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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2013年典型搬厂罢工分析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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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3-18 13:18:26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远航一号 于 2023-3-18 16:43 编辑

这篇选文记录了2013年在深圳发生的一场因工厂搬迁引发的集体行动。行动过程一波三折,双方僵持了二十几天,老板不肯就范,工人也不愿放弃。最后在地方政府的压制和公司的欺骗下,罢工被瓦解,工人只拿到一点安慰金,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一位主要的工人代表被关了1年多,经过多方声援、呼吁,最后终于无罪释放。


同一时期,还有很多类似行动。有这种经过了和资方、官方拉锯战却失败的;有经过几天的罢工或堵门就成功拿到补偿的;有工人没能组织起来,只能依靠更为漫长的法律途径拿到一点补偿的;也有工人没有费很大力气,资方就比较主动给了法律标准甚至略高补偿的例子。


不论具体个案的过程和结果如何,整体来说,2015年前,珠三角制造业工人在争取经济利益方面的行动上,状态比较积极。这和多年来看得见的企业利润猛增,物价不断攀升但工人收入增长的相对滞后,以及法律法规的普及和应用,都有很大关系——在珠三角工作了一段时间,特别是在某个企业工作时间较长的工人,他们是眼见着老板如何依靠自己的劳动而发财,自己得到的工资被不断增加的生活支出消耗掉,而当企业为了更多利润转移阵地继续经营,却不会考虑工人以后的生计时,人们自然要做最后的较量,法律规定成为一个基本的参考标准和依据。


对比近一段时间时不时看到的关厂案例,社会气氛正在发生变化,工人似乎变得越来越被动。经济下滑,加上疫情管控对生产的影响,在大小老板的叫苦声中,舆论变得更为“同情”老板经营的不易。资方用逐步转移生产、雇佣派遣工/临时工等等缩减、替代正式工,甚至用直接耍赖的方式来躲避补偿。地方压制集体行动的维稳手段日益成熟、力度变强。种种因素都造成工人有效组织集体行动的难度加大。


无论如何,回看这些案例记录,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时,以工人自发行动为主的集体抗争达到了一个怎样的水平。这个过程中工人的意识是怎样在与资方、官方的对抗中发展,又怎样被抑制。对比现在的情形,帮助关注劳工话题的行动者们思考,可以从何做起,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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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 2013 年典型搬厂罢工分析

前言

这起搬厂罢工持续两周多,斗争有所展开;组织者有过一定的讨论策划;期间经历了多次冲突和谈判;资方和政府部门的打压手法比较复杂,这些,都使我们感到有必要深入访谈,为珠三角工人的集体斗争进程刻下一个印记。

我们访谈了此次D厂罢工中几种不同类型的工人。有最积极,也被迫害最严重的吴代表,有担任组织者和谈判代表的组长,有表现积极或普通的男女普工。

每个人在罢工中的表现不同。哪些人会成为代表,哪些人只是普通参与者,这里有偶然因素,也有必然因素。每个人的工作经历、入厂年限、家庭情况、性格特征、甚至工位特点都可能影响到他们在罢工中的表现,从而影响罢工进程。

这些访谈记录了他们在罢工中各自的所见所闻、所做所想。其中吴代表的讲述最为详尽,部分内容与其他人所讲述的有所出入,或存在一些重复的地方,我们都全部照实记下了。这是因为,每个人参与罢工的程度不同,对于事件的了解、态度都各有不同。从他们不同角度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代表和工人之间的关系,他们各自怎么卷入和看待这场罢工,不同的角色如何在行动中影响罢工、在罢工中自身又发生了什么变化。

工人维权本来就不容易,随着经济再次陷入停滞,难度又加大了。一些工人难免以为自己最惨、工人最不齐心、维权环境最恶劣,以为其他年代和国家地区就不会这样,但其实,这块土地上的劳资纠纷,尤其是罢工的数量,都比别处要高(例如在台湾,工人很少因为裁员、减薪起而抗争),并且就像第一篇分析所讲的:“严酷的战斗尚未发生。”

附录《1939-1948 上海工人斗争的几个瞬间》提供了一个初步的参照:六、七十年前的上海工人有过怎样的群体经历,处在怎样的社会环境中,意识、组织和斗争水平如何。不难看出,当年的斗争要尖锐、残酷得多,工人所受的磨难更为深重。但斗争的本质一样,工人、老板、政府的许多表现也是相通的。

2015年的珠三角,劳资纠纷在持续增加。这本小册子,就是为集体行动的工人,提供一个参考,少走弯路。


本文来自工厂龙门阵《2013·搬厂·罢工》


珠三角 2013 年典型搬厂罢工分析


文/范世刚


背景


2005年,广东省政府对珠三角产业升级做了整体规划,工厂搬迁是其中的一项重要措施。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下,省政府开始加快推进经济调整政策,计划在2012年为产业转移做好准备。2011年底,深圳市出台了细化措施,要在5年内搬迁上万家企业。各级政府的准备工作到2012年基本完成。2013年,政府主导、配合下的工厂搬迁集中出现了。


经济形势的变迁已影响到越来越多的企业。许多工厂都在调整经营策略,包括把厂搬到工资更低,或能享受更多优惠的地方去。对这些工厂来说,搬迁是主动选择,或顺理成章的事,并非只是被动执行国家政策。有一些搬迁工厂还享受到国家提供的便利和补贴。在珠三角,工厂搬迁一直是劳资纠纷的重要原因。2013年的搬厂潮同样伴随着大量罢工。焦点之一,是经济补偿问题。不是所有搬迁的工厂都发生了罢工,也不是所有的搬厂罢工都那么艰难。有个女工回忆说:“我们厂搬的时候,老板主动赔钱了喔,而且是按照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赔的喔。”另一个女工说:“我有一个老乡,她那个厂要搬的时候,老板开始不给赔。后来他们把厂门堵住啦,不到两天,老板就同意赔钱啦。听说那个老板早就把钱准备好了,就放在办公室的桌子下面,看工人闹就给,不闹就不给啦。”可是还有很多老板,虽说没有拖欠工资,但补偿款是一分也不想给。他们最讨厌工人“得寸进尺”。有时候,企业实力越是雄厚,老板就越是寸步不让。这些老板的名言——“拿出一千万来拖垮工人”,“宁肯把钱丢到河里也不给工人一分钱”——激怒了工人,迫使工人的行动升级了。


那么,为什么工人一定想要这笔钱,而且能够坚持罢工呢?首先,长期的经济繁荣、近几年的工资增长和珠三角工人群体的生活演变,都使工人有了更多的需求。2008年经济危机后,各地冻结工资标准;国家采取扩张政策刺激经济,许多企业利润大幅回升的同时,物价也涨得厉害。最近五年,珠三角的底薪连年上调,但每次底薪上调都伴随着又一轮房租、物价的攀升。其次,20多年来珠三角工业的巨大发展,造就了新生的工业资产阶级,聚集了上千万的工人群体,也产生了无数的劳资纠纷。各种集体和个人维权经验(包括停工、堵路、堵厂门、拉电闸、投诉、仲裁、找媒体、打官司等)也在工人中扩散着,使工人对集体行动的后果、资方和政府的应对,以及法律法规(包括可在搬厂等劳动合同条件变更时要求经济补偿),都有所了解。2013年的一次罢工中,某派出所警察说:“你们这些工人都成精了,(维权的时候)动不动就报警找政府。”


2008年经济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工人被压得抬不起头,却也加大了随后集体行动的爆发力度,就像往后退一步,再加速冲刺一样。2010年后,要求加薪的罢工一时间遍及珠三角,在汽车行业尤其明显,着实让老板和国家紧张了一把。回忆四年前的某次加薪罢工时,某个汽车厂男工感慨道:“哇,那感觉就像是整整过了一个时代。以前每年涨十块钱的(月)工资,现在听说有的厂罢工后一下子涨了七八百。怎么说呢,大家都蠢蠢欲动起来,那个心兴奋得不得了。”


另一方面,虽然这些年工人积累了一些见识,但是在繁荣时期,习惯“大不了换家厂”、没有经历严酷冲突的工人,一般还缺乏抗争毅力。同时,老板们忙着赚钱,并不如临大敌一般对付罢工。


此外,除了上调底薪,珠三角政府部门也广泛介入罢工调停,避免工潮扩散。国家虽然不会随便为某个老板出头,但整体上总是站在老板一边,经常敷衍、欺骗和压制工人,必要时还会动动拳脚。凡此种种,使罢工的深度和广度一直水平较低。绵延至今的搬厂罢工潮,有些斗争的时间长,过程复杂,冲突相对激烈。工人们尝试了已知的各种方法,也在面临更大的考验。


D厂的罢工简析

罢工概况和劳资对抗的动力


珠三角某市D厂是一家老牌港资厂,实力雄厚。2004年,赚了大钱的老板在邻近的Z市买了块儿地皮,自建分厂。老厂规模不断缩小,但是订单一直充足。有些工艺复杂的产品,只能靠老厂的员工来做。所以,工人很了解厂里的经营变化。


2013年开工不久后,D厂老板打算把老厂进一步合并到分厂去。随后,因为搬迁赔偿问题,发生了几百名员工参与的全厂罢工。老板不肯就范,工人也不愿放弃。二十几天中,工人三次“扣留”资方车辆,一次在厂门口堵路,两次围堵工厂办公楼,两次在街道办外静坐抗议,一次围堵劳动站,两次在工厂附近示威,一次游行去市政府上访。其间政府四次出动防暴警察,工人两次被全体抓进派出所。最后,去市府上访的路上,工人被警方“修理”了一顿。部分工人被抓后关了几天,罢工瓦解了。


“罢工好辛苦的,比上班还要累喔。”一个大姐这样说。“哎呀,真的,你没看到,那天他们好像土匪一样喔!”另一个大姐讲起上访途中被打的情形,依然气愤难平。


持续的对抗让D厂工人身心俱疲。最后,面对庞大的国家机器,紧张兴奋的工人一下子被“打醒”了:他们没了主意,害怕了,退却了。


工人事先都没想到罢工“会搞这么久”。一个谈判代表说,最初估计罢工最多不会超过7天。不少工人听过或见过其他厂的罢工,他们的印象是,罢工后用不了几天事情就会解决。有一些工人特别提到不想去仲裁打官司,因为时间太长耗不起。也就是说,他们觉得罢工要快得多。


那么,为什么在这次罢工中,工人跟老板斗得那么久,斗得还挺凶呢?其中一个原因是劳资双方积累的“宿怨”。


D厂的老员工会提起大老板的“江湖”出身,也记得多年前大老板在车间巡视,如何亲手殴打“犯规”的工人。在大老板的纵容下,那些年厂里的保安也很嚣张,动辄打人。2006年后,大老板的弟弟二老板开始接手厂里的管理。此后虽然打人的事情少了,但是管理开始“正规化”,用工人的话说就是规矩越来越多,罚款越来越多。二老板像他哥哥一样,喜欢亲自上阵,没少闻车间厕所的臭味——他经常神出鬼没地“抓捕”躲在厕所吸烟的工人。2007年,老板取消了全勤奖。2008年,工资上调至900元,但不再包吃,而且无论是否在食堂用餐,每月都要扣除270元的餐费。2012年,取消了年终奖。


在珠三角的搬厂罢工事件中,“积怨爆发”是很常见的。例如:成立20多年的某台资玩具厂,发了大财,老板投资广泛。但工人常年工作在充满有毒化学品的环境中,至少有5名工人死于职业病,是名符其实的“卖命”。对于被诊断为职业中毒的工人,资方一概不理。此外,该厂加班费不合法,只要工人计件赚多了,就下调单价。还发生过两名男工因加班过多、不能请假而跳楼自杀的惨剧。2008年,这家玩具厂开始为部分工人购买养老保险,但是很多工人超龄,不能再买社保了。


由于担心失去工作,老员工们平时比较谨慎,即便发生罢工,也不太敢出头,甚至不会参与。但是搬厂时,再消极的老员工也不怕跟老板撕破脸了。


除了“宿怨”,一些老板拒不赔偿的死硬态度和对工人的耍弄,也是罢工持续的重要原因。


就D厂来说,工人很清楚老板完全有能力支付补偿。罢工期间,有传言说老板要拿出1000万来“玩死”工人,让大家更加愤怒,坚定了要到补偿的决心。


无独有偶。2013年8月,珠三角一家纺织厂决定撤销某部门。资方宣称“把钱丢到河里”也不给工人补偿,工人的口号针锋相对:“把河水抽干也要拿到钱。”


上文提到的那家台资玩具厂,2013年5月,在转移机器后,派了个律师通知工人“企业即日倒闭,工人须当日办理工资结清手续”。满肚子怨气的几百工人,随即到区、市政府上访,还与防暴警察在国道上对峙。


有的老板在工人面前像个笑面虎,很会迷惑人。2013年珠三角某上市公司旗下钣金厂,发生了搬迁补偿纠纷。事后一名男工说:“我们罢工后,老板娘又说两年内不搬了。她人看着很亲切,说话很和蔼,我们就信她。谁知道后来还是一台一台地搬机器,我们越来越火大。到最后,要不到钱也要争口气。”


这些刚刚还亲切动人的老板,突然就翻脸不认账。D厂的一个组长说:“工人是弱势,本应该工人耍无赖,怎么反倒成了老板耍无赖?”工人是否“弱势”暂且不管,但是应该说,资方“耍无赖”,是因为老板认定:“工厂是我的财产,厂里一切我说了算,我赚多少钱、搬哪里去都是我的事,跟你们工人没关系!工人要我掏钱,纯粹就是找我麻烦。”所以千方百计把工人打发掉。工人则认为,工厂要搬了,是时候跟老板算算账了。正是这些死硬的老板,让冲突变得复杂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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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3-18 13:19:54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俞聂 于 2023-3-18 13:29 编辑

罢工准备


D厂工人早就开始讨论搬厂的事情了。组长们也密切注意工厂生产的变化,比如采购计划的变动、订单的外发和机器设备的转移计划等等。组长互通有无,同时也向关心补偿问题的老员工“泄露情报”。这样,就出现了以各组组长为核心的维权小圈子。对于D厂的大部分员工来讲,不愿意跟着搬厂,主要是不想挪地方。在一个地方做久了,亲戚朋友都在,挪了地方一切从头开始。就算去新厂有更好的位置、甚至多一点补贴,也有很多人不愿去。至于管理层,分厂已经有完整的管理架构,老厂的管理过去了,地位尴尬。而且管理层普遍工资高、工龄长,能拿一笔不小的搬迁补偿,所以,D厂管理策划“闹事”是不奇怪的。


在老板搬过几次机器之后,组长开了个小会,一是统一诉求,二是确定发动时机。大家决定要在下次机器装上车的时候开始罢工,同时各部门拉闸断电,让犹豫不决的人“心安理得”地离开产线。不久,员工和基层管理又开了一次扩大会议。为了防止泄密,组长们只叫了一些可靠的工人来开会。大家被告知:“有人要挑头了,愿意参加的就来开会。”会上根据某管理人员提供的“情报”,决定在三天后资方搬注塑机的时候拦车罢工。大伙还挑出20来个人做联络员,分头收取“罢工基金”,预备饮水和交通的花销,此外他们还要协调各部门的行动。


D厂某些高管显然知道工人们在“搞事”,但却装聋作哑。二老板及其个别亲信,则一直蒙在鼓里。严格来讲,这并不是因为工人“保密”工作做得好,而是二老板治厂无方,失去了管理层的支持,没能提前“解决”带头闹事的人。与D厂不同,有些预先做了安排的老板,搬厂就顺利多了。比如一家港资厂,老板逼迫老员工和基层管理自离,同时对中高层管理人员下手:赔钱辞退经理,从外地调来新管理,把老厂的干部调走,等等。最终,保证了这家厂没赔工人钱就搬走了。


目前,不少搬厂罢工都是基层管理发起的。为了切身利益,基层管理往往比员工更能挑头维权。但是一旦投入行动,基层管理也容易摇摆不定,怕得罪老板,而且习惯于单方面发号施令,不利于普通工人积极思考和行动,妨碍罢工活动的进一步发展。


罢工初期工人的决心


“扩大会议”召开后不久,厂里又开始搬机器了。当注塑机被装上老板租来的平板车时,一名货仓部工人用叉车拦住了平板车的去路。罢工开始了。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资方和政府部门显然错误估计了工人的决心,只想敷衍了事。罢工发生后,厂里先是要工人回去干活,但没人理会,于是搬出桌子,让罢工工人签辞工书,结工资走人,还是没人理会(除了几个临时工之外)。紧接着,来了一个自称代表政府的警察,凶巴巴地吓唬工人,没成想被工人围着骂,吓得躲进办公楼。不久,派出所又来了一个警察,跟工人代表攀起了老乡关系,但工人态度冷淡。隔天,十来个不明身份的男子在厂门口晃悠了一阵又消失了。到第三天,大老板露面了,当着全厂工人的面前说不搬了,让工人回去上班。一个大姐说,当时大家都不信他,喊得好心齐:“你当我们是三岁小孩呀!”大老板见势不妙,抬腿就走。


几个回合下来,工人一度士气高涨。看到工人的决心,老板和政府也不得不认真起来了。


罢工第七天,资方与工人进行了第一次正式谈判。上午的谈判虽然没什么结果,但工人代表觉得“还算正常”。到了下午,资方突然翻脸了。谈判室里新安装了录像设备,等工人代表一进屋,二老板就拿起一张纸“通知”工人:搬迁取消,要求工人立即复工,否则按旷工处理,并且要求工人赔偿罢工造成的损失。跑来帮工人维权的律师见状,什么都没说,立马就走了。随后,工人代表退场,向等待谈判结果的工友们说明了情况。愤怒的工人自发地冲出厂门,堵住了厂门口的一条马路。很快,大批的防暴人员赶到,强行把工人赶回了工厂。冲突中一名中年女工摔断了胳膊。


这次事情之后,有几个组长不愿再做代表了。但是大多数工人不仅没有害怕,反而更生气了,马上又从员工中选出了新的代表。事后第二天,工人集体到街道办静坐,要求政府做主。很快,工人们就遇到了更大的考验。


放车和堵路


大家还记得,D厂罢工第一天,不仅机器没拉走,老板租来的平板车也被工人留在了厂里。有的人说租金是5000块一天,也有人说是9000块一天。5000也好,9000也罢,老板希望工人能尽快把车放掉。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工人中第一次出现了较大的分歧。


第一次谈判破裂后,工人到街道办外静坐,很快资方就同意了进行第二次谈判。谈判时,资方律师代表老板表态,说同意赔钱了,剩下的就是对赔偿数额进行协商。他们提出的数额是每人每年工龄补300块,后来请示老板,加到400,接着500,但是距离工人的要求还是太远。代表们提出要2000(底线是1600块)。律师声称,老板已经拿出了诚意,同意再谈,要求工人也拿出诚意来,也就是把车放掉。为了打消工人的顾虑,政府部门也出面作保,承诺一定会帮助工人解决问题,同时要求工人先把车放掉。工人代表产生了分歧,但很快就统一了意见,当场表示同意放车。谈判结束后,代表们向工人通报谈判进度,并劝说大家放掉车辆。工人中间同样出现了分歧,但是反对放车的人除了抱怨,并没有阻拦车辆放行。当天晚上,扣留在厂里9天的平板车终于开走了。


事后,某工人代表说他当时同意放车,主要是因为政府信誓旦旦地书面承诺会帮工人到底,而且他也觉得工人应该表现出诚意。但也有代表从未考虑过“释放善意”,只是害怕“不识抬举”会惹毛政府,担心“政府不帮我们了怎么办”。


放车的时候,现场只有一百来个工人。据一个中年女工回忆,谈判那天她身体不舒服,回家比较早,等到第二天去厂里的时候,发现车不见了。她忙问其他工友是怎么回事,这才知道车已经被放走了。她说,如果当时她在现场,就是躺在地上也不会让车开走。果然,车一走,老板就翻脸了。再次谈判时,只有资方律师露面,改口说不搬了,让工人回去上班。工人情绪很激动,有人开始骂工人代表。一部分工人留下来“看住”律师,另外一百多人去“围”街道办,结果全被“请”进了派出所,在操场上罚站了几个小时,最后把公安买给辅警的盒饭“抢”来吃了,稍微出了口气。从这之后,直到罢工失败,工人们再也没见过老板。后来,有的代表也后悔当时把车放了。不过话说回来,坚持扣车百分之百可以迫使资方就范吗?让我们看看另一场罢工。


2013年冬季的一天,珠三角某电子厂搬迁,随后工人罢工,抗议老板不给经济补偿。罢工工人封堵了仓库,阻止资方出货。第二天深夜,守在工厂里的近百名工人突然被防暴警察袭击,多名工人被打伤打晕,还有多名工人被抓。打跑工人后,资方开始在防暴警察的保护下出货。但是,该电子厂的工人并没有屈服,第二天还集体去市政府上访,在政府部门的安排下与资方进行了谈判。老板敷衍了事地抛出了一个每年工龄补400元的方案后,单方面终止了协商,还要求工人立刻回厂上班。同时,警察继续抓人,甚至到工人的出租屋搜查。工人新选的代表,也被政府部门“请”去谈话,并被强迫签字,保证不再参与集体维权。


对照这个案例来看,如果D厂工人当时坚持不放车,很难说会不会提前被“修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否使用某种维权手段,而在于工人对于“要不要做”和“怎么做”的集体参与讨论的过程。对D厂工人来说,稀里糊涂地把车放了,确实让自己陷入被动。但是如果反对放车的那部分工人,只是简单地阻拦,那也等于在老板和政府面前,公开内讧,同样让自己陷入被动。假设在放车前,大家一起公开讨论这个决定,至少能有机会共同进退,比匆匆放车或直接内讧,要好得多。


如果说放车是工人内部第一个严重分歧,第二个分歧则是围绕是否堵路产生的。


在罢工的第一天,就已经有工人喊着要堵路,游行示威,去市政府上访。据几个代表说,当时几乎每天都有工人喊着要去堵路。代表则反复告诫工人要“理性维权”,不要过激。


在第一次谈判破裂之前,代表还能约束工人。虽然几个天天喊着要上街的工人经常说代表“胆小怕事”,但是大部分工人并没有响应“激进派”的号召。


代表的想法比较复杂。他们告诫工人要“理性维权”,但私下里也谈到亲眼见过某厂工人把马路堵得水泄不通,“那些汽车从路口一直被堵到万联商场”,结果老板马上就按照工人的要求支付了补偿款。


说到底,代表们是害怕被扣上煽动工人“闹事”的罪名,但他们心里很清楚,如果工人不“闹”,就算代表的嘴皮子再厉害,也休想从老板的口袋里掏出一分钱来。


回想当初,一个代表说:“只有最后那一天的工人行动,代表们没有掌控得到。”


“最后那一天”,就是工人集体游行去市政府上访的那一天,就是工人们徒步三个多小时后,在公路的僻静处被防暴警察殴打抓走的那一天,就是罢工失败的那一天。至于“掌控”,那意思并不是说工人集体“闹事”都是代表们暗中策划的。不仅如此,工人们的“过激”行动,代表们从来都没有参加过,但是他们对工人“闹事”的后果也有个大致的判断。所以,在罢工的最后一天,当有工人喊“走,大伙去市政府吃饭啦”的时候,当工人们要求代表一同去游行的时候,预感到情况不妙的代表就躲开了。一个代表对工人暗示说:“这次去可能没有饭吃。”还有个代表后来说,当时他要求工人站成五人一排的队伍,整整齐齐列队前进,如果能做到,他就跟着去。当然,这恐怕只是他躲开的借口。


珠三角的工人一直“偏爱”堵路这种手段,因为他们从经验中得知,上街堵路快速有效,而且基本不受惩罚。

一位工人回忆说,当初他们罢工上访,劳动站的一个工作人员被工人纠缠得烦不胜烦的时候说:“好了,好了!都说了一定会帮你们解决的。要是解决不了,到时你们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堵路,上访,随你们便。”


另一位工人回忆另一场罢工,他记得当时派出所某警察说:“你们堵马路不要堵完。堵一半,这样就没事。”


而在D厂的罢工中,工人在街道办外静坐时,每个人的手机都收到了政府发来的两条短信,一条是《信访条例》中的某个规定,另一条“让我们不要堵这个,不要堵那个的,说要拘留5到10天”。不过,很多工人对于拘留几天这种事见怪不怪,已经不拿它当回事。但是工人“堵路没事”的预想落空了。最后一天挨打时的恐怖和随后的处罚,都出乎工人的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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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3-18 13:22:32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俞聂 于 2023-3-18 13:31 编辑

代表的产生、监督和保护


组织罢工一个重要环节是代表的产生。珠三角的很多罢工,代表的产生都很简单。


比如说,2014年珠三角某韩资厂的韩籍管理打了一名女班长。消息传到车间后,一个中年男工喊了一声:“我们连基本的人权都没有,大家不要做了!”工人停工后聚集到了操场,资方出来道歉,但不提工资待遇的问题。工人很不满,冲出厂门堵路。很快,警察带着两车机训队员赶到现场,要工人找代表出来谈。大家的目光不约而同地集中到了那个“发动”罢工的中年男工身上——第一个代表就这样产生了。


那么D厂工人代表是怎样产生的?罢工开始后,资方和政府部门天天催工人选代表,但是工人们坚持说没有代表,每个人只能代表自己。实际上,罢工的当天下午,工人就选出了代表。过程也很简单。大家聚集在工厂内某处,几个组长往大家面前一站,有人问大伙:“他们做代表,大家同不同意?”一致通过。全部过程也就几分钟。


D厂的组长为罢工做了准备,当了代表,却对工人说:“(要是政府问起,)不要说谁是代表,我们每个人都代表自己。”但是,当劳动部门要求工人选出代表与资方谈判时,工人的说辞有点不同。几个大姐回忆说:“他们(政府)让我们选代表,我们就说我们哪里敢选代表啊,选出来被收买了怎么办呀,代表们拿钱跑掉了,我们可怎么办呀。”


代表不愿意被资方和政府当作带头闹事的人,更愿意表现得像个倒霉蛋,被工人强迫推出来的。除此之外,因为害怕老板报复,代表之间商量好,租一辆车,等赔钱的那一天,代表先拿钱,等大家都拿了钱之后保护着代表上车逃掉。这个有点天真的谋略没用上,因为最后打人的是政府。


工人理解代表的担忧,但是也有自己的担心,因为他们知道不少罢工是因为代表被收买而失败的。大姐们总是爱拿老乡当例子,这次也不例外。一个大姐说:“我有个老乡的厂里罢工,几个代表拿了老板的钱就跑啦,其他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啦,最后一分钱都没赔到喔!”


担心归担心,工人没想过监督代表,也不知道要是代表真的逃跑或被收买了,该怎么办。同时,工人也没有认真考虑过保护代表。在D厂罢工中,一直喊着要去堵路的工人,成天骂代表“胆小怕事”。罢工最后一天,对于代表们的“贪生怕死”,一些女工很生气,在厂门口大骂他们是“汉奸”,是“叛徒”,“赔了钱没有他的份”。但是女工们恐怕从没想过,如果代表真的被抓了,她们该怎么保护代表。这一点,在罢工失败后表现得非常明显。一个罢工积极分子事后说,代表们被抓以后,很多工人怕了,拿了钱就走了。另一个积极参与罢工的大姐有点内疚地说:“我们还后悔呢,当时真不应该走路去市政府,害了他(那天被抓的工人代表老吴)。可是我们以前两次出来都没人管,以为这次也没人管。一次是在厂门口的路上堵了十几分钟,另一次是拉着横幅围厂转了一圈,都没人管,这次不知道为什么会抓人。……代表都是政府的那些人让我们选的,现在他们又把代表抓起来……。”


大部分被抓的工人第二天就放了出来。有些工人非常害怕,连工资都没要就走掉了。其他工人觉得只要不再闹事,大家很快就会被放出来。当时的情况,代表不是被抓,就是缩了回去,没有人出来组织。结果,一两天之内,D厂的工人斗争集体就不复存在了。


趁着工人被打垮,老板立刻宣布解雇所有的工人代表,同时“请”其他工人回厂上班。对不愿意复工的人,老板依然愿意支付每年400元的象征性离职补偿。工人无可奈何接受了这个结果。但是,让工人意外的是,最积极的一个代表老吴,一直被关押了一年零九天。


在这几年政府处置沿海工人罢工的案例中,这个“一年零九天”破了纪录。


被释放后,老吴开始反思代表的保护问题。他认为:目前工人代表的主要作用就是把工人意见传达给资方和政府;代表不是组织者,这一点与“工人领袖”不同;工人领袖有可能鼓动,联络,甚至在厂与厂之间串联,这样“百分之百是要被打压的”。当然,他认为现在还不存在这种工人领袖。


不过,在D厂案例中,最初是组长们负起了组织、联络的任务,最初的代表,也是从他们中产生的。这些代表并不只是谈判代表。换句话说,在这场斗争中,他们是事实上的“工人领袖”。此外,工人代表毕竟不是录音机,不可能只是机械地“背诵”工人的要求。集体维权一旦深入,只要工人不愿轻易屈服,就不得不加强组织。工人代表也好,谈判代表也好,积极分子也好,不管叫什么名字,都不得不承担起组织任务,否则罢工和谈判都坚持不下去。就算代表处处“遵纪守法”,向老板和政府不停地“释放善意”,只要他们不愿出卖工人,就难免被视作眼中钉。



罢工中工人的不同表现


上面说了,在罢工中,吴代表自始至终扮演了很积极的角色。最后一天,当准备去市府的大姐们,想把“那些人”(指躲开的代表们)骂出来的时候,组长们劝老吴不要跟着去。老吴说,在当时的情况下,自己虽然也担心(镇压),但是看到工友那么激动,感到自己有责任跟着大家一起去。后来在上访途中,一个制服警员指着老吴,高喊“快!就是他!”,紧接着一群“黑皮”就冲了过去。虽说那场面让工人很害怕,但刚刚还“骂人”的女工们这时却抢先围住了老吴,试图阻止警察抓人。


女工在集体行动时经常冲在前面,这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某厂男工提到集体行动中“女孩子”的表现时说:“我们跟政府部门冲突的时候,女孩子冲在最前面。去市里那天,打人、抓人的时候都是女人冲在最前面。我们都说,现在的男人都不如女人,还要靠女人去冲锋陷阵,让女人在那里和防暴队对峙。”


至今为止,珠三角的维权工人并没有打算同政府“斗”,但却多少做了挨打的准备。罢工时,女工往往冲在前面,希望多少缓冲一下国家暴力的程度。这种时候,男工呆在后面并不一定是“怕死”,而是工人集体本能地意识到:男工往前“冲”更容易挨打;一旦被打得七零八落,后面的抗争就更难坚持。


有个代表提到这次罢工中的女工时,觉得这些没文化的妇女除了爱冲动之外,没啥用。实际上,正是这些女工本能的“冲动”推动了罢工的发展。反倒是有些代表在罢工遇到波折时,立即往后缩了。


有人害怕,但是也有“不怕事”的顶上来。第一次谈判破裂后,一个男工主动出来做代表,他原来是厂里食堂的大师傅,很多工人都认识他。后来食堂外包,他被派到了包装部开机器。罢工开始后的一两天他没参与,但是看到谈判破裂后有代表退缩,他主动站了出来,要求做代表,还说“我不怕”。


还有一个中年男工,虽然不是代表,但是自始至终都很积极。每次集体行动都冲在前面。最后一天上访的路上,他因为站在队伍前面举横幅而被打了一顿,关押了一个多礼拜。放出来后,因为没人继续组织,他也没了主意,否则“要是有人组织,我还跟着干”。后来回忆起在罢工中的表现,他感觉“自己就像根棍子”,代表们指哪儿,他就打哪儿。


有积极的,自然也有不积极的。D厂罢工后,有些工人去找事做,不怎么参加大家的集体行动。对于积极的人来说,也有热情减退的时候。吴代表说,开始几天,每次开会代表们都来,后来就懈怠了,开会人都凑不齐。


政府的态度


政府的处置手法,最能表现它对罢工的态度,在老板坚决不让步的案例中,政府的所作所为充分的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总的来讲,政府在尽力压制工人,帮助老板省钱并顺利搬厂。有些案例中,对于“不知好歹”(有点习惯了近几年的加薪、补偿)的工人,政府使出了各种手段,包括拖延、推诿、欺骗、恐吓,以及诱使工人去仲裁、出动武力震慑等等。如果这样工人还不就范,政府就恼火了,瞬间露出几颗獠牙,咬工人两口;但也很会拿捏分寸,既不会让工人不痛不痒地越闹越长脸,也不会把工人打急了要拼命。


上文提到的某电子厂工人,他们才罢工守厂一天,就遭到暴打,而D厂工人闹了半个多月才被压了下去。某钣金厂的工人断断续续地从1月一直闹到8月,到市政府上访受挫后,回到厂里,在驻厂黑社会的恐吓下,“兵败如山倒”,被逼着签了离职协议。在不同的罢工之中,政府如何把握“最后出手”的时机?这个不得而知。但有一点要指出,政府不是专门为单个资本家服务的,它要站在整个统治秩序的高度,通盘考虑如何应对搬厂罢工潮,分出轻重缓急,避免手忙脚乱,四处出击。


D厂罢工后,先是一个穿警服的人前来恐吓工人,然后又派了另一个警察跟工人代表套近乎,两种手法都无效了,就开始拖延。劳动站和派出所每天都来厂里“巡视”,发现工人老老实实待在厂里,还对工人“理性维权”大大称赞,承诺一定帮工人解决问题。可是工人不傻,他们罢工不是为了坐在那里听政府的表扬,所以没人当回事,听多了还反感。


第一次谈判的下午,老板和政府显然是唱了一出双簧。老板不承认搬厂,政府也否认厂里有违法行为,而且他们可能算准了工人会冲出厂门,因为防暴警察几乎是立即赶到的。但是这第一次大规模动用警力还不算是动真格,只是把工人赶回厂里。工人并没有害怕,回到厂里,又把二老板堵在办公楼里将近两个小时。


第二次谈判时,劳动部门出具了书面承诺,同时要求工人放车。到了第三次谈判,老板却不再露面,政府的基层工作人员也对工人抱怨,说“你们的老板太赖了,我们早晚要把他赶走”。老板是不是连政府都骗了,这个不得而知。但是工人们知道,不管基层政府人员是否对老板不满,反正政府没有让老板回到谈判桌上;在利益问题上,政府始终是站在老板一边的。


国家是一个强大的整体,早就预备了一整套应对工人维权的手段。在2013年的搬厂罢工潮中,国家频频出手,一是压制工人诉求,等于让工人勒紧裤腰带,帮助老板渡过经济“寒冬”,二是国家要掌控局面,不允许个别老板随意处置劳资纠纷,更没打算放弃劳资之间最高仲裁者的地位。还有一点也很明显,在处置搬厂罢工潮的时候,国家机器实际上还没有发力,因为工人以“轻快”的心态投入罢工,组织水平、抵抗意志和经验都不足,国家还没有大肆镇压的必要,只需敷衍一下,忽悠一下,拖两下,打两下,再哄一下,也就都解决了。


结语


罢工结束后的D厂工人,状况如何?有的进了新厂,有的给小业主亲友打工,有的暂时回老家,有的玩了几个月都不急着找工作,有的尝试着自己做小生意。总之,现在工人没那么容易陷入绝境。毕竟好工作不好找,烂工作一大把,而且这些年来,工人家庭多少有些积蓄。


近几年,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一直在调整中,以便早日走出萧条。搬厂罢工潮,是珠三角工人对这一经济调整的本能反应。工潮延续了多年来“就事论事”的特点,事后也没有留下固定的组织形式。工人在罢工中的手段,比如堵路、集体上访,几乎都没有什么自觉的总结,更不要说有意识的改进了。


整体上,珠三角工人不怕罢工,有需要的话,也不怕突破法律,采取堵路、阻拦出货、集体上访等手段。这些手段,好用的话,工人就用;不好用的话,先暂时搁置起来。就算被打了,被抓了,工人也只是害怕一会,愤怒一阵,就过去了,谈不上被吓破了胆,也谈不上对老板的深仇大恨。


无论搬厂罢工,还是其他的劳资纠纷,工人都比过去更加在意自己的行为是否违法。但是工人行动起来,有时又并不把法律当作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只要他们觉得能达到维权目标,就敢想敢干。可以说,目前的工人处于“不愿违法,不怕违法”的矛盾心理中。这并不奇怪,单抠条文的话,20年来珠三角工人的无数罢工,一直在违反各种律条(破坏生产,损害财产,破坏公共秩序,寻衅滋事,等等)。只不过一直以来,国家并没有大规模地应用多如牛毛的镇压性条文罢了。至于网开一面的原因,无非是高度繁荣让老板和国家都以赚钱为第一要务,任何其他事都先搪塞一阵再说。


此外,对于混沌状态的劳资矛盾,如果一板一眼地开动镇压机器来压制懵懂的自发罢工,反而可能刺激工人,让局面复杂化。对此,政府心中有数。


经过了漫长的生存挣扎,珠三角的工人站稳了脚跟,比过去更有自信,也有了更高的生活追求。工人想得到更多,但老板比前几年更不愿让步。国家是全副武装的,时刻保护着资产阶级的全局利益,也还没打算把工人打击得不敢吭声。严酷的战斗尚未发生,在今后一段时间的集体抗争中,是否会涌现出一批从阶级的高度看待工人利益的积极分子?最敏锐的那部分工人,是否会产生学习如何对抗老板的需求?工人与代表是否会在集体行动中更紧密地结合起来?总之,珠三角工人能否向前再迈一步?还要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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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3-18 13:32:21 |显示全部楼层
完整内容请阅读工厂龙门阵《2013·搬厂·罢工》(https://news.laborinfocn.com/2013-banc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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