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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为何刺杀托洛茨基?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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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29 10:58:29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马列托主义者 于 2020-1-29 11:35 编辑

斯大林为何刺杀托洛茨基?

惠可



  列宁有一次批评斯大林,说他只会烧一样辣的菜,他担心他死后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冲突会引起党内的分裂,所以他在遗嘱上提议撤换斯大林的总书记的职务,不幸,历史的发展完全证实了列宁的预言,但如果认为历史是由个人的性格来决定的,那就陷于唯心的错误了,列宁只是指立足在两个阶级之上的党,如果不能存在一种协调,则崩溃是不可免的,个人之间的斗争,是两个阶级斗争的表现,在这种斗争中个人性格如何,似乎是无足重轻的琐事,但有时这种琐事会具有决定性。

  从1923年起,斯大林在党内逐渐占有优势,到1927年,托洛茨基所有职位通通被撤消,而且被开除党籍。1928—33年,他被充军至新疆边境阿拉木图,后又被放逐至土耳其的普林基博岛,他的同志,朋友,家属,有的充军到西伯利亚,有的被软禁,有的被枪杀,他的大女儿因被斯大林取消护照,在柏林自杀。(录入者注:他的大女儿不是“因被取消护照”才自杀的,但的确因为处于30年代纳粹崛起的极其压抑和恐怖的德国[纳粹特别反共、反犹太人,托洛茨基及其子女这两项都占了],而他的大女儿季娜又特别富于革命的敏感气质,她难以到土耳其的父亲身边,又由于斯大林取消护照不能回到莫斯科的母亲身边,终于精神分裂而自杀,参见多伊彻《先知三部曲》第三部《解除武装的先知》)

  1934—37年,由于基洛夫在列宁格勒被刺,斯大林在莫斯科连续进行震骇全世界的审判案,所有老布尔什维克均罗织在内,任何公开审讯的罪犯,异口同声自认为法西斯走狗,且均受托洛茨基主使,西道夫——托氏长子为联络人。西道夫于1938年因病在巴黎一家医院中留医,被格柏乌毒死,托氏秘书克利孟也被绑架,肢解后投入塞纳河中。

  流亡在墨西哥的托洛茨基,有系统地揭发审判案的虚伪,以美国杜威博士为首的世界和平人士,组织了保托委员会,用传讯托洛茨基方式,证明托洛茨基无罪,后来德国法西斯覆没后,在纽伦堡如山堆积的秘密档案中,找不出一件与斯大林炮制的托季中心案有关的文件,托氏遗妻向法庭追问,有苏联参加的法庭竟默不作答。

  放逐托洛茨基对于斯大林说来,是一大失策,到斯大林希望与希特勒勾结,瓜分波兰时(1939年9月),他已决定刺死托洛茨基。

  1940年5月24日午夜,突然约有30名暴徒,冒穿墨西哥警察制服,骗开托洛茨基家的大门,用手提机关枪向托氏寝室扫射,临走时还丢了两枚炸弹。托氏夫妇和他的外孙立刻滚下床,平卧在地板上,奇迹地竟没有受伤。当时守门的托氏秘书及卫士罗拔·赫特,事后在一所荒屋中发现尸体,上面盖着石灰。

  不久,墨西哥探破了案,证明被捕的暴徒都与墨西哥共产党有关。

  托氏事后写了篇文章《斯大林要我死》,他预言说:

  “这次罪行准备得这样周详,花这样大的力量,却遭遇偶然的失败,这对于斯大林是一个严重的打击。格柏乌一定要向斯大林要求将功赎罪。斯大林一定要证明他的权力。罪行的重演是不可免的……”

  这以后,就出现冒名为杰克逊的格柏乌凶手,他于8月20日利用时机,用鹤嘴锄劈中了托洛茨基的天灵盖,斯大林如愿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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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29 11:00:46 |显示全部楼层
 这是格柏乌处心积虑布置下的阴谋。

  杰克逊从巴黎到英国来的假护照,原是1937年3月发给英籍加拿大居民东尼·巴比希的,他生于1905年6月13日,在南斯拉夫的洛文那克出世。巴比希当时参加西班牙的国际志愿军,谁都知道,国际志愿军受斯大林党支配。后来据苏联驻西欧的格柏乌首领克里维茨基的暴露,当时所有战死的国际志愿军或被格柏乌杀死的人,其护照均为格柏乌所没收,供以后制造假护照之用。巴比希的护照于是改成为假名杰克逊的护照了。

  杰克逊是格柏乌手中这样的工具,他被安置在托洛茨基有关的朋友当中,假作同情第四国际,在第一次暗杀托氏不成之后,他设法接近托洛茨基,阴谋得逞,伟大的世界革命领袖倒了下来。

  托洛茨基的卫士们冲进房间,打倒杰克逊,托氏呼喊:“告诉孩子们,不要杀死他,要留他做活口。”

  杰克逊被打倒时,不自主地悲哭道:“他们监禁了我的母亲……他们叫我做这事情。”

  杰克逊被捕受审,他袋中早就预备好一份自白书,内容如下:“一、他是第四国际同志;二、第四国际总部派他到墨西哥;三、他对托洛茨基幻灭了,因为托氏命令他去苏联进行怠工;四、他不得不杀死托洛茨基,然后自杀。”这种自白书和莫斯科审判案中被告们的口吻如出一辙,克里维茨基在美国一家旅馆中被格柏乌暗杀时,袋中也有这样的自白书。

  墨西哥当局知道他的自白书及证供前后矛盾,但当凶手自知免于被杀之后,他的神情愈清,口供也就愈狡猾。墨西哥早已废除死刑,他以杀人罪被判二十年,刑期一满,格柏乌就把他弄走,后来不知所终。

  据托洛茨基的秘书约翰·韩生的记述:“自从1937年9月以后,托洛茨基诸秘书就想实行一种制度:每个到屋里来的人都需经过搜查,看有暗带武器没有。他们又图谋定下一条规则,即:托洛茨基无论何时都不可单独在书室与任何一人说话的。托洛茨基不能容忍这两个办法。我们信任的人就让他进来,无须搜查,否则干脆不让他进来。他不允许搜查他的朋友。无疑,他觉得,即使搜查也没有用处的,而且反能给我们一种虚假的安全感觉。格柏乌人员如果进来了,他总有办法使得我们的搜查全无功效的。托洛茨基在墨西哥有好几打这样的朋友,被他的卫士们视为凶杀未曾发生以前的杰克逊一流人的。至于无论何时须留下一个人在他的书房里面——这提议也行不通。他的客人有多少同他谈私人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是不能在卫士们面前自由谈论的!违反他的意思,那时他和我二人都感觉不舒服的;除我以外,他不允许他人有此失礼事情。托洛茨基是政党的建设者和思想工作者,他宁愿信任他的朋友而不愿猜疑他们。

  托洛茨基底卫士们都要猜疑一切的人。但托洛茨基并不以本人得到护卫为满足,他还要教卫士们以组织一个政治运动底一些根本原则。互相猜疑,在他看来,比较包含一个奸细在组织中更有涣散组织的作用,因为这种猜疑对于一个十分灵巧的奸细是没有用处的,托洛茨基深恨人们对于第四国际党员和同情者的个人的猜疑。他认为这个猜疑比较它所欲医治的病症更加有害些。

  每逢谈起这个问题时候,他常爱告诉我们以马林诺夫斯基底故事。马林诺夫斯基做了布尔什维克党政治局委员,国会代表,列宁心腹。那时马林诺夫斯基乃是可怕的帝俄秘密警察派来的密探。他送了几百个布尔什维克去流放,去死。然而为了维持他的被信任地位,他不得不传播布尔什维克主义思想。这些思想毕竟断送了他。无产阶级革命是强过于最狡诈的密探的。

  卫士们能够防止托洛茨基被谋杀么?他们如果小心一点能够防止杰克逊混进屋内来么?能够防止另一种更巧妙的方法?能够防止下毒药么?能够防止郊游时暗中开枪射击么?能够防止格柏乌特别制造的武器,实行直接的自杀式的攻击而为我们有限的手段所不能察觉的么?

  格柏乌自己经过他们的密探杰克逊之口已经回答了:‘下次攻击时格柏乌要用其他手段的’。”

※            ※            ※            ※


  天真的读者也许要疑问:人类的历史既然使我们脱离了原始的野蛮状态,好容易经过漫长的,曲折的道路,达到了原子能解放的最高阶段,为什么我们还突然发现在文化,政治和道德方面,闯到最黑暗的时代去呢?最令人不解的,就是这些罪恶都是假社会主义之名而行,或者更正确地说,这些罪恶都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已在一个国家取得初步胜利之后发生的。当斯大林在全世界人类面前吹奏“一国社会主义”完成时候,他却搬演一场可怕的戏剧,可怕程度只能与中世纪末期才能相比。我们看见了规模更大的异端审判所(莫斯科审判),女巫和妖精(托洛茨基派)的追捕,火刑柱代之以更细密和科学的精神与肉体的残酷刑罚,忏悔与被迫的自供,公然流行的谎言,极端颠倒的是非观点,马克思主义代之以马基雅维利主义,为目的不择手段,整批整批的伽利略式的人物公开在“法庭”宣誓放弃自己的“错误”学说,当然我们也见到布鲁诺式的倔强人物被处以较火刑更残酷的死刑。这幅图画在人类过去历史上找不到同等程度的色彩,罗马末期,文艺复兴初期,都要对之黯然失色,为什么如此呢?托洛茨基有如下的解释。

  “我们的时代类似于文艺复兴时代,这是我们生息于这两个世界之间的意义而言的:垂死挣扎中之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世界以及将要代替它的新世界。社会的矛盾又已重新达到异于寻常的尖锐性。……”

  “当作一个通例,可以说:阶级斗争愈尖锐,愈紧张,社会的危机愈深刻,政治所取得的性质愈紧张,则国家权力也愈集中,愈无情,也愈加坦白地‘剥除道德的外衣’。……”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说谎的时代。……说谎是矛盾,斗争,阶级冲突,个性压迫,社会秩序的果实。在这个意义上看来,它是全部人类历史的一种属性,有些时期,社会矛盾来得特别尖锐,说谎超出常态,说谎变成社会矛盾的极度尖锐性的一种属性。这就是我们的时代。我以为在全部人类历史中,再难找出任何事物,足以和在斯大林领导下的,克里姆林宫所组织的庞大说谎工厂相比的了。……”

  这样精辟的马克思主义的见解,我们只须加上一点补充的说明就够了。这个人类底新的伟大过渡时代的伟大悲剧,它的一切线索的枢纽之所以出现于莫斯科,就是因为苏维埃国家正是代表一个异常不稳定和尖锐的过渡政制。它是异常不稳定的——因为它是建立在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之最弱一环上面;它是异常尖锐的——因为在一个狭小,孤立的过度贫乏的民族范围内,它的社会主义手段并且没有根本解决一切紧张的社会矛盾,它的象征式的胜利只是造成新的更紧张的社会对抗。在这一意义上,苏维埃国家永远徘徊于这条歧路之中:或者走向彻底的世界变革,因此在世界规模上造成一个稀有稳定的世界社会主义制度,或者继续压缩在狭小的旧圈子里,在愈来愈尖锐的社会矛盾中枯萎下去。苏维埃那个稀有恶毒的官僚政制正是过渡时代的历史过程过分拖延,而苏维埃底社会矛盾又异常复杂和紧张的产物。不懂得“一国社会主义”学说的发展,便不会懂得1500万强迫劳动的可怕现象,不懂得劳动力的可耻的屈辱和堕落,便不会懂得格柏乌的审判案和谋杀。但如果不把所有这些黑暗的现象与十月革命——列宁和托洛茨基——国有财产——计划经济及其成果配合起来看,便不会懂得整个苏维埃制度及其深刻的内在矛盾。苏维埃官僚之所以成为资本主义反动势力的最机动的传力带,正因为它的特权的地位安置在最尖锐,最复杂,最不稳定的历史交叉点——苏维埃制度之上。

  与列宁共同创造了十月革命的托洛茨基,他永远把个人命运与整个人类的命运连结起来看的(录入者注:更准确说是与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命运连结起来看的),他在十月革命中突然被抬到政权的高峰,那完全由于历史火车头的作用,所以当革命高潮退落时,他除了及时采取守势,竭力保持既得阵地——至少是理论阵地,团结革命精英,教育新生一代,忍受一切迫害——被逐,监禁,充军,流亡……之外,别无其他侥幸办法。他说:“不要把个人的野心放在事业之上”,这是一个革命家的生活态度。当第一次袭击之后,他对墨西哥警察当局说:“斯大林将选择希特勒向西欧进行闪电攻势时,再来一次谋杀。”他懂得斯大林将小心地利用炮火的掩盖来结束这一代伟大革命家的生命。战争既然无情地每天将整千整万人送上屠场,人类哪里还能保护一个托洛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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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29 11:02:22 |显示全部楼层
但托洛茨基并不是一个宿命论者,他在革命退潮中逆流前进,他以殉道者的坚忍刻苦精神,为下一阶段的革命作准备,并以此锻炼新的革命家。他在人类历史的永远进步上看待反动时代,他成为革命的乐观主义的化身,他在《自传》的最后一章说过如下的话:

  “俄国工人阶级,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之下,曾图谋改进人类生活,消灭定期性的猛烈危机,而立下一种更高的文明之基础。这就是十月革命的意义。自然,革命提出的任务并未曾解决,但这任务本来需要几十年时间才能解决的。还有一层,必须把十月革命看做整个人类新历史底出发点。

  十月革命要求人们采取更大的历史距离来测量。惟有那些教不会的蠢材才能责十月革命未曾于11年之间(按托氏《自传》写于1929年)给人类以普遍的抚慰和繁荣。如果拿德国宗教改革和法国大革命底尺度来测量——这是资产阶级社会发展上两个阶段,其间相隔差不多三个世纪——则我们只消指出底下事实就可感到惊异,即是:落后而孤立的俄国,革命12年之后,群众底生活水平已经不低于战前水平了。这已经是个奇迹了,但十月革命的意义自然不在这里。它是一个试验,为了达到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个制度将要修改,重造,也许连基础都要重造。它将建立于一种完全新的技术之上,而呈现完全不同的性质。但是经过几十年后或几百年后,新的社会制度将回头看看十月革命的,正如资产阶级革命回头看看德国宗教改革或法国大革命一般。……

  那么你个人的命运怎样呢?——我又听到这个问题,其中求知心夹杂着有嘲谑意味。这里,我只能添加很少的东西在本书说过的话上面。我并不拿我个人命运的尺度去测量历史过程,恰恰相反,不仅客观上而且主观上我都在那与社会发展过程不可分离的联系当中估计我个人命运的。”

  他又在《自传》的跋文上说:

  “拿土耳其做放逐我的地方,这对我的敌人们虽然有种种好处,但比较广义的远离还是未尝做到的。俄国朋友被流芳了和监禁了,但外国朋友,一般忠实的,填补了他们的空位。一些青年同志到普林基博岛来,在我们家庭中过了几个月或一年以上的生活。其中有法国人,有德国人,有捷克斯洛伐克人,有英国人,有美国人,有中国人,也有印度人,私人的新交际和新友谊,缓和了我们在小岛上的生活;这些关系乃是工人运动中政治派别新结合底特殊表现。俄国左派反对派渐渐具有国际的性质。于是产生了几十国支部和几十种刊物。文明人类底一切语言都产生了一种广阔的文献。当我写这几行字时候,左派反对派运动已经确定地同共产国际决裂了,已经提出准备新国际——第四国际的任务了。……

  说到这里,怀疑论者一定要打断我的话,问我道:

  ‘你加入第二国际一共有多少年头?’

  ‘从1897年到1914年——即是17年以上。’

  ‘后来呢?’

  ‘后来,大战一开始,我就与第二国际决裂,以后大约五年我写了创立新的国际而斗争,这新国际创立于1919年。’

  ‘这是说,你有14个年头中,属于第三国际了?’

  ‘差不多是这样。’

  ‘现在你要创立第四国际了么?这不好象一只松鼠在笼内兜圈子一样么?’

  ‘不,不是这样。人类底发展不是沿着一条直线的,而是沿着一条复杂的线——因为并没有什么罗盘和规矩来指示道路,道路乃是各方面活力底斗争所辟成的。工人阶级底历史底轨道也不例外,每次大成功之后,无产阶级——当代人类中唯一进步的阶级——便以几次新的失败,幻灭和退守来偿付代价。第二国际当时曾完尽一个伟大的教育使命,但民族主义和改良主义底狭隘精神葬送了它。资本主义从上升时代过渡到停滞时代,改良主义便丧失其立足地了。他方面,民族疆界对于经济发展也已变成狭小了的:社会爱国主义带了一种深刻反动的性质。第二国际被第三国际所代替。十月革命就是第三国际底历史洗礼。但革命也是一种深刻矛盾的过程,革命各阶段是由当时当地环境所决定的。革命产生出一个新的领导层,他们采取了最近视的最保守的官僚主义手段去保卫革命所创立的社会制度,同时也腐蚀这个制度。苏维埃官僚借助于十月革命权威以压服共产国际,埋没其个性,损毁其力量。最近几年来,这个官僚给予无产阶级的只有一种闷塞人的警察制度,一些致命的错误和一些严重的失败。无论它愿意不愿意,结果它总帮助了那些被历史判决死刑的社会民主党暂时再生起来。它在口头上猛烈攻击社会民主党,而在事实上把地盘让给它们,以此就开启了门户,放那历史上未之前闻的反动钻进来。德国法西斯底胜利正是第二第三国际联合投降所造成的。这类罪恶是不能饶恕的。那些担负最大的政治失败责任的党,是注定要退出舞台的。无产阶级或迟或早总会从这个可怕的反动出来而重新走上革命的道路。但那时无产阶级将在一个新的旗帜底下集合其队伍。这就是第四国际准备工作底历史意义。让怀疑论者先生们去冷讥热嘲罢!历史不是怀疑论者做成的。’……”

※            ※            ※            ※


  苏联共产党所以称为的托派,他们本来自称为“左派反对派”,以后全世界共产党组织内部都陆续形成了“左派反对派”,他们一致认为联共党和第三国际虽然堕落,仍有从内部改良的可能。1933年1月20日,希特勒在德国取得政权,客观上完全得力于斯大林的“第三时期”的政策,此时证明要从内部改良联共党和第三国际已完全无望,全世界托派认为要组织第四国际,才能负担世界革命的任务,于是在1938年9月3日,在瑞士某地召开了第四国际成立大会,通过了托洛茨基起草的《过渡纲领》,而列宁与托洛茨基创立的第三国际,则在德苏战争后,斯大林为要取信于民主帝国主义国家,于1943年自动宣布解散。

  第四国际今年召开了第十次世界代表大会,支部分布所有国家,它继承了第一,第二,第三国际的革命传统,诚如托洛茨基的最后遗言所说:

  “我确信第四国际将得胜利,前进!”


1974年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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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29 20:23:16 |显示全部楼层
不除掉托洛茨基,很可能苏联被托洛茨基提早复辟。看看马列托主义者在红中网纵横捭阖多么趾高气扬当然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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