的支持就能夠按照憲法隨意辦事的國家裏，舊社會有可能和平長入新社會，比如在法國和美國那樣的民主共和國，在英國那樣的君主國。英國報紙上每天都在談論即將贖買王朝的問題，這個王朝在人民的意誌面前是軟弱無力的。
但是在德國，政府幾乎有無上的權力，帝國國會及其他壹切代議機關毫無實權，因此，在德國宣布要這樣做，而且在沒有任何必要的情況下宣布要這樣做，就是揭去專制制度的遮羞布，自己去遮蓋那赤裸裸的東西。
恩格斯:《1891年社會民主黨綱領草案批判》( 1891年6月18—29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13—414頁。
由於每個國家工人階級的各種隊伍和不同國家的工人階級所處的發展條件極不相同，它們目前所達到的發展階段也不壹樣，因此它們反映實際運動的理論觀點也必然各不相同。
馬克思:《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致社會主義民主同盟中央局》( 1869年3月9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2月第1版，第393頁。
毫無疑問，美國工人階級的最終綱領，應該而且壹定會基本上同整個戰鬥的歐洲工人階級現在所采用的綱領壹樣，同德美社會主義工人黨的綱領壹樣。在這方面，這個黨必須在運動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要做到這壹點，它必須完全脫下它的外國服裝，必須成為徹底美國化的黨。它不能期待美國人向自己靠攏。它是少數，又是移民，因此，應當向絕大多數本地的美國人靠攏。
恩格斯:《美國工人運動》( 1887年1月26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22—3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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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共產主義社會
生產力高度發展和腦體分工的消除是發展到共產主義階段的必要條件
社會的現實財富和社會再生產過程不斷擴大的可能性， 並不是取決於剩余勞動時間的
長短， 而是取決於剩余勞動的生產率和進行這種剩余勞動的生產條件的優劣程度。 事實
上， 自由王國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規定要做的勞動終止的地方才開始； 因而按照事物
的本性來說， 它存在於真正物質生產領域的彼岸。 像野蠻人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 為了維
持和再生產自己的生命， 必須與自然搏鬥壹樣， 文明人也必須這樣做； 而且在壹切社會形
式中， 在壹切可能的生產方式中， 他都必須這樣做。 這個自然必然性的王國會隨著人的發
展而擴大， 因為需要會擴大； 但是， 滿足這種需要的生產力同時也會擴大。 這個領域內的
自由只能是:社會化的人， 聯合起來的生產者， 將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
換， 把它置於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 而不讓它作為壹種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 靠消耗最
小的力量， 在最無愧於和最適合於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換。 但是，
這個領域始終是壹個必然王國。 在這個必然王國的彼岸， 作為目的本身的人類能力的發
揮， 真正的自由王國， 就開始了。 但是， 這個自由王國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國的基礎上， 才
能繁榮起來。 工作日的縮短是根本條件。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發表於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928—929頁。
個人力量(關系)由於分工而轉化為物的力量這壹現象，不能靠人們從頭腦裏拋開關於這壹現象的壹般觀念的辦法來消滅，而只能靠個人重新駕馭這些物的力量，靠消滅分工的辦法來消滅[17]。沒有共同體，這是不可能實現的。只有在共同體中，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說，只有在共同體中才可能有個人自由。在過去的種種冒充的共同體中，如在國家等中，個人自由只是對那些在統治階級範圍內發展的個人來說是存在的，他們之所以有個人自由，只是因為他們是這壹階級的個人。從前各個人聯合而成的虛假的共同體，總是相對於各個人而獨立的；由於這種共同體是壹個階級反對另壹個階級的聯合，因此對於被統治的階級來說，它不僅是完全虛幻的共同體，而且是新的桎梏。在真正的共同體的條件下，各個人在自己的聯合中並通過這種聯合獲得自己的自由。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0—571頁。
過去的在分工條件中進行的壹切革命，都不能不導致新的政治機構的產生；從那裏也可以得出結論說，消滅分工的共產主義革命，最終會消除政治機構；最後，從這裏也可以看出，共產主義革命並不是和“社會天才的發明才幹所創造的那些社會結構”相適應，而是和生產力相適應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1846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442頁。
隨著大工業的發展，現實財富的創造較少地取決於勞動時間和已耗費的勞動量，較多地取決於在勞動時間內所運用的作用物的力量，而這種作用物自身——它們的巨大效率——又和生產它們所花費的直接勞動時間不成比例，而是取決於壹般的科學水平和技術進步。或者說取決於科學在生產上的應用。(這種科學，特別是自然科學以及和它有關的其他壹切科學的發展，又和物質生產的發展相適應。)…………勞動表現為不再像以前那樣被包括在生產過程中，相反的，表現為人以生產過程的監督者和調節者的身份同生產過程本身發生關系。(關於機器體系所說的這些情況，同樣適用於人類活動的結合和人類交往的發展。)這裏已經不再是工人把改變了形態的自然物作為中間環節放在自己和對象之間，而是工人把［VII—3］由他改變為工業過程的自然過程作為中介放在自己和被他支配的無機自然界之間。工人不再是生產過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站在生產過程的旁邊。
在這個轉變中，表現為生產和財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勞動，也不是人從事勞動的時間，而是對人本身的壹般生產力的占有，是人對自然界的了解和人作為社會體的存在來對自然界的統治，總之，是社會個人的發展。現今財富的基礎是盜竊他人的勞動時間，這同新發展起來的由大工業本身創造的基礎相比，顯得太可憐了。壹旦直接形式的勞動不再是財富的巨大源泉，勞動時間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財富的尺度，因而交換價值也不再是使用價值的尺度。群眾的剩余勞動不再是發展壹般財富的條件，同樣，少數人的非勞動不再是人類頭腦的壹般能力發展的條件。於是，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生產便會崩潰，直接的物質生產過程本身也擺脫了貧困和對立的形式。個性得到自由發展，因此，並不是為了獲得剩余勞動而縮減必要勞動時間，而是直接把社會必要勞動縮減到最低限度，那時，與此相適應，由於給所有的人騰出了時間和創造了手段，個人會在藝術、科學等等方面得到發展。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手稿後半部分(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第2版，第100—101頁。
我們在前面已經指出，要消滅關系對個人的獨立化、個性對偶然性的屈從、個人的私人關系對共同的階級關系的屈從等等，歸根到底都要取決於分工的消滅。我們也曾指出，只要交往和生產力已經發展到這樣普遍的程度，以致私有制和分工變成了它們的桎梏的時候，分工才會消滅。我們還曾指出，私有制只有在個人得到全面發展的條件下才能消滅，因為現存的交往形式和生產力是全面的，所以只有全面發展的個別人才可能占有它們，即才可能使它們變成自己的自由的生活活動。我們也曾指出，現代的個人必須去消滅私有制，因為生產力和交往形式已經發展到這樣的程度，以致它們在私有制的統治下竟成了破壞力量，同時還因為階級對立達到了極點。最後，我們曾指出，私有制和分工的消滅同時也就是個人在現代生產力和世界交往所建立的基礎上的聯合。
在共產主義社會中，即在個人莫殑摰暮妥杂傻陌l展不再是壹句空話的唯壹的社會中，這種發展正是取決於個人間的聯系，而這種個人間的聯系則表現在下列三個方面，即經濟前提，壹切人的自由發展的必要的團結壹致以及在現有生產力基礎上的個人的共同活動方式。因此，這裏談的是壹定歷史發展階段上的個人，而決不是任何偶然的個人，至於不可避免的共產主義革命就更不用說了，因為它本身就是個人自由發展的共同條件。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1846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16頁。
隨同人，我們進入了歷史。動物也有壹部歷史，即動物的起源和逐漸發展到今天這樣的狀態的歷史。但是這部歷史對它們來說是被創造出來的，如果說它們自己也參與了創造，那也是不自覺和不自願的。相反，人離開狹義的動物越遠，就越是有意識地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未能預見的作用、未能控制的力量對這壹歷史的影響就越小，歷史的結果和預定的目的就越加符合。但是，如果用這個尺度來衡量人類的歷史，甚至衡量現代最發達的民族的歷史，我們就會發現:在這裏，預定的目的和達到的結果之間還總是存在著極大的出入。未能預見的作用占據優勢，未能控制的力量比有計劃運用的力量強大得多。只要人的最重要的歷史活動，這種使人從動物界上升到人類並構成人的其他壹切活動的物質基礎的歷史活動，即人的生活必需品的生產，也就是今天的社會生產，還被未能控制的力量的意外的作用所左右，而人所期望的目的只是作為例外才能實現，而且往往適得其反，那麼情況就不能不是這樣。我們在最先進的工業國家中已經降服了自然力，迫使它為人們服務；這樣我們就無限地增加了生產，現在壹個小孩所生產的東西，比以前的100個成年人所生產的還要多。而結果又怎樣呢?過度勞動日益增加，群眾日益貧困，每十年發生壹次大崩潰。達爾文並不知道，當他證明經濟學家們當做最高的歷史成就加以頌揚的自由競爭、生存鬥爭是動物界的正常狀態的時候，他對人們，特別是對他的同胞作了多麼辛辣的諷刺。只有壹種有計劃地生產和分配的自覺的社會生產組織，才能在社會方面把人從其余的動物中提升出來，正像壹般生產曾經在物種方面把人從其余的動物中提升出來壹樣。歷史的發展使這種社會生產組織日益成為必要，也日益成為可能。壹個新的歷史時期將從這種社會生產組織開始，在這個時期中，人自身以及人的活動的壹切方面，尤其是自然科學，都將突飛猛進，使已往的壹切都黯然失色。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 1873—1882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421—422頁。
共產主義的最重要的不同於壹切反動的社會主義的原則之壹就是下面這個以研究人的本性為基礎的實際信念，即人們的頭腦和智力的差別，根本不應引起胃和肉體需要的差別；由此可見，“按能力計報酬”這個以我們目前的制度為基礎的不正確的原理應當——因為這個原理是僅就狹義的消費而言——變為“按需分配”這樣壹個原理，換句話說:活動上，勞動上的差別不會引起在占有和消費方面的任何不平等，任何特權。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1846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637—638頁。
當社會成為全部生產資料的主人，可以在社會範圍內有計劃地利用這些生產資料的時候，社會就消滅了迄今為止的人自己的生產資料對人的奴役。不言而喻，要不是每壹個人都得到解放，社會也不能得到解放。因此，舊的生產方式必須徹底變革，特別是舊的分工必須消滅。代替它們的應該是這樣的生產組織:在這樣的組織中，壹方面，任何個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產勞動這個人類生存的必要條件中所應承擔的部分推給別人；另壹方面，生產勞動給每壹個人提供全面發展和表現自己的全部能力即體能和智能的機會，這樣，生產勞動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產勞動就從壹種負擔變成壹種快樂。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310—311頁。
階級的存在是由分工引起的，而迄今為止的分工方式將完全消失。因為要把工業和農業生產提高到上面說過的水平，單靠機械和化學的輔助手段是不夠的，還必須相應地發展使用這些手段的人的能力。當上個世紀的農民和工場手工業工人被卷入大工業的時候，他們改變了自己的整個生活方式而成為完全不同的人，同樣，由整個社會共同經營生產和由此而引起的生產的新發展，也需要完全不同的人，並將創造出這種人來。共同經營生產不能由現在這種人來進行，因為他們每壹個人都只隸屬於某壹個生產部門，受它束縛，聽它剝削，在這裏，每壹個人都只能發展自己才能的壹方面而偏廢了其他各方面，只熟悉整個生產的某壹個部門或者某壹個部門的壹部分。就是現在的工業也漸漸不能使用這樣的人了。由整個社會共同地和有計劃地來經營的工業，更加需要才能得到全面發展、能夠通曉整個生產系統的人。因此，現在已被機器破壞了的分工，即把壹個人變成農民、把另壹個人變成鞋匠、把第三個人變成工廠工人、把第四個人變成交易所投機者的分工，將完全消失。教育將使年輕人能夠很快熟悉整個生產系統，將使他們能夠根據社會需要或者他們自己的愛好，輪流從壹個生產部門轉到另壹個生產部門。因此，教育將使他們擺脫現在這種分工給每個人造成的片面性。這樣壹來，根據共產主義原則組織起來的社會，將使自己的成員能夠全面發揮他們的得到全面發展的才能。於是各個不同的階級也必然消滅。因此，根據共產主義原則組織起來的社會壹方面不容許階級繼續存在，另壹方面這個社會的建立本身為消滅階級差別提供了手段。
由此可見，城市和鄉村之間的對立也將消失。從事農業和工業的將是同壹些人，而不再是兩個不同的階級，單從純粹物質方面的原因來看，這也是共產主義聯合體的必要條件。鄉村農業人口的分散和大城市工業人口的集中，僅僅適應於工農業發展水平還不夠高的階段，這種狀態是壹切進壹步發展的障礙，這壹點現在人們就已經深深地感覺到了。
由社會全體成員組成的共同聯合體來共同地和有計劃地利用生產力；把生產發展到能夠滿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規模；結束犧牲壹些人的利益來滿足另壹些人的需要的狀況；徹底消滅階級和階級對立；通過消除舊的分工，進行產業教育、變換工種、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創造出來的福利，通過城鄉的融合，使社會全體成員的才能得到全面的發展，——這就是廢除私有制的主要結果。
恩格斯:《共產主義原理》( 1847年10月底—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688—689頁。
共產主義不是遙不可及的空想，而是改變現實的現實運動當然，我們不想花費精力[18]去啟發我們的聰明的哲學家，使他們懂得:如果他們把哲學、神學、實體和壹切廢物消融在“自我意識”中，如果他們把“人”從這些詞句的統治下——而人從來沒有受過這些詞句的奴役——解放出來，那麼，“人”的“解放”也並沒有前進壹步；只有在現實的世界中並使用現實的手段才能實現真正的解放；[19]沒有蒸汽機和珍妮走錠精紡機就不能消滅奴隸制；沒有改良的農業就不能消滅農奴制；當人們還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質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證的時候，人們就根本不能獲得解放。“解放”是壹種歷史活動，不是思想活動，“解放”是由歷史的關系，是由工業狀況、商業狀況、農業狀況、交往狀況促成的［……］[20]……［……］[21]實際上，而且對實踐的唯物主義者即共產主義者來說，全部問題都在於使現存世界革命化，實際的反對並改變現存的事物。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26—527頁。
共產主義對我們來說不是應當確立的狀況，不是現實應當與之相適應的理想。我們所稱為共產主義的是那種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這個運動的條件是由現有的前提產生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9頁。
共產主義和所有過去的運動不同的地方在於:它推翻壹切舊的生產關系和交往關系的基礎，並且第壹次自覺地把壹切自發形成的前提看做是前人的創造，消除這些前提的自發性，使這些前提受聯合起來的個人的支配。因此，建立共產主義實質上具有經濟的性質，這就是為這種聯合創造各種物質條件，把現存的條件變成聯合的條件。共產主義所造成的存在狀況，正是這樣壹種現實基礎，它使壹切不依賴於個人而存在的狀況不可能發生，因為這種存在狀況只不過是各個人之間迄今為止的交往的產物。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4頁。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3-1-20 17:26:18
對社會主義的人來說，整個所謂世界歷史不外是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是自然界對人說來的生成過程，所以，關於他通過自身而誕生、關於他的形成過程，他有直觀的、無可辯駁的證明。因為人和自然界的實在性，即人對人來說作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對人來說作為人的存在，已經成為實際的、可以通過感覺直觀的，所以，關於某種異己的存在物、關於淩駕於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的問題，即包含著對自然界的和人的非實在性的承認的問題，實際上已經成為不可能的了。無神論，作為對這種非實在性的否定，已不再有任何意義，因為無神論是對神的否定，並且正是通過這種否定而設定人的存在；但是，社會主義作為社會主義已經不再需要這樣的中介；它是從把人和自然界看做本質這種理論上和實踐上的感性意識開始的。社會主義是人的不再以宗教的揚棄為中介的積極的自我意識，正像現實生活是人的不再以私有財產的揚棄即共產主義為中介的積極的現實壹樣。共產主義是作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復原的壹個現實的、對下壹段歷史發展來說是必然的環節。共產主義是最近將來的必然的形態和有效的原則。但是，這樣的共產主義並不是人類發展的目標，並不是人類社會的形態。——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
年4—8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196—197頁。
新思潮的優點又恰恰在於我們不想教條式地預期未來， 而只是想通過批判舊世界發現
新世界。 ……我指的就是要對現存的壹切進行無情的批判， 所謂無情， 就是說， 這種批
判既不怕自己所作的結論， 也不怕同現有各種勢力發生沖突。
所以我不主張我們樹起任何教條主義的旗幟，而是相反。我們應當設法幫助教條主義者認清他們自己的原理。例如共產主義就尤其是壹種教條的抽象概念，不過我指的不是某種想象的和可能存在的共產主義，而是如卡貝、德薩米和魏特林等人所講授的那種實際存在的共產主義。這種共產主義本身只不過是受自己的對立面即私有制度影響的人道主義原則的特殊表現。所以，私有制的消滅和共產主義決不是壹回事；除了這種共產主義外，同時還出現了另壹些如傅立葉、蒲魯東等人的社會主義學說，這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因為這種共產主義本身只不過是社會主義原則的壹種特殊的片面的實現。
馬克思:《馬克思致阿爾諾德·盧格》
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7—8頁。
壹切所有制關系都經歷了經常的歷史更替、經常的歷史變更。
例如，法國革命廢除了封建的所有制，代之以資產階級的所有制。
共產主義的特征並不是要廢除壹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廢除資產階級的所有制。
但是，現代的資產階級私有制是建立在階級對立上面、建立在壹些人對另壹些人的剝削[23]上面的產品生產和占有的最後而又最完備的表現。
從這個意義上說，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壹句話:消滅私有制。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5頁。
共產主義並不剝奪任何人占有社會產品的權力，它只剝奪利用這種占有去奴役他人勞動的權力。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7頁。
這種困難處境的真正原因究竟在哪裏呢?小資產階級的破產、貧富之間的鮮明的對照、商業的不景氣和由此而產生的資本浪費的現象是由什麼引起的呢?就是人們的利益彼此背離。我們大家辛勤勞動的目的只是為了追求壹己之利，根本不關心別人的福利。可是，每壹個人的利益、福利和幸福同其他人的福利有不可分割的聯系，這壹事實卻是壹個顯而易見的不言而喻的真理。雖然我們大家都應該承認，沒有自己的夥伴我們就寸步難行，應該承認僅僅是利益把我們大家聯系起來，但是我們卻以我們的行動來踐踏這壹真理，我們把我們的社會安排得好像我們的利益不但不能壹致，而且還是直接對立的。我們已經看到，這種嚴重的錯誤帶來了什麼樣的後果。要消除這種悲慘的後果，就必須消滅這種錯誤。而共產主義就抱著這樣的目的。
在共產主義社會裏，人和人的利益並不是彼此對立的，而是壹致的，因而競爭就消失了。當然也就談不到個別階級的破產，更談不到像現在那樣的富人和窮人的階級了。在生產和分配必要的生活資料的時候，就不會再發生私人占有的情形，每壹個人都不必再單槍匹馬地冒著風險企求發財致富，同樣也就自然而然地不會再有商業危機了。在共產主義社會裏無論生產和消費都很容易估計。既然知道每壹個人平均需要多少物品，那就容易算出壹定數量的人需要多少物品；既然那時生產已經不掌握在個別私人企業主的手裏，而是掌握在公社及其管理機構的手裏，那也就不難按照需求來調節生產了。
恩格斯:《在愛北斐特的演說》( 1845年2月8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月第1版，第605頁。
共產主義不是教義，而是運動。它不是從原則出發，而是從事實出發。共產主義者不是把某種哲學作為前提，而是把迄今為止的全部歷史，特別是這壹歷史目前在文明各國造成的實際結果作為前提。共產主義的產生是由於大工業以及由大工業帶來的後果，是由於世界市場的形成，是由於隨之而來的不可遏止的競爭，是由於目前已經完全成為世界市場危機的那種日趨嚴重和日益普遍的商業危機，是由於無產階級的形成和資本的積聚，是由於由此產生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共產主義作為理論，是無產階級立場在這種鬥爭中的理論表現，是無產階級解放的條件的理論概括。
恩格斯:《共產主義者和卡爾·海因岑》( 1847年9月27日前和10月3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72頁。
工人階級知道，他們必須經歷階級鬥爭的幾個不同階段。他們知道，以自由的聯合的勞動條件去代替勞動受奴役的經濟條件，只能隨著時間的推進而逐步完成(這是經濟改造；他們不僅需要改變分配，而且需要壹種新的生產組織，或者毋寧說是使目前(現代工業所造成的)有組織的勞動中存在著的各種生產社會形式擺脫掉(解除掉)奴役的鎖鏈和它們的目前的階級性質，還需要在全國範圍內和國際範圍內進行協調的合作。他們知道，這壹革新的事業將不斷地受到各種既得利益和階級自私心理的抗拒，因而被延緩、被阻撓。他們知道，目前“資本和地產的自然規律的自發作用”只有經過新條件的漫長發展過程才能被“自由的聯合的勞動的社會經濟規律的自發作用”所代替，正如過去“奴隸制經濟規律的自發作用”和“農奴制經濟規律的自發作用”之被代替壹樣。
馬克思:《〈法蘭西內戰〉初稿》( 1871年4月中—5月上半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98—199頁。
“社會壹切成員”和“平等的權利”顯然只是些空話。問題的實質在於:在這個共產主義社會中，每個勞動者都應當得到拉薩爾的“不折不扣的勞動所得”。
如果我們把“勞動所得”這個用語首先理解為勞動的產品，那麼集體的勞動所得就是社會總產品。
現在從它裏面應當扣除
第壹，用來補償消耗掉的生產資料的部分。
第二，用來擴大生產的追加部分。
第三，用來應付不幸事故、自然災害等的後備基金或保險基金。
從“不折不扣的勞動所得”中扣除這些部分，在經濟上是必要的，至於扣除多少，應當根據現有的物資和力量來確定，部分地應當根據概率計算來確定，但是這些扣除無論如何根據公平原則是無法計算的。
剩下的總產品中的另壹部分是用來作為消費資料的。
在把這部分進行個人分配之前，還得從裏面扣除第壹，同生產沒有直接①關系的壹般管理費用。
同現代社會比起來，這壹部分壹開始就會極為顯著地縮減，並隨著新社會的發展而日益減少。
第二，用來滿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學校、保健設施等。
同現代社會比起來，這壹部分壹開始就會顯著地增加，並隨著新社會的發展而日益增長。
第三，為喪失勞動能力的人等設立的基金，總之，就是現在屬於所謂官辦濟貧事業的部分。
只有現在才談得上綱領在拉薩爾的影響下狹隘地專門註意的那種“分配”，就是說，才談得上在集體中的各個生產者之間進行分配的那部分消費資料。
……
在壹個集體的、以生產資料公有為基礎的社會中，生產者不交換自己的產品；用在產品上的勞動，在這裏也不表現為這些產品的價值，不表現為這些產品所具有的某種物的屬性，因為這時，同資本主義社會相反，個人的勞動不再經過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為總勞動的組成部分存在著。於是，“勞動所得”這個由於含義模糊就是現在也不能接受的用語，便失去了任何意義。
我們這裏所說的是這樣的共產主義社會，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礎上已經發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出來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經濟、道德和精神方面都還帶著它脫胎出來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跡。所以，每壹個生產者，在作了各項扣除以後，從社會領回的，正好是他給予社會的。他給予社會的，就是他個人的勞動量。例如，社會勞動日是由全部個人勞動小時構成的；各個生產者的個人勞動時間就是社會勞動日中他所提供的部分，就是社會勞動日中他的壹份。他從社會領得壹張憑證，證明他提供了多少勞動(扣除他為公共基金而進行的勞動)，他根據這張憑證從社會儲存中領得壹份耗費同等勞動量的消費資料。他以壹種形式給予社會的勞動量，又以另壹種形式領回來。
顯然，這裏通行的是調節商品交換(就它是等價的交換而言)的同壹原則。內容和形式都改變了，因為在改變了的情況下，除了自己的勞動，誰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東西，另壹方面，除了個人的消費資料，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轉為個人的財產。至於消費資料在各個生產者中間的分配，那麼這裏通行的是商品等價物的交換中通行的同壹原則，即壹種形式的壹定量勞動同另壹種形式的同量勞動相交換。
所以，在這裏平等的權利按照原則仍然是資產階級權利，雖然原則和實踐在這裏已不再互相矛盾，而在商品交換中，等價物的交換只是平均來說才存在，不是存在於每個個別場合。
雖然有這種進步，但這個平等的權利總還是被限制在壹個資產階級的框框裏。生產者的權利是同他們提供的勞動成比例的；平等就在於以同壹尺度——勞動——來計量。
但是，壹個人在體力或智力上勝過另壹個人，因此在同壹時間內提供較多的勞動，或者能夠勞動較長的時間；而勞動，要當做尺度來用，就必須按照它的時間或強度來確定，不然它就不成其為尺度了。這種平等的權利，對不同等的勞動來說是不平等的權利。它不承認任何階級差別，因為每個人都像其他人壹樣只是勞動者；但是它默認，勞動者的不同等的個人天賦，從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權；所以就它的內容來講，它像壹切權利壹樣是壹種不平等的權利。權利，就它的本性來講，只在於使用同壹尺度；但是不同等的個人(而如果他們不是不同等的，他們就不成其為不同的個人)要用同壹尺度去計量，就只有從同壹個角度去看待他們，從壹個特定的方面去對待他們，例如在現在所講的這個場合，把他們只當做勞動者，再不把他們看做別的什麼，把其他壹切都撇開了。其次，壹個勞動者已經結婚，另壹個則沒有；壹個勞動者的子女較多，另壹個的子女較少，如此等等。因此，在提供的勞動相同，從而由社會消費基金中分得的份額相同的條件下，某壹個人事實上所得到的比另壹個人多些，也就比另壹個人富些，如此等等。要避免所有這些弊病，權利就不應當是平等的，而應當是不平等的。
但是這些弊病，在經過長久陣痛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產生出來的共產主義社會第壹階段，是不可避免的。權利決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
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大約1875年4月底—5月7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432—435頁。
工人作為聯合體是他們自己的資本家，也就是說，他們利用生產資料來使他們自己的勞動增值。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發表於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499頁。
資本主義的占有方式，即產品起初奴役生產者而後又奴役占有者的占有方式，就讓位於那種以現代生產資料的本性為基礎的產品占有方式:壹方面由社會直接占有，作為維持和擴大生產的資料，另壹方面由個人直接占有，作為生活資料和享受資料。
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
年1月—3月上半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1頁。
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二階段
在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在迫使個人奴隸般地服從分工的情形已經消失，從而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也隨之消失之後；在勞動已經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壹需要之後；在隨著個人的全面發展，他們的[24]生產力也增長起來，而集體財富的壹切源泉都充分湧流之後，——只有在那個時候，才能完全超出資產階級權利的狹隘眼界，社會才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大約1875年4月底—5月7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435—436頁。
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壹個聯合體，在那裏，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壹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頁。
設想有壹個自由人聯合體，他們用公共的生產資料進行勞動，並且自覺地把他們許多個人勞動力當做壹個社會勞動力來使用。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96頁。
只有當社會生活過程即物質生產過程的形態，作為自由聯合的人的產物，處於人的有意識有計劃的控制之下的時候，它才會把自己的神秘的紗幕揭掉。但是，這需要有壹定的社會物質基礎或壹系列物質生存條件，而這些條件本身又是長期的、痛苦的發展史的自然產物。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97頁。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3-1-20 17:27:29
民族
壹)民族是歷史地形成的。民族內部結構和民族關系決定於各民族生產力、分工和交往關系的發展水平
各民族之間的相互關系取決於每壹個民族的生產力、分工和內部交往的發展程度。這個原理是公認的。然而不僅壹個民族與其他民族的關系，而且這個民族本身的整個內部結構也取決於自己的生產以及自己內部和外部的交往的發展程度。壹個民族的生產力發展的水平，最明顯地表現於該民族分工的發展程度。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0頁。
所有的征服有三種可能。征服民族把自己的生產方式強加於被征服的民族(例如，英國人本世紀在愛爾蘭所做的，部分地在印度所做的) ；或者是征服民族讓舊生產方式維持下去，自己滿足於征收貢賦(如土耳其人和羅馬人) ；或者是發生壹種相互作用，產生壹種新的、綜合的東西(日耳曼人的征服中壹部分就是這樣)。在所有的情況下，生產方式，不論是征服民族的，被征服民族的，還是兩者混合形成的，總是決定新出現的分配。因此，雖然這種分配對於新的生產時期表現為前提，但它本身又是生產的產物，不僅是壹般歷史生產的產物，而且是壹定歷史生產的產物。
馬克思:《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摘選》導言( 1857年8月下旬)，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1頁。
相繼入侵印度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韃靼人和莫臥兒人，不久就被印度化了，——野蠻的征服者，按照壹條永恒的歷史規律，本身被他們所征服的臣民的較高文明所征服。不列顛人是第壹批文明程度高於印度因而不受印度文明影響的征服者。他們破壞了本地的公社，摧毀了本地的工業，夷平了本地社會中偉大和崇高的壹切，從而摧毀了印度的文明。
馬克思:《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 1853年7月22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86頁。
二)私有制和剝削階級的存在是民族壓迫和民族沖突的根源
舊社會中身居高位的人物和統治階級只有靠民族鬥爭和民族矛盾才能繼續執掌政權和剝削從事生產勞動的人民群眾，很自然，他們都把國際工人協會看作自己共向的敵人。
馬克思:《馬克思致保·拉法格》
年3月23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198頁。
自古以來，壹切統治者及其外交家玩弄手腕和進行活動的目的可以歸結為壹點:為了延長專制政權的壽命，唆使各民族互相殘殺，利用壹個民族壓迫另壹個民族。
恩格斯:《德國的對外政策》( 1848年7月2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月第1版，第177頁。
資產階級的沙文主義只不過是最大的虛榮，它給資產階級的種種蠻橫要求罩上壹件民族的外衣。沙文主義是借助常備軍來使國際鬥爭永久化的手段，是用挑撥本國的生產者反對另壹國生產者弟兄的辦法以壓服本國生產者的手段，是阻撓工人階級的國際合作的手段，而這種合作是工人階級解放的首要條件。
馬克思:《法蘭西內戰［初稿］》( 1871年4月中—5月上半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10頁。
壹個民族當它還在壓迫其他民族的時候，是不可能獲得自由的。因此，只要波蘭沒有從德國人壓迫下解放出來，德國就不可能獲得解放。
恩格斯:《關於波蘭的演說》( 1847年12月9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696頁。
壓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獲得解放的。它用來壓迫其他民族的力量，最後總是要反過來反對它自己的。只要俄國兵士還侵占著波蘭，俄國人民就既不能獲得政治解放，也不能獲得社會解放。
恩格斯:《流亡者文獻》( 1874年5月—1875年4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355頁。
人對人的剝削壹消滅，民族對民族的剝削就會隨之消滅。
民族內部的階級對立壹消失，民族之間的敵對關系就會隨之消失。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0頁。
要使各國真正聯合起來，它們就必須有壹致的利益，要使它們利益壹致，就必須消滅現存的所有制關系，因為現存的所有制關系是壹些國家剝削另壹些國家的條件；消滅現存的所有制關系只符合工人階級的利益。也只有工人階級有辦法做到這壹點。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勝利也就是對民族沖突和工業沖突的勝利，這些沖突在目前使各國互相敵視。因此，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勝利同時就是壹切被壓迫民族獲得解放的信號。
馬克思:《關於波蘭的演說》( 1847年12月9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694—695頁。
按照公有制原則結合起來的各個民族的民族特點，由於這種結合而必然融合在壹起，從而也就自行消失，正如各種不同的等級差別和階級差別由於廢除了它們的基礎——私有制——而消失壹樣。
恩格斯:《共產主義信條草案》( 1847年6月9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月第1版，第380頁。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3-1-20 17:2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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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發展的動力。人民群眾和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
壹)最後動力。直接動力。合力
結果就是:生產力——財富壹般——從趨勢和可能性來看的普遍發展成了基礎，同樣，交往的普遍性，從而世界市場成了基礎。這種基礎是個人全面發展的可能性，而個人從這個基礎出發的實際發展是對這壹發展的限制的不斷揚棄，這種限制被意識到是限制，而不是被當做神聖的界限。個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設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現實聯系和觀念聯系的全面性。由此而來的是把他自己的歷史作為過程來理解，把對自然界的認識(這也作為支配自然界的實踐力量而存在著)當做對他自己的現實軀體的認識。發展過程本身被設定為並且被意識到是這個過程的前提。但是，要達到這點，首先必須使生產力的充分發展成為生產條件，不是使壹定的生產條件表現為生產力發展的界限。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選》(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71—172頁。
如果說在16世紀，部分地說直到17世紀，商業的突然擴大和新世界市場的形成，對舊生產方式的衰落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勃興，產生過壓倒壹切的影響，那麼，這種情況反過來是在已經形成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上發生的。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發表於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371頁。
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隱藏在——自覺地或不自覺地， 而且往往是不自覺地——歷史人物
的動機背後並且構成歷史的真正的最後動力的動力， 那麼問題涉及的， 與其說是個別人
物， 即使是非常傑出的人物的動機， 不如說是使廣大群眾、 使整個整個的民族， 並且在每
壹民族中間又是使整個整個階級行動起來的動機； 而且也不是短暫的爆發和轉瞬即逝的火
光， 而是持久的、 引起重大歷史變遷的行動。 探討那些作為自覺的動機明顯地或不明顯
地， 直接地或以意識形態的形式， 甚至以被神聖化的形式反映在行動著的群眾及其領袖即
所謂偉大人物的頭腦中的動因——這是能夠引導我們去探索那些在整個歷史中以及個別時
期和個別國家的歷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規律的唯壹途徑。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年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04頁。
因此，在現代歷史中至少已經證明，壹切政治鬥爭都是階級鬥爭，而壹切爭取解放的階級鬥爭，盡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因為壹切階級鬥爭都是政治鬥爭)，歸根到底都是圍繞著經濟解放進行的。因此，至少在這裏，國家、政治制度是從屬的東西，而市民社會、經濟關系的領域是決定性的因素。從傳統的觀點看來(這種觀點也是黑格爾所尊崇的)，國家是決定的因素，市民社會是被國家決定的因素。表面現象是同這種看法相符合的。就單個人來說，他的行動的壹切動力，都壹定要通過他的頭腦，壹定要轉變為他的意誌的動機，才能使他行動起來，同樣，市民社會的壹切要求(不管當時是哪壹個階級統治著)，也壹定要通過國家的意誌，才能以法律形式取得普遍效力。這是問題的形式方面，這方面是不言而喻的；不過要問壹下，這個僅僅是形式上的意誌(不論是單個人的或國家的)有什麼內容呢?這壹內容是從哪裏來的呢?為什麼人們所期望的正是這個而不是別的呢在尋求這個問題的答案時，我們就發現，在現代歷史中，國家的意誌總的說來是由市民社會的不斷變化的需要，是由某個階級的優勢地位，歸根到底，是由生產力和交換關系的發展決定的。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年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06頁。
至於我們，那麼，根據我們的全部經歷，擺在我們面前的只有壹條路。將近40年來，我們壹貫強調階級鬥爭，認為它是歷史的直接動力，特別是壹貫強調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認為它是現代社會變革的巨大杠桿；所以我們決不能和那些想把這個階級鬥爭從運動中勾銷的人們壹道走。
馬克思和恩格斯:《給奧·倍倍爾、威·李蔔克內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 1879年9月16—18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84頁。
自從階級對立產生以來，正是人的惡劣的情欲——貪欲和權勢欲成了歷史發展的杠桿，關於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資產階級的歷史就是壹個獨壹無二的持續不斷的證明。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年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91頁。
當某壹個國家內部的國家權力同它的經濟發展處於對立地位的時候，——直到現在，幾乎壹切政治權力在壹定的發展階段上都是這樣，——鬥爭每次總是以政治權力被推翻而告終。經濟發展總是毫無例外地和無情地為自己開辟道路，最近這方面最顯著的例子，就是我們已經提到的法國大革命。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91頁。
年的革命，同它以前的許多次革命壹樣，有著奇特的命運。正是那些把這次革命鎮壓下去的人，如卡爾·馬克思常說的，變成了它的遺囑執行人。路易—拿破侖不得不建立獨立而統壹的意大利，俾斯麥不得不在德國實行某種根本的改革，不得不恢復匈牙利的某種程度的獨立，而英國的工廠主們也沒有任何更好的辦法，只有賦予人民憲章以法律效力。
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1892年德文第2版序言( 1892年7月21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74頁。
不同階級的這種聯合，雖然在某種程度上向來是壹切革命的必要條件，卻不能持久，壹切革命的命運都是如此。當戰勝共同的敵人之後，戰勝者之間就要分成不同的營壘，彼此兵戎相見。正是舊的復雜的社會機體中階級對抗的這種迅速而劇烈的發展，使革命成為社會進步和政治進步的強大推動力；正是新的黨派的這種不斷的迅速成長，壹個接替壹個掌握政權，使壹個民族在這種劇烈的動蕩時期5年就走完在普通環境下100年還走不完的途程。
恩格斯:《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 1851年8月17日—1852年9月23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83頁。
無論為了使這種共產主義意識普遍地產生還是為了實現事業本身，使人們普遍地發生變化是必需的，這種變化只有在實際運動中，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實現；因此，革命之所以必需，不僅是因為沒有任何其他的辦法能夠推翻統治階級，而且還因為推翻統治階級的那個階級，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拋掉自己身上的壹切陳舊的骯臟東西，才能勝任重建社會的工作。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43頁。
但是最容易理解的語言是農民階級在行使選舉權時所獲得的經驗本身，是農民階級在革命的急劇發展進程中接連遭到的失望。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
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 1849年底—1850年3月底和1850年10月—11月1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61頁。
原始積累的不同因素，多少是按時間順序特別分配在西班牙、葡萄牙、荷蘭、法國和英國。在英國，這些因素在17世紀末系統地綜合為殖民制度、國債制度、現代稅收制度和保護關稅制度。這些方法壹部分是以最殘酷的暴力為基礎，例如殖民制度就是這樣。但所有這些方法都利用國家權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組織的社會暴力，來大力促進從封建生產方式向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轉化過程，縮短過渡時間。暴力是每壹個孕育著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婆。暴力本身就是壹種經濟力。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61頁。
歷史是這樣創造的: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誌的相互沖突中產生出來的，而其中每壹個意誌，又是由於許多特殊的生活條件，才成為它所成為的那樣。這樣就有無數互相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由此就產生出壹個合力，即歷史結果，而這個結果又可以看做壹個作為整體的、不自覺地和不自主地起著作用的力量的產物。因為任何壹個人的願望都會受到任何另壹個人的妨礙，而最後出現的結果就是誰都沒有希望過的事物。所以到目前為止的歷史總是像壹種自然過程壹樣地進行，而且實質上也是服從於同壹運動規律的。但是，各個人的意誌——其中的每壹個都希望得到他的體質和外部的、歸根到底是經濟的情況(或是他個人的，或是壹般社會性的)使他向往的東西——雖然都達不到自己的願望，而是融合為壹個總的平均數，壹個總的合力，然而從這壹事實中決不應作出結論說，這些意誌等於零。相反，每個意誌都對合力有所貢獻，因而是包括在這個合力裏面的。
恩格斯:《恩格斯致約瑟夫·布洛赫》( 1890年9月21—22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92—593頁。
我們把經濟條件看做歸根到底制約著歷史發展的東西。……政治、法、哲學、宗教、文學、藝術等的發展是以經濟發展為基礎的。但是，它們又都互相作用並對經濟基礎發生作用。這並不是說，只有經濟狀況才是原因，才是積極的，其余壹切都不過是消極的結果。而是說，這是在歸根到底不斷為自己開辟道路的經濟必然性的基礎上的相互作用。例如，國家就是通過保護關稅、自由貿易、好的或者壞的財政制度發生作用的，甚至德國庸人的那種從1648—1830年德國經濟的可憐狀況中產生的致命的疲憊和軟弱(最初表現為虔誠主義，爾後表現為多愁善感和對諸侯貴族的奴顏婢膝)，也不是沒有對經濟起過作用。這曾是重新振興的最大障礙之壹，而這壹障礙只是由於革命戰爭和拿破侖戰爭把慢性的窮困變成了急性的窮困才動搖了。所以，並不像人們有時不加思考地想象的那樣是經濟狀況自動發生作用，而是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他們是在既定的、制約著他們的環境中，是在現有的現實關系的基礎上進行創造的，在這些現實關系中，經濟關系不管受到其他關系——政治的和意識形態的——多大影響，歸根到底還是具有決定意義的，它構成壹條貫穿始終的、唯壹有助於理解的紅線。
恩格斯:《恩格斯致瓦爾特·博爾吉烏斯》( 1894年1月25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68頁。
作者: 傑瑞米柯賓 时间: 2023-1-20 17:29:48
二)最後動力、直接動力和合力怎樣促成了西歐封建社會解體
當居於統治地位的封建貴族的瘋狂爭鬥的喧囂充塞著中世紀的時候，被壓迫階級的靜悄悄的勞動卻在破壞著整個西歐的封建制度，造成封建主的地位日益削弱的局面。固然，在農村裏貴族老爺們還是作威作福，……但是，周圍已經興起了城市:……在這些城墻和城壕的後面，發展了中世紀的手工業(十足行會的和小規模的)，積累起最初的資本，產生了城市相互之間和城市與外界之間商業來往的需要，而與此同時，也逐漸產生了保護商業來往的手段。
在15世紀，城市市民在社會中已經比封建貴族更為不可或缺。誠然，農業仍舊是廣大居民的營生，因而是主要的生產部門。……貴族越來越成為多余並且阻礙著發展，而城市市民卻成為體現著進壹步發展生產、貿易、教育、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階級了。
……但是不管手工業以及經營手工業的市民多麼弱小，多麼受限制，他們還是有足夠的力量來變革封建社會；他們至少壹直在前進，而貴族卻是停滯不動的。
……
現在所有這壹切都完全改變了。貨幣重新成為普遍的交換手段，因而貨幣量大大增加。貴族沒有貨幣也不行了。但是，因為他們很少有或者說沒有東西可賣，再加上這時掠奪也完全不再那麼容易，所以他們不得不決定向城市的高利貸者借貸。騎士的城堡在被新式火炮轟開以前很久，就已經被貨幣破壞了。實際上，火藥可以說只是為貨幣服務的法警而已。貨幣是市民階級的巨大的政治平衡器。凡是在貨幣關系排擠了人身關系、貨幣貢賦排擠了實物貢賦的地方，封建關系就讓位於資產階級關系。雖然在大多數情況下農村中繼續存在著古老樸拙的自然經濟，但是已經有整個地區，例如在荷蘭、比利時和下萊茵，農民都向主人繳納貨幣，而不是徭役租和實物租了；在那裏，主與奴在向地主與佃農的過渡中已經邁出了決定性的第壹步，因而封建主義的政治制度在農村中也喪失了它的社會基礎。
在15世紀末， 貨幣已經把封建制度破壞和從內部侵蝕到何等程度， 從西歐在這壹時期
被黃金熱所迷這壹點看得很清楚。 ……這種到遠方去冒險尋找黃金的渴望， 雖然最初是以
封建和半封建形式實現的， 但是從本質上來說已經與封建主義不相容了， ……
因此， 在15世紀時， 封建制度在整個西歐都處於十分衰敗的狀態。 在封建地區中， 到
處都楔入了有反封建的要求、 有自己的法和武裝的市民的城市； 它們通過貨幣， 已經在壹
定程度上使封建主在社會方面甚至有的地方在政治方面從屬於自己； ……無論是城市或農
村， 到處都增加了這樣的居民， 他們首先要求結束連綿不斷毫無意義的戰爭， 停止那種總
是引起內戰——甚至當外敵盤踞國土時還在內戰——的封建主之間的爭鬥， 結束那種不間
斷地延續了整個中世紀的、 毫無目的的破壞狀態。 這些居民本身還過於軟弱， 不能實現自
己的願望， 所以就向整個封建制度的首腦即王權尋求有力的支持。 在這裏， 我們就從探討
社會關系進入探討國家關系， 從經濟方面轉到政治方面來了。
……
在這種普遍的混亂狀態中， 王權是進步的因素， 這壹點是十分清楚的。 王權在混亂中
代表著秩序， 代表著正在形成的民族( Nation)而與分裂成叛亂的各附庸國的狀態對抗。
在封建主義表層下形成的壹切革命因素都依賴王權， 正像王權依賴他們壹樣。 ……
在封建主義表層下形成的壹切革命因素都依賴王權，正像王權依賴他們壹樣。……無論國王或市民，都從新興的法學家等級中找到了強大的支持。隨著羅馬法被重新發現，教士即封建時代的法律顧問和非宗教界的法學家之間出現了分工。不言而喻，這批新的法學家壹開始在實質上就屬於市民等級；而且，他們本身所學的、所教的和所應用的法律，按其性質來說實質上也是反封建的，在某些方面還是市民階級的。羅馬法是純粹私有制占統治的社會的生活條件和沖突的十分經典性的法律表現，以致壹切後來的立法都不能對它做任何實質性的修改。……
……
我們已經看到，在中世紀後期的社會中，封建貴族是怎樣在經濟方面開始成為多余，甚至成為障礙；它是怎樣在政治上也已阻礙城市的發展，阻礙當時只有在君主制形式中才有可能存在的民族國家的發展。盡管如此，還是有壹種情況在維持著封建貴族:直到此時為止他們仍然保持著軍事上的壟斷地位，沒有他們就不能進行戰爭，壹仗也不能打。這種局面也必須改變，應該采取最後步驟向封建貴族表明:他們統治社會和國家的時期結束了，他們的騎士身份再也沒有用了，即使在戰場上也是如此。
……從14世紀初起，國王們就力圖擺脫這種封建軍隊，建立自己的軍隊。……同時，在城市和在自由農民中間(在還保留著自由農民或重新出現自由農民的地方)，形成了建立能征善戰的步兵的基本條件。……
……
後來，同樣在14世紀，阿拉伯人把火藥和大炮經過西班牙傳到了歐洲。……重炮卻已經多次打穿騎士城堡的無掩蔽的石墻，向封建貴族宣告:他們的統治隨著火藥的出現而告終了。
印刷術的推廣，古代文獻研究的復興，從1450年起日益強大和日益普遍的整個文化運動，所有這壹切都有利於市民階級和王權反對封建制度的鬥爭。
所有這些原因的共同作用(由於這些原因日益增強的、越來越朝同壹方向發展的相互影響，這種共同作用也逐年增強)，在15世紀下半葉就決定了對封建制度的勝利，盡管這還不是市民階級的勝利，而是王權的勝利。
恩格斯:《論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國家的產生》( 1884年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15—224頁。
三)勞動大眾的態度決定歷史的結局。得到勞動大眾擁戴或認可的領袖人物能在歷史創造中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
歷史活動是群眾的活動，隨著歷史活動的深入，必將是群眾隊伍的擴大。在批判的歷史中，事情當然必定是以另壹種方式發生的，批判的歷史認為，在歷史活動中重要的不是行動著的群眾，不是經驗的活動，也不是這壹活動的經驗的利益，相反，“在這些活動中”，“重要的”僅僅是“壹種思想”。
馬克思和恩格斯:《神聖家族，或對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 1844年9—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87頁。
在群眾以外的進步之敵恰恰是獨立存在的、具有自己的生命的、群眾的自輕自賤、自暴自棄和自彝饣漠a物。所以，群眾用反對他們的自輕自賤的獨立存在的產物的辦法來反對他們本身的缺點，就像壹個人用反對上帝存在的辦法來反對他自己的宗教熱忱壹樣。但是，因為群眾的這些實際的自我外化以外在的方式存在於現實世界中，所以群眾必須同時以外在的方式同它們進行鬥爭。群眾決不會把自己的自我外化的這些產物僅僅看做觀念的幻影，看做自我意識的單純的外化，同時也不想通過純粹內在的唯靈論的活動來消滅物質的外化。早在1789年路斯達洛編輯的刊物上就有過這樣的警句“偉人們在我們看來顯得偉大，
只是因為我們跪著。
讓我們站起來吧!”
但是，要想站起來，僅僅在思想中站起來，而讓用思想所無法擺脫的那種現實的、感性的枷鎖依然套在現實的、感性的頭上，那是不夠的。可是，絕對的批判從黑格爾的《現象學》中至少學會了這樣壹種技藝，即把存在於我身外的現實的、客觀的鏈條轉變成純觀念的，純主觀的、只存在幹我身內的鏈條，因而也就把壹切外在的感性的鬥爭都轉變成純粹的思想鬥爭。
馬克思和恩格斯:《神聖家族，或對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 1844年9—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88頁。
被壓迫階級的存在就是每壹個以階級對抗為基礎的社會的必要條件。因此，被壓迫階級的解放必然意味著新社會的建立。要使被壓迫階級能夠解放自己，就必須使既得的生產力和現存的社會關系不再能夠繼續並存。在壹切生產工具中，最強大的壹種生產力是革命階級本身。革命因素之組成為階級，是以舊社會的懷抱中所能產生的全部生產力的存在為前提的。
馬克思:《哲學的貧困》( 1847年上半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655頁。
在兩分鐘之內這個天才的頭腦就停止了思考，而這正是發生在醫生們給了我們最大的希望的時候。這個人(指馬克思——編者註)在理論方面，而且在壹切緊要關頭也在實踐方面，對我們究竟有多麼大的意義，這只有同他經常在壹起的人才能想象得出。他的廣闊的眼界將同他壹起長久地從舞臺上消逝。這種眼界是我們其余的人所達不到的。運動必將沿著自己的道路發展下去，但是已經缺少那種沉著的、及時的、深思熟慮的指導了，這種指導到現在為止曾多次使它避免在歧路上長期徘徊。
恩格斯:《恩格斯致威廉·李蔔克內西》( 1883年3月14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00—501頁。
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到現在為止，他們並不是按照共同的意誌，根據壹個共同的計劃，甚至不是在壹個有明確界限的既定社會內來創造自己的歷史。他們的意向是相互交錯的，正因為如此，在所有這樣的社會裏，都是那種以偶然性為其補充和表現形式的必然性占統治地位。在這裏通過各種偶然性來為自己開辟道路的必然性，歸根到底仍然是經濟的必然性。這裏我們就來談談所謂偉大人物問題。恰巧某個偉大人物在壹定時間出現於某壹國家，這當然純粹是壹種偶然現象。但是，如果我們把這個人去掉，那時就會需要有另外壹個人來代替他，並且這個代替者是會出現的，不論好壹些或差壹些，但是最終總是會出現的。恰巧拿破侖這個科西嘉人做了被本身的戰爭弄得精疲力竭的法蘭西共和國所需要的軍事獨裁者，這是個偶然現象。但是，假如沒有拿破侖這個人，他的角色就會由另壹個人來扮演。這壹點可以由下面的事實來證明:每當需要有這樣壹個人的時候，他就會出現，如愷撒、奧古斯都、克倫威爾等等。如果說馬克思發現了唯物史觀，那麼梯葉裏、米涅、基佐以及1850年以前英國所有的歷史編纂學家則表明，人們已經在這方面作過努力，而摩爾根對於同壹觀點的發現表明，發現這壹觀點的時機已經成熟了，這壹觀點必定被發現。
恩格斯:《恩格斯致瓦爾特·博爾吉烏斯》( 1894年1月25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69頁。
這是人類以往從來沒有經歷過的壹次最偉大的、進步的變革，是壹個需要巨人並且產生了巨人的時代，那是壹些在思維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藝和學識淵博方面的巨人。給資產階級的現代統治打下基礎的人物，決沒有市民局限性。相反，這些人物都不同程度地體現了那種勇於冒險的時代特征。那時，幾乎沒有壹個著名人物不曾作過長途的旅行，不會說四五種語言，不在好幾個專業上放射出光芒。萊奧納多·達·芬奇不僅是大畫家，而且也是大數學家、力學家和工程師，他在物理學的各種不同分支中都有重要的發現。阿爾布雷希特·丟勒是畫家、銅版雕刻家、雕塑家、建築師，此外還發明了壹種築城學體系，這種築城學體系已經包含了壹些在很久以後又被蒙塔朗貝爾和近代德國築城學采用的觀念。馬基雅弗利是政治家、歷史編纂學家、詩人，同時又是第壹個值得壹提的近代軍事著作家。路德不但清掃了教會這個奧吉亞斯的牛圈，而且也清掃了德國語言這個奧吉亞斯的牛圈，創造了現代德國散文，並且創作了成為16世紀《馬賽曲》的充滿勝利信心的贊美詩的詞和曲。那個時代的英雄們還沒有成為分工的奴隸，而分工所產生的限制人的、使人片面化的影響，在他們的後繼者那裏我們是常常見到的。而尤其突出的是，他們幾乎全都置身於時代運動中，在實際鬥爭中意氣風發，站在這壹方面或那壹方面進行鬥爭，有人用舌和筆，有人用劍，有些人則兩者並用。因此他們具有成為全面的人的那種性格上的豐富和力量。書齋裏的學者是例外:他們不是二流或三流的人物，就是唯恐燒著自己手指的小心翼翼的庸人。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 1873—1882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409—410頁。
意大利是典型之邦。自從現代世界的曙光在那裏升起的那個偉大時代以來，它產生過許多偉大人物，從但丁到加裏波第，他們是無與倫比的完美的典型。
恩格斯:《資本論》第3卷序言( 1894年10月4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24頁。
能最清楚地說明需要權威，而且是需要專斷的權威的，要算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了。那裏，在危急關頭，大家的生命能否得救，就要看所有的人能否立即絕對服從壹個人的意誌。
如果我拿這種論據來反對最頑固的反權威主義者，那他們就只能給我如下的回答:“是的!這是對的，但是這裏所說的並不是我們賦予我們的代表以某種權威，而是某種委托。”這些先生以為，只要改變壹下某壹事物的名稱，就可以改變這壹事物本身。
這些深奧的思想家，簡直是拿世界開玩笑。
這樣，我們看到，壹方面是壹定的權威，不管它是怎樣形成的，另壹方面是壹定的服從，這兩者都是我們不得不接受的，而不管社會組織以及生產和產品流通賴以進行的物質條件是怎樣的。
恩格斯:《論權威》( 1872年10月—1873年3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33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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