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谈谈文化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 》

社会主义者

由于有可能会有对该文章的正式批判，所以，这里只是简略地指出该文章的一些错误的观点。

‘无论文革在理论上为我们提供了多少卓越的洞见，也无论在实践上积累了多少丰富而宝贵的经验财富，归根结底从它最终所要达到的目标，即防止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这一点上来看，文革是完全彻底地失败了。因此，文革在其理论上的误区是不能不加以考察和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如果某次科学实验没有成功，按照作者的观点，验证科学的理论也就成了‘误区’。

‘20 世纪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社会，其与资本主义社会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所有制形式变更了，从资本主义私有制变更为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但是，社会生产的形式仍然是商品生产，而不是产品生产。这也是其被称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原因。既然是商品生产，那么商品、货币、交换和价值规律就仍然存在并起作用，只不过在社会主义统一计划下受到一定的限制。然而，正如我们刚才谈到的，只是在商品这个最基本的元素中，在它所体现的劳动二重性和使用价值与

交换价值的矛盾中，其实就已经内在地包含了发展出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可能性。‘

——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中，虽然存在商品的生产和交换，但是，由于是在社会主义的分配关系条件下的生产，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已经不是为了实现剥削的利润，而是为了满足人民的需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商品成为产品，商品生产成为产品生产。商品已经不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商品意义。决定商品是商品还是产品的意义的是分配关系，而不是相反，只要有商品的产品的生产就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分配关系。所以下面这句话：

‘只要商品生产按照自己的逻辑正常发展下去，它就必然会为自己复制出整个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上层建筑。’是作者自己的误区。如果前提已经是生产资料公有制，那么什么是‘商品生产按照自己的逻辑正常发展下去’，它又怎么‘必然会为自己复制出整个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上层建筑’？在这里，作者颠倒了因果关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没有‘商品生产按照自己的逻辑正常发展下去’的条件。正是因为不允许‘商品生产按照自己的逻辑正常发展下去’，所以，才体现出和证明了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既然商品已经不再是商品，它又怎么’会为自己复制出整个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上层建筑‘呢？使得商品成为资本主义意义上的商品，即通过商品交换实现剥削的利益，仅仅是因为上层建筑性质的改变才使得产品成为商品。而且，垄断的剥削条件，即便是商品，也绝不代表原本商品意义上的资本主义，也绝不代表原本资本主义意义上的商品。这样，作者下面的这句话显然是不正确的：

‘因此，社会主义社会将始终包含两种可能的前途：

一是逐步消灭生产中商品经济因素，即资本主义因素，前进到共产主义，二是让生产方式中的资本主义因素按照自己的逻辑发展起来，从而倒退到资本主义社会。‘

——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中，‘消灭生产中商品经济因素，即资本主义因素’已经在事实上完成了。所以，正确的表述应该是：社会主义社会将始终包含两种可能的前途：从社会主义进步到共产主义，或者，从社会主义倒退到封建奴隶制。而不可能倒退到一般意义上的资本主义。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公有制体现为两种，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全民所有制主要地集中在工业领域，当然也包含一部分国有农场，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形式主要集中在农业领域，当然也包括一部分城乡居民的集体企业。因此，社会经济循环主要地就表现为工业和农业的循环。’

——按照作者的说法，由于‘公有制体现为两种，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所以‘社会经济循环主要地就表现为工业和农业的循环’，这真是个奇怪的逻辑。难道社会经济不是在公有制的条件下所有行业的产品的流通吗？

‘由于仍然是商品生产，所以产品仍然需要出卖以积累利润，工业品需要销售到农村，获得扩大再生产的资金，农产品则由国家向公社统一收购，实行统购统销的政策，以稳定市场，保障城市商品粮供给，同时有计划地获取各种工业原料。而劳动者仍然需要通过以向社会提供劳动的方式获得报酬，然后到市场上换取自己生活所需要的物品。这些都是在继续贯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等价交换、价值规律和流通原则。’

——既然谈论的是公有制，怎么会‘产品仍然需要出卖以积累利润’？资本的积累和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的积累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更有甚者，作者竟然把社会主义分配关系条件下的生产所必然表现出的计划性说成是‘都是在继续贯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等价交换、价值规律和流通原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混乱！

‘农村中的集体所有制，并不是国有制’

——不是‘国有制’，但却是‘公有制’；不是‘国有制’，但绝不是‘私有制’。

‘只要在国家层面与外国做生意并产生经贸往来，其实质上就是把

国家作为一个公司参与到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中，遵循着商品经济的逻辑。‘

——社会主义国家与‘外国做生意’，绝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国家就是资本主义世界里的一个资本主义性质的‘公司’。也不意味着‘遵循着商品经济的逻辑’。因为在这里，商品交换，哪怕是国际间的商品交换，这种交换的性质也取决于交换的目的。取决于商品交换是为了实现剥削的利润还是为了社会主义生产和生活的需要。

社会主义者

‘而这些与外部的经济往来所产生的种种关系和需求，又必然会影响到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生产方针和经济政策方向，使得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逻辑从各个层面渗入到社会主义的生产肌体中，并从而渗入到社会主义国家决策者的大脑中。而这同样是无法避免的。’
——‘外部的经济往来所产生的种种关系和需求，又必然会影响到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生产方针和经济政策方向’，国际贸易的性质取决于国内分配关系的性质。而不是相反由国际贸易来决定国内的分配关系。国际贸易是内政的延续。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和之后，国家都有对外贸易，但对外贸易的性质不同。因为国内经济关系的性质不同。‘国家内部的生产方针和经济政策方向’决定‘与外部的经济往来所产生的种种关系和需求’，而不是‘与外部的经济往来所产生的种种关系和需求’决定‘国家内部的生产方针和经济政策方向’。
‘受到这种线性历史观的影响的人，甚至还提出这样的观点，包括当代不少学者也都提过，既然中国过去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来没有过真正的资本主义社会，那么即使是复辟，也不可能是资本主义复辟，根本没有过资本主义社会，谈何复辟？‘
——在谈论垄断条件下倒退到剥削经济不可能是倒退到资本主义经济的原因是因为‘中国过去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来没有过真正的资本主义社会，那么即使是复辟，也不可能是资本主义复辟’的观点和结论是错误的。决定这一点的不取决于之前是否有过资本主义剥削性质的经济，而是取决于剥削条件的垄断性。正是因为这一点决定了从垄断条件的社会主义倒退到剥削经济必然不可能倒退到资本主义经济。
‘因此文革所谓的为了防止复辟是错误的，是无的放矢。对于这种观点，我们能说什么呢，他们首先把社会性质与生产方式混为一谈，难道半殖民地半封
建社会中，就没有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吗？‘
——其实在这里，‘生产方式’与‘社会性质’是可以‘混为一谈’的。因为生产方式就是社会性质。
‘难道帝国主义的，半殖民的生产方式不是一种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吗？在革命消灭了封建的生产方式以后，在赶走了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以后，新社会中还暂时无法消灭的难道不就是这种商品生产方式吗？’
——‘在革命消灭了封建的生产方式以后，在赶走了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以后’，当然也消灭了‘商品生产方式’。‘暂时无法消灭的商品生产方式’是因为走资派要搞剥削的需要。并且正是因为走资派的原因，中国出现了封建奴隶制的剥削，中国又重现了‘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难道可以通过‘暂时无法消灭的商品生产方式’来否定‘革命消灭了封建的生产方式，赶走了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吗？
‘而且，人类的实践活动，从来不可能是线性前进和线性倒退的，难道倒退就只能完全倒退回时间意义上的过去吗？这种倒退难道不是指的是旧的关系
和逻辑在新的条件下给自己创造新的外在形式和内容吗？‘
——尤其是，难道由于‘人类的实践活动，从来不可能是线性前进和线性倒退的，难道倒退就只能完全倒退回时间意义上的过去吗？这种倒退难道不是指的是旧的关系和逻辑在新的条件下给自己创造新的外在形式和内容‘就说‘倒退’是有意义的和必要的吗？！
‘价值，或者交换价值，是建立在以交换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上的商品的社会属性，但它并不是产品的必要属性。也就是说，如果不需要交换，就不会有交换价值这个商品特有的概念。’
——只要社会存在不同方面的需求，存在社会生产分工，商品交换或产品交换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需要交换，就不会有交换价值这个商品特有的概念‘只能是假设。

‘无论文革在理论上为我们提供了多少卓越的洞见，也无论在实践上积累了多少丰富而宝贵的经验财富，归根结底从它最终所要达到的目标，即防止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这一点上来看，文革是完全彻底地失败了。
——马克思曾经在《共产党宣言》里说：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的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而这正是文化大革命在今天的境遇。而作者也企图借助剥削的复辟来否定文革理论。——或者说，企图从理论上对文革进行否定。这恐怕是徒劳的。

‘首先我们需要谈一下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问题。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从这里引出了共运史上的一大理论争议，即马克思这里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究竟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即后来所说的社会主义阶段，还是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如果我们再看马克思在同一文本中的另一段话：“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的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从这段来看，这里的共产主义社会似乎应该指的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
——无论如何，和垄断剥削集团所无耻自诩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完全不同。
‘但问题在于，无产阶级专政固然应当继续适用于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但列宁所提出的先锋队理论，是否应该继续适用于社会主义时期呢？这恐怕就得打上一个很大的问号了。历史实践的确已经证明，以革命政党即共产党的形式，将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组成集中统一的先锋队，在进行武装斗争的时期是十分必要和卓有成效的。但是并不能据此认为，先锋队或共产党掌握一切大权的形式就一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形式。‘
——既然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当然也是必要的。毛主席说过:
“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社会主义者

社会主义者 发表于 2020-5-20 08:37
‘而这些与外部的经济往来所产生的种种关系和需求，又必然会影响到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生产方针和经济政策方 ...

'但是这样一个当权派是如何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呢？这当然又和建国初期引进的全套苏联式的自上而下的党国官僚体制有着密切的关系。'
——体制的官僚只能是外因。产生走资派的原因可以阅读这篇文章：
《毛泽东一生干的第二件大事----文化大革命》
2013年9月29日www.wyzxwk.com
‘毛泽东在文革中提到了路线斗争问题，批林批孔问题，理论问题，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以阶级斗争为纲问题，水浒问题等归结到一点就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需要在取得政权之后坚持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
第一，被推翻的剥削者所谓千方百计的企图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因此，他们要以千百倍的仇恨和疯狂去报复。
第二，小资产阶级每时每刻都在自发的产生资本主义。因为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的温床。
第三，在工人阶级内部和国家机关工人阶级的队伍中，由于资产阶级的影响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包围和腐蚀，也会经常性的产生出退化，变质分子及新的资产阶级分子。
第四，在国际资本主义包围下，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以及和平演变的阴谋活动是社会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中继续存在的外部条件。因此，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内，资产阶级的力量要比无产阶级的力量强大得多。因而，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内部和国家机关内部必然存在阶级斗争。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主义的实践证明了列宁以上论断是正确的。因此，无产阶级专政就成为必然。
事实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一方面他不能与资产阶级分权，也不能与后者搞“轮流坐庄”。而资产阶级也从来不与无产阶级分权。其“轮流坐庄”那是富人的游戏只在资产阶级内部上面，另一方面由革命党变为执政党。在没有其他执政党的监督的情况下又很难保证革命时期的延安党不改变颜色为执政时期的西安党。这里有一个规律，只要执政就可能腐败，没有监督就必然腐败。这就是黄炎培先生所说的周期律的本质。因此，无产阶级政党要想打破或跳出这个周期律，就只有让人民群众以阶级斗争为纲自下而上地经常性的，即每隔七八年来一次的，用文化大革命的方式对国家公职人员即人民的公仆进行具有监督意义的斗争。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这是因为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这种斗争有时可能是很激烈的。谁战胜谁的问题没有最后解决。因此，其表现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有资本主义的道路。这种两条道路斗争反映到无产阶级内部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而这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应。那些在事实上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就是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他们中间的高官，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但是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这一问题开始变得模糊起来。党员首先在形式上就必须认可他是同志，其次他手上的权力，又是党所赋予他的，通过经典意义上的占有生产资料多少的方式来区分阶级，显然已经变得不可能，党内资产阶级究竟指的是谁呢？这只好用某个人过去所秉持的观点和所赞同的道路来加以判断，这必然是极不可靠的。’
——区分敌友、党内资产阶级和走资派，就是看他是代表人民的利益还是代表剥削的阶级利益。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垄断剥削的道路。是执行无产阶级的政治路线还是执行资产阶级的政治路线。是让少数人靠剥削致富还是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有什么‘变得模糊’、‘极不可靠’的。‘党员首先在形式上就必须认可他是同志’，也只有他是真正的党员的时候才可以‘认可他是同志’。‘他手上的权力，又是党所赋予他的’，党所赋予他的权力不是让他搞剥削的。所以，虽然是‘党员’，虽然是‘同志’，虽然‘他手上的权力，又是党所赋予他的’，如果他搞剥削，党就要剥夺他的权力，就要把他打倒。

‘毛泽东从文革一开始，就将走资派定义为“反革命修正主义”，也就完全表明这是一种敌我矛盾，但是随着文革的进行，随着发现完全抛开过去的官僚集团是不可能的，还必须尽量争取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于是毛泽东又开始说“犯了走资派错误的同志”，这样一来，敌我矛盾又变成了一种
内部矛盾，因为走资派仅仅变成了一种错误。只要这些人能够检讨自己，转变观点，他们就可以回到人民的队伍里来，乃至继续参与国家的领导工作。但是，人的观点既然可以变成这样，也就可以变成那样，可以是真心的改变，也可以是违心的，欺骗性的改变。‘
——有些人犯错误是认识问题，对于这种人，要允许他们犯错误，允许他们改正错误。而有些人则是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和阴谋家。正是在这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
‘因此，文革后期，虽然文革派力图尝试从政治经济学理论上来解释走资派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但却始终没有真正解决，如何在一个共产党内，准确的区分敌我的问题。’
——既然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出现的走资派，为什么去寻找走资派的‘社会经济根源’而不去寻找走资派的阶级根源和阶级环境的根源呢？

‘其次，文革虽然创造了大量群众直接民主的形式，但归根结底，国家的一切资源和权力仍然牢牢的掌握在共产党手中，掌握在党中央的手中。所以毛泽东自己清楚的知道，真正的危险不在地方，而在中央。一旦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可以说全国一下子就会变色了。而文革在史实意义上是如何失败的呢？正是因为元老派和中间派联合在中央发动了一场政变，整整十年的大革命就戛然而止了嘛。’
——并不是‘整整十年的大革命就戛然而止了’。因为毛主席说过：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还是安定团结为好。”体现出斗争的阶段性。毛主席还说：‘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在华国锋时期，中国也是施行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真正发生本质上的变化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而这一点作者恰恰没有看到。

社会主义者

社会主义者 发表于 2020-5-20 08:39
'但是这样一个当权派是如何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呢？这当然又和建国初期引进的全套苏联式的自上而下的党国官 ...

‘由此可见，“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列宁式先锋队体制，给走资派复辟创造了极大的便利条件，其从根本上不但不利于，反而有害于无产阶级专政。’
——“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在贯彻执行正确的方针路线的时候是必要的。如果说完全取消这种有组织的状态就可以防止走资派复辟就是奇谈怪论。阶级斗争无论在任何时候都会表现为组织之间的斗争。而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要搞多次，就是为了逐步提高群众对资产阶级有组织的斗争的能力。
‘“总得有个党吧！”这句话集中的体现了毛泽东在这一问题上的理论局限性。’
——如果看看直到今天的世界各国的现状也都是“总得有个党吧！”，倒是让人看到作者的局限性。“总得有个党吧！”是在阶级社会里最常见最应该有的现象。
‘夏尔·贝特兰曾经评论说，关于毛泽东逝世前所出现的低潮，我想回顾几个事实。
我已经提到关于放弃 1967 年后成立的上海公社这一政治形式而代之以革命委员会的事。而这些委员会本身也在逐渐衰亡。这种衰亡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群众有权撤换委员会成员的原则以及委员会成员的定期改选越来越不受尊重，革命委员会的权力逐渐被相应的党委会所侵占……这一倒退并不是“自行”发生的，它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是资产阶级复辟势力影响的结果，他们正在企图强化他们的
权力和摆脱人民群众的权力，从而使他们能够处置形式上属于国家的生产资料。‘
——这就是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搞一次是不够的。
‘党和群众的矛盾关系同样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权力是掌握在人民群众、他们的组织和先进分子手里，还是掌握在党的手里？换句话说就是：劳动人民是行使权力的主人，还是由别人替他们行使权力（假定执政党在不受劳动人民有效控制的情况下能继续为他们服务）？’
——毛主席说过：‘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
共产党是由人民群众里的先进分子所组成的并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的政党。在这种情况下，权力‘掌握在党的手里’就是‘权力是掌握在人民群众、他们的组织和先进分子手里’。只要共产党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就代表‘劳动人民是行使权力的主人’，而不是‘由别人替他们行使权力’。在上述条件下显然不应该把党和群众对立看待。更应该注重执政党的性质而不是权力的表现形式。文化大革命是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毫无疑问，是抓住了问题的重点。
‘在《法兰西内战》一文中，马克思认为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机构和政治形式。
同样，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也说过苏维埃是劳动人民的权力机构。这两本著作甚至根本没有提到革命政党的领导作用。‘
——虽然‘这两本著作甚至根本没有提到革命政党的领导作用。’却并不妨碍‘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机构和政治形式’和‘苏维埃是劳动人民的权力机构‘就是共产党性质的组织。
‘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并不等于国家所有，虽然在无产阶级革命及其之后的一段时间，会掌握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
——但是如果国家所有代表社会主义的分配关系，就可以等于生产资料社会所有。
‘但首先，这里的国家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其次，国家应当逐渐将自己的权力让渡给社会——即逐渐发展起来的自由人的联合体。’
——不知道作者在这里是如何理解‘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如果是指阶级消亡了的历史阶段，那么现在谈论这个问题还为时尚早。
‘贝特兰指出，尽管《国家与革命》反对国家主义—并且尽管列宁提醒说，他之所以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这个术语正是为了避免把由国家来组织生产和流通与建设社会主义两者混淆起来。’
——毫无疑问，把‘由国家来组织生产和流通’说成是社会主义是不严谨的。因为垄断剥削经济虽然在总体的实质上是‘由国家来组织生产和流通’但却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而社会主义的经济却必然是‘由国家来组织生产和流通’的。
‘被通过的草案声明社会民主党同所谓“国家社会主义”没有丝毫共同之处，“国家社会主义”是把国家放在私人企业主地位，“从而把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权力集中于一手之中。” （贝特兰：《苏联国内的阶级斗争》）
因此，在整个无产阶级专政时期，要靠高度集中的以党治国的官僚体制来领导国家，本身与这个方向就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问题不在于是否‘以党治国’，而在于治国的执政党是否是无产阶级的政党。
‘列宁也多次强调过，生产资料收归国有或国有化，并不是生产资料的社会化；他指出，向社会化过渡，要求对所有的生产资料进行系统的统计和监督，并由社会控制对生产资料的使用。他还指出，这种统计、监督和对社会的使用都只有当劳动人民自己来做时才能真正地存在。’
——这是毫无疑问的。是否‘生产资料收归国有或国有化’、‘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取决于生产资料的使用的结果和生产的利益是如何分配的。换句话说，是要看‘国家’是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

社会主义者

社会主义者 发表于 2020-5-20 08:41
‘由此可见，“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列宁式先锋队体制，给走资派复辟创造了极大的便利条件，其 ...

‘从巴黎公社的原则和马恩所设想的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以后的政权组织形式来看，他们所主张的完全不是一种共产党掌握一切社会资源和权力的高度集中的党国体制，相反是赞成一种，高度地方自治的，以公社联合体为形态的新国家政权形式，’
——如果这里所说‘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以后’是指的社会主义的实现，那么‘一切社会资源和权力的高度集中’就是不可避免的。不能因为社会主义的垄断条件导致‘一切社会资源和权力的高度集中’就不搞社会主义了。关键是‘掌握一切社会资源和权力的高度集中的党国体制’是服务于哪个阶级而不在于是否是由一个或几个执政党来掌握。
‘恩格斯绝对不像……从官僚主义的意义上去了解民主集中制。在恩格斯看来，集中制丝毫不排斥广泛的地方自治，只要“公社”和省自愿坚持国家的统一，这种地方自治就一定可以消除任何官僚主义和任何命令主义。’
——在当时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立了一些民族自治区。所以，‘集中制丝毫不排斥广泛的地方自治’。倒是在今天，由于对垄断剥削的反抗首先表现在要求自治的离心倾向，反而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打压‘分裂国家’的政府行为。
‘“各省”（省或区域）“各县和各公社通过普选选出的官吏实行完全的自治；取消由国家任命的一切地方和省的政权机关。”’
——其实，作者在上面已经提到过，文化大革命中群众可以直接选出自己的领导。
‘由此可见，先锋队式的高度集中的党国体制是一个根本性的理论误区，文革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没有对这一体制进行触动，是造成其不能实现自己使命的一个重大原因。’
——作者的这种结论是不正确的。垄断条件既可以为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所用，也可以为剥削性质的经济关系所用。而文化大革命正是为了避免后者。既然是这样，为什么要指责垄断条件呢？在社会主义垄断条件下，民主运动并没有被限制。那时的宪法明文规定人民群众有游行、集会、结社等各方面的自由。尤其是广大人民群众有批判走资派的权力。倒是在垄断剥削条件下，这些自由完全被取消，并且限制言论自由。所以，‘高度集中的党国体制’要看是什么性质的‘高度集中的党国体制’。不应该把正像作者说的‘对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根本上还要靠无产阶级自己的政治训练，阶级意识，和直接民主经验的逐渐累积’的原因归咎于社会主义体制。
‘如果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取消了共产党对国家的集中领导，又应该采取怎样的政权组织形式呢？’
——自相矛盾。如果共产党是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取消了共产党对国家的集中领导’那还是‘无产阶级专政’吗？
‘以上这些，都是文革从理论上所根本不能解决或者错误解决的问题，也是我们应当思考和记取的教训。’
——作者似乎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和之后的历史阶段等同看待了。作者通过指责‘高度集中的国家体制’而否定文革理论，而事实上却正是在文革或之前的历史时期中国存在着作者所希望的多党制、民主、自由、选举、自治等等。当然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这些自由在事实上都被取缔了。而这些被取缔了的民主自由、选举、自治、多党制等等却又成了作者不是责备垄断剥削体制而是成了责备‘文革在其理论上的误区’的理由，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关于作者所说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由于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所存在的不尽平等说成是资产阶级的法权，那仅仅是因为它还不是共产主义的。这和今天的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相比简直就是微不足道。
和那些通过对文化大革命的三分不足的指责来否定文化大革命本身以及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的做法不同，这篇文章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特点：错误的观点与引述的正确的理论和大量正面的叙事并存。是这些被引述的正确的理论和大量的正面的叙事有可能导致一些错误的观点呢还是这些错误的观点是由于这些被引述的正确的理论和正面的叙事呢？区分这一点是有意义的。对于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稍有点政治常识的人是看得清楚的。但对于许多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年轻人就会造成迷惑。指出其中的一些错误的观点更主要的是为了保护被引述的正确的理论和那些大量的正面的叙事。

马列托主义者

一句话，可以说清的，托洛茨基早说过，计划经济公有制和工人民主是人和氧的关系，如果没有工人民主，计划经济公有制会窒息而死，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就是说计划经济必须是民主配置资源，而市场经济是市场配置资源。斯大林的苏联和毛时代的计划经济越来越缺乏民主，再经济比较简单时，计划经济公有制还能发挥巨大进步作用，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官僚化的计划经济越来越力不从心，不但一开始官僚主义导致的浪费和经济破坏（比如大跃进）后期其根本无法计划经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