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远航一号 于 2022-9-18 00:56 编辑
革命不是假设,而是现实的唯物主义 233型酷炫喜羊羊
https://zhuanlan.zhihu.com/p/565455628 @Rick Sanchez先生的新文章非常精彩,老调重弹,堪称左翼废话文学中的一绝,我才学疏浅,不善于跟他一样整天只会讲废话、乱骂人,我就只好再写一个长文来锐评一下他的最新力作: https://zhuanlan.zhihu.com/p/565250529 “假设辩证法” 假设俄国无产阶级失败了: 假设列宁失败了的话,那么我相信中国革命和东欧革命一定还要坎坷得多。 假设德国革命成功了: 假如当初德国革命能够成功的话,那么至少德意志民族和整个欧洲都不会受到如此严重的摧残。 要是能够完成革命任务: “一旦无产阶级能够重塑自己的阶级意识,能够锻造出战斗的群众组织,那么工人的力量就将会是不可战胜的。”并且明确的在其他文章中说过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遵循《怎么办》里提出的派对建立战略。(事实上目前全世界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的MLM都还没有完成这个必须完成的任务,要是真能实现这个任务的话,我怕是做梦都能笑醒。) 至于“假设”、“要是”为什么没有在过去成为“现实”, @Rick Sanchez先生选择用“战胜机会主义”来解释: ......运动一直不能取得胜利的缘故就在于“工人阶级先锋队上层产生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使得革命运动偏离正确路线从而断送无产阶级革命,这是导致无产阶级革命无法胜利的根本原因。” 为什么工人阶级先锋队上层会产生机会主义、断送革命呢? 赤眉同志说得好“帝国主义国家革命渺茫论‘认为垄断资产阶级的超额利润收买了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使得帝国主义工人阶级被改良主义所控制,所以帝国主义国家革命前途是渺茫的——这表面上符合列宁对帝国主义国家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根源的分析,但实际上却是对列宁观点的歪曲。列宁分析帝国主义国家工人运动机会主义的根源,恰恰是要战胜这种机会主义,而不是得出帝国主义国家工人阶级丧失革命性、帝国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前途渺茫的结论 。 对于“超额利润导致改良主义的泛滥”的观点,@Rick Sanchez先生说这是“表面上符合”、“实际上却是歪曲”的。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会“产生机会主义”从而“断送无产阶级革命”呢? 革命是唯物的,而不是唯心 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列宁同志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指出: 一切革命,尤其是20世纪俄国三次革命所证实了的一条革命基本规律就是:要举行革命,单是被剥削被压迫群众认识到不能照旧生活下去而要求变革,还是不够的;要举行革命,还必须要剥削者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只有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维持下去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胜利。 然而@Rick Sanchez先生的说法却是: 这导致了在社会主义革命客观条件最充足的地方缺乏进行革命的主观条件。而要避免革命前景被葬送,首先要做的是先锋队内部持续不断的路线斗争以及无数革命者深入到以工人为首的全体群众中进行的长期的灌输(这里灌输绝不是填鸭式学习,而很多值的是启发式的学习教育)与相互教育。 马克思、列宁与@Rick Sanchez先生的区别在于,马克思、列宁认为当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同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成为生产力的桎梏,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这种社会革命的变革将会反映在阶级社会中的各阶级的行动与思想中,具体表现为:下层不愿继续过去的被压迫秩序、上层无法维持过去的压迫秩序,从而使得革命获得成功。 但@Rick Sanchez先生则发表了一番不同于马克思、列宁的独到见解,他认为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革命未到来的原因是:客观条件最充足的地方缺乏进行革命的主观条件。 各位帝国主义国家中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前途是充满希望的!但为什么你们没有成功呢?还不是因为你们不努力!你们缺乏主观准备!倘若台尔曼看了@Rick Sanchez先生的文章,德国无产阶级早就把德帝国主义的骨灰给扬了! 
既然我和@Rick Sanchez先生都说到了台尔曼和德国革命,那我就顺带讲讲为什么是纳粹上台而不是德共上台的原因,发表一些个人的看法。 在@Rick Sanchez先生看来,德共的失败是其缺主观条件的结果。 我并不这么认为,我认为德国资产阶级得以橄榄德共的原因是,德国资产阶级通过改良主义收买了德国的工人贵族,将部分超额利润让渡给了德国劳动人民以满足了后者的短期利益,同时由于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恢复,德国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膨大,资产阶级的力量得到了恢复、甚至是增强。在德国资产阶级力量增强,而德国劳动人民却被暂时收买的情况下,德国资产阶级得以避免被德国无产阶级革命所推翻。 首先是德国资产阶级让渡部分利润以建立改良主义、收买了德国的工人贵族: 根据《纳粹德国劳动者保护政策研究》,德国工人的工资总额从1933年的113.2亿马克上升到了188.37亿马克,同时失业率从1932年的30.1%下降到1938年的2.1%(《帕尔格雷福世界历史统计(欧洲卷)》),到1939年,德国甚至发生了劳工短缺,以致不得不从工厂里直接征兵。同时德国工业产量指数在1932年到1936年之间翻了一倍。1932年到1938年,德国工业工人名义工资上涨了约27%,同期消费物价指数上涨了约13%,两相加减其实际工资大约上涨了12%。 德国资产阶级通过“充分就业”降低了失业率,德国工人实际工资的提高也反映在德国工人阶级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上: 从1932年到1938年,德国的一岁婴儿死亡率从千分之七十九下降到千分之六十。纳粹政权尽管号称自己“要大炮不要黄油”,但是黄油产量却从1932年的42万吨上升到了1940年的62万7千吨。肉类产量也从1932年的310万吨上升到1938年的接近370万吨,这个增长甚至还快于后来联邦德国同等产量时的增长。啤酒产量从1932年的33.5亿升提升到了1939年的51.3亿升。 由于黄油、肉、啤酒这些东西基本不能用做再投资,它们都是直接的消费品,所以我们基本可以判断,就平均而言,德国无产阶级在纳粹上台到战争爆发前确实是吃得好了,喝得也好了。 在经历了二十年代初的恶性通货膨胀以后,德国经济在1925年以后出现了相对繁荣。1932年,德国企业部门的平均利润率暴跌到了9%。经过纳粹党数年统治以后,至1938年,德国企业部门的平均利润率恢复到了以往经济繁荣时期才有的14%以上。 
由于帝国主义攫取了巨量的超额利润、超额剩余价值,其自身用于物质生产的劳动力就被节约下来。这部分节约的劳动力可以充当政府官员、军官和士兵,从而维持“强大”的资产阶级国家和军队;也可以转化为金融市场的经理、经纪人、职员,在为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服务的同时又进一步以金融资本的方式掠夺第三世界国家的财富。 随着德国资本主义逐渐走出经济危机,开始进入复苏期,德国资产阶级的力量开始逐渐恢复,甚至增强,这具体表现于服务于德国垄断资产阶级、维持德国资本主义秩序的德国小资产阶级的变化上。 根据普兰查斯引述的数据,白领工人和公务员(这两者是现代小资的绝对主力)在1933年占总人口的18.4%,在1939年占总人口的20.4%。按照这两年的德国人口普查资料,这意味着1933年德国拥有现代小资约1215万人,1939年则为1417万人。 根据《德国的工资》一书第123页引述的《经济与统计》上的资料,现代小资的名义薪金总额从1933年到1939年136亿马克上涨到209亿马克。根据物价指数扣除价格因素(约9%),1933到1939年德国现代小资实际薪金上涨约12%。 德国小资产阶级的规模数量的扩大、实际薪金收入的大幅上涨,这使得德国小资产阶级更加忠诚于德国资产阶级,这就是“工人阶级先锋队上层产生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使得革命运动偏离正确路线”的物质基础。 而德国资产阶级力量的恢复、甚至是增强,也体现在德国资产阶级暴力机器的规模扩大、正规化上: 以德国国防军规模为例,1933年,国防军只有凡尔赛条约规定下的10万人,到1936年,德军就组建了包括三个装甲师在内的超过50万军队,而到了开战前的1939年,德国武装力量总数已经超过了450万(德国国防军报告网)。过去被迫在外当打手、当保安的职业军官团和以各种名义存在的法西斯民兵组织被大量吸纳进国防军,成为了吃皇粮的正式雇员。像莫德尔、古德里安、隆美尔等在校官乃至尉官位置上窝了十几年的老油条,在三、四年之内以火箭般的速度被提拔成了将军。 到目前为止,我们就已经能够搞清为什么德国的革命失败了。 德国资产阶级在走出经济危机后,资产阶级的力量得以恢复、甚至是增强,而德国的工人贵族则被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所收买,服务于德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更是在这之中得到了实际的物质利益,德国资产阶级的暴力机器更是不断扩大。在资产阶级力量增强、无产阶级反而被收买分化的情况下,自然很难出现“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维持下去”的革命条件。 而@Rick Sanchez先生说的什么“你们不努力,所以没有战胜机会主义”,完全是上述物质基础的产物。 @Rick Sanchez先生是诚实的唯心主义者,他拒绝从“生产力与现存的生产关系的冲突”出发去研究革命的原因,他拒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去分析过往的帝国主义国家革命失败的原因,他拒绝承认列宁同志的“革命的希望不在于西方而在于东方”的光辉论断,因为他顽固的躲在教条主义与宗派主义的小圈子中,学院派左翼的圈子虽能够给他带来温暖的认同感,但却完全限制了他对于阶级斗争的正确认识。 这不怪他,这只是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的必然结果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