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的教育环境

傑瑞米柯賓

作者 中國勞工論壇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三年

湖南家長抗議 反對教育私有化

10月 14, 2018
湖南耒陽市政府強迫全市8000餘名五丶六年級學生轉讀私立學校，激起家長抗議以及與警方的嚴重沖突。該私立學校遠離市區，學生必須住校。盡管政府曾承諾費用會和公立學校一樣，但等到開學時家長們發現私立學校的收費超過公立學校的10倍（公立每學期200元，私立每學期2800元）。而當地平均月收入僅有2085元。除了教學質量比公立學校差之外，更令家長們更為憤怒的是，該學校的教室和宿舍剛剛經過翻修，充滿甲醛氣味，可能嚴重危害學生健康。

9月1日家長先在學校丶政府大樓和公路上抗議。抗議橫幅上寫著：“抵制民辦學校，還我九年義務教育，堅決不住有毒宿舍，不進有毒教室”，以及“孩子不是你們的斂財工具”。5名抗議者被捕。隨後其他抗議者前往當地公安局，要求警方立即釋放被捕者。在警方又逮捕10人之後，沖突劇烈升級，約600人包圍了公安局和警方對峙並發生嚴重沖突，演變為一場騷亂。憤怒的抗議者向警察投擲礦泉水瓶丶磚頭丶鞭炮和啤酒瓶。最終警方暴力鎮壓，逮捕了46人。有未經證實的消息稱，警方曾向抗議者開槍。

盡管政府再次做出相同的承諾，稱轉讀私立學校的費用不會超過公立學校。但在沒有一個民主丶獨立的群眾委員會監督的情況下，政府可能會再次食言。政府或許想拖延時間，待打壓了反對聲音之後再伺機調漲費用。事實上就在抗議之後幾天里，一些家長受到警方警告如果再次舉行抗議就去坐牢。

耒陽政府的“分流”政策實際上就是教育私有化。今年年初，教育部表示要在年底前消除66人以上的“超大班額”。超大班額在中國受詬病已久，不僅導致教學質量下降，而且亦有學校曾因學生人數過多發生踩踏事件造成多人傷亡。根據政府文件指出，義務教育階段耒陽有20%的班級超過66人，38%超過56人，而正常班額上限為45人。“撤點並校”政策和學生向城市集中是出現超大班額的一部分原因，但最重要的是政府投資嚴重不足。今年7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報告稱，從占GDP的比重來看，中國的教育投資低於新興經濟體，盡管中國政府仍在花費大筆資金去修建大白象工程和推進帝國主義“一帶一路”計劃。

巨額債務令地方政府不想拿出資金興建更多的校舍，因此選擇將學生送去私立學校。亦有網民揭露稱，當地官員已暗中入股該私立學校。如果算上融資平台（即地方政府專門為貸款而設立的公司），耒陽政府負債占年度財政收入的比例超過560%。今年5月，耒陽發生了中國首例地方政府欠薪事件。不能排除耒陽政府可能想藉助“分流”的名義推行教育私有化，從而減少政府的公共教育開支，緩解債務問題。不過就在家長抗議爆發前一周，耒陽剛剛為湖南省運動會落成一座耗資5億的體育館。當地居民譴責說，政府用百姓的血汗錢修建形象工程，卻對最基本的教育問題視而不見。

耒陽只是中國地方政府債務和公共服務短缺的一個縮影。有消息稱，在耒陽抗議被鎮壓之後，湖南其他一些地區也因為類似原因發生小規模抗議。面對沈重債務和重新開始放緩的經濟，各地政府可能試圖更廣泛地采取緊縮和私有化政策作為“解決辦法”，不惜以基層群眾的生活水平為代價。而耒陽事件表明，這會激起群眾的強烈反抗，反而加劇中共獨裁政權所面臨的挑戰。

社會主義者要求為所有人提供優質且免費的教育丶醫療丶幼托丶長照等公共服務。這需要終結現在這個無視群眾需要的獨裁資本主義，將銀行和大企業民主公營，由民主的群眾委員會決定資金分配，而不是任由官員將資金浪費在對群眾無益的大白象工程上。在2008年全球資本主義危機之後，緊縮丶私有化以及其他反工人政策已經成為世界現象。作為真正的國際主義者，我們呼籲全世界工人階級聯合鬥爭，一同反抗這個帶來混亂和災難的全球資本主義制度。

中國高考與教育真的公平嗎？
7月 18, 2019
2019年高考於6月7-9日進行，報名人數達1031萬。高考被視為大多數學子與家庭改變命運的最可行途徑。為激勵高三學生拼命，高考前夕的中學校園也不乏“提高一分，幹掉千人”丶“吃苦受累，視死如歸”等極端標語。

高考這一基本只考察學校課業知識丶以分數為唯一評價標準的篩選機制，被很多人視為最公平丶最利於普通人家向上流動的通道。但正如2017年北京高考文科“狀元”熊軒昂所說：“高考是階層性的考試，農村地區越來越很難考出來，我是中產家庭孩子，生在北京，在北京這種大城市能享受到的教育資源，決定了我在學習時能走很多捷徑”。熊軒昂的父母都是外交官。

家庭背景影響教育資源

家庭背景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學生能夠得到的教育資源，包括家庭內的日常教育和補習班，進而影響他們的成績和升學機會。根據“首都大學生成長追蹤調查”，就讀北大丶清華和人大的學生中，有30%自我評價來自中上或上層經濟地位的家庭，而在北京的其他大學該比例不到18%。在建基於不平等的資本主義之下，不可能有真正公平的教育和考試制度。教育緊縮（特別是農村過去的撤點並校）丶戶籍制度和各地區經濟不平衡令問題更加覆雜丶嚴重。

富豪家庭的子女乾脆可以避過高考。中國目前有逾800所國際學校，入讀這些學校的學生可以躲避高考丶進入國際頂尖名校，而高中畢業後直接出國讀大學的學生亦有數十萬，但是入讀國際學校與出國讀大學的費用僅少數富裕家庭可承受。不久前，西安步長制藥集團董事長趙濤被揭發花了650萬美元進美國斯坦福大學讀書，更是引發熱議。

由於公共教育資源不足，填鴨教育這種低成本的教育模式成為絕大多數普通家庭學生的唯一選擇（其實甚至不能說是選擇）。他們必須投入大量時間與精力死記硬背語文丶數學丶外語等“主要科目”的知識，犧牲了批判性思維與創新能力。在高考“指揮棒”下，人文教育非常薄弱，體育丶音樂丶美術等課程也常被“主要科目”占用。為了學校的升學率，大部分中學生還須在校晚自習，在周末與寒暑假還被迫到校補課。如此處境下的學生，難有足夠的時間與精力發展興趣愛好或關心時政，而完全淪為考試機器。越來越多年輕人批評中國畸形的教育制度甚至不能滿足就業需要！中共政權哀嘆中國“人才匱乏”，這其實是它自己的資本主義緊縮政策造成的結果。

高考帶來的巨大壓力，也催生了“祈福”產品市場，這些商品本質上只是普通的筆丶蠟燭等物件，僅因為和高考扯上關系而價格漲上數倍，而算命等迷信服務也在高考期間受到部分考生家長追捧。更有部分家長給孩子服用“聰明藥”，期望提升學習能力。然而這類“聰明藥”屬於中樞神經興奮劑，並不會真的提高服用者記憶力或智力；服用者需要每日不斷增加劑量以保持原有效果，迅速停藥後會出現顯著副作用。訴諸迷信或“聰明藥”是學生與家長面對“一考定終身”極度焦慮的表現。

前景黯淡

盡管工人和農民家庭的花費如此巨大的努力考上大學，但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前景卻越來越黯淡，特別是那些不是畢業於“精英大學”的學生。麥可思研究院發布的《2019年中國大學生就業報告（就業藍皮書）》顯示，2018屆大學畢業生平均月收入為4624元，面對持續上漲的衣食住行成本顯得捉襟見肘。該報告還指出，部分專業畢業生連續三年存在失業率高丶薪資和就業滿意度低落的問題。

此外，隨著職場對學歷的要求持續提高，越來越多的中國大學畢業生選擇深造，希望獲得更高的起薪，但是讀碩士丶博士需要投入時間和金錢以及推遲就業丶較晚開始得到收入所帶來的壓力。

從“改革開放”恢覆高考一開始，基層家庭的學生就處於不利地位，而現在高考已成為篩選出“中間階層打工者”的機器。沒有上過大學或者只是受過職業教育的年輕人更是淪為“廉價勞動力”。社會主義者主張，所有公共教育機構全面公有化，由教職工丶學生與家長民主制訂課程與政策，讓每一名學生不論出身如何都有享受免費丶優質丶全面教育的機會。更重要的是，需要民主的公有制和計畫經濟，讓工人管理經濟和社會，從而使每個人得到平等丶優質的生活條件，才能消除教育以及整個社會的不平等。 6park.com

中國：大學頂替案——打倒中共腐敗教育體制，爭取免費公共教育
10月 28, 2020

在今年7月中國高考以前爆出一起大學冒名頂替事件，一名山東籍女性農民工，陳春秀，發現她在十多年前等不到的大學通知書並非因為她落榜，而是她的入取資格被別人頂替，而頂替者的家人是當地的政商權貴。該事件報出以後網路上很快地也出現大量受害者接續的公開自己的遭遇。據報導在2018至19年，在山東省就有14所大學清查出高達242人冒名頂替入學。而這僅僅只是冰山一角，事實上大學頂替事件在中國是曾出不窮，尤其在山東、河南、四川等人口較高的省份，而大多數的受害者都是底層貧窮的農民工家庭的女學生，因為這些底層農民及女性往往無力反抗，而冒名頂替的也多是中層官僚和地方土豪，這起頂替事件和以往的案件一樣受到中共獨裁官僚所打壓，但因為巨大的社會輿論壓力才迫使校方讓陳春秀重新入學。實質上中國大學的腐敗不僅只是在冒名頂替一事，根據中國的教育學者指出，過去也有大量的學校高層及官僚和地方土豪利用種種的迂腐不民主的教育制度，好比自主招生制、不平等的省籍錄取名額，從中牟利並讓自己的子女入取頂尖學校，是些都是獨裁及資本主義下不足的教育資源所延伸出的種種腐敗。

在資本主義體制底下，惡性競爭的升學制度往往被底層的工人階級視為階級流動的出路，許多底層農民傾家蕩產工子女念書，為了就是希望自己的子女可以借助高考，進入一所好的大學，實現階層跨越，也就是我們俗稱的“跳龍門“。但事實上教育資源不足，工薪人家無法負擔的學費，以及針對一線城市農民工子女的歧視性高考政策、權貴的舞弊再加上中共獨裁的貪污腐敗使得底層的工人及農民子女更難以透過升學體制改變處境。在中國甚至有高達3000萬個兒童青年具有心理健康問題，國際衛生組織也指出中國有高達1/4的大學生曾患有憂郁癥，獨裁資本體制下的教育制度淪為官僚及財團的謀利及貪腐的工具。

在陳春秀一案所涉及的地方官僚就高達了40多名，可見中共一黨獨裁是從頭發爛到尾。工人階級必須組織起來爭取全面免費公共教育，廢除惡性競爭的考試制度，同時由教職員生及工人階級民主管理教育資源和制度，這是需要透過打倒中共一黨獨裁才能夠真正實現的。

中國教育改革究竟利誰？

今年以來，中國下發了多份關於教育改革的文件，包括控制初中生升學比例和取締課外補習機構。3月，中國教育部發布了一份文件，要求各省保持高中生和職業高中入學比例控制在1：1。7月，中國教育部再次下發文件，開始打擊校外培訓機構。廣東、湖北等地更是出動了“掃黃打非”辦公室，使用行政力量開始“整治”。

一系列教育改革政策在輿論中掀起激烈地討論。例如，有人認為，這些政策是為了保障教育公平，避免補課的內卷競爭，因為有錢人過去可以通過補課來接受更好的教育；另有一些人認為，尤其是家長，這剝奪了他們的子女通過教育實現晉升的權利。有一名家長在采訪中表示，即使去一所稍微差點的高中，也不願意自己的兒子進入職業中學——因為那樣的話就會在就業上遭到歧視。

補習班被禁的影響

中國的教育改革真的是為了保障教育公平嗎？實際上，在取締了公開的補習班之後，官僚和富人的子女仍然可以通過其他手段來獲取更多更優質的教育資源。一種方法是通過“地下補習班”或者家教等渠道來補習，鑒於政策影響，這樣的補習班將會更隱蔽和昂貴。例如在黃山，一名教師被爆料在自家的別墅開補習班，一節課收費數百。另一種方法是直接跳過高考，通過高中“國際部”（實際上就是留學預科班）去國外讀書，或者參加分數要求更低的“國際學院”。這種情況更是官僚集團和富人的專利，因為出國或在國際學院接受高等教育需要支付的費用高達一年十幾萬甚至數十萬。

窮人失去了公開補習機構之後，也就更難獲取額外的教育資源，從而失去實現階層晉升的唯一選擇（雖然這根本不是選擇）。他們將很難在高考的“獨木橋”上與官僚和富人的子女競爭。不僅如此，初中畢業生還面臨“分流”的問題。在現行制度下，由於政府要求對畢業生升學比例進行控制，大量的初中為了完成“指標”和提高升學率，連同職業高中一起，勸說班級上成績不好的學生放棄中考，直接和職高簽約。而另一邊，家教、私立高中、留學中介等機構將會獲得更大的市場。工人階級中稍微積累了一點財富的家庭也不得不把他們的血汗錢投入其中。即使在今天，大學生的就業前景不容樂觀，但在中國資本主義制度下，他們只能盡可能獲得更高的學歷才能取得高收入的職位，否則只能淪為“廉價勞動力”。

中國教育問題的根源是不健康的制度。由於教育資源不足（這種資源不足本身是中國僵化的系統造成的，很多地方教職工拖欠工資，或是設施老化；像在四川、河北、河南這樣的勞動力輸出省份，政府更傾向於讓學生“落榜”來維持勞動力輸出），學生學習周期極短，每名學生都不得不在極短的時間內生吞活剝教學內容，進而發展為畸形的“填鴨教育”。在這種教育體系下，學生幾乎完全沒有自由發展的空間，只能淪為“考試機器”。

教育到底為了誰？

另一方面，中國正在面對人口老齡化和勞動力“短缺”的危機。根據第七次人口普查報告，一些機構的預估中國的勞動力缺口可能在未來達到1100萬。屆時，中國將無法繼續保持“廉價勞動力”的優勢——這是改開以來中國資本主義得以快速增長的原因之一。中國的勞動力短缺不僅僅是人口問題，而且是青年在愈來愈重的剝削（高房價、過度加班等）下，不願意繼續扮演“廉價勞動力”的角色，但是資本家不願意提高工人工資——他們已經習慣了壓迫工人階級。因此政府選擇用中考分流政策來逼迫他們回到工廠去，美其名曰“強化職業教育”，但實際上是限制學生接受教育的權利。

我們需要一個保障青年人受教育權利和工人階級利益的健康制度，而非一個由精英所控制的以及通過犧牲年輕人的未來以維持自己統治的畸形教育制度。隨著中國發布新的教育改革，基層家庭的學生、甚至無產階級中較為富裕的家庭，也將被官僚和富人的子女“甩在身後”。我們主張一個民主的公有制計劃經濟，大力增加公共教育支出，取消學費及一切學校雜費，適當地延長學制，來保證每一名學生無論家庭條件如何都能享受免費公平的教育。只有這樣才能消滅畸形的教育系統和社會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