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间在中国使用的疫情健康码。(网络截图)
“刺杀希特勒”
中国的形势是否已经到了产生政治变局的关口,现在似乎还难以判断。但并不难看到,很多民众对政府的态度正在迅速地从支持、信任转变成困惑或愤怒。
在浙江做小生意的李女士也在疫情中苦熬了三年,但她是直到政府突然放开管控,才对政府产生了怀疑,“我一开始是相信它(政府)的,你说前面那么严,但一下子180度的转弯,这让人心理上无所适从。我觉得有认真思考的人,一开始可能都适应不了。”
在疫情之前,不愿透露全名的李女士感觉自己是自由的。在她眼里,自由就是在节假日可以忙得有钱赚,能够比较好地满足一家人的生活所需,甚至准备好让目前就读初中的儿子以后可以出国走走,留学等等。但在疫情期间,政府反复无常的管控措施让这种自由受到了严重的干扰。
对李女士自己的生意来说,目前放开肯定是有利的,但她对政府的怀疑已经挥之不去,“就这个疫情防控来说,对我们老百姓的透明度应该要增加一点,”她也认为老百姓应该有自己发声的渠道,“有的时候,该让老百姓说一些话的,发表一些意见的,还是可以的,因为有时候这并不涉及到他的政治安全。”
但李女士对这个政府体制并没有太大的意见,她是觉得这个政府没有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前面,“作为普通的老百姓,我也不想生活在一个不安稳的社会里,你把社会稳定、国家安全放在第一位,我也可以理解,但你做这个的同时,也可以让老百姓自由一点。”
李女士近几个月经历的心路彷徨在当前的中国社会并不罕见。前述那位知乎网的大V观察到,民众对清零政策的态度是来回跳动的,“在之前要求放弃清零的时候,他们认为导致他们没饭吃的人是习近平;但是真正放弃清零政策之后,他们又把责任归结到那些专家头上,他们认为是专家的说法导致了清零政策的结束,导致了他们后来感染。”
大V说这些话的时候,已经是2月初,中国各大城市的新冠感染高峰多数已经过去。他感觉到,当前中国的民意已经和两年前中国政府召开抗疫庆功大会时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他们对这个体制的态度已经产生了动摇,“这个比例很大,具体百分比多少我说不太清,但我身边很多的人已经不再那么崇拜、那么信任体制。
武汉上万民众2月15日聚集在中山公园及解放大道游行示威。(视频截图)
公信力丧失给执政者带来挑战
网友“V闪闪”新年第二天(1月2日)在微博上发文《请告诉我,凭什么逼我团结?》,自述他有基础病的舅舅因为感染新冠去世,当天出殡,而他自己也感染了新冠,尚未康复。他在文章中质问说,“我不想再仅仅是接受节哀的安慰了,我只想弄明白凭什么逼我必须接受单一的,一切都在向好发展的社会论调?就算这被定义为社会主流观点,那我就得跟着这样的观点,无条件的服从这类价值的安排吗?”
民众对政府公信力的质疑似乎正在他们的体内蕴积着怒气。身在上海的包维尼分析说,“这种气甚至他们自己也说不明白,但是潜意识里有,一到关键时刻就会流露出来。”
2月8日,武汉市上万名退休人员因为怀疑医保改革不公,聚集在市政府门前讨说法。其中还有人说,如果市长不解释清楚,一周后还会举行示威。从现场视频可以看到,他们当中有人用手机放起了《国际歌》,很多人跟着合唱,恍惚间人们又看到了“白纸运动”的影子。
尽管这场医保改革长期看是否对老人和病患有利还存在争议,一直关注这场示威的武汉人张先生认为,“武汉退休人员抗议的真正原因是社会的不公平,导致根本不相信共产党的政策了,哪怕是真的有益。(共产党)确实陷进塔西陀陷阱了。”
从去年10月初,有人在北京四通桥上燃起烟火、斥责习近平是“独裁国贼”开始,先后有二十大召开、习近平连任,富士康工人抗议行动,乌鲁木齐高层住宅火灾,全国性的白纸运动,清零政策突然终结,再到今年1月的重庆药厂工人抗议行动,和最近的武汉老人示威活动。短短四个月,中国的命运就在这波澜壮阔的社会变动中起起伏伏,中国民意也在其中发生着流变。
独立时评人、前凤凰网“十大最有影响力名博”之一的蔡慎坤评论说,“当在这种体制下,每个人经历了这么一番折腾之后,肯定会有对未来很多不同的心态出现。......未来的社会还想像过去那样通过谎言来治国,所需的难度或技巧恐怕会越来越高。”
习近平在2023年的新年贺词中说, “中国这么大,不同人会有不同诉求,对同一件事也会有不同看法,这很正常,要通过沟通协商凝聚共识。”这表明中国政府已经注意到了年底以来诸多重大事件中所表达的民意。但民意的变化能否推动中国政府做出某些改变,依然悬而未决。
蔡慎坤对此并不乐观,“当人们集体愿意站起来反抗这种体制的时候,它(政府)也会有些妥协,或者是有些让步,但它私底下的控制,包括对站出来反抗的一些主要牵头人进行严酷的镇压,这是少不了的环节。”
但他强调,三年下来,很多人,包括过去支持这种体制的人,也不愿意再顺服,不愿意再妥协。在这种情况下,对抗的事情恐怕会越来越多,包括体制内的对抗也会出现。
记者:王允 编辑:申铧 网编: 何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