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与现代化的关系？

q98856

有没有一种可能，改开后的这40年，或者21世纪入世以来的这二十年，在我国4000多年的历史上来看，只是一个短暂的非常态?

——雨后春笋般的互联网企业，通行自如的国内与世界市场，从无到有的再分配，繁荣的文化与娱乐产品创作，无数的美好展望与欢声笑语，最后回过头来，无非是给予人们足够的想象。就好像一个个璀璨的泡沫，承载着各自的夺目幻想，以至于等到再次失去以后，不得不踱步嗟叹，乃至于反复思考：这些东西，曾经真的存在过吗?

在日韩，衰退的时代，失去的年代，早已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但是完成经济收敛无非是这些发生过经济奇迹的经济体的自然过程，物质存量之后已然是早已完善的法治和现代社会构建，日本再衰退、也衰退不成二战日本。但是回到那十年的阴霾之景却依然萦绕在彼岸的滩头。

对于现代人来说，疫情防控本身就是观察现代社会的“边界”的一个机会,也就是于启蒙以来的现代社会意识框架、现代法治框架、现代产业链之外的例外状态。上海作为全国现代化和经济、贸易地位之最，此时之遭，正是在这种“边界”徘徊的巅峰。因此，我必须提出严正怀疑：一旦走到这个“边界”之外、还能回来吗?

正因为如此，才必须必须保卫我们的现代生活。但是要如何保卫?是继续批判“资本”，还是询问比资本约束更少的内容呢?

在疯狂地批判“资本”者的世界线中，资本同时可以是精心设计一种全面压迫的超人工智能式剥削机制，又可以是对全社会施加麻醉剂奶头乐的提线木偶操纵者，唯独不是现实中那些一个个濒临破产的中小企业，或者圈钱依附政府债活一天是一天的短视集团。于是面对这种超人工智能一样恐怖的“资本”，只能将其消灭殆尽、以万物集中化运行之，可惜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并没有成功执行类似方案的国家的例子，而恐怕只有现成的灾难在眼前。
这似乎昭示了一个很简单的道理——资本就是现代化本身。你并不能无视这个世界依然有几十亿人处于饱受饥饿、贫困、战争的前现代社会。在非洲的专制国家，从刚果到乌干达，到利比里亚，到加蓬，都没有什么现代化可言，没有任何哪怕基础且必要的产业链，也就更无可谈起“资本”。你可以反对和批判现代化的不均质，但如果成了反对现代化本身，是不可能推动问题解决的。鲍德里亚批判现代性，批判到最后方案只能是回到原始社会，没有人会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回答。

上海的停工停产，对于产业链的打击极有可能是不可逆的。尽管我国产业链最大的特征就是看不到头的完整性，产业链整体当然很难短期内被封锁所摧毁，但是对于许多关键制造业的重创是巨大的，同时也正在蚕食外资和外贸投资者的信心，这都会对我国产业链和外贸布局造成严重打击，对产业升级造成巨大负面影响。

这种重创，在智能手机和汽车制造业上尤为明显:

OPPO损失最为惨重。第三方市场研究机构CINNO Research数据显示，今年2月OPPO (不含realme) 销量仅为400万部，同比下跌45.7%，接近腰斩。vivo (不含iQ00)、小米也分别同比下滑了38.6%和20%，苹果降幅较小，仅为4%。前五大手机厂商中，只有去年同期尚未全面回归市场的荣耀，实现了同比大幅增长。

此时此刻，如果共存仍不被允许作为一个严肃的方案抬上台面，那么至少不应让防疫成为彻头彻尾的政治、不让“大是大非”彻底和科学不能包容。至少应该让王思聪的发声作为一种正常的表达诉求方式公开。

如果为禁止发声叫好、认为封王思聪就是打击资本、就是胜利，显然是荒谬的，但可以理解。自古以来，人超越短视，认清自己结构性的真实长远利益，从来都是罕见少有之事。在最后，我们可以引用

@千叶

的话:



很多人享受了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自由,他们把饥饿和匮乏当作遥远的过去，追捧着:最新出的电子产品和游戏,熟练运用表情包这种互联网文化下的产物。物质繁荣、技术进步、文化宽松和泛娱乐化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从物质条件上看，他们的生活当然是非常现代化的。然而，他们对这一切的根基缺乏最起码的认识，误以为这一切是他们所崇拜的那个神的赐予,拒斥和嘲讽那些引领现代生活的底层原则(法治、权利和自由)， 或者说仅仅把那些原则当成敌对势力试图分化瓦解自己的诡计阴谋。他们认为，只要自己继续在内心里崇敬着神，不去主动招惹神，就能继续过自己岁月静好的小日子。这其实是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现代文明的底色是独立的个体，所谓“独立”就意味着每个人的利益只能自己来代表，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任何人或组织都没有资格去直接代替他人的利益。然而他们似乎完全不承认(不知道是不能还是不敢)自己有独立于神的个体化的利益。在他们的世界观里，自我与神是处于完全同一、融合与和谐的状态里，没有任何的矛盾、分歧、对立和分化。他们直接否认了与神发生分离的可能性，哪怕这只是一种假设和想象。


作者：簸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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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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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98856

借用一位网友对此回答的批判：

“资本同时可以是精心设计一种全面压迫的超人工智能式剥削机制，又可以是对全社会施加麻醉剂奶头乐的提线木偶操纵者，唯独不是现实中那些一个个濒临破产的中小企业，或者圈钱依附政府债活一天是一天的短视集团”——如果官僚资本主义不是资本主义的话，那这句话或许还真就是对的了。然而现实是官僚资本也是资本，官僚资本主义也是资本主义，甚至是最恶毒的资本主义之一（为什么要加“之一”二字而不是像主流左翼理论一样直接说这就是最恶毒的资本主义，那是因为我认为现在世界上正在形成的世界资本主义如果发展到完全体“新封建”的话，其恶毒程度未必会亚于官僚资本主义。导师们健在的时候并没有世界资本主义的概念，所以自然经典理论中不会将其纳入考量。当然这是我的一家之言，是否正确需要辨证地看待并等待历史的检验）。所以这句话中“唯独不是圈钱依附政府债活一天是一天的短视集团”这一论点很好地曝露了答主的阶级立场——非官僚的自由化，全球化的资产阶级立场。

至于“资本就是现代化本身”这个观点——那只能这么说，资本曾经和在现在的某一部分确实代表了现代化，这是不容否认的。但同时也要意识到，资本由于在资本主义社会下增殖/增值（分别对应实业和金融业）的第一要义属性，在现在的个别场合和未来的趋势中必将成为反现代化的代表——这篇回答的评论区里有一条提到了手机更新换代的例证，就可以支持这个观点。

这个回答从利益诉求角度看待，很明显最符合的是大中小企业主的利益，说白了就是自由的，非官僚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说的难听点就是代表着“世界资本主义”。通过他的论据主要以上市企业的市值比较和世界资本的所谓的“信心”为主，可以看出其看重的确实是经济上的数字量化，但是通篇从未讨论过这些数字背后究竟有什么样的对社会的作用力（因为实际上资本主义下资本的增殖/增值属性是高位于社会贡献属性的，这就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定义上的核心差别），换言之就是给出的论据看重的是资本的增值而不是资本增值后对社会的反向作用（或者说这种语境下本身会凸显一个反向作用——增加就业岗位，然而这就滑向了老生常谈的生产关系的辩论：是不是没有这些“企业”就没有就业岗位？这个都被批判烂了所以不展开说了）。只不过顺带拉上了如“小企业主”“个体户”这样的小资产阶级捆绑在一起，以换取更大的共鸣——这些人是防疫转向消极共存后受影响最小的的一批人，所以其实是一种具有很典型阶级立场的回答了。这也是为什么我非常不赞同把王思聪包装成“为民请命”的人的原因——他的阶级立场和绝大多数人都是对立的，说难听点他这样的人在群众眼中应当是被改造或者革命的对象之一，让他为民请命，既不可能也不配（这与我认为公权力这次如此粗暴封杀王思聪的手段过于粗放和草率的看法并不互斥，特意指明，防杠）。

基于全球化的自由资产阶级立场确实是反官僚资本主义的，这一点其实是确定的也必须承认其正向价值（毕竟资本主义的发展最终形态是帝国主义，而由修正主义派生出来的官僚垄断的资本主义及其帝国主义萌芽则也恰恰是其最恶毒的表现型之一）。但是这不代表他们反了一些错误的东西他们就是全对的——尤其中国私有资本的原始积累是和西方对外掠夺不同的对内榨取，共存策略能够复工复产换一句话说就是这些大中小私营企业可以继续维系其存在性维护资本增殖与增值（而实际上他们从来都是把他们的企业看作一个囫囵的整体讨论，而不是一个劳动者的共同体，这就导致了可以绕开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辩论，并且从这种忽略了生产关系的囫囵的数字账面上能够看出相较与劳动者视角下更大的数字波动和震荡，既博眼球也能卖惨），能让这些“先富”的人继续富着而已。而另一方面，对于“后富”的普通人，配合上共存策略的引导，那就是从“非上海受小罪，上海受大罪”变成了“全国都受中罪”。为什么说受中罪，举个例子，开放后染疫了，治疗的费用和因病误工请假带来的个人财富损失，以及染疫常态化下对于部分体弱的劳动者的劳动力打击（这在一些公司和企业眼中是可以作为“不合格劳动力”而处理的，找借口辞退或者合同到期以此理由不再续签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等——这是进步还是退步好像确实很难说的，而某种意义上这个问题的思考其实和这个回答的答主是弱关联的，至少只是一个工具，一个其维护其或者其所向往和谄媚的阶层的利益的“替天行道”的杏黄旗罢了。

最后，简述一下我对这四十多年的“繁荣”是否为常态的一个个人观点：
如果从我已经度过的年龄段（二三十岁的青年人）的话，可能会在第一印象上认为这是常态；
如果从新中国发展历程的角度来看的话，这是非常态，不过是一个可以预见的却同时迷惑性极大的非常态；
如果从同一个时间尺度（甚至在扩大一些，扩大到18世纪末开始到现在）这几十年似乎又变成了常态；
如果更扩大开来去，从一个大的历史进程来看，那就真的众说纷纭了。如果我要表达我的观点的话，我更倾向于是非常态（因为它出现在写下这段文字时的可观测历史的最末端——而我不认为它应该出现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