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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非梦 ——《上海市委搅局,经济主义歪风起》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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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2-4 00:03:17 |显示全部楼层
一、上海市委搅局,经济主义歪风起

所谓上海的“一月革命”,或叫“一月风暴”、“一月夺权”,不仅仅是成立上海人民公社,也应该包括“康平路事件”后十几万“赤卫队”北上,离岗“三停”,以及反对经济主义妖风的斗争。这些事都发生在1967年1月初至2月初这一个多月里。

就在江苏昆山聚集的大批“赤卫队”队员还未动员回来之际,上海市委眼看“赤卫队”难有作为,又变换手法破坏文化大革命,对抗党中央。

1967年1月初,上海突然刮起一股强劲的经济主义妖风。

当时确实有一些组织打着“造反“旗号,关注的是一己私利。如一些临时工、外包工的组织“红色造反司令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回乡支农工人的组织“支农返沪造反队”,支援新疆工人的组织“支疆返沪造反队”,甚至还有“学徒工造反队”。这些组织人数不多,一开始就提出经济要求。对这些组织搞经济诉求,上海主要的造反派“工总司”、“红革会”等组织从来是反对的,并做他们的工作,帮助他们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取得了一定效果。

1967年1月4日,“工总司”和上海红卫兵“交大反到底”、“红三司”,首都红卫兵“首都三司”、“北师大井冈山公社”等,会同“支内工人造反总司令部”、“上山下乡知青联络总部”、“支疆青年家长造反司令部”,还有许多外地农场来上海造反的组织,以及“学徒反到底兵团”、“半工半读铁流造反总部”等组织,联合发布了《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又一新反扑,坚决走上山下乡支援外地、支援边疆的正确道路》的通告,其中讲道:“他们(指党内走资派)一方面煽动部分不明真相的上山下乡、支援外地、支援边疆的知识青年离开生产岗位,涌向城市,刮起回城镇报户口等阴风……另一方面他们利用一部分受蒙蔽的群众提出的不合理的经济要求,提高工资福利,推行物质刺激……全国上山下乡、支援外地、支援边疆的革命青年,必须紧急行动起来……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还指出:“为了达到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刮起一股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煽动部分青年,离开生产岗位,倒流城市,任意安排工作岗位,肆意变更所有制关系……我们郑重宣誓:这类签字,自即日起一律作废……”

经济主义的要求是否对,原来的用工制度是否合理,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精简下放支农工人这种做法存在什么问题,本来是可以研究的,但在文化大革命刚刚发动,批判党内走资派和资反路线刚刚开始之际,这些事情完全可以也应该放到运动后期加以研究解决。这时抛出经济主义诱饵,绝不简单。现在许多文章都把挑起经济主义的责任推给群众,说当权派是被逼迫签字的,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当时确有一些闹经济主义的人强要当权派签字,但这些组织人数并不多,在上海也没有多大影响。上海“工总司”及其他造反派组织几乎一致地反对搞经济主义,并发布了许多通告、通令。如果上海市委和“工总司”、“红革会”等群众组织联手,是完全可以及时刹住这股风的。

问题是,经济诉求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为什么会在1967年初能煽起那么大的妖风呢?这股风只有手中还有权,还能签字发钱的当权派才能煽起来。妖风一起,既可讨好一部分有经济要求的群众组织,腐蚀群众思想,转移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又对上海的经济颇具破坏力,可以制造混乱,向党中央施加压力,达到自保目的。

1967年1月1日晚上,曹荻秋在香山路主持了一个干部会议,捧出陈丕显的指示:“经济问题放宽一些,不要顶”,“现在的问题请示中央、国务院也没用,还是先干起来吧“。在所谓“稳定整个局面”、“缓和空气”的借口下,定出一个五条,规定长期临时工、外包工可以改为固定工,“1958年后支农下放的工人,全部回原厂安排工作”,“郊区五类地区的工资可以考虑升为八类地区标准”等。如此一来,经济主义之风从原来个别单位、少数人的不合理要求一下子变成了合法的、全方位的龙卷妖风!

第二天,1月2日,上海市又召开劳动干部会议,炮制出《关于干部工资待遇方面的初步意见》、《关于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三年精简回乡支农职工和辞退的里弄工、临时工以及待业人员的工作安排和经济生活问题的初步意见(草案)》等,可谓效力特高,紧锣密鼓。

上面上海市委的有关讲话、决定(没公开的更多了)足以说明一切,目的也显而可见。可是叶永烈竟荒谬地把经济主义妖风说成是“工总司”的戴立清在江青支持下搞的,把责任推到造反派头上!

那么,这股经济主义妖风为什么会刮起来呢?

1966年5月,党中央号召开展文化大革命,上海市委还是习惯思维,即认为反对某个党组织的领导者,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这种极为僵化的思维模式根深蒂固。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思想大解放运动,是要发动平时只能服从的“草民”对党政任何一级的领导揭发甚至批判。这在党政系统领导看来,简直大逆不道,要翻天了,不理解。运动开始时,不仅上海在内的全国各地方的领导大体这么想,连中央负责人刘少奇、邓小平也是如此。清华、北大等单位的工作队镇压学生并出了九号简报,刘少奇批示发全国效仿。上海各工矿企业、学校也把文化大革命按反右派的模式搞,镇压群众。毛主席发现后严肃批评了这种错误做法,并将这种做法定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来批判。

但是,那种僵化的思维模式不仅在领导层,在一般干部群众中,尤其是党团员、积极分子中也深根蒂固,这正是群众分裂的思想基础。曹荻秋等一些上海市委领导人为保全自己,扶持一支能保自己、保市委的队伍——“上海工人赤卫队”,进一步挑动大规模的群众斗群众,从保厂里党委上升到保市委。由于“赤卫队”不争气,一开始就连续几次调动几万、十几万人造成多起重大事件,直至搞“三停”,十几万人离岗,挑动上万人去北京“控告”,严重破坏了上海的经济,所以搞砸了,垮了。此时曹荻秋等上海市委领导仍未醒悟,改变手法,利用手里还握着的大权,乱签字,乱发钱,大搞福利,几乎就在“赤卫队”队员大批离岗闹事的同时,煽起一股强烈的经济主义妖风,放弃对生产的指挥,使上海本来已经十分危急的经济更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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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2-4 02:48:05 |显示全部楼层
你这是文革历史文献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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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2-4 09:31:52 |显示全部楼层
redchina 发表于 2021-12-4 02:48
你这是文革历史文献摘录?

对,摘录自黄金海回忆录《十年非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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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2-4 13:13:07 |显示全部楼层
他们离岗干嘛?当时不应该城市工人生活更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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