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中國勞工通訊 寫於 二零二三年
編按：本報告是中國勞工通訊自2011年工人集體行動地圖建立以來，通過案例收集、訪談、整合分析，總結出的近十年的中國工人權利現狀報告。包括工人權利的應有保障、工人權利侵害的發生和侵害發生後的救濟，各相關方尤其是官方工會就保障工人權利的履職問題。基於此我們嘗試探討在中國現有制度下，工人權利保障的有效途徑和方法。
本報告共分三個部分共十壹章：第壹部分為勞工權益和工人集體行動，簡述中國勞工權利被侵犯的現狀和工人的抗爭案例；第二部分為“效益第壹”下避無可避的工傷事故，將集中闡述中國數個行業工傷事故和職業病問題；第三部分為叫醒“躺平”的中國工會，以天津港大爆炸缺少消防員工會和沃爾瑪在中國建立工會兩個事件為主軸，探討中國工會的結構性問題和改革可行性。
2021年1月的壹個霧霾天，陜西鹹陽的壹群罷工出租車司機把車首尾相接停在路邊，展開壹面紅色的橫幅，要求政府整頓營運市場，表示“堅決捍衛產權”。這只是司機們兩年多以來，數次抗爭的壹個瞬間，他們希望結束與當地運輸公司的“霸王條款”，拿到自己這輛出租車的經營管理權。無獨有偶，同壹天在山東德州，工人靜坐示威，抗議壹家國有建築企業拖欠工資。壹名工人在社交平臺上發問：“拖欠農民工工資沒人管嗎？”
中國勞工通訊的“工人集體行動地圖”數據庫自2011年運行以來，到2021年的這十年間，共收錄了14000多起事件。在鹹陽和德州同日發生的這兩起抗議活動，只不過是冰山壹角。發生在各地大大小小的工人集體行動，已經成為近二三十年中國社會的常態。這些事件不斷提醒人們，盡管中國政府不斷出臺政策來提振經濟和改善勞資關系，但工人卻仍然在最基本的權利保障問題上掙紮。
在壹系列有關人權的白皮書中，中國將經濟發展和隨之而來的“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作為“人權全面改善”的證明。這些文件提到勞動者權利方面時無不強調，“中國勞動者享有平等就業和選擇職業的權利、取得勞動報酬的權利、休息休假的權利、獲得勞動安全衛生保護的權利、接受職業技能培訓的權利、享受社會保險和福利的權利、提請勞動爭議處理的權利以及法律規定的其他勞動權利。”
但中國勞工通訊“工人集體行動地圖”上記錄的集體抗議行動又呈現了現實的另壹面，即盡管中國已經實現了經濟增長和現代化，盡管中國的憲法和法律在條文上聲稱保障工人的基本權利，但企業管理方侵犯勞動者權益的行為卻總是有恃無恐。在這壹部分中，我們探討了四個具體行業的勞資糾紛案例，透過這些案例我們看到阻礙勞工權利取得真正和持久進展的四個系統性問題。同時我們也會回顧過去十年來勞資糾紛性質變化的總體趨勢，包括工人集體行動地理分布的變化，以及在數字化驅動的消費市場中，勞動者工作性質的變化。
首先必須說明，中國勞工通訊的集體行動地圖本身並非試圖完整地收錄所有在中國發生的工人集體行動，而且中國政府從2008年以後就停止發布每年的“群體性事件”統計。基於中國曾經發布的壹些集體行動數據統計，我們估計CLB的數據庫所收錄的個案只有實際發生的約5%到10%。此外，我們不能確認所收錄的全部信息的真實性，但是我們基本上有信心確認事件的基本事實如事故發生日期、發生地、工人的訴求等信息都是真實可靠的。
另外，我們搜集的地圖數據也有壹些局限性。例如，關於參與工人的身份特征方面，尤其是性別方面的信息更加難以采集，故而難以為想從相關方面進行勞工研究的人士提供所需信息。而性別與退休計劃、家庭計劃、育兒、社會保險等等問題密切相關，因此地圖信息的局限性令包括性別等與工人相關的問題難以呈現，這壹點特請讀者留意。
過去十年，中國勞工通訊通過“工人集體行動地圖”，記錄下來不同地區和行業的工人運動，呈現出壹幅官方敘事以外的社會政治經濟圖景，也預示了未來工人運動的演變。
首先，中國的經濟成分和發展模式有了明顯的變化——從持續三十多年依賴低成本的出口導向型制造業，到基於互聯網平臺的在線購物和食品配送等的服務業崛起。於是，從醫療保健、餐飲到銀行和金融等服務行業，以至與貨運司機等相關的運輸行業，都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勞資糾紛。2021年1月25日，在上述鹹陽和德州的工人抗議之後沒幾天，陜西省延安大學附屬醫院數百名護理人員發起靜坐示威，要求醫院提高工資待遇，並為員工繳納養老、醫療保險。當月，河北省百世公司的快遞員因老板拖欠工資而罷工，導致上萬件未送達的快遞堆積在倉庫外無人派送。可見，在傳統制造業的勞資糾紛仍然深陷泥潭的時候，新興行業的勞資沖突也正以舊瓶新酒的形式擴展開來。
第二，從90年代開始，四川和河南等中國內陸地區的城市化和經濟發展進程加快，為更加發達的沿海地區提供了大量勞動力。時過境遷，隨著企業向內陸地區擴展，這些地區的勞資糾紛也同步暴增。曾幾何時，深圳就是中國勞工抗議的中心地區，但如今形勢發生了變化。2015年，中國勞工通訊的“工人集體行動地圖”記錄了75起發生在深圳的制造業工人抗議事件，占當年全市工人集體行動總數的75%。但僅僅兩年後的2017年，這壹數字就下降到22起，占比也降至全市當年工人集體行動的半數。
最後，與勞動力相關的傳統社會結構受到侵蝕，人在社會中日益孤立和碎片化。再加上第壹代農民工逐漸老去，勞動的不穩定性日益增加，養老等社會福利體系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2000年以降，工廠取代了工人曾經依賴的“親屬關系和地區聯系”，為工人提供了相互團結聯系的天然場域。壹旦到達深圳等地，這些來自四川、河南或其他內陸地區的工人就會發現，地區、民族等差異已經不再重要，因為面對工時長、工資低、待遇差，勞資糾紛成為了他們共同面對的終極問題。
這種情況在過去十年日益明顯。隨著社交媒體如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的興起，社交媒體構建了新壹重的關系，更盛於傳統人與人面對面的聯結。社交媒體重塑了中國勞工抗議活動的態勢，2018年深圳佳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抗爭就體現了這壹點。壹位學者指出，在那次抗議活動中，盡管中國當局移除並封鎖了發布內容，抗議者還是“有效利用了數字媒體來表達工人及學生團結壹致的聲音”。然而，真正有效的集體行動，需要線下和線上行動的壹致團結。線上方便迅捷的交流也會令人忽視線下面對面的實際行動，最終社交媒體也有可能反過來成為雇主和當局用來監控、壓制勞動者的工具。
回看過去十年工人集體行動地圖的數據，會發現制造業抗議在中國勞工抗議總數所占比例有了明顯下降。2013年，工廠工人抗爭占總數的46.5％；到了2020年，這壹數字僅占總數的11％。過去十年間，服務業及運輸業逐漸取代制造業，在抗議活動中占據主導地位，這壹直是工人抗議活動中最明顯的趨勢之壹。而中國工人的抗爭主體壹直是建築工人，他們占集體行動總數的比例穩定在40％左右。2020年開始，由於大量建築公司遇到現金流和經濟不確定性的嚴重沖擊，這壹比例顯著上升，幾乎每個案例都涉及拖欠工資。
服務業勞資糾紛的加劇
地圖顯示，在2010年代初期，工人的抗議更多地發生在大城市從事工作專業性低的人群身上，如環衛工人、清潔工人，以及商店和餐館員工。但到了2010年代中期，抗議活動就在全國各行各業蔓延，包括酒店、酒吧和卡拉OK廳、健身房、科技公司、銀行和金融公司、醫療機構、幼兒園和其他私人教育機構，如補習班和駕校；甚至在高爾夫球場和遊樂園、職業足球隊、電視臺和地方媒體機構，都出現了員工的抗議活動。
2014年6月，重慶陳家中學高中教師舉行罷課抗議，要求學校發放拖欠的工資，維護他們“正當、平等待遇”。同月，中國移動的員工在山東菏澤移動公司、市政府示威，抗議移動裁員不公。同年12月，河北唐山華潤萬家超市員工在店外舉行的抗議活動，要求公司給予他們與另壹家分店員工同等的裁員賠償。工人們的條橫幅上面寫著:“華潤萬家，還我平等待遇！”
在2017年之前，交通運輸行業的抗議活動往往以出租車司機為主，很少有快遞員或送餐員抗議。在過去三年中，情況發生了巨大轉變。電子商務的快速發展，促進了食品配送和其他快遞服務行業的零工經濟大規模發展，這壹新興行業就業人數暴增，但是由於其勞動關系比傳統行業更加具有不確定性，而勞動爭議也隨著行業擴張而蔓延。2010年代後期，電子商務在中國有了長足發展。2019年，中國的電子商務銷售額總計1.9萬億美元，是全球第二大電子商務市場美國的三倍多。當下中國占全球電子商務市場份額近55％。
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網上購物，物流公司對司機的需求也在穩步增長，甚至在2020年全球新冠蔓延時期都保持持續增長。此外，政府通過鼓勵建設社區快遞站點、增加所謂靈活就業的臨時性“零工經濟”，來解決社會對失業率上升的擔憂。僅在2020年上半年，中國最大的網絡食品配送平臺美團，就新增了140萬名員工。對這些零工的壹項調查發現，有30％的人從其他行業失業後加入該平臺，其中相當壹部分人至少擁有學士學位，占美團295萬名零工的近25%。
自2015年開始，出租車司機的抗議活動數量壹度下降。但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讓出租車收入驟減，但公司收取的各項費用卻壹分不少，導致抗議活動顯著激增。2020年，中國勞工通訊的工人集體行動地圖共記錄了116起出租車司機的抗議活動，比2019年記錄的54起翻了壹番。當我們將出租車司機放到整體勞工抗議活動中看，這壹趨勢就更加明顯。2013年，出租車司機的抗議活動約占總數的15％，2016年降至8.2％，在2019年更是僅占3.9％，但到2020年，這壹數字回升至14.5％。自2017年以來，中國App平臺運輸工人的罷工和抗議活動已成為主流。平臺在激烈的行業競爭下，不斷削減成本以搶奪市場優勢，收入不穩和嚴苛的罰款制度導致抗議活動頻頻發生。從2017年1月到2020年12月，工人集體行動地圖記錄了220起食品配送工人和快遞員發起的集體抗議，約占該時期所有運輸業抗議活動的三分之壹。美團和餓了麼等App平臺的送餐員長期以來面對了無處不在的勞工權益陷阱，包括長達18小時的輪班時間、對延遲配送的處罰。在演算法的操控下，工人毫無議價能力，甚至發生工傷後平臺完全不承認勞動關系，令工人在維權路上苦不堪言。
未來十年，中國經濟結構將持續出現更變化，尤其是產業結構重心向服務業和電子商務的轉移，更多的勞資糾紛可能會集中在靈活就業的新型崗位上。這將給中國的勞動關系和勞工權利帶來壹系列新的挑戰。
集體行動的地區變化
在2010年代初期，中國的大部分勞動糾紛集中在東南沿海省份，尤其是經濟強省廣東。但是，隨著從低成本出口導向型產業逐漸向外國轉移，再加上內陸的城市化發展，廣東工人抗議的總體比例持續下降。
近年來，隨著在中國設廠成本的上升、東南亞國家積極推出優惠政策吸引跨國公司，廣東的許多低端制造商已經轉移到越南、柬埔寨、印度尼西亞和孟加拉等國。然而，也有很大壹部分以前總部位於廣東的制造商，已經遷往中國內陸地區——有鑒於2010年代開始的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內陸地方政府為吸引投資而提供的激勵措施，令很多制造商趨之若鶩。
電子制造巨頭富士康，在2010年決定將其主要生產基地，從深圳轉移到河南鄭州城外的壹個新工廠。這間工廠在2018年發展巔峰時期，雇傭了約30萬名工人。這與2000年富士康在深圳巔峰時期的工人數量相同。全球壹半的iPhone都來自於這些工人的雙手。隨著富士康等制造商向內地轉移，他們也將在深圳等制造中心使用過的剝削勞工的手段壹並轉移到內地。中國勞工觀察(China Labour Watch)在2019年關於富士康鄭州工廠的壹份報告揭露：這個被稱為“蘋果城”的鄭州工廠，違反《勞動法》強迫工人長時間加班並聘用大量臨時工。
內陸勞動力市場的繁榮不僅僅是因為沿海制造業向內轉移。基礎設施建設和快速推進的城市化，也不斷催化內陸的運輸和服務業快速發展，吸引制造企業由沿海向內陸轉移。這壹點在中國勞工通訊的工人集體行動地圖中，得到了清晰的反映，數據顯示在同壹時期內，內陸城市服務行業的勞動糾紛比例也在相應增加。
以四川省為例，在過去十年記錄的工人抗議行動，約41%發生在建築業，34%發生在服務業和運輸業，只有15%發生在制造業。企業往往預期基礎設施支出、人口增長和更大的消費需求將帶來繁榮，於是他們便不計後果地向新的內陸市場擴張，由此導致了大量服務行業的抗議。企業在較小的內陸城市建立新分公司，到投機泡沫破裂時公司便樹倒猢猻散。這種情況往往令工人陷入困境——被拖欠幾個月的工資、失去工作，遇到老板跑路則工人也就壹分錢都拿不到。在四川過去十年工人集體行動地圖上記錄的654起事件中，75%涉及拖欠工資。
工人組織和抗爭性質的變化
2015年後，服務業逐漸取代制造業成為中國貢獻GDP最大的產業。隨之而來的則是勞動力的不穩定性和離散性提高，這導致工人在組織和采取集體行動的方式上有了重大變化。在之前，制造業、采礦業和其他工業部門通常會在固定地點雇傭大量工人；而現在最明顯的趨勢之壹，是大規模抗議活動的數量明顯減少。最近壹次大型工廠工人抗議，已經是2014年4月東莞裕元鞋廠罷工。當時四萬名工人罷工兩周，抗議低工資、企業欠繳社保。自2015年起，許多大型工廠關閉或裁掉大部分工人。剩下的工廠多是較穩定、利潤較高的，因為可以提供相對合理的工資水平，工人抗議的問題也比較少。
圖片來源：中國勞工通訊集體行動地圖
工人集體行動地圖上涉及千名或以上工人的抗議事件數量下降，部分原因可能是在2010年代的頭幾年，大規模罷工和示威比小規模抗議活動更容易在社交媒體上找到。然而，更重要的原因是，在2010年代後半期，政府更強硬地制止任何威脅社會穩定、損害共產黨形象的集體行動。
政府在勞工問題上最突出的壹次挫敗，發生在2016年3月11日的黑龍江省雙鴨山市。當時黑龍江省省長陸昊正在北京參加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而數千名憤怒的煤礦工人就在雙鴨山街頭遊行請願，要求黑龍江龍煤集團支付已拖欠逾兩個月的工資。龍煤集團是國有企業，其時正因煤炭產能過剩而負債累累。令工人更加憤怒的是，省長陸昊在兩會上公開發言表示，龍煤集團“沒有欠井下職工壹分錢”。龍煤工人憤而抗議，這次抗議是多年來國企抗議裏規模最大的壹次。這壹舉動迫使當地政府出面要求龍煤集團付清全部工人工資。但是當局也明確表示，這類型的抗議是不可容忍的。3月13日，警察沖入工人居住地，逮捕了許多參與遊行的礦工，並公布了至少75名被通緝人士的照片。中央政府零容忍策略的邏輯是，要維持住政府對“鬧事分子”嚴懲不貸的姿態，這樣才能威嚇其他潛在的工人領袖、避免其他地區效仿集體抗議。
（資料圖片）
雙鴨山事件之後，中共中央委員會與國務院引入新的公共安全措施，大型群眾事件的所有責任都屬地方政府。換句話說，政府對群眾事件零容忍，如果有這些事件發生，地方最高官員可能被撤職。
在2010年代後期，位於廣東省的勞工非政府組織（NGO）也持續受到打壓。十年來，這些NGO組織對向當地工廠工人提供集體行動所需具體技能，有著充足的經驗。這些NGO在幾個著名的工人維權案例中，成功的將雇主請上談判桌，在實踐中創造了壹種集體談判的新模式，同時凸顯了官方工會在捍衛工人權利方面的缺席。本報告在余下幾章，將詳細討論其中的幾個案例。
政府對傳統勞工NGO的打壓，使得工人缺少了專業抗爭知識指導和可靠支持。因此，越來越多的勞工開始轉向線上組織，使用各式的通訊軟件進行抗爭。例如，在2016年沃爾瑪員工針對公司更改工時制度進行了幾次罷工抗議。實際親身參與抗議的人數有限，但估計有約10萬名沃爾瑪員工曾進入新成立的網絡在線支持群組，這有助於減輕抗爭員工與強大雇主周旋時的孤獨感。通過在線組織，每個人、甚至數千公裏外的同事都仿佛擁有共同的身份，面臨著同樣的困難，尋找共同的解決方案。
其後，在2018年夏天，起重機操作員和貨車司機采取了類似的抗爭策略，他們組織了全國性的抗議活動，抗議工資水平下降、工作條件不斷惡化。同年，深圳佳士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人們更進壹步利用社交媒體，聯系左翼學生團體和支持者。然而，網上組織也存在風險，佳士公司的工人及他們的支持者被大量逮捕和拘留。隨後外賣員盟主陳國江在2019年和2021年2月的兩次被捕也證明了這壹點。
陳國江又被稱為騎手聯盟盟主。他曾建立壹個龐大的外賣團體互助網絡“外送江湖騎士聯盟”，聯結了超過14000名騎手。陳國江發布過很多視頻呼籲大家關註騎手權益，他揭露平臺打壓工人，批評平臺公然違反勞動法，對工人送遲外賣予以罰款等等不當行為。2020年9月，陳國江曾說道，希望當局能夠專門為外賣騎手成立壹個像工會壹樣的組織，希望這個組織能代表工人和平臺協商工人待遇問題，並由地方政府出頭規範外賣行業的勞動標準，而不是任由私營公司如美團和餓了麼這樣任意壓榨外賣騎手。他最終在2021年被官方逮捕。他的被捕對於在線的集體行動而言無疑是壹個警告。官方的信息再明確不過，哪怕官方自己的工會組織如何不作為、如何閉目塞聽、如何與工人的訴求相脫節，也不可能容忍那些處於官方組織之外有影響力的意見領袖為工人發聲。
其實，目前大多數勞工抗議活動的組織都不夠完善。抗爭往往規模小（少於百名參與者）且時間短暫，並且專註於解決眼前具體的糾紛。抗議通常是希望引起社會對工人困境的關註，希望政府介入處理，而不是與雇主或地方政府直接對話和集體性協商。許多工人甚至不再舉行現實中的抗議活動，而僅僅是在網上發布求助呼籲，這些行動往往對解決事件幫助不大。
（資料圖片）
面對勞資沖突作壁上觀的政府
也許是為了避免雙鴨山事件的重演，中央政府在2010年代後期竭盡全力確保下崗工人，特別是煤礦工人和鋼鐵工人的工資得到全額支付，也在隨後的大型國企關停或縮減經營期間，給予工人們足夠的補償。2019年以來，隨著經濟不確定性持續加劇，中國共產黨隨即持續強調“六個穩定”，更將“保持穩定的就業”置於首要位置。國家主席習近平壹再強調“六穩”的重要性，強調“就業問題居於首位”。中央黨校教授陳啟清，在2020年5月接受《學習時報》采訪時解讀“六個穩定”，明確表示“就業如果保不住，壹切都可能失守，甚至社會穩定的底線都會失守。”
2020年初，甚至在新冠肺炎肆虐之前，當局的主要關切就是向企業主提供足夠的救濟，以應對經濟的不確定性。這樣他們就因不必裁員而引致其他勞資糾紛。但封城及經濟活動滯後等因素，在2020年第壹季度進壹步危及就業，截至3月，估計有2700萬城市勞工失業。而這個數字更將在2022年新壹波疫情封鎖下，進壹步增加。
2020年因新冠疫情而推遲於5月下旬舉行的全國人大會議上，《政府工作報告》正式指出中國不再強調將國內生產總值(GDP)作為衡量經濟增長的主要指標。相反，當務之急是通過給予雇主更多的稅收減免和激勵措施，鼓勵“靈活就業”來實現就業目標。政府的本意是希望能夠刺激內需，但其後官方統計數據顯示，就業機會仍然稀缺，工資水平停滯不前。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2021年4月發布的《2020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2020年農民工總量是有記錄以來首次下降，減少約520萬人至2.86億；平均月工資僅增長2.8%，達到4072元。而在住宿、餐飲業工作的農民工，平均月工資僅略高於3300元水平。調查顯示，越來越多的農民工正搬離僅能勉強維持生計的大城市，遷往離家較近的小城市尋找工作機會。
雖然中央政府專註於研究宏觀經濟，希望從技術上解決其發現的社會和經濟矛盾，但處於勞資關系風口浪尖的地方政府，幾乎完全沒有妥善處理曾出現的勞資糾紛和工人抗議活動——這從中國勞工通訊的工人集體行動地圖數據上可見壹斑。在很大程度上，地方政府認為工人抗議是由勞資糾紛引起，並將勞資糾紛的解決視為雙方自己的事情。換句話說，在勞資糾紛中，地方政府往往將自己定位為旁觀者或甚至是資方的支持者。
與許多具有預設態度的媒體報道相反的是，中國領導人並非以“系統性的鎮壓”來回應勞工行動，大多數工人的抗議實際上並未被當局鎮壓。在整個2010年代中，警方只幹涉了工人集體行動地圖上記錄事件的14%，並且只有4.7% 的案件當事人被逮捕。在2010年代的前五年中，警方參與占比明顯更高，因為如前文所述，當時有更多大規模的抗議活動。從2011年1月到2015年12月，警方幹預了27.3%的事件，並逮捕了7%的案件當事人。
圖片來源：中國勞工通訊集體行動地圖
如果仔細審視過去十年來工人們的不滿和訴求，就會發現，正是因為政府壹直未能保護工人的權益，才迫使他們走上街頭抗議、在社交媒體上申訴，希望正義得到伸張。
目前，導致勞資糾紛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在保護勞工權利方面制度性的不作為。政府的體制慣性是被動回應：當地方政府只在工人事件升級時介入，工人便會認為只有將事情鬧大才會得到關註，也就是所謂“會哭的孩子有奶吃”。其實，如果有談判機制讓勞資雙方平等加入，才可能減少雙方的公開對抗。通過契約精神而展開勞資溝通和談判，才可能把不公義消滅在萌芽階段，而不至於等到矛盾加劇，最終演化成沖突。
在接下來的四章中，我們將探討四個案例的失敗之處，以及為什麼只有解決了這些基本問題，勞工權益的爭取才能取得有意義的進展。
編按：本報告是中國勞工通訊自2011年工人集體行動地圖建立以來，通過案例收集、訪談、整合分析，總結出的近十年的中國工人權利現狀報告。包括工人權利的應有保障、工人權利侵害的發生和侵害發生後的救濟，各相關方尤其是官方工會就保障工人權利的履職問題。基於此我們嘗試探討在中國現有制度下，工人權利保障的有效途徑和方法。
本報告共分三個部分共十壹章：第壹部分為勞工權益和工人集體行動，簡述中國勞工權利被侵犯的現狀和工人的抗爭案例；第二部分為“效益第壹”下避無可避的工傷事故，將集中闡述中國數個行業工傷事故和職業病問題；第三部分為叫醒“躺平”的中國工會，以天津港大爆炸缺少消防員工會和沃爾瑪在中國建立工會兩個事件為主軸，探討中國工會的結構性問題和改革可行性。
本篇是報告的第二章，我們將每周更新壹個章節，並公布pdf版本開放讀者下載。英文版鏈接在此。
《勞動法》1995年實施至今已然27年，縱然有無數行政命令三令五申，但法律中最基本的那壹條“工資應當以貨幣形式按月支付給勞動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無故拖欠勞動者的工資。”卻幾乎從來沒有絕跡過。過去十年，工人們最普遍、最壹致的訴求仍然是解決欠薪問題。
根據工人集體行動地圖的數據，2015年以來有關拖欠工資的抗議占比壹直在80%左右。如果我們檢視勞動仲裁案件數據，也會發現拖欠工資壹直是勞資糾紛的主要原因。根據《中國勞動統計年鑒》，2019年中國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受理的106萬起勞資糾紛案件中，勞動報酬爭議案件占44萬6千起(42%)，而在2010年的60萬起案件中，勞動報酬案件占20萬起(35%)。自2008年《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出臺以來，進入仲裁程序的糾紛總數穩步上升，但在這些案件中直接獲得勝訴的工人比例僅為三分之壹。
來源：中國勞工通訊集體行動地圖
中國拖欠工資最普遍也是最嚴重的領域是建築業。在2011年1月至2020年12月的集體行動地圖上，建築工人的抗議占總數的35%，其中逾九成與拖欠工資有關。每年農歷新年前夕，工人抗議都會大幅增加，開發商往往會借助權力機關的力量與工人對峙，經常會產生暴力沖突，工人們甚至會采用跳樓的極端方式討薪。
在中國大多數建築工程中，所謂的“勞務承包商”或“包工頭”主要負責招聘工人，也負責采購材料。這些工作，通常僅以信任為基礎，卻很少簽訂正式的合同。當發生糾紛時，這種中國古老的雇傭形式也往往會使包工頭處於兩難境地。事實上，學術界和媒體早已經對“包工制度”存在的問題進行過反思。2012年，北京大學和香港理工大學的學者曾發表報告稱，“中國的‘包工制度’並不比壹個世紀前的‘包身工’制度更文明”，在受工傷或被拖欠工資的情況下，工人幾乎沒有追索權。學者李大君寫道：“從長遠來看，取消包工制度、提高工人的法律維權意識和加強建築業農民工基層工會的組織建設，才是保障施工安全和解決工傷維權艱難的關鍵。”央視網2013年1月的壹篇文章中就寫道：
壹面指責包工頭“黑心”，壹面需要包工頭招聘農民工。在改革關鍵期，這種尷尬難以回避，但也是必須解決的。
官方其實也清楚，包工制是中國勞工問題的主要癥結。不過，現時制度的維系往往只會處理表面問題，官方往往認為有了問題就發布個新的規章制度應對，以為發表幾個文件、大搞幾次運動就能夠解決。事實卻是，工人的欠薪問題的嚴重性自改革開放以來從來沒改變過，國務院發出“治理欠薪”的通知已變成年度儀式，這顯示了政府由上而下、被動反應、壹味強調懲罰的行政策略有多麼無效。
分包制度下不可能完成的工程
王建華曾經是四川省涼山壹家國有制糖廠的廠長，盡管他之前沒有從事建築行業的經驗，但作為當地政協委員，他人脈很廣。王在2014年獲得了壹個千載難逢的大合同：國網四川省電力公司的壹份分包合同。四川省電力公司是中央直接管理的國有獨資公司——國家電網公司的省級子公司。合同列明，王建華負責開發涼山彜族自治州的農村電網。自治州的雷波縣與雲南省接壤，當地地理位置偏遠、海拔高，道路情況復雜、天氣多變，施工難度很高。而這份工作就是在這裏埋電桿、架電線。
王建華通過壹個任職涼山電力局的朋友，獲得了這項改造工程的分包合同。四川省電力公司的這個工程，總造價為約1400萬元人民幣。但這個項目並不是與王建華直接簽約：四川省電力公司先將項目正式授權給四川省送變電建設有限責任公司，這是當地壹家自2004年起參與非洲和東南亞輸電線路項目的電力建設公司。四川送變電公司再將項目分包給王建華。王建華事實上要對項目負全責，而他得到的工程款卻剩下不到壹半的667萬元。王建華需要用這些錢購買工程所需的設備和材料，以及支付手下壹百多名工人的工資。這些工人都由王建華的姐夫從老家招攬而來。
王建華接下這項工程時，簽過壹份協議，協議要求承包商預先支付10%至20%的商定資金，隨後根據項目進展支付後續款項。然而，直到2014年5月15日，也就是項目開工四個月後，送變電公司才開始付款，5月份的首付款只有10萬元，不到合同預算的2%。要啟動這個項目，王建華必須借債以支付初期運作費用和工人的工資。5月至8月間，王建華又從送變電公司拿到了270萬元，但此時他的債務已經遠遠超過這個數額，他不得不從朋友那裏借120萬元來維持項目運作，包括支付五個項目經理的幾十萬元工資。
到12月中旬，項目開展近壹年時間後，王建華的團隊已經完成了80%的工作，而他也從送變電公司獲得了合同中規定近70%款項，但此時他仍然欠下兩百多萬元債務未還。項目的壓力給王建華心理帶來了沉重的打擊，12月23日悲劇發生，壹位同事去王建華房間找他時，打開房門發現不見他的身影，地上只遺下壹灘血。
王建華的家人在網上發布求助信息後，家鄉的村民紛紛加入尋人隊伍。然而，當家人向當地警方報案，指王建華失蹤時，警方卻拒絕調查事件，而是聲稱他已經攜款潛逃。盡管對他的指控如此嚴重，警方卻沒有展開刑事調查，也沒有以任何其他方式介入此案。而縣政府同樣沒有為王家人提供任何協助，家屬只好花費30萬元，自行組織了壹次搜救。兩星期後，終於有人在金沙江裏找到王建華的屍體。據推測，他是在房間裏割腕自殺後，跌跌撞撞地來到附近的河邊，投河身亡。王建華去世時年僅43歲。
王建華去世後不久，王建華的姐姐王小華(音)接受CLB的采訪，她說弟弟是壹個正派而敬業的包工頭。他被二次分包制度壓垮，為發不出工資感到憂心。“雖然他欠這些工人的工資，但他是壹個非常誠實、真誠的人”，王小華說：“王建華左右為難，壹天又壹天地被催債，還要壹再做出無法兌現的承諾，導致他最後他無法面對自己的員工。”
當地政府壹次性賠付這個家庭40萬元用於喪葬費用，並向王建華的家人、包括年邁的父母提供了進壹步的支援，但這筆錢甚至不夠用來支付此前的尋人費用。當地政府此舉無疑是想息事寧人，畢竟王建華的慘死不僅暴露了合同工制度的弊病，更揭示了當局公共財政支出中的腐敗。
王建華在雷波縣的電力線路工程，所花資金還不到項目規定資金的壹半。那麼媒體報道中所提及的、四川省電力公司提供給送變電公司的約1400萬元項目資金中，消失的700多萬元是怎麼回事呢？王建華為什麼最初會接這樣壹個有鬼的項目呢？王家人不清楚，也不敢公開問這些問題。王建華的姐姐告訴CLB：“他們（警察、政府）想收買我們，他們叫我們拿錢走人。他們說，不拿錢的話就這樣那樣。警察、政府，他們都在打壓我們。”
當地政府向王建華的家人施壓，要求他們簽署協議，禁止他們在網上討論此事。政府警告他們，不要在媒體上對王建華的死或工程項目發言，如果違反有關公司的利益，還會被追究法律責任。
當被問及為何同意簽署這樣壹份協議，王小華解釋說，他們在當時的情況下別無選擇：“這件事拖了很久，直到20號那時他們才向我們提出解決方案，我們親屬都承受不了了。如果我們沒有簽字，我們就拿不到錢。我們只是農村工人，投入這個項目的工程款也還都還沒有拿回來。”
CLB指出家屬們有權講實話。王小華卻表示：“我們有說真話的權利，但他們更加有權有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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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合同的承包關系網
就在四川王小華壹家人苦苦索要賠償之際，合同工制度引致的另壹場悲劇，正在蘇州城外的農村小鎮上演。
2013年，郁紅華成為蘇州金亭鎮的壹個汙水管道建設項目的承包商。該項目是當地政府的新農村改造工程之壹，旨在推動中國農村城鎮化健康發展、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2013年3月開工前，郁紅華雇傭了60名當地工人，與上層的承包商劉某，直接口頭約定了工程報價，這在建築行業是壹種相當常見的安排。但10個月後項目完工時，郁紅華的農民工團隊仍未能拿到血汗錢。當他向上層的承包商劉某要錢時，劉某卻百般刁難，更將施工價格壓縮了近壹半。郁紅華既沒有收到拖車費、垃圾清理費、工人餐費等合計151600元的欠款，當然更發不出工資給手下的農民工。
可想而知，郁紅華手下的農民工不斷向他討薪。他的妻子說：“每天都有人上門，所以我丈夫不得不報警，警察說他們對案件來龍去脈不感興趣，只是轉介給了勞動局。”
勞動局以沒有勞動合同為由，拒絕介入郁紅華的案件。郁紅華稱他與劉某事實上是上下級關系，而劉某也承認這壹點，但聲稱已經付清所有款項。事實上，劉某也只不過是另壹位承包商徐明剛的下壹級承包商，徐明剛與鎮政府簽訂合同，對項目全權負責。這張關系網在法律上很脆弱，令郁紅華無法尋求任何救助渠道。
郁紅華最終設法與鎮上司法局開會討論解決方案。可這時候，他已經徹底絕望，更對司法局不報期望任何了。他於是帶著農藥“百草枯”來開會的。他的妻子回憶說，這場會面對於郁紅華來說是自取其辱。司法所調解人員是站在劉某壹邊的，調解時他們還對郁紅華說了壹句，“當初如果嫌15元壹米太少，妳大可不做嘛！”
郁紅華感到自己已經走投無路。他在司法局裏打開隨身攜帶的農藥，大口喝下。其後他在醫院中掙紮著度過了痛苦的19天，期間數次透析令醫藥費堆積如山，最終還是於2015年2月9日去世。
為平息事件，鎮政府向郁紅華壹家提供了62.5萬元的“人道援助”。事實上，這已經是郁紅華為工人討薪金額的四倍多。然而對於郁紅華壹家來說，這筆錢太少，也來得太遲。
這場本不應該發生的悲劇清晰地呈現了地方政府官員的心態：比起確保下轄工程得到妥善公平的管理，他們更關心的是維護其管轄範圍內的權力關系和既得利益，並避免壹切麻煩意外。而很多時候，當地的基建項目只是他們用來讓親朋戚友中飽私囊的手段。
制度中的貪腐與不公也會令受害者把無助和憤怒轉化為暴力或悲劇。壹個極端的例子是，寧夏回族自治區壹個年輕的包工頭馬永平於2016年1月在公交車內縱火，導致17人死亡。事件曝光後人們才知道，馬永平有曾留學日本的經歷，而他承包壹個能源項目壹直被拖欠工程款。——這和前面700萬元“不翼而飛”的王建華案例非常相似。
馬永平的欠債高達30萬，其中很多是為了支付工人薪資。馬永平的朋友和親屬曾向地方政府警告，持續被欠薪令馬永平變得情緒不穩定，有潛在危險並可能作出暴力行為。但是政府官員卻無視這些警告，壹直沒有作為。馬永平的父親和朋友曾經分別向當地派出所兩次報案，但派出所卻讓他們到馬永平戶口所在地（也就是80公裏以外的石嘴山市）的派出所報案。其實報警已經是馬永平悲劇案鏈條上的最後壹環了——但是整個鏈條上，沒有壹個政府官員有所作為。在事發前壹晚，馬永平在微信寫道：“壹切都要過去了。不知道以後政府和社會能否反思壹下針對農民工的欠薪問題呢？”
這種悲劇，其實至少從原則上並不難解決：如果這些案件中的所有合同都是真實可靠的，如果其條款由真正以法治為依歸的法院執行，如果項目資金可以得到保證，那麼勞務承包商還有什麼理由不支付報酬？工人有什麼理由拿不到工資？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各方確實對工程完成質量有爭議，壹紙合同就足以確定責任歸屬，哪裏需要妳死我活的抗爭？
但這種基本的解決方案卻不可能套用在王小華和郁紅華的案例中，因為地方政府要為了私利默認並延續體制內的潛規則。然而那些案例也表明，維持該系統有時需要付出不必要的代價。在上述案例中，地方政府最終為隱瞞混亂的事端，付出了比最初避免這些混亂所需要的更多的代價，更不用提給相關家庭來帶來家破人亡的慘劇。
分包制：勞資糾紛的最大隱患
外包工制度早已成為中國勞動力市場的濫觴，那麼這個機制是如何出現和延續的呢？
在毛澤東時期，許多建築工人是農民以合同工和臨時工身份工作。在改革開發初期，建築公司主要是國企。但建築行業結構在20世紀90年代發生巨大變化，私有企業開始承包大部分工程。到如今，私企不僅參與住宅和商業地產開發，還廣泛參與機場、地鐵、高速公路等基礎設施的建設。成千上萬的農民工進入城市工作，但他們的工資往往在工程完成後才會結算，由於有著傳統的默許，哪怕嚴重違反中國《勞動法》，也普遍被農民工所接受。
然而另壹方面，許多總承包商在施工開始前，根本就無法保證有足夠的資金來完成項目。中國建築行業最常見的做法就是所謂的“帶資承包”或“墊資承包”，也就意味著項目的下遊承包方必須自資參與工程，導致項目的財務風險通過承包鏈逐級向下攤派。最終在這種安排下，包括包工頭等較低級別的承包商卻要承擔最大的風險。
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地方政府和建築企業都采用“帶資承包”方式，即使在資金來源尚未落實的情況下，地方投資項目也常常得到監管機構的批準，使整個項目可能建立在分包風險的不穩定基礎上。這些“帶資承包”工程的資金鏈實際上是顛倒的，融資首先從底部開始。農民工除了要接受勞務分包商的工作安排，等項目完成才能得到全額工資款，還要承擔最終得不到工資的風險。同時，雇傭他們的勞務分包商，如上述四川案例中的王建華，也需要為勞動力和物資的開支四處借錢，過程中同樣承擔巨大的風險。2006年政府多部門聯合發文，嚴禁政府投資項目使用帶資承包方式進行建設。新華社曾引用國家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壹位官員的話：
近年來，壹些地方政府和部門要求建築業企業以帶資承包的方式建設新的工程項目；同時也有壹些建築業企業以承諾帶資承包作為競爭手段，承攬政府投資項目。上述行為嚴重幹擾了國家對固定資產投資的宏觀調控，擾亂了建築市場秩序，同時由於超概算資金落實難度大，造成了拖欠工程款和農民工工資。
如果政府的禁令真的能夠執行得當，工程融資體系的質變就能實質上改變建築工人被拖欠工資的問題。但事與願違，15年後的2020年2月，隨著中國政府開始將工作重點從新冠肺炎防疫工作轉向重啟經濟，住建部發布通知推動“企業有序復工”。通知在“切實減輕企業資金負擔”部分，特別指出“帶資承包”問題是“新拖欠形成”的驅動因素。通知再次“嚴格禁止”帶資承包，但這次禁令只適用於政府和國有投資工程。
中國建築業改革障礙巨大，“帶資承包”模式的持續存在就是明證。建築行業內部充斥著許多既得利益，使得有錢有勢的國有企業幾乎沒有任何改革的動力。中國民營房地產公司的許多創始人也已經在官商勾結當中賺得盆滿缽滿。
可與此同時，數以百萬計的建築工人仍困在討薪的漩渦中。中國勞工通訊工人集體行動地圖上收集的案例，雖然可能只是全中國發生的九牛壹毛，卻展示了工人們驚人相似的際遇——在這種不公平的分配系統中，工人就是最底層卻要承擔最高風險的人。
我們於2021年2月7日記錄的壹起案例中，安徽省蚌埠市的壹名分包商就在社交媒體上請求幫助：“請廣大網友轉發，希望有關部門幫助我們解決此事，還老百姓的血汗錢。”事緣兩名工程總承包商未能支付項目資金，導致工資拖欠。緊接著在2月8日，蚌埠1400公裏以南的東莞也發生討薪事件，恒大濱江左岸中申公司有建築工人因欠發工資，不得不以跳樓威脅。事發經過帖文很快就被刪除，我們最終都不可能清楚事件的結局，不過我們知道類似事件仍然也是必然會無止無休。中國媒體與政府除了無視工人處境，更要去抹黑工人的以死抗爭，甚至發展出“惡意討薪”這個名詞來描述這種現象。
2001年有壹個令人震驚的案例。河南洛陽市的壹個包工頭宋陽祿，承包了當地西工區政府的壹個更新工程，並雇用了100名工人。當上遊承包商以品質差為由，拒絕支付宋預先約定好的150萬工程款，導致宋無法支付工人的工資。宋與工人開始圍堵承包商的辦公室，卻反被拖進辦公室毆打。當洛陽的政法委會檢視案件時，當地警方卻指重要證據缺失。絕望之下，宋的兒子綁架了承包商強迫其付款。結果，宋和他的兒子及其他五人被判重刑，而工人自始至終卻從未拿到工資。
“惡意討薪”的說法經常被官方用來汙蔑那些絕望的工人，而根本的問題卻壹再被無視。於是這些問題也在習近平時代延續發生著。在2020年6月，遼寧省壹班農民工被迫離開宿舍，當時他們已被欠薪40余天。工人抗議要求清還工資，卻被企業雇用的流氓毆打。雙方均有受傷的情況下，警察卻只對工人進行拘捕和控告，有工人被判10個月徒刑，而企業老板和流氓則逍遙法外。
其實建築工人即便拿到了工資，也仍然不足以給家人提供體面的生活。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19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從事建築業農民工月均收入僅4567元。雖然這與2011年月平均工資2382元相比，有了相當大的提高，但仍然僅略高於中國37個主要城市平均工資的壹半。更何況，建築工作由於其危險性，本就應比其他類型的工作報酬更高。同時，還有更多其他工種的工人工資往往僅夠糊口。我們將在下壹章探討這個問題。
編按：本報告是中國勞工通訊自2011年工人集體行動地圖建立以來，通過案例收集、訪談、整合分析，總結出的近十年的中國工人權利現狀報告。包括工人權利的應有保障、工人權利侵害的發生和侵害發生後的救濟，各相關方尤其是官方工會就保障工人權利的履職問題。基於此我們嘗試探討在中國現有制度下，工人權利保障的有效途徑和方法。
本報告共分三個部分共十壹章：第壹部分為勞工權益和工人集體行動，簡述中國勞工權利被侵犯的現狀和工人的抗爭案例；第二部分為“效益第壹”下避無可避的工傷事故，將集中闡述中國數個行業工傷事故和職業病問題；第三部分為叫醒“躺平”的中國工會，以天津港大爆炸缺少消防員工會和沃爾瑪在中國建立工會兩個事件為主軸，探討中國工會的結構性問題和改革可行性。
本篇是報告的第三章，我們將每周更新壹個章節，並公布pdf版本開放讀者下載。英文版鏈接在此。
2020年5月，在壹年壹度全國人大閉幕記者會上，中國總理李克強披露，中國仍有6億人月均可支配收入不足1000元。其實早在2015年，中國就已經設定了在2020年消除絕對貧窮的政治目標，而這壹年正值新冠肺炎肆虐的壹年。此次會議上李克強對於數據的坦誠，讓許多人感到驚訝。
“中國是壹個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我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是3萬元人民幣，但是有6億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們平均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1000元在壹個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難，現在又碰到疫情。”
李克強的聲明是基於公開的官方統計數據，這無疑與中國成功脫貧的政治宣傳完全不同調。更進壹步的分析顯示，只有極少數中國人從經濟改革中獲得了不成比例的巨大收益，而絕大多數人的收入僅是略有增加，這增加還遠遠比不上房價的上漲。
2019年，北京師範大學收入分配研究院課題組隨機抽取7萬個全國代表性樣本所做的調查顯示，該年占全國約43%人口（約6億人）的月收入低於1090元，約69%人口的月收入低於2000元，約84%人口的月收入低於3000元；而月收入在5000元（2019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以下的人口比例更是高達95%左右。與此同時，只有前0.6%的人月收入超過1萬元。從宏觀角度看，由於極少數超級富豪的存在，令國家整體的經濟數據掩蓋了個體間嚴重的不平等。2019年，中國有近400位億萬富翁，科技企業家馬雲以約382億美元的凈資產位居榜首。
數據來源：北京師範大學收入分配研究院課題組
此外，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過去十年中國城鎮居民的收入不平等問題變得更加嚴峻。2013年到2019年的七年間，城鎮居民高收入組（即城鎮最富有20%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了近3.4萬元，而同期城鎮居民低收入組（即城鎮最貧窮20%人口），可支配收入僅增長5500多元。北京師範大學2019年的報告指出，農村居民，即那些在城鎮工作的“農村”戶籍人口，在每月收入低於1090元的六億人口中，占比75.6%。
如果把這些農村居民考慮在內，貧富差距就更加明顯。2019年城鎮居民高收入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為91683元，比農村居民低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4263元，足足多出87420元，比2010年39288元的差距翻了壹番。
在過去十年裏，環衛工壹直是中國薪酬偏低的群體。街道清潔工和垃圾收集工主要由未受過正規教育或資格培訓的年長或女性農民工擔任。他們通常受雇於私人承包商，領取當地最低工資，有時工資甚至低於法定最低水平。而在大多數城市中，這點工資並不夠支撐生活。根據國家規定，最低工資水平應該定在當地平均工資的40%到60%之間，但大多數城鎮的最低工資，卻只有平均工資的20%到30%。此外，根據規定，最低工資標準每兩至三年至少要調整壹次，現在卻習慣性地被推遲三年或更久。除此之外，私人承包商經常用以罰代管的方式管理工人。無論在寒冷的冬天或是熱到窒息的夏天，環衛工壹年到頭都要工作，而且他們穿的保護服，通常只能提供最低限度的保障。
若改革只剩下壓縮成本
環衛工人的境遇大多被地方政府和工會官員忽視，為了改善自己的薪酬和工作條件，他們只能依靠自己的社會資源和抗爭決心去爭取合理待遇。
來自湖南的農民工於武倉，是壹位著名的環衛工權益捍衛者。他曾在廣州市區掃街道長達13年，2013因為公開批評越秀區對環衛工的歧視性工作制度，遭到了官方的報復性解雇。
當時於武倉和同事們做的清潔工作同屬公共服務範疇，但他們的職業性質卻在十年前發生了巨大變化。2003年，越秀區環衛服務實行了所謂的“市場化”，但主導變化的卻不是市場原則，而是政府將公共服務以合約方式外包給私人公司，但是環衛工人們卻在這場改革中沒有任何話語權。政府方面以行政改革之名合理化這種做法，自己則置身事外只擔任指導性角色。
2003年改革後，在當時所謂的“1+18”模式下，政府合約的競爭日趨激烈。越秀區的清潔分別由越秀區清潔作業中心和18個街道的環衛站各自負責，各區域的私人承包商不斷變化。由於老板像走馬燈壹樣不斷更換，環衛工的處境也變得尷尬，而權益也得不到應有的保障。另外，各區域的工資和福利待遇也相距甚遠，導致同工不同酬的現象，這也最終促成了於武倉在網上投訴此事。
據於武倉調查，當時越秀區中心環衛工作由壹家私企承包，該區的環衛工人績效獎金壹般比18個區作業中心管轄的工人高，而其他18區之間環衛工人的待遇差距也很大。於武倉說，如此壹個月下來，各區之間工人收入差距可能高達每月800元，隨著城市生活成本持續上升，這意味著工人的生活差距將越來越大。
政府由上而下的“改革”和“市場化”完全遺漏了工人權益，更工人的處境更加艱難。到2006年，環衛公司以改革之名而開始裁員，負責打掃珠光街的環衛工從10人直接減員到2人。於武倉不得不提早兩個小時來上班，甚至叫上家人壹起幫忙打掃才能完成任務，而那些工作都是沒有加班費的。於武倉也只能拿到約壹兩千元的法定最低工資，同時工作量卻大幅增加。
制度“改革”給環衛工已經難以為繼的工作環境又增添了巨大的不平等。這是壓倒於武倉並促使他反抗的最後壹根稻草。他決定站出來，代表同事與環衛公司談判，也通過社交媒體公開施壓。他提出了幾項基本要求：“實際工作時間在八小時以上的要發加班費，之前沒有算的要補上”、“環衛公司在市容檢查中被罰款不能克扣在工人頭上”。原來如果清潔成果未達致政府標準而被罰款，私營環衛公司就會從工人的工資中克扣這些款項。
於武倉的談判確實讓環衛公司有所妥協，包括給每位工人發放6000元左右的補償金。但沒過多久，公司就以曠工三天的理由，把於武倉給炒魷魚了。可他卻壹如既往地拿起掃把，打掃他的工作路段北京路。他不承認自己是被合法解雇：“政府任性，我就任性！既然是不合理的事，我為什麼要接受呢？”
作為壹名維權工人，於武倉認真負責、同理心強，時刻關心著城市裏環衛工人的處境。“我就希望能讓大家都安心地工作、養老。”他表示，“我認為我的行為是正確的，所以就算再艱難，也會無怨無悔、堅定地走下去。”他仔細研究了當地政府政策，清楚了解每個區到底分別有多少經費用於環衛設施、社會保險和加班費。於武倉表示，其他環衛工人可能因為種種顧慮，正聽天由命地默默忍受現狀，而他之所以成為壹名維權人士，是認為自己有責任為大家發聲。於武倉認為自己的維權行為，揭示了環衛行業系統性的濫權亂象，這與習近平近年的反腐行動壹脈相承。
“環衛工做的是最臟最累的活，雖然說職業無貴賤之分，但也常常讓人看不起，如果還不能拿到應有的酬勞的話，心裏就會有落差，感覺不公平，這也會導致社會不和諧。習大大反腐，做的是大事，那我們就做這些小事。如果上面的錢撥下來，卻不能給環衛工合理的酬勞，環衛工無心工作，街道不幹凈，那受損的還是納稅人的利益。”
在“無理解雇”事件發生後，於武倉仍持續支持環衛工同事的抗爭。2014年8月，十年來廣州最重要的勞資糾紛之壹爆發時，他及時介入事件，並提供了關鍵的專業知識及行動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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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城裏抗爭的環衛工
二十壹世紀初的管理體制改革，讓環衛工作變得越來越不穩定，工人首當其沖承受著由此產生的不安全感。2014年8月下旬，廣州大學城內約200名環衛工人集體停工進行維權。這次罷工事件清楚地揭露了當地環衛行業存在的問題，也正應和了於武倉早前的警告：“如果環衛工拿不到應有的酬勞，會導致社會不和諧。”
大學城的環衛工人原本受雇於廣電物業有限公司，該公司依據“1+18”模式，與當地環衛部門簽訂了合約。但在2014年夏季，廣電物業卻突然通知員工，公司合同將於9月1日完約，其後不會再與工人續約；還向工人們提出了兩個同樣不合理的安置選項：要麼跟隨原物業公司離開（意味著工齡將不予以承認、重新計算，也涉及養老等社會保障問題）；要麼自動離職、不予賠償。
抗議行動中，廣電物業的員工提出了兩項基本要求。首先，出於對原公司的不信任，也擔憂自己的權益得不到保障，沒有人願意跟隨廣電物業遷出。他們希望公司確保在與他們結束雇傭關系時，發放數目合理的遣散費。其次，他們尋求當地政府介入事件，履行對於本地居民“就地安排工作”承諾，敦促新簽約的物業公司全數雇用現有環衛工。
在於武倉以及番禺打工族服務部的幫助下，工人們明確了自己的壹系列要求，並以工作組別和部門為單位，選舉產生了18名工人代表。番禺打工族服務部的負責人曾飛洋是壹名為工人維權的行動者，他曾協助無數工人參與集體談判，追回2億人民幣，其中包括加班工資、酷熱天氣津貼、中止合約補償、社保、住房基金等。
8月26日，當公司拒絕與代表會面、討論他們的要求時，工人開始舉行罷工。罷工迅速引起了當地媒體的關註，廣東電視臺對此進行了現場報道，廣州甚至有報章進行了頗有批判性的報道。2014年9月初，中共廣東省委轄下的商業報章《羊城晚報》，壹篇報道就著眼於管理體制改革對環衛工人的影響——這是對政府改革措施負面影響進行反思的罕見案例。這篇名為《廣州大學城環衛工停工風波再曝政府購買服務盲點》的報道，審視了環衛行業存在的壹系列問題，包括政府監管不力、招投標項目預算未考慮到最低工資標準、社會保障金和其他正常福利待遇。該報道還揭示了區壹級以下的腐敗問題。2004年小谷圍街道辦環衛工核定426人，成本工資每人每月3826元，總共1960萬元。但環衛工表示，只有200多名工人幹活，而且每人的月薪僅是2000元，總共480萬元。這其中有約1500萬的差額，這筆錢去哪裏了？
當時地方與全國媒體仍能報道勞工議題。大學城環衛工人的罷工報道，在當時引起了公眾的關註和同情。不到壹周，來自當地校園的900多名學生，聯名簽署了支持工人行動的信件，許多學生為罷工的工人帶來了水及食物。他們還成立罷工基金來支持工人，並迅速收到4000多元捐款。壹位遠在北京的農民，為了鼓舞罷工者的士氣，向廣州運送了18箱新鮮同心桃，寓意同心協力、堅持到底。社會公眾團結的形式多樣，在當時是令人驚喜的。
隨著罷工持續，廣州市政府官員決定出面，會見罷工的環衛工人。官員提出調解，但工人們堅持直接與環衛公司廣電物業談判。作為回應，當地政府於9月2日安排了壹次集體談判會議，參與者以官員為主。經過兩周的談判，廣電物業最終同意以打包形式，按照工齡補償環衛工每年3000元的壹次性安置費，此外還要支付拖欠的社保和住房公積金。公司總共支付了約300萬元來解決此次爭議。
大學城環衛工人罷工是壹次罕見的工人運動的勝利。9月13日上午，每壹名罷工工人都與廣電物業簽訂了集體談判協議，由公司全額支付遣散費。之後全體工人前往大學城環衛新承包商——隧成建業物業發展有限公司簽入職表登記，並於同日全部復工。
這場勝利的壹個重要因素是番禺打工服務部的參與，他們鼓勵工人找當地工會代表他們維權。番禺打工服務部的壹個主要策略是訓練工人找工會參與，不論工會在其中是代表工人、積極參與談判、哪怕只是在談判時露個面。
工會官員最終同意參與談判，不過工會提出的參與條件是，番禺打工服務部的人不能出現在談判桌。地方工會的出現，對企業明顯造成巨大壓力。企業最終同意和解處理。據報道，當地工會官員曾表示：“廣電物業的企業工會主席在哪裏？工會是工會，不應該聽命於管理層！”這清楚展現了官方工會介入對案件很有幫助，不管他們是積極主動參與還是被動應工人要求參與。
個案的勝利和結構性問題的持續
與資方和解後，大學城環衛工人其後的遭遇卻恰恰展示了現實的荒謬：所謂公平待遇只能是來之不易的例外，並不能靠規則來長久維持。工人們的新雇主隧成建築物業管理有限公司的手段，很快就印證了這壹點。公司方突然提出他們不會雇傭高齡員工，並且將本地有大學城保留村戶籍的村民和非本地工人區別對待，表示公司不會雇傭非本地工人。基本上這就意味著，那些參與“搞事”最厲害因而被公司視為眼中釘的湖南工人都要被炒。這些舉動，違反了當初公司與政府的合約條款，他們原本答應無條件接收合同到期的220名前廣電物業環衛工。
工人們認為隧成物業此舉，是為了清算那些參與罷工、以及可能在未來給公司帶來麻煩的人。許多來自臨省湖南的環衛工，曾擔任罷工中的談判代表。他們在廣州生活和工作多年，把這座城市視為自己的家，但沒有壹個人獲得了當地戶籍——這在當時對絕大多數農民工來說幾乎不可能，即便是在今天，想依靠房產及教育水平等條件在廣州積分落戶，也十分困難。
在大學城從事環衛工作九年的湖南工人王若龍，是與廣電物業談判的代表之壹。他表示新公司的行為“是旨在削弱工人團結的骯臟伎倆”。 “在我們看來，沒有本地人或外地人之分，”他補充道，“大學城罷工的環衛工人是壹個大家庭，我們站在壹起。”
談判後盡管工人重返了工作崗位，但他們表示除非公司同意按照承諾雇用原廣電所有員工，否則拒絕簽署新合同。在九月初與廣電物業達成和解後，工人們與隧成物業的談判立即開始，幾周後新雇主終於讓步，同意雇用所有工人並提供新的雇傭合同。但時間已經來到10月12日，也就是與廣電物業簽署遣散協議約壹個月後，最後壹批工人才終於能夠簽署新公司的合約。
大學城的環衛工人要求在與隧成物業的合同中，加入新的保護性措施條款，公司最終接受了其中的大部分。條款中新增了關於工作時間、地點和職責等的明確定義，這樣公司就不能隨意調配員工去其他區域或要求員工長時間工作——而這在曾經廣電物業的管理下都很常見。另壹項讓步涉及勞保用品和防護設備，過去員工必須自己掏錢購買。現在，隧成物業將為工人提供所需全部勞保用品。合同中最後壹項關鍵讓步是，如果再發生勞資糾紛，公司與工會或工人代表之間應進行坦誠的溝通和談判。
盡管在2014年，廣州大學城環衛工人的公開罷工行動引起了公眾的關註，但這次行動僅顯示了勞資沖突的冰山壹角，如果未能根本上解決系統性問題，類似的集體行動仍會導致社會不穩定。中國勞工通訊的工人集體行動地圖顯示，廣州或廣東省內其他城市，壹直是中國環衛工人維權運動的主要中心，在2010-2020年那十年，地圖上記錄的全國98起環衛工人集體抗議中，廣東排名最靠前占34起，僅在廣州就發生了15起。而排名第二高的則是隔壁的廣西壯族自治區，第三第四名是河南省和四川省。
然而，廣東省工人面臨的工資低、工作條件惡劣等問題，幾乎在中國每個城市都存在。每壹個案例都提醒人們，企業和地方政府當局在處理涉及工人權益問題時，壹提到責任問題，鞭子都是高高舉起輕輕放下。大多數情況下，唯壹能夠保護工人權利並限制公司和政府濫用職權的，只有公共輿論壓力。不過，在社交媒體上的求助帖大部分都難以引起足夠的關註。
2019年4月，有媒體報道指，南京市壹家名為河西建環環境服務有限公司的機構強迫環衛工佩戴智能手環，該手環會發出警報，當工人在原地停留20分鐘以上，手環就會發出“加油、加油”的提示音，催促工作。這些舉措在社交媒體上遭到網友強烈抗議，雖然該公司最初以“降低環衛工管理成本、提升城市清潔效率”為由狡辯，但很快屈服於社會輿論壓力，宣布停止使用手環。
很明顯這個“加油手環”鬧劇，只是私營環衛公司以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為借口，盡壹切可能壓榨員工的例子之壹。在壹個片區內，新接手的公司往往會將原先兩名環衛工的工作量分配給壹人完成，如果該工人未能在規定時間內完成清潔，就會被處以罰款。其他罰款原因有時是非常微小的疏忽，有時甚至是他們無法控制的事，例如路面上有壹個煙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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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他行業的勞動者壹樣，環衛工人也經常被要求簽訂不規範的就業合同，無法獲得應有的社會保險福利以及離職時的補償金。許多工人超過了女性50歲、男性60歲的法定退休年齡，權利就無法再被《勞動法》保障。退休後的工人們不被視為受勞動法保護的對象，工作關系只能按照“勞務關系”處理，意味著用人單位無需提供保險、福利等待遇，勞務合同甚至可以口頭約定。
在繁忙的都市環境中，官方對環衛工缺乏劃壹的保護措施，還要堅持政治任務或官僚式的清潔標準，意味著環衛工人經常要承擔很多荒謬且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河南省會鄭州2013年的壹篇新聞報道，記錄了該市壹個地區的環衛工人在繁忙而危險的路段工作時，是如何受到領導的指責，並被要求在早上7:30前，將路上垃圾清掃完。“夜裏的垃圾車跟飛壹樣，”壹名女工低聲告訴記者，“寧要路面幹凈，也不要俺環衛工的命……”
2020年11月初，上海市政府因為想讓讓市民欣賞到“巧妙散落在人行道上的”黃色無花果、柳葉和金色銀杏葉，便開辟41條“落葉不掃”道路，但要求環衛工人在不可清掃落葉的同時，完成路面垃圾清理。這個例子也說明了處於社會最底階層的環衛工人，要如何配合上級定下的荒謬標準來作業。
自上而下缺乏咨詢的行政命令從天而降，上海的環衛工人要開始承擔這項美化環境的任務，但他們在正常工作時間內通常很難完成。正如壹位劉姓環衛工所說，清潔需要非常細致，可能還要加班：“不掃樹葉並不意味著我們不需要工作。相反，我們現在要花更多的時間來裝扮落葉。”此外，他和同事們還要額外檢查落葉帶來的潛在火災隱患，如是否有煙頭藏匿在樹枝、樹葉中。
在實施了封城的武漢，維系城市運作的環衛工們往往要在危險的環境下工作。他們不僅要維持城市清潔，甚至還要冒生命危險打掃抗疫醫護人員的臨時住所和公寓，但在疫情之後也經常被克扣工資。曾有清潔工抗議租房平臺“蛋殼”遲遲未結清工人們的保潔勞務費，他們在社交媒體寫道：“在武漢躲過疫情，我們拿命護妳，妳卻要了我們的命。”
在政府不斷進行的“市場化改革”中，基層工人的利益往往是首當其沖被忽視和犧牲的。當官方不斷在工人權益問題上推卸責任，能夠解決勞資糾紛的就只有通過協商。上文中番禺環衛工人的維權案例可能可以當作是壹個參考——當工人有代表、工會能介入與雇主談判確保工人得到體面工資和良好的工作條件，那麼即便面對的是私人承包商，也是能通過低成本的協商來解決勞資問題。
編按：本報告是中國勞工通訊自2011年工人集體行動地圖建立以來，通過案例收集、訪談、整合分析，總結出的近十年的中國工人權利現狀報告。包括工人權利的應有保障、工人權利侵害的發生和侵害發生後的救濟，各相關方尤其是官方工會就保障工人權利的履職問題。基於此我們嘗試探討在中國現有制度下，工人權利保障的有效途徑和方法。
本篇是報告的第四章，我們將每周更新壹個章節，並公布pdf版本開放讀者下載。英文版鏈接在此。
2014年，東莞臺資“裕元鞋廠”工人崔天剛在工作時受傷。他所在的裕元鞋廠是全球最大的運動鞋制造商之壹。崔天剛本以為他有社保可以解決他的工傷問題。但崔天剛馬上發現，裕元鞋廠從十幾年前開始就沒有交足工人的社保。
因緣際會，他因此就站在中國2010年代最大型的工廠罷工前線。裕元鞋廠工人的罷工為期兩周，涉及多達4萬名工人，是十年來有記錄的唯壹壹次大規模工廠抗議活動。罷工的直接原因當然是是裕元鞋廠十幾年來未為員工繳納足額社保及住房公積金；同時，員工也擔心，隨著工廠將生產逐步轉移到內陸及海外，東莞的工廠很快會被關閉。
毫不意外的，罷工當中當地官方工會完全沒有代表工人的利益。當官方工會站在工人對立面時，崔天剛就自然而然的成為了工人領袖。崔在接受采訪時說:“我們只是期望壹個解釋，壹個答案。如果沒有人理會，我們會壹直罷工。”
法律漏洞的填補
為了填補上世紀90年代末中國國有企業改革所造成的社會福利缺口。2011年7月1日，中國新的《社會保險法》正式生效，雖然步伐較小，但這部法律至少在文本上首次構建了較為全面的保障框架，保證所有勞工處於社會福利安全網內，其中包括針對女性勞工的養老金、醫療、工傷、失業、生育保險等權益。
然而，當時新出臺的社會保險制度明顯缺陷是，它幾乎完全依賴私人資本供款，其成敗完全在雇主的供款意願和地方政府的執法力度上。中國改革開放的高速經濟增長，壹直都依靠低成本勞動力產生的經濟紅利驅動，雇主在壓縮成本的考量下，自然不願拿出逾三成的勞動力工資用以給員工提供社會福利；地方政府經常為了鼓勵投資、刺激經濟增長而縱容那些逃避法律義務的企業。
社保制度的第二大缺陷是，沒有充分考慮中國上億農民工的社保轉移接續問題。農民工的強流動性導致他們生活、打工和退休養老地點完全不固定。早期農民工並不能將養老金轉移回他們戶口所在地的農村老家，後來他們可以選擇離職時壹次過提取所有社保，但也困難重重。盡管農民工理應被納入《社會保險法》的覆蓋範圍，但自該法生效以來的幾十年裏，實際覆蓋率壹直很低。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2017年發布的最新官方數據顯示，只有22%的農民工擁有基本養老或醫療保險，27%的農民工擁有工傷保險，17%的農民工擁有失業保險。
尤其是近十年傳統制造業中心的廣東出現關門和搬遷潮。這讓許多農民工被迫下崗或搬離原址。而雇主欠繳社保的問題就凸顯了出來。中國勞工通訊工人行動地圖的數據顯示，有關拖欠及少繳社會保險的勞資糾紛在社會上壹直存在。比如2020年9月，珠海市壹家民營企業員工舉行抗議活動，要求公司繳付已從工資中扣除但未支付的六個月社保。員工表示，公司以新冠肺炎疫情為借口，讓部分人停薪留職。他們在微博發帖質問：“這種企業方法能適合以疫情為由放假和不發任何工資嗎？企業是要生存，但是作為我們社會最低層的勞動者也要生存啊！”地圖當月還記錄了兩起四川、壹起福建的類似案例。
威信掃地的工會
裕元事件中，廣東省總工會直接站在鞋廠和當地政府壹方協助鎮壓罷工。盡管從結果看上去是工人罷工失敗，但是事實上卻是三敗俱傷：員工被打壓，資方需付出幾十億的補償和罰款，政府和官方工會的威信掃地。
裕元鞋廠罷工事件後，廣東省總工會決心把東莞作為新壹輪組織工作的重點區域，希望建立新的、更加民主的工會代表制度，以此改善工會形象。但在那時，工人普遍認為裕元鞋廠的企業工會與所有同類型的工會壹樣，根本是代表公司利益，不可能代表工人。這導致廠內4萬名員工中，只有1,500人選擇加入工會。廣東省總工會主席黃業斌對其直屬管理的刊物《南方工報》表示，“在裕元發展更具代表性和民主的工會，對於建立和諧的勞資關系、減少勞資糾紛、以及提供穩定的管理環境至關重要。”黃業斌表示，目標應該是允許工人通過工會提出要求，工會再代表工人與公司進行談判。
盡管廣東省總工會以往在保護工人權利方面劣跡斑斑，但口頭上，總工會仍然表示將組織工人加入工會，從而確保民主選舉順利舉行，並建立解決勞資沖突及談判加薪的穩定機制。壹旦實現了這壹目標，機制將逐漸推廣到省內其他地區。
令人遺憾的是，總工會關於工會代表的新措施，揭示了它與該地工廠工人、及勞資糾紛發展趨勢相脫節。廣東省總工會不僅忽視了全省雇主數十年來侵犯工人權益的行為，也讓已存在的不良做法更加根深蒂固，而且忘記了省內工廠正被陸續關閉及搬遷。當務之急，總工會的主要關切應該是充分保護下崗工人的權益。
由於官方省工會遲遲未解決工會代表問題，2000年代在廣東民間成立的部分社會勞工組織，開始幫助工人處理他們正面臨的最緊迫問題：當地區內的公司關閉或轉移到其他地區時，保障他們取得應得的社保。
利得鞋廠工人的抗爭
2014年8月，在東莞裕元鞋廠大規模罷工近四個月後，番禺為Coach等奢侈品公司生產產品的臺資利得鞋廠同樣有了搬遷計劃，而工廠內的近3000工人卻壹直被蒙在鼓裏。
利得鞋廠多年來壹直在番禺經營，當時工人聽到傳言，說利得管理層計劃將整個工廠遷至南沙。由於公司已經拖欠工人們加班費、公積金、社保等多年，工人們擔心未能隨鞋廠搬離原址的員工，可能得不到應有的補償。
在長達九個月的糾紛過程中，利得鞋廠約20名工運積極分子，向基層勞工組織番禺打工族文書處理服務部求助。在與服務部的工作人員會面後，維權人士制定了與公司談判的策略，重點在於廠方應依法為無法隨遷的工人繳納住房公積金、社保等欠款，但公司經理拒絕與工人代表們談判。在接下來的三個月裏，服務部協助利得工人召開五次工人代表座談會，壹次工人大會，向工人宣講法律。
然而到了11月，利得鞋廠不僅依舊拒絕與工人談判，而且拒絕為工人補繳任何社保費用。11月26日，鞋廠經理更強迫工人簽訂不合理的勞動變更合同，縮短部分員工的服務年限，從而最大限度地減少欠繳的社保和住房公積金費用，逃避責任。在鞋廠的逼迫下，利得的工人決定開始罷工抗爭。
2014年12月6日，數百名工人開始罷工，人潮淹沒了番禺工廠外的街道。最開始鞋廠似乎有所妥協，工人代表能夠與人力資源部門合作，核對每位員工的準確工齡以便補繳福利。然而，12月13日，管理層卻突然單方面召開各部門員工大會，將高溫補貼、帶薪年休假、加班費三項打包，壹次性補償員工，上限為每人2500元，這令員工感到無法接受。
工人代表立即召開緊急會議，表示無法接受條款，並決定立即恢復罷工行動。四天後工廠管理層同意恢復談判。工廠表示，將把每位員工的高溫補貼、帶薪年休假和加班費的上限提升至12,000元。
2015年4月，隨著搬廠期限日漸逼近，管理層仍未公布廠房最終搬遷計劃，也未就補繳社保、住房公積金及工齡補償事宜，與工人代表進行談判。對此，工人們於4月20日再次罷工，希望繼續向鞋廠施壓。當公司管理層最終同意坐下與工人代表談判時，代表要求及時解決此前所有未盡事宜——包括社會保險和住房公積金，以及關廠工齡補償金的拖欠。當地政府官員也出席了會議，承諾以後會促進工人和管理層之間的對話。
在整個談判過程中，罷工壹直持續，工人們連續施壓三天後，利得鞋廠和當地政府發布了壹份聯合聲明，承諾會滿足工人們提出的所有要求。2015年4月25日，公司向職工支付了拖欠已久的關廠工齡補償金和住房公積金，同月支付了部分社會保險欠款，並承諾在6月底前將所有工人的社保繳清。在番禺打工族和CLB的協助之下，經過多月的行動與談判之後，約2750名利得鞋廠工人取回約1.2億社保金額。
圖片：利德鞋廠工潮結束後，曾飛洋獲工人送贈“工運之星”牌匾。
被妖魔化的工人運動
番禺打工族文書處理服務部由農民工廖曉峰於1998年創辦，其後熟諳勞工糾紛的律師曾飛洋接任負責人壹職。這個中心最初的工作重點是向農民工提供法律權利咨詢服務，並在個別工傷案件中提供援助。其後它更多地集中在處理廣州南郊工業區工人的集體訴求方面。
服務部曾經在2013年廣州中醫藥大學第壹附屬醫院，幫助護理和保安人員追回了拖欠已久的社保。而其中壹名保安人員孟晗，因為這次成功爭取社保的經驗也成為壹個勞工權益工作者，並到番禺打工族文書處理服務部全職工作。
後來，服務部重點幫助了番禺許多珠寶工廠中被欠薪的工人。然而利得鞋廠的維權事件令服務部成為了地方政府的眼中釘。2015年12月，在中央的授意下，番禺當局對服務部發起了大規模的打壓行動，不僅直接突襲服務部以及關系較近的幾家機構，還拘押了約30名與之相關的勞工維權人士，服務部主任曾飛洋和三名主要工作人員朱小梅、湯歡興和孟晗更被正式逮捕並起訴。
朱小梅和孟晗壹樣，都是因工廠維權的經驗而加入工運。2013年，她在廣州的日立金屬工廠擔任管理層，並組織工人壹起要求公司繳納社保費用。公司很快發現她立場不對，就在2014年1月解雇了她。之後，她加入了番禺打工族文書處理服務部為工人維權。
最終，曾飛洋被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四年；朱小梅、湯歡興被判處有期徒刑18個月，緩刑兩年。孟晗在裕元事件中是工人委任的代表，孟晗始終拒不認罪，最終被判處有期徒刑21個月。即便已在2017年第二次坐牢，孟晗依然堅持為工人維權的初心。他出獄後在博客寫道：“我的態度非常堅決，我堅信我們推動的勞資集體談判是正確的。如果這樣的行為都有罪，我寧願再次冒著這樣的風險去幫助工人解決問題！”
12月的打壓行動沒過多久，央視和新華社就對曾飛洋及同事們進行了輿論抹黑。新華社的報道將曾飛洋描繪成壹個詐騙分子，他在利得鞋廠罷工期間“煽動和威脅”工人，以阻止他們“恢復正常工作”。報道還指出，曾飛洋曾邀請國際社會關註這次罷工：“罷工剛開始，壹些境外媒體、網站第壹時間就登出大篇幅文字和圖片報道，持續進行惡意炒作，矛頭直指地方政府。”
另外，《人民日報》在報道中特別提到，番禺打工族服務部與《中國勞工通訊》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系。對此，中國勞工通訊主任韓東方親自致信該報總編輯李寶善，解釋了勞工通訊與中國大陸勞工維權人士合作的理由，並強調了通過這種合作對各方有何有益成果。韓東方特別指出，勞工通訊與曾飛洋和及番禺服務部五年中合作的方方面面（包括幫助工人討回1.2億社保費用），從壹開始就是公開的，廣州安全部門也在很大程度上給予了默許和包容。韓東方質疑了《人民日報》的對抗性思維，並呼籲其從公平、共同理念的角度出發進行思考：
“難道，貴報從總編輯到記者們的眼裏，這個世界，我們的國家，人與人之間，真的已經晦暗到了只剩下‘拉攏’和被拉攏的關系，只有騙子、傻子、袖手旁觀者和落井下石者這幾種人嗎？難道，在妳們的內心世界，早已不再有誌同道合者嗎？不再有為了共同理想和精神追求合作奮鬥這回事嗎？不再有工人階級的階級感情這種東西嗎？更不再有基於這種階級情懷，對中國工人階級所受苦難不忍冷眼旁觀，不齒於彌漫於街頭巷尾和辦公大樓裏心口不壹的假衛道士，從而願意坐言起行改變現狀的理想主義者嗎？”
2015年12月的對服務部的打壓，標誌著針對民間社會勞工團體持續打壓的開始，當局更於2018年在深圳逮捕了佳士工人運動的支持者，並在次年於深圳和中國其他地區逮捕了幾名知名勞工維權人士。
與此同時，媒體對勞工新聞的處理方式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廣州當地的媒體在2014年報道大學城環衛工人的集體抗議時，壹度相當活躍；但在2018年，從7月27日勞資糾紛開始，國內都沒有媒體報道佳士工人抗議的新聞。直到近壹個月後的8月24日，官方媒體新華社發表了壹篇極負面的批判性報道，不但抹黑工人行動，也暗示他們是收取了海外資金資助。
在新華社的報道面世後，8月25日，中國內地僅出現三篇關於佳士的報道，其中兩篇重復了新華社的措辭，曾經相對開放的《南方都市報》同樣照搬新華社的報道。第三篇是中宣部《光明日報》的評論，內容類似於領導層對這壹事件的最終定論，結論是“隨著公安機關的深入，發現此事並不是單純的職工維權，背後有著境外勢力的介入，是壹次背景不透明、訴求不純粹、手段不合法的事件。”但事實上，深圳和廣州的當地記者仍然期望采訪佳士事件，有記者明知道報道無法刊載出來，也期望能去采訪工人和學生的真實聲音。
編按：本報告是中國勞工通訊自2011年工人集體行動地圖建立以來，通過案例收集、訪談、整合分析，總結出的近十年的中國工人權利現狀報告。包括工人權利的應有保障、工人權利侵害的發生和侵害發生後的救濟，各相關方尤其是官方工會就保障工人權利的履職問題。基於此我們嘗試探討在中國現有制度下，工人權利保障的有效途徑和方法。
本篇是報告的第五章，我們將每周更新壹個章節，並公布pdf版本開放讀者下載。英文版鏈接在此。
當中國的制造業工廠相繼關閉或遷走，科技行業成為經濟轉型重要支柱的同時也創造了大量就業機會。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的壹份報告顯示，2018年中國數字經濟領域就業崗位為1.91億個，占當年總就業人數的約四分之壹。
算法的奴隸
當科技行業沉浸在推動創新、產生便利的春秋大夢中，其最底層的外賣員、網約車司機等服務人員，卻被牢牢困在技術所編織成的大網中。算法幫助科技平臺實現了數字化運營，更大幅降低成本的同時卻也將工人變成了平臺的奴隸。大型科技公司和官方近些年都會吹噓，零工經濟為工人提供了隨時隨地工作的自由、員工從而可以實現更好的工作與生活平衡。但是對於完全依賴零工經濟、且必須長時間工作以養家糊口的工人來說，自由的承諾與事實相去甚遠。
作為過去十年國內增長最快的行業之壹，2019年外賣市場的規模達到6536億元人民幣。市場主要由美團和餓了麼兩大公司壟斷，自2000年代末以來，兩家公司壹直在爭奪外賣配送的市場主導地位。但隨著餐飲外賣行業正式進入快速發展階段，競爭在2016年才真正開始。為了吸引更多用戶，這些平臺增加成本投入，並以降低價格、削減騎手報酬、提高訂單超時罰款來展開惡性競爭。
這些政策和措施為騎手的生命安全帶來了直接的影響。試舉兩起較為極端的事件：壹名位於北京43歲的騎手在2020年12月因為過勞而死，雖然這名姓韓的工人在餓了麼平臺購買了意外保險，但公司卻表示他不是直接聘用，只願意支付韓家2000元補償。不足兩周後，2021年1月11日，泰州市壹名47歲的外賣員劉進在餓了麼網點辦公室前自焚，以此抗議公司拖欠的5000元工資。
中國勞工通訊的工人集體行動地圖，記錄了這些平臺政策對騎手生計的影響。地圖上外賣工人的抗議數量，從2017年記錄的10起增加到2019年的45起，而快遞員的抗議則由2016起便經常出現在中國城市的各個角落。
2019年10月，工人集體行動地圖記錄了全國8起快遞員的抗議活動，其中關於圓通快遞公司的就有7起。由於集團財務問題引發的連鎖效應，短時間內在7個不同城市就都發生了抗議活動：10月12日，北京圓通快遞旗下子公司承諾達特快倒閉，數百名司機在突然被“變相辭退”後舉行靜坐，要求得到合理補償；10月13日，重慶市的承諾達特快司機也通過靜坐甚至封鎖道路要求公司補償薪資、補助及福利；10月14日，陜西西安爆發了與承諾達特快倒閉有關的抗議活動；10月15日，相關抗議活動又在湖北武漢和上海發生；相隔不到壹周，10月21日，湖南湘潭圓通子公司的工人也舉行抗議，要求公司支付拖欠已久的工資，有人在微博上發帖問道：“我就納悶，這麼大的公司怎麼會拖欠工資呢？”
誠然，近年來中國發生的大規模抗議活動有所減少，但這主要是由於新的經濟形勢下，工人工作變得更加短暫和更強流動性，故而變得難以進行有效的組織協作。但2019年10月發生的這些與圓通快遞集團有關的抗議活動，卻讓我們壹窺數字經濟時代的勞工糾紛現狀——地域雖然分散但同質性卻變得更強、影響範圍也更廣，更涉及成千上萬的工人。此外值得註意的是，這些案例中的工資拖欠等問題直接源於極端的行業競爭，圓通快遞等供應商在2019年均大幅削減利潤，以吸引客戶獲得並維持市場份額。
工人集體行動地圖反映出，2020年外賣員的抗議活動數目有所下降，這主要是因為新冠肺炎疫情下許多工廠因此倒閉或裁員，導致大量新騎手湧入業內。這些新騎手絕望地為生計而掙紮，也沒有經歷過老騎手從優到劣的工作條件劇變。2020年9月《人物》的調查報道，就相當生動地描述了外賣員日常嚴苛的工作環境。這篇名為《外賣騎手，困在系統裏》的文章，揭示了送餐員的本質是外賣算法平臺的奴隸——他們為了準時完成平臺的派餐任務，不得不將自己的生命置於危險之中：違反交通規則、極端惡劣天氣、保安刁難等突發狀況都是家常便飯。
這篇報道，引發了公眾輿論對外賣騎手工作待遇的極大關註。疫情期間，外賣騎手對於公眾生活的重要性令外界開始意識到他們價值和困難。因此，部分配送平臺似乎願意（至少在表面上願意）向員工做出壹些小修小補的讓步。餓了麼宣布發布新功能，在用戶結算付款界面增加壹個“我願意多等5分鐘/10分鐘”的小按鈕，給予騎手更多的自由；而美團就宣布，會更好地優化系統，給騎手留出8分鐘彈性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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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些看起來出於人道的舉措，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外賣騎手遇到的困難。平臺更多時候只是呼籲消費者讓步，將平臺和騎手的矛盾轉嫁到消費者身上，逃避了自己需要對員工承擔的責任。騎手們也表示，這些權宜之計未能解決行業中更深層次的問題。
外賣公司應該去做什麼呢？如果外賣員獲邀定期與公司坐下來，討論安全、社會保障和公平報酬等議題，將有助於為真正的改進奠定基礎。與制造業和建築業的情況壹樣，零工經濟中缺乏工人利益的真正代表者，意味著他們被要求增加所謂的效率時，要面對巨大風險。
在交易規模突破3000億元的網約車市場同樣有這個問題。占有90%的市場份額的滴滴出行，為了保持競爭優勢、持續占據市場份額，便持續壓低司機的工資並引入對司機限制性的工作規例，大量政策將競爭成本直接轉嫁到司機身上。
例如在2018年6月，滴滴修改了司機的獎勵規則，使司機在油價大幅上漲之際，更難申領到獎金。政策引發了湖南邵東司機們為期6天的罷工，他們在網上發布了壹份包含十項訴求和不滿的清單，包括“乘客取消訂單的補償費用，平臺應該壹分不少歸還給司機”、“超1.5公裏派單應由司機自己選擇是否願意接單”、“降低系統抽成，提高獎勵機制”等。這份需求清單，顯示了網約車司機們在滴滴系統中的受困程度之深。
與此同時，6月8日司機們在滴滴杭州研發中心外舉行示威，抗議公司約兩個月前推出的“司機收入保障計劃”。該計劃聲稱為司機提供穩定的收入，但要求司機的日累計在線和接單時長不得低於10小時。滴滴會根據司機是否加入計劃進行日常派單，如果司機拒絕加入，就會報復性減少他們的訂單。可想而知，壹些希望有靈活工作時間的司機對於這樣的高壓政策表示不滿。壹位司機在社交媒體上發文稱，新的滴滴系統直接導致他的月收入減少了5000元。扣除燃油等費用後，許多司機每月僅余幾千元收入，即使是那些通過優質服務保持高客戶評級的司機也發現，只有妥協加入保障計劃，才能穩定獲派訂單。
政策風向轉變
2020年底以來，科技公司及其老板的處景發生了巨大變化，這被外界描述為“打壓科技巨頭”。2020年底以來，政府推出了壹系列監管措施和懲罰性行動，旨在規訓科技行業，並給野心勃勃的科技大亨們套上枷鎖。
打擊中國科技行業的現實很復雜，當局采取的行動背後有多重考慮：比如削減科技巨頭的權力及其對大數據的控制；保護數據隱私；控制惡行競爭行為等。官媒報道指，這些行動最終是為了實現中國共產黨更大的政治目標，亦即實現共同富裕。習近平期望“通過財富再分配和改善福利來減少不平等”。中國的科技大亨和公司對此紛紛表示支持，因為他們明白自己需要通過服從中共的“社會責任”來維護其商業利益。如今這些科技公司已承諾為支持共同富裕提供數百億元人民幣。
這場自上而下的“共同富裕”運動對科技產業底層的工人意味著什麼呢？官方仍然在不斷推出新的治標不治本政策。例如2021年7月，八大部門聯合共同印發的《關於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指導意見》中，明確強調平臺企業要規範用工，尤其對於不完全符合確立勞動關系情形但企業對勞動者進行勞動管理的，指導企業與勞動者訂立書面協議，合理確定企業與勞動者的權利義務。其後多部門也聯合印發《關於落實網絡餐飲平臺責任 切實維護外賣送餐員權益的指導意見》，甚至要求工會“參與涉及勞動者權益的重要事項協商協調”。但是這些政策在現實中幾乎難以見到任何實踐和推進。
在官媒口中的共同富裕，乍看之下似乎對工人有利。但共同富裕政策的推動實施重復了壹個熟悉的模式，即在制定直接影響工人生活的政策時，沒有征求工人的意見。這場運動也沒有解決各種制度性的問題，因此工人並沒有獲得更穩定的保護機制。
實際上，科技行業工人所面對的根本問題與改革開放以來其他工人所面對的並沒有什麼不同，而其解決方案也絕不是政府方面臨時打補丁似的政策；也不是民間所追尋的復仇精神。最重要的是契約精神的建構：公司和工人都應該基於平等的基礎來談判達成合約，受雙方自由參與制定的合同的約束和保護，而這些合同也能得到政府和法院的尊重和執行。
近年來許多案件已經痛切地表明，科技行業的工人在瘋狂壓榨追求效率的環境中是極其脆弱的。例如，2020年12月電商巨頭拼多多壹名女員工工作到午夜後猝死；另壹名拼多多員工在幾周後自殺。
盡管2021年科技公司面臨各種打擊，但很明顯科技行業的增長將繼續成為未來發展和就業的來源。達成促進工人權利和共同富裕這項最終目標，完全依靠雇主短暫的良知和誠意是不夠的。政府意圖的好壞並非重點，問題在於如何界定政府與中國工人的關系。目前，政府只是在不公平的勞資情勢已成定局後才介入問題，最清楚自身需求的工人則無權確定他們的勞動條款和條件。而寬泛的措施和無效的監督下，工人的最終命運仍將落在公司手上。
政府長期在工人權利問題上的被動回應對工人和政府都沒有益處。只有從更根本上確保工人參與決策並就工作性質進行談判，中國工人權益才能切實朝著共同富裕的方向發展，也同時能夠避免那些反復出現的沖突和悲劇。
中國工人十年集體行動啟示（第六章）：“英勇營救”的宣傳濫觴——礦業生產事故的死亡循環
2023年01月05日
第二部分 “效益第壹”下避無可避的工傷事故
編按：本報告是中國勞工通訊自2011年工人集體行動地圖建立以來，通過案例收集、訪談、整合分析，總結出的近十年的中國工人權利現狀報告。包括工人權利的應有保障、工人權利侵害的發生和侵害發生後的救濟，各相關方尤其是官方工會就保障工人權利的履職問題。基於此我們嘗試探討在中國現有制度下，工人權利保障的有效途徑和方法。
本報告共分三個部分共十壹章：第壹部分為勞工權益和工人集體行動，簡述中國勞工權利被侵犯的現狀和工人的抗爭案例；第二部分為“效益第壹”下避無可避的工傷事故，將集中闡述中國數個行業工傷事故和職業病問題；第三部分為叫醒“躺平”的中國工會，以天津港大爆炸缺少消防員工會和沃爾瑪在中國建立工會兩個事件為主軸，探討中國工會的結構性問題和改革可行性。
本篇是報告的第六章，我們將每周更新壹個章節，並公布pdf版本開放讀者下載。英文版鏈接在此。
從高聳的建築樓盤到深不見底的礦井，中國大地上任何壹個工地，“安全”二字都會被醒目的標示出來。可這種對“安全”標語的癡迷和狂熱，真的能夠從實際上保證工人的生產安全被最大限度保障嗎？在如今經濟快速發展、建設如火如荼的時代，只有工人自己才明白，“安全第壹”早已經成為壹句自欺欺人的口號。中國安全生產專家吳超在研究論文中寫道：
“安全第壹”是我國安全生產方針的重要組成內容，在我國已經有了半個多世紀的歷史，“安全第壹”已經深入人心，特別是在企業已經成為員工的口頭禪。但多年來企業中也經常有安全管理人士抱怨，“安全第壹”只是壹句口號，踐行起來很難，許多領導們只是口頭說說而已，而實際行動卻是效益第壹。
實際上在建國初期，中國的“安全第壹”並非壹紙空談。在1949年11月10日的《人民日報》上，當時處理礦區工人工傷問題的首要任務是“各級幹部首先要理解安全的重要性，把‘安全第壹'上升為高層次的原則”。當其時，中國跟隨蘇聯的國有模式，追求密集工業增長的同時也大力推進“安全第壹”的政策理念。除了期望實踐其代表工人階級的承諾之外，另壹個重要原因是當時的國有企業並不受利潤所制約。因此，國有企業並不會為了降低成本而損害生產安全。
然而改革開放後，在巨大的經濟浪潮中，效率和安全卻忽然間被撕裂到了天平兩頭，雖然“安全第壹”的口號仍然喊得震天響，但安全問題明顯不再是生產中被優先考慮的事項。可對於中國的工人來說，“安全第壹”和“效益第壹”之間的差距可能是致命的——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20年全年各類生產安全事故共死亡27412人。近十年來，雖然許多傳統危險行業如小型采礦業和制造業血汗工廠已經關閉，但是工人們的職業健康和安全問題仍然被廣泛忽視。
中國壹處建築工地外的標語寫道：“生產再忙，安全不忘；人命關天，安全在先。”
2021年1月10日，山東省棲霞市附近的笏山金礦發生爆炸事故，22名工人被困井下深處，與地面的通訊完全中斷。1月13日，《光明日報》刊登了壹篇評論文章，呼籲徹查事故原因，以避免未來再發生類似悲劇。文章中提到：“要知道，‘安全第壹，生命至上’從來就不是抽象的口號，唯有落實到每個企業安全生產規範和監管執行中，才能真正變得實至名歸。”
這種事後諸葛亮壹般的“安全第壹”的呼聲從來沒有在官方的口中停止過。但要做到真正的事先預防，就必然要明確公司、政府和工人如何在現有的政策框架之下理解自身的角色，並尋找可行的解決方案。
首先，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私營企業的雇主，都不可能在沒有監督的情況下自願遵守安全生產法，誰會平白無故的犧牲唾手可得的利潤呢？其次，行政力量自上而下的工作將有效地迫使雇主改善安全和工作條件。最後，政策制定者不應假設工人只是壹群潛在地違反健康和安全法律法規的人，而應明白他們可以充當有效的自下而上的、真正在生產第壹線的安全監督者。但正如我們將在接下來的案例中討論的那樣，當前整個經濟體系不僅利益至上，而且習慣於剝奪壹線工人發言權。這令中國在職業安全方面的改革舉步維艱。
被統計數字忽略的工傷事故
由於中國經濟發展的重心由制造業轉向服務業，因此工傷事故和死亡人數在過去十年內有顯著下降。根據官方統計，2011年國內各類生產安全事故死亡人數為75572人，2020年為27412人，死亡人數較十年前減少了60%。
死亡人數減少六成看起來是實質的改善，但事實上，工作的風險只不過被轉移到了服務業工人當中。例如，外賣騎手在被平臺催著趕著派送時，便在交通事故中出現大量受傷甚至死亡的案例。而類似這類“交通事故”或“非生產事故”往往並不被官方包含在工傷事故的統計中。即使我們僅計算官方統計的這些事故和死亡數據，2020年平均每天因工傷死亡數字，仍有74人之多。
2014年以來，中國勞工通訊的“安全事故地圖”分類記載了中國媒體報道的3200多起重大事故。絕大多數工傷事故往往都是小規模而頻密發生的。以2020年12月上旬，中國發生的壹系列火災、倒塌事故為例：12月6日廣東中山有工廠發生火災，造成人員受傷，無人死亡；12月7日山西壹工廠倒塌，造成2人死亡，多人重傷；12月8日，寧波市壹處建築工地的起重機倒塌，造成兩名工人死亡，壹人受傷；12月10日，湖南省壹處建築工地發生坍塌，造成三人受傷；同日，四川有工廠發生火災，造成9名工人受傷。以寧波起重機倒塌事件為例，當地媒體對此類事件進行報道時，壹般都習慣性表示“事故原因正在調查中”。
冷冰冰的數字往往消解了事故的殘酷，壹個個家破人亡的個案並不能從這些報告中得到顯現，工人們的冤屈也無法從處理報告中獲得寬慰。因為那些罔顧生產安全的礦井、工地仍然在不顧壹切的生產，對行業老板來說，眼前的短期利益仍然先於安全因素；政府仍沒有嚴格監督和執行安全法律法規；官方工會未能起到監督作用，任由潛在的危險造成惡果。
煤礦開采業是中國最危險的行業之壹。2000年代甚至曾經出現過每年多達7000名煤礦工人死亡的情況。僅在2004年10月至2005年2月的短短五個月時間裏，河南、陜西和遼寧就發生了三起重大瓦斯爆炸事故，共造成528名礦工死亡；但到2014年，全國煤礦事故死亡人數已降至1000人以下。2018年，中國煤礦百萬噸死亡率更是首次降到0.1，成為煤礦安全生產形勢明顯好轉的裏程碑。其中，煤礦百萬噸死亡率，在2019年繼續下降至0.083；2020年，官方公布的煤礦事故死亡人數為225人，煤礦百萬噸死亡率為0.058——即每生產100萬噸煤炭，有0.058人死亡。
事故數量和死亡率的下降主要由於2000年代末中國大規模關閉和整合礦山；與此同時，進入2010年代，由於政府開始削減過剩工業產能，中國煤炭價格和需求均有所下降，約有180萬名礦工因此被解雇。但是，盡管這些宏觀經濟變化引致數據持續下降，但導致煤礦安全隱患的根本問題從未得到解決，大大小小的安全事故仍不時發生。
2014年的壹項研究引用了2006年至2010年這五年間，中國發生的致命瓦斯事故數據，研究員指出，雖然國內煤礦行業的總體死亡人數有所下降，但該行業仍然“擁有世界上最惡劣的安全記錄”——在研究進行期間，中國煤礦的瓦斯事故仍正以每3.8天1 起的驚人速度發生。該研究指出，無論是在國家、省級還是鄉鎮層面，煤礦都缺乏足夠的安全生產管理人員、安全設備和完整的安全體系。
此外，安全巡查缺乏更是壹個被嚴重忽視的問題。許多地區的巡查人員嚴重短缺，在許多主要礦區，“壹個監督部門要負責巡查數百座礦山”。那麼，安全人員既然不足，那為什麼不讓壹線工人直接參與監督呢？只要被賦予權力，熟知開采過程和安全隱患的工人可以在不增加成本的情況下充當監督員。這個方法不但成本較低且有效，它更可以杜絕安全巡查員被政治和經濟利益收買的問題。壹份2014年致命瓦斯事故的研究發現，即使有巡查人員在場，他們也可能會因為想牟取政治經濟利益而玩忽職守。專家指出，“因為涉及到自身利益，地方政府可能會忽視壹些鄉鎮煤礦違反規定和標準的行為；此外，安全監管過程中也出現了腐敗的情況。”
2021年1月10日，山東省煙臺市棲霞市笏山金礦發生爆炸事故，上文提及所有的潛在安全隱患共同釀成了這場悲劇。笏山金礦是中國第四大綜合性黃金生產商招金礦業的子公司。這次爆炸導致22名礦工被困井下深處，他們與地面的通訊完全中斷。隨後的調查報告指出，由於違規存放使用民用爆炸物品，外加其他“不當操作”，救援過程中該礦又發生二次爆炸。然而，涉事公司和棲霞當局均涉及遲報瞞報，棲霞市委在事故發生約兩天後才向上級煙臺市委報告，甚至在事件受到廣泛關註後，還試圖隱瞞關鍵細節。事故最後導致10名礦工喪生，其余11名礦工在1月21日獲救，而國內媒體全程直播跟進了這場為期10天的救援大戲。官方公布調查結果後，45名相關責任人員被追責問責，其中包括棲霞市地方官員：時任棲霞市委書記姚秀霞和時任市委副書記、市長朱濤均被免職。
笏山金礦爆炸悲劇發生後，棲霞當地主要官員被免職，其余數十名地方行政人員和公司負責人受到問責處分，案件似乎可以就此畫下“圓滿句號”。但政府對該事件的所謂“調查報告”省略了最重要的細節，也回避了最重要的問題：地方官員、公司老板等人遲報瞞報問題為何壹開始沒有被發現？如何確保這些人為問題不會再次發生，不會導致更多工人死亡？值得玩味的是，媒體對該調查報告的報道，往往不會聚焦於這些重要問題，而是壹味報道對責任人的懲處結果，尤其是對地方主要官員的刑事處罰。就像新華社在救援進行時發表的評論文章，將那些參與遲報、掩蓋真相的人稱之為“與人民為敵”，清楚體現了這種對於“懲罰作惡者”的重視。
當然，出現重大事故必然需要問責，但問責絕非最終目的，喪命的工人的生命並不會因為涉事官員被懲處而找回公義；相似的“出事、懲罰、再出事、再懲罰”的循環也表明，官員並不會因其他地方官被問責而感受到震懾，並對安全問題體現出更多重視。
事實上，笏山金礦事故已經成為了壹種惡性循環：從最初未能形成足夠完整的安全體系、安全生產管理人員的缺乏；到未能通過定期檢查來確保作業現場的生產安全；到地方政府和采礦企業之間的種種腐敗、利益輸送；再到遲報瞞報，最後當事情發展到不可挽回的地步時，壹個系統性腐敗的爛攤子就被公諸於世。最後，官方通過關於安全的宣傳活動和機械口號，外加妖魔化地方官員和公司老板，就輕易避開了對此類悲劇深層原因的追究，及尋找預防悲劇的真正方法。而讓工人們吃盡苦頭的舊有制度，絲毫沒有改變。
工傷事故的喪事喜辦
2018年3月，中國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被並入國務院新成立的應急管理部。應急管理部是壹個新的超大型部委，除安全生產外，應急管理部的任務是監督從森林火災到地震、洪水和爆炸等各種自然和人為災害的管理。
在這次調整中，工傷事故不再被視為可預測和可預防的事件，轉而變成了需要事後應對的“緊急情況”。而由此產生了壹種新的事故應對模式：事故發生後，資源和公眾的註意力被轉移到宣傳地方政府的應急反應時間、部署的人員和車輛數量、與救援有關的技術進步以及救援的英雄氣概上。這種新的應急反應風氣被網民描述為“喪事喜辦”。
正如在棲霞事件中所看到的那樣，最初的工作重點必然是“組織壹場不惜壹切代價的救援行動”：由省級甚至國家級政府領導人在重大災難中掌舵，隨後就是對事故原因進行詳細的調查取證，鎖定並處罰相關責任人。很多時候，在開展調查和整頓的同時，當地所有的煤礦都會被應激性的責令停產。在此期間，被發現違反安全生產條例的礦山會遭到罰款，並被責令恢復生產秩序。然而在大多數情況下，整改令會成為壹紙空文，危險的的采礦工作又會像從前壹樣繼續，直到下壹次事故發生。因此當棲霞發生這樣的悲劇時，卻很少有人問，到底是哪裏出了問題？
除了遮掩事故發生的真實原因，官方媒體對礦難或其他工傷事故的報道，通常旨在捍衛體制的認受性，並回避批評。在笏山礦難的例子中，這種荒謬被新華社、《環球時報》等官媒發揮到了極致。1月19日，礦工們仍被困於井下，救援人員已打通壹個鉆孔，以方便井上井下傳遞物資及通電話。有媒體報道，被困礦工通過鉆孔傳遞了壹張手寫紙條，上面寫著：“麻煩再送壹部電話做為備用，聯系不到妳們，我們就找不到黨了。”——如果想要備用電話，礦工們為什麼不直接撥打第壹部電話提出要求，而是要專程遞送壹張贊揚黨的紙條到地面，這合理嗎？盡管如此，該帖子還是在網絡瘋傳，甚至被《工人日報》公開在官方社交媒體賬號上分享。正如新華社“新華微評”壹篇帖子表述的那樣，“危難時刻，黨和政府永遠是最堅強的依靠。”
幾十年來，國內無論發生何種形式的災難，都難逃這種“將悲劇轉化為忠誠”的論調。2007年，河南陜縣的壹座礦井發生透水事故，69名礦工被困，礦工最後全部生還。這固然是個值得慶祝的時刻，最後壹位被救出來的礦工全身沾滿煤灰，在眼睛還罩著黑布條的情況下，對著電視新聞鏡頭直喊：“感謝黨中央！感謝國務院！感謝河南省政府！感謝全國人民！”香港專欄作家梁文道認為情況不自然不可信，完全違反人性的常理，他寫道：“這位工人兄弟要是由衷地喊出了四個感謝，那就說明他新聞看得太多，早就內化了壹種符合老套報道模式的反應了。”
這種宣傳模式的目的不外乎是為了保護政權合法性和左右公眾輿論，但如果政府也因此沾沾自喜、沉浸於那些失真的政治宣傳中，也聽不到工人真實聲音的時候，就等於將註意力從最危險的問題上移開，也就是如何能從根本上解決生產安全問題，而政府和官方工會在生產的日常體系中，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
官方工會對事故隱患視而不見
中國的許多法律法規，明確規定了企業官方工會監督在安全生產方面的關鍵作用。這些法律包括《安全生產法》、《礦山安全法》、《煤礦安全監察條例》、《工會法》和《中國工會章程》。例如，全總制定的《中國工會章程》第二十八條第六點規定，工會基層委員會的基本任務是“監督有關法律、法規的貫徹執行；協助和督促行政方面做好工資、安全生產、職業病防治和社會保險等方面的工作，推動落實職工福利待遇；辦好職工集體福利事業，改善職工生活，對困難職工開展幫扶”。同壹條款中也規定，工會需要“依法參與生產安全事故和職業病危害事故的調查處理”。
然而工會對自身角色錯位理解，政府、企業對工會制度性的忽視，造成了工會監督缺位、安全事故不斷發生的惡性循環。政府需要改變安全生產完全依賴行政主導的思路，激活中華全國總工會的監督職能，才可能真正影響和改變現狀。
2020年12月，重慶發生兩起重大煤礦安全事故，短短三個月內造成39名礦工死亡。中國勞工通訊對涉事礦山的不良安全記錄進行了調查，發現這兩起事故都沿循熟悉的“安全被忽視——慘劇發生——官方介入調查”模式發展，無壹例外。
首個事件發生在12月4日，重慶市永川區吊水洞煤礦在因生態環境保護原因被區能源局關閉兩個多月後，企業在拆除井下設備時，發生壹氧化碳超限事故，24人被困井下。30多小時後，僅壹人獲救，其余23人全部遇難。事故第二天的12月5日，國務院安委會宣布對事故調查掛牌督辦。12月6日上午，國務院安委會、應急管理部召開全國煤礦安全生產工作緊急視頻會議；下午，應急管理部和礦山安全監察局對重慶市政府進行約談。短短兩天之內，這壹事件就被列為國家重大優先事項，由中央政府直接負責。
可就在此事故前兩個多月，9月27日，重慶市綦江區松藻煤礦井下火災事故，造成16人死亡，國務院安委會也曾對事故調查掛牌督辦。即使中央政府出面監管，短短兩個多月間，重慶市煤礦行業還是發生了兩次重大事故，造成39人喪生。由權力頂層發力、自上而下的強勢掛牌督辦制度，對於強化安全生產意識、預防煤礦事故發生，似乎並沒有人們預想的那麼有效。
永川區能源局的公開信息顯示，2020年3月，也就是23人死亡事故前9個月，涉事吊水洞煤礦因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礦山安全實施條例》第十七條規定——“應當采取安全措施，防止泥石流等危害；尾礦應設置安全裝置，防止倒塌等事故發生”，被罰款1000元。煤礦此次被處罰之前，已經於2019年6月20日及12月15日收到過區能源局發出的其他傳票和罰款，其中壹項涉及進風風量不足、導致瓦斯超限。
吊水洞煤礦重復發生著依法查處、罰款了事的遊戲。從2019年6月20日到2020年3月2日九個半月期間，吊水洞煤礦被永川區能源局罰款6萬4千元，煤礦主要負責人被罰款4千元。除此之外，還有什麼改善安全生產的辦法呢？有人可能不以為然，說能源局作為政府行政部門，除了罰款、停產整頓等處罰之外，其實並沒有其他手段能夠幫助轄區內煤礦改善安全生產，但這並不意味著煤礦安全生產沒有監督和預防的制度空間。
工會監督已是國際公認的安全生產制度的關鍵組成部分。安全生產重在預防，做好預防重在監督，安全生產監督重在日常。制度設計上，事故預防的主體組織應該是工會，事故預防的主體人群應該是壹線工人。
吊水洞煤礦造成23人死亡事故發生後的第四天，中國勞工通訊負責人韓東方致電重慶市永川區茶山竹海街道吉安鎮工會，詢問吊水洞煤礦有沒有工會，以及工會作為落實安全生產日常監督、做好安全生產事故預防第壹責任主體，在該礦2019年、2020年因安全生產違法多次受到處罰期間及其後，有沒有履行安全生產監督職責。
對這些問題，當地各級工會均躲躲閃閃不願回答。但工會向來擅長忽視和逃避責任，這壹情況也並不特別令人驚訝。永川區總工會辦公室的基層工作部，負責工會組織建設和基層工會規範化建設、工會幹部教育培訓等工作，接聽電話的工作人員小韓表示不清楚吊水洞煤礦是否有工會，建議第二天打電話詢問其他工作人員。第二天，區工會辦公室另壹名工作人員在電話裏口吻顯得比小韓肯定，說關於事故的所有問題，包括吊水洞煤礦是否有工會，以及工會履行安全生產監督責任的情況，均由區委宣傳部統壹口徑答復。
最後，在負責職工技能培訓，指導開展工資平等協商、廠務公開、“民主管理”等工作的永川區總工會服務發展部，工作人員在電話裏表示吊水洞煤礦有工會。可當問及該礦過去壹年多來多次因違反安全生產法被區能源局處罰，工會在這壹年多裏進礦履行安全生產監督職責的情況，工作人員便說，由於今次事故屬於重大事故，所有問題都得由重慶市總工會統壹答復，區工會沒有接訪權。
中國勞工通訊多次致電能夠查找到的重慶市總工會電話號碼，均無人接聽。最後致電吊水洞煤礦所在地茶山竹海街道辦，負責工會事務的黃主任接聽了電話。就發生事故導致23人死亡的吊水洞煤礦有沒有工會，以及在過去壹年多，該礦因違反安全生產法被區能源局多次處罰期間，工會進礦履行安全生產職責的情況，黃主任語帶無奈地說：“區總工會給的命令，所有采訪都去區委宣傳部，我只能按上級要求來辦。所有問的問題，我都不能答復妳。”
鑒於重大事故發生之後，各部門通常擔心多說多錯，所以幹脆見責就推。於是中國勞工通訊順著永川區總工會的說法，把電話打到永川區委宣傳部，並詢問同樣的問題時，宣傳部接電話工作人員的第壹反應是錯愕，隨即非常肯定的說“我們這邊沒有掌握相關情況，我們也不清楚”。並多次反問“我們是宣傳部，怎麼會了解煤礦企業工會組建的情況呢？”
這樣的死循環說明，官僚系統從上到下沒有人願意站出來給答案，更不用說對預防事故提出深刻的問責了。官僚機構的每壹層級，在任何情況下給出的回答都是壹致的——“不歸我管。”壹級推壹級、壹人推壹人、壹個部門推另壹個部門。工會官員默認自己對安全生產不用負責，只需按照當地政府的領導的意見行事。如果非得要怪誰，那就怪煤礦企業，是他們沒有遵守政府的規定。
包括習近平在內的中國最高領導人，顯然也明白這種充斥著整個官僚體系的僵化思維慣性。實際上中共對“這事不歸我管”這種基層政府行政部門經常聽到的說辭，早已經有諸多的討論和批評了。2021年12月，在中共中央黨校的壹門課上，習近平親自表示青年幹部要摒除“不歸我管”的思維，停止“避事”“躲事”不幹事不作為。
正如許多其他事件壹樣，資本、政府、工會的三重失效也可以套用在重慶這場煤礦悲劇中——吊水洞煤礦老板顯然沒有將安全生產放在首位，而是壹次次無所謂地接受罰款，金額低到幾乎不會影響盈利（官員和老板壹次晚餐飲宴的開銷很多時候都可能比罰款金額高）；政府對潛在的安全問題視而不見，只壹味的反復警告，助長了企業利潤至上的心態；官方工會逃避監督安全生產、監控潛在風險的職責，但那些對地下條件了解最清楚、卻在礦井中失去生命的壹線工人，卻被排除在這壹體系之外，沒有發言權。
工會領導心裏的打的算盤很簡單：避免將安全生產監督作為自己正式職責的壹部分，這樣就可以在出現問題時，避免承擔責任。我們發現其實中國官僚系統的各級部門情況類似，都存在逃避安全生產監督工作的問題。最明顯的案例存在於建築業，我們將在下壹章中重點討論這個多年來國內最危險卻也最不被重視的行業。
編按：本報告是中國勞工通訊自2011年工人集體行動地圖建立以來，通過案例收集、訪談、整合分析，總結出的近十年的中國工人權利現狀報告。包括工人權利的應有保障、工人權利侵害的發生和侵害發生後的救濟，各相關方尤其是官方工會就保障工人權利的履職問題。基於此我們嘗試探討在中國現有制度下，工人權利保障的有效途徑和方法。
本報告共分三個部分共十壹章：第壹部分為勞工權益和工人集體行動，簡述中國勞工權利被侵犯的現狀和工人的抗爭案例；第二部分為“效益第壹”下避無可避的工傷事故，將集中闡述中國數個行業工傷事故和職業病問題；第三部分為叫醒“躺平”的中國工會，以天津港大爆炸缺少消防員工會和沃爾瑪在中國建立工會兩個事件為主軸，探討中國工會的結構性問題和改革可行性。
本篇是報告的第七章，我們將每周更新壹個章節，並公布pdf版本開放讀者下載。英文版鏈接在此。
2014年至2020年間，中國勞工通訊安全事故地圖上記錄的所有事故中，約有三分之壹發生在建築行業。起重機倒塌、電梯墜落、高空墜物這類事故頻密的在全國各地的建築工地上發生。那些建築工人就是中國式狂飆發展的最大犧牲者。
豐城事故：壹名領導怎能同時代表黨、企業和工人？
無數的小型事故都會被官方和輿論以“個案”的思維模式所忽略，但不時也有特大事故引起媒體廣泛關註，繼而觸發官方大規模且耗時的調查。例如2016年11月24日江西豐城電廠在建項目冷卻塔施工平臺倒塌事故，造成73名工人死亡，2人受傷。2020年4月，法院對此次事故所涉9件刑事案件進行公開宣判，被依法判刑的28名被告多數為建築公司高層和當地官員，主要責任人更面臨18年刑期。
在豐城電廠案件中，調查組耗時三年半，對事故原因進行了徹查，相關人員被依法追究責任。調查組發現當地官員與施工單位沆瀣壹氣，在沒有采取必要安全措施的情況下壓縮工期、突擊生產。雖然中華全國總工會也參與了事故後的調查工作，但最終的調查報告中，並沒有提到工會在監督安全生產方面的作用。
在案件中獲刑最長18年的鄧勇超觸犯了重大責任事故罪、貪汙罪、受賄罪、國有公司和企業人員濫用職權罪。他的身份復雜、利益交織，折射了當地安全生產方面的腐敗情況——首先省級企業江西投資集團持有出事電力項目55%的股份，而鄧勇超壹方面是江西投資集團黨委委員，同時他也擔任出事電力項目指揮部總指揮。在明顯的利益關系下，他也必然不顧壹切的推進電廠的項目工程，並從中牟利；除此之外，鄧永超還是江西投資集團工會主席，是當地最高級別的工會官員之壹。
從官方的調查中，可以發現鄧勇超身上三種身份的矛盾，竟然可以把政治權力、投資利益和工人權利代表三種相互有著明顯沖突身份融於壹體。事實上，企業工會幹部兼任高級管理職務的情況在中國並不少見。很明顯，工會官員和企業管理者是無法同時兼顧的，在黨的利益、企業利益和工人利益出現沖突的時候，工人權利必然是被首先犧牲剝奪的，這也是是中國安全生產事故觸目驚心的關鍵所在。
私有化競爭下的塔吊事故
中國的工地事故往往有令人咋舌的相似性和重復性，很多長期的頑疾從來沒有得到過重視。例如在過去的十年間，建築工地塔吊倒塌已經變得非常普遍。例如2019年5月14日至5月24日的11天內，中國勞工通訊的安全事故地圖上就至少記錄了8起塔吊事故。最為嚴重的事故發生在山東濰坊，5月22日，濰坊壹座大型建築工地的塔吊在施工過程中突然倒塌，並撞塌附近另壹座塔吊，事故造成壹人死亡，壹人受傷；5月18日，安徽省宣城經濟技術開發區的工地也發生塔吊倒塌事故，造成壹名工人傷重不治身亡，網上流傳的視頻顯示崩解的塔吊覆蓋了整個工地，導致工地停工。此類事故的壹個原因是塔吊行業的私有化競爭愈發激烈，行業利潤劇減，公司忽視了日常設備的維護。
圖片來源：chinahbzyg / Shutterstock.com
在2000年代，塔吊司機多是附屬於國有企業的技術工人。但自從2008年經濟危機後，中國多地以基建工程推動經濟，民營租賃公司乘勢崛起，大量農民工成為塔吊司機，司機的培訓上崗隨即出現問題。有經驗的老壹輩技師離職、新晉塔吊工增多、外包、低工資和長工時等各種問題的堆疊，使整個行業的問題更加復雜。
面對競爭愈發激烈、行業利潤劇減，塔吊租賃公司為了壓低成本與同業競爭，成本和風險逐級向下轉嫁，由此造成塔吊開裂、螺栓松動、節點失靈和其他維護問題，最終為此買單的就是塔吊司機的生命。
在建設工地的狂飆發展中，工地的安全標準不斷刷新底線，塔吊事故幾乎每天都在發生。而政府對於暴露在高風險下的工人，卻只有良知強制工傷保險這樣善後式的政策；而不是從源頭上解決安全問題、珍惜工人生命。到2017年人社部聲稱，住建領域新開工工程建設項目參保率達99.73%，累計4000多萬人次建築業農民工納入工傷保險保障。
高參保率背後的問題是，工傷保險的保額壹般較低，對於這些高危工種來說，壹旦發生死亡事故，賠償遠遠不夠。而雇主只需要給付很少的費用參保，就可以名正言順的縮減成本、罔顧工人安全甚至回避撫恤的責任。
雖然工傷保險有著良好的出發點，但它最終同樣深受各種長期存在的結構性問題所拖累，包括地方政府和地方企業之間的勾結，以及工會代表性的缺乏。
比如建築行業工傷保險的高覆蓋率的背後我們更應該關註的數據是其賠付率如何？也就是因工受傷的工人是不是真正、及時的得到了他們應得的賠償。對於工人來說，理賠往往要過幾重關卡，首先就是繁瑣而耗時的傷認定和評估；而工人若是沒有正式的雇傭合同，又會涉及勞動關系認定問題；甚至許多索賠因簡單的細節問題而被駁回；最後即使司法認為雇主有責任支付賠償金，也往往會因為雇主的“老賴”而無法執行。
“利益集團”出事 政府買單
湖北建築工人張江棟的死只是冰山壹角。2013年3月29日，張與15名同事乘坐雇主安排的無牌農用貨車去上班，卻由於車輛行駛速度過快側翻，導致包括他在內的多人當場死亡。事故共造成5死11傷，部分幸存者留下終生殘疾。
事故發生時，54歲的張江棟有3名成年子女。次日，三人趕回老家了解情況時，立即被當地官員成立的“專案小組”攔截，強迫他們接受政府提供的58萬元“封口費”，條件是對事故保持沉默，不再進壹步追究任何問題。如果立即接受這壹條件，成為五個受害家庭中第壹個這樣做的家庭，他們還將獲得“額外補償、並免除喪葬費”的優待。
當張江棟的家屬質疑事故真相時，“專案小組”把責任全部推給無證肇事司機。他們堅持認為“問車問關系是節外生枝，妳所提的問題是竹籃打水壹場空”。但當家屬們堅持質疑時，官員們開始威脅，將賠償金額壓低到15萬元。張江棟的小女兒張麗華告訴中國勞工通訊:
“他們說，再不拿15萬元的賠償，到時候壹分錢都拿不到。拿了賠償之後需要簽協議，不允許上訪、不允許再走法律程序。村書記開始恐嚇，給我們所有的親戚朋友打電話，讓他們勸說我們火化屍體……當時我們不同意，交警部門又下達命令，說要到我們家裏強行火化父親的屍體，只說這是市長的命令。”
家屬後來得知，就在張江棟出事前九個月左右，安排車輛的承包商也曾涉及另壹起非常相似的車禍事故。事故中，壹輛載有9名工人從工地返回的農用貨車遭遇車禍，造成3人死亡、6人受傷。涉事交通工程公司當時並沒有被起訴，並繼續獲得當地建築項目承包權。
交通工程公司為何可以逃避責任？張麗華表示，當地人盡皆知，交警部門和其他四個政府部門都持有該公司的股份，工程公司的老板又是鐘祥市市長的秘書，與當地官員及法院關系密切。“出了這個事情，所有的賠償都是由政府出的，政府壹直在為‘利益集團’買單，金額高達壹百多萬。”
對簿公堂的長期折磨
張江棟家屬對承包商公司提起民事訴訟，下級法院裁定無證駕駛的司機對事故負全任。由於司機無力支付任何賠償金，案件實際上已經完結。家屬又壹直上訴到湖北省高級法院。以下只是該家庭為了尋求父親死亡責任誰屬的八年司法程序的簡單整理。
在2014年4月9日事故發生壹年多之後，省高院受理了再審申請。但幾天後，法院打電話給家屬，說服他們撤訴，說在不存在勞動關系的情況下，他們很難得到對自己有利的裁決結果。
在2014年4月9日事故發生壹年多之後，省高院受理了再審申請。但幾天後，法院打電話給家屬，說服他們撤訴，說在不存在勞動關系的情況下，他們很難得到對自己有利的裁決結果。
2014年6月至7月，張家律師與湖北高院就該案的解決進行了多次溝通。法院的立場始終是，張江棟與鐘祥交通工程公司之間不存在勞動關系，因此不可能提供工傷賠償。法院建議律師另行提起民事訴訟，以尋求補救措施。這意味著，遇難者與主承包商鐘祥交通工程公司是否存在直接的勞動關系問題，根本就不在法律考慮範圍內。
湖北法院的判決明顯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幾周前發布的《關於審理工傷保險行政案件若幹問題的規定》。該規定明確了直接勞動關系不是享受工傷保險待遇的前提條件，指出“用工單位違反法律，法規規定將承包業務轉包給不具備用工資格的組織或者自然人，用人單位為承擔工傷保險責任的單位。”
2014年8月26日，湖北高院再次組織調解，而遲遲沒有作出裁決。此時，鐘祥市交通局出面，建議鐘祥市交通工程公司向死者張江棟的家人支付20萬元救濟款。然而，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導下，這個本應十分單純的案件的法律驚奇之旅仍未結束。
2017年初，張家的律師鼓勵他們重新提出工傷資格認定申請。然而，2017年3月14日，鐘祥市人力資源局決定不承認工傷索賠。理由再次是張江棟與鐘祥市建築工程公司之間不存在勞動關系。張麗華不服這壹結論，於3月23日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4月26日開庭審理此案。雖然本案的法院承認最高人民法院的規定，但根據其所謂的 "嚴格適用法律"，認為張案不符合文中所述的分包規範。判決結果是張家敗訴。
2017年起的壹系列上訴都沒有達到張家的期望，直到2018年2月，張麗華向荊門市人民檢察院提交了案件再審申請，要求撤銷湖北高院的行政裁定書。壹個月後，張麗華的申請被受理，但隨後的許多個月裏，必須提交和審查以前案件的原始文件。最後，在2018年8月19日，張家收到了檢察院申請上訴的通知。此後將近壹年，才傳來消息，湖北省省級檢察院正式向湖北高院提出抗訴，要求重新審判。
2021年6月15日，這場悲慘事故發生8年多後，張家參加了湖北省高級法院的重審。省檢察院解釋說，荊門法院的壹審判決違背了非法轉包安排下工傷條件的立法意圖和目的。檢察院認為，工傷保險條例的目的是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但荊門法院的解釋實質上違反了對勞動者的平等保護，並發出了違法者可以從這種非法行為中牟利的信息。如果通過非法分包可以避免工傷責任，那實質上是為這種行為開了綠燈。
然而，湖北省高級法院卻不為所動。在2021年8月9日發布的壹項行政裁決中，它裁定最高人民法院的規定只適用於工人 "直接從事承包業務 "的情況，而不能 "擴展到上下班途中的交通事故"。雖然法院肯定了雇主應承擔非法雇用工人的不利後果，但認為這些後果不應 "任意擴大"。因此，法院的結論是，張江棟是在上班途中因交通事故死亡的，這種情況不屬於最高人民法院的規定。很明顯，湖北法院在本案中主要關註的是，這樣的延伸可能對雇主不公平，而忽略了雇主的違法行為對勞動者的全面性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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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皆輸的工傷事故
除非有明確的證據表明雇主有過錯，否則工作安全事故的責任最終就轉嫁到工人的身上。但是對於雇主來說，因此也會造成的生產暫停、外賣無法送達、勞動力減少、設備和工地材料可能被毀、利潤也會損失。難道雇主不清楚這些輕則受傷重則死亡的工傷事故，除了對工人本身，本質上也對企業不利的嗎？無奈的是，長期忽略工人權利，而雇主總能找到逃避責任的方法。
豐城建築工地事故並沒有止於73人的死亡。2020年8月，在豐城法院作出判決四個月後，三名建築工人在該市派出所新建項目工地拆除塔吊時，從高處墜落身亡；幾個月後，同年12月，豐城再次發生建築工地坍塌事故，中國勞工通訊的安全事故地圖上又記錄了壹名工人在施工途中被突然坍塌的沙土掩埋後受傷。這場事故被當地電視臺和網絡平臺以典型的“災難敘事手法”簡要報道，即只關註救援工作，著重描寫14名消防員對工人的緊急救援，但沒有提及事故原因，也缺少當地安全官員、工會代表對事件的評論和反思。
中國工人十年集體行動啟示（第八章）：職業病和過勞——貽害無窮的勞工問題
2023年02月03日
編按：本報告是中國勞工通訊自2011年工人集體行動地圖建立以來，通過案例收集、訪談、整合分析，總結出的近十年的中國工人權利現狀報告。包括工人權利的應有保障、工人權利侵害的發生和侵害發生後的救濟，各相關方尤其是官方工會就保障工人權利的履職問題。基於此我們嘗試探討在中國現有制度下，工人權利保障的有效途徑和方法。
本報告共分三個部分共十壹章：第壹部分為勞工權益和工人集體行動，簡述中國勞工權利被侵犯的現狀和工人的抗爭案例；第二部分為“效益第壹”下避無可避的工傷事故，將集中闡述中國數個行業工傷事故和職業病問題；第三部分為叫醒“躺平”的中國工會，以天津港大爆炸缺少消防員工會和沃爾瑪在中國建立工會兩個事件為主軸，探討中國工會的結構性問題和改革可行性。
本篇是報告的第八章，我們將每周更新壹個章節，並公布pdf版本開放讀者下載。英文版鏈接在此。
正如在事故中吹噓英勇救援的過程、將事件定性為“個案”等手段可以轉移社會對普遍性勞動安全問題的註意力。數據也可以成為粉飾勞工問題的工具，不得不談的例子是中國在職業病上的統計數據。
官方統計數據表面上顯示出中國在預防職業病方面成績斐然。在2019年的7.75億總勞動人口中，全國共報告各類職業病新病例19428例——這相當於每100名勞動人口中，僅有0.002人染上職業病。相比之下，美國勞工統計局同年的記錄顯示，私營企業共發生超過280萬例非致命性工傷和疾病，相當於每100名全職員工中就有2.8例。我們該如何解釋中美懸殊的數據差異呢？
造成這種差異的最重要原因是，在中國工人的疾病要被正式認定為職業病，過程極其困難，而認定的比例也非常低。首先，工人必須證明自己與特定的雇主有或曾經有正式的雇傭關系，並且感染的疾病與當時工作場所的工作條件直接相關。此外，診斷必須在政府開辦的職業病診斷中心進行。截至2019年，全國只有550間這樣的診斷機構——平均每1400萬工人才有壹間。壹般來說，診斷機構應與工作場所在相近位置。但這也意味著，如果雇主在當地有壹定勢力，可能會迫使診斷機構做出不利於工人的虛假診斷。
渴望呼吸的塵肺病人
塵肺病是中國最嚴重和最常見的職業性呼吸病，是由在勞動中長期吸入生產性粉塵引起的慢性呼吸系統疾病，粉塵長期阻塞肺部並引起炎癥和肺組織彌漫性纖維化。
在2019年國家報告的19428例各類職業病新病例中，職業性塵肺病及其他呼吸系統疾病就占約82%，達到15947例。這種疾病最常見於采礦、采石、建築和人工寶石加工行業，工人經常在充滿粉塵的環境中工作，防護裝備很少。在過去十年的大部分時間中，塵肺病病例占職業病總數的的比例壹直保持在80%至90%左右。
塵肺患者早期會出現類似流感的癥狀，包括咳嗽、呼吸困難。隨著疾病逐漸發展到中期、甚至晚期，患者會全身乏力，最終永久失去工作能力。據估計，中國至少有600萬塵肺病工人，這個數字是政府統計數據的十倍。絕大多數情況下，只有在媒體出面揭露或相關維權活動迫使下，工人們才能從地方政府那裏獲得象征性的補償款或慈善救濟。
湖南耒陽建築農民工深圳維權事件，是塵肺病工人爭取官方承認及賠償的最廣為人知的例子。這些風鉆工在深圳各個建築工地上辛苦工作數十年，為這座城市的摩天大樓和地鐵系統打下了地基。
事件中的工人領袖之壹徐誌輝曾跟中國勞工通訊負責人韓東方談話，描述了他們每日難堪的工作條件。徐誌輝表示：“修建幾十層的高樓，必須向下壹直挖到基巖層，鎬頭做不到這件事，我們做的事情就是鉆炮眼，然後裝上炸藥爆破。”爆破完成後，工人們還要用鉆機將大塊巖石鑿碎。
徐誌輝描述的這些工作，壹般都是在40-50米深的地下進行，爆破井像壹個不通風的洞穴，被高壓鉆頭揚起的粉塵會在他們的頭頂翻滾，粉塵很快就會積聚起厚厚的壹層，“根本看不到旁邊的人”。
工人們很少能得到安全保護裝備。有時在工地上，他們會分到壹個新口罩，但只是做做樣子，沒什麼實際作用，因為老板和包工頭“只在舊口罩用爛的時候才會給妳發壹個新口罩”。他和工友們使用的高壓鉆頭本身配備有水管，打鉆時在炮眼底同時送水，將鑿巖粉塵潤濕後化作細泥漿從工地排出。但由於工人們頻繁轉換工地，包工頭認為重復安裝水管浪費時間，決定取消濕鉆法，也不再使用水管。
這些工人從未接受過安全培訓，沒有意識到不當處理粉塵及不穿戴適當防護裝備的危險性。畢竟他們年輕之余，也迫切需要這份工作來養家糊口，害怕與雇主產生矛盾。徐誌輝說：“我們年輕、身體好，不介意吸點灰塵，實際上如果妳挑三揀四，老板會直接開除妳。”
到2000年代末，徐誌輝和耒陽工友們發現，他們中有數百人患上了塵肺病，壹起去深圳打工的老鄉中，15人已經因此死亡。2009年5月，第壹批近180名工人回到深圳向原雇主追討醫療和賠償。到達後不久，工人們就到深圳市職業病防治院尋求正式診斷結果，但由於過去沒有簽訂工作合同作為確鑿證據，醫院始終拒絕確認他們的疾病與工作有關。工人們覺得自己已經別無選擇，只能采取集體行動以爭取權利，2009年6月15日，他們在深圳市政府外舉行示威。
最終，深圳市政府同意與工人進行對話，為工人們提供按日計的體檢津貼，甚至派醫務人員到湖南為無法前往深圳的工人進行身體檢查。然而兩周的時間裏，政府工作人員只肯確認其中17名工人曾在深圳有過勞務關系。為了盡快平息事端，7月29日，政府安排向無法確認職業病補償資格的工人壹次性支付人均3萬元的“慈善補助”。
工人們對這種用金錢收買話語權的安排並不滿意，在市政府大樓前舉行了另壹場抗議活動。抗議後不久，幾名工人病情加重，其中壹名工人徐澤誌更因病去世。徐澤誌去世前曾經和中國勞工通訊的工作人員見過面。我們親眼目睹了這種疾病對生命的摧殘程度：
他看到我來了，盡力站起來，喉嚨微微動了動，卻說不出話。他已經瘦成皮包骨頭，壹陣風就可以把他吹走。
我記得，在那個炎熱的夏日，我緊緊地握著他的手。他不同於其他試圖插話的工人——從頭到尾，他什麼都沒說。不是他不想出聲，張嘴說話已經是他身體不能承受的艱難動作。
2009年8月，由於訴求仍未得到嚴肅回應，工人們決定對深圳市羅湖區衛生局提起行政訴訟。他們指控衛生局行政不作為，未能履行法律義務，執行有關工人健康的法律法規。
八月的這壹訴訟成為維權之戰的轉折點。作為回應，深圳市政府修改了補償方案：壹次性賠付工人們共約1400萬元人民幣。對於無法確認雇傭關系的工人，壹期塵肺病患者賠償7萬元；二期患者10萬元；三期患者13萬元。28名已確認雇傭關系工人的賠償金額為上述工人的兩倍。
但故事到這裏還遠遠沒有結束。拿到賠償三年後，中央電視臺《新聞1+1》攝制組到湖南耒陽老家走訪了這群工人，發現大部分人在還清債務後還需持續治療塵肺病，賠償金所剩無幾。記者采訪了壹名終日靠氧氣機度日的農民工，他的妻子身患疾病，不能外出打工，而子女都還未成年。這名工人這樣描述他們正面臨的生活困境：
賠償款我都花的都差不多了，現在都不知道該怎麼辦。現在我反正是沒有什麼心願，反正我們是活壹天算壹天。. . . 藥費，我們這是做了壹個估算，最低的統計，大概用最便宜的藥，最少每個月要花100塊錢，而住院的費用，如果妳由塵肺病引發了並發癥，那麼可能每個月還要再交出壹千多塊錢。但是如果說妳采用了在塵肺病的治療當中最有效、最好的洗肺的方法，那麼壹次還要花壹萬。剛才我們所看到的壹次性的賠償到底夠不夠用？顯而易見，是不夠用的。
自2009年起陸續來到深圳打工的約十年時間裏，湖南耒陽已經有40多名工人死於塵肺病，包括維權領袖徐誌輝。2018年1月，大約200名耒陽農民工及家屬再次來到深圳上訪，要求政府以更長期的方式解決他們的困難。在深圳壹群公民記者和勞工維權人士的幫助下，他們進行了長達壹年的抗爭，在這期間他們持續遭受當局的騷擾和恫嚇，最終市政府做出讓步並承諾提供長期經濟補償方案，包括支付農民工們後續的醫療費用、提供微薄的月收入補貼。
然而，在這次抗爭成功後不久，幫助塵肺病工人維權的勞工資訊自媒體《新生代》的三名工作人員，柯成兵、危誌立和楊鄭君就被警方抓捕，並被單獨關押了幾個月。2013年，三人共同創立了獨立的在線新聞平臺《新生代》，使命是“促進經濟民主，維護勞工價值和建立公正的社會”。
對於所有涉事工人及家屬來說，職業病索償都是壹個漫長而痛苦的過程。雖然最終事情算是得以解決，但能像耒陽工人這樣幸運的職業病患者非常少，更嚴重、更系統性的職業病問題在社會中普遍存在，且難以解決。此外，工人們還壹直面臨著當局的騷擾和壓迫，這無疑令勞工維權雪上加霜，也無助於解決問題。
如果說現時中國工人的塵肺病患病情況略有減少，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因於那些更加宏觀的經濟變化。如今，中國許多引發塵肺病的高粉塵行業已經倒閉，而部分從事這些行業的企業，也亡羊補牢般采用了壹些抑制粉塵排放的廉價保護裝置措施來保障工人安全。
有建築工人2021年4月接受中國勞工通訊采訪時表示，過去十年建築工地揚塵控制措施有所改進，例如有裝置自動監測空氣中PM2.5的濃度。但這些措施的出發點，更多是為了控制城市的汙染水平，而不是保障工人的安全。國內主要城市的粉塵控制措施較為嚴格，小城市及農村地區的標準仍然非常寬松。
與此同時，還有數百萬幸存的塵肺病患者及家屬在等待政府對病情做工傷認定期望獲得合理的賠償。大多數情況下，需要為工人提供財政支援的是他們貧困農村家鄉的地方政府，而不是他們所工作的城市。但是這些農村政府通常位於經濟欠發達地區，財力有限，很難提供救濟。
對於政府，更嚴峻的問題是職業病索賠以及隨之而來的維權行動，這會帶來高昂的財政和政治成本，地方政府和工人之間像是壹直在玩貓捉老鼠的遊戲：地方官員擔心來自上級的壓力，通常更關心如何維護社會穩定，而不是為工人提供真正的幫助。正如報告第七章中工人張江棟的案例，他的孩子在返回湖北時，被當地的“特別工作組”攔截，當局部署了大量的安保人員來監視工人和維權人士，以確保公眾對此事不知情、工人不給社會添亂。而這些成本為什麼不可以用來進行早期的協商和賠償呢？更何況職業病造成的貧困也同樣影響中共的扶貧大計。長遠來看，政府不可能永遠像鴕鳥壹樣自欺欺人的把頭埋起來，因為官方不僅是要應對塵肺病，還包括政府《職業病分類和目錄》上的壹系列其他疾病的維權。
對於積重難返的塵肺病問題，我們認為首先，政府必須對塵肺病問題進行全國普查，以評估受影響者的數量和具體需求；第二，必須調整法律認定，無論雇傭關系是否存在，都要將所有塵肺病患者定性為職業病患者，從而在法律層面消除補償不均的理賠障礙。因為事實是，除了工作之外沒有其他方式可以感染塵肺病；第三，政府必須建立由中央管理的國家損害賠償保險基金制度，為患者支付所有必要的醫療費用及基本生活費用；最後，政府必須采取壹系列措施來預防塵肺病，包括對高粉塵行業征稅、為農民工提供更好的工作環境，也需要讓工會和工人更多地參與其中，定期監測工作條件以確保合規性。
歸根結底，提出這些措施是希望中央政府敢於承擔責任，而不是不顧後果、利潤至上，以犧牲工人安全為代價來鼓勵經濟增長。
被有毒物質包圍的工作場所
工業設施及工廠的工人面臨的另壹種常見危險，是接觸有毒氣體或有毒化學品。壹個備受關註的案例發生於2010年，在蘇州壹家生產iPhone和其他科技產品的工廠，數十名工人因長期以正己烷代替酒精清潔屏幕，導致神經性中毒。中毒後工人出現頭暈、頭痛、體虛和四肢疼痛情況，至少有62名工人需要就醫。有幾名工人受到更嚴重的影響，不得不住院數月。
對於維修和維護工人來說，化學品暴露也壹直是工作中面臨的風險。工人們通常要在下水道般狹窄、通風不良的空間中工作，而這些地方積聚著許多有毒氣體。中國勞工通訊的安全事故地圖上記錄了許多這樣的案例。例如，2016年4月，廣東省惠州市壹家公司承包了汙水池抽淤作業後，派遣了壹個三人團隊前往施工。團隊在地下遇到有毒氣體侵襲，1名工人在汙水池底部暈倒，2名工人先後下井施救時不幸遇難，造成3人死亡事故。最初的媒體報道稱，當地官員對此案給予“高度重視”、“事故原因正在進壹步調查中”，但再沒有跟進任何後續情況或出臺任何相關安全措施。2019年4月，河南省洛陽市幾乎發生了壹起完全相同的事故，3名工人到深約5米的下水道裏疏通下水道，沼氣中毒昏迷後被困井下。
在這兩起煤氣中毒事件中，工人們顯然沒有意識到他們正面臨的風險，也缺乏所需的防護設備。而且，盡管與塵肺病等癥狀形成所需的數年時間相比，中毒的反應更為直接，但將癥狀與工作場所聯系起來整理出證據，並申請工傷認定仍不是壹件容易的事。很明顯，前線工人需要就安全問題進行溝通培訓，而為了防止同類悲劇重復發生，中國勞工通訊建議通過企業或行業工會的形式對工人進行培訓，這是壹個在現行體制下可行且容易操作的解決方案。
“狼性文化”中筋疲力盡的社畜
隨著中國經濟從傳統的制造業向服務業轉型，新興的數字經濟逐漸占據主導地位，隨之而來的是，其從業者面臨的職業健康與安全威脅形態的改變。“過勞”便是今年經常被提及的詞匯，因為因過度疲勞所引發的身心健康問題在中國已經屢見不鮮。
1990年代開始，隨著中國制造業蓬勃發展，供不應求的出口訂單讓工廠工人不得不超時加班滿足需求，導致疲憊和身體重復性勞損，自然也就更容易發生工傷事故。近年來的加班問題則集中在了快速增長的服務業和科技行業中，也就是“996文化”。這種由科技巨頭倡導的犧牲文化給從業者帶來巨大的壓力。
2020年年底，西貝餐飲創始人、董事長賈國龍在社交媒體上發布了“715工作制”等內容，稱員工應該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15小時。這番言論讓許多國民感到憤怒，壹位網民在社交媒體上回應指，賈國龍這樣的老板試圖“利用法律漏洞壓迫弱者”；還有人哀嘆“貪婪資本家”的回歸。
國內職場如今面臨著日益嚴重的工作疲勞問題。招聘網站智聯招聘2018年的壹項調查顯示，中國約85%的白領不得不超時工作，逾45%的白領表示每周加班時間超過10小時，而法律規定每月的加班時間不超過36小時。工人為工作付出的健康成本越來越大，在中國，每年有約54萬人心臟性猝死，專家認為其中壹個主要因素是當下年輕人工作壓力較大。隨著工作壓力的增加，年輕勞工死於心臟病的頻率也越來越高。
中國有關“過勞死”的統計數據很少，而且通常不完整，但近年來有壹些估算數據表明，我國每年“過勞死”的人數約60萬人。越來越多的國內學術研究論文提及，因過度工作而死亡的醫生人數顯著增加，尤其以心臟病發作和腦出血為多。
盡管民間的批評聲壹波接壹波，但廣大勞工在現實中仍然疲憊不堪，不可避免地要長期過勞工作。2021年的政協會議上，全國政協委員李國華罕有地點名批評“996”工作文化，他指出當前我國996問題出於“企業失控、監管失序、工會失靈”的狀態，呼籲重視對“996”、大小周問題的監管。李國華發言之後，“對996工作制進行監管”馬上成為網絡熱門話題，沖上微博熱搜榜首。
令人震驚的事件還在不斷發生，讓全社會再次將目光聚焦在致命的過勞問題。2020年12月29日，賈國龍微博中“我們是‘715、白加黑、夜總會’（即每周7天，每天工作15小時，白天加晚上，夜裏還總開會）”的說法言猶在耳，同日淩晨1點半左右，在中國電商巨頭拼多多工作的壹名張姓女員工，在與同事下班回家的路上突然腹痛暈倒，被緊急送往附近的醫院搶救，6小時後不治身亡，年僅22歲。——國內科技行業競爭激烈，勞工過度承受的壓力最終會轉化為對生命的威脅。
壹些人發起了“996.ICU”運動，這個名字內既包含臭名昭著的“996文化”，也包含“重癥監護室”的英文縮寫ICU——過度勞累的程序員生病後會住進ICU搶救，已經成為業內共識。該運動呼籲發起“996公司黑名單”，號召大家提交證據，列出那些強迫加班或有虐待性工作文化的公司；此外，還建議將“反996許可證”兼容進各個開源項目的授權協議，違反勞動法的公司將不得使用許可證下的軟件或代碼。
這場運動吸引了國內外媒體的廣泛關註，然而它對科技公司加班文化的改變仍然有限，高層們似乎對員工過勞工作的健康擔憂不屑壹顧。就在這些公司因“996.ICU”運動而備受批評之際，阿裏巴巴創始人馬雲在壹次內部交流中稱，“今天中國BAT（百度、阿裏、騰訊）這些公司能夠996，我認為是我們這些人修來的福報”，“我請問大家，妳不付出超越別人的努力和時間，妳怎麼能夠實現妳想要的成功？”
雖然拿著相對體面的薪金，但是中國年輕的科技工作者卻並沒有獲得體面的生活，並不得不在過勞的陰影下提心吊膽，不定期的裁員也令他們難以有長期而穩定的生活計劃。雖然那些“創業神話”早已被赤裸裸的現實戳破，但他們往往仍要在“狼性文化”的公司裏面忍氣吞聲。當然，資本並非剝奪中國工人正常休息權利的唯壹驅動，中共的“勞模文化”同樣“有毒”。
編按：本報告是中國勞工通訊自2011年工人集體行動地圖建立以來，通過案例收集、訪談、整合分析，總結出的近十年的中國工人權利現狀報告。包括工人權利的應有保障、工人權利侵害的發生和侵害發生後的救濟，各相關方尤其是官方工會就保障工人權利的履職問題。基於此我們嘗試探討在中國現有制度下，工人權利保障的有效途徑和方法。
本報告共分三個部分共十壹章：第壹部分為勞工權益和工人集體行動，簡述中國勞工權利被侵犯的現狀和工人的抗爭案例；第二部分為“效益第壹”下避無可避的工傷事故，將集中闡述中國數個行業工傷事故和職業病問題；第三部分為叫醒“躺平”的中國工會，以天津港大爆炸缺少消防員工會和沃爾瑪在中國建立工會兩個事件為主軸，探討中國工會的結構性問題和改革可行性。
本篇是報告的第九章，我們將每周更新壹個章節，並公布pdf版本開放讀者下載。英文版鏈接在此。
50年代伊始，“勞動光榮”的概念盛行，為了國家進步、為了建設社會主義事業而犧牲自己的“勞動模範”被奉為典型。即使是幼兒園的小朋友，也被教導要在群體中無私奉獻、辛勤工作。也有歌謠將中國工人比喻作不知疲倦、合作無間的蜜蜂：
“嗡嗡嗡 嗡嗡嗡
大家壹起去做工
來匆匆 去匆匆
做工趣味濃
天暖花好不做工
將來哪裏好過冬
嗡嗡嗡 嗡嗡嗡
別學懶惰蟲。”
勞模的歷史可以追溯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1946年6月，《人民日報》報道了河南省安陽市革命區召開的首屆勞模大會， 會議表示“勞模英雄二百五十人……要積極領導群眾快收、快打、快藏”。除了農業生產工作以外，這些勞模還是“領導群眾翻身的積極分子”，即要改造群眾思想、讓他們全身心投入到革命中去。中共向廣大群眾大力宣傳勞模，無外乎兩點考慮：勞模們在生產力上是群眾的榜樣，是勤勞的工人；更重要的是，宣傳勞模能讓大眾將社會主義事業視為責任、將為黨積極奮鬥視為義務。
時至今日，盡管中國已經發展成了世界上最主要的經濟體之壹，勞模卻並沒有變成櫥窗裏的文物，而是成了宣傳體系中為了“民族偉大復興”而無私奮鬥的勞動者形象。2020年全國勞動模範和先進工作者表彰大會上，習近平表示要“大力弘揚勞模精神”、“努力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上創造新的時代輝煌。”
可是，在私有制為主導的現代經濟制度下，工人們本應按勞分配，那麼鼓吹無私奉獻到底還意味著什麼呢？為了國家不怕犧牲、堅持奮鬥的精神，其實從來就包含著對超長工時的“贊頌”。從意識形態角度來看，無論是過勞還是高危作業，壹切的勞動都被視為對黨和國家英雄般的貢獻，而勞動帶來的虛假榮耀遮蔽了真實的勞工問題。
2019年2月農歷春節前夕，習近平視察北京冬奧會的籌備工作時，在壹家小餐館停下來與快遞員進行了交談：
“習近平與他們握手，詢問他們工作和生活情況，祝他們春節快樂。習近平指出，‘快遞小哥’工作很辛苦，起早貪黑、風雨無阻，越是節假日越忙碌，像勤勞的小蜜蜂，是最辛勤的勞動者，為大家生活帶來了便利。”
習近平的話表明，即使面前是壹場深刻的經濟社會變革，共產黨對於勞動的態度卻仍然是老調調，也就是：不論工作條件如何，努力工作都會為工人自身及其社會角色帶來尊嚴，同時助於社會的團結和繁榮。當這種宣傳論調反復出現在中國官媒上，工人們的個人努力往往被意識形態所輕易占據和收編。
2021年2月，快遞員劉闊的故事登上了全總主辦的《工人日報》，從事順豐速遞工作的他曾榮獲“順豐北京勞動模範” 和“全國優秀農民工”榮譽稱號。文章中，劉闊多次被稱為“小蜜蜂”，他被贊揚有“高度的協作精神和團隊意識”。文章完全照著自我犧牲的宣傳敘事進行，更以劉闊的壹番“豪言壯語”作為結尾：“只要力所能及為他人、為社會、為國家奉獻，也同樣會被接受、被認可、被尊重。我會通過自己的努力將壹件件包裹安全無誤送達客戶手中，將‘小蜜蜂’的幸福和快樂繼續傳遞下去。” 說出這番話時，他已經輪班工作超過12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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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模”、“小蜜蜂”不僅是中共歷史遺留詞語，這些詞匯長期侵占著中國工人真正的話語權，將工人們強行嵌套進犧牲敘事當中。而那些以“996”為代表的的剝削性加班文化，往往也借鑒了此類官方話語——這種文化長期在國家層面得到默許。
在構建這套犧牲敘事的過程中，我們不能忽略中國官方工會的角色。中華全國總工會及其地方分會作為代表中國勞動者權益的組織，在勞模的推薦和評選過程中發揮主導作用。這正正揭示了工會自身工作的本末倒置：在地方政府的經濟利益先行，地方工會工人權益保護工作為經濟利益讓路的基調下，工會工作的成效自然大打折扣。就像工會花大力氣宣傳勞模、鼓吹自我犧牲的價值觀，這些與爭取工人權益實則毫無關聯。
其實如果真的想讓勞模的評選更有建設性，那就不如切實讓工人們在工作場所加入工會，進而評選對工業安全、工友福利及“共同富裕”做出巨大貢獻的勞動者為勞模。那些人才是真的是基層選出來有實幹有代表性的真勞模。而勞模壹旦背離工人權益至上的原則，壹味強調個人犧牲，那他們便淪為了替企業說話的工具，無論國企還是私企，對工人權益的保護都無從談起。
新冠疫情下工人權益從何談起？
2020年初，新冠肺炎從武漢蔓延至全國，領導層積極鼓勵醫療、建築、社區服務等多個行業本著不懈奮鬥的民族精神，加班加點。犧牲變成了國民情緒，工人應有的合法權利則逐漸消失。
武漢爆發新冠疫情後，於2020年1月23日開始實施全城封鎖隔離。在壹線承受巨大抗疫壓力的不僅僅是醫護人員，為了控制疫情並保證市內基本服務可以如常進行，壹切現有的社會支援都被調動起來。
武漢火神山醫院以驚人的速度落成，國內外贊好聲壹片，而建築工人的巨大工作量以及健康安全方面的威脅卻沒有得到應有的關註。習近平在1月20日宣布“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壹位”，兩周後，7000名工人就24小時不間斷地施工了9天，只為方艙能在2月4日之前投入使用。工程初期，由於工人相對緊缺，還沒有輪班制度，工人們只能馬不停蹄地投入高強度作業。壹名工人告訴《冰點》周刊，他上午8點到達施工現場，已經連續作業了10小時，中間只是吃午飯休息了壹會兒。隨著更多工人到達現場，建築工人們開始每班12個小時兩班倒地進行工作，而管理人員的工作時間則更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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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神山的建築工人中間，絕大多數都是因1月23日封城政策而滯留武漢、無法回家過年的農民工。部分工人表示，建新醫院讓他們賺到了更多錢，也讓他們留在這座城市為抗擊新冠肺炎做出了貢獻。有來自河南的包工頭告訴《財新》，這次春節期間打工，讓他賺到了比平時多壹倍的工資——其實熟悉勞工問題的人其實可以看出，明顯施工方已經違法了，因為《勞動法》規定：“法定休假日安排勞動者工作的，支付不低於工資的百分之三百的工資報酬。”
而官方媒體的報道中，凸顯工人無私奉獻的英雄主義故事比比皆是。“電網頭條”的壹篇報道就介紹了在國家電網武漢供電公司工作的“勞動模範”王波：“他和260多名施工人員日夜奮戰，僅用5天5夜就架通了火神山醫院的電力生命線。”此外，壹線醫務工作者被稱為“白衣戰士”，為了表彰他們身上無私奉獻的精神，湖北省政府在同年4月授予了其中24人勞動模範及先進工作者稱號，贊揚他們“不計較時間，不計較金錢，不計較壹時得失”。
與此同時，火神山的實地工作條件也十分惡劣。除了工時長、工資低，工人更面臨著爆發安全事故和感染肺炎的風險。就在火神山醫院收治患者的前夜，十幾名中建三局的工人還在處理壹處溝渠漏水。疫情肆虐的情況下，他們只戴著薄薄的普通口罩，防護作用微乎其微。截至2月初，火神山建築工人中出現至少壹例確診個案，而在武漢的醫院早已人滿為患的當時，工人們很難獲得治療，此類病例也極少有機會被報道。
火神山醫院的簡稱被《環球時報》被稱為“火神山奇跡”，壹種官媒也紛紛贊揚這是中國速度、中國效率的偉大勝利，不過本文提到的勞動權益受侵犯問題，同樣出現在火神山醫院。2020年2月17日，也就是醫院竣工兩周後，被拖欠日結工資的火神山建築工人向媒體求助，該事件在中國勞工通訊的工人集體行動地圖也有收錄。3月19日，377名火神山、雷神山方艙的建築工人舉行抗議，他們完工後相繼撤離工地，可是在武漢當地集中隔離滿14天後，他們既未接到可以返鄉的通知，也不能離開隔離點，被困在中建三局安排的壹個安置點內。壹名工人這樣寫道:
“我們是雷神山醫院的建築工人，已經在壹個多月前完成了工作。壹個多月前，我們在雷神山工作，每天都面臨著生命危險，起早貪黑，甚至冒著大雨不停地做，還壹直暴露在病毒中，十分危險。最近，我們在中建三工白金大廈被隔離了壹個多月，還有人已經被隔離了6個星期。我們身體還好，也通過了血液檢查，但還是不能走，他們把我們關在這裏，又解決不了我們的問題。每天有7、80個保安在看著我們。”
其實疫情中看守著被隔離人士的保安，待遇也好不到哪裏去。就在雷神山建築工人絕望發聲的同壹天，湖北大學知行學院隔離點的臨時安保人員也因勞務費用問題與工作人員發生糾紛。安保人員表示官方政策規定的補貼是每天1000元，但公司每天支付給他們的只有250元。壹名保安在社交平臺發帖抗議：“他們親口承認說國家標準給到安保是1000元/天；保潔1200元/天，中間這部分去哪裏了？”
國家緊急狀態對基層工人實際上意味著更大的風險。由於工作量更大人手又十分有限，武漢的環衛工人需要極其努力地保證城市街道清潔。疫情下，他們除了日常的清潔工作外，還需清理廢棄口罩回收桶、每天消毒轉運臺三次，並對公共道路進行消毒清洗。隨著疫情加重，社會對清潔工作的要求日趨嚴格，環衛工作的風險也越來越高，但環衛工人仍然請不起假，“因為如果不工作，壹天要扣150塊，而她壹天的工資也就70塊”。
與此同時，媒體繼續報道著“凡人英雄”的故事。2020年4月16日，武漢剛剛結束封城壹個星期，中央電視臺播出了“快遞小哥”李順的故事，他在疫情高峰期時運送物資，壹天的快遞送下來，要跑100多公裏路。電視節目誇張地呈現了李順的奉獻精神，指他連續工作80天，沒有壹天休息，為了不影響家人和有孕在身的妻子，李順就壹直住在快遞站裏。他表示：“疫情之中，大家更需要我。”
這種把工作頌揚成奉獻的空泛論調無法讓勞動者的付出獲得認可，相反的只會變相令社會貶低勞動者的價值、放任對勞動者的剝削。無論是太平盛世、還是天災人禍，對勞動者的重視與保護幾乎從來都可望而不可及。
保障生產安全為何只剩行政手段？
《中國勞工通訊》始終主張：只有工人和工會壹起參與監督工作場所衛生和安全標準，中國的生產安全狀況才會得到改善。這也是“安全第壹”能夠優先於政治需要和經濟私利，真正被作為頭等大事對待的唯壹方法。
中國多部法律都清楚規定了工會在安全生產上的責任，重要的全國性法律包括1992年的《中國工會章程》（2001年修訂）、2002年出臺的《安全生產法》（2021年修訂）、2002年頒布的《職業病防治法》（2011年修訂）和2004年的《工傷保險條例》（2010年修訂）。這些法律構建了相對完善的體系，從理論上創建出壹個安全的工作環境。然而過去三十年間，中國在提升生產安全、減少生產事故、降低傷亡人數上，立法和行政手段不斷大做無用文章，似乎在理論上完整了法律法規，真實的事故也能隨即消失——這不啻於壹種掩耳盜鈴。
很明顯，隨著經濟發展，私營企業在政治經濟上發揮的作用日趨強大，這些立法和行政手段的局限性也越發突出。現實中，雇主們往往能夠無所顧忌地藐視安全法規，對此政府官員通常也睜壹只眼閉壹只眼——他們更關心的是當地經濟增長、個人仕途晉升，當然還有那些火中取栗的貪腐問題。
行政手段無法有效遏制安全事故最典型的例證，就是2015年發生的天津港“8·12”危險品倉庫的重大火災爆炸事故。爆炸事故發生後，中央的第壹反應是自上而下發布壹刀切命令，要求城鎮人口密集區的化工企業搬遷改造或關停，事故後各省上報需要搬遷改造的化工企業多達壹千多個。長遠來看，天津爆炸事故發生後政府公布的行政措施，遠不足以解決中國化工品制造和儲存場所中存在的安全問題。自天津爆炸至2020年12月，中國勞工通訊安全事故地圖收集到約2900起在工作場所發生的生產事故，其中至少有309起為爆炸（平均壹星期多於壹起），92起發生在化工廠，10起發生在化工品儲存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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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頂層設計的角度來看，中國采取了壹套重事後管理、輕事前預防的思路。當以應急管理部為代表的相關政府部門發現了違反安全規定的行為後，常見的處理措施是對涉事企業處以罰款，並下達整改命令。至於整改過程，則由企業自行處理。往往企業運作會壹切照舊，生產流程也不會有任何重大的改變。這也就不難解釋，為何許多企業才剛剛“通過”檢查或者被指出違反相關規定，轉頭就發生安全事故，實際上例行安全檢查並沒有讓企業落實任何實際整改措施。例如2018年11月，河北盛華化工有限公司發生壹場爆炸及火災事故，導致22人死亡。該工廠於2013年和2014年分別遭遇過壹起小型事故，2015年政府的安全檢查也已披露該工廠的化學品儲存倉存在的諸多問題。
我們認為，只有壹個真正代表工人，在監督企業違規問題中扮演角色的工會，才有可能創建出壹個可持續的、常態化的安全管理機制。而中國工會只要負擔起其應有的角色，就能夠實現中共長期以來對勞動者的承諾。由此，我們引向了本報告的第三部分：工會在中國的角色。
2022年，中華全國工會會員近3億會員、全國有280多萬個基層工會組織。但是全總的數字遊戲往往和事實相差甚遠，從中國勞工通訊過往處理的欠薪、工傷個案來看，涉事工人極少人是工會會員，而在電話訪談中，能夠實踐習近平所說“哪裏的職工合法權益受到侵害，哪裏的工會就要站出來說話。”的工會也少之又少。
中共深知工人階級對其政權的重要性，習近平曾經苦口婆心的工會改革，卻仍然在全總系統性的僵化官僚體系中，淪為了對黨表忠心的作秀和大躍進式的數字報告。就好像近年來在各地工會都在大搞八大群體入會，成千上萬的入會人數往往非常唬人，但是工會的工作也就僅止於此。在工人最關註的集體協商和維權個案上幾乎沒有寸進，更不要提解決當下嚴重的勞資問題，曾經喊得震天響的“去四化、增三性”也淪為口號，更遑論協助工人階層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前述章節我們已經提到，在工作安全保障、工人維權等明確屬於工會的法定職責問題上，工會經常處於缺位的狀態。而在第三部分我們將詳述兩個具體案例：天津港爆炸中長達20年的工會缺位問題和常德市沃爾瑪基層工會抗爭中，全總如何和沃爾瑪達成雙贏卻最終令工人淪為輸家的荒誕鬧劇。期望從這些具體案例展示出工會體系中潛藏的系統性問題。
2015年8月12日23時30分，天津港發生劇烈爆炸事故。事故造成165人遇難（其中參與救援處置的公安消防人員110人，事故企業、周邊企業員工和周邊居民55人）、8人失蹤（其中天津港消防人員5人，周邊企業員工、天津港消防人員家屬3人），798人受傷（傷情重及較重的傷員58人、輕傷員740人）。
2015年8月13日下午5點，天津港爆炸事故17個小時後，央廣網記者寫道：
最新消息：已有12名消防員犧牲，仍有消防員失聯。
按照爆炸引起的地震強度推算，此次爆炸殺傷半徑達153米，嚴重損害波及半徑459米。此次爆炸的當量等於最強大的非核常規武器的當量的2倍，相當於50多枚戰斧式巡航導彈把那兒轟炸壹遍。
火場內，壹名消防員悲痛地告訴記者，事發時，第壹批進入火場的至少有19名消防員，“壹開始沒爆炸，他們都進去了，結果炸了。”“剛才擡出去幾個，都沒了。”
在小編寫下這篇文章時，還有數十名消防員生死未蔔，讓我們壹起期待他們平安歸來！
央廣網記者還寫道：“如果妳身邊有消防員親友，出發前，給他幾點建議吧！”第壹點建議便是：
現場偵查應細致全面。首先指揮員應對火情進行評估，調查起火原因、現場有多少易燃易爆物品、是否有二次災害可能等，不能在未全面偵查之前就盲目投入滅火戰鬥。其次，對火災區域內的建築分布和建築結構特點進行分析研究，不能在消防員進入後還對火場的內部結構和通道等基本情況心中茫然。
可以想見，這幾位官媒記者從爆炸現場和醫院回來，查閱過大量有關消防的背景資料後，對消防員的處境要有多麼絕望，才會發出如此呼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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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英雄需要工會
現實是，至2015年8月12日23時30分，天津港爆炸事故發生時，在火災災害多發的中國仍然沒有消防員工會。換句話說，如果有消防員工會，記者當然會采訪工會，工會當然會表達消防員權益保障和生命安全保障的需求和缺失，而無需記者向自己的讀者發出如此無助幾近絕望的呼籲。
時任總理李克強視察天津港爆炸事故現場時曾被問及，最先趕到火場救火、遭遇突發猛烈爆炸而犧牲的消防員是否為“編外消防員”。他以堅定的、不容置疑的口吻表示“英雄沒有編外”，承諾“犧牲的現役和非現役的消防人員履行同樣的職責，也應壹視同仁對待，讓他們得到同樣的撫恤和榮譽”。李克強這番話難免給人壹個錯覺，好像救援中犧牲和失蹤的115名有編制和無編制的消防員，只需令死後的待遇壹視同仁便行了。那麼中國其他的那些仍然沖在第壹線的“編外”消防員們呢？
問題的核心是，如果消防員真的存在編內、編外（現役、非現役）等身份差別，不但兩種身份消防員的收入和待遇有可能不公，更有可能存在編外消防員由於培訓不足，以至於在險象環生的救援現場隨時可能將自己和隊友（包括編內隊友）陷於險境而不自知的問題。
總理是國家最高行政首長，竟以偷換概念回避如此嚴肅的核心問題，各地各級行政官員遇事耍滑頭避重就輕、推卸責任，也便不足為奇。這也提醒我們，在中國這樣壹個廣袤的國家，事無巨細全都指望領導和政府行政權力，既不可靠也不現實。
消防員作為壹份危險性極高的職業，需要最好的職業技能培訓和心理素質訓練，需要高質量的防護用具和設備，從而最大程度的確保自己和隊友在執行救援任務時的生命安全。同時，消防員與其他職業從業者壹樣，需要合理的工資待遇，以保障自己和家人有尊嚴的生活。但是，包括在爆炸事故中遇難的99名消防員在內的天津港壹線消防員，名義上隸屬交通部公安局下屬天津港公安局消防支隊，但卻與天津港集團公司簽訂勞動合同，由天津港集團公司發工資。這些肩負最危險滅火救援、搶險救災戰鬥任務的“合同制隊員”（非現役無編制），他們的工資待遇和職業穩定性，相較於職業危險性相對較低的“防火監督檢查和隊伍管理”崗位（現役有編制），要低得多。以至於，這些“基本來自農村，年輕，思想單純、社會經驗少”的壹線消防隊員，大部分“抱著出來玩玩、在城市開開眼界、兩三年再另謀職業的想法。”。
天津港爆炸事故四天後，壹位曾在三線城市消防特勤隊擔任過指揮員的消防員寫道：
戰友受到了這麼大的傷亡，都從事著這個崗位，也不知道會不會有壹天這樣的事情發生在自己身上，朋友圈裏也到處彌漫著傷感的氣氛。網上有著各種各樣的言論，有最美逆行的煽情，有滅火決策的質疑，有為消防官兵喊冤，有罵決策領導的。作為壹名曾經的壹線指揮員，自認為不是專家，只談自己的感受，只有壹個詞，悲傷。
造成現在這樣的結果，原因不止壹個，不只消防，包括安檢、規劃、政府監管等等等等都存在問題。……起火——消防員進入現場——爆炸。……事實上已經過了4天了，裏面具體的危化品種類仍未公開。
……
我們其實和好多普通人壹樣，並沒有專業多少，也並沒有鋼鐵之軀，我們也有父母，也有妻兒，比普通人多的，只是身上的這身警服，頭上的這枚警徽，和心中的那份責任。遇到危難，我們怕不怕？也怕！可是上不上？還是要上！我們不上，誰上？作為壹名消防員，我為上面提到的壹系列問題而煩惱，也常常和戰友們互相抱怨，羨慕發達國家的消防員，羨慕他們的專業，羨慕他們的先進裝備。可抱怨歸抱怨，危難來臨時，我和我的戰友依然會戰鬥在前線，我們為自己是壹名消防員而自豪，為自己所擔負的責任而驕傲。
新聞的熱度會慢慢過去，犧牲的戰友也會漸漸被人們遺忘，……我自知自己改變不了什麼，只是希望我們的國家越來越好，希望我們的消防體系越來越科學，希望我的戰友們永遠不要成為那個“英雄”。
假如，假如中國有消防員工會，假如天津港的消防員們都加入了工會；再假如，假如工會能夠代表消防員有所作為，天津港的消防員們，不但工資待遇會更合理、職業會更穩定，而且，也可以受到更高水準的專業培訓。假如，假如上述假如成立，天津港爆炸事故中犧牲和失蹤的115名有編制和無編制的消防員，便無需成為“英雄”，他們家庭的命運，便會是另壹番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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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之下工會20年的無所作為
據《北京青年報》在天津港爆炸事故後發出的壹篇報道透露，濱海新區涉及危化品的企業超過1800家。報道說，早在20年前，也就是濱海新區早期規劃階段，時任天津市規劃局濱海處籌備組成員胡源便發表過壹篇題為《現階段濱海新區規劃管理中存在的問題及對策》的文章，呼籲就“遠近期規劃目標之間、總體規劃與分區規劃之間、各部門規劃之間存在的矛盾，發表個人的看法”。《北京青年報》這篇報道還提到，爆炸事故發生前6個月，濱海新區安監局工作人員曾發出警告，說新區共有危險化學品企業1828家，安全隱患多，危險源源點多，壹個螺絲沒擰好、壹處工藝不完善就可能引發事故。而涉事瑞海公司壹名危險品倉庫裝卸工在接受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采訪時，不但承認他本人沒有危險品裝卸從業資格證，更對采訪他的央廣記者說：“這個崗位找的工人哪壹個有證的？”。
現實如此不堪，令人窒息。而濱海新區總工會、天津市總工會乃至中華全國總工會，本有足足20年的時間在天津港內企業中能夠有所作為。
壹方面，就算是在行政主導壹切的制度之下，完全依靠政府壹手操辦制定法律法規、確定工資待遇、安排職業健康和安全培訓，既不可能也不現實。另壹方面，勞動法、勞動合同法、安全生產法、社會保險法、工傷保險條例等法律法規，都明確規定了工會代表職工確保合理工資待遇，以及職業健康和勞動安全的權益。
《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
- 第二十四條，工會依照國家規定對新建、擴建企業和技術改造工程中的勞動條件和安全衛生設施與主體工程同時設計、同時施工、同時投產使用進行監督。對工會提出的意見，企業或者主管部門應當認真處理，並將處理結果書面通知工會。
- 第二十五條，工會發現企業違章指揮、強令工人冒險作業，或者生產過程中發現明顯重大事故隱患和職業危害，有權提出解決的建議，企業應當及時研究答復；發現危及職工生命安全的情況時，工會有權向企業建議組織職工撤離危險現場，企業必須及時作出處理決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安全生產法》
- 第七條，工會依法對安全生產工作進行監督。
- 生產經營單位的工會依法組織職工參加本單位安全生產工作的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維護職工在安全生產方面的合法權益。生產經營單位制定或者修改有關安全生產的規章制度，應當聽取工會的意見。
- 第六十條，工會有權對建設項目的安全設施與主體工程同時設計、同時施工、同時投入生產和使用進行監督，提出意見。工會對生產經營單位違反安全生產法律、法規，侵犯從業人員合法權益的行為，有權要求糾正；發現生產經營單位違章指揮、強令冒險作業或者發現事故隱患時，有權提出解決的建議，生產經營單位應當及時研究答復；發現危及從業人員生命安全的情況時，有權向生產經營單位建議組織從業人員撤離危險場所，生產經營單位必須立即作出處理。工會有權依法參加事故調查，向有關部門提出處理意見，並要求追究有關人員的責任。
也就是說，各行各業工作場所，既要有工會，工會也必須依法對安全生產進行有效監督。制度設計清清楚楚，從未有過灰色地帶。天津港爆炸事故發生前20年間，各級工會那怕沒有任何創新能力，只要踏踏實實依據《工會法》第24、第25條、《安全生產法》第7條、第60條規定履行安全生產監督職責，天津港爆炸事故便有可能不會發生。
假如，如果還可以假如的話，假如天津市總工會、濱海新區總工會在天津港瑞海國際物流有限公司（瑞海公司）建立了工會，假如工會定期對生產壹線工會會員進行了安全生產群防群治培訓。那麼，瑞海公司的壹線工會會員便不但有願望，而且有能力，對本單位安全生產工作進行民主監督。如果上述假如真的存在的話，工會和工會會員便能依據《工會法》第24條的規定，阻止瑞海公司“嚴重違反天津市城市總體規劃和濱海新區控制性詳細規劃，未批先建、邊建邊經營危險貨物堆場”。瑞海公司“無證違法經營”、“未按要求進行重大危險源登記備案”、“安全生產教育培訓嚴重缺失”、“未按規定制定應急預案並組織演練”等問題就能在第壹時間被揭露出來。壹線裝卸現場的工會會員不但不會“違規開展拆箱、搬運、裝卸等作業”，更可以依據《工會法》第二十五條的規定，拒絕在“違規存放硝酸銨”、“嚴重超負荷經營、超量存儲”、“違規混存、超高堆碼危險貨物”等危及職工生命安全的情況下繼續工作！企業工會或上級工會也能夠依據《工會法》同壹條款，向企業建議組織職工撤離危險現場。
現實中，上述假如從未發生。
忙於不務正業的工會
其實，天津港所在地濱海新區總工會在安全生產上並非完全無所作為。自2012年起，區總工會和區安監局每年都會聯合舉辦旨在“送文化送安全”的文藝演出活動。就在爆炸事故六周前，2015年6月24日，名為“中國夢勞動美”的文藝演出還為近千名壹線建設者“送去了水杯、安全知識撲克牌等慰問品”，“歌舞、相聲、魔術、器樂，新區的職工藝術家們表演的節目壹個比壹個精彩，現場掌聲、歡呼聲交織成歡樂的海洋”，“節目中穿插的安全知識問答更是得到觀眾的積極響應，在帶上歡樂的同時，也普及了安全生產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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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壹提的是，爆炸事故發生後，這項活動的聯合舉辦單位濱海新區安監局以及參與單位區質量技術監督局的主要領導幹部，在事故處理中或被判刑或被撤職，幾乎全軍覆沒。濱海區總工會則毫發無損，無人被問責追責。
爆炸事故第三天，濱海新區總工會也開始有所行動，進入到安置點和醫院分發空氣凈化器，並在工會網頁上貼出《災後公眾心理自助手冊》，為受影響社區居民提供“災後心理咨詢”等。
爆炸事故壹年後，2016年5月29日，區總工會和區安監局也照常聯合舉辦了“中國夢勞動美”演出活動，歌舞表演、器樂演奏、相聲小段等精彩表演照樣“引發現場陣陣歡呼”，穿插的安全知識有獎搶答也照樣“掀起壹輪輪的高潮”。
爆炸事故五個月後，2016年1月27日，濱海新區總工會召開了壹屆十二次全委（擴大）會議。濱海新區區委常委、組織部部長韓遠達在會上講話，不但沒有指出工會在安全生產履責中存在不足，反而“對新區工會工作給予了充分肯定”。韓遠達部長在講話中，要求新區各級工會2016年著力做好四個方面工作，卻只字未提工會應該依據《安全生產法》履行好工作場所安全生產監督職責。會上，區總工會副主席李兆華做工作報告，對工會依法履行安全生產監督職責，也是只字未提。
2016年12月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推進安全生產領域改革發展的意見》，要求“發揮工會、共青團、婦聯等群團組織作用，依法維護職工群眾的知情權、參與權與監督權。加強安全生產公益宣傳和輿論監督”。四年後，2020年12月28日，國務院安全生產委員會印發《國務院安全生產委員會成員單位安全生產工作任務分工》，其中要求全國總工會“依法對安全生產工作進行監督，……指導地方工會依法組織職工參加本單位安全生產工作的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動員廣大職工開展群眾性安全生產監督和隱患排查，參與落實職工崗位安全責任，推進群防群治”。
時至今日，天津港爆炸事故已逐漸被更多事故所掩蓋，《意見》、《任務分工》這類補丁式的政策意見也被更新的政策所覆蓋。翻看七年間濱海新區總工會網站，工會安全生產的工作內容並不少。但卻找不到任何針對提升區內企業工會和工會會員在工作場所安全生產監督能力，組織壹線工會會員“參加本單位安全生產工作的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從而實現“廣大職工開展群眾性安全生產監督和隱患排查，參與落實職工崗位安全責任，推進群防群治”的工作內容；也看不到濱海新區總工會在天津港重點管控化學品生產儲存企業及港口貨場發展壹線工人加入工會，並對工會會員進行安全生產監督培訓的工作內容。工會也沒有設立方便企業工會和會員對安全生產隱患進行舉報的熱線電話和微信群。
2020年8月8日，就在天津港爆炸事故5周年之際，國務院安委辦到天津港開展重點管控化學品生產儲存企業及港口貨場明查暗訪，發現天津港匯洋石油儲運有限公司存在的重大事故隱患。
2015年8月12日到2020年8月8日，5年間，中華全國總工會在做什麼呢？天津市總工會在做什麼呢？天津市濱海新區總工會又在做什麼呢？5年前，天津港爆炸事故中遇難和失蹤的163個鮮活的生命，為什麼還沒喚醒中華全國總工會、天津市總工會和濱海新區總工會三級工會的領導人呢？為什麼重大事故隱患，還得要等國務院安委辦明察暗訪才能發現呢？
天津港爆炸事故六年後，2021年10月28日，天津市消防救援總隊終於成立了工會，並召開第壹次代表大會。而就在工會成立前壹個月，2021年9月28-29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消防法執法檢查組在天津進行執法檢查。天津市常務副市長馬順清在情況匯報會上透露，天津國家消防救援專職人員4907人，其中政府專職消防員2239人，不到50%。全市已執勤的127個消防站中，仍有38個未納入編制。
形式上建立工會是壹回事，工會是否有意願、有能力依法有所作為，則是另壹回事。天津市消防救援總隊任重道遠。
全國總工會對中共的政治綁架
至此，有必要回顧壹下中華全國總工會的歷史沿革。
1950年頒布的首部《工會法》，開篇第壹句是：為了明確規定工會組織在新民主主義國家政權下的法律地位與職責，使全國工人階級更好地組織起來，發揮其在新民主主義建設中應有的作用，特頒布工會法。
改革開放前，計劃經濟體制下，企業管理層無權決定職工工資。職工工資和福利待遇標準由國務院及省級政府統壹制定，企業管理層只是執行政府制定的統壹標準。企業管理方與工人之間的關系，僅限於與崗位分配、工作指標、請假安排等方面，並不存在與分配相關的直接利益關系。工會、婦聯、共青團等群團組織，只需各自針對特定人群——工人、婦女、青年——開展工作，工作內容包括鼓勵人們積極參與勞動競賽、爭當勞動模範等等，目的是為國家工業建設做貢獻。
70年代末開啟改革開放，結束了長期實行的計劃經濟，開始引入市場經濟。隨著企業內部分配逐漸引入獎金、拉開工資差距等做法，企業管理者手中的權力，尤其是與職工收入直接相關的工資和獎金的決定權，逐漸擴大。與此同時，計劃經濟下確立的工會體制卻延續下來，沒有發生絲毫改變。1978年3月五屆人大期間，全國總工會舉行座談會，大慶油田工會主任在會上發言說：“我們大慶人只有壹個心眼，就是革命加拼命，躍進再躍進，為高速度發展我國石油工業、創建十來個大慶作出更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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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期間誕生了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6月4日鎮壓後，“工自聯”被宣布為非法組織，其成員遭到通緝、逮捕、判刑。此後，全總便刻意將工會自覺接受黨的領導，與工會接受企業管理方（雇主）的控制等同起來。將工會在企業內代表工人與管理方通過平等協商談判爭取工人權益最大化，等同於工會鬧獨立脫離黨的領導。並危言聳聽，稱鼓吹工人權利就是“敵對勢力”分裂中國工人階級的陰謀，是要在中國發動導致東歐和前蘇聯共產黨滅亡的“波蘭團結工會”。
此後30年間，全國總工會持續不斷的將中國工會政治化。致使在企業勞資關系中，工會代表工人爭取經濟利益最大化的原本身份，逐漸弱化以至消失。在企業經營管理引入市場因素的整個過程中，包括發展鄉鎮企業、擴大企業管理權、廠長經理負責制、全員合同制、引進外商合資經營、允許外商獨資經營、國企改制（股份制和下崗潮）等，每當企業勞資關系面臨重大調整，需要工會有所作為的時候，工會都毫無例外缺席。久而久之，中國工會與中國工人權益和勞資關系漸行漸遠。在工會工作人員工作中，在各級黨和政府部門眼裏，在工人心目中，工會不再與改善勞資關系、保障工人權益相關。
30年來，中國工人不但沒有分享到經濟改革開放的成果，工人的權利狀況反到每況愈下。即使在新科技和互聯網帶起的新興行業中，中國工人從壹開始便被困在996用工和算法裏受盡剝削，至今仍然無解。這些都是全國總工會將工會政治化，在代表工人爭取經濟利益上“躺平”不作為的直接後果。
歷經30年，全總將工會政治化的同時，還將中國工人階級說成是產生“敵對勢力”的政治溫床，或者被“敵對勢力”利用的政治工具，並據此竭盡誇張的描繪著中國發生“團結工會”引發共產黨垮臺的畫面。中共領導人內心政治恐懼被具象化，總工會的高層領導人們則完成了對中共執政核心的政治綁架。
其結果，中共領導層明知如果總工會有所作為的話，絕大部分工人權利遭受的侵害是可以避免的，中國企業勞資關系是可以走向和諧的，中國工人階級作為共產黨執政的階級基礎是可以得到最大程度穩固的，但卻任由總工會不作為卻無可奈何。就算強勢如習近平，也只能親自主持會議啟動工會改革，並且每年定期不定期發表幾次講話，不斷重申“哪裏職工的合法權益遭受侵害那裏的工會就要站出來說話”。
壹個有趣的閉環就此形成：中共領導人不斷就工人權益保障和工會工作發表講話——全國總工會照著講話不斷搞花枝招展的活動——活動上喊最響亮的口號、裝最忙碌的樣子——領導人繼續發表講話——工會繼續搞活動、喊口號、忙忙碌碌——領導人繼續發表講話……。閉環之外則是另壹重平行宇宙：各地各行業勞資沖突此起彼伏，工人權利遭受侵害的惡劣程度，不斷刷新和沖擊著全社會的情感和視覺承受底線。
編造“敵對勢力”所形成的政治恐懼和政治綁架效應，讓總工會領導人在僵化的官僚體系和無所作為中獲得了壹夕安寢。而工會可以繼續喊口號、說套話、走過場，無需擔心耽誤了大事而被追責問責。
現實中，建築工人頂著寒風烈日累死累活卻拿不到工資；井下礦工早晨下井不知晚上能否活著上來；工傷職工和工亡職工家屬得不到依法應得的合理賠償；外賣騎手不知道自己跟誰形成勞動關系壹旦出事被踢皮球；那些當年被迫下崗，如今生計仍無著落的原國企職工；國（省）聘和縣聘教師同工不同酬；以及鄭州富士康工人在疫情中大規模抗爭等等等等。如果說，今日中國工人的日子比十年前更加難過，並因此與中共日益離心離德，對中共越來越不信任，甚至萌生出憤怒並正在發酵為仇恨的話，絕非危言聳聽。而達至這壹結果的最大“功臣”，正是只喊口號、說套話、走過場、做表面文章、裝樣子、應付差事的全國總工會，及其領導下的各級總工會組織。
換句話說，喊了三十多年狼來了，“敵對勢力”不過只是全國總工會領導人“躺平”不作為又不想被追責問責的借口罷了。中共十大上，周恩來在報告中曾把林彪描繪成“語錄不離手，萬歲不離口，當面說好話，背後下毒手”的兩面人。全國總工會的高層領導們，雖然也是語錄不離手、忠誠不離口，但還不至於背後下毒手。這些人對中共執政核心搞政治綁架，也絕非想奪權。他們僅僅是面對工人權利遭受侵害時，不知所措又不想被追究責任罷了。換言之，讓工會系統內上上下下都“裝出壹副忙忙碌碌的樣子”，只是中華全國總工會高層們避重就輕、蒙混過關、無所作為不出事，戰戰兢兢活下去的生存策略。
現實中，面對工人權益遭受的侵害，就算基層工會和工會幹部們願意代表工人抵抗雇主侵權，上級工會也不會允許。只需隨機打開某個工會的網站，翻看壹下工會工作內容，無論是有關安全生產、職業健康還是勞動合同、工資保障，工會活動形式上花樣翻新，會議壹個接壹個，活動和會議上的口號壹個比壹個有創意。但具體有沒有哪些工人會從這些活動和會議中受益，則無人理會。以安全生產為例，工會只需舉辦相關的活動和會議並記錄在案，最好是有照片和視頻畫面。更重要的是，活動和會議中引用了中共領導人尤其是習近平的最新講話，並把講話編成有創意的口號，口號還得朗朗上口容易喊出來。那怕活動和會議結束後第二天，便發生了嚴重安全生產責任事故，造成了人命傷亡和財產損失，工會也不會因為沒有履行工作場所安全生產監督職責而被追究責任。
換言之，總工會各級領導和工會幹部，本應以“挑重擔子、啃硬骨頭、接燙手山芋”的奮鬥者姿態，進入各類工作場所。本應具體實在的代表工人利益與雇主就安全生產和工資待遇等進行協商談判，改善安全生產和工人權利狀況，逐步改善勞資關系，使幾億中國工人能夠分享到經濟發展的成果。但這類工作既費力又得罪人，有可能非但不會在“波瀾壯闊的時代畫卷裏留下印記”，搞不好反到招來政府領導、上級工會領導和前後左右同事們不滿。因此，與其費力不討好，不如把精力和時間用在活動和口號創新上。反正大家都是“裝出壹副忙忙碌碌的樣子”，就算被問責，也有壹大堆已經搞過的活動和開過的會議記錄在案，既有照片又有視頻，足以應付交差。
“躺平”的全總是共同富裕路上巨大阻礙
2018年10月，習近平高調與全總領導班子成員集體談話，要求“堅持黨對工會工作的領導”，同時要求“哪裏職工合法權益受到侵害那裏的工會就要站出來說話”，用工會履責的實際效果“鞏固黨執政的階級基礎和群眾基礎”。集體談話後，全總黨組書記、副主席李玉賦卻在《人民日報》撰文，指出總書記“突出強調要堅持黨對工會工作的領導”：
“從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成就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只有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工運事業才能堅持正確政治方向，薪火相傳、永續發展。”
習近平講話提醒總工會領導層要自覺接受黨的領導，難道是擔憂工會領導層有可能帶領工會與黨離心離德嗎？當然不是。習近平接任中共總書記後，壹手強力反腐敗，壹手承諾“共同富裕”，壹雙翅膀少壹個都飛不起來。習近平本想通過親自推動總工會改革，寄望於工會既能在企業勞資關系中發揮化解矛盾和沖突的功能，避免改革開放40年所形成的勞資利益分配矛盾演變為政治動蕩；又能通過工會的協商談判功能逐步提高職工應得的利潤份額，從而使數億中國工人走向共同富裕。習近平原本的打算如果能夠實現的話，他本人和中共執政的基礎，毫無疑問能夠得到加強和鞏固。但全國總工會這些年來“躺平”不作為，卻必然使這壹政治願景化為泡影。
比如前面提到的這位李玉賦副主席，本應以“挑重擔子、啃硬骨頭、接燙手山芋”的奮鬥者姿態，將工會的主戰場定位於企業內，就安全生產和工資待遇等經濟利益，與雇主進行協商談判，從而在有效維護工人利益的同時鞏固中共執政基礎。但是，李副主席的定位卻與此南轅北轍。於是，短短幾年內，工會系統上上下下便形成了靠喊口號、說套話、走過場、做表面文章、裝樣子便可以應付差事，便可以活下去的生態。其結果是，每年都得由國務院出通知、發文件，打擊違法欠薪、消除安全生產隱患。得由國務院有關部門出面，找各大平臺企業“約談”，從企業口袋裏掏錢。
如果各級工會能夠依法有所作為的話，國務院便無需幹出這種既損害企業長遠發展信心，也不會提升改善這些企業內工人待遇，更不可能讓億萬中國工人走向共同富裕的舉動。
中國各行業工人面對的最大不公平，也是最大訴求，是合理分享企業發展的經濟成果，是在資本面前能夠保持尊嚴，是面對濫權的資方時敢於說不。但中華全國總工會領導層卻為應付差事，做盡了可以做的表面文章，說盡了可以說的套話，走盡了可以走的過場，裝盡了可以裝的樣子，混盡了可以混的日子，避開了挑不動的重擔子，撇開了啃不動的硬骨頭。這些人高高在上，享受著各種高級別待遇，高談闊論卻無需動手。從小處說，全總高官們這些所作所為，傷害了工人群眾的民心，在工會系統內制造出壹種不負責任的政治生態；從大處說，則是誤國誤民，使國家發展錯失了共同富裕的歷史機遇。中共的領導人們，當有壹天不得不面對執政合法性遭遇嚴峻挑戰，甚至面對政黨消亡的時候，無需大驚小怪。因為，毀滅模式並非消亡之時才啟動，冰凍三尺，非因壹日之寒。
總工會領導層們之所以做出如此選擇，雖有“個人理想信念缺失、能力水平不足、責任意識退化等內在原因”，但也與問責機制不夠健全等外部因素不無關系。針對各級總工會，如果有壹套精準問責追責制度，讓那些只喊口號、走過場、做表面文章混日子的人“混不下去、無處藏身”，便能給為數不少的敢於擔當、願意有所作為的工會幹部們騰出位子來。
2014年3月4日，位於湖南省常德市的沃爾瑪2024號門店宣布關閉。沃爾瑪（中國）區域公共關系總監李呈舫接受媒體電話采訪時說：“常德店處於虧損已有較長時間，公司經過努力後，仍達不到預期，不得不放棄”。就員工安置，李呈舫對媒體表示，員工可以選擇公司在國內任何壹家門店的營運崗位繼續發展，也可選擇其他工作機會，並將依照相關法律法規安排合理的解決方案。亦即是，沃爾瑪（中國）決定關閉常德2024門店，屬經營虧損之下的經濟性裁員。
《勞動合同法》第四十壹條規定，企業裁減人員需要提前三十日“向工會或者全體職工說明情況，聽取工會或者職工的意見後，裁減人員方案經向勞動行政部門報告，可以裁減人員”。但沃爾瑪僅提前兩個星期向全體140多名員工發出閉店通知。讓沃爾瑪沒想到的是，公司在中國各地以同樣手段關閉多家門店，員工雖有不滿，但都無奈接受了現實，但常德2024門店的多數員工卻提出，沃爾瑪在決定和實施關閉常德2024號門店的過程中涉嫌違法，要求依法給予被裁減員工雙倍補償。
門店工會挺身代表員工
2006年7月29日，沃爾瑪（中國）第壹家工會在福建晉江門店成立。時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基層組織建設部部長郭穩才在答記者問時，誇贊“沃爾瑪職工具有很強的法律意識，他們懂得依法組織和參加工會，是我國法律賦予公民的壹項基本權利，他們要起而追求這種權利的實現”。郭穩才對記者說：“企業依法經營，工會依法維權，雙方完全可以在法律的軌道上求得統壹、實現平衡，建立起勞資兩利的關系”。
沃爾瑪常德門店工會主席、前收銀員黃興國，面對企業在閉店過程中的違法操作，決定“做壹回真正的工會主席”，糾正沃爾瑪違法犧牲員工利益的做法，實現“勞資兩利”。
在勞資關系中，工會的最重要作用並非人們通常以為的以“人多勢眾”逼迫資方讓步就範。恰恰相反，工會的最重要作用是運用組織程序，降低“人多勢眾”所伴隨的激情和憤怒情緒，在壹盤散沙的群體非理性中構建起有組織的群體理性。相對於無組織的群體激情，有組織的群體理性更能夠促成勞資平等協商談判，從而使雙方最大程度的達成壹致。在沃爾瑪常德2024門店閉店過程中，門店工會的上述作用發揮的淋漓盡致。
就在沃爾瑪貼出“停業公告”當天的3月4日，門店工會主席黃興國依據勞動合同法，代表員工提出N+1X2雙倍補償方案，被管理方拒絕。黃興國繼續找公司溝通，希望沃爾瑪與工會就合理補償進行協商，仍然被拒。協商無果之下，門店工會於次日組織召開了全體員工大會。會上，首先成立了壹個九人小組，成員包括門店工會的七名工會委員和兩名比較積極敢言的工人。九人小組成員經討論壹致同意，勞方每次與資方進行談判，最少得有三名組員在場，跟資方達成的任何協議，得由三名以上組員簽名才有效。此外，九人小組還說服全體員工，所有集體行動都向地方政府公開透明。亦即是，員工針對沃爾瑪采取集體行動之前，要書面向市總工會和警方報備，並白紙黑字寫明沃爾瑪的違法事實，以及工人采取集體行動的理據。
常德市沃爾瑪員工的抗爭現場（網絡圖片）
門店工會尋求協商解決分歧的理性態度與資方的傲慢形成鮮明對照。管理方在收到員工大會不接受資方違法操作的決議後，不但仍拒絕協商談判，更於第二天安排外部人員進店強行搬運店內設備和剩余貨物。壹邊是員工抵制資方閉店過程中違法侵害工人權益，另壹邊是資方拒絕與工會協商解決分歧並強行搬運貨物，沖突局面壹觸即發。
為把沃爾瑪拉回到談判桌上，2024門店工會委員會決定采取集體行動。工會組織員工在門店前拉起壹面白色橫幅，上面寫著：“我們要工作，我們要生活；堅決抵制沃爾瑪非法關店。”與此同時，為免沖突升級，3月7日亦即沃爾瑪發布《停業公告》第三天，門店工會向常德市總工會發出求助。求助信指出，沃爾瑪在決定閉店前，既未按勞動合同法規定與員工協商，也沒有征求工會意見，更沒有按法律規定提前30日通知員工。門店工會請求常德市總工會依法介入，以促成沃爾瑪與門店工會通過平等協商解決糾紛。求助信發出六天後，3月13日常德市總工會向2024門店工會作出書面回應表示，工會壹直在盡力與所有相關的政府部門保持合作，並將盡最大努力繼續捍衛工人權利。
在全世界，沃爾瑪仗著資本雄厚以大欺小由來已久。沃爾瑪所到之處，傳統的街頭鄰家小店都堅持不了多久就會被迫關閉。沃爾瑪之所以有底氣到處趕盡殺絕傳統店鋪，其中壹個原因就是打擊工會絕不留情，對工會絕對“零容忍”。員工沒有工會，沃爾瑪才能把工資壓到最低，憑著低工資成本，沃爾瑪便敢於放膽不斷開新店測試市場。試水成功便賺大錢，市場反應不佳便閉店辭退工人。員工沒有工會就像壹盤散沙，召之即來揮之即去，就算補償遠低於法律規定標準也無力抵抗。
僅在2014年，沃爾瑪（中國）便開了25家新店，同時關閉了14家門店。就在關閉常德2024門店的同壹個月內，該集團在全國各地以同樣方式，違法不與員工和工會協商，單方面關閉了至少5家門店。
沃爾瑪（中國）在其它地方閉店過程中的違法行為，也引起過工人不滿和看抗議。但常德門店員工抗爭的與眾不同之處在於，門店工會以工人利益代表者的身份依法站了出來，並在工人集體維權過程中發揮了工會團結、組織和領導員工的關鍵作用。換句話說，沃爾瑪反工會，是因為對工會既恨又怕。常德門店工會居然站出來代表員工，沃爾瑪壹時手足無措。
資方的傲慢與政府的偏袒
常德市總工會在回復中的立場曖昧不清，但總工會畢竟給了回復。“給了回復”這件事本身，便足以讓員工們感到安慰和鼓舞。不過，常德市政府的立場卻明顯偏袒資方。為迫員工就範，常德市警方和商務局頻繁約談員工並威脅工會，市商務局長更親自率隊到抗議現場威脅員工要調警察來抓人。
收銀員黃興國當初參選工會主席的時候，恐怕從未想過，有壹天自己真得站出來履行工會主席職責代表員工抵抗沃爾瑪違法侵權行為；更不會想到，常德市政府相關部門及官員會站在違法的資方壹邊逼迫員工就範。面對如此局面，黃興國內心有過什麼樣的掙紮和猶豫，我們不得而知。但工友們朝夕相處的信任，以及大家所展現出的維權決心，讓他義無反顧的決定要盡職履責。3月19日，就在勞資雙方僵持兩周後，黃興國以門店工會主席的身份，代表員工向沃爾瑪管理層發出集體談判邀約書，希望通過平等協商縮小勞資分歧並最終達成協議:
“工會在咨詢律師後確認，門店關閉嚴重影響員工合法權益。由於沃爾瑪未能提供書面文件證明其曾就此問題與員工協商或征求他們的意見，行為公然違反了《勞動合同法》。本著公平談判的原則，工會現要求沃爾瑪及時啟動談判進程，尋求共識，盡快解決勞資糾紛。”
門店工會提出談判邀約的依據是《勞動合同法》第四條“用人單位在制定、修改或者決定有關……等直接涉及勞動者切身利益的規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項時，應當經職工代表大會或者全體職工討論，提出方案和意見，與工會或者職工代表平等協商確定”。
但是，邀約中列出的14項具體訴求，其核心卻是《勞動合同法》第八十七條“用人單位違反本法規定解除或者終止勞動合同的，應當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條規定的經濟補償標準的二倍向勞動者支付賠償金”。
也就是說，工會並非要求沃爾瑪收回閉店決定，因為，閉店屬於企業經營權範疇，員工和工會不應該也無權幹預。工會代表員工拒絕接受的是，公司將選址決策失誤、經營虧損的代價轉嫁到員工身上的做法。由於公司決策失誤，員工已經失去了工作，但不能再少拿補償金。換句話說，沃爾瑪既然選擇了掠奪式開店的野蠻擴張策略，那麼，在收割利潤的同時，也要為可能的失敗支付成本。成本之壹，便是在關店前提早30天通知員工並做出補償，以便員工有足夠時間找下壹份工作。如若管理方因故無法提前30天通知員工，便應該按法律規定向即將失業的員工支付雙倍補償金。
沃爾瑪拒絕與門店工會進行集體協商的態度決絕，似是有恃無恐。果然，3月21日，管理方向當地警方報案，警方到場後，便開始強行帶走駐守店門前的143名員工。過程中警察與的員工發生沖突，致數名工人受傷，其中壹名工人更遭警方行政拘留處罰。
雖然政府和警方偏袒資方，但員工們仍選擇不放棄自己依法應得的雙倍補償。門店工會則順應員工的合法訴求，組織員工在分店大門口拉起糾察線，搭起帳篷和竈臺，輪流值班，阻止沃爾瑪轉移店內設備和剩余貨物，壹直堅持了近三個月之久。面對工人對合法權益的執著，常德市政府的立場也從最初壹邊倒偏袒資方，最少在言語上開始變得較為中立。這壹轉變，修補了政府代表資本家欺壓工人的惡劣形象，同時也增強了員工們維權信心。員工們壹度相信，只要堅持住，就能為工會集體協商贏得空間和時間。
3月28日，門店工會在糾察線上召集了壹次員工大會。會上，工會主席黃興國鼓勵員工們堅持合法訴求，並呼籲大家保持團結，認清沃爾瑪分化工人的伎倆，拒絕被收買。他告訴工人們：“我們要堅持依法應得的雙倍賠償。大家要頂住管理層分化策略的誘惑，勝利就在眼前。”
勞動法專家的參與
常德2024店工人的集體維權行動，在互聯網社交媒體平臺引起廣泛共鳴。有人還在網上發起小額捐款，支持工人反抗全球零售業巨頭的非法侵害，爭取依法應得的雙倍補償。《南方周末》對黃興國的壹篇采訪報道，則將沃爾瑪恃強淩弱的面目，以及工會代表和組織工人與資方鬥智鬥勇，始終依據法律爭取合法權益的行動，描繪成“大衛和歌利亞”以弱制強的神話。這篇題為《“最牛工會”與沃爾瑪的戰爭 維權VS維穩》的報道，生動記錄了黃興國成為工會主席及後帶領工人維權的經歷，並將員工、門店工會、常德市總工會、地方政府和雇主沃爾瑪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以及互動和角力過程，全方位呈現在公眾面前。
此時，著名勞動法專家常凱參與了進來。常凱教授，時任中國人民大學勞動關系研究所所長，全國人大常委會、財經委員會專家組成員，曾任國務院法制辦《勞動合同法（草案）》課題組組長，被稱為中國勞動關系學科的主要開拓者和創始人之壹。媒體對常凱的形容是，進入新世紀後中國勞資關系發展十余年歷程中，每壹項重大變革背後都有他的身影。而他的理想則是為中國勞資關系建立規範，讓工人享有最基本的權利保障，“不論勞方、資方，在這個社會中都要平等”。
2010年5月廣東南海本田工人罷工要求提高工資，常凱受工人委托擔任法律顧問，促成勞資雙方經集體談判達成協議，增加工資34%，相當於每月增加500元。南海本田勞資雙方通過集體談判達成增加工資協議，令時任廣東省總工會副主席孔祥鴻驚呼“工會完全被職工拋棄了”。廣東省總工會反省工會角色，認識到“推進基層工會的規範化、民主化建設勢在必行，也是工資集體協商必經之路”。基於這壹反省，第二年，廣東省總工會主動協助南海本田企業工會代表職工再與資方展開集體談判，並爭取到32%加薪，相當於每月增加611元。
工人和資方願意接受常凱介入，頭銜固然重要，否則沒人理妳。但更重要的是，常凱戴著這些閃光的頭銜，願意走到勞動關系最前沿直面問題甚至沖突。不為別的，因為，只有在勞資沖突當中，才能找到解決勞資沖突的方案。
這回沃爾瑪湖南常德門店工人爭取的是企業違法解除勞動合同雙倍補償，而當初南海本田工人罷工，則是在企業並未違法的情況下爭取提高工資。按常理，沃爾瑪常德門店管理方違法事實確鑿，員工維權有法可依，應該比南海本田工人無法可依的爭取提高工資，要容易得多。於是，按常理，常凱建議沃爾瑪常德2024門店工會和員工，直接向當地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
但現實有時會悖逆常理。門店工會代表69名員工申請勞動仲裁，從2014年3月31日第壹次遞交仲裁申請，連續三次被拒絕受理。其中壹次被拒的理由居然是，以工會為主體提出申請“沒有相關法律依據”。不過，有常凱做法律顧問，黃興國堅信“法律並沒有明文規定工會委員會不能作為勞動仲裁的申請主體”。4月22日，黃興國與2名工會委員壹起，第四次遞交仲裁申請，仲裁庭終於收下了申請，並於7天後決定立案。
中華全國總工會來了——可卻是代表資方
功夫不負有心人，棄而不舍壹個月，終於往前挪了壹步，立案受理了。受理後壹個月，5月26日仲裁開庭。庭上壹幕，讓工會主席黃興國和參與仲裁的員工不知所措：代表沃爾瑪資方的第壹代理人江俊祿，居然是中華全國總工會法律顧問。
公堂之上，這壹匪夷所思的場面對參與仲裁的員工，有沒有產生壓死駱駝“最後壹根稻草”效應，我們不得而知。但在此後漫長難熬的仲裁過程中，面對就業、生活、家庭等多重壓力，69名參與仲裁的員工中，有51人先後退出仲裁，接受了資方提出的調解方案。即，在N+1（沒參與仲裁的70名員工所得到的補償）之外，再給參與仲裁的員工每人增加3000元。不過，沃爾瑪資方將這筆錢稱為訴訟成本補償金，而非違法解除勞動合同補償金。
51名員工退出後，剩下18人繼續堅持，仲裁庭迅即於6月25日發出裁決書，駁回所有仲裁請求。隨後，18名員工中又有人接受了資方的3000元方案。最後剩下6名員工不服，對沃爾瑪提起了民事起訴，請求法庭確認被告終止勞動合同的決定違法，判決被告支付違法終止勞動合同2倍的賠償金。法院駁回了員工的訴訟請求，理由是勞方的訴訟主體常德水星樓店已註銷，訴訟對象已不存在。黃興國告訴記者：“常德武陵區法院21日駁回了我們的訴訟請求，理由是‘主體不適格’”。
回頭看，沃爾瑪門店工會主席黃興國，那個曾經站在收貨部平臺上握緊拳頭聲嘶力竭地鼓勵員工“我們的訴求有鐵的法律依據，任何人無法歪曲和抹殺，勝利壹定屬於我們！”的黃興國，當他在公堂之上，眼見代表沃爾瑪資方的第壹代理人居然是中華全國總工會的法律顧問，他內心崩潰過嗎？而中華全國總工會法律顧問在接受沃爾瑪委托時，在公堂上替沃爾瑪高舉資本之劍揮向門店工會和員工之時，他內心有過壹絲愧疚嗎？這並非歷史學家們來自未來的質疑，而是現實的殘酷詰問。
中華全國總工會的法律顧問代表沃爾瑪資方，與門店工會和員工對簿公堂，是對中國工人和工運的赤裸裸背叛。而在工會內部尋找工運叛徒做資方代理人，從來都是老板們摧毀工會的必殺技。全球最大反工會雇主沃爾瑪，用此伎倆對陣中國工運和中國工人，贏了壹個回合。
雖然，中國“最牛工會”與全球零售業超級巨頭沃爾瑪的“大衛與歌利亞”之戰，這壹回合以中國工會敗陣收場。但勝負、成敗之外，還有壹樣東西叫做尊嚴，叫做榮耀，叫做使命和召喚。常德沃爾瑪2024門店工會主席黃興國，做過壹回“真正的工會主席”，不辱使命，雖敗猶榮。
在抗爭初期的壹次采訪中，黃興國告訴中國勞工通訊負責人韓東方，市總工會最擔心的是抵抗沃爾瑪可能對常德市招商引資產生影響。“當時市總工會維權部部長告訴我，妳們維權，我們是支持妳們的，我們壹定會幫助到妳們。給妳們提壹個小小的要求，希望妳們保護好常德招商引資的環境，不要敗壞我們常德的形象，妳們不要和外面的媒體溝通，我說可以。”黃興國說，“我向妳們保證，不聯系任何外部媒體。”
但是，沃爾瑪有恃無恐拒絕與工會協商，使這起由公司違法引致的勞資糾紛不斷發酵升級，國內甚至國際媒體的關註也快速擴大。隨著國內外媒體的廣泛報道，事態的發展迅速超出黃興國的控制，當地工會的態度也開始改變。黃興國告訴韓東方：“（市總工會）介紹的幾個律師，壹開始支持我們（所說的）程序違法，支持經濟性裁員這個概念，後來我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政府、信訪局兩次調解之後，律師們的立場已經轉變了，我們已經不和本地律師團聯系了。”
常德市政府官員也曾多次警告黃興國，沃爾瑪閉店木已成舟，他和員工們應該接受這壹現實，員工不應因為自己失去工作就阻撓企業。“他們告訴我，妳們如果不遵守相關法律、胡攪蠻纏的話，隨時可以抓妳們，牽頭的就是妳，妳逃避不了責任的。”，黃興國對韓東方說：“我說，我願意承擔責任。”
雖說“勝敗乃兵家常事”，但工會非為失敗而建，人更非為失敗而生。工會常常會遭遇挫敗，甚至被摧毀，但工會人卻永不會被擊敗，永遠會在遭遇挫折後起而再戰，那怕屢敗屢戰。而世界工運誕生壹個多世紀，在不同國家坎坎坷坷、起起伏伏、跌跌撞撞，但卻沒有失敗，也不會失敗。就算在中國，工運也沒有失敗。
2010年，南海本田工人出於對全總的不信任，繞過官方工會發動罷工，成功爭取到增加工資32%，那是壹次工運的勝利。此後，廣東省總工會“知恥而後勇”，主動進入南海本田，協助企業工會穩住腳跟，並於次年主動向資方提出集體談判要約，成功為工人爭取到增加工資34%，也是壹次工運的勝利。這次常德沃爾瑪2024門店工會與員工肩並肩，奮起抵抗全球最大反工會雇主，門店工會雖遭摧毀，但工運的種子，就此播入成千上萬沃爾瑪（中國）員工的心中，更通過媒體和自媒體的傳播，埋進了千百萬中國工人的心中。種子播下了，還愁不會生根、發芽、開花、結果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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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總建會指標 VS.沃爾瑪全球反工會策略
沃爾瑪自上世紀60年代在美國阿肯色州小石城開張至今，所到之地，不僅傳統街坊小店因失去生存空間而被掃蕩壹空，當地居民如溫水煮青蛙，在不知不覺中陷入沃爾瑪的壟斷中。沃爾瑪繼續經營，居民們失卻承載著人情溫馨的街坊小店，最少還換來了廉價商品和生活便利。可壹旦沃爾瑪認為利潤不夠多（不壹定虧損）決定關店，由於街坊店鋪已被趕盡殺絕，居民們在失去傳統社區後，還要為沃爾瑪商業擴張失敗付出代價，承受生活不便的後果。
沃爾瑪所向披靡成為世界零售巨頭，主要原因之壹，便是對工會“零容忍”。門店沒有工會，員工沒有談判議價能力，工資便被壓到只能維持本人基本生活的最低水平，很難養家，醫療保險就更不用說了。因此，在北美洲，沃爾瑪員工當中，有家庭和子女的人，單靠低微的工資收入根本無法維持壹家人基本生計。這些員工中的絕大部分都得申請政府救濟金。員工有病看醫生，也得由政府支付賬單。也就是說，沃爾瑪將員工工資和待遇壓到最低，其實是將員工家庭開支的不足部分，轉嫁給了公共財政，由所有納稅人共同承擔。
沒有工會——壓低工資和待遇——加重公共開支負擔——實現超低售價經營——將競爭對手壹個個逼死——納稅商戶減少致稅收減少——沃爾瑪實現壟斷利潤最大化。這便是沃爾瑪的成功之道。
沃爾瑪仇視工會到了何種地步呢？2000年，美國德克薩斯州壹家沃爾瑪門店的鮮肉切割部員工，通過投票成立了工會。沃爾瑪隨即宣布，取消包括這家門店在內的分布在6個州總共180個門店的鮮肉切割部。剛剛誕生的工會被扼殺於初生，而沃爾瑪卻聲稱，這是壹個商業決定，並非針對和剝奪工人組織工會權。此後，在美國和加拿大，沃爾瑪員工有過幾次通過投票成立了工會，沃爾瑪都以類似的商業決定扼殺工會。
沃爾瑪在全球對工會零容忍，寧可斷臂關門結業也不能有工會。為什麼在中國的門店卻有工會呢？回答這壹問題，也對我們了解中華全國總工會，提供了壹個特別角度。
1999年10月，時任全總主席尉健行在中華全國總工會十三屆三次主席團會議上提出壹個新口號，要求實現工會工作的“五突破壹加強”：
壹是積極協助黨政做好國有企業減員增效、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業工作，深入實施送溫暖工程，對特困職工承擔第壹責任人職責的工作要有新的突破；二是堅決維護職工的經濟利益，進壹步理順勞動關系，推行平等協商和集體合同制度的工作要有新的突破；三是切實保障職工的民主權利，堅持和完善以職工代表大會為基本形式的企業民主管理制度，實行廠務公開和民主評議企業領導人的工作要有新的突破；四是推動國有獨資和國有控股公司的董事會、監事會中都要有職工代表參加的工作要有新的突破；五是加快新經濟組織和改制企業工會組建步伐，最大限度地把職工組織到工會中來的工作要有新的突破。要實現以上五個方面重點工作的突破，就必須以改革的精神加強工會自身建設。
其中之壹便是“加快新經濟組織和改制企業工會組建步伐，最大限度地把職工組織到工會中來的工作要有新的突破”。
隨後，全總按照慣例自上而下展開了壹場工會基層組織建設“攻堅戰”。2000年初，全總下發《2000年新建企業工會工作安排》；半年後，2000年6月，全總成立新建企業工會組建工作協調領導小組；五個月後，2000年11月11日，全總在浙江寧波召開全國新建企業工會組建工作會議，會上提出了建會的數字指標。即，到2002年底，在兩年內，全國新建企業工會組織數要達到100萬個，發展工會會員數要達到3600萬人，加上重新組織起來的流失會員數，屆時全國工會會員數要達到1.3億人。四個月後，2001年3月，全總又發布了《中華全國總工會關於加強新建企業工會組建工作的意見》。
沃爾瑪作為全球最大零售商，對其它外資企業具有舉足輕重的指標意義。為此，2000年寧波會議後三年間，全總分別在深圳、大連、昆明、上海等城市，先後幾十次找沃爾瑪提出建會。沃爾瑪態度始終堅硬：不接受工會是沃爾瑪慣例，在中國也不例外。在深圳，市總工會甚至搬來市委領導親自登門拜訪沃爾瑪，照樣吃了閉門羹。值得壹提的是，2002年，沃爾瑪決定暫不進入上海市場，並考慮把本來打算設在上海的全球采購中心轉往深圳，其中壹個原因就是上海列出的條件包括“建立工會”。為爭取到沃爾瑪，深圳市政府則及時調整了招商引資條件，於是，深圳市總工會在這壹年基本停止了勸說沃爾瑪組建工會的努力。
沃爾瑪和中國全總：相見恨晚的歡喜冤家
壹方面，全總定下了壹個宏大的企業建會和工人入會“數字指標”；另壹方面，在外資企業中具標桿意義的沃爾瑪，卻對全總的攻堅戰、意見、工作安排以及建會入會數字指標根本不買賬。吊詭的是，整整3年時間，兩個壟斷巨頭，全總和沃爾瑪都說自己要保障員工利益。壹個聲稱要為維護中國工人合法權益而組建工會，另壹個則聲稱沒有工會才能保障員工合法權益。拉鋸3年，全總在沃爾瑪始終不得其門而入，在沃爾瑪建不了工會事小，如果因此完不成早已定下的建會數字指標，全總內部會有人吃不了兜著走。
於是，全總開啟了最擅長的搞運動模式，對沃爾瑪發起了“攻堅”運動。2003年9月，中華全國總工會宣布將沃爾瑪圈定為“重點攻堅對象”。全總對媒體表示：“壹方面做好宣傳和教育工作，激發職工積極參加工會組織的願望；另壹方面，對企業的經營管理者做好宣傳解釋工作，使他們轉變觀念，消除顧慮，認識中國工會在促進企業發展中的積極作用”。全總基層組織建設部二處副處長王英還發出了威脅：“對那些宣傳教育無效，仍然阻撓職工建立工會的單位和個人，上級工會有權提請有關部門追究其法律責任”。
三年後，壹個烈日當頭的夏日，壹切似乎在瞬間發生了逆轉。2006年7月29日，全總突然間高調宣布，中國第壹家沃爾瑪門店工會在福建晉江成立。隨即，8月9日，沃爾瑪中國總部宣布，將協助中華全國總工會在中國所有沃爾瑪門店建立基層工會。
全世界最反工會的雇主沃爾瑪，為拒工會於門外不惜關門閉店、斷臂割肉的沃爾瑪，其亞洲區總裁兼首席執行官鐘浩威對媒體表示，要與全總及各級工會合作建立模範的工作關系。沃爾瑪中國總部公共關系總監董玉國毫不掩飾的承認，沃爾瑪總部改變立場，是意識到“中國工會與美國工會不可同日而語”。
7年後，在閉店過程中違反勞動合同法侵害工人權利的沃爾瑪常德門店，當初開張時便同步建了工會，正是拜這壹逆轉所賜。
在全世界面前，全總“完勝”沃爾瑪，且壹路高歌猛進。對此，人民網記者寫道：
自7月29日沃爾瑪深國投百貨有限公司晉江店成立工會以來，沃爾瑪組建工會似乎開展得如火如荼：8月4日淩晨，沃爾瑪深國投百貨有限公司湖景分店42名員工迎著臺風暴雨趕到會場，選舉產生了第壹屆工會委員會和首任工會主席。8月5日晚11時許，沃爾瑪華東百貨有限公司南京新街口店的31名員工，下班後集中召開會員大會，宣告了沃爾瑪在中國第3家基層工會組織成立。8月6日淩晨，沃爾瑪深圳西鄉前進路分店的12名員工，剛下夜班就直奔寶安區新安街道，為選舉產生自己的工會組織投下神聖的壹票——這個工會組織，是7月29日以來沃爾瑪在中國成立的第4家。
“只要員工有需求，我們就會配合成立工會。”沃爾瑪公司對成立工會壹事雖然很謹慎，但是已不再堅持公司的“慣例”。但是，就全總在沃爾瑪成功建立的工會與員工的關系，人民網記者寫道：
沃爾瑪工會事件牽動很多人的目光。8月6日，有記者采訪沃爾瑪福建晉江店員工時，壹位沃爾瑪工會會員說：“我現在準備辭職，另外再找工作。”當時提出建立工會的員工之壹黃新華表示，“我不會接受記者采訪，沃爾瑪有規定，妳要采訪去找店領導。”在店內，只要記者提及工會的事，員工基本上都不願搭訕。壹位員工對記者說：“如果加入工會，我們擔心今後的升職、休假、福利都會受到影響。”
人民網記者引述泉州市委內部人士的說法：目前這個新工會還不能說完全建立。如今這個沃爾瑪工會仍脫離不了有關部門的“扶持”，其獨立性也值得推敲。記者寫道：
新工會因為打破沃爾瑪中國多年的“工會僵局”而備受全國矚目，但在公司內部，其影響卻幾乎看不到。……店內（指晉江店）500名員工，如今加入工會的只有30人，甚至大部分的員工都表示並不清楚新工會成立的事情，而偶有表示知道公司有工會的員工，也並不知道他們新工會主席的名字叫柯雲龍。
就在中國第壹家沃爾瑪工會在福建晉江成立兩天後，2006年7月31日，時任中華全國總工會法律部部長郭軍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作為“全球第壹大企業”，沃爾瑪成立工會“對其他外企工會的成立將起到推動作用，全總計劃在今年年內將外企在華設工會的比率提高到60％”。全總早前定下的建會數字指標，不但實現有望，更有可能超額完成。全總副主席徐德明稱此事“將載入中國工運史冊”。中華全國總工會高層化險為夷，興奮之情溢於言表。
沃爾瑪在中國何以會改變其壹直強硬堅持的“慣例”呢？人民網記者曾就這壹問題分別向中華全國總工會宣教部和沃爾瑪發出詢問，但“均未給予記者明確答案”。但如果人民網記者於2006年發出這壹詢問之時，能穿越到7年後的常德，見證沃爾瑪2024門店工會代表員工抵抗違法侵害的經歷，答案似乎明確的很。
2003年,時任全總基層組織建設部二處副處長王英說，在沃爾瑪組建工會“主要目的是維護員工合法權益”，時任主管國際工作的全總副主席徐錫澄則勸沃爾瑪“晚建工會不如早建，消極建不如積極建”。2006年，時任全總基層組織建設部部長郭穩才說：“我可以肯定地說，組建工會絕不會影響沃爾瑪店的經營，沃爾瑪店還會由此從中受益”。2014年，當常德門店工會代表員工奮起抵抗沃爾瑪違法侵害時，中華全國總工會的法律顧問卻以沃爾瑪第壹代理人身份，與門店工會和員工對簿公堂之上。
2000年寧波會議到2006年，全總用6年時間贏了沃爾瑪，在所有沃爾瑪門店建了工會。2014年，常德沃爾瑪2024門店工會閉店，沃爾瑪贏了中國工人。歷經14年酣戰，全總和沃爾瑪雙贏，沃爾瑪員工成為唯壹輸家。
沃爾瑪恍然大悟意識到“中國工會與美國工會不可同日而語”，決定開門喜迎全總進入所有門店之時，壹定後悔沒有早聽全總副主席徐錫澄“晚建會不如早建會，消極建不如積極建”的忠言。
沒有證據顯示中華全國總工會曾與沃爾瑪達成過魔鬼間的互利協議：妳開門幫我完成建會指標，我確保妳從中獲益。但後來發生的事情，尤其是常德沃爾瑪2024門店工會代表員工維權的經歷，讓人對是否有過魔鬼協議難以釋懷。
早在2006年，全總宣布中國第壹家沃爾瑪工會成立之時，媒體便做出斷言：
沃爾瑪在中國所有分店都成立基層工會，這壹事件將毫無疑問地書寫在中華全國總工會的歷史上。但是很遺憾，它恐怕不會改變沃爾瑪的勞工策略，因此也很難寫進世界工運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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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陷形式主義的工會改革
2015年11月，在常德沃爾瑪糾紛案發生18個月後，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十八次會議，正式通過了推動中華全國總工會自上而下改革的要求。
截至2013年，中國大肆吹捧的“經濟奇跡”增強了國力、擴充了精英階層，同時也把千千萬萬普通的工薪家庭甩在了後面，而正是這些普通家庭的勞動，成就了國家高速的發展。整個改革時期，中國收入不平等的情況加劇，危及社會和政治穩定。大規模罷工和其他形式的工人運動，當然就是這種不平等的重要表現形式。因此，共產黨工作的重中之重不再是原先的經濟高速增長，而是向實現更廣泛的社會平等轉變。
這種轉向在2003年後十分明顯，胡錦濤提出“科學發展觀”，旨在引導中國向“不僅重視數量和速度，而且重視高質量和節能”的發展模式轉變，並優先考慮“以人為本”。當時的中國社會並不穩定，既要應對非典疫情，又出現了例如孫誌剛事件等焦點話題，農民工所面臨的嚴重不平等境遇格外突出。胡錦濤的這番話，意在總結自己影響深遠的“先進理念”，穩定民心。但在當時社會不平等壹直存在，甚至越來越嚴重，共產黨對此的擔憂也在當時另壹個最受歡迎的短語——“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傳達出來。
2012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顯示，國內基尼系數（經濟學中用來衡量社會財富不平等狀況的指標）已從1990年的0.32升至當年的0.47，社會不平等的情況持續加劇。亞洲開發銀行2013年的壹份報告也指出，中國基尼系數的漲幅是歷史上不平等加劇最快的幅度，並警告稱，巨大的收入差異和持續不平等對創建和諧社會和長期經濟發展不利。時任統計局局長馬建堂甚至指出，基尼系數反映中國加快收入分配改革、縮小收入差距的緊迫性。
2013年2月，即習近平就任國家主席後幾個月，政府通過即將離任的總理溫家寶提出的壹系列財政和立法改革，發布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指導方針。改革計劃旨在縮窄國內城鄉之間“相對較大”的收入差距，包括在平均工資的基礎上，將最低工資標準提高至少40%。事實上，最低工資標準的提高工作自此之後不斷放緩，新冠肺炎爆發後更是完全停止。2016-2020年的“十三五”規劃綱要中，有壹整章內容有關縮小收入差距，提出了改善收入分配的建議，並指出需要“在公平和效率之間取得適當的平衡”。
但是如果中國期望在社會公平上取得實質進展，就必須重新審視工人的實際需求和重新思考全總的作用。2013年10月，習近平在中南海會見全總新壹屆領導班子成員時表示，官方工會必須擺脫體制上的麻木狀態，重新致力於“職工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
終於，在2017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習近平宣布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已發生重大根本性轉變，不再是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相反，中央將關註“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文字表達看起來可能很抽象，但傳遞的基本思想卻簡單直白——國家將不再強調大力發展經濟和創造財富，而是專註於經濟均衡發展和財富合理分配。
2015年11月9日，中央提出了壹系列群眾組織改革倡議，其中就包括中華全國總工會改革。值得註意的是，該倡議的完整版本迄今尚未公開，我們已知或認為已知的改革倡議，絕大部分內容都是從不同官方媒體橫跨數月的報道中，或者全總發布的滿是空話、套話的講話中摘錄、收集而來。例如，在倡議發布近壹年後，習近平在與中華全國總工會新壹屆領導班子成員集體談話時表示，工會的工作導向應該“以職工為中心”，應該“抓住職工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習近平稱：“哪裏的職工合法權益受到侵害，哪裏的工會就要站出來說話。”
為了實現工會改革，中共產黨對工會提出了去“四化”（機關化、行政化、貴族化、娛樂化）、增“三性”（政治性、先進性、群眾性）的要求。最重要的是，這些口號要求工會摒棄舊的官僚作風，專註於能為工人提供切實幫助的具體措施。
中共其實壹早就明白全總難以發揮作用的問題核心，並要求工會領導解決此類問題。 這壹系列的定性為工會角色和切實改革奠定了基礎。不過觀察工會改革我們也發現，中共要求的仍然是政治上的掌控，仍然沒有將工人置於中心位置。改革試點方案強調，包括中華全國總工會在內的所有群團組織，首要要求都是增強“政治性”。這樣看來，對包括全總在內的群眾組織而言，唯壹真正的要求就是忠於中共。如果對黨忠誠是改革最重要的要求，那工會難以履責的現狀想來也難以改變。
當下，官員們壹面在本職工作範圍內無所作為，壹面沉溺於表忠心的形式主義，將遵循黨的領導視為對自身工作的基本要求。對上級的講話，工會官員表達了多少次贊同；另壹方面各級工會又在上支下派的指標任務中不能自拔：每年新增多少工會、發展了多少會員；辦了多少場勞動競賽、展覽，甚至包括“扶貧”在內的政治事業，工會又完成了多少……表忠的工作都不應該成為工會的工作核心，壹個個“亮眼”的數字也最終深陷“形式主義”困局，相反工會工作能不能更好地代表工人利益，才是真正推動改革的核心議程。
截至2016年底，全總聲稱工會改革已見成效，各地工會也“牢牢把握履行團結帶領廣大職工堅定不移跟黨走這壹政治責任”。為了“建立扁平化的組織結構”、提高運轉效率，全國工會的人員架構精簡了25%。用全總自己的話來講，這樣的改變意味著“工會眼睛向下、面向基層”。為了進壹步傳達工會改革的訊息，同年年初，巨曉林被選為全國總工會史上第壹位農民工副主席。
全總表示，改革的另壹關鍵是“農民工入會”，2015年及2016年均有約1500萬農民工加入工會。截至2016年底，據官方媒體報道，中國工會會員總數為3.03億，其中有1.4億名會員為農民工。然而，這壹統計結果與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互相矛盾——《2016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農民工中只有20.8%知道所在企業或單位有工會組織，其中有53.8%加入了工會。我們拿當年的2.88億農民工總人數來簡單計算，相當於到2016年底，加入工會的農民工人數應該在3000萬左右，遠遠少於全總統計出的1.4億。國家統計局2018年的同壹份報告顯示，中國當時2.88億農民工中加入工會組織的比例為9.8%，這表明農民工會員人數應該更少，僅僅在2800萬左右。
2016年國家統計局的報告中，與雇主或單位簽訂了勞動合同的農民工比例僅僅為35.1%，比上年還下降1.1個百分點。而在遇到權益受損、需要通過法律途徑解決時，只有3.5%的受訪者（大約980萬工人）表示會向工會求助。
毋庸置疑，這絕對不是工會改革所期望的結果。如果工會改革的目標真的是“哪裏的職工合法權益受到侵害，哪裏的工會就要站出來說話”，如此巨大的會員基數，又怎麼會令中國大地上的礦山工地事故壹而再再而三的發生，又怎麼會讓工人壹次次的深陷無助討薪的怪圈，又怎麼會令工人被遺忘在共同富裕的大計之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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