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外工人的劳权状况

傑瑞米柯賓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二零二一年

前言

　　新冠病毒在全球爆發以來，上百萬在海外務工的中國工人滯留海外，無法返家。自2020年7月起，中國勞工觀察通過即時通信軟件、電話和電子郵件聯系上近百名在亞洲、中東和非洲一帶一路工程工作的中國工人，以及其他關註海外中國勞工權益問題的網絡公民記者、當地華人義工等。

　　我們在聯系上近百位海外工人之後，對其中22名在印度尼西亞、阿爾及利亞、新加坡、約旦、巴基斯坦、塞爾維亞等國的一帶一路項目上工作的工人進行了深度訪談，發現有以下侵權行為普遍存在：護照被扣留、限製行動自由、超時工作、沒有節假日、拖欠工資、被迫使用非法簽證工作、欺騙性的招募行為和虛假承諾、和當地社區隔離、恐嚇和威脅、工人如果想離職會被收取強製性的高額違約金、生病和受傷得不到醫療、惡劣的生活和工作環境、勞動保護和安全設備不足、無合理的申訴和維權機製、工人的言論自由受限、帶頭抗議的工人被懲罰等。

　　他們曾被保證會得到一份高薪工作以支持他們在中國的家人。然而，中國公司在他們抵達東道國後就沒收了這些工人的護照，並告訴工人，如果他們想提早離開，將會違反合同而被處以罰款，罰款數額通常相當於工人幾個月的薪水。這些工人不能自由更換雇主，沒有權利組織工會或罷工。他們的基本人權受到了嚴重的侵害，但由於身在國外而難以尋求中國法律的保護，強迫這些工人勞動的中國公司也不會受到任何懲罰。

　　新冠疫情在全球爆發之後，在幾百萬中國公民滯留海外時，中國政府推出全世界最嚴格的“五個一”政策和航班熔斷機製以限製飛往中國的航班。大量為一帶一路項目工作的中國勞工支付不起高額的機票費用、無法通過中國政府要求的核酸和血清IgM抗體“交叉雙檢測”

　　而拿不到綠碼、或者遭遇中國公司借口新工人過不來而不給安排回國，至今仍被迫留在工地上。在中國勞工觀察的調查研究中，我們已經發現有一些工人在工傷後由於被限製行動自由和得不到醫療造成了永久性殘疾，還有許多工人在工地和宿舍爆發新冠病毒時被感染。

　　我們呼籲中國政府加強對中國海外勞工的使領館保護，增加從中國海外勞工主要務工國家和地區回中國的航班，提供勞工包機，並建立以受害者為中心，且包括強迫勞動受害人的反人口販運預防、保護和賠償機製。

　　中國一帶一路工程中的勞工販運與強迫勞動概述定義

　　人口販運是一種現代形式的奴役，嚴重侵害被販運者的人權。國際上認同的人口販運定義指為了剝削目的而將婦女、兒童和男人置於和維持在被剝削狀態的過程。人口販運不僅是一個商業交易行為，而且常包括以下不同階段：

　　1，人口販運者招納潛在的販運對象。

　　2，遷移、轉運與藏匿。

　　3、被販運的受害者進入目的地被迫接受勞動剝削、性剝削、強迫婚姻、器官販賣等，無法自由離開。

　　人口販運在人類歷史上長期存在，是一項非常古老的犯罪，但直到19世紀，現代意義上的人口販運概念才開始進入國際社會的公共討論，20世紀初期，各國才開始製定法律和國際公約反對販運人口活動。2000年，國際認同的人口販運定義見載於聯合國2000年通過的《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及其《關於防止、禁止和懲治販運人口特別是婦女和兒童的議定書》(《巴勒莫議定書》)。

　　自全球化以來，勞動力和貨物跨越國界的流動驟增。販運者用欺詐手段使勞動者從其原籍國移往他國，直接或轉由雇主控製這些勞動者，進行對他們的經濟剝削並從中獲利。由於巨大的利益驅動，這一犯罪很難根除。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的估計，全世界有兩千五百萬人口仍然是強迫勞動的受害者1。

　　根據《巴勒莫議定書》，被販運的個人是否同意並不重要，只要招募行為導致對有關人員的侵害、欺騙、欺詐、強製或暴力。其將“販運人口”定義為“為剝削目的而通過暴力威脅或使用暴力手段，或通過其他形式的脅迫，通過誘拐、欺詐、欺騙、濫用權力或濫用脆弱境況，或通過授受酬金或利益取得對另一人有控製權的某人的同意等手段招募、運送、轉移、窩藏或接收人員。剝削應至少包括利用他人賣淫進行剝削或其他形式的性剝削、強迫勞動或服務、奴役或類似奴役的做法、勞役或切除器官”。人口販運包括性剝削、強迫勞動、強迫乞討、強迫婚姻、售賣兒童、器官販運等。雖然婦女兒童特別容易成為人口販運的受害者，但是男性，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生活貧困、教育程度低、缺少技能的青壯年勞動力仍然面臨著成為強迫勞動受害者的重大風險。

　　強迫勞動在受害者被販運至勞動剝削目的地之後，最重要的特征是強製，國際勞工組織將強迫勞動界定為“以任何懲罰相威脅，強迫任何人從事的非本人自願的一切勞動或服務”

　　2。這就是說，如果一個人因為懲罰或者被威脅受到懲罰，而無法離開違背他們自由意願從事的工作的話，他們就處於強迫勞動的狀況之中。這裏的處罰可以指拘禁或體罰，也可以是其他形式的可以有效阻止工人離開的威脅或虐待，例如，扣留工人的身份證件使其無法自由行動、不支付工人的工資、恐嚇向移民機構舉報驅逐工人出境，等等。

　　一帶一路戰略和中國海外勞工的權益困境

　　雖然中國媒體和學術界一直關註中國海外務工人員的權益保護問題，但面對一部分中國海外勞工長期以來遭遇的護照被沒收、被迫為債務勞動、限製行動自由、拖欠和克扣工資這些問題，雖然都是典型的強迫勞動風險指標，根據我們的研究發現工人在被侵權後首先聯系的是當地的中國領事館，但中國使領館在知情的同時，卻並沒有相應的人員配備和經費投入來監督追究這些嚴重侵害中國海外務工人員權益的行為。

　　2013年，中國提出了“一帶一路”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重組發展戰略，“一帶”指貫穿中國、途經中亞並延伸至東歐的陸地通道，“一路”指連接中國、東南亞、非洲以及中東各個港口的海上通道。這一中國面向全球發展提出的宏大計劃目前已經覆蓋超過全球三分之二的國家，以處於地緣政治敏感區的發展中國家為主。中國企圖在這些國家通過大規模的基建、能源和資源開發、運輸、工業建設、投資和其他貿易行為鞏固北京的全球影響力。

　　一帶一路在利用中國的財富和工業技術為中國企業帶來全球新市場的同時，也輸出了中國以超出底線的方式剝削底層農民工的經濟發展模式。一部分為一帶一路工程工作的中國工人由於被迫與當地社區隔離、身份證件被扣留、語言不通、被雇主以債務要挾、沒有合法的工作簽證、交通工具和求助渠道等原因，他們即使意識到了自己已經成為人口販運和強迫勞動的受害者，卻無法擺脫這樣的困境。尤其是很多一帶一路新興工程所在的東南亞、中東和非洲國家由於歷史、文化、殖民關系等因素影響，並沒有完善的反人口販運法律和政策，在預防人口販運和強迫勞動犯罪方面和有效執法的資源也不夠，無法為受害者提供人身安全保護、法律援助、臨時避難所和醫療服務。

　　同時，中國缺少對出國勞務事務的專門立法，沒有為海外勞工提供權益保護的法律依據。中國的《勞動法》和《勞動合同法》沒有境外效力，難以保護身處海外的工人。2008年中國政府機構改革後，境外就業人員權益保護的政府職能從原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被劃分到了商務部，但是商務部的主要職責是經貿，勞動保護並不屬於其業務範圍。中國沒有專門針對海外勞工安全保護與管理的政府機構，駐外使領館也沒有設立專門負責海外勞工事務的機構。

　　中國不但缺少充分有效的關於販運人口的數據，而且1997年《刑法》還將1979年《刑法》的販運人口犯罪的對象縮小到了婦女兒童，只有拐賣婦女兒童才構成拐賣人口犯罪，拐賣成年男子和對其進行剝削行為不構成拐賣人口罪。這就造成中國刑法目前對販運成年男子強迫其勞動者，只能用故意傷害罪、非法拘禁罪、強迫他人勞動罪定罪處罰。然而沒有中國和勞工所在國刑事執法官員的介入，指望不幸成為人口販運和強迫勞動受害者的中國海外勞工自己在境外取證並提起訴訟幾乎是不可能的。我們發現在工人試圖收集照片、視頻等證據，或者僅僅是和其他工人談論勞動權利被侵害的話題時，如果被發現都會被雇主製止和警告。

　　以上這些因素都造成了被販運到一帶一路工程所在國家工作的中國籍成年男性工人權益無法得到有效的保護。無論是所在國還是原籍國中國，都沒有強有力的刑事司法機關對操縱和剝削這些工人的犯罪者進行調查、起訴和定罪，也沒有以受害者為中心的預防、保護和賠償機製。

　　為了了解中國海外勞工的實際生活和工作情況以及新冠病毒疫情給他們帶來的影響，中國勞工觀察進行了持續半年的調查研究。我們發現，隨著中國經濟壓力增大和基建行業的放緩，農民工在家鄉附近和國內更難找到勞動報酬有保障工作，許多工人不得不轉向海外務工藉以養家糊口。然而一部分一帶一路工程的海外中國勞工受到從家鄉到目的國的中介公司、分包商、雇主等層層剝削，他們在被招募的過程中付了高額的中介費或者押金，並且被迫簽訂充滿非法條款剝奪他們權利的工作合同。雇主經常只給他們申請旅遊或商務簽證而非工作簽證，然後以解雇、告發遣送回國相威脅。工人不能自由更換雇主，沒有權利組織工會或罷工。困境之中的工人向中國使領館求助時，卻被告知無法得到幫助。

　　這些海外勞工離家幾萬裏在異國他鄉遭遇常見的勞動權利侵權例如克扣工資、扣留護照、強迫加班、工傷的時候，本身尋求保護或者維權的能力已經受到了嚴重限製，雪上加霜的是中國在疫情中對國際航班的限製政策、高昂的飛機票價、極端嚴格的新冠病毒核酸和抗體檢測要求，給一帶一路海外勞工返回中國帶來了巨大困難。

　　許多受困於東南亞、非洲、中東等地的中國籍務工人員至今仍然無法回到中國。中國網絡媒體、微信公眾號上關於海外中國勞工困境的文章一旦發表就會被迅速刪帖、封號消聲，以至於外界對這個滯留海外群體目前的絕望處境少有了解。

　　研究方法

　　本報告的數據主要來源於中國勞工觀察從2020年8月到2021年4月期間，通過即時通信軟件、電話和電子郵件聯系上的近百名曾經或者正在8個亞洲、中東和非洲國家的一帶一路工程工作的中國工人，以及其他關註海外中國勞工權益問題的網絡公民記者、當地華人義工等。

　　我們對其中22名在印度尼西亞、阿爾及利亞、新加坡、約旦、巴基斯坦、塞爾維亞等國的一帶一路項目上工作的工人進行了深度訪談，發現有以下侵權行為普遍存在：護照被扣留、限製行動自由、超時工作、沒有節假日、拖欠工資、被迫使用非法簽證工作、欺騙性的招募行為和虛假承諾、和當地社區隔離、恐嚇和威脅、工人如果想離職會被收取強製性的高額違約金、生病和受傷得不到醫療、惡劣的生活和工作環境、勞動保護和安全設備不足、無合理的申訴和維權機製、工人的言論自由受限、帶頭抗議的工人被懲罰等。

　　我們還收集分析了一些個案文件，包括勞務合同、工人在網絡上的投訴、集體請願書、個人求助信、企業內部文件、中國使領館文件、義工團體的工作記錄等。我們也對有關中國海外工人的新聞報道、學術期刊、國際法和中國法律與政策、政府報告等進行了分析。

　　我們利用滾雪球的抽樣方法找到了大部分的被訪談人，這個方法特別適用於研究對象是那些較難接觸到的人群。為保護參與者的隱私，我們將接受訪談的參與者編號並隱去了個人信息。

　　概況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標準對照一帶一路中國勞工的強迫勞動狀況國際勞工

　　組織強迫

　　勞動指標

　　CLW調查中發現的具體情況 提供信息

　　的被訪談

　　者

　　乘人之危 我們訪談的工人中，受教育程度最低的只有小學文化水平，書寫有困難，在自己的權利受到侵害時不知怎樣才能維權。他們不懂所在國語言，無法交流或求助，平時不能外出。這些工人一般受雇於工程分包商，完全依賴於老板提供住宿和購買食物，否則將無法獨立生存。在老板借口機票價格貴，不允許他們回中國的時候只能被強製留下來繼續工作。

　　#1 - #22

　　欺詐 我們訪談的工人幾乎都在出國務工過程中受到了欺騙性的招募行為。例如，承諾的高工資、勞動保護設備等都沒有兌現。還有原先招募時中介承諾給工人辦理合法工作簽證，到達後工人才明白自己沒有合法身份，是旅遊或商業簽證，屬於非法工作，而由於害怕被遣返又不敢向當地警方求助。

　　工人在工作期滿回國時，因為短期的旅遊簽證早已過期，還需要自己向所在國海關繳納一筆罰款才能出境。

　　#1 - #22

　　限製行動

　　自由

　　我們訪談的工人（新加坡除外）基本上都被統一安排居住在工程所在地的宿舍，大門有保安看守，平時如果沒有管理人員和翻譯允許和陪同則完全不可以外出。

　　#1 - #2、

　　#7 - #10、

　　#15 - #20

　　隔離 很多一帶一路工程地處偏遠，或者位於中國企業新建設的工業園區，再加上工人除了工作、吃飯、睡覺，每天從集體宿舍到工地兩點一線之外不讓外出，他們除了用手機和家人微信聊天之外，沒有和外界接觸的機會。

　　#1 - #22

　　身體和性

　　暴力

　　我們發現在一些鋼鐵和礦業公司普遍存在工人因不聽話、罷工或其他和管理人員的糾紛而被公司雇傭的保安拘禁和毆打的情況。在印度尼西亞的一個中國工人微信群裏，有人發布了一位工人被反復訓斥和扇耳光直到鮮血四濺的視頻，隨後有群成員評論說打人的是該工廠的翻譯。

　　#15、#17、

　　#18

　　恐嚇和威

　　脅

　　恐嚇和威脅是最常見的控製處於強迫勞動狀況中的一帶一路中國勞工的方法。最常使用的威脅包括向移民局舉報驅逐遣返工人、回國後報復、高額罰款、扣#17、#18

　　違約金等。強迫工人簽署放棄訴訟權利的聲明書和強製工人刪除手機上的侵權證據也很常見。在印度尼西亞一家鋼鐵企業的工人微信群裏，有一位中國工人工作期間從高處掉下來，群裏有人剛剛詢問了一句“今天安裝鋼結構掉人了嗎？人怎麽樣了??????”，該公司的人立刻就@了發問者，並問他是哪個分包公司的。

　　扣留身份

　　證明文件

　　我們訪談的所有工人的護照在國外工作期間都不在自己手裏，一般是在到達工作目的地之後，一下飛機護照就被公司負責人借口統一保管而收走。在有的工人由於親人去世、自己受傷等緊急狀況而必須回國時，也因無法得到自己的護照而不能回國。

　　#1-#22

　　拖欠工資 拖欠工資的現象在我們訪談的工人中普遍存在。一名赴約旦打工的工人在沙漠裏工作了五個月卻只領到頭六天的工資。兩名在阿爾及利亞的工人在2019年分包公司安裝工程接近尾聲時，因為有些工程材料沒

　　有到位，被強行留下維修安裝，以還沒有發的半年工資相要挾。後來由於分包公司負責人辭職找不到人簽字，一直到2020年10月仍未發工資，相當於拖欠了十六個月的工資沒有發，工人不得不借錢才能吃上飯。

　　接受訪談的工人中好的情況是工資被拖後兩個月才發，也就是開始工作時只管吃管住，第三個月才發第一個月的工資。差的情況是半年甚至更久才發一次工資，並且不會發全額，有的時候只發一半。

　　#2、#7、#9

　　、#10、#16

　　、#20 &

　　#21

　　債役 我們發現，出國務工的中國工人除了要向中介交納一筆幾千到幾萬元不等的中介費之外，還有一到達國外，就被雇主告知如果反悔回國就必須償還一筆債務（雇主通常稱之為違約金）的情況。如果工人無法償還這筆債務，是不會被允許提前回國的，必須無償為雇主工作幾個月，直到累計的工資總額等於違約金總額，抵消了債務，才會被允許離開。

傑瑞米柯賓

一位原來在阿爾及利亞務工，現在在安哥拉的工人說，他被迫交納了一萬七千元違約金才離開阿爾及利亞。另一位已經回到國內的工人說，他被迫在阿爾及利亞幹了五個月，工資總計兩萬六千多，因為雇主從中扣除他提前回國的違約金，最後只拿到手一千八百元。還有一位從沙特阿拉伯回國的工人說自己被迫工作了半年沒有拿到一分錢工資。這類強製性的提前回國違約金實際上是雇主給工人布置的債務陷阱，這一債務的數額一般大約是五到六個月的工資總額。

　　新冠疫情以來，由於大部分一帶一路工程所在國回中國的機票價格都增長了幾倍到十幾倍，在航班停飛，只有包機的情況下費用更高，很多雇主無視出國勞務合同中寫明支付往返的國際機票的條款或承諾，強製工人自負超出疫情之前的常規國際航班的票價溢價部分。然而這一強加給工人的債務往往也高達兩三萬元，工人無法承擔這筆債務，就不能回國，被迫繼續在工地上勞動。

　　惡劣的工

　　作和生活

　　環境

　　我們訪談的工人反映，工地上往往沒有基本的勞保用品，安全狀況也十分惡劣。我們聯系到的工人有因為被高空墜落的錘子砸到腰部而造成癱瘓，因為沒有恰當的保護用品而眼睛受傷，還有在工地上摔傷的。有的工人在工作中受傷之後，因為工程所在地醫療條件差無法治療，工人要求回國而不被允許，造成得不到治療的工傷逐漸惡化，甚至造成了永久性的殘疾。

　　2020年11月，青山鋼鐵在印尼維達貝園區煉鋼廠的一位工人在工作中被鋼包車擠壓死亡，在工人提供的現場視頻中，可以聽到現場管理人員喝令視頻拍攝者立刻停止拍攝並離開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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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6、

　　#17

　　過度加班 我們訪談的工人反映，到了海外之後，就被雇主使用各種借口變相延長工作時間，最差的情況是一天工作十二小時，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沒有休息日，和在國內招工時的承諾完全不同。

　　除了勞動時間過長之外，還有勞動期限被強製延長的問題。很多工人在疫情期間，務工合同已經到期，但是雇主借口說由於疫情，國內頂替的工人過不來，這些已經到期的工人必須繼續留下來勞動，不能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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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0

　　、#21

　　中國勞工觀察調查訪談中發現的勞工權益受侵害的其他問題

　　其他重大勞工

　　侵權行為

　　CLW調查中發現的具體情況 提供信息的

　　被訪談者

　　雇主不提供醫

　　療

　　我們訪談過的多名工人表示，如果身體不舒服，雇主不會安排自己去看醫生，最多只提供一些常見的消炎藥而已。他們沒有交通工具，語言不通，自己根本沒有能力獨立去醫院。

　　一些不幸在工作中受傷的工人，因為幾個月得不到醫療，造成了終身殘疾。

　　一位在印尼一家中國礦企的工人在2020年11月確診新冠病毒陽性之後，被公司安排在一間空宿舍獨自隔離了二十多天，沒有給予任何醫治，後其他工人發現他已經在宿舍死亡。

　　#1、#15、

　　#17、#18、

　　#19、#20

　　勞動合同中有

　　嚴重侵害工人

　　權益的霸王條

　　款

　　雇主不提供勞動合同或在合同中包含嚴重侵害工人權益的霸王條款的現象十分普遍，如一位工人提供的合同中包括以下條款：

　　“乙方在國外患病，屬工傷性質的，經甲方認可的醫院診斷必須休息的，方可休息。工資按基本發給。屬自身患病、惡劣天氣、及其他原因造成休息的不計發工資。”

　　#20

　　雇主借口違反

　　規章製度對工

　　人高額罰款

　　兩位曾在印度尼西亞務工的工人告訴我們，無論是在工作中違反廠裏的規章製度，還是酒後鬧事、賭博、和當地人打架等行為都會被公司罰款，最高的罰款數額是五萬元人民幣。

　　#17、#18

　　被中介和分包

　　商轉手倒賣

　　我們訪談的多名工人都表示自己在出國過程中和國外被幾個不同的中介和分包商轉手倒賣。例如一位工人說自己現在為中二建的下屬安裝公司幹活，他註意到一起工作的工友全都來自不同的私人老板，沒有直接雇傭的工人。他自己被倒了兩手，每個環節都會被抽取一定的工資百分比作為介紹費，所以拿到手的工資遠低於安裝公司支付的費用，只有不到一半。

　　#2、#19、

　　#20

　　沒有申訴和維

　　權機製

　　進入海外偏遠工地或封閉的工業園區工作的中國工人有時跟進入監獄沒有本質區別，每天能夠接觸到的只有公司管理人員、公司雇傭的當地保安和其他工人，沒有行動自由，沒有任何相關機構提供協助。

　　無論是新聞調查記者還是非政府組織都無法進入現場。有誌願者試圖聯系工程總包商或工業園區的總公司，得到的回復是這些工人都是分包公司招來的，總公司沒有權限去介入眾多分包公司的招工和管理，這就造成了一個法律的真空地帶，出現的一系列工人權利受侵害的問題得不到救濟，只會更加嚴重。

　　#2、#7、#15

　　、#17、#18

　　中國使領館拒

　　絕提供領事保

　　護

　　多位工人說，他們試圖給中國大使館打電話，反映自己的護照被公司扣留。中國大使館的回復是使館無權過問，讓他們去當地警察局報警。可是這些工人連工地大門口都出不去，語言不通，讓他們去報警完全不現實。而且工人害怕警方發現他們沒有合法工作身份，會受到刑事處罰或者罰款。

　　#2、#7、#15

　　、#17、#20

　　工人在網絡上

　　也沒有言論自

　　由

　　有工人提供信息說，印度尼西亞一家中國鋼鐵公司工業園區內，在出現新冠病毒群體感染和死亡病例後，公司只是隔離出現了發燒癥狀的工人，在網上全力封鎖消息，鼓勵員工之間相互舉報，誰也不敢在微信群裏發消息，因為被找到會直接沒收手機並關起來。

　　我們訪談的兩位關註滯留海外工人的誌願者告訴我們，他們在自己個人公眾號上發布的反映海外務工人員真實處境的文章常常在幾個小時內就被微信刪除了。一次，在發布了一篇提到具體公司名稱的文章後，一位作者接到了中國大使館和公司管理人員的電話，告訴他刪除文章並不要繼續關註這個群體了。

　　#7、#17、

　　#18

　　雇主的辱罵和

　　精神虐待

　　一位在印尼的工人表示，被領導辱罵是家常便飯，把所有責任都推到員工頭上，出了事第一句話就是責怪，其次是罰款。

　　一名在阿爾及利亞的工人因為父親逝世申請回國，領導只告訴他任何人到期的回國申請書全部轉送公司，怎麽安排是公司的事情，並說，“你是公司招的，不是我讓你來的，老板微信我推薦給你，有事直接和老板聯系。”

　　#17、 #20

　　人數

　　根據中國商務部《中國對外勞務發展報告》的數據，截至2018年12月底，中國對外勞務合作業務累計派出各類人員951.4萬人，年末在外務工人數99.7萬人。但這個數字不包括通過非法中介或者自己出國打工的人數。

　　由於跨國勞工通常把絕大部分收入寄回家中，而目前到底在海外有多少中國勞工並沒

　　有準確的統計數字，那麽世界銀行關於在國外的移民向本國匯回款項的統計數據就是一個有意義的參考指標。2018年全球僑匯流總量約達6900億美元，其中中國接收的金額 為670 億美元，是繼印度之後全世界第二大僑匯份額，這顯示出海外中國勞工的數目非常可觀。但是中國政府沒有專門針對海外中國勞工的管理機構，也沒有詳細統計和公布過一帶一路工程到底有多少中國工人參與。除了合法的工作簽證外，我們訪問過的工人大部分是通過旅遊和商務簽證在所在國非法工作，這些非法工作的中國工人並沒計算到中國的出國務工人員的記錄。

傑瑞米柯賓

一帶一路工人作為強迫勞動的受害者實例

　　以下是我們選出的一些有代表性的一帶一路工程中國勞工權益被侵害的例子。

　　受害者案例一

　　一名最近從約旦返回中國的工人對中國勞工觀察講述了他在約旦打工被騙和被迫滯留的遭遇。他在去年12月通過父親的一個朋友介紹去建設項目務工。他原本走之前在國內承諾的工資和合同都沒有兌現。剛下飛機護照就被收走，沒有工作合同可簽，還被告知，如果反悔回國的話要交人民幣八千元。

　　他因為貧困才出國務工，根本承擔不起那麽多罰金，無奈只能留下。宿舍是臨時搭建在沙漠裏的薄鐵皮房，溫度非常高根本無法入睡。從12月工作到4月，他只拿到六天工資，不得不從國內家裏打錢或者借錢生活。

　　疫情爆發之後，工人們沒有任何防護措施，直到當地政府來查看之後才一周發給一個口罩。四月份完工之後，他和其他工友要求回國，卻遭到項目部管理人員雇傭的當地保安驅逐，並以他們是旅遊簽不是工作簽相威脅，說如果工人再鬧事就叫移民官員來抓人。當工人們去中國大使館請願後，他在國內的家人接到公安局電話威脅說如果他繼續參與示威，“將拉入黑名單不讓回國”。

　　這批工人們在堅持每周去使館請願幾個月之後，終於在8月中旬被安排上一架包機回到中國。據他所知，在他離開約旦時，阿塔拉特油頁巖電站還有300多名中國工人被困無法回國。他希望把工人的情況傳遞出去，但因為家鄉公安局對家人的威脅，回國之前被公司強迫刪除了手機上所有的照片、視頻等證據資料，還被強製寫下不得泄露任何信息的保密聲明等原因而無法實現。

　　阿塔拉特油頁巖電站是中國在約旦最大的投融資和總承包的工程項目。中國工商銀行、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和中國進出口銀行組成的中資銀團為該項目提供融資共約16億美元。這個由習近平提出的”一帶一路“的重點項目由中國能源建設集團廣東火電工程有限公司總承包。

　　受害者案例二

　　一個現在滯留在阿爾及利亞奧蘭省的中國工人對中國勞工觀察說，他2018年到阿爾及利亞之後護照也立即被收走。跟他同機到達的一批工人大約有半數在得知護照要被扣後會選擇回國，但合同沒到期自願回國的工人被迫要承擔三萬五千元的違約金。這種情況下，堅持回國的工人只有讓國內家人匯款支付自己的違約金才能放人，否則要留下工作五六個月，直到幹夠了時間，工資和違約金相抵才可以換取人身自由回國。

　　他原來通過鄭州八方人才資源開發有限公司出國，交了一萬多元的中介費，和武漢林夕建築公司簽了為期兩年的務工合同，在2020年二月早已到期，但雇主拒絕根據合同約定為他提供回國機票，借口說現在回國機票很貴要三萬八千元，如果工人自願回國自己要承擔兩萬八千元機票費用。他被迫簽的勞動合同充滿了霸王條款，例如沒有約定固定的小時工資標準和工作時間，在兩年合同期間完全禁止回國探親等。他過去兩年中每6個月才能領到一次工資，還被非法克扣。中介當初承諾日工資280元，但實際上扣除夥食和各種費用之後最低只有165元，平時沒有休息日，自己休息就會被扣錢。

　　這名工人說在他的工地有70到80名工人想要回國但無法回國。他的前雇主在合同結束後把他介紹到中國建築第二工程局建造奧蘭省軍官宿舍樓的工地工作，負責水暖，但中建二局拒絕跟他簽勞動合同。他看到中建二局很少有自己的工人，都是借用私人公司的工人，但付給工人工資的時候私人公司老板會從每名工人的工資中抽成，所以他的實際所得只有工程總包商所付金額的不到一半。

　　這名工人最初出國前被告知給辦理工作簽證，但實際上是用中介申請的旅遊簽證來到阿爾及利亞的，如今早已過期。他非常渴望回家，已經有近三年時間沒見過自己的妻子和一兒一女，但是毫無辦法。

　　阿爾及利亞作為非洲領土最大的國家，被中國稱為“一帶一路”倡議的優質合作夥伴，具有示範和引領作用。在中國商務部發布的對外投資合作國別（地區）指南中提到，在阿爾及利亞的中資企業工人罷工事件時有發生，大多由勞務糾紛引起。主要原因是企業違規分包、層層分包現象依然存在，導致項目管理脫節、工期滯後，工人利益無法得到保障。另外由於企業與工人未簽訂合同，未明確各自權利與義務，導致雙方對於合作細節和糾紛處理存在嚴重分歧。

　　中國商務部的同一指南中還提到，阿爾及利亞法律規定，雇用外籍工人時，需向地方勞動部門提交申請獲得外籍勞務指標，辦理簽證還需經過勞動就業 部和外交部批準，手續較為復雜。外籍工人入境後，需辦理勞動證，勞動證有效期2年，可延期。另外，還應向當地警局申請辦理居住證。社會保險方面，外籍員工一律享受當地的保險(有國際協議另外規定的除外)，企業必須按規定為外籍員工辦理各類保險。

　　中國勞工觀察訪談過的多名在阿爾及利亞務工的工人都表示，自己的護照被迫上交保管，沒有勞動證或居住證，也沒有任何保險，生病的話只能硬抗過去，沒有醫生可看。

　　受害者案例三

　　一名最近從印度尼西亞返回中國的工人告訴中國勞工觀察，自己被中介騙上飛機來到青山鋼鐵在印尼項目的工地，做倉庫保管員，並開三輪車換氧氣瓶和丙烷，給工人送水等。

　　他在培訓一天之後就開始上班，沒有休息日，都是自己感覺太累了的話就休息。但是自己休息沒有工資，而且休息次數多了就會被懲罰不能上班，直到工人求情認錯為止。他認為自己是強迫勞動的受害者，沒有人身自由。

　　他說，每天早上公司給工人開早會，實際上是給工人天天洗腦，無論是工人不聽話還是違反廠裏的規章都被要強迫向公司繳納巨額的罰款。比如說，安全帶鉤子沒有掛，工人就要被罰款人民幣現金一萬元，需要在收到罰單三天內交給公司，否則就是雙倍罰款。如果工人打架，罰款是五萬元人民幣，賭博罰款是五百到一千元，酒後鬧事和亂停車都是五百到兩千元，工地違章行為是兩千到兩萬元不等。工人被要求像犯人一樣聽話，接受軍事化管理，使自己吃苦耐勞，好好聽話幹活。工人的護照都被公司扣留，也沒有簽訂對工資標準有明確約定的勞動合同。

　　他在三月份就申請回國，但公司不放人，強迫他留在工地上繼續工作。他在六月份再次申請，還是沒有被允許回國。結果在七月中旬在工地摔倒，一條腿失去知覺，公司借口最近的醫院離工地有半天距離，三個月沒有給這名工傷工人提供任何醫療措施。他在受傷後的一個月大小便不能自理，不能行走，也無法洗澡。在沒有得到任何治療的情況下，受傷的腿逐漸變形萎縮，需要靠雙拐行走，仍然無法生活自理。

　　他與中國勞工觀察聯系時，已經在雅加達機場附近的賓館裏滯留了兩個月。同時滯留的還有來自同一公司的一百多名工人，他們都因為缺少適當的防護措施和惡劣的宿舍衛生環境而感染過新冠病毒，公司借口核酸和抗體檢測結果不合格，一直拒絕安排他們回國。然而他向我們反映，經過多次檢測各項指標都合格，但公司就是不安排他的回國航班，也不讓自己購買機票。有一百名左右工人因為同樣的借口被拘禁在這個賓館，平時只能待在自己的房間，不能串門或者在樓道裏走動，很多工人心理瀕臨崩潰，像發瘋一樣罵人或者大喊大叫。這名工人認為青山公司和中國使館害怕輸入的新冠病例觸發航班熔斷機製，每個航班只給批準幾個工人登機，這樣即使都是陽性結果也不會影響航空公司的航班被熔斷，而且不知道為什麽青山公司的工人只能夠安排乘坐廈航和南航的飛機。

　　他說，自己第一次出國，因為工傷公司不給治療，造成一條腿的部分功能喪失，即使回到家也變成了一個終身的殘疾人，不知道將來怎麽才能生活下去。

　　受害者案例四

　　我們聯系到一個在阿爾及利亞的工人石祚元，60歲，蘇北贛榆人，現在阿爾及利亞北部的布法裏克（Boufarik）一帶打工。家屬稱他已經在非洲打工七八年了，一年中大部分時間都在異鄉。他2020年3月患病後一直要求工程隊安排回國治療，癥狀有頭暈，頭疼，拍片子顯示頸椎主動脈上有很明顯的斑塊。但被蘇北和魯南地區赴阿打工人員的包工頭曹元（人稱“曹翻譯”）拒絕。曹元與石祚元所在包工隊的另一位“負責人”，同時也是工程隊駐尼日利亞“負責人”韓培良的手機都無法接通或接通後立即被掛斷。

　　包工隊已經告訴石祚元，目前還得繼續在這裏幹活，沒有飛機，快也得十一月份，工程完成了才能回去，國內人來不了，他們必須把人留下來，這裏很多人生病。疫情威脅、生病無法得到治療、語言不通、收入微薄是主要困難，“他們天天工作，一天十幾個小時，有技術的，砌墻的，技術好的，250元人民幣一天。” 石祚元的叔叔，加拿大艾伯塔省市議員石清說，政府不為這些勞工安排包機回國很大程度上是有防止大批工人們攜帶新冠病毒回國的考慮。這些勞工即使自己想回國，因語言障礙也無法獨立完成訂機票、付款、申請過境簽證等一系列手續。在當地生病的勞工孤立無援，不知道去哪裏就診、沒有錢、也難以在包工頭不提供翻譯協助的情況下向醫生說清癥狀、唯一得到的只有消炎藥。

　　中國勞工觀察向石祚元本人了解到，他的護照被包工隊“負責人”以統一保管的名義收走，不在自己手中。這樣他沒有選擇，只能繼續工作。石祚元所簽的工作合同也被公司“保管”，只知道公司名稱是“中國美華建築有限責任公司”，註冊地在四川廣元，在招聘網站上稱在阿爾及利亞從2005年就開始承接大小工程項目。

　　由於他的身體狀況不斷惡化，這名工人在國內的家屬最終自己支付了三萬多元購買回國機票。

　　受害者案例五

　　一名曾任職於一家在印度尼西亞的中國礦業公司的雇員告訴中國勞工觀察，他對一帶一路轉移產能過程中各種壓迫工人的行為深感震驚。例如，煉鋼爐會噴出大量的灰塵，但是中國公司一般不采用環保設備來降低灰塵，一是印尼當地政府腐敗，收了錢就當看不見，二是對工人沒有發放防護措施，時間長了工人們都會得上矽肺病。又如，中國公司利用巨額罰款和體罰來控製中國工人，扣押護照也基本上是每家公司的做法。

　　他指出，在印尼的中國工人至少在二十萬人以上。印尼移民局正規發放的工作簽證有五萬多張，但是鋼鐵和礦業公司中往往80%的工作人員都是商務簽證，屬於非法打工，但是印尼政府在收受中國公司的賄賂之後對此視若無睹。

　　他所在公司的工資發放方式是工廠負責操作設備的工人按月發，但一律推後兩個月，也就是當月的工資要兩個月之後才發放。負責土建和設備安裝的多個分包商招來的工人來自中國各地，工資發放日期不固定，有的是三個月發一次，每次只發80%的工資。工人合同期滿之後也不讓回國，被迫繼續工作，如果試圖罷工會被公司保安關押起來、體罰和罰款。

　　2020年發生了多起印尼工人和印尼當地居民針對中國鋼鐵和礦業公司的示威抗議和沖突。在最近一次沖突發生時，他工作的公司強迫一些中國工人去看守工廠，並發給這些工人鋼管和石塊，命令他們用這些作為武器攻擊試圖進入工廠的印尼示威者。結果有十幾位中國工人在沖突中受傷。

　　他工作的廠區有一名中國工人，在2020年7月27日幹活時左眼受傷。工人去找分包公司現場負責人要求看醫生，結果不但沒有得到治療，負責人還叫來駐廠保安把這位工人拘禁了三個多小時，後來在工人強烈要求下送到醫院，但是當地醫療條件差，無法處理眼外傷。第二天，這名工人請求分包公司現場負責人安排回國治療，但分包商表示，總包公司不允許工人回國，並告訴他，“眼睛瞎了就瞎了”。

　　這名工人受傷以來一直被強迫繼續工作，沒有得到任何治療，現在受傷的左眼已經失明了。

　　受害者案例六

　　中國勞工觀察在過去半年多時間內訪談了多名在新加坡務工的中國工人和對工人提供物質和心理支持的新加坡華人誌願者。因為新加坡政府對外國勞工有嚴格的專門管理機構，這些工人被統一安排在擁擠的集體宿舍居住，無法避免感染新冠病毒，在其他不利於維權的方面也有共同點，因此我們在這裏做統一綜述。

　　根據中國商務部《中國對外勞務發展報告2018-2019》的數據，中國實際在新勞務人員超過15萬人，約占新加坡外勞總數的10%3，以從事建築、製造、餐飲、交通運輸等低端勞動崗位為主。據每日經濟新聞2020年4月23日報道《一顆“定時炸彈”引爆疫情，新加坡GDP創十年來新低》4，大約有20萬名外籍勞工住在新加坡專門修建的43處勞工宿舍，另有約10萬人住在工廠改建宿舍和在工地建造的小型宿舍。

　　通常，勞工宿舍每間房會安排12-20名工人共同居住。他們共用洗手間等公共設施。

　　整個宿舍擁擠不堪，衛生條件堪憂，保持一米的社交距離根本不可能。而在工地臨時建造、改建的宿舍或臨時工棚普遍比政府提供的宿舍條件還要差。新加坡政府在意識到外勞群體中病毒正迅速傳播後，於4月7日開始嚴格隔離外籍勞工宿舍，工人不能工作也不準外出，失去了收入來源。一直到8月份所有宿舍完成檢測後大部分工人才開始復工，但只有去工作的時候才被允許外出，除去工地外其余時間還是與新加坡居民社區隔離開來。新加坡的一個本地義工團體告訴中國勞工觀察，9月份發現新病例後又重新隔離的有一萬多名勞工。只要宿舍裏發現一起新冠確診病例，整棟大樓都會立即被再度封鎖，有些情況下即使工人需要去醫生處看病也不被準許離開宿舍。

　　新加坡迄今為止共有五萬八千多起新冠病毒病例，其中住宿舍的外籍勞工的感染人數占到了93%左右，約五萬四千多人。根據新加坡衛生部的數據，到2020年9月21日為止，宿舍客工的感染率已達到16.82% ，是新加坡本地居民感染率的400多倍5。在2020年12月新公布的血清學檢測（可追溯一個人過去是否感染過該病毒）顯示，還有將近十萬名外籍勞工曾經感染新冠病毒。將核酸檢測和血清檢測結果相加，在住在各地宿舍的32.3萬名外籍勞工中，確診人數高達15.2萬名，幾乎占了工人總數一半。

　　目前已經死於新冠病毒感染的中國勞工有三位（51歲江蘇南通啟東的顧振飛、41歲安徽肥東縣的吳利友、42歲江蘇連雲港東海的楊小磊，其中楊小磊是在確診感染新冠病毒住院又出院後在醫院賓館隔離期間突然去世，去世後約兩天時間才被發現，且死訊和死因至今並未被新加坡當局公布。而新加坡的新冠病毒死亡總人數至今統計僅為29人。

　　我們訪談了對中國工人進行持續捐助的微信群組“捐助湖北獅城愛心群”組織者熊剛和李文梅。他們告訴中國勞工觀察，目前在新加坡的中國工人們面對三大問題，一、想回鄉但無法回鄉；二、薪資受影響；三、擔心同座宿舍或一同工作的同事是否患病，並為自己的健康和生命感到擔憂。除此之外，不少工人在遇到問題比如護照和工作許可被扣、雇主不簽合同、克扣加班工資等的非法行為時，不清楚要找誰，也不知道可通過哪些有效且及時的管道求助。中國工人基本上不懂英語，收到英文信件就看不懂，打電話求助時，接聽者若是說英語的，他們也會直接放棄。

　　當地義工們也看到很多人對客工的誤解和歧視。熊剛和其他誌願者曾遭遇過網上的攻擊，當時有人發視頻辱罵中國工人，讓他們滾出新加坡。有的新加坡人覺得外籍工人不需要幫助，甚至侮辱他們。有人認為，他們有工資，不用幹活，還有吃的，實際情況並非如此，盡管新加坡人力部宣布客工雇主已經獲得政府的資金支援，每個月政府補助每位客工750新元，但允許雇主在扣除客工的房租和夥食費之後才把剩余的部分發放給客工。

　　“新加坡萬事通”7月18日報道引用一名在客工宿舍裏隔離的中國工人稱，4月份補貼只領到450新元（約人民幣2250元），5月份補貼只領到400新元（約人民幣2000元），而6月份補貼在7月下旬仍未見蹤影6。一名已在新加坡工作9年，曾受雇於“Yangzijiang PrivateLimited”的中國工人對中國勞工觀察說，自己從4月初就一直被隔離，到9月中旬才領過2個月的補貼。

傑瑞米柯賓

在長達八個月的隔離期間，新加坡政府提供的夥食經常不合中國工人的飲食習慣，他們只能自己另外想辦法買東西吃或者靠義工們捐贈的方便面、榨菜對付。這讓他們感覺很受挫折、被邊緣化、弱小無助。絕大多數中國工人要每月往國內寄錢養家，在不能出工失去收入來源的情況下，有人甚至不得不請求義工幫忙給手機流量充值才得以和家人保持聯系。已經有好幾個中國工人因為長期壓力和孤立的處境而試圖自殺。

　　當外籍工人受工傷時，可能要等待好多個月才能得到傷殘補助的評定，在這段時間內他們的工作許可會被取消，改發給特別準證，也失去了收入。一個由於工地高空墜物受傷癱瘓的工人告訴我們，他對新加坡醫院采取的消極治療措施很失望，但是又對回中國尋求醫療猶豫不決，因為他的工傷案子還沒有處理結束，如果他離開新加坡特殊準證就會被取消，新加坡勞工部除非在需要外籍工人出庭的情況下，一般不會再發給入境許可。他擔心自己一旦離開新加坡，在工傷仲裁中將無法全面維護自己的權益。

　　新冠病毒疫情對一帶一路工人回國的影響

　　中國政府在2020年3月底就開始施行嚴格限製入境客運的"五個一"政策（國內每家航空公司經營至任一國家的航線只能保留1條，且每條航線每周運營班次不得超過1班；外國每家航空公司經營至中國的航線只能保留1條，且每周運營班次不得超過1班）。因為航班很少，回國的需求很多，經濟供求規律的作用造成天價機票且一票難求。海外中國勞工這個群體與在海外探親、旅遊、經商等的中國人以及留學生相比，在多個方面都處於弱勢。他們沒有經濟能力包機或加價從中國票代或票販子手裏搶到機票，很多時候回不回國也不是他們自己說了算，而要聽包工頭的安排，自費買了高價機票回國的工人相當於幾個月就白幹了。

　　2020年8月至11月期間熔斷的很多航班查出來的陽性基本上都是海外工人，這一方面從側面反映出了海外中國勞工群體裏的新冠病毒感染率之高，另一方面航班紛紛熔斷後造成工人回國難上加難。例如：

　　據上海市衛健委官方微博消息，8月9日0—24時，通過口岸聯防聯控機製，上海報告18例境外輸入性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病例1—病例3均為中國籍，在阿聯酋工作，乘坐同一航班，8月5日自阿聯酋出發，8月6日抵達上海浦東國際機場，入關後即被集中隔離觀察，期間出現癥狀。綜合流行病學史、臨床癥狀、實驗室檢測和影像學檢查結果等，診斷為確診病例。病例4-病例18均為中國籍，在阿聯酋工作，乘坐同一航班，8月7日自阿聯酋出發，經斯裏蘭卡轉機後於當日抵達上海浦東國際機場，入關後即被集中隔離觀察，期間出現癥狀。綜合流行病學史、臨床癥狀、實驗室檢測和影像學檢查結果等，診斷為確診病例7。

　　又如：

　　據網易新聞報道，8月19日TR138次航班是酷航復航新加坡—天津的首個航班，然而首航就出現了8月19日確診的5個病例，是5名中國籍在新加坡工作的男子，同乘從新加坡飛回中國的TR138班次抵達天津濱海國際機場。其中四人為建築工地工人，一人為某公司職員。另有7名中國籍男子被查出無癥狀感染，7人均為新加坡建築工地工人，也是同乘TR138班次抵達天津。據此，酷航新加坡-天津TR138航班將暫停運行4周。

　　“新加坡眼”8月22日報道，新加坡直飛中國上海的吉祥航空在8月21日也緊接著宣布航班觸發熔斷機製，此航班確診人數為5人，皆為在新加坡工作的中國公民。他們8月14日自新加坡出發，8月15日抵達上海浦東國際機場，入關後隔離期間出現癥狀，診斷為確診病例。另外，8月14日新加坡飛往西安的航班MU2070至目前為止，確診人數已超過10人，患者多為無癥狀感染者，截止目前為止，共計15例確診病例。近期，中國共有至少46起輸入病例來自新加坡8。

　　據新加坡華人華僑反映，8月28日起每人從新加坡飛中國都要做核酸檢測。但在新加坡官方檢測中，殘留在出院病人體內的病毒碎片，雖然仍可能導致在出院後數周甚至數月裏檢測呈陽性反應，但這些康復患者並不具傳染性。新加坡衛生部認為康復了，允許他們登機，可是和中國標準不一樣，導致多人從新加坡飛中國在機場確認陽性，一趟航班超過五人確診即熔斷一周，8月底國航是唯一一個沒有被熔斷的中國航司。

　　2020年11月初，中國政府公布了更加嚴格的新冠病毒核酸檢測和血清IgM抗體檢測雙陰性的登機要求，由於很多一帶一路工程中國工人所在國並沒有到中國的直航航線，需要轉機，而中轉機場可能並不具備檢測條件，這些工人們回國更加困難。

　　為什麽很難找到願意發聲的工人？

　　中國勞工觀察自2020年6月以來一直關註海外中國勞工的狀況。我們從工人們那裏收集來的信息表明：工人不願接受媒體采訪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擔心自己的身份被曝光後，回到中國可能會被指控“涉嫌違反國家法律，從事危害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的活動”等。

　　201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情報法》第十四條稱，“國家情報工作機構依法開展情報工作，可以要求有關機關、組織和公民提供必要的支持、協助和配合”。工人們之間往往通過微信包機群裏的交流有一定的聯系和了解，但也非常擔心如果在微信群裏發表自己的真實想法就會被其他人舉報。

　　一名曾在印尼滯留了幾個月的工友表示，不敢在微信群裏問太多其他工人的處境如何之類的問題，也不敢發牢騷，因為不知道會被什麽樣的人看到從而懷疑自己對政府不滿。

　　他在回到中國入境海關時，被邊檢人員要求出示手機拿走查看後才允許離開，並特別仔細地查看了微信程序內各個群組的信息。

　　一名從約旦回國的工人說，自己在回國前被公司管理人員要求把手機裏有關工作場所的照片、視頻等信息，以及其他工友的聯絡方式全部刪幹凈之後，並被強製簽署承諾書不向外界泄露任何信息之後，才被允許離開。

　　近年來隨著在海外打工的中國勞工人數不斷上升，他們的權益受侵害的很多狀況也逐漸被媒體披露，但當工人們試圖維護自己基本權利時卻往往面對著“中外夾擊、兩邊受罰”

　　的尷尬處境。例如：

　　1999年《江南日報》報道，中國成都法院將在科威特打工時組織工會進行罷工的四川建築工人陳先貴，以"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名，判處入獄兩年9。

　　據鳳凰網報道，2008年4月1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姜瑜在例行記者會上說，在赤道幾內亞承建工程項目的大連某公司的近百名勞務人員不顧當地法律進行罷工，中國勞工與分包商之間的勞資爭議最終演變成了一場當地警察與中國勞工的對峙，結果警察開槍造成中國勞工2死4傷10。

　　2012年11月26日新加坡地鐵有限公司SMRT公司171名中國籍司機集體罷工後，《海峽時報》等媒體報道，有五名司機被判六到七周監禁，29人在罷工發生後立刻遭遣返，另有大約150名工人受到警告11。

　　小結與建議

　　自從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爆發以後，很多國家都迅速開展大規模的撤僑行動，幫助滯留海外的本國公民回國。例如英國廣播公司報道印度從2020年5月7日起提供包機，計劃陸續接回在阿聯酋、科威特、阿曼、卡塔爾、沙特阿拉伯、巴林、美國、英國、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孟加拉等國務工的20萬印度公民12。據《曼谷時報》報道，截至2020年9月4日泰國政府的撤僑行動已通過海路、陸路和飛機接回了8萬2631名滯留在海外的泰國公民，每天接回600多人，和撤僑早期的每天200人相比有很大增長13。

　　中國1998年簽署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公約》第十二條第四款明確規定，任何人進入其本國權利，不得任意加以剝奪。然而在幾百萬中國公民滯留海外時，中國政府反而推出全世界最嚴格的“五個一”政策和航班熔斷機製以限製飛往中國的航班，造成大量中國人無法回到中國。在滯留海外的中國人當中，海外中國勞工是最脆弱且無法發聲的群體之一。

　　我們建議中國政府在現階段采取以下措施幫助海外中國勞工：

　　1、對一帶一路項目中的用工企業采取有效監管措施，確保在海外的每一位中國工人都能夠自己保留護照等身份證明文件，並持有在一帶一路項目所在國家的合法工作簽證。

　　2、增加從海外中國勞工主要務工國家和地區回中國的航班，提供勞工包機。

　　3、加強對海外中國勞工的使領館保護，開通海外中國勞工救助綠色通道，如開通勞工緊急救助熱線、心理咨詢熱線、翻譯服務熱線等。

　　4、準確統計並定期公開新冠疫情中滯留海外中國勞工的人數、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數、及因感染新冠病毒死亡人數等。

　　從長期來看，中國勞工觀察認為中國政府應該設置專門保護在海外工作的中國工人的機構，製定完善的反人口販運法律製度，積極調查、預防和救助人口販運犯罪受害人，包括在境內外被強迫勞動的成年男性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