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的若干基本概念和原理

傑瑞米柯賓

作者 卡爾 馬克思 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二年

生產力和生產關系

　　壹)生產力

　　生產力是人的勞動生產能力，表現為勞動生產效率各個人——他們的力量就是生產力——是分散的和彼此對立的，而另壹方面，這些力量只有在這些個人的交往和相互聯系中才是真正的力量。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80頁。

　　生產力當然始終是有用的、具體的勞動的生產力，它事實上只決定有目的的生產活動在壹定時間內的效率。因此，有用勞動成為較富或較貧的產品源泉與有用勞動的生產力的提高或降低成正比。相反的，生產力的變化本身絲毫也不會影響表現為價值的勞動。既然生產力屬於勞動的具體有用形式，它自然不再能同抽去了具體有用形式的勞動有關。因此，不管生產力發生了什麼變化，同壹勞動在同樣的時間內提供的價值量總是相同的。但它在同樣的時間內提供的使用價值量是不同的:生產力提高時就多些，生產力降低時就少些。因此，那種能提高勞動成效從而增加勞動所提供的使用價值量的生產力變化，如果會縮減生產這個使用價值量所必需的勞動時間的總和，就會減少這個增大了的總量的價值量。反之亦然。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9—60頁。

　　人們不能自由選擇自己的生產力——這是他們的全部歷史的基礎，因為任何生產力都是壹種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動的產物。可見，生產力是人們應用能力的結果，但是這種能力本身決定於人們所處的條件，決定於先前已經獲得的生產力，決定於在他們以前已經存在、不是由他們創立而是由前壹代人創立的社會形式。後來的每壹代人都得到前壹代人已經取得的生產力並當做原料來為自己新的生產服務，由於這壹簡單的事實，就形成人們的歷史中的聯系，就形成人類的歷史，這個歷史隨著人們的生產力以及人們的社會關系的愈益發展而愈益成為人類的歷史。由此就必然得出壹個結論:人們的社會歷史始終只是他們的個體發展的歷史，而不管他們是否意識到這壹點。

　　馬克思:《馬克思致帕維爾·瓦西裏耶維奇·安年科夫》( 1846年12月28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3頁。

　　勞動生產力越高，生產壹種物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就越少，凝結在該物品中的勞動量就越小，該物品的價值就越小。相反的，勞動生產力越低，生產壹種物品的必要勞動時間就越多，該物品的價值就越大。可見，商品的價值量與實現在商品中的勞動的量成正比地變動，與這壹勞動的生產力成反比例地變動。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54頁。

　　勞動生產力的提高，我們在這裏壹般是指勞動過程中的這樣壹種變化，這種變化能縮短生產某種商品的社會必需的勞動時間，從而使較小量的勞動獲得生產較大量使用價值的能力。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66頁。

　　因此，可以說剩余價值有壹個自然基礎，但這只是從最壹般的意義來說，即沒有絕對的自然障礙會妨礙壹個人把維持自身生存所必要的勞動從自身解脫下來並轉嫁給別人，比如，同樣沒有絕對的自然障礙會妨礙壹個人去把別人的肉當做食物[2]。決不應該像有時發生的情況那樣，把各種神秘的觀念同這種自然發生的勞動生產率聯系起來。只有當人類通過勞動擺脫了最初的動物狀態，從而他們的勞動本身已經在壹定程度上社會化的時候，壹個人的剩余勞動成為另壹個人的生存條件的關系才會出現。在文化初期，已經取得的勞動生產力很低，但是需要也很低，需要是同滿足需要的手段壹同發展的，並且是依靠這些手段發展的。其次，在這個文化初期，社會上依靠他人勞動來生活的那部分人的數量，同直接生產者的數量相比，是微不足道的。隨著社會勞動生產力的增進，這部分人也就絕對地和相對地增大起來[3]。此外，資本關系就是在作為壹個長期發展過程的產物的經濟土壤之上產生的。作為資本關系的基礎和起點的現有的勞動生產率，不是自然的恩惠，而是幾十萬年歷史的恩惠。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85—586頁。

　　商品生產的壹般規律是:勞動生產率和勞動的價值創造成反比。這個規律，像適用於其他任何產業壹樣，也適用於運輸業。在壹定距離內運輸商品所需要的勞動量——死勞動量和活勞動量——越小，勞動生產力就越大；反之亦然。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發表於1885年7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68頁。

　　壹個生產部門，例如鐵、煤、機器的生產或建築業等的勞動生產力的發展，——這種發展部分地又可以和精神生產領域內的進步，特別是和自然科學及其應用方面的進步聯系在壹起，——在這裏表現為另壹些產業部門(例如紡織工業或農業)的生產資料的價值減少，從而費用減少的條件。這是不言而喻的，因為商品作為產品從壹個產業部門生產出來後，會作為生產資料再進入另壹個產業部門。它的便宜程度，取決於把它作為產品生產出來的生產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同時它的便宜程度不僅是它作為生產資料參加其生產的那種商品變得便宜的條件，而且也是它構成其要素的那種不變資本的價值減少的條件，因此又是利潤率提高的條件。

　　產業的向前發展所造成的不變資本的這種節約，具有這樣的特征:在這裏，壹個產業部門利潤率的提高，要歸功於另壹個產業部門勞動生產力的發展。在這裏，資本家得到的好處，又是社會勞動的產物，雖然並不是他自己直接剝削的工人的產物。生產力的這種發展，最終總是歸結為發揮作用的勞動的社會性質，歸結為社會內部的分工，歸結為腦力勞動特別是自然科學的發展。在這裏，資本家利用的，是整個社會分工制度的優點。在這裏，勞動生產力在其他部門即為資本家提供生產資料的部門的發展，相對地降低資本家所使用的不變資本的價值，從而提高利潤率。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發表於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96頁。

　　如果壹切生產部門都變為資本主義的生產，那麼，單從剩余勞動——壹般勞動時間——的普遍增加就會產生出如下結果:生產部門會劃分得越來越多，勞動和進入交換的商品會越來越多樣化。如果在某壹生產部門中，100個人勞動的時間，與以前110個人在剩余勞動或總勞動時間較短的情況下勞動的時間壹樣多，那麼就可以把10個人轉入其他新的生產部門，過去雇用這10個人所需的那部分資本也是如此。因此，僅僅勞動時間越出即延長到超過它自然的或傳統的界限，就將導致在新的生產部門中使用社會勞動。這是因為勞動時間被遊離出來了；剩余勞動不僅創造了自由的時間，而且還把被束縛在某個生產部門中的勞動能力和勞動遊離出來(這是問題的實質)，使之投入新的生產部門。但是，由於人類本性的發展規律，壹旦滿足了某壹範圍的需要，［Ⅲ－109］又會遊離出、創造出新的需要。因此，資本在促使勞動時間超出為滿足工人的必不可少的自然需要所決定的限度時，也使社會勞動即社會的總勞動劃分得越來越多，生產越來越多樣化，社會需要的範圍和滿足這些需要的手段的範圍日益擴大，從而使人的生產能力得到發展，因而使人的才能在新的方面發揮作用。但是，如果說剩余勞動時間是自由時間的條件，那麼，需要的範圍和滿足這些需要的手段的範圍的擴大是以工人限於必要的生活需要為條件的。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61—1863年手稿)》( 1861年8月—1863 年7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第2版，第223—224頁。

　　我們把勞動力或勞動能力，理解為壹個人的身體即活的人體中存在的、每當他生產某種使用價值時就運用的體力和智力的總和。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95頁。

　　單個勞動者的力量的機械的總和，與許多人手同時共同完成同壹不可分割的操作(例如舉起重物、轉絞車、清除道路上的障礙物等)所發揮的社會力量有本質的差別。[4]在這裏，結合勞動的效果要麼是單個人勞動根本不可能達到的，要麼只能在長得多的時間內，或者只能在很小的規模上達到。這裏的問題不僅是通過協作提高了個人生產力，而且是創造了壹種生產力，這種生產力本身必然是集體力。

　　且不說由於許多力量融合為壹個總的力量而產生的新力量。在大多數生產勞動中，單是社會接觸就會引起競爭心和特有的精力振奮，從而提高每個人的個人工作效率。因此，個人在壹個144小時的共同工作日中提供的總產品，比12個單幹的勞動者每人勞動12小時或者壹個勞動者連續勞動12天所提供的產品要多得多。[6]這是因為人即使不像亞裏士多德所說的那樣，天生是政治動物，無論如何也天生是社會動物。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78—379頁。

傑瑞米柯賓

生產力包括物質生產力和精神生產力

　　所有這些關系的解體，只有在物質的(因而還有精神的)生產力發展到壹定水平時才有可能。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選》(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55頁。

　　自然界沒有造出任何機器，沒有造出機車、鐵路、電報、自動走錠精紡機等等。它們是人的產業勞動的產物，是轉化為人的意誌駕馭自然界的器官或者說在自然界實現人的意誌的器官的自然物質。它們是人的手創造出來的人腦的器官；是對象化的知識力量。固定資本的發展表明，壹般社會知識，已經在多麼大的程度上變成了直接的生產力，從而社會生活過程的條件本身在多麼大的程度上受到壹般智力的控制並按照這種智力得到改造。它表明，社會生產力已經在多麼大的程度上，不僅以知識的形式，而且作為社會實踐的直接器官，作為實際生活過程的直接器官被生產出來。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選》(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97—198頁。

　　壹個生產部門，例如鐵、煤、機器的生產或建築業等的勞動生產力的發展，——這種發展部分地又可以和精神生產領域內的進步，特別是和自然科學及其應用方面的進步聯系在壹起，——在這裏表現為另壹些產業部門(例如紡織工業或農業)的生產資料的價值減少，從而費用減少的條件。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發表於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96頁。

　　人們的想象、思維、精神交往在這裏還是人們物質行動的直接產物。表現在某壹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學等的語言中的精神生產也是這樣。人們是自己的觀念、思想等的生產者，[8]但這裏所說的人們是現實的、從事活動的人們，他們受自己的生產力和與之相適應的交往的壹定發展——直到交往的最遙遠的形態——所制約。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24—525頁。

　　要研究精神生產和物質生產之間的聯系，首先必須把這種物質生產本身不是當作壹般範疇來考察，而是從壹定的歷史的形式來考察。例如，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適應的精神生產，就和與中世紀生產方式相適應的精神生產不同。如果物質生產本身不從它的特殊的歷史的形式來看，那就不可能理解與它相適應的精神生產的特征以及這兩種生產的相互作用。從而也就不能超出庸俗的見解。這壹切都是由於“文明”的空話而說的。

　　其次，從物質生產的壹定形式產生:第壹，壹定的社會結構；第二，人對自然的壹定關系。人們的國家制度和人們的精神方式由這兩者決定，因而人們的精神生產的性質也由這兩者決定。

　　最後，施托爾希所理解的精神生產，還包括統治階級中專門執行社會職能的各個階層的職業活動。這些階層的存在以及他們的職能，只有根據他們生產關系的壹定的歷史結構才能夠理解。

　　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 1861年8月—1863年7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冊，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第1版，第296頁。

　　古老的民族工業被消滅了，並且每天都還在被消滅。它們被新的工業排擠掉了，新的工業的建立已經成為壹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關的問題；這些工業所加工的，已經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來自極其遙遠的地區的原料；它們的產品不僅供本國消費，而且同時供世界各地消費。舊的、靠本國產品來滿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極其遙遠的國家和地帶的產品來滿足的需要所代替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於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壹種世界的文學[9]。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5頁。

　　影響生產力發展的諸因素

　　除了各個人的先天的能力和後天獲得的生產技能的區別，勞動生產力主要應當取決於

　　首先，勞動的自然條件，如土地的肥沃程度、礦山的豐富程度等等；其次，勞動的社會力的日益改進，引起這種改進的是:大規模的生產，資本的積累，勞動的結合，分工，機器，改良的方法，化學力和其他自然力的應用，利用交通和運輸工具而達到時間和空間的縮短，以及其他各種發明，科學就是靠這些發明來驅使自然力為勞動服務，勞動的社會性質和協作性質也由於這些發明而得以發展。勞動生產力越高，消耗在壹定量產品上的勞動就越少，因而產品的價值也越小。勞動生產力越低，消耗在同量產品上的勞動就越多，因而產品的價值也越高。

　　馬克思:《工資、價格和利潤》( 1865年5月20日—6月24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0—51頁。

　　勞動生產力是由多種情況決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練程度，科學的發展水平和它在工藝上應用的程度，生產過程的社會結合，生產資料的規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條件。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頁。

　　作為資本關系的基礎和起點的現有的勞動生產率，不是自然的恩惠，而是幾十萬年歷史的恩惠。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86頁。

　　撇開社會生產的形態的發展程度不說，勞動生產率是同自然條件相聯系的。這些自然條件都可以歸結為人本身的自然(如人種等等)和人的周圍的自然。外界自然條件在經濟上可以分為兩大類:生活資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漁產豐富的水域，等等；勞動資料的自然富源，如奔騰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屬、煤炭等等。在文化初期，第壹類自然富源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在較高的發展階段，第二類自然富源具有決定性的意義。例如，可以用英國同印度比較，或者在古代世界，用雅典、科林斯同黑海沿岸的各國比較。

　　絕對必需滿足的自然需要的數量越少，土壤自然肥力越大，氣候越好，維持和再生產生產者所必要的勞動時間就越少。因而，生產者在為自己從事的勞動之外來為別人提供的剩余勞動就可以越多。狄奧多魯斯談到古代埃及人時就這樣說過“他們撫養子女所花的力氣和費用少得簡直令人難以相信。他們給孩子隨便煮壹點最簡單的食物；甚至在紙草的下端，只要能用火烤壹烤，也拿來給孩子們吃。此外也給孩子們吃沼澤植物的根和莖，有的生吃，有的煮壹煮或燒壹燒再吃。因為氣候非常溫暖，大多數孩子不穿鞋和衣服。因此父母養大壹個子女的費用總共不超過20德拉馬。埃及有那麼多的人口並有可能興建那麼多宏偉的建築，主要可由此得到說明。”

　　但是古代埃及能興建這些宏偉建築，與其說是由於埃及人口眾多，還不如說是由於有很大壹部分人口可供支配。單個工人的必要勞動時間越少，他能提供的剩余勞動就越多；同樣，工人人口中為生產必要生活資料所需要的部分越小，可以用於其他事情的部分就越大。

　　資本主義生產壹旦成為前提，在其他條件不變和工作日保持壹定長度的情況下，剩余勞動量隨勞動的自然條件，特別是隨土壤的肥力而變化。但決不能反過來說，最肥沃的土壤最適合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生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人對自然的支配為前提。過於富饒的自然“使人離不開自然的手，就像小孩子離不開引帶壹樣”。它不能使人自身的發展成為壹種自然必然性。[11]資本的祖國不是草木繁茂的熱帶，而是溫帶。不是土壤的絕對肥力，而是它的差異性和它的自然產品的多樣性，形成社會分工的自然基礎，並且通過人所處的自然環境的變化，促使他們自己的需要、能力、勞動資料和勞動方式趨於多樣化。社會地控制自然力，從而節約地利用自然力，用人力興建大規模的工程以便占有或馴服自然力，——這種必要性在產業史上起著最有決定性的作用。如埃及[12]、倫巴第、荷蘭等地的治水工程就是例子。或者如印度、波斯等地，在那裏人們利用人工渠道進行灌溉，不僅使土地獲得必不可少的水，而且使礦物質肥料同淤泥壹起從山上流下來。興修水利是阿拉伯人統治下的西班牙和西西裏島產業繁榮的秘密。

　　良好的自然條件始終只提供剩余勞動的可能性，從而只提供剩余價值或剩余產品的可能性，而決不能提供它的現實性。勞動的不同的自然條件使同壹勞動量在不同的國家可以滿足不同的需要量[14]，因而在其他條件相似的情況下，使得必要勞動時間各不相同。這些自然條件只作為自然界限對剩余勞動發生影響，就是說，它們只確定開始為別人勞動的起點。產業越進步，這壹自然界限就越退縮。在西歐社會中，工人只有靠剩余勞動才能買到為維持自己生存而勞動的許可，因此容易產生壹種錯覺，似乎提供剩余產品是人類勞動的壹種天生的性質。[15]但是，我們可以舉出亞洲群島的東部壹些島嶼上的居民的例子。

　　那裏的森林中長著野生的西米樹。

　　“居民在西米樹上鉆個孔，確定樹髓已經成熟時，就把樹放到，分成幾段，取出樹髓，再摻水和過濾，就得到完全可以食用的西米粉。從壹棵西米樹上通常可以采得西米粉磅，有時可采得500磅—600磅。那裏的居民到森林去采伐面包，就像我們到森林去砍柴壹樣。”

　　假定東亞的壹個這樣的面包采伐者為了滿足自己的全部需要，每周需要勞動12小時。

　　自然的恩惠直接給予他的，是許多閑暇時間。要他把這些閑暇時間用於為自己生產，需要壹系列的歷史條件；要他把這些時間用於為別人從事剩余勞動，需要外部的強制。如果那裏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這個誠實的人為了占有壹個工作日的產品，也許每周就得勞動天。自然的恩惠說明不了，為什麼他現在每周要勞動6天，或者為什麼他要提供5天的剩余勞動。它只是說明，為什麼他的必要勞動時間限於每周壹天。但是，他的剩余產品無論如何不是來自人類勞動的某種天生的神秘性質。

　　同歷史地發展起來的社會勞動生產力壹樣，受自然制約的勞動生產力也表現為合並勞動的資本的生產力。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86—589頁。

　　不同的共同體在各自的自然環境中，找到不同的生產資料和不同的生活資料。因此，它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產品，也就各不相同。這種自然的差別，在共同體互相接觸時引起了產品的互相交換，從而使這些產品逐漸轉化為商品。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07頁。

　　

　　事實上，每壹種特殊的、歷史的生產方式都有其特殊的、歷史地發生作用的人口規律。抽象的人口規律只存在於歷史上還沒有受過人幹涉的動植物界。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28頁。

　　在古代國家，在希臘和羅馬，采取周期性地建立殖民地形式的強迫移民是社會制度的壹個固定的環節。這兩個國家的整個制度都是建立在人口的壹定限度上的，超過這個限度，古代文明就有毀滅的危險。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這些國家完全不知道在物質生產方面運用科學。為了保存自己的文明，它們就只能有為數不多的公民，否則，它們就得遭受那種把自由民變為奴隸的沉重體力勞動的折磨。由於生產力不夠發展，公民權要由壹種不可違反的壹定的數量對比關系來決定。那時，唯壹的出路就是強迫移民。

　　也就是這種過剩人口對生產力的壓力，迫使野蠻人從亞洲高原侵入古代世界各國。在這裏，仍舊是同壹個原因在起作用，雖然它的表現形式不同。為了繼續作野蠻人，它們就只能有為數不多的人口。這是壹些從事遊牧、狩獵和戰爭的部落，它們的生產方式使部落的每壹個成員都需要有大片的土地，到現在，北美的印第安部落的情況也還是這樣。這些部落的人口的增長，使它們彼此削減生產所必需的地盤。因此，過剩的人口就不得不進行那種為古代和現代歐洲各民族的形成奠定基礎的、充滿危險的大遷徙。

　　現代的強迫移民，情況則完全不同。現在，人口的過剩完全不是由於生產力的不足而造成的；相反，正是生產力的增長要求減少人口，借助於饑餓或移民來消除過剩的人口。

　　現在，不是人口壓迫生產力，而是生產力壓迫人口。

　　馬克思:《強迫移民。——科蘇特和馬誌尼。——流亡者問題。英國選舉中的賄賂行為。——科布頓先生》( 1853年3月4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10月第1版，第618—619頁。

傑瑞米柯賓

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的組成部分

　　科學這種既是觀念的財富同時又是實際的財富的發展，只不過是人的生產力的發展即財富的發展所表現的壹個方面，壹種形式。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選》(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70頁。

　　同價值轉化為資本時的情形壹樣，在資本的進壹步發展中，我們看到:壹方面，資本是以生產力的壹定的現有的歷史發展為前提的——在這些生產力中也包括科學——；另壹方面，資本又推動和促進生產力向前的發展。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手稿後半部分(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第2版，第94頁。

　　自然界沒有造出任何機器，沒有造出機車、鐵路、電報、自動走錠精紡機等等。它們是人的產業勞動的產物，是轉化為人的意誌駕馭自然界的器官或者說在自然界實現的人的意誌的器官的自然物質。它們是人的手創造出來的人腦的器官；是對象化的知識力量。

　　固定資本的發展表明，壹般社會知識，已經在多麼大的程度上變成了直接的生產力，從而社會生活過程的條件本身在多麼大的程度上受到壹般智力的控制並按照這種智力得到改造。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手稿後半部分(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第2版，第102頁。

　　在固定資本中，勞動的社會生產力表現為資本固有的屬性；它既包括科學的力量，又包括生產過程中社會力量的結合，最後還包括從直接勞動轉移到機器即死的生產力上的技巧。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手稿後半部分(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第2版，第111頁。

　　人類支配的生產力是無法估量的。資本、勞動和科學的應用，可以使土地的生產能力無限地提高。……資本日益增加，勞動力在隨著人口的增長而增長，科學又日益使自然力受人類支配。這種無法估量的生產能力，壹旦被自覺地運用並為大眾造福，人類肩負的勞動就會很快地減少到最低限度。

　　恩格斯:《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大約1843年9月底或10月初—年1月中)，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

　　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第2版，第463—464頁。

　　勞動生產力是隨著科學和技術的不斷進步而不斷發展的。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98頁。

　　生產過程成了科學的應用，而科學反過來成了生產過程的因素即所謂職能。每壹項發現都成了新的發明或生產方法的新的改進的基礎。只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才第壹次使自然科學［XX－1262］為直接的生產過程服務，同時，生產的發展反過來又為從理論上征服自然提供了手段。科學獲得的使命是:成為生產財富的手段，成為致富的手段。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61—1863年手稿)〉摘選》( 1861年8月—1863年7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12月第1版，第356—357頁。

　　產業的向前發展所造成的不變資本的這種節約，具有這樣的特征:在這裏，壹個產業部門利潤率的提高，要歸功於另壹個產業部門勞動生產力的發展。在這裏，資本家得到的好處，又是社會勞動的產物，雖然並不是他自己直接剝削的工人的產物。生產力的這種發展，最終總是歸結為發揮作用的勞動的社會性質，歸結為社會內部的分工，歸結為腦力勞動特別是自然科學的發展。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發表於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96頁。

　　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的社會。

　　馬克思:《哲學的貧困》( 1847年上半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602頁。

　　動物遺骸的結構對於認識已經絕種的動物的機體有重要的意義，勞動資料的遺骸對於判斷已經消亡的經濟的社會形態也有同樣重要的意義。各種經濟時代的區別，不在於生產什麼，而在於怎樣生產，用什麼勞動資料生產。[17]勞動資料不僅是人類勞動力發展的測量器，而且是勞動借以進行的社會關系的指示器。在勞動資料本身中，機械性的勞動資料其總和可稱為生產的骨骼系統和肌肉系統)遠比只是充當勞動對象的容器的勞動資料(如管、桶、籃、罐等，其總和壹般可稱為生產的脈管系統)更能顯示壹個社會生產時代的具有決定意義的特征。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10頁。

　　蒸汽機和新的工具機把工場手工業變成了現代的大工業，從而使資產階級社會的整個基礎發生了革命。工場手工業時代的遲緩的發展進程轉變成了生產中的狂飆時期。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277頁。

　　菲勒克就電工技術革命掀起了壹陣喧囂，卻絲毫不理解這件事的意義，這種喧囂只不過是為他出版的小冊子做廣告。但是這件事實際上是壹次巨大的革命，蒸汽機教我們把熱變成機械運動，而電的利用將為我們開辟壹條道路，使壹切形式的能——熱、機械運動、電、磁、光——互相轉化，並在工業中加以利用。循環完成了。德普勒的最新發現在於，能夠把高壓電流在能量損失較小的情況下，通過普通電報線輸送到迄今連做夢也想不到的遠處，並在那壹端加以利用——這件事還只是處於萌芽狀態——，這壹發現使工業徹底擺脫幾乎所有的地方條件的限制，並且使極遙遠的水力的利用成為可能，如果說在最初它只是對城市有利，那麼到最後它必將成為消除城鄉對立的最強有力的杠桿。但是非常明顯的是，生產力將因此得到大發展，以至於越來越不再需要資產階級的管理了。

　　恩格斯:《恩格斯致愛德華·伯恩施坦》

　　年2月27日—3月1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99—500頁。

　　火藥、指南針、印刷術——這是預告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三大發明。火藥把騎士階層炸得粉碎，指南針打開了世界市場並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術則變成新教的工具，總的來說變成科學復興的手段，變成對精神發展創造必要前提的最強大的杠桿。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61—1863年手稿)〉摘選》( 1861年8月—1863年7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12月第1版，第338頁。

　　各門科學在18世紀已經具有自己的科學形式，因此它們終於壹方面和哲學，另壹方面和實踐結合起來了。科學以哲學為出發點的結果就是唯物主義(牛頓的學說和洛克的學說同樣是唯物主義的前提)、啟蒙運動和法國的政治革命。科學以實踐為出發點的結果就是英國的社會革命。

　　恩格斯:《英國狀況:十八世紀》(大約1844年1月初—2月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第2版，第536—537頁。

　　分工，水力特別是蒸汽力的利用，機器裝置的應用，這就是從上世紀中葉起工業用來搖撼世界基礎的三個偉大的杠桿。

　　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 1844年9月—1845年3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06頁。

　　自然科學卻通過工業日益在實踐上進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並為人的解放做準備，盡管它不得不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發展。工業是自然界對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學對人的現實的歷史關系。因此，如果把工業看成人的本質力量的公開的展示，那麼自然界的人的本質，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質，也就可以理解了；因此，自然科學將拋棄它的抽象物質的方向，或者更確切地說，是拋棄唯心主義的方向，從而成為人的科學的基礎，正像它現在已經——盡管以異化的形式——成了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礎壹樣；說生活還有別的什麼基礎，科學還有別的什麼基礎——這根本就是謊言。在人類歷史中即在人類社會的形成過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現實的自然界；因此，通過工業——盡管以異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學的自然界。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

　　年4—8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193頁。

　　蒸汽、電力和自動走錠紡紗機甚至是比巴爾貝斯、拉斯拜爾和布朗基諸位公民更危險萬分的革命家。

　　馬克思:《在〈人民報〉創刊紀年會上的演說》( 1856年4月14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9頁。

　　在馬克思看來，科學是壹種在歷史上起推動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壹門理論科學中的每壹個新發現——它的實際應用也許還根本無法預見——都使馬克思感到衷心喜悅，而當他看到那種對工業、對壹般歷史發展立即產生革命性影響的發現的時候，他的喜悅就非同尋常了。例如，他曾經密切註視電學方面各種發現的進展情況，不久以前，他還密切註視馬賽爾·德普勒的發現。

　　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 1883年3月18日前後)，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602頁。

　　如果什麼地方有了新的科學成就，不管能否實際應用[18]，馬克思比誰都感到莫大的喜悅，但是，他把科學首先看成是壹個偉大的歷史杠桿，看成是按最明顯的字面意義而言的革命力量。而且他正是在此意義上，並為此目的，運用他所掌握的淵博的知識，特別是有關歷史的壹切領域的知識。

　　恩格斯:《馬克思墓前講話草稿》( 1883年3月14—17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4月第2版，第592頁。

　　

　　費爾巴哈特別談到自然科學的直觀，提到壹些只有物理學家和化學家的眼睛才能識破的秘密，但是如果沒有工業和商業，哪裏會有自然科學呢?甚至這個“純粹的”自然科學也只是由於商業和工業，由於人們的感性活動才達到自己的目的和獲得自己的材料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29頁。

　　必須研究自然科學各個部門的循序發展。首先是天文學——遊牧民族和農業民族為了定季節，就已經絕對需要它。天文學只有借助於數學才能發展。因此數學也開始發展。——後來，在農業的某壹階段上和在某些地區(埃及的提水灌溉)，特別是隨著城市和大型建築物的出現以及手工業的發展，有了力學。不久，力學又成為航海和戰爭的需要。——力學也需要數學的幫助，因而它又推動了數學的發展。可見，科學的產生和發展壹開始就是由生產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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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說，在中世紀的黑夜之後，科學以意想不到的力量壹下子重新興起，並且以神奇的速度發展起來，那麼，我們要再次把這個奇跡歸功於生產。第壹，從十字軍征討以來，工業有了巨大的發展，並隨之出現許多新的事實，有力學上的(紡織、鐘表制造、磨坊)、化學上的(染色、冶金、釀酒)，也有物理學上的(眼鏡)，這些事實不但提供了大量可供觀察的材料，而且自身也提供了和以往完全不同的實驗手段，並使新的工具的設計成為可能。[19]可以說，真正系統的實驗科學這時才成為可能。第二，這時整個西歐和中歐，包括波蘭在內，已在相互聯系中發展起來，雖然意大利由於自己的從古代流傳下來的文明，還繼續居於首位。第三，地理上的發現——純粹是為了營利，因而歸根到底是為了生產而完成的——又在氣象學、動物學、植物學、生理學(人體)方面，展示了無數在此以前還見不到的材料。第四，印刷機出現了。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 1873—1882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427—428頁。

　　技術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科學狀況，那麼，科學則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依賴於技術的狀況和需要。社會壹旦有技術上的需要，則這種需要就會比十所大學更能把科學推向前進。整個流體靜力學(托裏拆利等)是由於16世紀和17世紀意大利治理山區河流的需要而產生的。關於電，只是在發現它在技術上的實用價值以後，我們才知道了壹些理性的東西。

　　可惜在德國，人們撰寫科學史時習慣於把科學看做是從天上掉下來的。

　　恩格斯:《恩格斯致瓦爾特·博爾吉烏斯》( 1894年1月25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68頁。

　　生產力的發展是推動社會從低級向高級發展的決定性因素共同體以主體與其生產條件有著壹定的客觀統壹為前提的，或者說，主體的壹定的存在以作為生產條件的共同體本身為前提的所有壹切形式(它們或多或少是自然形成的，但同時也都是歷史過程的結果)，必然地只和有限的而且是原則上有限的生產力的發展相適應。生產力的發展使這些形式解體，而它們的解體本身又是人類生產力的發展。人們先是在壹定的基礎上——起先是自然形成的基礎，然後是歷史的前提——從事勞動的。可是到後來，這個基礎或前提本身就被揚棄，或者說成為對於不斷前進的人群的發展來說過於狹隘的、正在消滅的前提。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選》(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48頁。

　　重農學派的正確之點在於，剩余價值的全部生產，從而資本的全部發展，按自然基礎來說，實際上都是建立在農業勞動生產率基礎上的。如果人在壹個工作日內，不能生產出比每個勞動者再生產自身所需的生活資料更多的生活資料，在最狹窄的意義上說，也就是生產出更多的農產品，如果他全部勞動力每日的耗費只夠再生產他滿足個人需要所不可缺少的生活資料，那就根本談不上剩余產品，也談不上剩余價值。超過勞動者個人需要的農業勞動生產率，是全部社會的基礎，並且首先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基礎。資本主義生產，使社會中壹個越來越增大的部分，脫離直接生活資料的生產，並且像斯圖亞特所說的那樣，轉化為自由人手，使他們可以在別的部門任人剝削。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發表於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888頁。

傑瑞米柯賓

社會上的壹部分人用在農業上的全部勞動——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必須足以為整個社會，從而也為非農業勞動者生產必要的食物；也就是使從事農業的人和從事工業的人有實行這種巨大分工的可能，並且也使生產食物的農民和生產原料的農民有實行分工的可能。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發表於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716頁。

　　如果撇開對外貿易(重農學派為了抽象地考察資產階級社會，完全正確地這樣做了，而且應當這樣做)，那末很明顯，從事加工工業等而完全脫離農業的工人(斯圖亞特稱之為“自由人手”)的數目，取決於農業勞動者所生產的超過自己消費的農產品的數量。

　　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 1861年8月—1863年7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冊，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第1版，第22頁。

　　或多或少促進生產的條件，如像亞當·斯密所說的前進的和停滯的社會狀態。要把這些在亞當·斯密那裏作為提示而具有價值的東西提到科學意義上，就得研究在各個民族的發展過程中各個時期的生產率程度——這種研究超出本題的範圍，而這種研究同本題有關的方面，應在敘述競爭、積累等等時來談。

　　馬克思:《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摘選》導言( 1857年8月下旬)，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0頁。

　　勞動產品超出維持勞動的費用而形成的剩余，以及社會的生產基金和後備基金靠這種剩余而形成和積累，過去和現在都是壹切社會的、政治的和智力的發展的基礎。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202頁。

　　如果設想，原有土地面積上的生產率能夠通過發展生產力等(在舊的傳統的耕作方式之下，這種發展恰好是最緩慢的)而提高，那麼，這就意味著會有新的勞動方式，新的勞動結合，每天會有很大壹部分時間用在農業上，等等，而這又會破壞共同體的舊有的經濟條件。在再生產的行為本身中，不但客觀條件改變著，例如鄉村變為城市，荒野變為開墾地，等等，而且生產者也改變著，他煉出新的品質，通過生產而發展和改造著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觀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語言。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選》(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45頁。

　　如果我們從整體上來考察資產階級社會，那麼社會本身，即處於社會關系中的人本身，總是表現為社會生產過程的最終結果。具有固定形式的壹切東西，例如產品等，在這個運動中只是作為要素，作為轉瞬即逝的要素出現。直接的生產過程本身在這裏只是作為要素出現。生產過程的條件和對象化本身也同樣是它的要素，而作為它的主體出現的只是個人，不過是處於相互關系中的個人，他們既再生產這種相互關系，又新生產這種相互關系。這是他們本身不停頓的運動過程，他們在這個過程中更新他們所創造的財富世界，同樣地也更新他們自身。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選》(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04頁。

　　各代所遇到的這些生活條件還決定著這樣的情況:歷史上周期性地重演的革命動蕩是否強大到足以摧毀現存壹切的基礎；如果還沒有具備這些實行全面變革的物質因素，就是說，壹方面還沒有壹定的生產力，另壹方面還沒有形成不僅反抗舊社會的個別條件，而且反抗舊的“生活生產”本身、反抗舊社會所依據的“總和活動”的革命群眾，那麼，正如共產主義的歷史所證明的，盡管這種變革的觀念已經表述過千百次，但這對於實際發展沒有任何意義。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45頁。

　　生產力的發展、腦體分工的消除和共產主義的必然性只要人們還處在自然形成的社會中，就是說，只要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間還有分裂，也就是說，只要分工還不是出於自願，而是自然形成的，那麼人本身的活動對人來說就成為壹種異己的、同他對立的力量，這種力量壓迫著人，而不是人駕馭著這種力量。原來，當分工壹出現之後，任何人都有自己壹定的特殊的活動範圍，這個範圍是強加於他的，他不能超出這個範圍:他是壹個獵人、漁夫或牧人，或者是壹個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資料，他就始終應該是這樣的人。而在共產主義社會裏，任何人都沒有特殊的活動範圍，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門內發展，社會調節著整個生產，因而使我有可能隨自己的興趣今天幹這事，明天幹那事，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從事畜牧，晚飯後從事批判，這樣就不會使我老是壹個獵人、漁夫、牧人或批判者。社會活動的這種固定化，我們本身的產物聚合為壹種統治我們、不受我們控制、使我們的願望不能實現並使我們的打算落空的物質力量，這是迄今為止歷史發展的主要因素之壹。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7頁。

　　由於分工，藝術天才完全集中在個別人身上，因而廣大群眾的藝術天才受到壓抑。即使在壹定的社會關系裏每壹個人都能成為出色的畫家，但是這決不排斥每壹個人也成為獨創的畫家的可能性，因此，“人的”和“唯壹者的”勞動的區別在這裏也毫無意義了。

　　在共產主義的社會組織中，完全由分工造成的藝術家屈從於地方局限性和民族局限性的現象無論如何會消失掉，個人局限於某壹藝術領域，僅僅當壹個畫家、雕刻家等等，因而只用他的活動的壹種稱呼就足以表明他的職業發展的局限性和他對分工的依賴這壹現象，也會消失掉。在共產主義社會裏，沒有單純的畫家，只有把繪畫作為自己多種活動中的壹項活動的人們。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1846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460頁。

　　社會為生產小麥、牲畜等所需要的時間越少，它所贏得的從事其他生產，物質的或精神的生產的時間就越多。正像在單個人的場合壹樣，社會發展、社會享用和社會活動的全面性，都取決於時間的節省。壹切節約歸根到底都歸結為時間的節約。正像單個人必須正確地分配自己的時間，才能以適當的比例獲得知識或滿足對他的活動所提出的各種要求壹樣，社會必須合乎目的地分配自己的時間，才能實現符合社會全部需要的生產。因此，時間的節約，以及勞動時間在不同的生產部門之間有計劃的分配，在共同生產的基礎上仍然是首要的經濟規律。這甚至在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成為規律。然而，這同用勞動時間計量交換價值(勞動或勞動產品)有本質［Ⅰ－28］區別。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選》(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7頁。

　　在必要勞動時間之外，為整個社會和社會的每個成員創造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即為個人生產力的充分發展，因而也為社會生產力的充分發展創造廣闊余地)，這樣創造的非勞動時間，從資本的立場來看，和過去的壹切階段壹樣，表現為少數人的非勞動時間，自由時間。資本還添加了這樣壹點:它采用技藝和科學的壹切手段，來增加群眾的剩余勞動時間，因為它的財富直接在於占有剩余勞動時間，因為它的直接目的是價值，而不是使用價值。

　　於是，資本就違背自己的意誌，成了為社會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創造條件的工具，使整個社會的勞動時間縮減到不斷下降的最低限度，從而為全體［社會成員］本身的發展騰出時間。但是，資本的趨勢始終是:壹方面創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另壹方面是把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變為剩余勞動。如果它在第壹個方面太成功了，那末，它就要吃到生產過剩的苦頭，這時必要勞動就會中斷，因為資本無法實現剩余勞動。

　　這個矛盾越發展，下述情況就越明顯:生產力的增長再也不能被占有他人的剩余勞動所束縛了，工人群眾自己應當占有自己的剩余勞動。當他們已經這樣做的時候，——這樣壹來，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就不再是對立的存在物了——，那時，壹方面，社會的個人的需要將成為必要勞動時間的尺度；另壹方面，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將如此迅速，以致盡管生產將以所有的人富裕為目的，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還是會增加。因為真正的財富就是所有個人的發達的生產力。那時，財富的尺度［Ⅶ－4］決不再是勞動時間，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選》(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99—200頁。

　　真正的經濟——節約——是勞動時間的節約(生產費用的最低限度——和降到最低限度)。而這種節約就等於發展生產力。可見，決不是禁欲，而是發展生產力，發展生產的能力，因而既是發展消費的能力，又是發展消費的資料。消費的能力是消費的條件，因而是消費的首要手段，而這種能力是壹種個人才能的發展，生產力的發展。

　　節約勞動時間等於增加自由時間，即增加使個人得到充分發展的時間，而個人的充分發展又作為最大的生產力反作用於勞動生產力。從直接生產過程的角度來看，節約勞動時間可以看做生產固定資本，這種固定資本就是人本身。

　　此外，直接的勞動時間本身不可能像從資產階級經濟學的觀點出發所看到的那樣永遠同自由時間處於抽象對立中，這是不言而喻的。勞動不可能像傅立葉所希望的那樣成為遊戲，——不過，他能宣布最終目的不是把分配，而是把生產方式本身提到更高的形式，這依然是他的壹大功績。自由時間——不論是閑暇時間還是從事較高級活動的時間——自然要把占有它的人變為另壹主體，於是他作為這另壹主體又加入直接生產過程。對於正在成長的人來說，這個直接生產過程同時就是訓練，而對於頭腦裏具有積累起來的社會知識的成年人來說，這個過程就是［知識的］運用，實驗科學，有物質創造力的和對象化中的科學。對於這兩種人來說，只要勞動像在農業中那樣要求實際動手和自由活動，這個過程同時就是身體鍛煉。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選》(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03—204頁。

　　更確切的表述是:剩余勞動時間是勞動群眾超出再生產他們自己的勞動能力、他們本身的存在所需要的量即超出必要勞動而勞動的時間，這壹表現為剩余價值的剩余勞動時間，同時物化為剩余產品，並且這種剩余產品是除勞動階級外的壹切階級存在的物質基礎，是社會整個上層建築存在的物質基礎。同時，剩余產品把時間遊離出來，給不勞動階級提供了發展其他能力的自由支配的時間。因此，在壹方產生剩余勞動時間，同時在另壹方產生自由時間。整個人類的發展，就其超出人的自然存在所直接需要的發展來說，無非是對這種自由時間的運用，並且整個人類發展的前提就是把這種自由時間作為必要的基礎。可見，社會的自由時間的產生是靠非自由時間的產生，是靠工人超出維持他們本身的生存所需要的勞動時間而延長的勞動時間的產生。同壹方的自由時間相應的是另壹方的被奴役的時間。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61—1863年手稿)》( 1861年8月—1863 年7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第2版，第215頁。

　　社會的現實財富和社會再生產過程不斷擴大的可能性，並不是取決於剩余勞動時間的長短，而是取決於剩余勞動的生產率和進行這種剩余勞動的生產條件的優劣程度。事實上，自由王國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規定要做的勞動終止的地方才開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來說，它存在於真正物質生產領域的彼岸。像野蠻人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為了維持和再生產自己的生命，必須與自然搏鬥壹樣，文明人也必須這樣做；而且在壹切社會形式中，在壹切可能的生產方式中，他都必須這樣做。這個自然必然性的王國會隨著人的發展而擴大，因為需要會擴大；但是，滿足這種需要的生產力同時也會擴大。這個領域內的自由只能是: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把它置於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作為壹種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於和最適合於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換。但是，這個領域始終是壹個必然王國。在這個必然王國的彼岸，作為目的本身的人類能力的發揮，真正的自由王國，就開始了。但是，這個自由王國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國的基礎上，才能繁榮起來。工作日的縮短是根本條件。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發表於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928—929頁。

　　個人力量(關系)由於分工而轉化為物的力量這壹現象，不能靠人們從頭腦裏拋開關於這壹現象的壹般觀念的辦法來消滅，而只能靠個人重新駕馭這些物的力量，靠消滅分工的辦法來消滅[20]。沒有共同體，這是不可能實現的。只有在共同體中，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說，只有在共同體中才可能有個人自由。在過去的種種冒充的共同體中，如在國家等等中，個人自由只是對那些在統治階級範圍內發展的個人來說是存在的，他們之所以有個人自由，只是因為他們是這壹階級的個人。從前各個人聯合而成的虛假的共同體，總是相對於各個人而獨立的；由於這種共同體是壹個階級反對另壹個階級的聯合，因此對於被統治的階級來說，它不僅是完全虛幻的共同體，而且是新的桎梏。在真正的共同體的條件下，各個人在自己的聯合中並通過這種聯合獲得自己的自由。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0—571頁。

　　過去的在分工條件中進行的壹切革命，都不能不導致新的政治機構的產生；從那裏也可以得出結論說，消滅分工的共產主義革命，最終會消除政治機構；最後，從這裏也可以看出，共產主義革命並不是和“社會天才的發明才幹所創造的那些社會結構”相適應，而是和生產力相適應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1846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442頁。

傑瑞米柯賓

　隨著大工業的發展，現實財富的創造較少地取決於勞動時間和已耗費的勞動量，較多地取決於在勞動時間內所運用的作用物的力量，而這種作用物自身——它們的巨大效率——又和生產它們所花費的直接勞動時間不成比例，而是取決於科學的壹般水平和技術進步。或者說取決於這種科學在生產上的應用。(這種科學，特別是自然科學以及和它有關的其他壹切科學的發展，本身又和物質生產的發展相適應。)…………勞動表現為不再像以前那樣被包括在生產過程中，相反的，表現為人以生產過程的監督者和調節者的身份同生產過程本身發生關系。(關於機器體系所說的這些情況，同樣適用於人們活動的結合和人類交往的發展。)這裏已經不再是工人把改變了形態的自然物作為中間環節放在自己和對象之間，而是工人把［VII—3］由他改變為工業過程的自然過程作為中介放在自己和被他支配的無機自然界之間。工人不再是生產過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站在生產過程的旁邊。

　　在這個轉變中，表現為生產和財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勞動，也不是人從事勞動的時間，而是對人本身的壹般生產力的占有，是人對自然界的了解和通過人作為社會體的存在來對自然界的統治，總之，是社會個人的發展。現今財富的基礎是盜竊他人的勞動時間，這同新發展起來的由大工業本身創造的基礎相比，顯得太可憐了。壹旦直接形式的勞動不再是財富的巨大源泉，勞動時間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財富的尺度，因而交換價值也不再是使用價值的尺度。群眾的剩余勞動不再是壹般財富發展的條件，同樣，少數人的非勞動不再是人類頭腦的壹般能力發展的條件。於是，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生產便會崩潰，直接的物質生產過程本身也擺脫了貧困和對抗性的形式。

　　個性得到自由發展，因此，並不是為了獲得剩余勞動而縮減必要勞動時間，而是直接把社會必要勞動縮減到最低限度，那時，與此相適應，由於給所有的人騰出了時間和創造了手段，個人會在藝術、科學等方面得到發展。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手稿後半部分(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第2版，第100—101頁。

　　在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在迫使個人奴隸般地服從分工的情形已經消失，從而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也隨之消失後；在勞動已經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壹需要之後；在隨著個人的全面發展，他們的[21]生產力也增長起來，而集體財富的壹切源泉都充分湧流之後，——只有在那個時候，才能完全超出資產階級權利的狹隘眼界，社會才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大約1875年4月底—5月7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435—436頁。

　　二)生產關系

　　生產資料所有者同直接生產者之間的關系是基本的生產關系在任何情況下，個人總是“從自己出發的”，但由於從他們彼此不需要發生任何聯系這個意義上來說他們不是唯壹的，由於他們的需要即他們的本性，以及他們求得滿足的方式，把他們聯系起來(兩性關系、交換、分工)，所以他們必然要發生相互關系。但由於他們相互間不是作為純粹的我，而是作為處在生產力和需要的壹定發展階段上的個人而發生交往的，同時由於這種交往又決定著生產和需要，所以正是個人相互間的這種私人的個人的關系、他們作為個人的相互關系，創立了——並且每天都在重新創立著——現存的關系。他們是以他們曾是的樣子而互相交往的，他們是如他們曾是的樣子而“從自己”出發的，至於他們曾有什麼樣子的“人生觀”，則是無所謂的。這種“人生觀”——即使是被哲學家所曲解的——當然總是由他們的現實生活決定的。顯然，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壹個人的發展取決於和他直接或間接進行交往的其他壹切人的發展；彼此發生關系的個人的世世代代是相互聯系的，後代的肉體的存在是由他們的前代決定的，後代繼承著前代積累起來的生產力和交往形式，這就決定了他們這壹代的相互關系。總之，我們可以看到，發展不斷地進行著，單個人的歷史決不能脫離他以前的或同時代的個人的歷史，而是由這種歷史決定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1846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14—515頁。

　　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壹定的關系下，他才成為奴隸。紡紗機是紡棉花的機器。只有在壹定的關系下，它才成為資本。脫離了這種關系，它也就不是資本了，就像黃金本身並不是貨幣，砂糖並不是砂糖的價格壹樣。

　　人們在生產中不僅僅影響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響。[22]他們只有以壹定的方式共同活動和互相交換其活動，才能進行生產。為了進行生產，人們相互之間便發生壹定的聯系和關系；只有在這些社會聯系和社會關系的範圍內，才會有他們對自然界的影響，[23]才會有生產。

　　生產者相互發生的這些社會關系，他們借以互相交換其活動和參與全部生產活動的條件，當然依照生產資料的性質而有所不同。隨著新作戰工具即射擊火器的發明，軍隊的整個內部組織就必然改變了，各個人借以組成軍隊並能作為軍隊行動的那些關系就改變了，各個軍隊相互間的關系也發生了變化。

　　因此，各個人借以進行生產的社會關系，即社會生產關系，是隨著物質生產資料、生產力的變化和發展而變化和改變的。生產關系總合起來就構成所謂社會關系，構成所謂社會，並且是構成壹個處於壹定歷史發展階段上的社會，具有獨特的特征的社會。古典古代社會、封建社會和資產階級社會都是這樣的生產關系的總和，而其中每壹個生產關系的總和同時又標誌著人類歷史發展中的壹個特殊階段。

　　馬克思:《雇傭勞動和資本》( 1847年12月下半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723—724頁。

　　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壹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誌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壹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壹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 1859年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91頁。

　　任何時候，我們總是要在生產條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產者的直接關系——這種關系的任何當時的形式必然總是同勞動方式和勞動社會生產力的壹定的發展階段相適應——當中，為整個社會結構，從而也為主權關系和依附關系的政治形式，總之，為任何當時的獨特的國家形式，發現最隱蔽的秘密，發現隱藏著的基礎。不過，這並不妨礙相同的經濟基礎——按主要條件來說相同——可以由於無數不同的經驗的情況，自然條件，種族關系，各種從外部發生作用的歷史影響，等等，而在現象上顯示出無窮無盡的變異和色彩差異，這些變異和差異只有通過對這些經驗上已存在的情況進行分析才可以理解。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發表於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894—895頁。

　　我們視之為社會歷史的決定性基礎的經濟關系，是指壹定社會的人們生產生活資料和彼此交換產品(在有分工的條件下)的方式。因此，這裏包括生產和運輸的全部技術。這種技術，照我們的觀點看來，也決定著產品的交換方式以及分配方式，從而在氏族社會解體後也決定著階級的劃分，決定著統治關系和奴役關系，決定著國家、政治、法等等。此外，在經濟關系中還包括這些關系賴以發展的地理基礎和事實上由過去沿襲下來的先前各經濟發展階段的殘余(這些殘余往往只是由於傳統或惰性才繼續保存著)，當然還包括圍繞著這壹社會形式的外部環境。

　　恩格斯:《恩格斯致瓦爾特·博爾吉烏斯》( 1894年1月25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67頁。

　　生產對分配、交換和消費的決定作用

　　我們得到的結論並不是說，生產、分配、交換、消費是同壹的東西，而是說，它們構成壹個總體的各個環節，壹個統壹體內部的差別。生產既支配著與其他要素相對而言的生產自身，也支配著其他要素。過程總是從生產重新開始。交換和消費不能是起支配作用的東西，這是不言而喻的。分配，作為產品的分配，也是這樣。而作為生產要素的分配，它本身就是生產的壹個要素。因此，壹定的生產決定壹定的消費、分配、交換和這些不同要素相互間的壹定關系。當然，生產就其單方面形式來說也決定於其他要素。例如，當市場擴大，即交換範圍擴大時，生產的規模也就增大，生產也就分得更細。隨著分配的變動，例如，隨著資本的積聚，隨著城鄉人口的不同的分配，等等，生產也就發生變動。最後，消費的需要決定著生產。不同要素之間存在著相互作用。每壹個有機整體都是這樣。

　　馬克思:《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摘選》導言( 1857年8月下旬)，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3頁。

　　我較為詳細地壹方面談到“不折不扣的勞動所得”，另壹方面談到“平等的權利”和“公平的分配”，是為了指出這些人犯了多麼大的罪，他們壹方面企圖把那些在某個時期曾經有壹定意義，而現在已變成陳詞濫調的見解作為教條重新強加於我們黨；另壹方面又用民主主義者和法國社會主義者所慣用的、憑空想象的關於權利等的廢話，來歪曲那些花費了很大力量才灌輸給黨而現在已在黨內紮了根的現實主義觀點。

　　除了上述壹切之外，在所謂分配問題上大做文章並把重點放在它上面，那也是根本錯誤的。

　　消費資料的任何壹種分配，都不過是生產條件本身分配的結果；而生產條件的分配，則表現生產方式本身的性質。例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是:生產的物質條件以資本和地產的形式掌握在非勞動者手中，而人民大眾所有的只是生產的人身條件，即勞動力。

　　既然生產的要素是這樣分配的，那麼自然就產生現在這樣的消費資料的分配。如果生產的物質條件是勞動者自己的集體財產，那麼同樣要產生壹種和現在不同的消費資料的分配。

　　庸俗的社會主義者仿效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壹部分民主派又仿效庸俗社會主義)把分配看成並解釋成壹種不依賴於生產方式的東西，從而把社會主義描寫為主要是圍繞著分配兜圈子。既然真實的關系早已弄清楚了，為什麼又要開倒車呢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大約1875年4月底—5月7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436頁。

　　如果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生產條件的這種壹定的社會形式為前提，那麼，它會不斷地把這種形式再生產出來。它不僅生產出物質的產品，而且不斷地再生產出產品在其中生產出來的那種生產關系，因而也不斷地再生產出相應的分配關系。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發表於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995頁。

　　工資以雇傭勞動為前提，利潤以資本為前提。因此，這些壹定的分配形式是以生產條件的壹定的社會性質和生產當事人之間的壹定的社會關系為前提的。因此，壹定的分配關系只是歷史地規定的生產關系的表現。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發表於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998頁。

　　只有在最後階段上，當產品直接為了消費而交換的時候，交換才表現為獨立於生產之旁，與生產漠不相幹。但是，( 1)如果沒有分工，不論這種分工是自然發生的或者本身已經是歷史的結果，也就沒有交換； ( 2)私人交換以私人生產為前提； ( 3)交換的深度、廣度和方式都是由生產的發展和結構決定的。例如，城鄉之間的交換，鄉村中的交換，城市中的交換，等等。可見，交換就其壹切要素來說，或者是直接包含在生產之中，或者是由生產決定。

　　馬克思:《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摘選》導言( 1857年8月下旬)，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3頁。

　　凡是存在著社會規模的分工的地方，局部勞動過程也都成為相互獨立的。生產歸根到底是決定性的東西。但是，產品貿易壹旦離開本來的生產而獨立起來，它就循著本身的運動方向運行，這壹運動總的說來是受生產運動支配的，但是在單個的情況下和在這個總的隸屬關系以內，它畢竟還是循著這個新因素的本性所固有的規律運行的，這個運動有自己的階段，並且也對生產運動起反作用。美洲的發現是先前就已經驅使葡萄牙人到非洲去的那種黃金欲所促成的(參看澤特貝爾《貴金屬的生產》)，因為14世紀和15世紀蓬勃發展的歐洲工業以及與之相適應的貿易，要求有更多的交換手段，這是德國——1450—1550年的白銀大國——所提供不出來的。葡萄牙人、荷蘭人和英國人在1500—1800年間侵占印度，目的是要從印度輸入，誰也沒有想到要向那裏輸出。但是這些純粹由貿易利益促成的發現和侵略，終歸還是對工業起了極大的反作用:只是由於有向這些國家輸出的需要，才創立和發展了大工業。

　　貨幣市場也是如此。貨幣貿易同商品貿易壹分離，它就有了——在生產和商品貿易所決定的壹定條件下並在這壹範圍內——它自己的發展，它自己的本性所決定的特殊規律和獨特階段。此外，貨幣貿易在這種進壹步的發展中擴大到證券貿易，這些證券不僅是國家證券，而且也包括工業和運輸業的股票，因而總的說來支配著貨幣貿易的生產，有壹部分就為貨幣貿易所直接支配，這樣貨幣貿易對於生產的反作用就變得更為厲害而復雜了。金融家是鐵路、礦山、鋼鐵廠等的所有者。這些生產資料獲得了雙重的性質:它們的經營時而應當適合於直接生產的利益，時而應當適合於股東(就他們同時是金融家而言)的需要。

　　關於這壹點，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北美的鐵路。這些鐵路的經營完全取決於傑·古爾德、萬德比爾特這樣壹些人當前的交易所業務——這種業務同某條特定的鐵路及其作為交通工具來經營的利益是完全不相幹的。甚至在英國這裏我們也看到過各個鐵路公司為了劃分地盤而進行的長達數十年之久的鬥爭，這種鬥爭耗費了巨額資金，它並不是為了生產和運輸的利益，而完全是由於競爭造成的，這種競爭往往只有壹個目的，即讓握有股票的金融家便於經營交易所業務。

　　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 1890年10月27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95—596頁。

　　消費創造出新的生產的需要，也就是創造出生產的觀念上的內在動機，後者是生產的前提。消費創造出生產的動力；它也創造出在生產中作為決定目的的東西而發生作用的對象。如果說，生產在外部提供消費的對象是顯而易見的，那麼，［M—8］同樣顯而易見的是，消費在觀念上提出生產的對象，把它作為內心的圖像、作為需要、作為動力和目的提出來。消費創造出還是在主觀形式上的生產對象。沒有需要，就沒有生產。而消費則把需要再生產出來。

　　馬克思:《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摘選》導言( 1857年8月下旬)，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5頁。

　　由於生產的極限並不取決於挨餓的肚子的數目，而取決於有購買力的有支付能力的錢袋的數目。

　　恩格斯:《恩格斯致弗裏德裏希·阿爾伯特·朗格》( 1865年3月29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26頁。

　　生產力的不同水平決定分工的不同階段；分工的不同階段決定所有制的不同形式

　　分工起初只是性行為方面的分工，後來是由於天賦(例如體力)、需要、偶然性等才自發地或“自然地”形成分工。分工只是從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分離的時候起才真正成為分工。[24]……

　　……與這種分工同時出現的還有分配，而且是勞動及其產品的不平等的分配(無論在數量上或質量上) ；因而產生了所有制，它的萌芽和最初形式在家庭中已經出現，在那裏妻子和兒女是丈夫的奴隸。家庭中這種誠然還非常原始和隱蔽的奴隸制，是最初的所有制，但就是這種所有制也完全符合現代經濟學家所下的定義，即所有制是對他人勞動力的支配。其實，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達方式，對同壹件事情，壹個是就活動而言，另壹個是就活動的產品而言。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4—536頁。

傑瑞米柯賓

分工的各個不同發展階段，同時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種不同形式。這就是說，分工的每壹個階段還決定個人在勞動材料、勞動工具和勞動產品方面的相互關系。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21頁。

　　桑喬並不希望兩個個人以資產者和無產者的身份處於相互“對立”的地位，他反對資產者比無產者“先有”的那種“特殊的東西”；他希望他們保持壹種單純私人的關系，希望他們彼此之間只作為個人進行交往。他沒有註意到:在分工的範圍內，私人關系必然地、不可避免地會發展為階級關系，並作為這樣的關系固定下來。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1846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13頁。

　　就個人自身來考察個人，個人就是受分工支配的，分工使他變成片面的人，使他畸形發展，使他受到限制。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1846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14頁。

　　分工，分工的階段依賴於當時生產力的發展水平。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87頁。

　　各民族之間的相互關系取決於每壹個民族的生產力、分工和內部交往的發展程度。這個原理是公認的。然而不僅壹個民族與其他民族的關系，而且這個民族本身的整個內部結構也取決於自己的生產以及自己內部和外部的交往的發展程度。壹個民族的生產力發展的水平，最明顯地表現於該民族分工的發展程度。任何新的生產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產力單純的量的擴大(例如，開墾土地)，都會引起分工的進壹步發展。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20頁。

　　勞動的組織和劃分視其所擁有的工具而各有不同。手推磨所決定的分工不同於蒸汽磨所決定的分工。因此，先從壹般的分工開始，以便隨後從分工得出壹種特殊的生產工具——機器，這簡直是對歷史的侮辱。

　　機器正像拖犁的牛壹樣，並不是壹個經濟範疇。機器只是壹種生產力。以應用機器為基礎的現代工廠才是社會生產關系，才是經濟範疇。

　　馬克思:《哲學的貧困》( 1847年上半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622頁。

　　在此以前，階級的形成的壹切萌芽，還都只是與生產相聯系的；它們把從事生產的人分成了領導者和執行者，或者分成了規模較大和較小的生產者。這裏首次出現壹個階級，它根本不參與生產，但完全奪取了生產的領導權，並在經濟上使生產者服從自己；它成了每兩個生產者之間的不可缺少的中間人，並對他們雙方都進行剝削。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 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85頁。

　　在埃及有過勞動和分工，因此有等級；在希臘和羅馬有過勞動和分工，因此有自由民和奴隸；在中世紀有過勞動和分工，因此有封建主和農奴、行會、等級等等。在我們這個時代也有勞動和分工，因此也就有階級，其中壹個階級占有全部生產工具和生活資料，另壹個階級只有出賣自己的勞動才能生存，而出賣勞動也只有當購買勞動能使雇主階級發財時才有可能。

　　馬克思:《孟德斯鳩第五十六》

　　年1月20—21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年8月第1版，第221頁。

　　分工的各個不同發展階段，同時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種不同形式。這就是說，分工的每壹個階段還決定個人在勞動材料、勞動工具和勞動產品方面的相互關系。

　　第壹種所有制形式是部落［stamm］所有制。這種所有制與生產的不發達階段相適應，當時人們靠狩獵、捕魚、畜牧，或者最多靠耕作為生。在人們靠耕作為生的情況下，這種所有制是以有大量未開墾的土地為前提的。在這個階段，分工還很不發達，僅限於家庭中現有的自然形成的分工的進壹步擴大。因此，社會結構只限於家庭的擴大:父權制的部落首領，他們管轄的部落成員，最後是奴隸。潛在於家庭中的奴隸制，是隨著人口和需求的增長，隨著戰爭和交易這種外部交往的擴大而逐漸發展起來的。

　　第二種所有制形式是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國家所有制。這種所有制首先是由於幾個部落通過契約或征服聯合為壹個城市而產生的。在這種所有制下仍然保存著奴隸制。

　　除公社所有制以外，動產私有制以及後來的不動產私有制已經發展起來，但它們是作為壹種反常的、從屬於公社所有制的形式發展起來的。公民僅僅共同擁有支配自己那些做工的奴隸的權力，因此受公社所有制形式的約束。這是積極公民的壹種共同私有制，他們面對著奴隸不得不保存這種自然形成的聯合方式。因此，建築在這個基礎上的整個社會結構，以及與此相聯系的人民權力，隨著私有制，特別是不動產私有制的發展而逐漸趨向衰落。

　　分工已經比較發達。城鄉之間的對立已經產生，後來，壹些代表城市利益的國家同另壹些代表鄉村利益的國家之間的對立出現了。在城市內部存在著工業和海外貿易之間的對立。

　　公民和奴隸之間的階級關系已經充分發展。

　　……

　　第三種形式是封建的或等級的所有制。古代的起點是城市及其狹小的領域，中世紀的起點則是鄉村。地曠人稀，居住分散，而征服者也沒有使人口大量增加，——這種情況決定了起點有這樣的變化。因此，與希臘和羅馬相反，封建制度的發展是在壹個寬廣得多的、由羅馬的征服以及起初就同征服聯系在壹起的農業的普及所準備好了的地域中開始的。趨於衰落的羅馬帝國的最後幾個世紀和蠻族對它的征服本身，使得生產力遭到了極大的破壞；農業衰落了，工業由於缺乏銷路而壹蹶不振，商業停滯或被迫中斷，城鄉居民減少了。這些情況以及受其制約的進行征服的組織方式，在日耳曼人的軍事制度的影響下，發展了封建所有制。這種所有制像部落所有制和公社所有制壹樣，也是以壹種共同體為基礎的。但是作為直接進行生產的階級而與這種共同體對立的，已經不是與古典古代的共同體相對立的奴隸，而是小農奴。隨著封建制度的充分發展，也產生了與城市對立的現象。

　　土地占有的等級結構以及與此相聯系的武裝扈從制度使貴族掌握了支配農奴的權力。這種封建結構同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壹樣，是壹種聯合，其目的在於對付被統治的生產者階級；只是聯合的形式和對於直接生產者的關系有所不同，因為出現了不同的生產條件。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21—522頁。

　　所有制的最初形式，無論是在古典古代世界或中世紀，都是部落所有制，這種所有制在羅馬人那裏主要是由戰爭決定的，而在日耳曼人那裏則是由畜牧業決定的。在古典古代民族中，壹個城市裏聚居著幾個部落，因此部落所有制就具有國家所有制的形式，而個人的權利則局限於簡單的占有，但是這種占有也和壹般部落所有制壹樣，僅僅涉及地產。無論在古代或現代民族中，真正的私有制只是隨著動產的出現才開始的。……在起源於中世紀的民族那裏，部落所有制經過了幾個不同的階段——封建地產，同業公會的動產，工場手工業資本——才發展為由大工業和普遍競爭所引起的現代資本，即變為拋棄了共同體的壹切外觀並消除了國家對所有制發展的任何影響的純粹私有制。現代國家是與這種現代私有制相適應的。現代國家由於稅收而逐漸被私有者所操縱，由於國債而完全歸他們掌握；現代國家的存在既然受到交易所內國家證券行市漲落的調節，所以它完全依賴於私有者即資產者提供給它的商業信貸。因為資產階級已經是壹個階級，不再是壹個等級了，所以它必須在全國範圍內而不再是在壹個地域內組織起來，並且必須使自己通常的利益具有壹種普遍的形式。由於私有制擺脫了共同體，國家獲得了和市民社會並列並且在市民社會之外的獨立存在；實際上國家不外是資產者為了在國內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財產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壹種組織形式。目前國家的獨立性只有在這樣的國家裏才存在:在那裏，等級還沒有完全發展成為階級；在那裏，比較先進的國家中已被消滅的等級還起著某種作用，並且那裏存在某種混合體，因此在這樣的國家裏居民的任何壹部分也不可能對居民的其他部分進行統治。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83—584頁。

　　在所有以自然分工為基礎的社會裏，產品支配著生產者，因而在某種程度上，生產資料至少在某些場合也支配著生產者:在中世紀，土地支配著農民，農民只是土地的附屬物；手工工具支配著行會手工業者。分工是勞動資料對工人的直接支配，雖然這並不是資本主義意義上的支配。

　　恩格斯:《恩格斯致卡爾·考茨基》( 1884年6月26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年10月第1版，第169頁。

　　消滅城鄉之間的對立，是共同體的首要條件之壹，這個條件又取決於許多物質前提，而且任何人壹看就知道，這個條件單靠意誌是不能實現的(這些條件還須詳加探討)。城市和鄉村的分離還可以看做是資本和地產的分離，看做是資本不依賴於地產而存在和發展的開始，也就是僅僅以勞動和交換為基礎的所有制的開始。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57頁。

傑瑞米柯賓

三)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作用與反作用關系

　　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

　　生產力與交往形式的關系就是交往形式與個人的行動或活動的關系。［這種活動的基本形式當然是物質活動，壹切其他的活動，如精神活動、政治活動、宗教活動等都取決於它。當然，物質生活的這樣或那樣的形式，每次都取決於已經發達的需求，而這些需求的產生，也像它們的滿足壹樣，本身是壹個歷史過程，這種歷史過程在羊或狗那裏是沒有的這是施蒂納頑固地提出來反對人的主要論據[25])，盡管羊或狗的目前形象無疑是歷史過程的產物——誠然，不以它們的意願為轉移。］個人相互交往的條件，在上述這種矛盾產生以前，是與他們的個性相適合的條件，對於他們來說不是什麼外部的東西；在這些條件下，生存於壹定關系中的壹定的個人獨立生產自己的物質生活以及與這種物質生活有關的東西，因而這些條件是個人的自主活動的條件，並且是由這種自主活動產生出來的[26]。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5頁。

　　這樣，為了正確地判斷封建的生產，必須把它當做以對抗為基礎的生產方式來考察。

　　必須指出，財富怎樣在這種對抗中間形成，生產力怎樣和階級對抗同時發展，這些階級中壹個代表著社會上壞的、有害方面的階級怎樣不斷地成長，直到它求得解放的物質條件最後成熟。這難道不是說，生產方式，生產力在其中發展的那些關系，並不是永恒的規律，而是同人們及其生產力的壹定發展相適應的東西，人們生產力的壹切變化必然引起他們的生產關系的變化嗎?由於最重要的是不使文明的果實——已經獲得的生產力被剝奪，所以必須粉碎生產力在其中產生的那些傳統形式。從此以後，革命階級將成為保守階級。

　　馬克思:《哲學的貧困》( 1847年上半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613—614頁。

　　總之，地租、利潤等這些私有財產的現實存在形式是與生產的壹定階段相適應的社會關系，只有當這些關系還沒有成為現有生產力的桎梏時，它們才是“個人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1846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255頁。

　　經濟學家蒲魯東先生非常明白，人們是在壹定的生產關系中制造呢絨、麻布和絲織品的。但是他不明白，這些壹定的社會關系同麻布、亞麻等壹樣，也是人們生產出來的。社會關系和生產力密切相連。隨著新生產力的獲得，人們改變自己的生產方式，隨著生產方式即謀生的方式的改變，人們也就會改變自己的壹切社會關系。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的社會。

　　人們按照自己的物質生產率[27]建立相應的社會關系，正是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會關系創造了相應的原理、觀念和範疇。

　　所以，這些觀念、範疇也同它們所表現的關系壹樣，不是永恒的。它們是歷史的、暫時的產物。

　　生產力的增長、社會關系的破壞、觀念的形成都是不斷運動的，只有運動的抽象即“不死的死”才是停滯不動的。

　　馬克思:《哲學的貧困》( 1847年上半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602—603頁。

　　蒲魯東先生混淆了思想和事物。人們永遠不會放棄他們已經獲得的東西，然而這並不是說，他們永遠不會放棄他們在其中獲得壹定生產力的那種社會形式。恰恰相反。為了不致喪失已經取得的成果，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實，人們在他們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適合於既得的生產力時，就不得不改變他們繼承下來的壹切社會形式。——我在這裏使用“commerce”壹詞是就它的最廣泛的意義而言，就像在德文中使用“Verkehr”壹詞那樣。例如:各種特權、行會和公會的制度、中世紀的全部規則，曾是唯壹適應於既得的生產力和產生這些制度的先前存在的社會狀況的社會關系。在行會制度及各種規則的保護下積累了資本，發展了海上貿易，建立了殖民地，而人們如果想把這些果實賴以成熟起來的那些形式保存下去，他們就會失去這壹切果實。於是就爆發了兩次霹靂般的震動，即年和1688年的革命。壹切舊的經濟形式、壹切和這些形式相適應的社會關系、曾經是舊市民社會的正式表現的政治國家，當時在英國都被破壞了。可見，人們借以進行生產、消費和交換的經濟形式是暫時的和歷史性的形式。隨著新的生產力的獲得，人們便改變自己的生產方式，而隨著生產方式的改變，他們便改變所有不過是這壹特定生產方式的必然關系的經濟關系。

　　馬克思:《馬克思致帕維爾·瓦西裏耶維奇·安年科夫》( 1846年12月28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3—44頁。

　　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

　　生產力和交往形式之間的這種矛盾——正如我們所見到的，它在迄今為止的歷史中曾多次發生過，然而並沒有威脅交往形式的基礎——，每壹次都不免要爆發為革命，同時也采取各種附帶形式。如沖突的總和，不同階級之間的沖突，意識的矛盾，思想的鬥爭，政治鬥爭，等等。

　　因此，按照我們的觀點，壹切歷史沖突都根源於生產力和交往形式之間的矛盾。此外，不壹定非要等到這種矛盾在某壹國家發展到極端尖銳的地步，才導致這個國家內發生沖突。由廣泛的國際交往所引起的同工業比較發達的國家的競爭，就足以使工業比較不發達的國家內產生類似的矛盾(例如，英國工業的競爭使德國潛在的無產階級顯露出來了)。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7—568頁。

　　由此可見，資產階級賴以形成的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是在封建社會裏造成的。在這些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發展的壹定階段上，封建社會的生產和交換在其中進行的關系，封建的農業和工場手工業組織，壹句話，封建的所有制關系，就不再適應已經發展的生產力了。這種關系已經阻礙生產而不是促進生產了。它變成了束縛生產的桎梏。它必須被炸毀，它已經被炸毀了。

　　取而代之的是自由競爭以及與自由競爭相適應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資產階級的經濟統治和政治統治。

　　現在，我們眼前又進行著類似的運動。資產階級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資產階級的所有制關系，這個曾經仿佛用法術創造了如此龐大的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的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現在像壹個魔法師壹樣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術呼喚出來的魔鬼了。幾十年來的工業和商業的歷史，只不過是現代生產力反抗現代生產關系、反抗作為資產階級及其統治的存在條件的所有制關系的歷史。只要指出在周期性的重復中越來越危及整個資產階級社會生存的商業危機就夠了。在商業危機期間，總是不僅有很大壹部分制成的產品被毀滅掉，而且有很大壹部分已經造成的生產力被毀滅掉。在危機期間，發生壹種在過去壹切時代看來都好像是荒唐現象的社會瘟疫，即生產過剩的瘟疫。社會突然發現自己回到了壹時的野蠻狀態；仿佛是壹次饑荒、壹場普遍的毀滅性戰爭，使社會失去了全部生活資料；仿佛是工業和商業全被毀滅了。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社會上文明過度，生活資料太多，工業和商業太發達。社會所擁有的生產力已經不能再促進資產階級文明和資產階級所有制關系的發展；相反，生產力已經強大到這種關系所不能適應的地步，它已經受到這種關系的阻礙；而它壹著手克服這種障礙，就使整個資產階級社會陷入混亂，就使資產階級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脅。資產階級的關系已經太狹窄了，再容納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財富了。資產階級用什麼辦法來克服這種危機呢?壹方面不得不消滅大量生產力，另壹方面奪取新的市場，更加徹底地利用舊的市場。這究竟是怎樣的壹種辦法呢?這不過是資產階級準備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機的辦法，不過是使防止危機的手段越來越少的辦法。

　　資產階級用來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現在卻對準資產階級自己了。

　　但是，資產階級不僅鍛造了置自身於死地的武器；它還產生了將要運用這種武器的人——現代的工人，即無產者。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6—38頁。

　　使實際的資產者最深切地感到資本主義社會充滿矛盾的運動的，是現代工業所經歷的周期循環的各個變動，而這種變動的頂點就是普遍危機。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2版跋( 1873年1月24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23頁。

　　所謂的分配關系，是同生產過程的歷史地規定的特殊社會形式，以及人們在他們的人類生活的再生產過程中相互所處的關系相適應的，並且是由這些形式和關系產生的。這些分配關系的歷史性質就是生產關系的歷史性質，分配關系不過表示生產關系的壹個方面。

　　資本主義的分配不同於各種由其他生產方式產生的分配形式，而每壹種分配形式，都會隨著它由以產生並且與之相適應的壹定的生產形式的消失而消失。

　　只把分配關系看做歷史的東西而不把生產關系看做歷史的東西的見解，壹方面，只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剛開始進行還帶有局限性的批判時的見解。另壹方面，這種見解建立在壹種混同上面，這就是，把社會的生產過程，同反常的孤立的人在沒有任何社會幫助的情況下也必須完成的簡單勞動過程相混同。就勞動過程只是人和自然之間的單純過程來說，勞動過程的簡單要素是這個過程的壹切社會發展形式所共有的。但勞動過程的每個壹定的歷史形式，都會進壹步發展這個過程的物質基礎和社會形式。這個壹定的歷史形式達到壹定的成熟階段就會被拋棄，並讓位給較高級的形式。分配關系，從而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的壹定的歷史形式，同生產力，即生產能力及其要素的發展這兩個方面之間的矛盾和對立壹旦有了廣度和深度，就表明這樣的危機時刻已經到來。這時，在生產的物質發展和它的社會形式之間就發生沖突。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發表於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999—1000頁。

　　每壹種新的生產方式或交換方式，在壹開始的時候都不僅受到舊的形式以及與之相應的政治設施的阻礙，而且也受到舊的分配方式的阻礙。新的生產方式和交換形式必須經過長期的鬥爭才能取得和自己相適應的分配。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55頁。

　　在危機中，社會化生產和資本主義占有之間的矛盾劇烈地爆發出來。商品流通暫時停頓下來；流通手段即貨幣成為流通的障礙；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的壹切規律都顛倒過來了。經濟的沖突達到了頂點:生產方式起來反對交換方式，生產力起來反對已經被它超過的生產方式。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293頁。

　　

　　凡是直接生產過程具有社會結合過程的形態，而不是表現為獨立生產者的孤立勞動的地方，都必然會產生監督和指揮的勞動。[28]不過它具有二重性。

　　壹方面，凡是有許多人進行協作的勞動，過程的聯系和統壹都必然要表現在壹個指揮的意誌上，表現在各種與局部勞動無關而與工場全部活動有關的職能上，就像壹個樂隊要有壹個指揮壹樣。這是壹種生產勞動，是每壹種結合的生產方式中必須進行的勞動。

　　另壹方面——完全撇開商業部門不說——，凡是建立在作為直接生產者的勞動者和生產資料所有者之間的對立上的生產方式中，都必然會產生這種監督勞動。這種對立越嚴重，這種監督勞動所起的作用也就越大。因此，它在奴隸制度下所起的作用達到了最大限度。[29]但它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也是不可缺少的，因為在這裏，生產過程同時就是資本家消費勞動力的過程。這完全同在專制國家中壹樣，在那裏，政府的監督勞動和全面幹涉包括兩方面:既包括由壹切社會的性質產生的各種公共事務的執行，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大眾相對立而產生的各種特有的職能。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發表於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431—432頁。

傑瑞米柯賓

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

　　壹)生產關系的總和(或“市民社會”、“交往形式”)構成經濟基礎

　　我寫的第壹部著作是對黑格爾法哲學的批判性的分析，這部著作的導言曾發表在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鑒》上。我的研究得出這樣壹個結果:法的關系正像國家的形式壹樣，既不能從它們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所謂人類精神的壹般發展來理解，相反，它們根源於物質的生活關系，這種物質的生活關系的總和，黑格爾按照18世紀的英國人和法國人的先例，概括為“市民社會”，而對市民社會的解剖應該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求。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 1859年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91頁。

　　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壹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 1859年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91頁。

　　任何時候，我們總是要在生產條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產者的直接關系——這種關系的任何當時的形式必然總是同勞動方式和勞動社會生產力的壹定的發展階段相適應——當中，為整個社會結構，從而也為主權關系和依附關系的政治形式，總之，為任何當時的獨特的國家形式，發現最隱蔽的秘密，發現隱藏著的基礎。不過，這並不妨礙相同的經濟基礎——按主要條件來說相同——可以由於無數不同的經驗的情況，自然條件，種族關系，各種從外部發生作用的歷史影響等等，而在現象上顯示出無窮無盡的變異和色彩差異，這些變異和差異只有通過對這些經驗上已存在的情況進行分析才可以理解。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發表於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894—895頁。

　　受到迄今為止壹切歷史階段的生產力制約同時又反過來制約生產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會。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40頁。

　　這種歷史觀就在於:從直接生活的物質生產出發闡述現實的生產過程，把同這種生產方式相聯系的、它所產生的交往形式即各個不同階段上的市民社會理解為整個歷史的基礎，從市民社會作為國家的活動描述市民社會，同時從市民社會出發闡明意識的所有各種不同的理論產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學、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們產生的過程。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44頁。

　　人們按照自己的物質生產率[1]建立相應的社會關系，正是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會關系創造了相應的原理、觀念和範疇。

　　馬克思:《哲學的貧困》( 1847年上半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603頁。

　　貫穿《宣言》的基本思想:每壹歷史時代的經濟生產以及必然由此產生的社會結構，是該時代政治的和精神的歷史的基礎；因此(從原始土地公有制解體以來)全部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即社會發展各個階段上被剝削階級和剝削階級之間、被統治階級和統治階級之間鬥爭的歷史。

　　恩格斯:《共產黨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 1883年6月28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9頁。

　　我在曼徹斯特時異常清晰地觀察到，迄今為止在歷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極小作用的經濟事實，至少在現代世界中是壹個決定性的歷史力量；這些經濟事實形成了產生現代階級對立的基礎；這些階級對立，在它們因大工業而得到充分發展的國家裏，因而特別是在英國，又是政黨形成的基礎，黨派鬥爭的基礎，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史的基礎。馬克思不僅得出同樣的看法，並且在《德法年鑒》( 1844年)裏已經把這些看法概括成如下的意思:決不是國家制約和決定市民社會，而是市民社會制約和決定國家，因而應該從經濟關系及其發展中來解釋政治及其歷史，而不是相反。當我1844年夏天在巴黎拜訪馬克思時，我們在壹切理論領域中都顯出意見完全壹致，從此就開始了我們共同的工作。1845年春天當我們在布魯塞爾再次會見時，馬克思已經從上述基本原理出發大致完成了闡發他的唯物主義歷史理論的工作，於是我們就著手在各個極為不同的方面詳細制定這種新形成的世界觀了。

　　恩格斯:《關於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歷史》( 1885年10月8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32頁。

　　二)國家以及政治、法律等意識形態和觀念體系構成上層建築

      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壹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在考察這些變革時，必須時刻把下面兩者區別開來:壹種是生產的經濟條件方面所發生的物質的、可以用自然科學的精確性指明的變革，壹種是人們借以意識到這個沖突並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簡言之，意識形態的形式。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 1859年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91—592頁。

　　勞動決定商品價值，勞動產品按照這個價值尺度在權利平等的商品占有者之間自由交換，這些——正如馬克思已經證明的——就是現代資產階級全部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學的意識形態建立於其上的現實基礎。

　　恩格斯:《馬克思和洛貝爾圖斯》

　　年10月23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205頁。

傑瑞米柯賓

三)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作用和反作用關系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

　　每個個人和每壹代所遇到的現成的東西:生產力、資金和社會交往形式的總和，是哲學家們想象為“實體”和“人的本質”的東西的現實基礎，是他們加以神化並與之作鬥爭的東西的現實基礎，這種基礎盡管遭到以“自我意識”和“唯壹者”的身份出現的哲學家們的反抗，但它對人們的發展所起的作用和影響卻絲毫也不因此而受到幹擾。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45頁。

　　生產力與交往形式的關系就是交往形式與個人的行動或活動的關系。(這種活動的基本形式當然是物質活動，壹切其他的活動，如精神活動、政治活動、宗教活動等取決於它。……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5頁。

　　我們應當同原因而不是同結果作鬥爭，同經濟基礎而不是同它的法律的上層建築作鬥爭。假定生產資料從私有轉變為社會所有，那麼繼承權(就它有某種社會意義來說)就會自行消亡，因為壹個人死後留下的只能是他生前所有的東西。因此我們的偉大目標應當是消滅那些使某些人生前具有攫取許多人的勞動果實的經濟權力的制度。

　　馬克思:《總委員會關於繼承權的報告》( 1869年8月2—3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8頁。

　　正統派和奧爾良派是秩序黨中的兩個大集團。什麼東西使這兩個集團依附於它們的王位追求者並使它們互相分離呢?……這兩個集團彼此分離決不是由什麼所謂的原則，而是由於各自的物質生產條件，由於兩種不同的財產形式；它們彼此分離是由於城市和農村之間的舊有的對立，由於資本和地產之間的競爭。當然，把它們同某個王朝聯結起來的同時還有舊日的回憶、個人的仇怨、憂慮和希望、偏見和幻想、同情和反感、信念、信條和原則，這有誰會否認呢?在不同的財產形式上，在社會生存條件上，聳立著由各種不同的，表現獨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觀構成的整個上層建築。整個階級在其物質條件和相應的社會關系的基礎上創造和構成這壹切。通過傳統和教育承受了這些情感和觀點的個人，會以為這些情感和觀點就是他的行為的真實動機和出發點。如果奧爾良派和正統派這兩個集團中的每壹個集團，都硬要自己和別人相信它們彼此分離是由於它們對兩個不同王朝的忠誠，那麼後來的事實所證明的卻恰恰相反，正是它們利益的對立才使得這兩個王朝不能合二為壹。正如在日常生活中應當把壹個人對自己的想法和品評同他的實際人品和實際行動區別開來壹樣，在歷史的鬥爭中更應該把各個黨派的言辭和幻想同它們的本來面目和實際利益區別開來，把它們對自己的看法同它們的真實本質區別開來。……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大約1851年12月中—1852年3 月25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98—499頁。

　　我要簡短地回答壹下美國壹家德文報紙在我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壹書出版時年)對我的指責。在那本書中我曾經說過，壹定的生產方式以及與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簡言之，“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壹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可是據上述報紙說，這壹切提法固然適用於物質利益占統治地位的現今世界，但卻不適用於天主教占統治地位的中世紀，也不適用於政治占統治地位的雅典和羅馬。首先，居然有人以為這些關於中世紀和古代世界的人所共知的老生常談還會有人不知道，這真是令人驚奇。但有壹點很清楚，中世紀不能靠天主教生活，古代世界不能靠政治生活。相反，這兩個時代謀生的方式和方法表明，為什麼在古代世界政治起著主要作用，而在中世紀天主教起著主要作用。此外，例如只要對羅馬共和國的歷史稍微有點了解，就會知道，地產的歷史構成羅馬共和國的秘史。而從另壹方面說，唐·吉訶德誤認為遊俠生活可以同任何社會經濟形式並存，結果遭到了懲罰。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00頁註33。

　　不自由的世界要求不自由的法，因為這種動物的法是不自由的體現，而人類的法是自由的體現。

　　馬克思:《關於林木盜竊法的辯論》( 1842年10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6月第2版，第248頁。

　　甘受奴役的現象在整個中世紀都存在，在德國直到三十年戰爭後還可以看到。普魯士在1806年和1807年戰敗之後，廢除了依附農制，同時還取消了仁慈的領主照顧貧病老弱的依附農的義務，當時農民曾向國王請願，請求讓他們繼續處於受奴役的地位——否則在他們遭到不幸的時候誰來照顧他們呢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04—105頁。

　　黑格爾的這個命題應用於當時的普魯士國家，只是意味著:這個國家只在它是必然的時候是合乎理性的，是同理性相符合的。如果說它在我們看來終究是惡劣的，而它盡管惡劣卻繼續存在，那麼，政府的惡劣可以從臣民的相應的惡劣中找到理由和解釋。當時的普魯士人有他們所應得的政府。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年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68頁。

　　我在曼徹斯特時異常清晰地觀察到，迄今為止在歷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極小作用的經濟事實，至少在現代世界中是壹個決定性的歷史力量；這些經濟事實形成了產生現代階級對立的基礎；這些階級對立，在它們因大工業而得到充分發展的國家裏，因而特別是在英國，又是政黨形成的基礎，黨派鬥爭的基礎，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史的基礎。馬克思不僅得出同樣的看法，並且在《德法年鑒》( 1844年)裏已經把這些看法概括成如下的意思:決不是國家制約和決定市民社會，而是市民社會制約和決定國家，因而應該從經濟關系及其發展中來解釋政治及其歷史，而不是相反。

　　恩格斯:《關於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歷史》( 1885年10月8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32頁。

　　因此，在現代歷史中至少已經證明，壹切政治鬥爭都是階級鬥爭，而壹切爭取解放的階級鬥爭，盡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因為壹切階級鬥爭都是政治鬥爭)，歸根到底都是圍繞著經濟解放進行的。因此，至少在這裏，國家、政治制度是從屬的東西，而市民社會、經濟關系的領域是決定性的因素。從傳統的觀點看來(這種觀點也是黑格爾所尊崇的)，國家是決定的因素，市民社會是被國家決定的因素。表面現象是同這種看法相符合的。就單個人來說，他的行動的壹切動力，都壹定要通過他的頭腦，壹定要轉變為他的意誌的動機，才能使他行動起來，同樣，市民社會的壹切要求(不管當時是哪壹個階級統治著)，也壹定要通過國家的意誌，才能以法律形式取得普遍效力。這是問題的形式方面，這方面是不言而喻的；不過要問壹下，這個僅僅是形式上的意誌(不論是單個人的或國家的)有什麼內容呢?這壹內容是從哪裏來的呢?為什麼人們所期望的正是這個而不是別的呢在尋求這個問題的答案時，我們就發現，在現代歷史中，國家的意誌總的說來是由市民社會的不斷變化的需要，是由某個階級的優勢地位，歸根到底，是由生產力和交換關系的發展決定的。

　　但是，既然甚至在擁有巨量生產資料和交往手段的現代，國家都不是壹個具有獨立發展的獨立領域，而它的存在和發展歸根到底都應該從社會的經濟生活條件中得到解釋，那麼，以前的壹切時代就必然更是這樣了，那時人們物質生活的生產還沒有使用這樣豐富的輔助手段來進行，因而這種生產的必要性必不可免地在更大程度上支配著人們。既然在今天這個大工業和鐵路的時代，國家總的說來還只是以集中的形式反映了支配著生產的階級的經濟需要，那麼，在以前的時代，國家就必然更加是這樣了，那時每壹代人都要比我們今天更多得多地耗費壹生中的時間來滿足自己的物質需要，因而要比我們今天更多地依賴於這種物質需要。對從前各個時代的歷史的研究，只要在這方面是認真進行的，都會最充分地證實這壹點；但是，在這裏當然不能進行這種研究了。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年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06—307頁。

傑瑞米柯賓

上層建築的反作用

　　政治、法、哲學、宗教、文學、藝術等的發展是以經濟發展為基礎的。但是，它們又都互相作用並對經濟基礎發生作用。這並不是說，只有經濟狀況才是原因，才是積極的，其余壹切都不過是消極的結果。而是說，這是在歸根到底不斷為自己開辟道路的經濟必然性的基礎上的相互作用。例如，國家就是通過保護關稅、自由貿易、好的或者壞的財政制度發生作用的，甚至德國庸人的那種從1648—1830年德國經濟的可憐狀況中產生的致命的疲憊和軟弱(最初表現為虔誠主義，爾後表現為多愁善感和對諸侯貴族的奴顏婢膝)，也不是沒有對經濟起過作用。這曾是重新振興的最大障礙之壹，而這壹障礙只是由於革命戰爭和拿破侖戰爭把慢性的窮困變成了急性的窮困才動搖了。所以，並不像人們有時不加思考地想象的那樣是經濟狀況自動發生作用，而是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他們是在既定的、制約著他們的環境中，是在現有的現實關系的基礎上進行創造的，在這些現實關系中，經濟關系不管受到其他關系——政治的和意識形態的——多大影響，歸根到底還是具有決定意義的，它構成壹條貫穿始終的、唯壹有助於理解的紅線。

　　恩格斯:《恩格斯致瓦爾特·博爾吉烏斯》( 1894年1月25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68—669頁。

　　君主專制產生於封建等級垮臺以後，它積極參加過破壞封建等級的活動，而現在卻力圖保留哪怕是封建割據的外表。如果說君主專制從前保護過工商業，以此鼓勵過資產階級上升，並且還曾經把工商業看做使國家富強、使自己顯赫的必要條件，那末現在君主專制到處都成了工商業(它們正在成為已經很強大的資產階級手中的日益可怕的武器)發展道路上的障礙。它那膽怯而魯鈍的目光又從使它繁榮的搖籃——城市，轉到了它從前埋葬強敵的地方——鄉村。

　　馬克思:《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 1847年10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8月第1版，第341—342頁。

　　哲學把無產階級當做自己的物質武器，同樣，無產階級也把哲學當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閃電壹旦徹底擊中這塊素樸的人民園地，德國人就會解放成為人。

　　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大約1843年10月中—12月中)，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7—18頁。

　　與此有關的還有意識形態家們的壹個愚蠢觀念，這就是:因為我們否認在歷史中起作用的各種意識形態領域有獨立的歷史發展，所以我們也否認它們對歷史有任何影響。這是由於通常把原因和結果非辯證地看做僵硬對立的兩極，完全忘記了相互作用。這些先生常常幾乎是故意地忘記，壹種歷史因素壹旦被其他的、歸根到底是經濟的原因造成了，它也就起作用，就能夠對它的環境，甚至對產生它的原因發生反作用。

　　恩格斯:《恩格斯致弗蘭茨·梅林》( 1893年7月14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659頁。

　　從分工的觀點來看問題最容易理解。社會產生它不能缺少的某些共同職能。被指定執行這種職能的人，形成社會內部分工的壹個新部門。這樣，他們也獲得了同授給他們的人相對立的特殊利益，他們同這些人相對立而獨立起來，於是就出現了國家。然後便發生像在商品貿易中和後來在貨幣貿易中發生的那種情形:新的獨立的力量總的說來固然應當尾隨生產的運動，然而由於它本身具有的，即它壹經獲得便逐漸向前發展的相對獨立性，它又對生產的條件和進程發生反作用。這是兩種不相等的力量的相互作用:壹方面是經濟運動，另壹方面是追求盡可能大的獨立性並且壹經確立也就有了自己的運動的新的政治權力。總的說來，經濟運動會為自己開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經受它自己所確立的並且具有相對獨立性的政治運動的反作用，即國家權力的以及和它同時產生的反對派的運動的反作用。正如在貨幣市場中，總的說來，並且在上述條件之下，反映出，而且當然是頭足倒置地反映出工業市場的運動壹樣，在政府和反對派之間的鬥爭中也反映出先前已經存在著並且正在鬥爭著的各個階級的鬥爭，但是這個鬥爭同樣是頭足倒置地，不再是直接地，而是間接地；不是作為階級鬥爭，而是作為維護各種政治原則的鬥爭反映出來的，並且是這樣頭足倒置起來，以致需要經過上千年我們才終於把它的真相識破。

　　國家權力對於經濟發展的反作用可以有三種:它可以沿著同壹方向起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就會發展得比較快；它可以沿著相反方向起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像現在每個大民族的情況那樣，它經過壹定的時期都要崩潰；或者是它可以阻止經濟發展沿著某些方向走，而給它規定另外的方向——這種情況歸根到底還是歸結為前兩種情況中的壹種。但是很明顯，在第二種和第三種情況下，政治權力會給經濟發展帶來巨大的損害，並造成人力和物力的大量浪費。

　　此外，還有侵占和粗暴地毀滅經濟資源的情況；由於這種情況，從前在壹定條件下某壹地方和某壹民族的全部經濟發展可能被毀滅。現在，這種情況多半都有相反的作用，至少在各大民族中間是如此:從長遠看，戰敗者最終在經濟上、政治上和道義上贏得的東西有時比勝利者更多。

　　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 1890年10月27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96—597頁。

　　

　　分工只是從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分離的時候起才真正成為分工[5]。從這時候起意識才能現實地想象:它是和現存實踐的意識不同的某種東西，它不用想象某種現實的東西就能現實地想象某種東西。從這時候起，意識才能擺脫世界而去構造“純粹的”理論、神學、哲學、道德等等。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4頁。

　　占統治地位的將是越來越抽象的思想，即越來越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因為每壹個企圖取代舊統治階級的新階級，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說成是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利益，就是說，這在觀念上的表達就是:賦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們描繪成唯壹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義的思想。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52頁。

　　只要階級的統治完全不再是社會制度的形式，也就是說，只要不再有必要把特殊利益說成是普遍利益，或者把“普遍的東西”說成是占統治地位的東西，那麼，壹定階級的統治似乎只是某種思想的統治這整個假象當然就會自行消失。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53頁。

　　不言而喻，人們的觀念和思想是關於自己和關於人們的各種關系的觀念和思想，是人們關於自身的意識，關於壹般人們的意識(因為這不是僅僅單個人的意識，而是同整個社會聯系著的單個人的意識)，關於人們生活於其中的整個社會的意識。人們在其中生產自己生活的並且不以他們為轉移的條件，與這些條件相聯系的必然的交往形式以及由這壹切所決定的個人的關系和社會的關系，當它們以思想表現出來的時候，就不能不采取觀念條件和必然關系的形式，即在意識中表現為從壹般人的概念中、從人的本質中、從人的本性中、從人自身中產生的規定。人們是什麼，人們的關系是什麼，這種情況反映在意識中就是關於人自身、關於人的生存方式或關於人的最切近的邏輯規定的觀念。於是，在思想家們假定觀念和思想支配著迄今的歷史，假定這些觀念和思想的歷史就是迄今存在的唯壹的歷史之後，在他們設想現實的關系要順應人自身及其觀念的關系，亦即順應邏輯規定之後，在他們根本把人們關於自身的意識的歷史變為人們的現實歷史的基礎之後，——在所有這壹切之後，把意識、觀念、聖物、固定觀念的歷史稱為“人”的歷史並用這種歷史來偷換現實的歷史，這是最容易不過的了。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1846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199—200頁。

　　當前社會的交往形式以及統治階級的條件同走在前面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愈大，由此產生的統治階級內部的分裂以及它同被統治階級之間的分裂愈大，那末當初與這種交往形式相適應的意識當然也就愈不真實，也就是說，它不再是與這種交往形式相適應的意識了；這種交往形式中的舊的傳統觀念(在這些觀念中，現實的個人利益往往被說成是普遍的利益)也就愈發下降為唯心的詞句、有意識的幻想和有目的的虛偽。但是，這些東西被生活揭穿得愈多，它們對意識本身的作用愈小，那末它們對自身的捍衛也就愈堅決，而這個標準社會的語言也就愈加虛偽，愈加道德化，愈加神聖化。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1846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331頁。

　　他們是以他們曾是的樣子而互相交往的，他們是如他們曾是的樣子而“從自己”出發的，至於他們曾有什麼樣子的“人生觀”，則是無所謂的。這種“人生觀”——即使是被哲學家所曲解的——當然總是由他們的現實生活決定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1846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15頁。

　　現在我們知道，這個理性的王國不過是資產階級的理想化的王國；永恒的正義在資產階級的司法中得到實現；平等歸結為法律面前的資產階級的平等；被宣布為最主要的人權之壹的是資產階級的所有權；而理性的國家、盧梭的社會契約在實踐中表現為，而且也只能表現為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18世紀偉大的思想家們，也同他們的壹切先驅者壹樣，沒有能夠超出他們自己的時代使他們受到的限制。

　　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

　　年1月—3月上半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24頁。

　　至於那些更高地懸浮於空中的意識形態的領域，即宗教、哲學等等，它們都有壹種被歷史時期所發現和接受的史前的東西，這種東西我們今天不免要稱之為愚昧。這些關於自然界、關於人本身的性質、關於靈魂、魔力等的形形色色的虛假觀念，多半只是在消極意義上以經濟為基礎；史前時期低水平的經濟發展有關於自然界的虛假觀念作為補充，但是有時也作為條件，甚至作為原因。雖然經濟上的需要曾經是，而且越來越是對自然界的認識不斷進展的主要動力，但是，要給這壹原始狀態的愚昧尋找經濟上的原因，那就太迂腐了。科學的歷史，就是逐漸消除這種愚昧的歷史，或者說，是用新的、但越來越不荒唐的愚昧取而代之的歷史。從事這些事情的人們又屬於分工的特殊部門，並且認為自己是致力於壹個獨立的領域。只要他們形成社會分工之內的獨立集團，他們的產物，包括他們的錯誤在內，就要反過來影響全部社會發展，甚至影響經濟發展。但是，盡管如此，他們本身又處於經濟發展的起支配作用的影響之下。例如在哲學上，拿資產階級時期來說這種情形是最容易證明的。霍布斯是第壹個現代唯物主義者( 18世紀意義上的)，但是當專制君主制在整個歐洲處於全盛時期，並在英國開始和人民進行鬥爭的時候，他是專制制度的擁護者。洛克在宗教上和政治上都是1688年的階級妥協的產兒。英國自然神論者和他們的更徹底的繼承者法國唯物主義者都是真正的資產階級哲學家，法國人甚至是資產階級革命的哲學家。在從康德到黑格爾的德國哲學中始終顯現著德國庸人的面孔——有時積極地，有時消極地。但是，每壹個時代的哲學作為分工的壹個特定的領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驅傳給它而它便由此出發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為前提。因此，經濟上落後的國家在哲學上仍然能夠演奏第壹小提琴: 18世紀的法國對英國來說是如此(法國人是以英國哲學為依據的)，後來的德國對英法兩國來說也是如此。但是，不論在法國或是在德國，哲學和那個時代的普遍的學術繁榮壹樣，也是經濟高漲的結果。經濟發展對這些領域也具有最終的至上權力，這在我看來是確定無疑的，但是這種至上權力是發生在各個領域本身所規定的那些條件的範圍內:例如在哲學中，它是發生在這樣壹種作用所規定的條件的範圍內，這種作用就是各種經濟影響(這些經濟影響多半又只是在它的政治等的外衣下起作用)對先驅所提供的現有哲學材料發生的作用。經濟在這裏並不重新創造出任何東西，但是它決定著現有思想材料的改變和進壹步發展的方式，而且多半也是間接決定的，因為對哲學發生最大的直接影響的，是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反映。

　　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 1890年10月27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98—60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