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政权向马云与蚂蚁集团宣战

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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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专制试图打击科技寡头力量　制度上下深感震荡

李甬与Vincent Kolo 中国劳工论坛

蚂蚁集团的庞大上市计划，在最后一刻被混乱地取消。这显示了中共专制与中国科技业的新兴寡头资本家之间，爆发了一次重大冲突。这甚至相当于“宣战”行为，而中共当局同时也陷入不同的“战事”，包括与美国政府的冲突。据报，习近平亲自下令阻止蚂蚁上市，纵使这会对中共的市场信用带来严重打击，而同时间美国也在指控中国科技企业充当中国政府的工具和附庸。

中国的主要面向微型信贷业务的科技金融集团“蚂蚁集团”A股与H股原定于十一月五日于上海创科板与香港联交所同步上市，这一上市计划涉及融资额达2300亿元人民币，上市后的估值可能高达3100亿美元，远超包括花旗与高盛集团等全球主要银行，直逼摩根大通的市值。新股首发的消息在中国和香港的股票交易市场都引发了一波认购投机潮，A股与H股分别超额认购近900和400倍。其庞大的体量和热切的认购额使之成为人类资本史上最大的集资计划。

戛然而止

然而，这一“壮举”却在上市前两天（十一月三日）宣布流产，戛然而止。此前一日的十一月二日，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约谈马云、蚂蚁集团董事长以及执行长。同日，银保监会会同央行发布《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规管小额贷款公司的出资比例，这一规定被广泛解读为直接针对蚂蚁集团而来。

在此前的日子中，蚂蚁集团的上市计划可谓一帆风顺。叫停上市的晴天霹雳决定，揭露了中共机器经常的矛盾而不协调的运转方式。这问题直到被送往习近平之前，也是在马云10月份的“不尊重”言论之前，似乎没有人在“掌控”事情。我们在2015年股灾和货币危机，看到了类似的缺乏协调。这些都是了解未来中国经济危机和动荡会如何失控的重要教训。

八月底，中国证监会从受理蚂蚁的IPO（公开新股发行）申请到完成审批只花了史无前例的二十五天。从路路畅通到突然煞停，众多猜测认为是由于马云本人在十月底于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发表的演讲中，公开且尖酸地批评挖苦中国政府对金融业的监管“过时落伍”，触怒了当局因而叫停其上市计划。

事实上，对中国金融监管的官僚体系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约谈”同日所出台的 《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从立案起草到公开颁布，起码要花上一两年的准备时间，决非临时起意煞停蚂蚁上市。因此，更有可能的时间顺序是马云早知山雨欲来而在公开演讲中放手一搏，意图制造舆论声势倒迫中国的金融监管机构。但这件事造成反弹并惹怒了当局，也为习近平敲响了警钟。当局的担忧，不单是马云等个别的资本家会过于“独立”和傲慢，而且他们的经济力量在未来会变得过大，能够公开迫使当局屈服于“市场力量”，连政府也控制不住他们。从政权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很危险的逻辑，因为中共必须要不断展示自己为社会中最强大的力量。

马云本人对外一直宣称，蚂蚁集团是一家“科技型企业”。简单而言蚂蚁集团是凭借着马云旗下的阿里巴巴集团在中国电子商贸领域中的垄断性地位，承接了电子商贸交易过程中的支付、交易中介担保、以及小额金融贷款的业务。据蚂蚁上市招股书，蚂蚁集团按业务可拆分为三大板块：以支付宝起家的电子支付平台、以微贷、理财、保险业务构成的电子金融科技平台和以大数据征信、区块链、海外支付等构成的创新与其他板块。可见其核心经营的是金融服务，本质上毫无疑问是一家金融机构，而且更是一家巨型机构，甚至足以向国有银行施压，使其可能走向与中共政权核心需要相违背的方向。马云以“科技型企业”包装上市，实际上是为了回避金融业对杠杆率、资本金和准备金的监管。

春华

危险的杠杆率

蚂蚁集团直至2020年6月，在中国促成信贷余额已高达21536亿元。翻查蚂蚁小微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财报，至2019年底，公司净资产177亿元，注册资本120亿元，即蚂蚁集团用不到200亿的本金就发放了超过2万亿贷款，杠杆率超过100倍！而这意味核心资本充足率仅0.8%，远远低于巴塞尔协议（即资本充足协定，巴塞尔银行监理委员会成员所推出的资本充足比率要求）对银行4%的要求。固然蚂蚁集团本身不是银行，因此不受巴塞尔协议规管，但显然这个被马云称为“老人具乐部”的协定对他而言芒刺在背，时刻提醒着他作为一家金融机构，有着上千亿元的资本金缺口。

中国的金融系统自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后一直存在着债务阴霾，为了降低风险，监管当局近年一直推行“去杠杆”政策以冀降低金融市场的杠杆率，以防一旦爆发危机，也可控制损失。然而，全国的居民杠杆率却依然快速增长，特别是由于新冠疫情影响，过去数年稍稍降下杠杆率再次反弹，甚至创出新高。2020年三季中国宏观杠杆率达到270%，其中居民部门杠杆率为61.4%，虽然尚不及美国次贷危机时的98.6%，但回溯到2008年，中国居民杠杆率仅为17.9%，到2018年已暴涨至60%。相对而言美国居民杠杆率从20%到60%的过程经过了40年，而中国只用了10年，迅速暴涨的居民杠杆率亦间接地反映了贫富差距的急速扩大。

蚂蚁集团现在被指控是中国家庭债务不断增加的元凶。与此同时，这也反映了资本主义的无尽矛盾，这也包含“中国特色”的制度，因为中共透过“双循环”战略来提高个人消费的计划，只能建筑于更多的消费者债务之上。民众的收入水平根本不足以大幅扩张消费开支。中共可以对蚂蚁等企业实施更严谨的限制，但却会为自己带来反效果。

同样跟美国08年次贷危机相似的，是蚂蚁集团与银行的合作形式。现时蚂蚁集团与100多家银行合作，而蚂蚁的联合贷款出资比例仅为1%－5%，意味着那100多家银行相对而言承担了95%－99%的债权和坏帐风险。换句话说，蚂蚁的商业模式是寄生性的，作为中介人赚取利润，而又让国有银行承担所有风险。

同时也由于疫情的影响，蚂蚁业务的消费信贷逾期率已由去年年底的1.56%翻倍上升至3%。以2万亿放贷额计算，坏帐数额已达600亿，这对于那100多家合作银行而言他们的坏帐准备金可能不足以抵扣，这相当于一个危险的定时炸弹。

由于中国的信用卡业务相对较小，蚂蚁所提供的小额消费信贷迅速填补了这一空间，掌握了8亿居民的消费信贷业务，实际上已变得“大到不能倒”(Too big to fall)。马云称“中国金融没有系统性风险，因为中国金融还没形成系统”这番话相当讽刺，因为他正是其中一个给中国金融系统埋下了隐患的人。

股票投机

另方面，蚂蚁在国内发行股份的手法亦引人怀疑。九月开始，马云通过支付宝向大众销售蚂蚁战略配售基金，集资600亿元人民币，但这主要面向一般群众的销售条款却包括了锁定18个月不得转让。但同时，蚂蚁集团内地的招股书中条款却标明“持股5%内的股东，在上市后12个月可以转让”。

而在十一月七日，中国财新网公开了蚂蚁显名股东名单。股东名单中包括了国内资本以及中共国有企业，以及新加坡淡马锡和政府投资公司、马来西亚国库、加拿大退休金计划投资委员会，甚至包括了香港亲政府富豪李嘉诚0.54%以及董建华0.05%。

条款间的差异，意味着各大资本以及李嘉诚和董建华等个人完全可以先于普通股民提前离场，尽情在招股热潮中飙升的股值投机。

但同时，全球疫情尚未得到控制，全球经济在未来几年将深陷危机，加上中美冲突，中国经济亦不会乐观。而同时中共去杠杆化政策失败，居民杠杆率和宏观杠杆率创新高，债务逾期与违约率增加，进一步加剧了中国发生债务危机的风险。

在11月10日当局宣布新草案来规管科技业的垄断行为后，中国科技企业的股票遭到抛售。这些事件显示中共政权及其所为“更优胜”的资本主义模式（国家资本主义专制）也正朝向暴风雨，其政治及经济矛盾正不断增加。当局与寡头资本家之间的冲突，直接或间接联系到政权内部的派别权斗，而这也是自1980年代末以来最为严重。习近平介入去阻止蚂蚁上市，也是政治因素的反映。事实上，政治因素更可能是主要原因──为了发出信号，警告没有任何个人，包括中国的前首富，能够破坏习近平中共的“规矩”。但习近平的每一个新“解决方案”──无论是香港的国安法，或者是对美的强硬立场──都在制造新的危机。

马云并不代表为意识形态挑战中共的“资产阶级民主”，他关心的只是为了最大化自己的经济力量和位置。马云最恶名昭彰的是主张“996”工作，而他过去也曾赞扬邓小平在1989年的六四镇压。

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计划经济才是解决方案，而非调控资本主义，不论是民主或专制政府。因为资本主义永远都会为了最多的利润而抵消和抗逆规管。我们需要将大企业公有化，这当然包括马云的商业王国，并将整个经济置于多数人利益的民主管理。不要铁腕极权政权，而是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工人政府来实行公有制，由人民、基层工人阶级掌控及管理企业。如果这些拥有社会巨大力量的企业，交由贪婪的资本家、投机者或短视的腐败官僚所控制的话，未来这只会导致经济危机与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