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的选举制”在逻辑上的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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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的感觉来说，目前学院派之所以显得那么反动，除了他们自己喜欢做姿态，喜欢站道德制高点来投机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真左翼没有系统性的分析民主制的缺点。因为没有这个批判，学院派可以大言不惭的说什么“自由派起码还有民主，而普京、习近平连民主都没有”。我认为这个“民主比不民主好”的心态，才是学院派的理论基础。
这里的民主制不仅仅指资产阶级民主，还包括排除资产阶级影响但是是自由投票、自由竞选的社会主义民主。

我在下面将会发三篇文章，它们都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了民主制的缺点。我会在随后进行我自己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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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文章：
原文链接：https://zhuanlan.zhihu.com/p/48995331


民主选举真的能反映民意吗？

Minam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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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公知或者西方媒体鼓吹“中国不民主”论，和西方制度普世论的时候，我们的爱国主义人士时常反击：
“西方民主不适合中国。”
这个反击是无力的，因为中国人并不是什么特殊物种，连日本韩国都可以搞，而中国不能搞，这是说不过去的。
马列主义也是西方的，现代科技也是西方的，这些都适合中国，偏偏民主不适合中国，怎么看，都是苍白无力的解释。
真正有力的反击，并不是“西方民主不适合中国。”而是“西方民主不仅不适合中国，而且西方民主不适合西方，甚至可能不适合任何国家。
这样的反击才具有“普世性”，才是科学的反击。
我之所以谈论这个问题，不是企图讨论什么民主和专制的各种优劣比较。
我此处是用数学和经济学的原理来试图说明民主制度中存在的根本问题，至少是目前出现过的绝大形式的选举制中的深刻矛盾。
如果一个在数学上不存在的东西，自然也不可能在任何一个社会学科中存在，如果一个在经济上实现不了的东西，自然在政治学中进行讨论也是没有意义的。
让我们放开民主专制的各种优劣性的讨论，回到最本质的问题上：
“民主真的存在吗？如果存在，那又是什么？”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我们探讨的不是民主和专制的优劣，而是：
“民主真的存在吗？如果存在，那又是什么？”
“民主真的存在吗？如果存在，那又是什么？”

一.“理性”的数学标准
怎么探讨这个问题？让我们回到经济学最简单，最基本的第一步上，那就是理性人假设：
“人在某一时刻的所有选择可以被一个全序集合表达，且这个全序集合的序就是这个人做出选择的优先度，选择x优先于选择y的时候，称x偏好于y，或x的效用比B大。”
称这个人为“理性人”(rational agent）

这个定义是序数效用论对“理性”的定义，显然“效用”是一个主观感受，外人无法衡量，你要怎么判断什么人是理性的什么人是不理性的呢？
捐款给慈善机构的人，货币上显然是受到了损失，但我们大多数人都这么做过，难道说我们大多数人捐款给贫困山区是不理性的？
不是，我们依旧是理性的，效用是人的主观感受，人家想觉得什么效用大就是什么效用大，我们怎么去判断呢？经济学对于理性人是一个标准最低的最基本的数学判断，而不是一个经验的，精神病学的判断。
熟悉数学的朋友这里就知道，其实这是利用集合论来对理性人做出了三个基本的要求：
1:对任何两个选择你都必须能判断优先顺序，你可以说吃面比吃饭好，也可以说吃饭比吃面好，或者二者一样好，你不能摇摆不定，你必须要“能”做出选择，要么吃面，要么吃饭，要么随便挑一个。
2:你不能同时觉得面比饭好吃，又觉得饭比面好吃。
3:你不能觉得面比饭好吃，饭比肉好吃，却又觉得肉比面好吃。
这最后一条被称为“传递性”，稍后我们会多次提到。

只要你满足上面三点，不自相矛盾，别说捐款撒币什么的，你就算是觉得屎好吃，我们也当你是个理性人。
可见我们的底线已经很低了，这个你都做不到的话，我们实在没办法把你当理性人了。

在这里经济学已经完全放宽了对民众理性的要求，我既不要求民众的受教育水平也不要求民众的知识水平，理性人仅仅是要求民众的行为不要自相矛盾而已，然而即使是这样低水平的“民主”，你们也会发现几乎无法通过选举制实现。
有了理性人假设，我们接下来就要进入正题，理解福利经济学的第三定律——阿罗的不可能定律。

二.投票悖论
让我们回到选举制的内容上。
现在，我们有川普，希拉里和三德子三位候选人同时选美国总统。
规则很简单，票多者胜。
三人在美国的支持率如下：

           、、、川普、、、希拉里、、三德子
三粉（25%）勉强接受、、讨厌、、支持
希粉（35%）讨厌、、、、支持 、勉强接受
川粉（40%）支持、、、勉强接受 、讨厌

这个表中括号里表示三种投票人群体所占的人口比例，他们分别是挺三德子挺希拉里挺川普的，分别占人口比例的25%，35%和40%。
右边表示各人群对候选人的支持度。

如果这三个人同时投票参选，那么就会出现川普当选的情况，因为有40%的人是川粉。

然而如果分开选举，比如先让川普和三德子比赛选举，有60%的选民会觉得川普不如三德子，因为希拉里的粉丝觉得三德子可以勉强接受，而十分厌恶川普。
这样，三德子就会和希拉里进入第二轮，而由于川粉非常厌恶三德子，所以希拉里就会当选。
反之如果让希拉里和川普选第一轮，三德子就会当选。
这样实际上，政客通过操纵选举的顺序，就可以想让谁选上就让谁选上。
那么问题来了，究竟谁更能代表民意？究竟该让谁当选？

让我们回到理性人假设上，你就会发现其实是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按照一人一票选举制，其实这个群体是不满足有序集合的“传递性”的。
因为这个群体如果两两选举的话，会同时觉得三德子强于川普，川普强于希拉里，而希拉里又强于三德子。
所以这个群体不是理性的，这群人当中的每一个尽管是“理性”，但加总后就成了SB。

好了，那么问题又来了，这个制度虽然不行，那么能否设计出一种投票制度可以得到一个“理性”的群体呢？
而经济学家阿罗证明了，如果按照序数效用给候选人排序的话，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同时反映民意，又能达到理性标准的。

阿罗描述了这样一种情况：
一种选举制度，必然要满足这样四个条件，我们才能说它是“民主”，“自由”的。
1:如果一个群体中所有的选民都认为张三比李四好，那么这个群体投票的结果必须是偏好张三胜于李四的。
这被称为帕累托条件，显然这是一句废话，如果不满足这个条件，就等于默认了所有选民的意见是没有卵用的，剥夺了所有人的选举权。

2:不管选民对新来的候选人王五有什么看法，都不应该影响选民对张三和李四二者之间的比较，不能因为多了一个和张三李四八杆子打不着，也没对张三和李四产生任何影响的王五，就让一个本来是张三比李四差的选举结果忽然变成张三比李四好了。
这被称为“独立性条件”，一旦独立性条件不成立了，这意味着政客只需要增加提名候选人或者选项的个数，就能左右民意对已经存在的候选人的看法，这意味着民众不能想支持谁就支持谁，就是一群随便被忽悠的人。

3:只要选民不自相矛盾，他在投票时可以排出任何顺序，只要是个“理性人”，即使排出任何顺序，即使觉得是屎比饭好吃，我们也不能加以禁止，必须要承认这就是有效的选票，这个是自由性条件，显然你不能干涉公民投票给别人的自由。

4:不存在任何一个选民A，使得不管其他人怎么投票，A的判断都决定了最终结果中张三和李四谁更好，A的投票结果决定了整个投票结果。
这个被称为“非独裁条件”，如果存在这样一个人A，我们就称他为“独裁者”，此时张三和李四哪个好只有他说了算了。
如果选举制中出现了这种人，那么就不用选举了，因为其他人的票都无意义，直接让他说了算搞独裁得了。
然而在这四个条件之下，阿罗就用数学方法证明除了一个惊人的事实，那就是一旦你满足了这四个条件，在三个或以上的候选人的时候，你不可能找到任何一种方法总能得到一个“理性”的排序和选举结果，这被称为“阿罗的不可能定律”

帕累托，独立性，自由性，非独裁四个条件是数学上可以给民主，自由的标准，这个标准是很低的，是不带有阶级性和一切道德判断的，也不会被任何利益集团和意识形态所操纵的“自由”，“民主”的标准。
这个标准应当是最基础的，对“自由”仅仅要求投票的时候能自由自主地比较任何两个候选人，和不受无关的候选人的影响，对“民主”的要求也是最基础的，仅仅要求没有一个独裁者和无意义的选票，对“理性”的要求，更是底线极低。

就然而数学上却证明最简单的一句真理：
“你如果要保证民主和自由，就不可能得到理性的结果。”

阿罗的数学证明并不难，仅仅需要一点集合论知识就能证明，然而这一结果直到20世纪的下半叶才被证明出来，不得不说政治经济学的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敌人。
阿罗因此成了迄今最年轻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而斯德哥尔摩方面也不得不承认：
“这一结论对于绝对民主的理想而言是非常让人失望的。”
这一结论对于民主理想的打击如同能量守恒定律对于永动机事业的打击一样剧烈。

三，民主体制的最后堡垒。
阿罗已经证明了“自由”，“民主”和“理性”之间的根本矛盾，三者最多只能成立两者。
这就如同“脑子”，“良心”和“党性”的不能共存一样。
我们时常可以听到西方媒体宣扬他们的“自由民主”，每当此时，我们应当庆幸我们是“理性”的。

那既然如此，为什么西方国家依旧采取所谓的民主选举政体呢？
直接的回答就是他们不理性，是一群SB，其实仔细一看也是这样，政治经济学在它的领域内，面临着最顽固的敌人，或者说他们根本就不想要得到“理性”的“结果”。
但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人站出来为实践多年民主制度辩护，你不可能不给点全国人民一点面子吧。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邓肯·布莱克的“单峰偏好理论”。
什么是单峰偏好？
我们还是以刚刚的例子为例：
川普，三德子，希拉里等候选人，其政治观点可以代表左中右三派。

希拉里 三德子 川普
左 中 右

单峰偏好，就是指，一个觉得川普是最好的选民，自然是右派的，对这种人而言，候选人应该是越偏右越好，绝无可能会觉得左派比中间派好，如果他觉得希拉里比三德子好，那么不允许他的这种表决影响选举结果。
事实上在2016年的时候，也的确如此，川普的支持者极度厌恶希拉里，如果让他们在希拉里和三德子之间选，他们多半会选三德子。

而一旦单峰偏好成立，那么阿罗的不可能定律就失效了，选举制度就守住了遮羞布。
这其实是限制了阿罗定律中的“自由性假设”，否定了川粉中觉得希拉里比三德子好的可能性，是“侵犯了”，准确地说是“无视”了选民的一部分自由的。

“单峰偏好”其实首先是适用于经济学领域的，准确地说它就是在经济学领域中量身打造的。
阿罗定律其实不仅仅是为了说明政治学问题，这首先是一个经济学问题，他获得的也是经济学奖，阿罗定律也被称为福利经济学的第三定律。
这首先是论证经济学中福利函数问题的理论，只是顺便把民主制度和选举制打成了这样。
社会福利函数的存在性是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宏观经济学赖以生存的基础，其实仔细一想也就明白，投票和偏好不只作用于政治上选举，更作用于经济上物质的分配。
你说是一斤铁一斤棉花总福利最大？还是半斤铁两斤棉花总福利最大？这才是他们要探讨的首要问题，即从个体理性人的效用函数，能否推出一个理性的群体效用函数，至于希拉里和川普谁当选，这是次要问题。
单峰偏好在这里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作用，这里的单峰其实是指经济学上效用函数的单峰形状，它成功的论证了福利函数的存在性。

但单峰偏好在政治学上的适用性就不可预知了。
对于社会的各种商品，显然只有一个维度能衡量他们，就是他们的数量（有很多朋友会提到品质问题，不同品质的商品可以被视为不同种类的商品，商品之间是可以分割的）
比如你被三岁的儿子缠着买冰淇淋，然而其实你一个冰淇淋都不想买，但被你的三岁儿子缠住不得不买一个，此时你会去给他再买一个吗？连一个冰淇淋都觉得买了极不划算的人，会觉得以同样的价钱买两个冰淇淋比买一个冰淇淋划算吗？
这显然恐怕是几乎不可能的，单峰条件此时是成立的。
但对于政治上的候选人就不一样了，候选人数量是很少的，候选人具有很多维度而且不能像商品一样交换和分割，对于冰淇淋的评判标准，显然只有数量一个维度，对于候选人的标准，那就多了去了。
比如这样一位右派选民，政治派别上觉得川普是最好的，自然按照政治派别，该觉得中间派三德子比权贵派希拉里更好，然而可能由于三德子忽然侮辱女性，他觉得三德子这个人太恶劣，于是觉得希拉里比三德子好，于是他觉得川普>希拉里>三德子。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一旦一名选民从多个维度，而不是单单从政治派别上判断候选人的资质的话，单峰偏好就很难成立了。
一名候选人的维度也必然是多样的，政治观点，经验，领导能力多维度都会同时影响选举人的判断，这样会导致在某个维度上不构成单峰偏好。
单峰偏好的条件是实现“民主”，“理性”，以及保障一大部分自由的必要条件。
而我们可以看到现实生活中真正的选举，政客们在宣传的时候是企图在减少候选人竞争的维度，还是增加候选人的维度呢？
我们可以看到恰恰是增加了候选人的维度，比如川普与希拉里的争斗，本来是政治流派的争斗，最后却演变成了各个维度上的争斗。
“川普侮辱女性”，“川普逃税”等各种事件的曝光，实际上就是在践踏单峰条件，本质上是在践踏民主与理性，带来混乱，然后从中获利。
既然民主，理性和自由三者不可得兼，那么政客必然随时都可以借助这三种中的一种来带节奏，所谓的选举制度不过是一场闹剧。
如果真的要想实现民主和理性，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选执政党而不是候选人，因为党是以政治理念来结合的组织，对于党往往只有一个单一维度，那就是作为政治理念的维度。
选了党之后，执政者就该由党决定。
常公当年的这一篇答案其实就是对“单峰偏好”的直观理解，投票的时候并不是按照政策规划来，而是混杂了太多别的东西。
西方所谓民主与利比亚、埃及等国的民主区别在哪？205 赞同 · 17 评论回答

四.现实中的民主
要打破阿罗定律，其实还有最后的一种方法，那就是缩小选项的个数，只要这个选举是二选一，只有两个选项，那么理性和民主就能被同时保证。
但这样的选举制大大的降低了选民的自由程度。
美国的两党制，就是这样一个过程，由党内先推候选人，然后最后两党决战。
因为最后只有两个选项，所以最后一步必然是符合“民主”“自由”“理性”的条件的。
但各党现先在自己内部进行选举，实际上是多次选举每次淘汰的制度。
这种制度实际上是让三德子先和希拉里比，然后让希拉里和川普比，这种制度如我前面所说，是不理性的，政客通过操纵选举的顺序，可以影响选举的结果。
但不得不说，这其实是利用了单峰偏好，其是是默认了了同一个党派之内的两个政客的差异小于了不同党的两个政客的差异。
然而真相却是，三德子被淘汰后，他的选民多半投了川普而不是希拉里，而最后总统大选的时候川普的选举人票并不比希拉里多太多。
2016年的时候，如果第一轮不是三德子和希拉里比拼，而是三德子和川普拼，很有可能三德子就赢了川普。
这说明了什么问题？说明了更换选举的顺序可以影响美国大选的结果，说明美国的制度已经不能选出了一个理性的结果了，这场选举就是闹剧。

与英美相比，台湾的选举制度就滑稽得多了，台湾采取直接选举制，只进行一轮选举，票多者，无论有没有过半，都是票多者胜。
这种制度是相当愚蠢的，如果两个国民党候选人和一个民进党候选人参选。
本来支持国民党有60%的选民，支持民进党的只有40%的选民。
但可能国民党的选民给了两个候选人，这就导致了每个国民党候选人只有30%的票，而民进党候选人有40%的票，最后民进党的侯选人上台。
在2000年的大选中，国民党发生了分裂，蓝营的选票被分给了宋楚瑜和连战，这导致了台独路线的“陈水扁”当选。
这种极其容易被操弄的所谓的“民主”制度的设计，其实就是李登辉为了分化“国民党”，打压国民党势力有意做出来的。
2000年陈水扁得票率仅仅只有39.3%，仅仅比宋楚瑜多几十万票，依旧能当选，在世界上绝大多数“民主”国家，“没人得票超过50%，就剔除得票率最低的侯选人，进行第二轮投票。”是基本的规定，陈水扁如果按照一个正常选举股评家的标准，绝无可能当选。
如此缺陷百出的制度设计，如此复杂的政治经济环境，使得台湾政坛除了一片混乱还是一片混乱。

五：理想的民主制度
因为一个显然更理想的制度就是直接选举政党，然后由政党来决定候选人。
英国采取间接选举制，先选举议员，然后让占有多数议席的党的党首担任首相。
这其实和人大代表的机理差不多，先选议员，再由议员选举领袖。
显而易见，如果英国也称得上“民主”，那中国也完全可以说是民主国家，英国以中国参选人数，投票率低来指责中国不民主，投票率和参选者可是人民意志，是由人民决定的，这种批判不是对中国政府的批判，而是对中国人民的批判，而是公然的文化歧视。
这种制度反而是一种比较优秀的民主制度，因为已经很大程度上贯彻了“选党”不选“人”了的“单峰偏好”理念。
如果议员在选党魁的时候，没有政治才能以外其他维度上的考虑的话，可以说是很“理性”了。
当然，一个显著的更好的制度是将议会和政府分开，在选择政府首脑的时候再来一发由群众选择一个党，然后由党内决定政府首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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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英国德国政坛相对稳定，而美国法国的政治则显得混乱多了。
在美国，资产阶级具有强大的统治地位，这是美国要直接选举总统的根本原因，表面上看上去是在尊重民意，实际上是在破坏民主制度赖以成立的“单峰条件”，在2016总统大选的时候，各种下三滥的手段层出不穷，各种对川普进行人身攻击，各种媒体舆论战，本质上都是为了干涉民主，让选举朝着政治经济以外的维度偏移，借此来掩盖难以调和的阶级矛盾。
所以，美国其实是一个财阀国家，而不能说是一个民主国家。

最后，即使是相对准确地反映了民意，也未见得能出台正确的政策，如果你认为政治经济学也是一门科学，显然作为科学，它的话语权必须交给学者而不是民众的手中，但那些都是后话了。

远航一号

期待你的文章，民主问题可以好好探讨。不过说，“民主比不民主好”是学院派理论基础，恐怕不妥。

从无产阶级利益来说，哪怕是形式民主，如果是大致符合资产阶级民主规范的，舞弊贿选暴力胁迫等在可控范围内，当然也确实比没有民主要好。

问题不在于这里，而在于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的特殊矛盾，中国资产阶级如果采取民主方式统治就无法维持资本积累。所以，在中国，只有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才能带来民主。

自由派的反动性，就在于他们虽然口头主张民主，但坚决社会主义，而且坚决反对工人阶级政治动员，所以事实上不可能带领群众走向民主。他们的唯一一次历史机会，1989，已经被他们浪费了。

不仅如此，由于他们至今仇视社会主义，诋毁毛泽东时代，阻挠群众进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客观上也就成了反民主力量。

当然，对于自由派参加的某些维权斗争，我们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某些自由派个人，也不排除加以争取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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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文章：


作者：常凯申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5627454/answer/52388588
来源：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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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西方民主理论听上去很美，但实际执行时经常走样？

首先，我理解很多自由派的想法，按照民主的传统理论：人民有选票，那么政客就要讨好人民，所以肯定会在监督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各党派争相制定好的治国政策，竞相吸引选民，选民在中间选择一个最优秀的，其他没选上的负责监督这个执政党，这样国家就能始终处于最优的政党领导之下，也就蒸蒸日上了，对吧？
听上去很完美，但是这只是理论、理论、理论、理论，和实际相差了十万八千里，尤其是在非西方国家中间。
漏洞出在什么地方？在于政客获取选票并不一定非要“制定并实行好的政策”，或者说，通过“制定并实行好的政策”这种方式来获取选票，成本太高，完全可以通过其他的捷径来得到选票。
拿印度来说吧，你是印度教的选民，一个伊斯兰教的候选人和一个印度教的候选人，你会选前者吗？几乎百分之百不会！如果我是这个印度教的候选人，我需要“制定并实行好的政策”吗？完全不需要啊，我只需要强调我的印度教背景就足够了，同理，对方的候选人也是如此。
民族问题也可以拿来说事，甚至我还可以通过强化族群对立，来打造我的铁票区。
除了这个之外，政治意识形态的分歧也可以用来操作，这点在中国也是如此。我举个例子，假如现在中国实行全民选举了，两个人在对毛泽东的认识上有分歧，一个说毛泽东是民族英雄，一个说毛泽东是恶魔。好了，现在如果让各位混时事论坛的网民投票，大家觉得就凭各位在论坛混了这么久的认识，绝大多数人还会去仔细分析这两个人的具体产业政策、就业政策、教育政策、科技政策等等的治国优劣吗？仅凭对毛泽东的两极认识分歧，就足够让他们分成两个阵营来投票了！
台湾的蓝绿，实际上就是这样。只不过这里的毛泽东换成了蒋介石，换成了228，换成了台湾主体论。
而在中国，能够引发意识形态分裂的，何止一个毛泽东？偏自由还是偏民主还是偏共党，亲美还是亲日还是自主，怎么评价1840-1979年的大大小小历史，少数民族区域的民族意识，宗教意识，这些引发意识形态撕裂话题多了去了。
这个时候，谁还去在意什么治国理政的实际工作？有这么轻松的通过割裂意识形态来获取选票的方式，不用不成了傻瓜？
西方的所谓多党选举，其实有非常苛刻的前提条件限制，你可以看到，只要不符合这个前提条件的，民主化后，原有的裂痕不但不会消解，反而会更加扩大和撕裂。
这个条件就是：国民中不能有根本性的意识形态裂痕分歧，或者虽有分歧，但其中一种的拥护人数要占据绝对多数。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两党或多党选举时，大家才可能就事论事，心平气和讨论具体事务，而不是互相用意识形态攻击、强化身份认同的方式和捞取选票。
例如，台湾有统独分歧，这是根本性的意识形态分歧，所以两党都不干事，天天用统独来扯皮。不是他们不想干事，而是干事换不来选票，远不如高喊“爱台湾”、“KMT卖台”之类的口号让选票来的快。
而韩国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朝鲜经济太弱，对韩国国内政治没有这么强的磁吸效应。
西方国家，目前基本上都还算符合这个条件，基本上是白人+基督教为主体的结构，所以西方国家目前还算平稳。
但是，随着欧洲人口、宗教结构发生变化，未来三十年，恐怕也未必能够符合这个条件了。
美国，随着拉美裔人口、黑人人口比例（主要是前者）急速增加，盎格鲁撒克逊白人在未来三十年内的比重也会降低。
届时，这两个地方都会出现种族或者意识形态方面的两强或多强对峙，而不再是一种独大，到时候会发生什么，看看上面的分析就能想象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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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第三篇文章。注意这个第三篇文章的作者算是个大右派（不是自由派，但是是特色派），但是他的文章仍然有一定的道理：

【心理】为什么事实与逻辑对群众无效？
2019 / 01 / 17 20 : 31浏览29,817回响14推荐27引用0
“事实与逻辑”是我立身的座右铭，也是人类探索宇宙真相的唯一可靠方法。所谓的“科学”，并不是根据做研究的人员或对象来定义的，而是泛指一切基于“事实与逻辑”这个方法和态度的努力（参见前文《漫谈两个假设》）。

然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到处都会遇到非理性的行为、态度和言论。当然，人类是演化出来的动物，并不是纯粹理性的思考机器，所以大部分时间受习惯和情绪影响，有非理性的趋势，没有什么奇怪之处。但是现代的互联网容许、甚至鼓励深入的讨论，那么似乎在理性地交换了事实和逻辑之后，大家应该获得同样的结论。实际上却是刚好相反：不论事实如何明确、逻辑如何严密，不相信的人仍然不相信；换句话说，事实与逻辑对群众是无效的。

这里我并不是指“装睡的人永远叫不醒”这样的现象；有切身自我利益考虑的人一般是少数，我们想要说服的对象，只能是旁观的第三者。但是即使只针对这些明显没有实际利害关系的群众来说，能够接受客观证据来改变原有意见的人仍然不多。例如我在三年前那一系列讨论高能物理理论已经成为玄学的文章发表出来的时候，方舟子忽略了我的所有逻辑，而直接说我是“科妄”；然而高能理论有40多年的总产出是零，这是一个很简单而明确的证据，任何反对我论点的人，都必须先解释这个事实，而显然这样的理性解释是不存在。

当然，这么普遍的一个问题，古人早已注意到；所谓的“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正是如此。在现代心理学里，这叫做“Dunning-Kruger Effect”。详细来说，有足够事实知识和逻辑思维的人，对一个议题越熟悉、越了解，自信就越强；但是整体知识和思维水准低于某个程度之后，就刚好相反：对一个议题越不熟悉、越不了解的人，自信反而更强。



上图是所谓的Dunning-Kruger曲线：横轴是客观的通晓能力，纵轴是主观的自信程度；可以看出，对一个问题只知道名义表面的人，反而自信最高，甚至超过顶尖的专家。这个高峰，英文里被戏称为“Mt. Stupid”，“笨蛋峰”。这个效应，导致一般群众讨论议题时，往往只有处于上面曲线两端的人，才会有足够的自信愿意站出来高调申明立场，而且因为笨蛋峰对应着绝对的自信，再加上诚实的专家天生就较少，所以错误方的声量常常压倒正确的一方。

这样的例子到处都是，像是美国支持Trump的选民（不了解他是一个False Prophet）、英国硬要脱欧的民众、台湾的台独、甚至J-20是否已经用上WS-15这么简单基本的观察（参见https://user.guancha.cn/main/content?id=72249  ），都有大约一半的人坚持把头埋在沙子里，不论公开讨论持续了多久，正确的事实与逻辑被表达了多少次，不愿接受的群众总有办法坚持己见，拒绝真相。而在单项议题支持“正确”选择的另一半民众往往也不是基于理性考虑，只是情绪选择误打误撞地碰对了而已。

我个人觉得，如果真是先天没有理性逻辑思考的基本能力，自然一切免谈，但是没有接受真相的群众之中，有一小部分其实是有理性的。他们的问题在于己身对事实的知识不足，所以无法在脑中构建正确的认知模型。

在这里，我举一些比较明确的例子：我在《漫谈两个假设》提到，像是“演化论”的“论”（“Theory”）字，并不含“一家之言”或者“尚不确定”的意义，而是指它范畴广泛，远超一两个简单定理的结果。实际上，整个现代生物学就是架构在演化论之上，支持它的事实证据真正以百万计。所以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挑出几个演化论还没有完全解释清楚的现象，对了解它的人来说，只不过是未来继续努力的方向；但是对完全没有相关知识的人，就似乎是致命的反对证据。大陆网民近年来以讹传讹，以为埃及的古历史是伪造的，又是类似的另一个例子。

这个博客的任务是开启民智，让读者能更好地理解我们所在的现代世界。我从一开始的基本考量，就不指望说服拒绝做逻辑思考的人。相对地，我的努力集中在“科普”各种重要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和自然现象，希望把复杂而往往被既得利益者有意隐瞒或扭曲的事实介绍出来，引导读者达到正确的逻辑结论，然后或许大家能广为传播，使真相触及我个人无法达到的角落。

但是正如前面所论证，这样的企图最终是不可能对群众有整体性成功的。根据西方民选制（Democracy）实践的结果，远超过一半的民众永远对事实与逻辑免疫，那么民选制的基本假设就被证伪，它的种种失败也只不过是逻辑上的必然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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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可能会说，我们目前的民主制是”资产阶级民主“，所以说出问题是很正常的。但是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呢？
上面的第一篇文章是从很抽象的角度，很理论化的角度，来讲在一个在不同选民的诉求极不相同的国家，选举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但是，如果我们”将数字填入代数式“（列宁语），会发现问题并不是出自资产阶级。

原文的例子是：

           、、、川普、、、希拉里、、三德子
三粉（25%）勉强接受、、讨厌、、支持
希粉（35%）讨厌、、、、支持 、勉强接受
川粉（40%）支持、、、勉强接受 、讨厌

我们把这个稍微改一下：

假设经过新经济政策苏联的经济得到了回复，
           、、、把福利全给乌克兰人、、、给俄罗斯人加福利、、用来积累生产资料发展经济
其他民族（xx%）      勉强接受、、                    讨厌、、                        支持
俄罗斯人（xx%）          讨厌、、、、                 支持 、                        勉强接受
乌克兰人（xx%）            支持、、、              勉强接受 、                       讨厌

在另一个时空，经过”民主化“的苏联，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那么将意味着什么呢？苏联的政治体制就会如同原文说的那样陷入混乱，陷入非理性当中。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要一定程度上限制民主。在原文中，作者提出，在”纯粹的民主制的四项条件不能同时满足“，即：

1:如果一个群体中所有的选民都认为张三比李四好，那么这个群体投票的结果必须是偏好张三胜于李四的。
2:不管选民对新来的候选人王五有什么看法，都不应该影响选民对张三和李四二者之间的比较，不能因为多了一个和张三李四八杆子打不着，也没对张三和李四产生任何影响的王五，就让一个本来是张三比李四差的选举结果忽然变成张三比李四好了。
3:只要选民不自相矛盾，他在投票时可以排出任何顺序，只要是个“理性人”，即使排出任何顺序，即使觉得是屎比饭好吃，我们也不能加以禁止，必须要承认这就是有效的选票，这个是自由性条件，显然你不能干涉公民投票给别人的自由。
4:不存在任何一个选民A，使得不管其他人怎么投票，A的判断都决定了最终结果中张三和李四谁更好，A的投票结果决定了整个投票结果。
这个被称为“非独裁条件”，如果存在这样一个人A，我们就称他为“独裁者”，此时张三和李四哪个好只有他说了算了。


因此，为了满足第一和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和第四个条件必须牺牲至少一个。历史上的苏联牺牲了第四个条件，形成斯大林的独裁，然后进行了工业化建设，即上述三个政策中的第三个“用来积累生产资料发展经济”。而我们目前时空中的美国等民主国家，实际上牺牲的是民主制四条件第三个条件，所有的政党都是领资本家钱的为资本家服务的政党，而资本家之间的政治斗争一般来说会有一定的底线。

由此可见，仅仅是为了保证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正常运行（也可以把“国家”换成“社会”，两者的意思的区别不影响逻辑论证），就必须要一定程度上限制民主制。就我目前的情感来说，我并不愿意牺牲第四个条件，即让一个人或者一群人来独裁，那既然如此，就必须要牺牲第三个条件，对民主选举的选项进行限制。

就拿刚刚举的苏联的例子来说，就有必要对民族主义进行限制。如果这个民主的苏联禁止任何“单方面对某一个民族发福利”的宣传，那么上述的各个政策中，就只剩下了一个选项，即“积累生产资料发展经济”。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在目前的中国，是不是有一些类似的矛盾。当然，中国有一个明显的主体民族，所以可以说不存在苏联的民族矛盾，但是中国有一个类似的东西，那就是地域矛盾。比如说，由于长江流域干旱，高度依赖水电的四川省被迫停电，这时候就突然网上出现了很多声音，说之所以停电，都是因为四川给东部送了太多的电力。同志们可以想一想这种论调是不是很多？山西是不是有声音说什么山西煤炭都捐助给国家了，自己没赚到什么钱？东北是不是也有？说汉族人拿走了资源，是不是新疆分裂势力的重要的一个支持他们所谓独立的论据？

这些论据的问题在哪里呢？对于一个社会主义中国来说，土地以及土地之下的资源，都是国家的财产，在这种情况下，山西人不能凭借本省的煤炭发财，四川人同样也不能凭借本省的水电发财。他们必须是国家之前的人人平等的无产阶级。山西的煤炭必须全国调用，四川的电力同样也是。当然，对等的是，全国的劳动力必须能够在全国各地平等的就业，因此东部省份的地方主义同样必须镇压。总而言之，社会主义中国对于目前这样猖獗的东方主义，必须要进行镇压。特色之所以不这么做，第一是因为特色是独裁的，民众怎么想跟它没关系。第二，它也想通过地方主义来分而治之。

就以上的例子，我们已经可以得出第一个总结：即“彻底的民主制”的四个条件不可能同时并存。我们必须要保留第一个和第二个，因为那是一个国家正常运转所必须的。第四个我们仍然要保留，因为我们至少还希望有选举。因此，必须要牺牲第三个。因此，有的政策，有的思潮，将永远也不应该得到宣传的可能。看来，使民主制正常运行，就必须要牺牲言论自由。

但是，仔细分析一下，我们会发现，中国的“地方主义”和前苏联的“民族主义”，都有一些很微妙的地方，那就是，我们会发现很多鼓吹者和笃信者，实际上并不是受益者。例如说，假设山西真的搞地方主义，截留煤炭，那山西人会收益吗？不会啊，受益的是煤老板，他们可以卖出更高价；这个过程肯定会增加山西的经济总量，因此有房阶级（因为房价一般来说都是当地经济总量的函数）也会受益。但是当地的大部分人，即无产阶级，其实并不能分到财富，因为中国的劳动力流动是自由的（当然，劳动力的家属不是），他们在山西本地也许能拿到更多工资，但是在其他的省份，就会因为煤炭涨价、企业破产而不能拿到同样多的工资。我并不是在说，山西的无产阶级会信奉这种谣言。但是他们即使没有信奉，也会更加倾向这种谣言，而没有辨别力。问题是，为什么会缺乏辨别力？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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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我先去吃个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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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面的第三篇文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很重要的图片，那就是所谓的“dunning-kruger曲线”，自信心和了解程度的曲线。



左边的坐标是“confidence”，自信心，但是，对于公共论坛的发言，我们可以稍微改一下，改成“发言的频率”，因为一个人越是自信，就越有可能发表意见。这样就产生了一个巨大的问题，那就是“傻子”和专家在舆论和公共论坛上会产生和他们人数不成比例的音量，最后把整个国家带进沟里。我这里“傻子”打了引号，因为我认为傻子完全可能是装傻。同样，尽管第三篇文章原文没有认为专家会造成“不理性”，但是我认为专家的舆论力量同样是一个问题。

对于普通的选民，即绝大部分，处于横坐标的中间的人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实际上意味着三人成虎。网络上、公共论坛上，报纸上，傻子和专家的声音震天动地，哪怕对自己的知识非常自信的人，都难免会自我怀疑。这在传播学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即所谓“沉默的螺旋”，沉默的人误以为自己是少数，选择噤声，然后舆论场上的“主流”的声音就越来越大，以至于压倒一切。

对于这个现象，不要说我们，甚至资产阶级，都已经陷入绝望了。

在俄乌冲突一开始的时候，令人出乎意料的是，美国的反应其实还不算快，倒是欧洲像是发疯了一般进行制裁，德国更是直接宣布要花一千亿欧元来大扩军。我在当时对此是非常吃惊的。在我原本的设想里面，欧洲诸国也好，美国也好，都是所谓的资产阶级民主制，资产阶级靠收买议员来控制政权。但是，俄乌冲突为什么会让欧洲，特别是西欧和中欧，反应也这么激烈？我当时曾经设想了一个我自己也不太信的可能性：由于欧洲开始制裁的时间是俄罗斯进军放缓、乌克兰开始组织抵抗之后，我认为这可能是欧洲的大国，特别是德国法国，认为这是一个将俄罗斯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的千载良机，因此比美国还要激动的制裁。换言之，它们要“吞并”俄罗斯。但是打着打着，就越发的不对劲，西欧的制裁像是梦游一样，就算他们一开始犯傻，没有发现俄罗斯天然气这个筹码很重，那至少过了一两个月也该醒过来了吧？答案是没有。对于西欧国家的这种令人感叹的非理性，我不得不大幅度修改我之前的观点。话说回来，这也是我上红色中国网、脱离学院派的原因。

我之前的理论是：资产阶级民主制下，资产阶级收买议员，来获得政权。但是，目前的资产阶级专政已经进化了，不是这么前现代的贿选的手法了。资产阶级不再收买议员，而是控制媒体，控制NGO，控制学术界，也许还有控制娱乐工业，来控制选民的思想，进而控制政权。“思想是没有疆界的”由此就成了一句黑色幽默。美国的舆论超出了国界，目前来说至少控制了整个核心国家（并且从舆论场上可以看出，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中国），因此能操纵他们做出非常多的匪夷所思的事情，就好像一种寄生昆虫幼虫的真菌，强迫它们爬到树枝高处，让他们方便被鸟类啄食，从而让真菌被会飞行的鸟传播到更远的地方。

这种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制有什么特点呢？它的最大的特点，是它天然的让权力集中在资本家的极少数人手里。注意：不是人民的极少数，而是资本家的极少数。

这里的一个因素，是新闻的把关人理论。这是因为，每一天都在发生非常多的事情，不可能全部报道，因此所有的报道都必须经过编辑的筛查。理论上来说，只有最重磅的，最抓人眼球的，最能引发点击率的新闻，才会上报纸。但是这是理论。这里是实质是，“所有的新闻必须经过编辑的审查”。因此，就这点来说，媒体这一信息源是天然被审查的。

而媒体又有另一个特点，那就是它是一种流量经济学。读者数量很多的报纸，更容易被推荐、更容易接受反馈，因此更容易做大。这个理论，对网络论坛、娱乐工业、视频网站等也是一样的。有的网站可能是纯粹公益性的（例如本站），那么它自然就不可能有像B站或者微博那样的流量和影响力，因此对政策制定的影响是零。这就意味着，上述的“媒体信息天然被审查”的特点，并不能因为“人们会在各种媒体之间比较”而被抵消，因为媒体的网络效应太强，最后必然形成几大媒体寡头。而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例如说，在美国六家公司控制了百分之90的媒体。

我们要注意，媒体的权力并不是资产阶级专政特有的问题，相反，是媒体本身的特点的问题。媒体天然被审查，媒体具有网格效应，“流量经济学”，因此媒体天然被控制在极少数人手里，这个极少数不是相对于人民而是相对于资产阶级的极少数。这里我们有两个非常经典的例子：第一是马斯克尝试收购推特。马斯克作为大资本家，世界首富之一，然而即使如此，他也只能收购推特这样的新媒体，而不能染指学术界或者主流媒体。那么，比马斯克还要小的资本家——他们才是资产阶级的绝大多数——他们的权力究竟有多大呢？另一个例子，是德国巴斯夫下定决心在湛江立刻建设化工厂。这足以体现出，哪怕是一个世界第四经济体的核心国家的以高科技为特点的大资产阶级，也不能控制其母国的政权了。

对此，第三篇文章的作者王孟源有很精妙的评论：

“光是有钱，并不保证能被既有的幕后权力集团接受成为自己人，例如Trump成名几十年也一直被当成笑话来看，中俄富豪更只是刀俎上的鱼肉。收买地方政客虽然容易，也只代表你是个土豪，距离真正的“精英”还差得远。要把手里的钱转化为内线政治（对比着台面上的政治）的势力和筹码，最高效的手段就是买下或建立掌控舆论思想的管道，有耐心的例如Rockefeller设立芝加哥大学、Carnegie创建大学和各种研究机构、以及由许多巨富在1970年代建立或扩张的各式各样智库（参见1973年啤酒大亨Joseph Coors设立《The Heritage Foundation》，Koch兄弟在1977年设立《Cato Institute》，《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则是众筹的典范），急于速成的就必须买既有的主流媒体。《华邮》原本在民主党系中算是相对独立、有良心的，Bezos买下后根本不须要主动干什么，只要在高层人事上“尊重”建制派的推荐，很快就把整个报系转化成为最不要脸的传声筒，Bezos也得以从网红暴发户升级为国际精英；先例不远，Musk试图仿效是理所当然的事，而且《Twitter》不像《华邮》，原本就没有节操可言，现在换手只是从一个势力转换到另一个势力罢了。”

我之所以要提这么一大段来说资产阶级内部的权力分配状况，正是要证明，言论自由下产生的媒体寡头对政治的影响，是媒体内生的，是媒体自己的特点所决定的。所谓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实际上哪怕对于资产阶级来说，不仅不是民主，甚至不是威权，而是权力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的极权主义。事实上，仅仅看资产阶级内部，反而是中国这样的“独裁”制度是民主的。

在这里，补充一个很微妙的观点：我在俄乌冲突之前的观点认为，资产阶级“收买”议员，所以资产阶级民主是一种资产阶级专政。但是，第三篇文章的作者王孟源提出了一个让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就算美国禁止了政治献金，那选民会依据什么选举呢？主流媒体。那这就不是财阀治国了？我们可以进行进一步的思考：收买议员是每个资本家都能做的，而收买媒体，控制人的思想则不然。这实际上是从资产阶级内部的民主变成资产阶级内部的专制。那禁止政治献金这种“左翼”的思潮，实际上真的是左翼吗？

我对媒体权力有一个小总结：

舆论是无国界的，所以舆论权力也是无国界的。舆论权力意味着“deep state”能够掌握好几个国家的政府。因此可以说，如果全世界的舆论大王是同一群人，那么这样的世界就不可能有帝国主义争霸战争，因为争霸的前提在于资本家和国家的绑定。相比之下，威权君主要依赖于地方官；而传统的民主国家的立法权仅仅在一国之内生效。

由此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由于专制的特点在于执政权的分散，民主的特点在于立法权的集中，舆论的特点在于超越国界，所以，谁控制了君主，谁就控制了一个地区；谁收买了议员，谁就控制了一个国家；谁操纵了舆论，谁就控制了整个世界。因此，舆论权力正如其他一切权力一样，只要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就意味着专制，而且是全世界范围内的最极权最可怕的专制。

回到问题的开始，媒体的这种特性和权力，对于社会主义来说，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如果有无限制的言论自由，社会主义一样会形成媒体寡头，这些媒体寡头将会是人民的一小部分，而且他们能控制选举，从而控制政府。考虑到从革命之后，新产生的社会中仍然有至少两个阶级，即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将意味着政权被掌握在极少数的小资产阶级手里。换言之，这样的政权和前苏联的修正主义时期是没有区别的，都是被小资产阶级控制政权的以公有制为经济基础的国家。因此，这样的社会，同样也难逃最后资本主义复辟、红旗落地的结局。

不管从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出发， 还是从传播学和媒体权力的实践出发，都意味着“彻底的选举制”，即一方面进行选举，另一方面又实行彻底的，完全的言论自由、政治自由，是不可能的。两者自相矛盾，实行一个必然意味着另一个不能实行。因此，未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从政体上来说，就必须要限制这些“自由”来确保民主。在之后，我会讨论究竟有哪些限制方法以及怎么样减少这些限制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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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媒体是极权主义，还有来自纳粹德国的证据：

谎言的末路——纳粹德国的狂热宣传

■ 解放军报记者 刘丽群

2013年04月01日16:45    来源：环球军事    手机看新闻

1934年由莱尼·雷芬斯塔尔执导的《意志的胜利》，和1993年以采访90岁的雷芬斯塔尔为内容的纪录片《影像的力量》，再现了1933-1945年间处在希特勒统治下的纳粹德国的狂热宣传。

《意志的胜利》如同电影版的《我的奋斗》，当时从思想上带动了很多德国热血青年踊跃参军。希特勒认为，他的“第三帝国”是继“神圣罗马帝国”的“第一帝国”、威廉一世和俾斯麦创立的“第二帝国”之后的“第三帝国”。重新审视第三帝国时期纳粹的宣传，在今天也依然值得深思。

不可饶恕的“成功”

《意志的胜利》使雷芬斯塔尔毁誉参半。上世纪30年代，纳粹党徒聚集在纽伦堡开会期间，希特勒想拍摄一部电影，反映自己如何成功地爬上德国权力顶峰，宣传德国的复兴，他选中了雷芬斯塔尔。这部影片成为电影史上奇特的个案，因为这是由纳粹构思，为纳粹拍摄，内容也是关于纳粹的一部纪录片，并且向历史学家展示了纳粹党是如何通过强大的宣传发展壮大，希特勒又是如何运用他无与伦比又令人恐惧的语言能力来煽动群众，向他们灌输纳粹思想的。

影片开始时，浓云密布的天空衬托出德国的动乱景象，显示了这是一个正等待创世主开天辟地的混沌世界，然后天空逐渐晴朗。一架飞机穿云破雾，时隐时现，陆地上的群众在仰望和等待。飞机着陆，舱门打开，希特勒从天而降，顿时，欢呼声响彻云霄。纽伦堡——这座具有中世纪风情的都市——挤满了欢迎的人群，国旗随风飘扬，汽车在人群中慢慢地向前驶进。

最后，阅兵场上大批装甲战车整齐地轰隆隆驶过，字幕出现：“1934年9月5日，世界大战爆发20年后，德国的苦难开始16年后，新生的德国起步19个月后，阿道夫·希特勒再次来到了纽伦堡，检阅忠实的追随者队伍。”

这部影片改变了雷芬斯塔尔的命运。1934年，她受命在纽伦堡拍摄帝国代表大会，希特勒给她提供了空前的拍摄条件：无限制的经费，100多人的摄制组，无数聚光灯，16名一流摄影师、30台摄像机组成的规模庞大的摄制组，还有22辆配备司机的汽车和身着制服的警官机动，全部随时听命于雷芬斯塔尔的调遣，纽伦堡甚至为了拍摄还专门修建了特殊的桥梁、塔和斜坡路，使她的摄影机上天入地、无所不能，一位纳粹官员甚至还把他的豪华别墅提供给摄制组下榻。

希特勒投入如此血本，就是为了把纳粹党变成银幕上最完美和最有力量的形象，他的愿望实现了，但雷芬斯塔尔的创作却在自觉不自觉中偏离了艺术的方向。1935年，《意志的胜利》首映，影片完全符合纳粹当局的意图，而且艺术精湛，很有美学追求，被纳粹头目们称赞为“杰作”。这部影片的成功，使雷芬斯塔尔成为“国家社会主义自我标榜的最有想象力的宣传员”。

对于电影史而言，《意志的胜利》无疑是一部“最具权威性的宣传电影”。这部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的纪录片，把纯粹的政治宣传提高到了一个罕见的艺术高度。影片中出现大量孩子的镜头，军营中孩子的笑脸，游行中争先恐后观看的孩子，儿童军乐队中努力表演着的孩子们……拍摄孩子们对希特勒的喜欢比拍摄成年人对他的崇拜更有说服力，因为孩子代表的是一个国家的希望和未来，同时，影片中无处不在的纳粹旗帜、纳粹标识和希特勒激昂的讲演，都无时不刻在潜移默化地强化着纳粹思想的宣传。

上世纪60年代，法国电影史家萨杜尔在其著名的《世界电影史》中，还曾以遭惨败的国民特有的恐惧心理对这部电影大加挞伐：“《意志的胜利》是一部粗糙而非常夸张的影片”，“狂妄地想把希特勒奉为神明”。事实上，这部电影是一个矛盾结合体：影片中充满了夸张而又令人生厌的意识形态的宣传，并且不惜运用一切影视效果所能达到的手段，把希特勒塑造成拯救德意志民族的救世主；而另一方面，这种意识形态宣传又是用极其精彩的方式表现出来，让观众情不自禁一反自己固有的政治理念，对希特勒及其治下的第三帝国心驰神往。但无论毒药经过多么精巧的包装，也依然是毒药，这是“不可饶恕”的成功。

纳粹式宣传

不可否认的是，借助影视作品这一载体，希特勒把宣传技巧运用得炉火纯青。“定下同赤色恐怖进行斗争的方针”，纳粹党宣传部部长保罗·约瑟夫·戈培尔就开始不遗余力地宣传纳粹的内外政策，推行文化专制主义。

在国民教育与宣传部设置如下部门：宣传局，负责组织反共，反犹，反教会或支持种族纯正的宣传运动，组织各种规模的集会；广播局，负责从政策高度指导并监督德国广播公司；新闻局，负责每日新闻发布与出版；对外局，负责对国外的宣传以影响国外公众舆论；电影局，负责指导和审查影片的制作和放映，其宣传的目的就是“征服民众”。

戈培尔被认为是“创造希特勒的人”，他的名言是：1.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2.报纸是教育人民的工具，必须使其为国家而服务；3.报纸的任务就是把统治者的意志传递给被统治者，使他们视地狱为天堂；4.大众传播媒介只能是党的工具，它的任务是向民众解释党的政策和措施，并用党的思想理论改造人民；5.我们的宣传对象是普通老百姓，故而宣传的论点须粗犷、清晰和有力；6.宣传的基本原则就是不断重复有效论点，谎言要一再传播并装扮得令人相信；7.人民大多数比我们想象的要蒙昧得多，所以宣传的本质就是坚持简单和重复；8.必须把收音机设计得只能收听德国中央电台。

纳粹宣传家指出，“德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成功的前提是让德国人民“对获得一个新的、更大的德国所具有的伟大和光辉梦魂萦绕”。为此，纳粹的宣传具有一整套指导思想、统治手段、统治网络及运行机制，它的文化机构和政策，带有强烈的政治奴役和文化专制主义色彩。

纳粹分子十分重视意识形态的灌输和统治，鼓吹“德意志文化”和“民族沙文主义”，崇尚暴力和战争。纳粹宣传者建立的这个以蛊惑人心、煽动性和欺骗性的“报纸-广播-电影”三位一体的宣传体系，后来被人们视为一种典型的宣传模式，即“纳粹式宣传”。

希特勒强调，宣传是一种手段、一种武器，必须妥善规划，以有效服务于宣传目的。1933年春，戈培尔召集全国报刊、广播和电影界人士开会，公开纳粹德国的宣传政策。他毫不讳言，纳粹宣传要使用暴力，声称宣传者的后面应该竖着一把剑。纳粹党领袖代表赫斯在1935年5月总结思想灌输工作时说，在德国，新思想的政治影响不仅扩及政治方面，而且还要扩及到整个广义的文化领域，也就是包括艺术和文学、科学和经济、军队和劳动者、社会和家庭，乃至人民生活的一切方面都要受到民族社会主义政策的影响，或受到这些影响而改变。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写道：“如果说谎，就撒弥天大谎，因为弥天大谎往往有某种可信的力量，民众在大谎与小谎之间更容易成为前者的俘虏”，他断言，民众常在小事上说小谎，而不好意思编造大谎，“他们未设想编造大的谎言，是认为别人也不可能厚颜无耻地歪曲事实”，因此极其荒唐的谎言往往能够产生效果，甚至在它已经被查明之后。1939年，希特勒发动侵波战争前夕，也曾指示他的下属去制造谎言：“我要为发动战争提出一个宣传的理由，至于是否合乎情理，那无关紧要。对于胜利者，事后人们是不会追究他说的话是真，还是假。”

希特勒和戈培尔都认为，迎合民众的宣传中，不能依靠理智，只能诉诸于情感煽动。戈培尔要求纳粹宣传必须注意到不同对象的心理差异，了解处于不同地区、不同阶层和不同职业的宣传对象，他们内心深处隐藏的情感不满、痛苦和向往等等，使宣传产生出打动人心的力量。情感煽动的另一个手段是制造一个敌人，他在回答党徒劳希宁关于是否要把犹太人杀绝的问题时曾表示：“不，要是没有了他们，我倒还得把他们再制造出来。重要的是，必须始终存在一个看得见的反对对象，而不能仅仅是一个抽象的对象。”

纳粹当局特别重视对新闻报刊系统的控制，希特勒早在《我的奋斗》中就说过，报刊是政治宣传工具中最有效的一种手段，而德国的广播业则是由国家垄断，1925~1926年间成立的德国广播公司，51%的股份属于国家所有，政府设有广播专员掌管其事。德国在1933年开始成批生产一种廉价的大众收音机，1939年，全国的收音机总数达1082万个，对来自国外的广播，尤其是反法西斯的报道，纳粹采取严格的隔离措施，设立大量干扰电台，以严刑威胁禁止收听外国电台广播。

纳粹时期当过美国驻德记者的夏伊勒，在《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中，惟妙惟肖地描画过纳粹宣传部对报纸进行严格管制的现场：“每天早晨，柏林各日报的编辑以及德国其它地方的报纸驻柏林的记者，都聚集在宣传部里，由戈培尔博士或者他的一个助手告诉他们：什么新闻该发布，什么新闻要扣下，什么新闻怎么写和怎么拟标题，什么运动该取消，什么运动要开展，当天需要什么样的社论。为了防止误解，除了口头训令外，每天还有一篇书面指示。对于小地方的报纸和期刊，则用电报或信件发出指示。”

“狐狸”与“刺猬”

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之一的拉斯韦尔在其博士论文《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中写道：“国际战争宣传在上一次战争中扩大到了如此令人震惊的范围，是因为战争蔓延到了如此广阔的地区，它使得动员人民成为必要。没有哪个政府奢望赢得战争，除非有团结一致的国家做后盾；没有哪个政府能够享有一个团结一致的后盾，除非它能控制国民的头脑。”尽管纳粹德国的极权主义宣传在开始时由于采用了各种说服技巧而显得卓有成效，但最后还是导致了不可逆转的失败。

极权主义运动能够为人们提供对文化、道德、科学、历史乃至娱乐等各方面的解释，还能提供人们接受现状的各种理由，但对生灵的涂炭，人性和良知的泯灭，以及对宣传不加掩饰的造假，都使人们的观念从被狂热的宣传所扭曲并到最后产生了绝望，这都是宣传的欺骗性与虚伪性所致，也就是说，被宣传出来的世界与真实的世界之间是颠倒的关系。

既然一个国家不能承认错误，那么其现实就像脊梁一样，向意识形态的需要屈服，而被纳粹操控的错位宣传与鼓动的所谓“正确的论点”，又严重地削弱了公众的信心。

宣传需要与事实保持协调一致，因为宣传不可能战胜那些过于印象深刻和已经确定的事实，即新闻不能同人们直接的经验、秩序相矛盾或背离，比如轰炸所造成的损失的报道在受影响的地区就应该是准确无误的，因为歪曲发生在人们眼前的事实是毫无意义的。正如1942年的一份纳粹党卫军的报告中注意到：“公民们认识到，公共媒体总是提供负面事件的‘官方论点’，其结果是，导致了广泛的公众圈子不再将新闻媒体作为最好的信息来源地。”当公众和领导人都参与进这一公开的“谎言”之中时，也就是当政府告诉公民们不真实的事态，公民们也通常知道这是不真实的，但结果是人们假装相信，而政府也假装相信人们已经相信了，这是非常可怕的后果。

“依靠谎言而活”的公民，在命令下欢呼，在公共场合谈论“正确之事”，习惯于在“水下呼吸”，这些被塑造出来的行为都只是表面而非发自内心的，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宣传也能欺骗它自己的领导人，有人就此评论说：“简单虚荣心的成份从不应该在解释掌握权力的男人女人之行为中被低估”。有一次，希特勒坐车穿越一些村庄，当消息从一个村庄传到下一个村庄时，等候的人群就增多起来，希特勒看到说：“迄今为止，只有一个德国人获得过如此的欢呼：路德。当他骑马穿越这个国家时，人们从四面八方聚集起来为他欢呼，就像他们今天为我做的这样！”希特勒告诉他的追随者，没人应该向他抱怨糟糕的士气，因为他们有责任创造出好的士气，因而经过过滤的报道就遵照此方针得以逐级通过了。

有人界定宣传是“一种非常接近于不用像欺骗敌人那样欺骗朋友的艺术”。1928年，戈培尔在一次对党的宣传员所做的演讲中就说道：“你永远不会认为百万民众会为了一个经济计划而献出其生命。但是他们情愿为一个信仰而死，我们的运动就是要不断接近这样一个目标”。希特勒希望纳粹党能提供一种将宗教的力量带到政治舞台上的等价物，因而纳粹党人就有明确运用宗教的主题宣传和对领袖的上帝般的崇拜。希特勒和戈培尔都反复提到，有效的宣传措施就是成功的。如果它产生了作用，它就是好的；如若没有，那它就是糟糕的。这一原则只有有限的预言价值，因为它只有在事实之后才适用。

俄国出生的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以赛亚·伯林曾把思想者或知识分子分为两种类型，即有学问的“狐狸”和有激情的“刺猬”，前者富于工具理性，囿于书斋里的思索；后者执著价值理想，积极介入现实，尽管由于很多人可能都兼具二者的特性这一缘故而不可能将其严格划分，同时，严苛的外部环境又使很多人选择了做“狐狸”，但是，“刺猬”却是改变的前提和能量，因此，“跨界思维”就是求新促变、改变“政治肌无力”，乃至行动力缺失的一种有效的“防腐剂”。

纳粹的宣传从喧嚣、狂热、不可一世到最后的穷途末路，缺失的是对民族文化的真正认知。一个民族在文化和认知上“归零”重新开始，如此反复等于原地踏步甚至倒退，若要在历史的长河中有所长进，就要有对历史记忆有所反思和顿悟。否则，前人的付出就可能付之东流了，如果痛定才开始思痛，思考我们是谁，有过什么样的积累，将向何处去，这些问题尽管有“亡羊补牢”已经晚矣的感觉，但大浪淘沙的历史中，还是会留下金子般弥足珍贵的真知灼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