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日丹诺夫主义？

张惟为

日丹诺夫在塑造斯大林意识形态模式和建立文化体制过程中，是仅次于斯大林的第二号人物。日丹诺夫主义与斯大林主义关系非常密切。

那么问题来了。

斯大林模式—日丹诺夫体系的幽灵——物质决定意识的表述正确吗？

1947年，日丹诺夫的《日丹诺夫在亚历山大洛夫著〈西欧哲学史〉讨论会上的发言》问世，这一发言用实用主义的政治逻辑去规范哲学研究，让哲学研究成为政治权力的仆从(我们不否认这主要是由经济建设、战争等问题的紧迫性导致的)并逐步蔓延到政治经济批判、文化构造等方方面面去(但是这种仆从化缺乏如毛导提出并施用的“自纠机制”，且在战后也未及时调整)，去除中的辩证法与革命的因素，倒退回一种“神学”，而“马克思主义”经由国家机器的权威背书与操作(要不然为什么说阶级斗争是一种政治斗争，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呢？)从一种“批判的武器”转变为一种“宗教”，进而转变为一种维护威权的工具，在其后逐步衍生出如阶级斗争熄灭论(衍生出资产阶级消灭论)、一国共产主义建成论(全民党的谎言，违背共产主义社会无国家的基本原理)、社会发展五段论(衍生出资本主义补课论)等旧唯物主义产品。



“物质决定意识”，这可以说是斯大林—日丹诺夫体系的“马主义”教科书当中最令人耳熟能详的一句“论断”。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因此，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中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因此，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



我们可以明显看到，“物质决定意识”这一“论断”恰恰是“精简”成了马克思导师所批判的旧唯物主义的抽象的物质本体论观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性是极强的，它是以社会化的人为出发点的，也就是说，只有通过社会性的实践才能彰显出来，而不是简单的物质的表征反映，打个粗浅的比方：刚发现钻石的人类，是不可能通过直接的官能反映得到到诸如钻石的硬度是足以可以切割玻璃的，其是碳元素组成等的非表征性认识，必须经由实践进行认识加工。



那么， “物质决定意识”这一“论断”的主要危害在哪？问题就在客体吞没了主客体关系，并引入一种“历史宿命论”，抽离了历史当中的人的主体性进而消解革命性与批判性，“物质决定意识“和人的”主体性“、“主体能动性”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既然一切都是由物质决定的，那么我们只要任由物质按照它的规律发生即可，我们能做到只有“等待革命”。



意识是对主客体作用关系的反映，以实践的社会化的人本身为出发点，人自身的意义及其与客观世界的联系才能得到显现出来，才能决定意识。马克思主义的客观存在当中必定包含社会存在，而不单单是自然存在，用物质这种主要体现为自然存在的抽象概念，就容易引出这种错误认识，用旧唯物主义替换辩证唯物主义。

原文链接：日丹诺夫主义是什么？ - 知乎 (zhihu.com)

张惟为

很多人口口声声讲自己信仰辩证唯物主义，但这个辩证唯物主义只是日丹诺夫主义而已，不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脱离甚至违背马克思原文的唯物主义。

关于什么是辩证唯物主义、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什么是西马强调的实践唯物主义，参考北师范哲学系杨耕的论文：

《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的内涵———基于概念史的考察与审视》

PalmFujimori

对于马恩支离破碎的论述，进行“归纳教条化”和“发展修正化”是理论实践的必经过程，苏联前期的这些尝试并非不可理解，错误的是妨碍革命实践的僵硬的“教条主义”和退缩的“修正主义”。

AXDG

前几天看到一个挺有意思的知乎回答，贴过来一起看看

作者：运动运动哲学社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38017024/answer/2820035688
来源：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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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一个困境是，无论是毛主义的那些造派，还是未明子的中派、保派粉丝都根本没搞明白未明子想干什么——于是他们陷入的只是浅显的意识形态之争，是造派握着自己的大革命话语、否定性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机制和保派的体系共存论、妥协式行动纲领一起碰瓷，互相瞧不起。

前现代的日丹诺夫体系是绝对行不通的，列宁式社会主义路线的扩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的实践哲学经过苏联日丹诺夫的“科学的哲学史观”的粗暴中介以后,竟成为了政治实用的工具和教条。日丹诺夫把整个哲学史变成了只是“唯物主义世界观及其规律的胚胎、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即“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并主张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必须从社会经济基础与阶级斗争的现实状况出发,来予以直接的“对号人座”式的说明。于是,复杂的理论探索和平等的思想对话变成了阵线分明的善与恶、正确与错误的“两条路线”。这种扭曲的哲学史观使苏联和受苏联影响的中国哲学界在数十年间无法理解本来面目的西方哲学思想，被新的官僚资产阶级集团利用，成为了维护自己统治的“经院哲学”，这不再需要过多的争论了，对资本主义的形而上否定最后只会导向一个二元对立的政治格局，也就是充其量导向第二次冷战，但是此时，我们的造派朋友提出了一个好想法：毛的后期实践怎么说？

好问题，毛的后期实践的确为这个二元对立的体系开了一个口子，这同样成了现在的传统马列毛主义者的一根救命稻草——还有毛主义路线可以走！反修防修，似乎能成！但是，这条路线同样有他的问题，首先是大的方向来说仍然没有摆脱日丹诺夫体系的影响（我开过一个玩笑，近百年世界共运的代表人物不是列斯毛，而是日丹诺夫），其次是这种再中心化的行动从列宁主义的眼光出发反倒才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为了让基层运动起来，给农村集体搞工业化，给工人搞厂内自治，政治权与经济权是密不可分的，于是我们看到社队企业在文革期间更加的兴盛了——工农业剪刀差确实在缩小，但是这明显不符合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要么出现大资产阶级，要么出现“小”资产阶级，列宁主义的建制问题这就暴露出来了。

所以我们最后总结出来了4个问题，这4个问题如果有了定论，那么未明子路线就有了定论：

1.列宁式的暴力路线是否会必然导向对资本主义的二元对立型政治经济构建。

2.毛的后期实践是否能成为稳定建制并且取得向外的生成性能力。

3.相对和平且长期的经济领域阶级斗争是否能导向一个资本主义的无力化，并且把内外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整全到一个生产关系里。

4.这种路线是否能长期维持，在最后的最后是否需要颠覆性的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