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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对象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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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8-30 16:34:00 |显示全部楼层
米夏埃尔·海因里希《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资本论>导论》学习札记之二

本章(第二章)要回答的主要问题:


问题1:资本主义在《资本论》中是以怎样的方式成为研究对象的,换言之,其中的“理论阐述”(如对货币和资本的抽象阐述)和“历史记叙”(如资本主义在英国的形成)之间有何关系?


问题2:“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批判”意味着什么?是对既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理论改良”,还是对整个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理论革命”


问题3:在《资本论》中,“辩证法”如何得以体现?


第一节 理论与历史


      恩格斯认为,马克思对范畴的“逻辑”阐述(理论阐述)实际上“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考茨基认为,《资本论》“本质上是一部历史著作”。20世纪初至今,很多人——包括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将马克思的《资本论》“历史化”地解读,人们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理论只是对在帝国主义之前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分析,仅仅对19世纪有效。然而这种解读是与马克思自己的理解相异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写道:

      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再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这些规律本身。

      因此,马克思既不研究资本主义的历史,也不研究某一在时空上特定的资本主义,而是研究资本主义的本质规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组织,是那些在一切历史变化的过程中保持不变,从而使我们能将其称为“资本主义”的东西。

      “人必须了解历史,才能理解当下。”这句话对于纯粹的事件维度的历史而言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并不适用于理解一个社会的结构维度的历史。也就是说,为了能够研究一种特定的社会或经济结构的形成,我必须先了解完成的结构。马克思做过一个这样的比喻:

     人体解剖对于猴体接某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

      因此,《资本论》中所有的“历史的”段落都位于相应范畴阐述(理论阐述)之后,而非之前;历史段落是对理论阐述的补充,不是理论阐述的基础。

      当然,《资本论》作为一本理论著作,虽然对它的解读方式不应是“历史化”的,但是这并不代表《资本论》中对资本的理解是非历史的(如庸俗西方经济学)。相反,马克思意识到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历史性的(而非超历史的、永恒的)生产方式,它与古代的、中世纪的、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具有本质不同。因此,在此意义上,描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范畴是“历史的”范畴,只在资本主义是统治性的生产方式的历史阶段有效。


第二节 理论与批判


      在“世界观式的”马克思主义中,马克思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从古典政治经济学中汲取了“劳动价值论”(“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决定”;马克思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区别在于他发展出了剩余价值理论与资本主义危机的理论。就此而言,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之间没有范畴的根本差异,而仅仅是理论的结论有所不同。因此,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式微、西方宏微观经济学大行其道的现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可以和古典政治经济学一样,被当作一条“死狗”看待了。

      然而,我们不能忘记《资本论》的副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重在一个“批判”。马克思不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做一个查缺补漏式的、内容上的理论“改良”“修正”以得到一个与其不同的结论,而是要对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进行批判,对这门科学的范畴基础进行批判。马克思曾在信中写道:

      应当首先出版的著作是对经济学范畴的批判,或者,也可以说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体系的批判。

      这种对范畴的批判开始于政治经济学最抽象的范畴——价值。政治经济学的确抓住了劳动与价值的关联,但是政治经济学从来没有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一内容采取这种形式呢?”也就是说,马克思阐释之关键,并不在于揭示形式背后的内容,即劳动是价值的尺度云云,而在于对形式本身提出问题:为什么劳动必须采取商品的价值这种形式表现出来?

      马克思主要批判的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结论,而是其问题设置的形式和方式。政治经济学把有些认为不必解释的东西“不言而喻”地接受了下来;一些政治经济学家将“交换的倾向”当作一种“普遍的人性”。商品的生产与交换本是一种社会关系,在那些政治经济学家那里,这种社会关系却被“自然化”和“物化”,被理解为一种物的属性。在他们看来,物不是由于社会关系才具有价值的,而是物“本身”就有价值,价值反而变成了物的一种属性。——这些东西恰恰是马克思要批评的。

      马克思将这种关系称为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这一点很值得注意。但在“世界观式的”马克思主义中、资产阶级及其卫道士对马克思的批判中,这些概念绝大部分被忽略了,或者人们仅仅从中看到一种修辞学特征。然而,马克思恰恰是通过这些描述指出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事实。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人(包括那些自发地将社会关系“自然化”和“物化”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生活在“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而“日常生活中的这个宗教”(即拜物教)不仅构成日常意识的基础,而且也构成政治经济学范畴的背景。

      因此,“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批判”之目的在于,打破政治经济学的范畴由以获得表面说服力的那种理论域(即那些完全自明的观点和自发形成的观念),阐明政治经济学的“荒谬”。这是一种对认知的批判,探讨了这种认知如何形成的问题。   
      然而,对认知的批判是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密不可分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不仅想要实现对资产阶级科学和资产阶级意识的批判,而且想要实现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批判,揭示资本主义发展导致人类和社会必然付出的代价。当然这种批判和揭露有别于道德批判,在马克思那里也不存在永恒的“正义”观念;马克思是想揭露一个事实:资本主义内在地具有一种深层的破坏性潜能(死亡驱力),这种潜能不断被激活,其运作必然不断损害工人的利益。而只有资本主义这种社会关系被消灭的时候,即超越资本主义后,这种情况才会得到根本改变。


第三节 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的超级武器?


      每当谈起马克思的理论,“辩证法”经常会被拿出来说事,然而大多数情况下不会特别清楚地解释这个概念所指的究竟是什么。而常见的是,对辩证法的夸夸其谈被简化为一个简单的事实:所有事物无论如何总会彼此依赖和相互影响,而整体是相当复杂的——这真是正确的废话,体现出了一种绵软无力的妥协姿态。

      在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中,辩证法被视为“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辩证发展不是均质的、线性的过程,而是经历着一种“矛盾运动”,尤其表现为“量变到质变”“否定之否定”。不过这种一般性的陈述无法实现对个体过程的任何认识,但是在“世界观式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辩证法”被理解为一种“发展的一般学说”,被用来当作一种可以解释一切的“超级武器”。

      与上述情况不同,另一种谈论辩证法的方式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一种论述形式相关。马克思用不同方式提到了他的“辩证方法”,这种方法通过对范畴的“辩证叙述”而具有意义。这就是说,在叙述过程中,各个范畴借由彼此而得到发展:范畴不是简单地一个接一个地得到表现,而是说范畴的内在联系变得清楚起来(一个范畴使另一个范畴成为必要)。这种辩证叙述,绝不是一种既有的“辩证方法”在政治经济学材料上的“应用”,绝不是一种抽象的“真理”在政治经济学上的具体“实现”,绝不是一种现成的“公式”的简单“代入”。辩证叙述的前提不是对一种方法的应用,而是前文提到的对范畴的批判。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很少明确提及辩证法,他实践了一种辩证叙述——也就是说,这种叙述中的“辩证”的东西,只有在阅读之后才能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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