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980135117 于 2022-11-17 14:34 编辑
我最近产生了对未来的斗争的一些纯理论的看法，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从意识形态来看，革命究竟是什么？
例如说，在经济学里面，“剥削”的定义就分为两派：新古典经济学认为，所谓剥削，就是通过不正当手段，比如说垄断，使得价格低于或高于均衡价格。而马克思主义认为，剥削是出于劳动是财富的源泉，而资本不劳而获，就是剥削。因此，假若存在工会，新古典会认为，这是抬高了工资，工人剥削资本；而马克思主义则认为这仅仅是剥削减少。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视角。马克思主义一般会认为，“我们才是真理，而新古典仅仅是给资本家辩护的”。其实，辩护还是不辩护，并不是因为所谓的谁掌握了真理，而是究竟更符合谁的利益。马克思主义的逻辑下，工人拿到一切才是合理的；而新古典则不然，他们认为“每个人得到要素的合理回报”是合理的。至于谁更加真理呢？实际上，其中一个并不比另一个理论更靠近真理，剥削实际上是一个纯道德的论断。
新古典的道德和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谁又更能获得认同呢？实际上，就目前来说，一定是新古典道德。原因不外乎如下：新古典的信奉者更有组织，因为它毕竟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而它的鼓吹者会别有用心的挑选特别的例子：例如说，用刚好卡在资本家和工人中间的小资产阶级的例子论证财产收入的合理性；例如说，用人道主义和普遍主义作为幌子，典型就是帕累托改良的话术。我们还要考虑到，“炫富”的资本家，特别是公开平台上炫富的，是很少的。他们的目的不外乎就是把自己和普罗大众的利益统一起来，论证马克思主义者才是少数人。不幸的是，他们这么做的很成功。
而另一个层面则是经济的层面
如果我们把意识形态幻影抛开，仅仅只看经济的层面，那么，革命实际上，就是抢劫（中性意义，无贬义的）。革命不外乎就是生产资料的再分配以及由此而来的收入再分配。而这种抢劫正如狭义的抢劫一样，特点有二：低回报，高风险。就低回报来说，革命之后仍然需要投资，你只能再分配资本家的消费，而资本家的总的消费，一分给十几亿人就很少了。从风险来说，新建社会主义肯定会面临专家和前资本家的破坏，而且革命本身也要牺牲很多的人。因此就正常情况来说，正如一般人根本不可能参与抢劫，他们也就几乎不可能参与革命的。
我们可以设想，由于革命的意识形态是特立独行的，与一般人的想法不同，所以说，它可能吸引一批有理想主义的青年的自带干粮式的参与。但是这批人必然是极少数。他们可能作为凝结核，却绝不可能是主力。更何况，由于这些人的阶级的局限，他们很可能会过分的注重道德，过分的注重辩经，从而成为一批腐儒，反而危害整个运动，正如我们看到的学院派左翼那样。因此，指望“理想主义”，是不太现实的。
另一方面，具体的回报和具体的风险的数据，实际上是根本不可得也因此根本不可计算的。假设决策者根据最小回报可能（“think for the worst”）来决策，那他们就更不可能支持革命了——革命的数据的不可得性，会把“think for the worst”的结果调的很低。
所以这样一来，革命本身是如此的不可能，以至于我们必须思索，为什么历史上居然发生了革命，而且不断的，连续的发生。中世纪的革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那时候的情况是字面意义上的活不下去了。但是现代呢？或者我们设想中世纪的另一个“革命”？也就是掌握财富和军力的新阶级，例如说中央腐化之后的各地军阀，主动的决策，主动的为自己谋利？
但是近代的各种革命，最大的不同实际上就是民众的普遍参与，以及民众的“极端化”，这时候其实并不一定真的活不下去了。
如果考虑极端化，那么我们更要进一步思索，革命的“风险”是什么了。之前考虑到的革命的风险，主要是革命会带来经济建设的后果。但是，“运动”的风险实际上是并不大的。例如说，工人阶级由于普遍的不满，讨薪或者要求加薪，这种问题同样也是一个财富再分配问题。它有风险，但是没有那么大，所以说我们可以经常看到。虽然说这仅仅是改良，但是我们要注意两个方面，其一，受益者都是工人阶级，受害者都是资本家；其二，实现的过程都要求集体行动和一定程度上的“极端化”。换言之，集体行动的动员，不是某种特定时间的特定冲突，而是一个普遍存在的底层的行为。
重新理一下思路： 1，革命本质上是“抢劫”，低风险高回报，且不确定性极大 2，但是，其他的政治运动或者竞技运动，实际上也是“抢劫”，风险不是那么大，这种运动还经常发生。
对比运动和革命就可以看出，革命就是一个典型的，因为投入产出不高而根本没有人选择的运动；而已经产生的运动，回报和风险都是可控的。
那问题还是回来了，什么情况下，革命突然就是一个可以选择的活动了呢？
其实，运动就是一个革命的反面。运动是一个小一点的革命，回报是可见的，风险却不高，所以说总是有人参与。下一步的推理就可以得出，问题在于怎么让回报变得可见，怎么让风险变得可控。
风险可控的一个方面，是集体主义。也就是说，必须有大量的人相信，自己是多数，很多人支持自己，自己有成功的可能。这时候，“理想主义”的特点就体现了，理想主义就好像契约经济学里面的信任，是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通行证。只要大家是一个理想，那就能团结一致，因为大家都相信，别人会跟着自己一起付出。这也可以反映，理想主义绝不需要真正的“理想社会”，它需要的是对新的利益格局分配的认同，而这个新利益格局，完全可能土改中杀掉几百万人。另外，我们完全可以设想，未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仅仅会发动战争，而且按照目前的国际法，将主要是侵略战争。如果一个“理想”的信奉者都是乌托邦理想主义者，那这个理想一定是不接地气、走向死亡的，这就是学院派必然衰落和灭亡的原因。
而另一方面是回报的可见性。革命的回报是极度不确定的。因此，必须要某种情况，让这个回报变得显而易见才行。例如说中国革命，在晚清和民国，由于经常账户的长期赤字（“帝国主义的倾销”），自耕农和佃农被迫不断的出售土地，而地主买入土地拿到钱之后又去消费外国工业品（地主购买洋货+农民出售土地，即经常账户必须靠资本账户来平衡），结果就是农民的赤贫化和中国的去（手）工业化。换言之，在长达一百年的时间里面，底层不断的变得贫穷。因此，瓜分地主的财产，建立新的财产制度，构建自己的工业，就成了一个显而易见的回报。另外，由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中国的农村为主的经济结构，这个回报甚至可以在一小块根据地提前实现。现在的回报是确定的吗？我们能不能搞出一个“革命” 的损益表呢？我们目前还给不出一个革命的损益表，很多人还在跟着自由派发泄情绪这一事实，就足以证明革命的回报是很不确定甚至是负的，虽然这也可能是因为网左本质上是自由派。
不过红色中国网倒是指出，在未来，由于中国的经济必然进入平台期，工人阶级的躺平斗争的回报率会增大，阶级上升的“奋斗”的成功率会缩小，因此会改变回报率的计算；但是呢，目前躺平斗争的回报率其实还没来得及增大，奋斗的成功率确实大大缩小了，结果就是大量的小资产阶级涌入冲垮了老左翼，左翼斗争反而彻底陷入低谷期。他们的特点就是只知道念经不考虑现实，首先把精力放在做姿态上。目前的首要任务，就是把这批人，即新自由主义左翼，彻底清理出去。
但是躺平有一个逻辑问题。仅仅是依靠躺平斗争，依靠降低产业后备军，能够增加收入，但是绝不可能拿到所有的收入（否则还要公有化资本干嘛呢？）
其实仔细想，公有化资本，公有化资本的收入，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回报”。这在逻辑上就产生了一个反直觉的推论：正是因为资本家拿了太多，所以说公有化资本的回报，也就是革命的回报，才会很大。如果由于躺平，资本的收入减少，公有化并不能得到那么大的利益，革命反而可能不太可能了。中国目前的稳定局势，一方面不也是因为资本家在竞争下不断投资，自身没有消耗多少，让大量的农民和工人的工资都涨起来了，换句话说资本积累和绝大部分人的利益重合了？
但是，躺平可能以一种别人没有想到的方式带来革命：目前由于躺平，房地产市场实际上已经崩溃。因此，资本家不再依靠投资，而不得不进一步买办化，往外国送更多的钱（目前的净出口占gdp的比重已经大的离谱），来维持就业率；而新自由主义改革，例如说压缩就业率，实际上并不能激发投资（因为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产业后备军已经枯竭了），而只能保证资本的利润，。这样的一个政权还有什么资格继续统治下去呢？这倒是类似红中网说的“俄国困境”，俄罗斯的统治集团屁事不干，凭什么拿到那么多的钱？中国统治集团同样也不再投资，反而往外国送钱，那自然彼可取而代也。
虽然我们就必须反驳一个反例。毕竟日本是很符合这个情况的。日本为什么没有革命？答案可能在于，日本靠着政府借债和政府投资，实际上把大量的实际产出投入给了普通民众。以这些假设的数字为例子：假如说，初次分配后，收入是工人50，政府20，资本30，由于资本几乎不投资，而且利息很低，政府又无限制量化宽松，然后再补贴工人（发达国家的财政支出一半是社保和福利，另一半也有一大半是教育和医疗支出），最后的消费水平就变成了：工人75，政府20，资本5。换言之，社会主义实际上不可能做得更好了，因此也就不是一个选项。但是如果日本经济崩溃，政府破产而不得不开源节流，那就不一样了，而这是俄乌冲突中很可能发生的。
当然，还必须要考虑的就是实力对比。例如说智利的阿连德就被军事政变推翻，而且还有美国的经济封锁带来的经济困局。这时候更多的是技术问题，例如说，最好是大国的革命，例如说，要像十月革命那样策反士兵，等等。但是这是已经开始革命之后的事情了，目前我们还远远没到这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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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11-17 14:3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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