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镇压或“改良” （下）

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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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

《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杂志再一次正确地评论到中国的现状，「外界以为中国的统治者是全能的，统治者自己在每一个关键转变的时刻都发现了威胁」

中央政府必须始终保持微妙的平衡，而这不仅针对整个社会的各种竞争势力之间，而且也在执政的政党和国家机器内部。中国表现出「波拿巴主义」的一个特殊形式——通过委员会，而非一个「强人」决定一切。这也并非偶然。毛泽东和邓小平极端不稳定的，和由此带来的社会动荡，导致产生目前「相互妥协的」集体领导体制，在其中统治集团内各种势力受制与互相的「限制和平衡」而实现，这就意味着在整个进程中不同的政治派别、地方大员和政商集团间充满了交易与勾兑。

而政府所遵循的这一方式的问题在于，当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正在日益积累时，政府真正的自由行动——而非仅仅是空口许诺——实际上有限的很。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众多的「中央政府的政策」，例如降低能源消耗和污染、提高家庭消费、制止违法违规的土地销售、增加教育支出和遏制腐败等，都已被证明是不可实现的。

但是，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画——这是否代表了政府政策的大胆转变吗？是的，但是当一方面这显示了中央政府的力量，但在很大程度上这体现了中央政府消除控制——在中央政府的认可下，允许银行、国有企业、尤其是地方政府获取大量贷款——而不是试图控制发展。而且事实在于这一进程是不受控制的，甚至是无法控制，而这也已经被当前信贷宽松和过渡投资所决定。这种无节制的信贷扩张仍然全面影响整个经济工作，并正在带来潜在的灾难性后果。尽管如此，更多的经济刺激方案很可能带来新的经济下滑，虽然这为当局赢得了时间，但是却没有考虑到长期效应。

在「全党团结」的外衣之下，正出现越来越多的政权内部的分裂。这并不意味着出现反资本主义与支援资本主义的派别。即使是在中共党内仍然存在的极少数的毛派力量也并不主张立即恢复计划经济。更重要的斗争是「新权威主义者」和「改革派」之间的斗争，前者希望进一步「完善」当下的镇压体系，而后者则是今天处于少数派，倾向西方民主化。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仔细地分析这些国家体制的内部冲突，以推导出合适的展望。

而2009年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发起的「红色文化」运动就是其中一例。薄熙来宣传的首要目的是推动其个人作为勇敢而广受群众欢迎的领导人的形象，同时也是为了维持党早已支离破碎的支持和改变无处不在的腐败形象。

这项活动恢复了一些毛泽东主义的礼仪和服饰，但并没有毛泽东依靠群众，鼓吹「阶级斗争」的倾向。它包括唱「革命歌曲」、其他舞台活动、会议和讲座。受薄熙来活动鼓舞的一些基层毛派尝试组织他们自己的红歌会和集会，但是却遭到了当地政府的镇压。毛主义共产党（地下组织）2009年在重庆组织一次会议，本以为在红色文化宣传的背景下会得以容忍，但所有的参与者均被逮捕，其中八人迄今仍在监狱中煎熬。

「唱红歌」运动本身没有明显的反资本主义或激进的特征，而主要是薄熙来用来争取明年领导层更替时进入政治局常委的一个手段。然而，这其中包含非常强烈的专制因素，而且薄的支持者则恰恰强烈反对总理温家宝代表的一派，他们希望逐步和部分放松对镇压的力度。 。而且薄熙来的宣传运动至少在公众看来，意味着自1989年镇压以来统治集团内部相对稳固的团结变得开始疏离。

而且，在国家领导人中对此活动的态度和积极性也表现不一。它强调民族主义和中国需要依赖共产党作为唯一的政治力量发展社会。运动的另一个特征是强调革命时代的「纯洁」，以阻止党内官员失控的腐败。作为自大的「太子党」，薄熙来本身也是中国新一代统治者的典型代表。无论是在重庆，还是此前任大连市市长，薄熙来都大量吸引外国投资，并鼓励私人资本。 2002年，薄熙来在辽宁省主政期间，曾经镇压了大规模工人抗议，并扼杀了曾经短暂出现的独立工会。工人的这一抗争运动曾经非常著名，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曾长期呼吁释放该运动的两名工人领袖肖云良和姚福信，他们是薄熙来所推动的这一镇压的牺牲品。

薄熙来在重庆推行的政策也有涉及「社会层面」，但仍然是有限的。建设「经济适用房」的政策与其说是为了低收入家庭，不如说是为了控制房地产市场价格。而且这些住房项目大部分都是用来出售的，而不是用来出租的，而公租房事实上上是人口中最贫困阶层的最迫切需要。该计画的资金是通过出售国有土地所获得的。重庆市政府发起的另一项计画是允许农民获得城市户口，但以此为代价是要推行土地使用权的转让。这些政策确实广受欢迎，但同时给政府和地产商带来明显的商业利益。

作为薄熙来的搭档，重庆市市长黄奇帆谈到这些政策时说：「我们正在寻求20世纪80年代雷根——柴契尔似的模式。在经济危机的时候，我们认为应该给人民发钱，这样他们就能消费。如果经济形势足够好，失业率将会低，那么人民的日子就会更好。」

一些毛派分子，至少在最初阶段，他们将薄熙来的政策看作是与中央政府的资本主义政策的可能决裂。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支持者已经解释过情况并非如此。薄熙来和此后北京当局采用一些毛时代的方式希望以此一定程度上消除当局所面临的缺乏支持的局面，并从一部分工人和青年中获取支持。为实现一个真正的替代资本主义的政治选择的出现，我们必须从中共已经固化的政商勾结为主导的结构外去寻找道路。

针对红色文化的宣传和政府支持的对过去历史的回顾，正如中国政法大学的法学院副院长何兵在2007届本科生今年的毕业典礼上所说的，「他们鼓励你唱革命歌曲，但不鼓励你革命，他们鼓励你看《建党伟业》，但不鼓励你建党」。而这部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的电影却是由美国通用集团赞助拍摄的。 （注：本文原采纳诸多媒体的说法「何兵讲话是在研究生毕业典礼）上，但根据读者反映，何兵的这段讲话应该发生在2007届本科生毕业典礼上，特此修正）


电影《建党伟业》海报

春华

政治改革？

这就是中国当局特有的性质和与众不同的内部复杂性。尽管当局发出警告，但是不稳定仍然称上升趋势，而且当局也没有放松专制和控制；反而是在向与之相反的方向转变。这并不意味着当局不可能在环境影响下采取新的方针——但是这一需要有一场大规模的威胁到当局统治的群众抗争爆发才可能发生。但是，在这种状况下的向所谓的民主让步和放松专制控制等转变也许太晚了，以致于无法挽救当局。

中央党校的资深学者党建部主任王长江曾将这描述为，政府内部存在严重的「政改恐惧症」。

到目前为止，领导层中统治集团或者说统治集团联盟仍然坚持原有立场主张进行持续的但「机敏的」镇压。他们反对任何放松政治控制的举动，担心将可能导致更大规模的社会动乱、抗议、地区冲突和国家机器的分裂（自1989年以来，特别是派系斗争一直隐藏在背后而不为群众所知） 。而且，尤其是执政党内部强大的工业和金融利益集团担心，如果党一旦放松权力控制，将使他们的经济特权和垄断控制受损。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一再以非常模煳的口吻呼吁政治改革，而最近一次在伦敦的会议上他又做了如此表态，但是并没有提出一个具体的政策。事实是，温家宝的思想并不能构成任何影响深远地动摇政治制度。他抨击「权力过分集中，缺乏权力制衡等。」但他的补救措施就是更加明确和独立的法律制度（「法治」和更大程度上开放媒体，而不是赋予群众投票或组织的权利。 温家宝的想法反映了中小资本家和外国资本投资者的诉求，他们希望更多的法律保护以反对侵犯智慧财产权和更为透明的政府合同，但同时并不希望出现独立工会和不受束缚的工人阶级。

温家宝和党内改革派希望通过借助小心地增加一些「安全阀」来加强一党专制的体系，而并不是取代它。他们希望部分通过司法改革和建立更加自由的媒体从而加强私人企业的地位，并以此作为手段提升竞争压力迫使国有企业更有效使用资本。社会主义者明确反对这种论调，并明确指出，根据国际上「反垄断法」和去规则化的政策只会有利于新兴资本家而不是广大普通民众。我们指出只有工人对工业的民主管理和控制是实现真正的效率和满足公众利益的唯一途径。

虽然这些政改派在统治集团内部很大程度上属于寡不敌众。温家宝被允许一定程度上自由表达他的思想，特别是在其出访外国的时候（但是他的讲话也并不总是能在国内得以报导）。这部分是为了安抚改革派的焦虑，使他们对政治改革存有希望，尽管所有的证据都显示相反的情况，部分也是为了给外国的政府和听众提供相同误导的印象。媒体和司法改革是外国中产阶级自由派和资产阶级投资者所乐意支援的内容。

社会主义者要对任何将希望寄托在当局主导的政治改革上的想法提出警告。正如我们同样反对作为中国资本主义逐步发展的结果，民主也会自发地出现的想法。民主权利只有通过群众斗争才能实现。而通过社会主义纲领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力量，同时它需要将其他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的阵营中。

不可避免的，动荡会更为经常化和更激烈，新的工人和贫困农民的组织将会出现，并会学会如何保护他们自己和面对当局镇压时保持独立性。具有政治觉悟的工人和青年也将日益认识到在专制制度之下没有出路。

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20国峰会组织（G20）等资本主义经济组织所赞扬的经济刺激政策虽然避免了2008-2009年出现立即的经济低迷，但未能解决任何经济方面的根本问题。相反地​​​​，它们增加了经济对于债务驱动型投资的依赖，并制造出日益不稳定的通胀泡沫，而广大的工人和穷人正在为此承担代价。

因此，在某个阶段，中国最可能出现的前景将是一场巨大的社会爆炸，其规模甚至可能会把最近在中东发生的事件甩到后面。在政治判断上无法未卜先知地预测具体的时间表，但这是当前中国局势总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