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意义上的网左锐评安倍遇刺

满目新贵道路衰

安倍遇刺对无产阶级意味着什么？
July 09, 2022
7月8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不治身亡。这是撼动日本政坛的一件大事，却是日本和中国无产阶级的一件小事。马克思主义者不应为这一事件喝彩，因为安倍之死并不能改变日本的资本主义现状，刺杀这种个人恐怖主义手段也不能启发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反而激起了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狂欢。为此，我们要用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认识清楚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反对黑帮利用安倍之死进一步强化民族主义宣传。

安倍遇刺是二十一世纪第一起大国政要遇刺，自然引发世界波澜，但引起中国舆论场的特别狂欢，主要是近年来特色黑帮持之以恒进行民族主义宣传的结果。黑帮长期采取愚民政策，试图将劳动人民彻底变成只知劳作不懂反抗的牛马，一面利用互联网防火墙封锁国际信息，一面精心挑选炒作议题鼓动民族主义。在对日问题上，黑帮没有正确引导群众由于抗日战争产生的朴素爱国情绪，反而大加利用。用民族取代阶级、用民族复兴叙事取代革命叙事的自然结果就是抗日战争的内涵从反帝反法西斯战争变成中日两个民族之间的战争。自2012年起民间对日情绪日渐升温，钓鱼岛争端、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东京奥运会、抵制反华亲日艺人、抵制和服与“以倭代唐”……这些议题成为民族情绪的集中爆发点，很大程度上是黑帮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建构的结果。比如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问题，黑帮闭口不谈日本没有官方教科书制度，教材是由民间出版社自行编写、学校自行采购，也不谈否认侵华战争并没有成为日本社会主流，而是利用信息差将少数右翼分子行为炒作成日本政府官方行为来挑起国内群众对整个日本的仇视情绪。

2012年安倍再次上台以来，客观上就成为了特色黑帮煽动仇日情绪的工具人。黑帮从不会对群众进行真正的政治教育，从不试图对群众真正讲清楚日本的资本主义状况和上层政治建筑以及安倍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从不试图真正讲清楚安倍政府的政治经济政策对日本无产阶级的影响（只会在攻击安倍时顺带提及），只是选择性强调安倍参拜靖国神社、其外祖父是侵华战争的甲级战犯等细枝末节，将安倍塑造成极端反华的极右翼势力代表。但公允地说，安倍晋三属于传统的保守派右翼，采取表面改良实质偏右的国内政策，奉行中美均衡的外交战略，扩大中日贸易和民间交流，是一个老练稳健的右翼政客，这显然与国内的安倍形象大相径庭。

安倍死后，黑帮表面上给予礼节性尊重，暗地释放默契的狂欢信号，比如河南共青团转发霰弹枪视频，并评论“非常好用”。 民间舆论场爆发出的震天欢呼，使得著名的民族主义旗手胡锡进和金灿荣都心悸不已，不得不泼水降温，表示要“对生命抱有尊重”。右翼政客安倍晋三的死当然不值得无产阶级同情惋惜，死就死了，轻于鸿毛。但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孤立地看待安倍之死，要看到黑帮长期以来借安倍打仇日牌的策略，要反对黑帮借安倍之死进一步强化民族主义宣传，要指出安倍的右翼实质，更要揭露黑帮的政治欺骗。

在反对民族主义的左派声音中，我们要特别指出一种。有的左派认为安倍之死“虽然或许没法彻底改变糟糕的世道，但难道是一件坏事吗？”“吵什么吵偷着乐就完事了”（微信公众号“无隅”）。虽然作者自认为反对民族主义，但没有意识到这种论调客观上与黑帮的民族主义合流，汇入了为安倍之死欢呼喝彩的大合唱之中，用看热闹作壁上观的轻佻心理取代了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的革命自觉，是我们要格外自警的。

第二，安倍之死不会改变日本资本主义状况，不应夸大影响。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决定社会历史一般趋势的不是个别英雄人物，而是社会的生产力及其内部矛盾。安倍之死并不会实质改变日本资本主义结构，不值得夸大其影响。

有评论认为安倍之死“将打破东北亚的政治平衡”，这种说法错在夸大了统治者个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决定性作用，而缩小社会经济矛盾和阶级斗争对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当他说这个人表现了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的个人主动性时，他就不是把这个人写出小人物而是写成巨人了。”（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有评论认为该事件“足以成为战后日本政治最大事件”，这种说法错在将政治狭隘化为议会斗争、权力更迭，忽略了真正的政治是以群众、阶级、政党为主体的大规模革命实践。归根到底，决定日本政治命运的不是一两个资深政客的生死，而是日本的资本主义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阶级斗争，集中表现为日本无产阶级的组织程度和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的发展水平。

安倍之死不能改变日本的资本主义现状。日本在九十年代末开始进入漫长的资本主义衰退周期，2012年以来安倍在经济上执行以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为“三支箭”的“安倍经济学”。其实还是打金融财政组合拳，通过拼命印钞发债来刺激经济。所谓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实质是滥发货币导致日元贬值物价飞涨；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实质是依靠政府向央行举债拉动投资，自2018年起日本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规模已经超过国内生产总值，远超欧美水平；所谓的结构性改革更是形左实右形同虚设，包括增加女性就业实质让女性成为廉价零工、降低公司税却提高消费税、提高企业员工退休年龄但公务员不变、修改劳动法将每月加班时间从80小时降为45小时但又规定繁忙时期可加班100小时（繁忙时期可达六个月）……安倍经济学虽然实现了通缩变通胀，但只是经济数据变好看，日元贬值有利于企业出口，但物价飞涨增加群众生活成本，日本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目前日元兑美元汇率已降低至二十年来最低点，社会矛盾将继续激化，类似刺杀安倍的自发反抗将越来越多。

安倍没有做到的经济复苏和社会改良，其继任者也不可能做到。安倍之死或将使自民党内的岸田文雄集团彻底取代安倍集团全面执政，岸田集团或许会局部调整安倍政府的内外方针，比如更加亲美或对华示好或对韩缓和，但日本社会进一步保守化的趋势不会变。日本统治阶级与深陷资本主义危机的世界其他各国一样，为了转移国内矛盾，加速右倾化的可能会增大。但这些都与安倍的生死无关，即使安倍还未下台，或者中枪未死仍能保持其政治影响，日本也还将会继续右转。正如二二六兵变如果成功，皇道派取代统制派上台，日本帝国主义仍然会迅速完成向法西斯化的转变，甚至更快。

这里不妨化用恩格斯对拿破仑的评价来形容安倍：“恰巧安倍晋三这个长期患有溃疡性结肠炎的东京人做了被衰退弄得精疲力竭的日本资本主义所需要的右翼裱糊匠，这是偶然现象。但是，假如不曾有安倍晋三这个人，那么他的角色是会有另一个人来扮演的。”

第三，阶级斗争而非刺杀才是无产阶级的政治手段。

刺杀安倍的凶手已被捕，行刺动机尚未明确，日媒报道凶手是一名退役的海上自卫队队员，也有消息说其有宗教团体、无政府主义团体的背景。但我们并不关心凶手行刺的具体原因，因为政治家没有私仇。一方面政治家作为特定阶级的政治代表，其政策主张反映的是阶级利害，而非个人好恶。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政客本人往往是统治阶级一份子，即使所谓的私人恩怨也反映了其所属阶层社会关系的特性。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佩瑶强奸保姆以至于被其兄长所杀，政治局常委张高丽性侵网球冠军彭帅，这些黑帮政客的罪恶不是纯粹的个人品质问题，而是反映出整个统治阶级的制度性腐朽。

恩格斯说，犯罪是孤立的个人对统治关系的反抗（《德意志意识形态》）。所以无论凶手行刺的具体动机如何，我们都将其看作是个人对日本资本主义制度的自发反抗。我们同情凶手过去可能的不幸遭遇，赞许其将愤怒的枪口对准统治阶级的大无畏精神，但是反对他采取的刺杀手段，惋惜他空有死志而没有找到正确的道路。

人道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都反对刺杀，他们说刺杀太过血腥残忍，说刺杀破坏民主政治，说刺杀是极端暴力犯罪。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刺杀的理由与这些都不相同。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刺杀，因为个人恐怖主义不是无产阶级的政治手段，政治刺杀并不能提高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反而让革命志士白白牺牲。阶段斗争才是无产阶级的政治手段，只有通过建立集中制政党使无产阶级觉悟和团结起来，用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才能改天换地，建立新世界。

刺杀会在一定程度上产生政治动荡，但从未真正改变现代世界历史。在统治者个人对统治秩序具有较大影响的前资本主义时代，刺杀君主或统治阶级的重要成员，会因为权力交替产生政治动荡，比如凯撒之死延缓了罗马从共和国转变为帝国的步伐。而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由于普遍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和稳定有序的权力交接制度，前台个别政治人物的更替丝毫不影响整个统治阶级继续维持其统治，刺杀所可能产生的政治影响极其有限，并局限在统治集团内部，比如约翰·肯尼迪总统遇刺只是影响肯尼迪家族的兴衰，并不改变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

近代以来各国的革命实践都证明，刺杀这样的个人恐怖主义手段不能实现革命目标，只能虚掷革命者的鲜血。俄国民粹派热衷于个人恐怖活动，牺牲了包括列宁哥哥在内的无数革命者，但即使成功刺杀了沙皇，也并没有为俄国革命开辟新路。中国同盟会频频暗杀满清大员，徐锡麟刺杀恩铭失败后肝脏被炒熟下酒，当时还是革命者的汪精卫在谋刺载沣失败后写下“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他们冲天的革命壮志还没有机会和新的历史主体结合。日本六七十年代的赤军组织也从事恐怖活动，初期的“城市游击战”试图在大城市建立脱离工人的军事组织以进行武装斗争，后来试图通过劫机绑架、屠杀平民这样的恐怖主义活动来号召世界革命，其实反映了革命转向低潮后绝望失常的知识分子心理。这些年轻的革命者们空有热血，却舍难取易，不知道探索科学的革命道路比坦然赴死更加艰难、更加重要。

支持刺杀的一个理由是“激发论”，认为刺杀政治人物的壮举可以激发群众的革命情绪。但光凭革命者的牺牲并不能激发群众的觉悟，鲁迅小说《药》中革命者夏瑜的鲜血，就变成了围观看客的人血馒头。事实上实际生活的丑恶现象已经足以激发群众的不满情绪，实际生活所不能激发的也不可能通过个人与政府的单独决斗来实现。只有大规模的公开的阶级斗争才能真正鼓舞人心，只有通过先锋队对无产阶级进行长期的政治教育才能产生原则坚定的社会主义意识。支持刺杀的另一个理由是“力量转换论”，认为刺杀毕竟会使得反革命与革命的力量此消彼长，“夺去了专制制度的一部分力量，并且把这部分力量完全转换到自由战士方面去”（列宁《论革命冒险主义》）。但革命实践证明，个人恐怖主义不仅无法真正威胁反动政府，反而会使得革命组织遭到镇压，敌我力量此长彼消。采取脱离群众的恐怖主义手段反过来会更有利于统治阶级争取群众，趁机扩张国家机器的力量，出台更严格的社会控制方案，进一步剥夺群众所剩无几的政治自由。

这里还要强调，无产阶级反对的是无组织的个人恐怖主义，反对的是将个人恐怖行动而非公开阶级斗争作为主要斗争手段，但并不原则上排斥恐怖手段。“在原则上，我们从来没有拒绝而且也不可能拒绝恐怖手段。这是一种军事行动，在一定的战斗时机，在军队处于一定的状况时，在一定的条件下，它完全是适用的，甚至是必要的。”（列宁《从何着手》）对于革命者而言，个人恐怖主义和其他一切政治冒险主义的表现形式一样，都使得宝贵的觉悟力量未能与工人运动结合，放弃了刻不容缓的对工人进行教育、组织和鼓动的工作。无产阶级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一切的关键在于能否组织起来。没有组织，无产阶级将一事无成，即使采用再英勇的刺杀壮举也难以激发；组织起来，无产阶级将无所不能，会使用包括恐怖手段在内的一切行动来改天换地。

在安倍之死带来的舆论浪潮中，除了一边倒的民族主义和少数人道主义声音外，还出现了借机反对特色黑帮的潜流。一些群众（主要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社交平台转发梁静茹的歌曲《可惜不是你》，表达希望中国的黑帮领袖遇刺的愿望，以至于微博知乎等平台上“可惜不是你”词条一度被屏蔽。这反映了疫情危机以来群众对黑帮统治的日益不满，但也说明许多不满人群没有明确意识到习本人只是特色黑帮统治的代表，没有明确意识到刺杀手段不可能改变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制度，只有推翻头顶的专制政府，继而推翻资本主义才能使中国人民摆脱苦难。这也佐证了我们长篇大论刺杀问题的必要性。

安倍之死是日本政坛的一次偶然性事件，远远称不上日本资本主义的危机。但我们最后可以顺便谈谈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如何应对偶然危机。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迁就眼前微小的暂时性事变，不应被群众一时的情绪激荡而不能自己，不应将风吹草动夸大为大洪水。但也时刻不忘却挖掘深埋在群众经济生活里的革命动因，不放过从任何局部矛盾中分析阶级力量对比并认识到背后的系统性危机，不放过从群众任何一点行动中发现力量，不放弃利用每一次危机进行揭露和政治教育。也只有基于整个运动的基本任务和长远需要来坚定原则，革命者们才能更好地利用危机，使每一次危机和事变无论大小都能往有利于无产阶级事业的方向转变。在今日之中国，这样的原则就是沿着列宁主义的道路，将觉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从小组联合成政党，在统一的革命纲领下完成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的历史使命。

在世界资本主义矛盾越来越通过偶然性危机爆发出来的今天，我们愿意不厌其烦地复读列宁在《从何着手》中说过的箴言：

“专制制度完全可能由于某一次自发的爆发或无法预料的政治冲突的压力而垮台，但是任何一个政党，只要不是陷入冒险主义，决不会把自己的活动建筑在这种爆发和冲突上面。我们应该走自己的路，坚持不懈进行自己有系统的工作。我们愈是不指靠偶然性，我们就愈不会由于任何‘历史性的变化’而手足无措。”

满目新贵道路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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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安倍再次上台以来，客观上就成为了特色黑帮煽动仇日情绪的工具人。黑帮从不会对群众进行真正的政治教育，从不试图对群众真正讲清楚日本的资本主义状况和上层政治建筑以及安倍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从不试图真正讲清楚安倍政府的政治经济政策对日本无产阶级的影响（只会在攻击安倍时顺带提及），只是选择性强调安倍参拜靖国神社、其外祖父是侵华战争的甲级战犯等细枝末节，将安倍塑造成极端反华的极右翼势力代表。但公允地说，安倍晋三属于传统的保守派右翼，采取表面改良实质偏右的国内政策，奉行中美均衡的外交战略，扩大中日贸易和民间交流，是一个老练稳健的右翼政客，这显然与国内的安倍形象大相径庭。”这段写得很烂，我看了都反感安倍。自己的看法全是断言，别人看了未必相信；“细枝末节”可都是事实。文章写了这么长，也不差这点篇幅把支持自己观点的事实列举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