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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海外留学生写给乌有之乡的信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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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9-17 16:30:03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远航一号 于 2021-9-20 06:35 编辑

  我是一名现居海外的中国留学生,想讲讲我在这个时代的思想转变,以及我所认识的,中国和西方社会中根本的问题是什么、从哪里来。以此,跟我同龄的青年朋友们交流,希望能够共同进步。

  成长在扭曲的年代


  我于1999年出生在一个内陆省份,父母都在省会城市的体制内工作。小时候,由于父母工作地点离家远,是外公外婆抚养我长大。我对他们的印象是,他们是很慈祥的,在这么长的年月里相互扶持,彼此也相爱。然而,成长在那里,在很早的时候我没有意识到,他们对子女的爱是一种非常自私的爱。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点是,他们对学习成绩、排名、名次之类的事情极其注重,从小就跟我灌输“你要做一个天才,考上名牌大学,才能有出息。如果你不是一个天才,那么你活着就没有价值”这样的话。于是,幼儿园结束后我便被送入一所“私立小学”,因为他们听说那里对孩子的教育特别严格,能够考出好成绩之类,比公立小学好。

  那里不仅有所谓“国学教育”(像是解放前私塾的一种退化版,背诵三字经,弟子规,论语之类),还有一些非常崇洋媚外,纯粹是为了满足家长们的崇洋媚外心理的超前英语培训,包括抄写英文莎士比亚戏剧这样的完全没有意义的课程和活动。我在抄写时,因为完全不认识那些单词,就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记录、抄写。

  然而,就是从这些荒谬的东西里,也许我那时,从这个环境中被培养出来,也就是属于这个环境吧——我深深地相信那个价值观:不成功的人,是没有生存价值的;而在这世界上,这样的价值观在我生长的那个环境中,简直是默认的事情,绝对不可能被怀疑的事情。于是我仗着脑子灵活,善于做题学习,以一种朴素邪恶的恃强凌弱心理去鄙视那些学习不好的同学们。我记得那时我在与爸爸妈妈坐车时大声咋呼:“学习不好的人,就该长大后进监狱!”我记得爸爸妈妈笑着说,是的,这样才对。

  对我来说,成绩就是权威,考场就是战场。考试考出的名次,就是我做人的价值;当然那些考不出好名次的人,是男是女,是穷是富,迎接他们的都会是悲惨的未来。我身体并不好,打架打不过别人,学习成绩就是唯一的指靠。甚至,由于学习成绩好,我可以非常名正言顺地带领同学反抗老师的权威,因为那时我就感觉到,老师也是一群被校领导们拿学生成绩算绩效工资的窝囊废;即使他们再生气,由于我的好成绩,他们也得用力哄着我,不敢把我怎么样。

  然而,在小学三年级时,家人去看房子途径一座水库,那时水库里因游泳死了三四个少年。他们的父母没有来认尸,尸体就被扔在岸边腐烂发臭,绿色的苍蝇在他们身上飞舞。那个场景对我造成了极深的印象,我不知道是为什么。也许是因为它在真正地冲击了我——有一些人,过着如此的生活,生与死,都没有人在乎。为什么会这样?在这之前,我也是不在乎的那群人之一:我有理由认为,家人在体制内工作,有官当又有公务车开,我又成绩好,肯定有一个好未来;这些人也许就是城中村子弟,注定在底层一辈子,甚至你看,死在这里,也是被扔掉,被苍蝇吃掉……

  这些话我曾经听着并不刺耳,但当真正看到苍蝇在尸体上飞舞的场面时,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太阳和绿树下水库波光粼粼,苍蝇嗡嗡响啃噬着发青发臭的尸体。直到现在,我还对苍蝇有一种生理的厌恶,不想看到它们,甚至不想拍死它们。进到房间中的苍蝇,我从来都尽力赶出去。当我后来读到毛泽东在延安对斯诺讲的,他童年时在长沙城楼上看到的那些因在灾年要粮而被斩首的百姓人头时,我想他应当也是在看到这场面时,真的产生了对剥削系统本能的、发自骨子里的厌恶吧。

  一段时间后的期末考试考试造句时,用“渐渐”这个词造句,所有人都在写“太阳渐渐地升起了”“花儿渐渐地开了”这样的标准句子,只有我写了一句这样的话:“尸体渐渐地腐烂了”。

  我也不知道这句子给了班主任老师怎样的冲击,只知道那时她吓坏了,叫了我的父母。我母亲骂我心理阴暗,不正常,叛逆。孩子容易说出非常直白的话;我在作文里也异想天开,杜撰母亲是如何迫害我的。现在想来,也许我那时感到了家庭给我的这种价值观的压迫性,我真正的意识就是从那时复活了。

  那时因为这件事,家里怀疑学校的教育有问题,就把我转到了爸爸工作的地方的一所小学,由父母抚养。当时爸爸在局里当处长,还给小学的校领导开了一顿饭局,我才得以被转进这所小学做插班生。但那时我虽没有清晰地认识到这是我的价值观产生了变化,但我却已经不再在学校用全力好好学习,放学后就去城中村网吧打游戏。

  所有身边的人对我说的话,都是“我这样要求你,是为你好”;“社会的规则就是这样子,你只有有本事,别人才会尊重你”;“你去大街上,谁去跟你说这道理!”我潜意识里痛恨着身边所有人,在纸上画小人画,画成千上万的人被丢进焚尸炉,这会使我感到一种强烈的快感,好像这些人的罪恶都受到了应有的审判;但在现实中却因为不能离开父母生活,想要得到他们的爱,而对自己的成绩下降感到愧疚。外公看到我成绩下降,极其忧虑担心,爸爸在家就经常揍我。

  临到小升初时,教育系统的潜规则在那时已是发展得极其夸张了。升学考试因为违反国家政策,升学率高的学校举行升学考试,是秘密进行的——甚至是在某些补习机构的庇护之下。我在一个补习机构,进行了前后四场小升初选拔考试。孩子们的教育,可以说几乎完全被这些毫无价值取向的、目标仅为提升升学率的经营性机构所垄断;所有人嘴上说的“价值取向”已全是表面功夫,“爱国”“爱社会主义”之类的词的实际含义其实已只有成功与失败,而他们迎合的,就是我的家庭这样的大多数城市中产阶级对孩子的阶级焦虑——“我的孩子,一定要成为人上人”

  考上这所有名的初中后,我非常幸福,感到自己又从父母那里得到了爱,爱就是孩子这么拼命挣来的——因为当你不为自己努力,没有“好未来”,你便没有了生存的价值,父母也就理所当然地没有抚养你的价值了。很多次,在考得很差的时候,因为顶撞爸爸,他就在半路上靠边停车打开车门,威胁要扔掉我,因为我如不成功,便没有价值。我除了哇哇大哭以外,做不了任何别的事情。我相信这不仅是我家里发生的事情;在这所初中我遇到的无数少男少女,这些被称为“祖国花朵”的孩子们,都受着同样的待遇;我们又是同样地仅为了家人的一点笑脸,就拼命地互相竞争、互相伤害,因为整个社会,都坚信着这样的东西,即使他们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领导——即使他们中的很多人,像我爸爸,都是党的干部。

  我见到宿舍里十一二岁的孩子们半夜起来竞赛着打灯学习,班主任在班里对这种行为明贬暗褒;女同桌拿小刀在左臂刻上几十道伤痕,展示给姐妹们看时她们并不觉得惊奇。我那是不理解这是为什么,后来看到一部美国纪录片里,一些参与甚至领导“同性恋矫正疗法”的同性恋人士因不满自己是“残缺的”同性恋,从而厌恶不是“合格基督徒”的自己,本能地用烟头或烧红的硬币之类的工具进行自残。我想,那时孩子们对自己的厌恶,就是在这个“奋斗就是道德”的社会,厌恶自己的“失败”。

  爸爸之所以这么对待我,是因为他坚信这世界上强者为王,要受尊重,只有变强。没有正义存在,因为强者就是正义。一切国际关系都是因为利益,当上了领导的就不可能为正义而牺牲任何利益。这种价值观也出自他自己的经历。他生在农村,80年代初,他的父母因为白血病和肝癌无钱医治而双双去世,几个哥哥根本不想管他这个小弟弟,便把他送给了省城郊外一户没有男孩的农村人家。在那个人人都在发财的年代,他在家里就是为了“有出息”而被培养的,养父母也亲口说过很多次,他们养他只是一种投资。他如果学习不好,就得不到爱;于是在姐妹在电视上看还珠格格的时候,他头悬梁、锥刺股地学习。

  初中时,他每周回家经过很多土路,要骑四五个小时自行车才能到家。一天他的自行车的轮子被路上的石子刺破了。那是80年代初,他去求某个车店补胎,车店要他五角钱,可是他没有。因为没钱,他们拒绝给他补胎。他这么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推着跑了气的自行车,走了整整一夜,五六十公里;路上经过一片乱坟岗,鬼哭狼嚎,好像真的有绿色的火焰窜出来,他吓破了胆。从此他就坚信,如果没钱,面对的就是生存问题,而我因为太幼稚,不经世事,不懂这世上的真理——没有价值的人就要饿肚子,要有价值就要去做人上人,受人尊重。考上大学后,他做了国家公务员。那是一个腐败与公款吃喝盛行的时代,我小时候坐着公务车,不知跟着他出入了多少饭局;但他不敢腐败,是因为他又太怕因腐败被发现而失去现在所有的一切。现在回头看,我相信,他的所有焦虑与对我的要求,也都出自这个时代的罪恶。

  小时候的我,不知道这些都是为什么。到了初中升高中时,我沉迷于动漫,没有考上最好的高中,从此饱受爸爸挖苦、嘲讽与折磨。那时我也读了很多现在社会流行的网络小说,包括《三体》;它们的共同特点,都是宣扬极端的丛林法则。这套法则从古老的旧中国流传下来,当人们去指责毛时代与文革是一场灾难时,他们都自然地相信了,旧中国的原则——恃强凌弱的原则,是正确的智慧,是传统,是真理。

  中国漫长的历史上,司马昭杀曹髦,永嘉之乱时司马家被屠杀净尽,那些屠杀他们的又被后人所屠杀——好像都是这么一个永恒的真理的彰显:强者灭掉弱者,而强者才有资格掌握政权;道德就是强者的衣裳,在这伪装之下力量的较量才是智慧。正义不存在,社会主义是奢侈的幻梦,“共产党”的名称是一种苍白的理想,它的失败已经在毛时代被“证明”了;而阶级斗争则是落后的思想,这世上存在的只有太平与乱世,太平时努力奋斗,乱世时不过一起倒霉。网络小说的字缝里,每个字缝里透露着这世道的荒唐与绝望,可这流毒于整个社会的“自私的道德”——“要不是我们是你的家人,谁会劝你叫你努力做人上人啊!”——却看起来天衣无缝,毫无纰漏。

  总有人说毛泽东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在《二十四史》中吸取了老祖先的各种“智慧”、“道德”。我则觉得不然,他所做出的革命的行为,已经证明了一件事:他在读《二十四史》时感到的,不是那些智慧的有用,而是那些智慧的荒谬,是在他的时代,他该做什么去领导中国人民,不再去相信那些所谓的智慧与道德,去开辟一个被祝福的新时代,而非继续那个被上了诅咒的旧时代。

  也许从那时我的身体就意识到了这种道德的毫无价值,想读书也读不下去。我再也不去为了父母的爱而读书了,上课只去读课外书,作业和练习发下就扔进垃圾桶。成绩一落千丈,政治课讲着社会主义社会的美好,唯物辩证法的科学与先进这些我从没在生活中感觉到的东西,却要逐条死记硬背——考试时我全都用小抄与交换卷子抄袭之类的歪招糊弄过去,有时干脆照抄别人的答题卡。

  周围的所有人,都在感叹着祖国在一天一天地强大。我无法反驳,只是感觉,强大又有什么用呢?难道都这样活着吗?由于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以全国劳工的奴役地位生产着令全世界消费过剩的商品;先富起来的人骑在穷人头上,如罪恶的灯塔一般呼叫着每个善良人去放弃良知;所有人享受着剥削其他人的自由,终极目的地都是这自由的灯塔——美国。社会主义意味着一个扔在一群狗面前的鸡腿,先到的有肉吃,后到的有骨头啃,没到的喝西北风。每个人都极度焦虑害怕自己是那些喝西北风的狗,却对当下的生活与周围的人,甚至眼前爆了表的空气污染都毫不在意。

  这时,学校公然违抗教育局的停课命令,称因学生家长共同要求,开放学校供学生自愿学习,教师提供辅导。实际是,我们被强迫不准离开学校。父母与老师共同对我们说“校领导是为了你们好,为了你们的成绩!”我向教育局举报投诉,却石沉大海,后来才知道学校校长的丈夫是省里领导,教育局不敢惹这位太岁的一切家产。

  班里近半数学生咳嗽,我提议以股份制集资买空气净化器保护同学健康,毕业时卖掉退还一部分钱。几个一起打游戏的哥们出了大部分本金,我从其他人那里募集股份,遭到的大多是嘲笑;后来好不容易募款成功买到了净化器,过段时间又有同学觉得教室里空气闷,下课通风也不同意,直接强行把它关了。我们在班里扭打起来,上课后班长给我写了一封信:同学们在乎的都是高考,真的没有几个人在乎空气,“别人受得了,只有你受不了?”

  我不知道,如果生存只为准备以后的生存,为什么人还要被生下来受累?也许所有人都得找父母声讨,抱怨他们把自己生下来才对,可现实中却充斥着这种赞美:“父母把我们带到这世界上,我们感谢一辈子!”班里有时组织感恩教育,所有人都哭,班主任走过来时,因为我不哭,被指责为神经病、外星人。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我像别人说的一样“没有感情”“没有孝心”“没有爱”?在笼罩全社会的“自私的道德”轰炸下,我就像个怪胎,像个从小就发育不健全的畸形儿,有害于这个社会。我只有把心思全扎进文学和历史,隐约地感觉到,历史中存在一些东西需要我去发掘,那些也许才是答案。

  我厌恶所在的那个环境,觉得上了大学,一切就会好起来;也许别的地方,有一些更好的风气;也相信了父母的话:大学是个高平台,那里的人素质更高。高考时,我奇迹般地考到了我从未梦想过的成绩,考上了一所985大学,又顺利地进入了它的所谓“精英学院”去学习历史。一开始,我感到自己真算得上是“一路看尽长安花”了:父母再也不抱怨自己,梦想之后的未来越来越好……现实社会中的那些恐怖的不公,显得好像也没有那么重要了。

  到了大学,我很快便发现这并不是一个所谓的人们素质更高的地方。符号和标签占据了生活的一切,社交网络全是炫耀:吃喝,娱乐,美貌。我一度因自己的“成功”而接受了它,以为这就是我所跻身的“上流社会”:室友一个月买十几双鞋,炫耀自己交过的十几个女朋友;学院里的同学卖弄着知识互相夸赞“大佬”。

  所有人的目标都是很明确的:显得比别人优秀。在什么价值维度上的优秀呢?“我有的,别人没有;别人有的,我早就有了。”学院大会上,辅导员夸赞着一名大二的同学每个学科都开始用英文记笔记,使我恍如隔世,好像回到了抄写莎士比亚戏剧的小学;从一入学起,学生们都开始规划着自己该有怎么样的海外游学经历,“预备”自己的人生,同时喊几声热爱祖国,指望不在政治审核上出任何毛病。

  我只记得同宿舍有一名同学,家里因父亲生病而破产,靠助学金度日。我开学时,拿几百块钱帮他攒了一台台式电脑,他便终日沉迷在游戏上,几乎不去上课;说去当兵,体重却超标。我便因此看不起他,甚至在他好心借给我饭卡洗澡时,我都嫌“脏”,因为他“没本事”。

  现在想来,就像电影《寄生虫》里,朴社长闻着金司机身上的味道皱眉头一样。我久在这价值观的鲍鱼之肆,不闻其臭,也忘记了我是为什么才来到这大学里。前些日子,想起这位同学,我就找出他的微信,发信息说,我很抱歉那时看不起你。他说那时的事,他也不在意了。他毕业后去凉山州扶贫了,我只感觉有些欣慰,他做的事情比他的所有同学们都有意义。

  一次去西北的旅程,改变了这一切。我在西宁时,亲眼见到了当地基建投资的铺张浪费与无用、汉人社区与穆斯林社区的严重割裂。气氛剑拔弩张,武警到处站岗,身上全是我没见过的各种武器、防弹衣、头盔。那景象令我惊醒,原来社会危机并不是在我的幻想中的事情,中国也并非和阿富汗完全处于两个世界。于是我上网,读到了关于新疆七五事件的事情,又发现推特上居然有一些新疆的东突武装,在推特上公布他们打死的中国士兵的照片。

  我那时感到天旋地转。原来这些都是真的,这社会不是一片祥和!那么那些同学,家人,他们不才是活在梦里?回到大学后一段时间,我几乎茶饭不思,像是些去了一趟阿富汗的美国记者一样再也回不到那种互相攀比炫耀的都市生活中了。那学期我修了几乎最多的课,却开始盘算如何出国,因为我已经开始感到一种不知从哪里来的切身的危险,迫使我去远方继续寻找答案。

  现在想来,民族主义是当人们开始理所当然地觉得恃强凌弱是这个宇宙的本来规则时,自然的产物。戈培尔说“没有民族你什么都不是”,头等重要的并非什么“民族”,而是“你什么都不是”。既然所有人都说你理所当然地“什么都不是”,那么为了是点什么,人就必须有点什么。这可能是钱,也可能是地位,当然最廉价的“是点什么”,就是你从属于某个强大的民族。

  共产主义理想是什么?只要你有着共产主义觉悟,有着这个愿望去与任何他人友爱、和平、没有剥削地互相信任、一起生活,你就已经是个真正的人,有了最大的意义。但对拒绝相信它的人而言,这不够;必须有肉眼可见的强大令他们受人尊重。

  回族、维族与汉人,无论来自哪儿,背景如何,在这个国家刚刚建立时,无疑都是抱着建设同一个共产主义世界的希望而在一起生活、和平共处的;只有在这希望被人抛弃和背叛,社会中充满着不公正,人们认为公正从来就不存在,重新相信只有力量才能决定一切时,“汉民族”和“穆斯林”这样的老掉牙的文化符号,才会被这些绝望的人们捡起来再次戴在自己头上,用来形容自己那相信只能用丛林法则保卫自己的族群。我所目击的那些触目惊心的矛盾,种子从几十年前的价值观转向起,一定就已种下了。

  出国前,我有几天待在北京的时间,那时遇到了一名朋友, 一起去看了马驹桥人力市场。距离我住的东三环北路只有几公里的地方,破败的城中村建筑上贴满了人流、卖淫和卖血的广告,“早孕试纸”几个大字在窗棂上极为醒目。墙上写着潦草的几个字:“随地扔垃圾的,你妈死了!”污染严重,朝阳看起来模糊而昏昏欲睡,正义与公平好像与此地毫无关系。在岔路口,站着几个皮肤黝黑、迷茫地等着雇主前来拉他们干活的大爷大叔,几乎没有年轻人。在中国,距离首都写字楼的中产阶级几公里远的地方,这些人过着没有希望的生活。我带着对中国这样一个最后的印象踏出了国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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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9-17 16:30:19 |显示全部楼层
转自: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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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9-17 20:09:12 |显示全部楼层
政治课讲着社会主义社会的美好,唯物辩证法的科学与先进这些我从没在生活中感觉到的东西,却要逐条死记硬背——考试时我全都用小抄与交换卷子抄袭之类的歪招糊弄过去,有时干脆照抄别人的答题卡。
这个太真实了,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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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9-20 06:34:48 |显示全部楼层
作者:周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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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9-20 06:36:17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远航一号 于 2021-9-20 06:39 编辑

补齐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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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9-20 06:38:51 |显示全部楼层
  我是一名现居海外的中国留学生,想讲讲我在这个时代的思想转变,以及我所认识的,中国和西方社会中根本的问题是什么、从哪里来。以此,跟我同龄的青年朋友们交流,希望能够共同进步。

  认识西方价值观的真实

  

  在我们这个时代,个人奋斗基础上的成功,是最流行的、不被质疑的道德。“如果你因种族、出身或者一切别的因素被看不起,那么就通过奋斗被别人看得起!”这成了一种普世的道德,在1980年代后,也被中国人所信奉。我成长的时候,中国可以说是一片这种道德非常发达的地方了;因为这种道德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主流,中国国内认为文革是错误、否定共产主义的论据也就主要从对西方国家的“学习”而得来。然而,这种几乎可以被称为社会根本底层逻辑的东西,是正确的吗,是从哪来的?是从基督教来的吗?

  我在上学时,便因好奇去了教会,开始读《圣经》。我从前接触《圣经》,也只是在某些西方作家作品的扉页上读过只言片语。可是那次我一读上来,便再也停不下,每日上过课后就在图书馆废寝忘食地一页页读,到后来甚至在上课时读,导致我再度荒废了学业。说来也许新鲜,我是从《圣经》这本共产党人眼中的“宗教经书”、“精神鸦片”中,第一次感受到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力量的。

  为什么?那是一本浓缩的二十四史。我从《旧约》中读到,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摆脱奴役,前往被应许的家园,不需要任何的理由去说它是否合法,只需要行动去摆脱奴役就够了,而这过程中伴随着从前想也没想过的、如长征般的奇迹;在那个被应许的家园以色列,人们却开始崇拜力量、蔑视公正,欺负穷困弱小,不去勇敢地揭露这些不公正,反而把国家存续和个人地位的希望寄托在财富和盟国的力量上面,或者寄托在战士的刀剑与盔甲上面,甚至各种从外族来的金银神像上面。

  在耶路撒冷充满不公义的年代,先知在先知书中对以色列贵族大声疾呼:“你们没有医治好人民的伤痛,却说,‘没事了’,‘没事了’!”“你们以为这城是锅,城中百姓是肉,你们可以随意取食,但你们错了。到那一日,这城是锅,可你们就是肉,你们的肉要被飞鸟饱食!”以色列果真如同他们所说的那样毁灭了,贵族被杀光、人民被巴比伦王强制迁移,真可谓“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你们要受到的刑罚,比索多玛还要重”,真好似“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我从《新约》中读到,耶稣来到犹大王国,指责那些伪善的文士“挡着天国的门,自己不进去,还不让别人进去”;臣服于罗马的犹太贵族害怕罗马皇帝认为他们不忠,就会毁掉他们的城市和圣殿,杀掉他们的人民,感到为了表忠必须杀死自称是犹太人之王的耶稣,即使罗马人都认为这不公正,他们也还是大声在执政官面前叫“处死他!”。然而,即使他们对主子表现得如此忠心耿耿,在真实的历史中,二十年后,罗马皇帝换了一个人,还是把他们的城市与圣殿毁灭了;他们的小算盘,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整本书都在呼吁人们关心公义,仿佛高喊着:“自私者,警醒吧!”

  我对基督教因此一开始有着极好的印象,可是一次在当地的经历改变了我的看法。新冠肺炎爆发,我那时居住的一座小城市火车站边的一座大楼爆发了病毒,四分之一的住户感染。政府封闭了大楼,用栅栏围上,不准人们外出采购物资;号称给他们送食物,却好几天都没有送到居民手上,因为居民几乎全是移民家庭,很多语言不通,无法电话预约。政府将这地方当作一片烂地来管理,导致最后发生了示威与警民冲突。男人们因为饥饿冲撞栅栏、袭击警察。

  我与几名其他移民合作,拿钱为十几个家庭送了几天食物;我才知道那地方就是小城的贫民窟,本地人的社会福利系统与他们移民的系统是几乎分开的。这些人却承担着当地几乎所有的“低端”工作,然而,他们只要住过这座楼,全城其他的房东都不会再把自己的房子租给他们。

  听到这些,我感到恐怖。那座城市里净是大学生与精致的当地住家,但近在眼前发生的事,他们中的大多数却不管不顾,只有少数左翼派别奔走呼号一番,也没有更多行动。我对这个国家的印象,从此彻底扭转了。我感受到了这里的人们对一切“外人”的排斥,以及藏在礼貌的面容下精致的冷漠;他们的社会系统只为他们自己负责,不想对任何一个“外人”负责。

  封锁结束后,我向一些号称贫困的移民家庭又送了几次饭,同时提供给他们一些当地债务和法律援助机构的渠道。做着这些事情之时,却感到一种怪异:他们同样不想信任我,只想从我这里捞取,甚至诈骗。通过“借钱”,我被诈骗了近千欧元。因为他们来到这儿打工,大多数也只是为了被仍然留在家乡没工作的人们看得起;在这里既然受到丛林法则的对待,就以同样的丛林法则回报任何甚至帮助自己的人。

  这整个国际体系,已经烂到了根子里。这些“发达国家”,已经成了一个纯粹的站在全球资本主义上层的分赃体系;新移民与本地人,也从来都没有真正的和解,只产生了矛盾,而暂时缓和着这种矛盾的,同样是一种分赃关系。分赃总需要有赃,赃哪里来呢?从高附加值的制造业中来,他们依靠过去廉价的全球供应链,创造了一种垄断优势,用来维持国内的平静、高福利的假象。

  这时我就感到疑惑,为什么西方社会也有着基督教传统,很多人看上去都笃信基督教、每周去礼拜并以此为荣,人们却对在《圣经》中白纸黑字写下的警句的意义,浑然不知呢?

  我真的去接触某些“基督徒”们时,发现他们的道德,同我在中国见到的许多人们一样,完全是自私的道德。可奇怪的是,这些人自私的道德,与圣经的字句并无任何冲突;按他们的逻辑,他们也可以算是很虔诚的基督教徒。因为遇到不公正的问题,他们就可以说,“有人打我左脸,我把右脸也伸去让他打”,所以遭遇不公正的人要先从自己找问题;遇到斗争,他们就说,“这些都是血气之怒,属灵的人如果这么做了,与那些你的斗争对象有什么区别呢?”好像要做的只是显示出自己比他人更加“不属于这个世界”,正如耶稣教导的:“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正如我也不属于这个世界。”

  遇到社会收入分化,差距悬殊呢?他们就说:“上帝决定在地上谁贫谁富,重要的不是属世的财富,而是天国的财富。”那么遇到民族主义把持的政府呢?纳粹时代德国基督教会与纳粹合作的主要论据,就是“你们要顺服世上的统治者”;遇到世界大战呢?就是“与共产主义无神论苏联和犹太资本集团控制的美国的圣战”,因为“犹太人不信耶稣,共产主义者不信上帝”。他们做的最标准的,就是每周的礼拜,各种仪式,以及教会奉献、赎罪祭。

  可是,基督徒做得很好,结果呢?我在一所教会问一名德国人,为什么上帝在战场上取走你们祖父们的性命呢,还毁灭了这国家?她只能恼羞成怒地说,“你没有人性,没有同情!”这简直是我在中国成长过程中,受到的同样的评价。

  这时我读到毛泽东的一首词《贺新郎·读史》,读到其中极为意味深长的一句话:“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到这时我才顿悟,这神圣不仅可能是五帝三皇,还可能是周公孔子、佛陀穆圣、耶稣基督,甚至可能是写这首诗的毛泽东自己;可能是一切顺应过历史潮流的、带来过社会进步的人与事。因为人们总是拿神圣来做幌子,以赞颂掩盖内心的邪恶,用嘴上的立场来贼喊捉贼地藏起心里的背叛。五帝三皇没去骗这些历史的万千过客,这些过客却是自己去选择拿五帝三皇的“神圣事”来自我标榜、隐藏邪恶。

  不去尝试理解那些“神圣”中蕴含的共产主义含义,从而与他人一起投身其中,却是站在给自己抓取好处的出发点上,焦虑于自己在世界中的地位——于是,基督教这张皮与自私结合起来,成为堂而皇之在这世界上占统治地位的“自私的道德”。大部分基督教国家的基督教,从历史中的某个点开始,就成了这种自私的道德的羊头招牌。“共产主义者是基督信仰的敌人”这句达尔文主义论调,也竟在西方世界很多人那里成了公认的真理;一战前在欧洲流行,一战后居然作为冷战的指导思想,直到现在还在东西方文明对立的叙事中处于统治地位。

  “假亦真时真亦假”,谎言流布,人们那里,借口总比困难多;甚至有些人自己都没能意识到,自己从生下来开始,一直在撒谎,一句真话都没有说过。揭穿的时候没到,过客们在这些自我或是祖先编织的谎言里,虔诚地膜拜着并不神圣的神圣,却忽视身边角落中的真相。为什么在毛泽东的价值观里,盗跖庄屩流誉后?因为他们如面对穿上“新装”的皇帝的孩子般,诚实而直白地揭穿了这些被人们捧起的神圣泡沫下面的虚伪,却被同代人因为恐惧,按照被他们自己扭曲了的道德标准,称为了盗贼。

  然而,历史站在谁那边,那时的毛泽东对此一清二楚,今天的我们也该搞清楚了。

  这让我想起,《红楼梦》,这本被毛泽东称为“一本探讨封建社会衰亡原因的奇书”的书中,那些看起来繁华强大的东西,必有一天因它不符合历史的发展规律,被人民所抛弃,被历史所抛弃。为贾家立下汗马功劳的焦大,在王熙凤发达时显得又老又没用,王熙凤可以随便鄙视他、欺负他;而四大家族到最后纷纷败落,就像二十四史上古代王朝一样毁于动乱。动乱是白白来的吗?不是,这社会中每一个抱有着“自私的道德”的人,在社会的雪崩时,都对这社会的毁灭有责任。这不仅是封建社会衰亡的原因,也是古代任何社会衰亡的原因,也会是资本主义社会衰亡的原因。

  “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当我们在一个看起来有其“静止”规律的社会中时,这静止只是相对静止。我后来明白,西方世界,包括旧中国与现在中国这嫌贫爱富的社会,就是在这种相对静止中;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相对于这个静止的世界,是运动的。两者的气质截然不同,是因为两个社会在向着不同方向运动着;一个社会向着生命运动,因为它相信着人们之间的爱与信任;一个社会向着毁灭运动,因为它相信人们之间只能互相战胜。

  这向着毁灭运动的社会中人们之所以对变化浑然不觉,是因为他们感到的是那种相对静止,而稍微读读历史,感受一下不同年代的人们的思想、信仰,就能知道,这种静止绝不是绝对静止与世间常态,而只是一种相对状况。然而现实中,无论是在如今的中国还是西方,大部分人对于这静止之外的东西,简直就像鸵鸟把头埋进沙子、只露出屁股一样拒绝思考,因为人们总是倾向于相信简单的、静止的东西,而对这关乎运动的事情选择性忽视。因为难以理解,所以就不去理解;即使如一些人般愿意去理解,道路也十分漫长,需要放弃许多东西,而他们就在这些牺牲面前退却了,问自己:“何必呢?”

  当我读到英国内战的历史中,国教信徒掌握的资产阶级议会,如何拒绝为为他们而战的清教徒革命军人发军饷;同一批人,又是如何在后来被克伦威尔的清教军人政府镇压期间,回头寻求他们曾经的敌人查理二世国王承认、将克伦威尔批成野心家和叛徒的事情,我就知道,是这批人偷窃了英国革命的果实。在这群人的沾满背叛鲜血的双手之下,形成了后来的大英帝国。英国人中的大多数背叛了这场革命,将同情革命的人们赶到美洲;他们窃取了革命果实,建立了第一个构筑在财富与血汗上的世界帝国,将本国无产阶级加入到这个分赃体系中,许诺他们作为头等民族的美好未来。

  在这之后,英国资产阶级本能地恐惧革命,在世界各地阻止一切革命,是因为他们维护他国的假道德的目的,是维护本国的假道德,维护统治阶级背叛革命的合法性,维护他们存在的根基。讽刺的是,在19世纪大英帝国充满罪恶的时代,克伦威尔的神像又被这群背叛者的后代们请回来了,贴上一个民族英雄的标签,赞赏他为强大的不列颠民族打下最初基础!这个故事在某种程度上,何尝没有在我们的国家再一次发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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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9-20 06:40:11 |显示全部楼层

  我是一名现居海外的中国留学生,想讲讲我在这个时代的思想转变,以及我所认识的,中国和西方社会中根本的问题是什么、从哪里来。以此,跟我同龄的青年朋友们交流,希望能够共同进步。

  理解我们革命的真义

  背叛过后,人们总是这么歪曲地解释曾经是道德的东西,把它变成一种冒牌的道德。社会主义建设,现在的意思是什么?只要中国人有钱,无论是谁,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只要就业率提高,无论是怎样的就业,都是社会繁荣。

  为国争光,什么意思?考上海外大学,为自己挣履历,顺带着为国争光。为人民服务,什么意思?拿到公务员编制铁饭碗,顺带着为人民服务。前者有所谓,后者无所谓;前者人人皆知,后者即使天天被人挂在嘴上,意思已经没人知道、没人关心了,成了一种宗教经文式的繁文缛节。当整个社会都开始逃避讨论, 我们看到的是革命价值观被扭曲、遗忘的可怕景象;然而即使它被遗忘了,人们却仍一本正经地卖弄着自己的虔诚,使局外人虽然感到十分不对,却看不出一点破绽来。

  从关心社会公正的人被打成反革命,到无人关心社会公正,直至民族群体进行零和博弈。人们在静止中,人们不知道历史在运动。只知道在静止中狂欢的人,不知道运动意味着什么,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所有欧洲人,都在愉快地讨论着战争,愉快地走向战场,想象着圣诞节之前就可以回家。他们没有想象到,自己正要走向的战场,是他们自己积攒的罪恶使他们来到的残酷杀戮场。

  当前,在美国的新闻媒体与社交平台上,我看到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对他们国家的现状表达严重的不满。被帝国主义裹挟的美国,传承了在十月革命与长征的那个年代,属于英帝国主义世界的价值观:政治上的力量均势、经济上的资本霸权,压迫的不仅是国外,同时还是国内的广大人民。

  可美国一开始是这样的吗?也不是的。美国1860年代的人民革命——南北战争,塑造了这个民族的根基。“自由的钟声”当前在美帝国主义的语境下显得这么奇怪,是因为它原本也不是那个样子;就像爱国主义在当下扭曲的中国显得怪异,美国所讲的“自由”“平等”与他们的爱国主义,在南北战争时的意义也并不像今天这样虚伪与空洞。他们保卫国家的南北战争,像我们的文革一样,为他们埋下了为人类解放的事业忠诚的基因。

  而现在呢?南北战争是胜利了,可是在这之后,奴隶主们和与他们共享价值观的人却因“奋斗”爬到高位、主导政治,使美国作为世界帝国的一面继承了大英帝国的价值观,形成了我们熟知的美帝国主义。当年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成了帝国主义体制食利者们神圣的五帝三皇;无论是美国人民,还是世界上任何抱有正义感的人民,都会本能地知道这“灯塔”极不对劲,但它光辉伟大正确的模样,却又极具欺骗作用。

  这帝国主义体制,同美国乡土的、革命的一面严重地矛盾,必然以牺牲它保有着革命年代价值观的人民为代价,招致了近些年美国的分裂、混乱和斗争。从阿富汗归来的美军战士,即使归国已经十年,在纽约布鲁克林的俱乐部与人吃喝、与人一起开派对,可阿富汗那些震撼他们基本认知和灵魂的事情,那邪恶的帝国体系对阿富汗人的生命与美军士兵自己的人性的残暴压迫——仍然如噩梦般挥之不去。他们中的很多人,想起那些事,便哭着说:“我的一部分已经死在了阿富汗,这是怎么也没法挽救回来的了。”帝国的边疆人命如草芥,布鲁克林生活优越的亲戚朋友们却仍漠不关心,仿佛西湖歌舞几时休。这世界在过去的二十年,先是对他们变得不真实;2020年的新冠疫情以后,美国国内发生的空前灾难,使得那过去的繁华世界,又对大量从未前往帝国边疆的美国人也变得不真实了。

  可以这样说:当前“西方世界”的几乎所有“发达国家”,他们的生活都建立在对美国的那场革命的消费之上。“发达国家”们原本的世界在一战和二战时已经走向终结了,他们作为世界霸权的年月只有十九世纪末的几十年——建立在对自己的国家曾经发生的革命的消费之上。背叛了革命,丧失了革命的理想,麻木地站在烈士鲜血的赃物上享受了一两百年后,迎接他们的本是希特勒的秦王扫六合。

  我斗胆想象,资产阶级革命一开始并非单独是资产阶级的革命,而是全民的革命;只是在革命被背叛以后,资产阶级掌了权。他们没有像毛泽东那样,能够说:“党内出了一小撮资产阶级”;即使能够看到继续革命的必要性,也会被打为叛徒。直至最后,资产阶级抢夺了革命,或者抢夺了革命的人成为了资产阶级;革命和革命的道德,同时腐烂在他们手里;在这片土地,丛林竞争在这年代的末尾再度来临。

  而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美国巨大的社会变革,正如中国,现在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美帝国主义的最大敌人不是所谓“大国博弈”中的中国,而是全世界的人民,尤其是当前还失望、愤怒、无助,却又在坚强地求索着的美国人民。如果美国人民要美帝国消失,美帝国的统治阶级再度面临来自它的人民的斗争,美帝国主义在混乱与动荡中离开世界政治舞台(这正是符合美国人民利益的大好事!)的话,美帝国在全世界东西方的寄生虫们就失去了它们的生存根基。

  欧洲、日本这些寄生虫们早已否定了革命,革命价值观在他们的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看来,已是天方夜谭。它们习惯于精致利己主义的统治阶级脑中,无非有着两种方案:把宝继续押在美帝国身上,即使它看起来越来越动摇、越来与危险;或者,押在他们看来正在“崛起”的中国身上。

  而我们会成为下一个帝国主义吗?我们真的要为这些寄生虫们把宝押在我们身上而自豪吗?

  中国当前盲目流行的民族主义,没有将目标对准美帝国主义,却将目标对准了正思索着反抗剥削压迫的美国人民,为丛林主义喝彩,为中国的帝国主义化喝彩!可美国从根底上,是与新中国最相似的国家;美国人民,正如中国人民一样,是这时代即将发生的、对全球资本主义发动全面革命的先头部队。他们现在,不仅被这寄生在他们自己的国家身上的全球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秩序折磨着,还被那强行被那些强盗小偷们施加在他们身上的“个人奋斗”道德折磨着。他们的家庭、孩子,甚至在那时带领他们走向革命的基督信仰,都如我们的人民与信仰一样遭受着荼毒。

  我们无论如何,也要抛弃狭隘的民族主义,团结他们、帮助他们一同对抗美帝国主义,如罗莎·卢森堡们在一战前与全欧无产阶级的团结努力一样,与他们一同为抗争作见证。而这个时代,人民的力量,远比那时强大。

  我们中国年轻人,是真正地站在某个决定未来的十字路口上。在我明白这些时,我开始重新思考中国的革命,以及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再也不认为,中国的革命,尤其是“文革”,是很多人所描述的“错误”了。相反,否定文革,或者认为文革已是过去,才真的会带来一场我们无法想象的灾难:在不明不白中走向帝国主义战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但不像当前流行的说法那样是“中国的耻辱”,相反,它才是中国革命真正的部分,是中国革命真正特别的部分。那是一个种子,即使在那个年代不能够发芽,流落在时间的长河中;它在之后的年代,也必然会在某个地方生根发芽,长成大树,造福不单是中国,而是整个第三、第二、第一世界的人民。

  那时从旧社会中刚走出的许多人,像是迷途的羔羊,把金银偶像搬来当“革命”;群众工人把党委当“党中央”,于是在他们心里,反对党委做法的造反派,就是反革命;“宁可犯路线错误,不可犯组织错误”的干部,扛着红旗反红旗,顶着左字反左派的当权者比比皆是。四清工作队批判群众,文革还有官办红卫兵揪斗群众,因为斗群众看起来最稳定,没坏处。“乡愿,德之贼也”,孔子这么说。孔子后来的“门徒”们偷窃了他的道德,将东亚大陆作成了一个被血洗不知多少遍的地狱;西方人的后代偷窃了耶稣的道德,造就了今天这视压迫为无物的资本主义繁荣。

  文革是什么?不单单是对历史上某种假道德的宣战,更是对偷窃道德这种行为的总体战。但那时,党内的人们抵抗它,不理解它,将它视为“暴乱”。于是,我们看到,道德被偷窃了,在日后的年月这恶之花越开越大,成了一种被哪怕有一点良知的孩子都痛恨的东西。

  当我明白我上面所讲的关于真与假的道德的问题,看到在那个年代,毛泽东口中关于“左”和“右”的路线之间毫不动摇的斗争时,我突然明白这一切都不是空洞的,都是充满意义的。他所说的“右”,不是实事求是这些美德,而是在假道德的蛊惑下,拒绝相信无阶级社会的可能性。当我们沉浸在扭曲的、虚假的道德中时,更不用说这些道德在这片土地上传承了几千年——我们会有多少荒唐却自以为正确的理由认为某种非正义就是正义,某种假道德就是道德!我们会拿多少根本不是证据的证据,拿多少原本就属于旧社会的罪恶,来证明这是革命的不良后果;更别提,这假道德还是西方世界的主流!

  这些假道德,是共产主义所针对的,因为共产主义关乎着一个不需要人去胜过别人,就能够自由与幸福的社会。可是,现实看起来好像是:你去相信了这些非正义和假道德,看起来能带来好的结果——稳定,保住你所有的东西;当你去离开原来的舒适区,追求真正的正义和道德,你却要放弃这些你所有的东西,甚至看起来会带来某些“错误”的结果!这需要什么?这需要信仰,这需要真的相信革命的意义就在革命自己:“不见黄河不死心,我是见了黄河也不死心”。

  都说天赋人权,人们有言论和思想的自由。然而,从根本上想想,人有“右”的自由吗?理论上,也许有,但实际上哪里有?我们作为人,没有“右”的自由,除非无知、悖逆到连历史的审判都不怕。在西方看似有“右”的自由,改革开放后,西方简直成了中国有钱阶级的天堂;没钱却有着有钱的野心的人,也把那里当作自己奋斗的天堂。“在毛泽东的压迫之下被解脱出来,终于有了奋斗的权利,真满足!”——到现在,便是马云那大言不惭的“996是你前世修来的福报”。

  文化大革命,那时必须那样做,也必须有那样的后果,才可能有我们今天的认识与机会。它不是“错误”,也不是反面教材,而是一件必须发生、必然发生的正确的事。它的结果所审判的不是这场革命,而是中国尚未被根除的旧社会。对它的看法本身,就是对中国人的一场考验。没有与苏修划清界限,没有文革,中国会是什么样子?无法想象,我只知道我遇到的俄罗斯同学们,对他们的过去与现实都极其绝望。也许,都不会有我,不会有我们。

  中国的旧社会在文化大革命时得到了应有的审判;从旧社会走来的人民因对现实的恐惧与内心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抗拒,孤注一掷地走向歧路,报复性地与身边善良的人们互相竞争、互相剥削。而现在,几十年过去,我非常欣慰地看到,文革播种下的、中国人不愿受奴役的基因显现出来了;人民不再认为压迫是理所当然的,和我一样的年轻人在各行各业站了出来,思考社会存在的意义。见了旧社会,人们去革命,去搞社会主义;可是运动不足以让人们认识到革命的真谛,时间才能。现在回头读读毛泽东的话,所有事情真是被他说得无比直白。那时的人们不懂,我们也该懂了。

  在下一个时代,是作为一个民族主义国家,毁灭于废墟中,还是像天安门上所写的那样,为世界人民的大团结做出应尽的义务,都取决于我们这一代人认知与价值观的转变,以及对我们自己的历史的重新认识。我非常欣慰、激动、幸福地看到,越来越多的人们从对毛泽东思想曾经偶像式、符号式的崇拜,转而从现实社会中的经历与体会出发,真正以平等地看待一个人的方式看待毛泽东的思考,理解毛泽东思想中蕴含的浸透我们全部社会生活的真理。

  中国的青年人们,我们在摆脱思想镣铐的此刻,才从奴隶的状态再度觉醒过来,真正成为了八九点钟的太阳,向四周、向世界各地的人们,散发光和热。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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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9-20 18:55:06 |显示全部楼层
真假性质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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