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天下大乱。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加紧争夺霸权,妄图阻挡历史潮流的前进。正如元旦社论所指出的:苏修美帝争夺世界霸权愈演愈烈,整个世界很不安宁。
苏修美帝争霸,是由它们的经济基础和掠夺本性所决定的。列宁指出:“帝国主义就其经济本质来说,是垄断资本主义”,并以无可争辩的大量事实,证明了帝国主义的五大经济特征。即:一、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的高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二、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融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三、与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四、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五、最大资本主义列强已把世界上的领土分割完毕。在这五大特征中,最基本的最重要的特征是垄断。正由于垄断的发展,不仅在工业中而且在银行业中的垄断资本互相渗透和结合起来,成为一种既控制工业又控制银行的金融资本,一小撮掌握金融资本的金融寡头,成为整个国家经济和政治生活的主宰;也正由于垄断的发展,国内有利可图的部门已被垄断了,“过剩”的资本便向国外输出,以剥削和掠夺其他国家的人民,获得高额的垄断利润。由于资本的输出和向外掠夺,帝国主义各国的垄断组织必然要结成国际的垄断同盟,并用政治、经济和军事的种种手段占领殖民地,划分势力范围,瓜分世界领土。列宁指出,资本家瓜分世界,是“因为集中已经达到这样的阶段,使他们不得不走上这条获取利润的道路”。这样,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争夺销售市场、原料产地以及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斗争就空前激化。在激烈的角逐中,为了避免失败的命运,彼此都想方设法打败对手,征服别国,争夺世界霸权。“世界霸权’是帝国主义政策的内容,这种政策的继续便是帝国主义战争。”这就是列宁分析过的帝国主义之所以必然发动战争的深刻的经济根源。
列宁还指出,帝国主义“瓜分世界,是‘按资本’‘按实力’来瓜分的”。一旦帝国主义的经济、金融、军事等方面的实力发生变化,就要求重新瓜分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以巨大的经济、军事优势爬上了资本主义世界霸主的地位。但是,“它的强大,只是表面的暂时的”。美帝国主义很快就从顶峰上跌落下来;然而它又不甘心当“二等角色”,总是力图维护其霸主地位和既得利益。与此同时,苏修叛徒集团自60年代起,加快了向社会帝国主义演变步伐。苏修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利用他们所控制的国家政权,把社会主义所有制变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所有制。对内加紧剥削本国劳动人民,对外在“援助”的幌子下,通过军火输出和不平等贸易,掠夺世界资源,争夺销售市场,以攫取最大限度的垄断利润。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和掠夺本性,决定了它必然要实行国民经济军事化,加紧扩军备战,进行疯狂的侵略扩张,推行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参加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的行列。社会帝国主义和老牌的资本帝国主义毫无二致。目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正与美帝国主义掠夺世界、互相争斗、互相厮杀。这就形成了苏美争霸的局面。
苏修美帝争霸,是国际局势紧张的根源。它们争夺到那里,那里就会出现动乱。中东局势的紧张,南亚次大陆的纷争,波斯湾的动荡,地中海和印度洋的风云。它们的明争暗斗遍及了全世界,涉及各个领域。从会场、市场到战场,从陆地、海洋到太空,都是他们争夺的场所。
1968年8月21日华沙条约组织的军队进兵布拉格
目前,苏修美帝争夺的重点是欧洲,这是由它们的经济、政治利益决定的。欧洲地处战略的要地。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同时是资本主义的心脏地带,苏美在欧洲都有大量的投资、贸易、贷款等经济利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帝乘西欧国家在战争中遭到削弱的机会,通过政治、军事和经济等方面积极向西欧进行扩张,企图控制整个西欧。美帝与苏修争霸,必须确保欧洲既得的利益。它的总统尼克松就说过:美国“脱离不了欧洲,就如脱离不了阿拉斯加一样。”基辛格也说:欧洲是“通向欧亚大陆的门户,失去欧洲,中东就会步其后尘,非洲也将会发生巨变”,“世界力量的均势取决于美国是否使欧洲的物力和人力不落到一个侵略者手中”。欧洲对苏修来说是处于“水陆门户”的地位,苏修同美国一样,都把欧洲作为自己的“全球战略”重点。勃列日涅夫曾宣称:“这些年来,欧洲一直是我们对外积极活动的极重要的方面之一”。目前,欧洲是美苏两大军事集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直接对峙的地区。苏美两霸利用这种局面,既拼命控制自己的盟国,又互相挖对方的墙角。西欧是当前美国最大的海外投资场所和出口市场,也是它的主要盟国所在地,是战略的前哨。美国在欧洲的兵力共二十八点九万人,飞机约八百架。东欧则是苏修的势力范围,它对东欧的一些国家实行政治经济控制和军事干涉。在战略上是苏修的西部屏障。苏修在欧洲本土和东欧的兵力共二百四十万人,飞机约一万一千架。美帝苏修不断举行针对对方的军事演习,使欧洲长期处在紧张的对峙之中。
北约峰会 资料图
中东也是苏修美帝争夺的一个热点地区。苏修同美帝激烈地争夺中东,不是偶然的。中东扼亚、非、欧的汇合点,不仅战略地位非常重要,而且那里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它的石油蕴藏量占资本主义世界总蕴藏量的三分之二。中东的石油不仅产量高,而且成本低。因而这个地区历来都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夺的一块肥肉。第二次大战后,美帝国主义逐渐成为中东的霸主。美国垄断统治集团毫不讳言地宣称:“中东对美国和亚欧是极关重要的,它不仅因为有石油,而且因为它是非洲的门户和地中海的门户。它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基石。”苏修对中东早已垂涎三尺,把中东看作他们同美帝争夺世界霸权的重要一环。五十年代中期,苏修的侵略魔爪开始伸向中东。一九六七年“六五”战争后,苏修乘人之危,打着“援助”和“友谊”的幌子大举向中东渗透扩张,在中东搜取海军基地并在地中海建立一支常驻的苏修舰队,一方面向地中海西部地区扩张,同波罗的海舰队和北海舰队相呼应,力图形成对欧洲的钳形包围,另一方面加紧向中东和地中海同波斯湾扩张,并同美帝争夺印度洋。石油资源是苏美争夺的重要目标。近年来,苏修先后同一些阿拉伯国家签订了石油、天然气的协定,大搞以“军火换石油”“机器换石油”的买卖,并取得了一些国家的石油勘探和开采权。苏修企图控制中东石油,就是为了增强他们同美帝在西欧争夺的地位,并削弱美帝的争霸实力。目前,两霸在中东的“不战不和”的丑恶表演,充分暴露了它们是既勾结,又争夺,闹得整个中东地区很不安宁。
苏美两家的争霸,有时是凶相毕露,有时则给人以假象,而将其真相隐蔽起来。苏修明明是一心要取代美帝称霸世界,却千方百计地掩盖他们之间的矛盾,否认两霸的争夺。这一点连美国的头面人物也公开承认“苏联和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在世界上许多地方不分彼此相撞”,它们是“政治和军事上的竞争者”。苏美两霸的竞争愈演愈烈,它们的本性是改变不了的。去年六月,苏修的头目勃列日涅夫窜到白宫和尼克松炮制了一大堆名曰:“友好合作”“防止核战争”“限制”和“裁减”核武器的协定。但墨迹未干,苏修便进一步加紧试制多弹头和进行地下核试验。美国官方就马上宣称要保持高额的军费来对付苏联的“在缓和的丝绒手套里藏着的铁掌”。去年中东的十月战争,苏美两家互相勾通,出卖阿拉伯人民的利益,在安理会上拼凑了一个联合的停火提案,把一场反侵略战争压下去。但却各怀鬼胎,苏修乘“监督停火”之机,妄图出兵中东,来一个变相的军事占领,美国则针锋相对,命令武装部队处于全球“戒备状态”。看,几天前还坐在一条凳子上密谋,可几天后就挽起袖子,怒目敌视变成了死对头。他们搞的那种所谓国际局势“缓和”的谎言不是已被他们自己行动拆穿了吗?所以他们的争夺是绝对的、长期的;勾结是相对的、暂时的,而勾结是为了更大的争夺。他们之间所达成的某些协议和某种联合,不过是强盗之间生死搏斗的暂时“和解”罢了,在这“和解”的背后正酝酿着一场更大规模的斗争哩!因而在苏美争霸的当前,地球上已有没什么“安全区域”与“和平绿洲”了。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美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这两个超级大国互相勾结、互相争夺、妄图瓜分世界的丑恶面目越来越暴露。它们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境地,被全世界人民彻底埋葬的日子已经不远了。”苏美两霸的争夺,大大激化了当代世界的各种矛盾,激起了世界人民的共同反对,受到第三世界各国的强烈抵抗,引起了西欧和日本的不满。“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出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大好形势。目前,美帝国主义内外交困,日子很不好过。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搞声东击西,野心很大,力量不够,它到处伸手,到处碰壁,面目更加暴露,已经是声名狼藉,处境越来越孤立。总之,它们已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快进博物馆了。”
在当前国内外一片大好形势下,我们一定要认真执行毛主席“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对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特别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对我国发动突然袭击,提高警惕,做好充分准备。我们要永远同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站在一起,把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斗争进行到底!
远航一号 发表于 2023-2-8 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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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毛主席还对柯西金说,我们与你们没有“完 ...
值得一提的是,柯西金的顾问之一的利别尔曼也得到了这场改革的“冠名权”,所以这个给苏联产生深远影响的经济改革也可以被称之为柯西金-利别尔曼改革。
尽管较大规模的“经济实验”在更早时就已经开始了,但必须肯定的是,在1965年10月4日由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发布的《关于完善计划和加强工业生产的经济刺激》指令标志着的柯西金-利别尔曼改革的正式开始。
简短的说,柯西金-利别尔曼改革的最终结果就是延续了赫鲁晓夫改革,使苏联由社会主义经济彻底转变为了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在这里,我们不妨从四个方面来详细的论述这一点:
首先,柯西金-利别尔曼改革使计划彻底倒向立足于价值指标,而实物指标的数量甚至相比于赫鲁晓夫时期都大大减少了。
斯大林经济模式的重要原则就是在制定计划和评估经济建设结果时要以实物指标为决定性因素。
而柯西金-利别尔曼改革开始把计划中的机关和企业工作目标定位在价格指标上,即“总值”(生产总值,以一套称为“工厂方法”的方法进行核算)。
完成能拼凑达到“总值”指标的生产过程是有可能且有利可图的,但在这一过程中自然指标的完成进度却要落后于“总值”。
而其悖论在于,把计划定位在利润上,会造成经济建设耗费的成本大幅增加。
不但如此,这还使得全国范围的企业可以通过不是增加、而是相反地减少经济活动的最终产品来完成计划。
简单的说,追求总产值价值指标会促使企业去不断积累总产值,因而使生产中的耗费不断增加。
其次,从全社会分配收入的形式(通过公共消费基金、降低零售价格)转变为按小团体分配的形式。
柯西金-利别尔曼改革后,工人的货币收入开始同企业利润挂钩,因此在不知不觉中,柯西金-利别尔曼改革使得斯大林时期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有机结合的原则不再起作用了。
并且,在柯西金-利别尔曼改革前,经济效率是通过以整个国民经济中的累计结果为标准来衡量的,而改革后则是以个别企业营收来衡量,这从整体上弱化了整个国家的力量。
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在1965年10月4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的命令已经不再提及将降低成本作为企业运营的计划任务指标了。
(后来由于企业运转过程中出现的严重扭曲,限制成本的指标又被恢复了,但已经面目全非)
再次,小团体利益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部门性,部门性在赫鲁晓夫时期的苏联就已经体现出来,而柯西金-利别尔曼改革又使它更加鲜明。
因为柯西金-利别尔曼改革使工业部门摆脱了很多计划中自然指标的约束,给了它们背后的中央部委以更宽泛的可能性来从事获取自身利益的活动。
因此,归中央部委和下属部委所拥有的基金就这样产生了,基金的数额取决于其所管理工业部门中的企业的财政状况,以及部委官员的“渗透能力”(包括通过上下打点来修改计划以便本部门容易完成,从国家计委、财政部、国家供应委员会获取更多资金和物质资源等等)。
就这样,柯西金-利别尔曼改革后,中央部委和下属部委之间发生了瓜分“全社会共同做大的蛋糕”的隐秘竞争。
以下是相关问题权威学者安东诺夫在分析柯西金-利别尔曼改革使苏联的部门性急剧强化这一问题时作出的结论:
“由经济管理者们支配的国有制不再是统一的,它被在一群中央部委和下设部委‘垄断者’们之间被分割了,又在每个‘垄断者’管辖的企业和机构之间被分割了。每个部门都在警觉地注视,保证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失,以及不让别的部门得了好处。
结果就是从全国利益出发进行任何决策时,都会遭到想维护自身利益的部门的阻挠,这往往会引发巨大的且不必要的浪费。”一安东诺夫
最后,柯西金-利别尔曼改革引入从企业基金中的收费,激化了社会和企业职工集体之间的矛盾。
因为盈利企业的必须把利润上缴预算以满足国家的基本建设和国防基金需求,这就发生了一种奇怪的局面一一基金被从国营企业中抽离了,国营企业不是基金的拥有者而只是使用者。
尤其考虑到事实上的基金拥有者是官僚组成的国家机器,从这里已经可以明显地看到国家资本主义的样子了:
引入这种支付证明了国家与集体关系的改变。以前,企业职工集体是人民的一部分,而生产资料是全民所有制的,因而企业职工自然也就是生产资料所有者,不必为使用生产资料而付钱。
现在发生了企业职工集体必须为使用属于自己的企业基金而付费给官僚国家机器的情况,因此,企业职工们看起来不像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反倒像是付费租用者。
所有制相对于直接生产者发生了一种奇特的‘异化’,让直接生产者与国家之间产生对立。”
一一Архангельская Н. 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ен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СССР в 1960–1980
以上提到的所有都证明,柯西金-利别尔曼改革使苏联开始了从社会主义经济退化成转而为小集团利益服务的决定性转变,产生了国家资本主义的特征。
事实上,柯西金-利别尔曼改革实际上还给“劳动的直接社会性”挖好了坟墓,而这又恰恰是斯大林经济模式运行的重要内核之一:
“人们的劳动的本质特性改变了。当人们是为了全社会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工作计划而劳动时,他们的劳动就具有直接社会性。当一个集体、一个人不再去考虑全社会的共同利益,并且只为了他自己获利而去生产时,他的劳动就不具有直接社会性并且变成了私人劳动。”
一一Архангельская Н. 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ен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СССР в 1960–1980
不但如此,柯西金-利别尔曼改革对斯大林经济模式的破坏还体现在思想领域上。
它使苏联社会上产生了一种消费依赖情绪,这还不是已经形成了的一个人对其他人的剥削关系,而是对这种剥削无意识的渴望。
关于这一点,从企业对利润的追逐从统计数据中就可见一斑:
从1960至1980年国营企业利润增长4.6倍,而工业领域的劳动生产率则下降2.6倍,农业和建设领域下降更多。
一一Сорокин Г. М. Планирование народн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СССР
尽管当时苏联的教科书仍在自欺欺人的继续重复“社会主义社会中唯一的分配原则就是按劳分配”云云。
但当时苏联的现实却是发生了按利润分配,而这两者不但不能兼容,很多时候还会互相排斥。
在一些企业中,从基金中用于劳动的物质激励的支出甚至高过了工资支出。
顺便一提,柯西金-利比尔曼改革结束10年后,又一项“革命性创新”被引入了苏联支付劳动报酬的法规中。
从1931到1979年,企业支付工资的基金是依据工人数量和平均工资计算的,基金的具体数额由国家高层规定。
1979年7月12日出台了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命令,规定改变工资核算方式,从这时起支付的工资将依据产品的售价来计算。
这样一来,用于支付工资的基金的量将不再与企业生产产品所耗费的劳动量挂钩、而是与产品价格挂钩。
这导致了产品价格变动将使基金的量发生变动,企业职工因此普遍会对产品价格的上涨感兴趣,这和他们的利益息息相关。
无一例外,这都在证明着柯西金-利比尔曼改革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领域上对斯大林经济模式的破坏一一资产阶级法权的全面复兴。
而柯西金-利比尔曼改革的结果就是在苏联各个层级的经济计划过程本身也出现了更多新的“特点”,更准确的说,是出现了“有利的计划任务”的表述。
企业开始追求降低计划任务要求,以便自己能轻松完成任务并获得奖励,这样一来还会产生企业在某一年的运营情况比前一年差,但仍然能被视作“完成计划”并获得奖励的情况。
在计划制定完成后去“改计划”也成了生活中的“日常现象”。
事实上在这里已经可以瞥见企业方的游说活动(向直属上级、中央部门提出改计划),以及中央部门和下设部门的游说活动(向国家计委、政府、苏共中央提出修改本工业部门的相关计划)。
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是腐败丛生,因为为了改计划肯定要出点“好处费”,难免要送点“伏特加”之类的“礼品”。
随着时间推移甚至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企业不去在计划周期的初期去改动计划中的指标,而是在计划周期末尾、根据实际生产活动的结果去改动计划的最终指标:
1966-1970年指标完成率是汽车26%,拖拉机40%,纸张和奶酪50%,罐头食品58%,纺织品65%,电力70%,钢铁71%,但苏共在1971年声称十一五计划所有的主要指标都已完成,苏联国家计委每年都要数次调整降低各种计划指标,各单位在纸面上“完成”这些指标。这样的“计划经济”又怎么可能经济发展不停滞呢?
一一罗伯特•C•艾伦《全球经济史》
进一步来看,柯西金-利比尔曼改革后的计划系统还会推动企业不去开发,而是去隐瞒自己提高生产效率和降低成本的潜力。
因为这会使他们更没有压力地“完成”计划。
所以计划中也几乎不再去考虑科技进步的作用,比如说苏联曾有人建议,考虑到转产新型产品特别是机器和设备(A部类)对国民经济效率的影响,应当在计划中引入这类指标。
但这个建议未被采纳,取代它的是各层级都在用的最原始的原则——从“当前达到的”(上一个时期结束时的实际发展结果)出发制定计划。
在1960年代已经出现了能够通过严格计算来完成制定计划过程的电子计算机的背景下,所有这些看起来都是十分奇怪的。
只不过柯西金-利比尔曼改革使苏联经济效率的下降部分地被立足于国际市场原材料价格上涨和石油、金属、木材、黄金出口量的增长所掩盖和弥补:
苏联出口的石油和石油制品从1965年的7570万吨增长到1985年的1亿9350万吨,而换取国际可自由兑换货币的出口量为1965年的3660万吨和1985年的8070万吨。
1965年从石油和石油制品出口中收入6.7亿美元,到1985年就增长了19.2倍,达到128.4亿美元。
除此之外,从1970年代起,天然气的出口量也显著增长,这一时期天然气开采量从每年1277亿立方米增长到6430亿立方米。
事实上所有新开采的黄金也都卖到了国际市场,从1970年至1979年苏联出口了超过2000吨黄金。
一一Green T. The New World of Gold
大多数出口换得的外汇被用于采购食品和居民消费品,苏联开始依赖于自然资源维系生存,勉强维持着勃列日涅夫时期表面的“经济繁荣”。
然而遗憾的是,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繁荣的表面下暗流涌动、积极扩张的影子资本,无情地展现了柯西金-利比尔曼改革的“成果”:
1966-1967年,苏联内务部所属的各级执法部门在45家国营工厂中发现并消灭了地下生产车间,其涉及食品、轻工业和纺织工业、建筑材料生产、加工木材制品等等。
一一Козырев Михаил. Подпольные миллионеры. Вся правда о частном бизнесе в СССР
苏共中央领导层在当时意识到了的柯西金-利比尔曼改革对影子资本发展的“强大力量”并且被吓坏了。
因此名义上,柯西金-利别尔曼改革是在 1965年至1969年期间连续进行的,但实际上在1966年就已经踩下了“刹车”。
之后到来的是一个漫长的、近20年的停滞时期,但是于事无补,在苏联人的生活似乎处于平静的背后,仍然隐藏着地下资本力量不断积累的不引人注目的过程:
在国家监管之外的经济关系助推了非劳动性收入扩张,“非法”生产猖獗,在所有生产领域中未被统计在册的产品的不断增加。
到了1980年代中期,苏联的影子经济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根据一些研究人员的评估,此时苏联居民大约三分之一的服务需求是被影子经济所满足的。
相关问题权威学者的估计证实了这一点:
1980年代初,影子资本所有者每年的收入大约是800亿卢布,与苏联的国家预算收入相比,这笔收入相当于国家预算收入的四分之一。
一一Фома Заморский. Тене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在这里,考虑到某位知友可能会搬出柯西金-利比尔曼改革其实是在“纠正”赫鲁晓夫改革,是“回归”斯大林经济模式的“尝试”云云的话术,不妨多聊一点。
不可否认,从形式上柯西金-利比尔曼改革似乎“解决”了很多赫鲁晓夫改革所扭曲的东西,比如说取消了国民经济委员会,恢复了按工业部门管理的原则,全联盟物质技术供应系统,即苏联国家供应委员会又被重建起来(尽管性质已经截然不同)。
但通过前文的种种论述不难看出,从整体上看,柯西金-利比尔曼改革本质上是从斯大林经济模式滑向了扩大商品-货币关系这个反面。
而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分析集体农庄经济部门的未来前景时,就已经写道:
“当然,将来在两种基本生产成分即国营成分和集体农庄成分由一个包罗一切而有权支配全国一切消费品生产的生产成分来替代的时候,商品流通及其‘货币经济’就会作为国民经济的不必要的因素而趋于消失。
……
但同时这些现象已经在开始妨碍我国生产力的强大发展,因为它们造成一种障碍,妨碍把全部国民经济、特别是农业完全纳入国家计划,如果看不出这点,那就是不可原谅的盲目了。
不容置疑,愈向前去,这些现象就会愈加阻碍我国生产力的进一步增长。
所以,任务就在于,通过把集体农庄所有制逐渐地变成全民所有制的办法,通过以产品交换——也是逐渐地——代替商品流通的办法,来消除这些矛盾。”
一一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可见,斯大林已经指明了斯大林经济模式未来的发展方向,即取缔商品-货币关系。
柯西金-利比尔曼改革恰恰是与斯大林经济模式背道而驰。
综上所述,斯大林经济模式,或者说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于斯大林逝世后,在经历了赫鲁晓夫改革和柯西金-利比尔曼改革后,早已完全蜕变成了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它的失败恰恰证明了脱离了原先的计划经济体系后,在官僚们的簇拥下新诞生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脆弱和无能。
远航一号 发表于 2023-2-8 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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