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和平演变政策与乔治凯南的“遏制”政策不是对立的 另一个问题是,该文把和平演变政策称之为“杜勒斯的和平演变”,强调是杜勒斯的个人特质,诸如宗教信仰的产物。并且把这一政策和乔治凯南时期的“遏制”政策对立起来: 【杜勒斯基于宗教立场的认识使其成为了著名的反共坚定分子,也是他“和平演变”思想的最重要基础……自1946年乔治凯南提出著名“遏制”政策(长电报)以来,美国采取的外交“不干涉、不进取”防御主义政策带来的结果是共产主义阵营扩大了地盘,对美国产生了实质威胁。因此,杜勒斯提出了更为积极的“解放、改变和斗争”的进取政策。】 然而,这种说法是不太合适的。准确的说,中国最早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力图通过非战争手段把社会主义国家演变为资本主义这一政策概括为“和平演变”是杜勒斯时代,但是在乔治凯南时代就已经提出了相关政策的基本内容,1947年初即在呈报给杜鲁门的报告《苏联行为的根源》中强调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是巩固的,但是一旦斯大林逝世,苏联很有可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就为美国提供了良好的时机: 【如果作为一种政治工具的党的团结和效能遭到破坏的话,苏俄有可能在一夜之间就从一个最强的国家变成了一个最脆弱的和最可怜的国家。美国有能力大大加强苏联在执行政策时受到的压力,迫使克里姆林宫采取他比近年表现出来的远为克制和谨慎的态度,并通过这种办法促进某种趋势,这种趋势最终必然导致苏维埃政权的瓦解或逐步趋软化。】 从上面这些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乔治凯南已经说出了杜勒斯上台后一系列和平演变政策的类似的内容。因此,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政策是一以贯之的,实际上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根本矛盾所决定的,并不是取决于某个人的个人特质或宗教信仰。过度推崇杜勒斯的个人作用,把杜勒斯和乔治凯南的观点对立起来是不合适的。 同样的道理,文中把“遏制”说成是和平演变相对立的政策也是不合适的,强调这一政策不够积极主动,主要是麦卡锡和杜勒斯等人出于党派斗争的攻击,并不符合历史的事实。《简述杜勒斯“和平演变”战略》一文中把“遏制政策”和“和平演变”对立起来的主要依据是杜勒斯1953年1月的一段讲话: 【苏联共产主义已经从7年前控制的2亿人口扩大到今天的8亿人口,我们必须始终牢记要去解放那些被共产主义政权奴役的人民。现在解放并不意味解放战争,解放可以通过非战争的过程来实现。举一个不太理想的例子,就是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就从苏联共产主义统治下逃脱出来了。显然铁托本身就有许多独裁之处,但是这个例子说明瓦解这个代表了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共产主义整体结构是可行的。中国和莫斯科之间现在的联系是违背中国传统和希望的危险布局,我们当然不能容忍将中国4.5亿人口致于苏联暴力独裁的奴役之下。因此,一个仅仅针对共产主义政权遏制的政策是一个不健全的政策,一个肯定会失败的政策,因为保守的防御性政策(指遏制政策)永远不会胜过积极的政策(指和平演变政策)。】 然而,把这种“积极的政策”概括为“和平演变”不合适的。其名称是“解放、改变和斗争”,简称为“解放”政策。主要内容包括使用和平和武力的一切手段瓦解社会主义阵营,并且最终推翻社会主义国家的统治。虽然说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对于杜鲁门和凯南有诸多的攻击,但是其政策实质继承性大于改变性。像在杜鲁门时代,美国积极镇压希腊的共产党武装,并且支持法国镇压越南的共产党,还操刀上阵出兵占领了整个朝鲜给轰炸中国东北,这怎么能说是一种消极的无所作为的政策呢?在杜勒斯上台以后,所谓“解放”政策不是也并没有推翻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相反的倒是近在咫尺的古巴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吗?就其具体采取的手法来看,也与杜鲁门时代没有什么区别,主要是以镇压资本主义世界的革命运动为主,同时坚持以武力和和平手段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所以,一般在广义上把艾森豪威尔时代的“解放”政策直到里根时代的“战略防御计划”也视做“遏制”政策的不同阶段。 之所以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时代的“和平演变”更令人关注,主要是因为杜勒斯在1953年1月提出了“解放”政策之后不久,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同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订。社会主义阵营特别是苏联当局政策上面发生了很多变化,相应的艾森豪威尔政府从1954至1955年开始就更加注重和平演变的作用,特别是1956年苏共20大以后更是把这种手段放到了一系列反共政策中首屈一指的地位。也正是这种情况下,20世纪50年代末毛泽东主席才作出了关于杜勒斯讲话的批示,正式提出了“和平演变”的提法。但是,这种更加注重和平演变的变化与其说是美国政策方针的变化,还不如说是苏联在斯大林逝世以后的自我演变的必然结果。 总之,和平演变政策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制度对立的必然产物,早在乔治凯南时代就已经提出了其主要内容,只不过杜勒斯时代斯大林的去世使得这一问题更突出了而已,我们不宜过度推崇杜勒斯的个人影响。正如社会主义力量的发展壮大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产物而非苏联等国的渗透一样,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蜕化变质不应该单纯归咎于西方国家的颠覆活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国家领导集团共产主义信仰丧失后的自我演变。领导者如果推行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一种自我牺牲,只有真正的共产党人才能做得到。因此,我们固然不应该忽视西方国家的渗透,但是更应该更加重视自身的思想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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