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衍庆: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群众相结合 来源:激流网 作者:肖衍庆
激流网按:原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会长、《北京日报》同心出版社社长肖衍庆同志,因病于2017年10月11日逝世,享年81岁。肖衍庆同志生于1936年3月16日,上个世纪50年代末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到北京日报社、北京市委等单位工作。在国际共运处于低潮的情况下,坚持马列主义信仰,坚定地捍卫与践行毛主席的社会主义革命路线,战斗至最后一息。激流网今日刊发肖衍庆同志2005年在纪念“一二•九”七十周年活动上的发言,以表达我们的缅怀与崇敬。
毛主席说过,对于知识分子来说,革命和不革命的最终分界线就是看他是否愿意和实行和与工农群众相结合。这是唯一的标准,在这个问题上也有我自己的思想变化过程。我和工农兵结合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大学阶段。我是1957年进入北京大学。进了大学在那个年代意味着将来就是国家干部,对于一个农村孩子来说也就是摆脱了繁重的体力劳动。我是来自农村,所以进大学时是抱着这个思想的。但进大学后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时的反右派斗争。当时北大食堂南墙上贴着两条标语,一条是歪歪扭扭的“自由万岁”,另一条写着“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很显然,头一条是右派先生写的。后一条是毛主席的语录。这两条标语给我的印象是反右派斗争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当时我就如饥似渴的看接漏右派的大字报,参加批判右派的会。我清楚记得当时一个右派在给妻子写的信中称赞自己的头是多么天才,这颗头只能放在自己的肩上,放在任何别人的肩上都不行。这种种教训给了我深刻的启示:个人主义是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犯错误的根源。那个时候,我对自己头脑中的个人主义开始有所警惕。这个时候我们参加十三陵水库的修建劳动,后又下乡深翻地、下矿当矿工。在劳动中,一面用汗水洗刷自己头脑中的个人主义,这是“破”;一面还要立。靠什么立? 我当时有一个高中同班同乡的同学,他当时在沈阳工作,路过北京来看我,特意给我留了十块钱。我拿这十元钱到北大书店买了套三卷本的毛泽东选集。买了后就一篇一篇读,当我读到《〈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时,读完这篇后脸发热。毛主席在文章中说:“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就相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妈呀,我一想,领袖在群众面前甘当小学生。我呢?想“扬名声,献父母”,想做人民头上的老爷。这是何等的可耻!所以我有了这个觉悟之后,就在后面下乡、下矿的劳动中自觉地和工人、农民交朋友。我们在井鑫煤矿劳动了一百天,那是我第一次接触中国工人。 我当时的交往对象叫李裕德,他比我大两岁,我写他。结果第一篇我没写好,矿工们说,你写的像你,不像我们的李裕德。哎呀,我很苦恼。学校放暑假时,我又跑到煤矿,和李裕德一起劳动。 在一起劳动中,他把他的情况和心里话给我讲了。他说,旧社会那个时候,矿工们都是为了活命,哪儿会想着能够娶老婆,更没想过有所积攒。解放后,我就干起头了,我非要好好做不行,来报答国家。我和他交往深之后,根据他的真实情况写了篇文章,后来发表在《北京日报》头版。他后来还参加了59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表彰大会。我看了个材料,上面说当年的先进工人现在大多数生活状况都非常惨。所以三年前,我和老伴专门去看了他。他已经瘫痪了,他见我第一句话就说:“肖衍庆啊,资本家入党是怎么一回事啊?!我想不通啊!”我说:“你想不通,我也想不通,咱们都想不通吧。”我写的《双水峪》中的李云山就是以他为原型的。他曾经到北大来,我给他说“咱们换换位置,我去当几年矿工,你来学习几年,这样你的贡献会更大。”当时我确实有这个思想,就是和工农群众结合之后,确实觉得怎么就不如他们呢。我当时的感觉也正像毛主席说的“工人农民比较干净”。所以当时从感情上开始有了变化。对这些人,我非常尊重。
到了1961年,应国家的政策号召,我当时带了几个研究生到昌平县黑山寨一个叫分水岭的小村庄搞政府支持,也是一百天的时间。那一年正是春夏都旱,春种种不上。我们和群众一起担水、点种。就是用山沟里的水,一瓢瓢舀出来,点种。晚上我们就把青年团的工作组织起来,编文艺节目、唱歌,读毛主席的书,讲讲革命故事,把群众的文化生活搞起来。到了深秋写了场谷雨,我高兴极了,和农民有了种共同的感情。当时我们已结束回校了。我又跑到这个村子,住了七天。那个群众啊,尽管生活还很困难,但是在我住的那几天里,群众们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让我吃,给我讲这个村子的历史。这个村子解放前夕曾有过一场拉锯战,是和国民党组织的“还乡团”,当地又叫“壮丁队”的这么一伙儿力量打仗。当时有几个村民被打死了,这个时候的村支书就是从还乡团的枪口下逃出来的。回校之后,我利用暑假的时间给他们整理了一部村史。我写的《双水峪》中村史的那部分,就是借鉴了这个村子的历史。我和这个村子现在还有联系。
如果没有1958年我下厂、下矿劳动时看到的千百万革命群众那种冲天的干劲;没有1961年我看到的群众在困难面前不怨天、不忧人,坚信党、坚信毛主席,就不会形成我坚定的感情。这对我后来在两条路线中站稳立场非常重要。所以我被打成“反革命”后被平反时,专案组的同志说:“老肖对三面红旗是坚定的。”
旧学校教育我的是“劳心者治人”。而毛泽东思想教育我“要学会尊重劳动人民”。这就是我的第一个转变阶段,破除个人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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