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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鹏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  关闭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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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6-2 04:24:35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远航一号 于 2023-6-2 05:42 编辑

井冈山卫士注:

从今天起,本帖将长期连载李晓鹏所著的《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一书。李晓鹏是中国民族主义学者中的一个异类,他并不拘泥于证明中华文明的优越性,而是很大程度上借用了阶级分析史观,阐述了中国历史上皇权——儒家士大夫——农民的关系。他颇有见地地提出了在某些具体历史条件下,皇权与农民之间存在较大共同利益的观点。同时,他对宋明理学的诸多批评,尤其是对于士大夫集团僭称道统残害黎民的行为也值得大家思考和借鉴。


过去本网曾经推荐过李晓鹏的《晚清六十年的革命与改良》一书(链接在此:http://www.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48615)。《[size=14.000001px]晚清
》一书格局宏大,堪称是当代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当然,李晓鹏并非马列主义者,许多观点未必正确,其对一带一路的吹捧可以反应一些民族主义者的“美好”愿望,其对“中央集权”的态度也反映着民族主义者澄清宇内的政治理想和其依附于资产阶级这一事实的冲突。李晓鹏所用史料也未必完全可信。尽管作者有时在不自觉地运用唯物史观,但是其对唯物史观的态度则十分暧昧。大家在阅读中需要自我辨别。有些插图难以获取,但是不影响阅读。

今天转载的是第三卷的后记,也是其历史观的简述,以后将按照行文顺序转载。

后记 论文明史观与战略史观

本卷从清军入关、中华核心文明遭遇外围野蛮文明入侵开始,到鸦片战争、中国遭遇西方

文明入侵结束,涉及的问题变得空前广泛和复杂。既有清军的屠杀南明的抗争,又有西方

的十字军东征和工业革命,还有雍正的改革和乾隆的文字狱,以及平定新疆、清查亏空、

中西贸易和战争等等。这些东西放到一本书里,看起来内容十分杂乱。这些内容之间,有

何内在的联系?讲这一段时期的中国历史,为什么要讲这些内容,而不是别的内容?选择

的这些史料的立场、方法、标准是什么?又以什么样的逻辑来安排它们的顺序和主次关

系?

这就需要从比较抽象的史观层面,统一予以论述。

本书所采用或试图构建的史观,主要是两个:文明史观与战略史观。前者是价值立场,后

者是方法框架。

(一)文明史观:一个价值立场

文明史观[1],也可以称为进步史观。本书认为:人类区别于其它物种以及非生物世界的 主要不同之处,就在于我们可以创造文明,也就是会基于主观意识驱动创造物质和精神财 富。而且,人类文明总体来讲处在不断进步之中。评判文明先进还是落后,是有标准的。

尽管我们对这个标准的认识还需要完善,在诸多方面还存在争议,但不同的文明一定有先

进和落后之分。总体来讲,先进的文明,可以创造更多有益于人类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

富,可以让人类获得更长的寿命、更大的自由和更多的主观幸福感,这个粗略的标准大方

向大体不会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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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明的定义和对文明进步与否的评判标准,是本书的“公设”。就好像欧几里得假设两个 点决定一条直线一样,不需要去检验它,它就是被假定为正确,是一切推理的前提和出发 点。这个公设或者说假定,跟纯客观的数学公理不同,它本质上是一种“立场”、一种价值 观。

如果有人不赞成这个“公设”,认为人类并不需要更长的寿命和自由,而是尽快去天堂享受 永生或者转世去过富贵生活,或者被人奴役比自由生活更幸福,或者不应该追求科技进步 而应该回到原始社会去生活,或者认为人是为了完成神赋予的某种使命才来到世间“赎 罪”、“受苦”的,那么我们就不与他争论了,他也没有必要来读这本书。

只有基于这样的立场,中华文明在人类历史中的地位,以及自身的演进逻辑,才能说得清

楚。

每个民族、每个文明,都有权利以自己的民族或文明为中心来撰写历史。中华民族、中华

文明的历史为什么特别值得骄傲和自豪?因为我们创造了同时期人类世界最先进的文明成

果。为什么讲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历史,要以中原政权直接管辖的范围为核心来讲,不

是民族歧视,不是大汉族主义,而是因为它是这一历史时期文明发展的中心、高地、领头

羊。

失去了文明进步的标准,有些大是大非的问题就会被混淆。比如,一向喜欢钻牛角尖的日 本学者闲来无事,搞出来了一个叫做“内亚史观”的东西。这种史观就是把亚洲内陆当成历 史的中心,中华核心区成了边缘区域。这种史观认为,内亚地区“武德”丰沛,不断出现武 力强大的民族——辽、金、蒙古、满洲等等——出来消灭周边一些国家,统一亚洲。这是 历史发展的主线。中原地区不过是被不断消灭的外围区域而已。按照这个思路来写历史, 人家也写了厚厚几大本。

在不以文明进步为标准的史观指导下,随便找一个地方,把它作为世界中心,来写人类历

史,都能编排出一大堆东西出来。犹太人还相信他们是天选民族,一切其它人类都比他们

低一等,人类文明就是围绕着他们转的。

书写中华文明的历史,不应该采用这么狭隘的视角。文明史观是一种可以普遍适用于整个

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观。中国人在古代历史中创造出最先进的文明,并非来自于什么天

选、神选,我们也不是天生就比别的民族更优秀,而是中国人民正好生活在这片适合农耕

文明发展的土地上,由于我们自身的艰苦奋斗,并受地缘地理因素等多方面的影响,这才

创造出来了更高的物质财富生产能力,创造出来了发达的政治文明和丰富的文化艺术成

果,让人数如此众多的中国人在古代世界可以享受相对而言最好最幸福的世俗生活。我们

因此而自豪,无可厚非。

基于这样的标准和立场,如果有另外一种文明,可以比中华文明创造出更高效的物质财富 生产能力,让人民可以享有更长的寿命、更自由更幸福的生活状态。那么,我们就要向他 们学习,随时准备改变自己身上一切不符合文明进步方向的东西。在处于落后状态的这段 历史时期内,我们也承认,中华文明就并不能代表人类文明发展的主线和主流——当然,

在落后的时期,我们的文明身上仍然会保持一些领先和进步的东西,这些东西也不能盲目

丢掉。

从明王朝灭亡到新中国建立的三百年左右的时间内,中华文明就处在落后状态。我们就不

能像之前一样,自认为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和高地。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在某些方面有所

创新和引领,但总体而言还落后于发达国家。总之,没有欧洲中心论,也没有汉族中心

论,谁的文明更先进,在主流历史叙事中谁就是中心,理直气壮、绝不心虚。这就是文明

史观。

基于这样的标准和立场,我们才能理直气壮的谴责和批判满清在征服中国和统治中国过程 中,给中华文明带来的巨大破坏,并深刻反思引发这一长达三百多年的悲剧背后的原因。 后金作为野蛮民族,在明王朝统治下,经常破坏国家大一统状态,到汉族地区劫掠财富和 人口,将很多汉族老百姓杀掉或变为自己的奴隶。这种野蛮行径必须遭到惩罚,明王朝必 须予以反击。以明宪宗和汪直为代表的人物,对后金采取“扫穴犁庭”式的主动反击行动, 是正义的、进步的。反之,后金入侵中原,屠杀人民,则是反动的、非正义的。这不是搞 双重标准,是一个标准,就是文明进步的标准,是看谁的做法更有利于更大多数的人类创 造更好的财富和过上更好生活的标准。一个野蛮民族入侵中华文明核心区并建立政权,是 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一大悲剧,是文明发展的严重倒退,它跟基于阶级革命的改朝换代完 全不可同日而语,也跟民族之间是否权利平等无关。

基于文明的视角,我们在近代来临之前,要讲述欧洲崛起的历史,而不是讲非洲、印度、 美洲的发展历史,是因为欧洲文明发展超过中国了,占据了世界文明发展的主流地位。而 我们观察欧洲崛起的历史过程,也并不是基于单一的国家发展来书写它的历史,而是把它 当成一个文明——一个完整的物质与精神产品生产体系来看待。

比如,如果只是按照国家的视角,中国和英国进行单独比较就是合理的;如果按照文明的

视角,就是不合理不公平的。中国既是一个国家,也是一个文明。而英国不同,它作为一

个国家,跟中国平级;作为一个文明,它跟中国就不平级,不能做平级比较。与中华文明

平级的,是基督教文明,或者西欧文明,只有把西欧国家和他们所控制的全部殖民地加起

来,才是一个跟中华文明同一层面的文明体系。从文明体系的视角,我们指出,西方殖民

宗主国经济的发达和人民的富裕,是建立在对殖民地人民的残酷剥削和掠夺基础上的。这

是一种和中华文明截然不同的发展模式。

在遭遇西方文明入侵的过程中,我们同样也只有从文明的视角出发才能全面的看问题。如

果只从国家的视角出发,这些战争就只是一个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跟中国古代的蛮族入

侵区别不大。如果从文明的视角来看,它一方面给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的破

坏,是非正义和反文明的;另一方面,跟传统的野蛮民族入侵战争不同,中方失败的原因

很大程度上在于文明方面的大幅度落后。因此,必须先驱逐野蛮文明对中华文明的统治,

同时学习先进文明的科学技术和人文思想意识形态,才可能赢得与西方文明竞争的胜利,

实现国家和民族的伟大复兴。

从文明的视角出发,我们就能把一些纠缠不清的民族、国家、宗教问题理清楚。反对落后 文明统治,不是搞民族歧视和民族分裂。中华文明第二圈层的蛮族融入中华文明,也不应 该被理解为“汉化”,而是现代化。

汉族既是一个民族,也是一个文明,或者说是先进文明的民族载体。少数民族学习汉族的

生产生活方式,甚至变成汉族的一部分,不是汉族融化了少数民族,而是少数民族自身的

文明程度因为和先进文明的交流而进步了。在此过程中,少数民族文化中有一些优秀进步

的东西,汉族也要学习。比如元明清时期,蒙古和满洲习俗反对民间殉葬、反对守寡、反

对女性缠小脚,就是比同时期的汉族更先进更文明的做法。

同样,中华文明学习其它先进文明,也不是民族自卑、不是卖国主义。抵抗西方殖民入

侵,也不是对抗先进文明、拒绝进步。西方的殖民入侵,是要将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而

不是宗主国。殖民地人民的生活状态和权利保护,连中国野蛮时期的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

人都不如。保护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捍卫中国人民生存发展的底线,才是我们抵抗

侵略的意义所在。学习先进文明,是为了让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向西方殖民宗主国看齐;

抵抗西方列强入侵,是为了不让中国人民生存状态向西方列强的殖民地看齐。二者并不矛

盾。

文明是有多样性的,对于不涉及人类基本的生存发展权利的文明成果,应该广泛的互相交

流学习借鉴、长期共存发展。和平与对话是文明发展的主流和方向。民族平等、信仰自由

都是先进文明应该表现出来的特征。但是,对多样性的包容不应该以破坏文明的进步为代

价,不能以牺牲人类基本的生存发展权利为代价。有些民族、有些宗教,存在严重践踏基

本人类权利的习俗或教义,是落后的、不受现代文明保护和宽容的。比如,有些宗教要求

妇女必须蒙面,有些宗教反对未成年人接受科技启蒙教育,有些民族还在采用古代的神判

法来审判刑事犯罪嫌疑人,有些民族的习惯法中强奸犯只要娶被强奸女性为妻就可以免于

惩罚,还有些人以民族的名义强制本民族人民信仰某一宗教,等等,这些东西,涉及到人

类的基本权利,必须理直气壮的以先进文明的名义废除之,绝不在宽容多元的范围内。文

明的多样性和文明的进步标准之间,是一个辩证统一的关系,多样性必须服从一些基本的

文明发展进步标准,发展进步必须以多元宽容为基本特征。以多元性否定进步性,或者以

进步性消灭多元性,都是错误的。

历史一再证明,先进的文明,对落后的文明过度宽容,最后只能被野蛮落后反噬其身。中

华文明复兴之际,我们既要理直气壮的呼吁文明之间的和平与交流,又要理直气壮和全世

界追求进步与发展的人士一起,推广科学与理性,反对愚昧和落后。对于反对文明进步潮

流的行为,要坚决予以抵制和谴责;对于严重践踏人类基本生存权利的行为,则应该联合

一切进步力量予以惩戒和打击。文明在任何时候都只是包容,而不是软弱和无底线。

文明史观与阶级史观并不矛盾,但也略有差异。文明进步的标准是大多数人类的幸福,而

在目前为止的各种社会中,经济上处于劣势的中下层阶级都占据了社会人口的绝大多数。

如果统治阶层腐化堕落,没有履行好促进广大人民生活状态不断提高的责任,甚至疯狂剥

夺人民创造的财富,导致民不聊生,那么,人民起来造反,推翻他们的统治,就是完全正

义正确的,符合文明进步的方向。在文明史观中,没有什么神仙上帝赋予任何人统治的特

权,也没有比大多数人类幸福更重要的宗教或准宗教教条。

但是,文明史观也主张更客观的看待富裕阶层对人类文明进步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比如,

古希腊的科学理论就是完全由一群有钱有闲的剥削阶级创造出来的。尽管这些人需要奴隶

的服务,需要殖民地人民提供的食物和衣服来生活,但奴隶和人民毕竟没有直接参与科学

研究和科学理论的创造。西方文明的基本发展模式,就是集中殖民地的财富供养一大批宗

主国的有闲阶级,创造出先进的科学技术和高效的产业。目前人类文明的相当一部分成果

都是这种模式创造出来的,我们对此不能视而不见,或者简单的予以否定。野蛮掠夺和文

明创造在已经发生的西方历史中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无法把它们割裂开来,只强调其中

一面都是片面的和错误的。当然,这个问题相当复杂,我们还需要对近现代文明发展的历

史做深入了解后才能就二者的关系得出更有说服力的结论。

(二)战略史观:一个分析框架

有了立场,我们还需要一个分析框架。研究历史,基本的原则是要实事求是,但仅有实事

求是的态度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历史上的事实太多了,而且史料也不完全等于事实。我们

选择什么、相信什么,都是很大的问题。

历史的发展,有人认为并没有什么内在逻辑,各种历史事件之间也没有什么必然的关联, 历史是碎片化的。这种观点,我们可以称之为“碎片史观”。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钱乘旦 举过一个例子,就是美国人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的《世界: 一部历史》。作者在前言中就 说,他这本书不要体系,也绝对没有任何体系。他试图把整个世界从古到今各个地方、各 种人群、所有文明、一切能够找得到的东西都写进书里。书写得非常精彩,也很耐看。但 素材都是信手拈来的,并未精心挑选;如果他碰巧拈到了另外一些素材,那他就一定会写 出另外一部历史了。读者看完了这本书,对世界历史的发展,脑子里仍然是一堆碎片。 [2]

还有一种史观,可以称之为“偶然事件史观”,也就是认为,历史是由一些偶然发生的特殊 事件改变的。

香港《联合早报》2017 年 8 月刊登过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的一篇短文,认为世界历史经 常是由一些突发事件造成的,那就是人类历史的关键时刻。为了证明这个观点,他引用奥 地利著名文学家茨威格的《人类星光灿烂时》中的几个故事。比如,1453 年君士坦丁堡 陷落,按照茨威格的说法,只是因为一个不引人注意的小城门碰巧没有上锁,于是土耳其 军队就从这个城门如同潮水一般涌进来,所以君士坦丁堡就陷落了。再比如,滑铁卢战 役,碰巧法军元帅格鲁希恪守成命,普军已经投入战斗,可是他就老老实实地按照命令留 在其他地方。拿破仑已经被打败了,格鲁希的军队还没上战场。还有就是十月革命,德军 参谋本部允许列宁过境返回俄国,以为把他送去后就能将沙俄摧毁,但没想到把德意志帝 国也摧毁了。弗格森说这些就是人类历史的关键时刻,一刹那就改变了整个历史的面貌。 [3]

另外一种史观,是我们批评得比较多的,叫“英雄史观”,也就是认为历史的发展是由少数 英雄人物决定的。这种史观,上中学历史课认真听过课的中国人都知道它是错误的。在历 史发展中,英雄人物确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他们必然只是一大群英雄或者说一个 集团在背后支持的结果。

受记忆力和理解能力所限,大多数人对历史的认识仅限于知道少数人物和故事,天生的容

易接受英雄史观或者偶然事件史观。就好像我们前边分析的工业革命,瓦特发明改良式蒸

汽机,背后是无数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上百年的积累推进。大部分人,学完中学历

史课,能记住工业革命的标志是瓦特发明蒸汽机就算不错了。瓦特这个人的出现,蒸汽机

被发明,背后长达数百年的科学技术和工艺水平的进步,无数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努

力,他们并不了解,也不感兴趣。

不管英雄史观还是随机事件史观,只需要专业人士稍微认真一点去考察,就很容易被推 翻。无论具体某个英雄人物还是偶然事件,都并不能大幅度的改写历史。当大的趋势已经 形成以后,某个人物不出现,就会有另外一个人物来代替他的作用;某个事件不发生,就 会有另外一个事件发生,以此推动历史按照既定的趋势向前发展。而且,一个英雄人物的 产生,背后也有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利益集团来培养他或支持他,他在很多情况下只是一个 代表符号,或者说是时代的产物。至于弗格森的短文,钱乘旦教授批评说,茨威格的书是 小说而非历史,以小说细节证明人类历史是由“星光灿烂”时刻决定的,那就更加站不住脚 了。

以上这些史观,可以统称为随机史观,也就是认为历史的发展并无规律可循,而是由一些

随机的因素影响或构成的,不管是无联系的碎片、偶然发生的事件、从天而降的英雄,它

们为什么会出现的都说不清楚,何时何地出现也全不可知,人类只能以随机的心态去看待

历史。

与随机史观相对应的,是宿命史观。也就是认为历史背后有一个神一样的力量在推动着它

前进,一切都是被决定的,人类无法改变。比如,基督教宣传的世界末日论,就是最典型

的宿命史观。一切宗教几乎都是宿命史观。佛教虽然不认为有神灵在主宰一切,但它认为

生命就是一遍又一遍的轮回,也是宿命史观。机械唯物论不认为有神灵存在,但它认为人

类社会将完全按照已经被发现的固定规律演进,最终达到一个被设计好的完美社会,没有

人能改变这个历史的进程和目标,因此也是一种宿命史观。

在随机史观中,历史没有意义;在宿命史观下,人类没有意义。

一个好的史观,或者说,一个正确的史观,应该介于随机和宿命之间。历史有它内在的发

展逻辑,但也会被一些不确定性所左右,人类在面对这些不确定性的时候如何主观应对,

将会对未来的历史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总之,就是既要让过去的历史有意义,给未来以启

迪,又不要束缚人类的头脑,给现在的和未来的人们留下创新探索的空间。

目前做的比较好的是辩证的唯物史观。不过,在基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唯物主义

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其现有分析框架我以为也还有可发展完善的空间。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现有分析框架的一个基本出发点。用它 来作为历史分析的基本框架,看起来还是很有说服力的。但长期以来,我个人对生产力这 个概念的理解,总感到有些困惑。什么是生产力呢?就是人类改造世界的客观物质力量, 也可以说是生产新的物质财富的能力。按照传统的说法,它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也就 是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也就是原材料)。但这个概念似乎是故意把劳动组织排除在外 了,而人类作为一个社会性动物,相对于其它物种,最厉害的地方之一,就是能够进行大 规模协作。采用何种形式进行协作,把劳动者组织起来,对生产能力的影响极大,说它是 决定性的也不为过。还有人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实际上,生产科技和生产组织形 式,是决定生产力水平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生产组织形式就算不是第一生产力,起码也 是第二生产力。在把生产组织形式排除出去之后,又把科学技术当成外生变量,生产力还 能剩下什么呢?几乎就是一个空壳了。

在这个框架中,生产组织形式之所以被故意排除在外,是因为它和“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这个结论矛盾。生产关系本身,就是最重要的生产组织形式。如果生产组织形式是生产力 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然后又讲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那就成了循环决定论。因此只能辩 证的讲,生产力不包括生产关系,而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 用。

在不违反物质决定意识这个最基本唯物主义原理的前提下。如果把生产力当成一个纯客观 的物质力量,说它决定生产关系,是没有问题的。但这样一来,作为主观意识的劳动者也 应该被排除在外,这样生产力就只剩下了工具和原材料了。如果生产力不是纯客观的物质 力量,那么劳动者的体力和脑力,就可以包括进来,但同时也就应该把生产组织者的体力 和脑力包含进来,也就应该把生产组织形式,也即劳动者和生产组织者的关系包含进来。 这样,生产力的概念本身,就将包含生产关系的概念。这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个论 断中隐含的一个内在矛盾。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句话,看起来是纯粹的客观,但在生产力的定义中,其实已经包 含了明确的价值立场,或隐含的假设前提,就是一切财富都是一线劳动者创造的,与生产 组织者无关。没有这个价值立场,这句话就很难实现逻辑自洽。然而最基本的社会常识告 诉我们,这个假设前提是有缺陷的。生产组织者在生产过程和财富创造中显然扮演着极为 重要的作用。

在不考虑科学技术这个纯客观变量之后,显然,是生产关系决定生产能力,而不是生产能

力决定生产关系。同样的劳动能力、劳动工具和原材料的投入,不同的组织形式所导致的

产出变化是天差地别的。面对大洪水,犹太人选择躲进诺亚方舟,中国人选择组织起来治

理江河,同样的体力、同样的工具,处理同样的外部问题,用不同的模式去对待,结果就

完全不一样。在生产过程中,在科技水平一定的情况下,生产集团能否组建一个团结奋

进、分工分配合理的组织,对社会的最终产出能力具有决定意义,其导致的差别就跟大禹

治水和诺亚方舟的差别一样大,我想这是显而易见的一个事实。

这样,我们就对生产力这个概念进行分解。把纯客观的科学技术从生产力中分解做出,把 生产的主体或者说生产中的主观因素——劳动者和生产组织者以及他们的关系也从生产力

中分出来,放进“生产组织”这个概念里边,而把生产能力当成一个最后的结果。按照以上 概念,重组一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逻辑,更准确严谨、更符合社会客观情况且不违 反基本唯物主义原理的表达应该是“科学技术水平决定生产组织形式,科技水平和生产组 织形式共同决定生产能力”。

在农耕技术条件下,生产组织可以是自耕农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也可以是地主加雇农的

生产模式。在政府公共服务搞得比较好的地方,政府可以组织农民联合起来修建水利设

施、公用生产工具,自耕农这种生产组织形式可能更高效;在政府组织能力较差的地方,

由地主来控制土地剩余,然后投入修建公共设施,再把土地租给雇农生产,这种组织形式

就可能比自耕农分散耕作更高效。两种生产组织形式都可以有,但不可能跳出技术水平的

上限去搞工业生产。科学技术水平限定了生产组织形式的选择空间,技术和生产组织共同

决定了农耕社会的最终生产能力。

动态的来看,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组织者,可能腐化堕落;地主也可能对雇农过度剥削,

这可以视为生产组织形态内部的分配机制遭到了破坏,那就会破坏产生能力,让社会产出

效率低下,甚至导致革命,让生产组织崩溃。在崩溃的过程中,生产能力将急剧降低。只

有革命结束,重建新的生产组织形式,生产能力才会恢复;如果革命是进步且成功的,建

立了更先进高效的生产组织形式,生产能力将会得到更大的解放,发展到更高的层次。在

整个过程中,只需要把科技水平作为独立变量拿出来,剩下的部分,显然是生产组织关系

决定着生产能力。

我们得到这样一个简单的关系图:

图一:人类生产能力组织示意图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句话。我们在第二卷的后记以及最后几节中 已经指出过,在生产关系中占据优势地位的阶级,有的时候可以决定政治决策,但并不总 是如此。当政府权力在资源分配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是官僚阶层去控制生产组织者, 而不是生产组织者来控制官僚集团。中国古代的帝国政治,就是典型的官僚集团控制地主 和工商业资产阶级,而不是地主和工商业资产阶级控制官僚集团。

那么,官僚集团的权力从哪里来?他们的权力来自于皇帝的授权。整个政府组织的权威和

合法性,都来自于皇帝制度。皇帝的权威又从哪里来?君权来自军权,是我们在前三卷中

反复指出的。帝国的开创者,都是掌握了最强军事暴力的人物。朱元璋用底层革命产生的

军队当了皇帝,清王朝用满洲民族军队夺取皇权,秦始皇用秦国军队统一六国。政府都是

在暴力支持下产生的。在掌握最强暴力之后,再建立政府,然后依靠继续掌握暴力和提供

公共服务来维持政府。这是国家发展的基本逻辑。

中华帝国制度,有两大形成根源,一个是以大禹治水为代表的公共生产组织需要,包括治

理黄河、救济灾害、修建公共工程等等,越是艰难困苦的生产环境,越是需要有绝对权威

的组织者;一个是跟战争相关的,就是组织军队抵抗野蛮民族入侵,捍卫中华农耕文明。

实际上,这个过程带有普遍意义。政府的存在,来源于两个方向的需求:组织生产与组织

暴力。

上层建筑并不是单一的由经济基础决定,它同时还要由暴力基础决定。或者说,上层建筑

是由生产组织和暴力组织共同决定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前三卷的分析中国古代政治体

制的时候,将文武制衡关系作为的一个主要脉络。在古代,文臣主要代表生产组织在国家

中的地位,武将代表暴力组织在国家中的地位。战乱的时候,武将地位高;大一统时间久

了以后,文官的地位就会上升。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很多人想到:暴力难道不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吗?军队不是需要后勤

吗?军官们难道不是地主或资产阶级的代表吗?

这些问题,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军人当然也要吃饭喝水,军队没有物质基础无法存在,

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并不足以推出一个集团所掌握的破坏能力、暴力水平由经济基

础决定。暴力组织相对于生产组织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如果认为经济基础决定军事实力,

那么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明王朝会被满清所灭亡。因为明王朝的科技水平更先进、生产

能力更强、生产组织形式也更先进。如果经济基础决定军队力量,那么无论怎么看清军都

打不过明军。

尽管大多数情况下,经济基础比较强的一方会具有更强的军事实力,但一旦这个规律被打

破,它就会改变历史的走向,扭转国家乃至文明的命运。我们不能说,经济基础决定军事

实力这个规律在百分之九十九的情况下都有效,所以它就是正确的。因为人类历史上最重

要的大转折大变革,都是在经济基础和军事实力出现矛盾的时候发生的。当经济实力弱的

一方可以组织起更强军事力量的时候,历史就会立刻被改写,大国命运和文明前景都会发

生深刻变化。从根本上看,尽管只有极低的发生概率,但说军事能力决定经济基础反而更

靠谱一些。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都是一群穷的要死的人组织起来,推翻一个了人力物力超过他们

成千上万倍的政权,从而扭转了王朝腐败堕落的趋势,为国家精英阶层重新注入活力,让

国家重新走进上升通道。

中国古代历史上成功的外敌入侵,也都是控制的人口、资源大大少于中原政权,生产组织

水平大大落后于中原文明的野蛮民族,依靠更高效的军事组织取得的成功。

十字军东征,也是在生产能力、科技水平、生产组织形式上都落后于伊斯兰世界的基督教

世界,通过更强的军事暴力强行夺走了阿拉伯人创造的文明成果,为基督教文明的崛起奠

定了基础。

这些人类发展历史上最关键最重要的时刻,都是军事力量决定了历史发展的走向,从而决

定了政权组织和生产能力的后续发展。

如果一个理论,只能解释正常情况下的历史发展趋势,而无法解释以上这些扭转国家、文

明乃至人类命运的大事件,那么它一定是不完善的、需要改进的。

那么,军事力量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尤其是,这些转折关头的军事力量是由什么决定的

呢?

不是经济基础,也不是科技水平。经济基础和科技水平都和军事力量有极大的关系,但都

不是决定性的。人类历史的大转折都是经济基础差、科技水平也差的一方在战争中取得胜

利之后发生的。

通过对整个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观察,可以发现,军事力量的强弱主要由意识形态决

定。也就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中一再强调的: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不是武器,是人。人

脑子里边装着什么东西,最终决定着军事力量对决的胜负。

当然,这种决定不是百分之百的决定,其它因素不管是科技还是经济,都有很大的影响。

准确的说,意识形态是决定战争胜负的第一要素,或者说其作为影响因子的权重占了第一

名。科技水平可能是第二,经济实力是第三这样子。当科技水平的差距实在是太大的时

候,意识形态仅有较小优势的一方也无法取得战争胜利。

不同的意识形态决定了不同的军事组织形式,以及这种组织形式能否高效运作。满清的意

识形态是煽动民族仇恨和掠夺,采取的是军民合一的部落化军事组织形式,也就是八旗制

度,虽然野蛮,却十分有效。中华帝国的意识形态是基于君权神授的国家和民族意识,采

取的是皇权专制加耕战合一的军事制度。清王朝后期,为了镇压农民起义,曾国藩采取宗

族理学意识形态组织军队,所有军官就都是地方士绅,然后在本地招募农民组成军队。毛

泽东对旧式军队进行改造,就把党支部设在连上,还在军队设置政委和士兵委员会,加强

意识形态管理和发挥士兵民主意识。欧洲在近代民族国家形成之前,国王们依靠商人的资

金,采用雇佣军的形式来组织战争;在民族国家形成之后,民族意识成为可靠的意识形

态,这些国家就纷纷放弃雇佣军,改为义务兵役制,将本国公民组织起来作战,战斗力也

因此大幅度提高。

一个意识形态建设薄弱的军队,战斗力就会遭到严重的削弱。比较典型的就是中华帝国后

期因为阶级压迫和军队内部腐化而丧失理想信念的军队,特别是鸦片战争时期的清军绿

营。当士兵们不知道为何而战的时候,不愿意为统治者卖命的时候,军队就会变得毫无战

斗力。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在前边说,鸦片战争清方惨败的原因既不在武器水平的差异,也

不在将领和官员们的抵抗意志,而在士兵。

同样是出身底层的中国士兵,在清王朝忠君理学和民族歧视的意识形态下,一看到英军的

炮火就会一哄而散;在毛泽东思想的意识形态指引下,就敢孤身面对美军的坦克群,主动

冲进英军阵地俘虏敌人。

更极端的情况是,当政府军的士兵们被反政府的意识形态所掌握,不认可现行统治合法性

的时候,就会发生兵变。比如辛亥革命时期新军的叛乱。清王朝花了大价钱训练新式军

队,最后不过是给自己培养了一批掘墓人。这样,即便反动的统治者看似掌握着极为先进

的武器,一旦他们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失败,这些武器不仅不能保护他们,反而可能变成

推翻他们的有力工具。因此,不论武器水平多么悬殊,底层革命总是有机会取得成功。

我们参考“科学技术水平决定生产组织形式,科技水平与生产组织共同决定生产能力”的模 式,来画一个军事战斗力的因果关系传导图。

图二:人类破坏能力组织示意图

这张图的意思也跟生产能力那个一样:“意识形态决定暴力组织形式,意识形态和暴力组 织形式决定破坏能力”。其中,这里的暴力组织形式,不仅包括静态的组织结构,还包括 动态的战略战术。比如,有坚强意识形态支持的军队就比较容易分散作战,采用巷战或游 击战等方式可以得心应手,因为单个或少数士兵在没有外部监督的情况下也可以坚持完成 战斗任务;而没有坚强意识形态支持的军队往往只能集中作战,一旦分散,就很容易出现 士兵溃逃。清军在西北平原地区搞大兵团作战就比较有战斗力,在沿海作战,没有八期兵 监督的绿营士兵很容易就变成一盘散沙,决定了它只能采取躲在堡垒后边放炮的战术,一 旦失去堡垒就会立刻溃败。

一个国家或者说一个文明,它所具备的力量,是“生产能力+破坏能力”的总和。破坏能力 代表了“力量的暗面”,可以用来抵抗外敌入侵,也可以用来侵略他国,还可以用来镇压内 部分裂和叛乱。

我们再回到前面分析过的那句话:上层建筑并不是仅仅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它是由生产组

织和暴力组织共同决定的。我们也可以说:政府的本质,是协调生产组织和暴力组织的机

构,它同时提供基于生产能力的公共服务和基于破坏能力(暴力)的公共服务。生产性的

公共服务包括修建各种公共基础设施、调控宏观经济等等,基于破坏力的公共服务就是国

防、治安等等。

政府以暴力为后盾,强制从生产活动中获得税收,用于支持军队等各种公共服务;又以税

收为支撑,对军队加以制约和控制。但是,从根本上讲,经济资源对军队只有制约性,没

有控制力。

政府并不能控制军队,只有意识形态才能控制军队。

在军队的力量面前,政府根本就不堪一击,一个几十人的军事小组就能冲进中央政府将所

有官员干掉或者逮捕。军队之所以会服从政府,是因为军人们认可某种意识形态。因此,

在政府组织中,需要有一个高于行政机构的意识形态象征。在古代,这种象征一般会是有

具体形象的个人,比如皇帝,或者领袖人物;现代,则是一套体制机制,包括党派或者党

派控制的立法机构,及其制定的宪法框架。中国一直强调党指挥枪,也就是坚持意识形态

领导军队的意思。党在本质上是一个意识形态组织。

我们把生产和破坏能力两个图合在一起,就得到一个更完整的框架。

图三:人类文明的核心分析框架示意图

图中的虚线是指的意识形态和科学技术对其它方面也有重要影响,表示上层建筑也深刻影

响着生产能力和破坏能力,但实线则表示其主要影响或决定的方向。

意识形态会影响生产组织,但不是决定性的。在生产过程中,如果被压迫和剥削的人民学

习了马克思主义,就会懂得联合起来斗争;如果他们被宗教观念洗脑,就可能放弃斗争,

彻底的逆来顺受。公司管理中,员工如果认可公司的价值观和发展愿景,工作的积极性主

动性也会得到提高。但是,生产组织主要还是经济利益驱动。这种驱动力来自于人的本

能。干活领工资、买东西给钱这些经济活动不需要特别的意识形态支撑,它们会在不受暴

力干扰的情况下自发出现和运转。意识形态在生产组织中并不发挥决定性作用。

相反,在暴力组织中,要说服人去牺牲自己的生命,就很难用经济回报来实现。为了个人 经济利益战斗的军队一般战斗力很差,只有能让人相信某种抽象的价值——比如国家民族 尊严、阶级解放等等——比个体生命更重要,才能有效的组织起军队投入战斗。

尽管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都同时对生产和暴力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其主要决定方向还是

有重大区别的。

在这个框架中,暴力组织不一定是为在生产中居于优势地位的阶级服务的。暴力组织和生

产组织都具有自己的独立性。暴力组织和生产组织各自独立的影响着上层建筑。

我们也可以说,一个国家或文明的上层建筑,是由它所处的自然环境、它所具备的资源禀

赋,它所掌握的科技水平以及其人民所信仰的意识形态共同决定的。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句话体现的道理,只能解释这张图的左边部分,而忽略了它的 右边部分。

正是因为一个国家、民族或者文明,所掌握的暴力水平,是相对独立于科技水平、生产组

织和生产能力水平的,人类历史的发展,才会如此一波三折、风云变幻。

驱动人类文明发展的微观因素是人类的智力、体力和本能,而驱动文明发展的宏观因素核

心就是两个: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当然,文明发展还会受到自然环境和资源禀赋的影

响,这是一个外部基础。

一个国家或文明的力量,主要也就包括两个:生产力和破坏力。它通过国际贸易和地缘政

治关系与其他国家或文明发生关系,包括交流和竞争。

不同国家或文明之间的关系可以表示为:

图四:不同国家、民族或文明的交流与竞争示意图

图四中的贸易是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也包括资金往来。至于文化交流或技术交 流,本质就是意识形态和科学技术通过贸易、外交、战争来输出和输入,它们是依托于贸 易、外交和战争的。留学旅游等等都是服务贸易的范围。战争也是文化和技术交流的一种 方式。十字军东征对西欧国家而言,就堪称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技术交流”和“文化交 流”。

图三和图四实际就是《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的分析框架,或者说分析史观。

这个史观我们给它起个名字,叫做战略史观。因为它是从战略的视角来看待人类文明的发

展、以及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和竞争。它显然不是随机性的历史观,它认为科学技术和意

识形态是文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也是文明之间交流竞争的力量源泉;同时,它也不是宿

命论的,不管是科学技术还是意识形态,都是人类主观创造的,也可以因为人类的主观努

力而改变。

总体而言,它是战略性的。

战略史观不赞同英雄史观,少数天才并不能单独改变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但是,如果一定

数量的人团结起乱来,共同努力和奋斗,与一定的历史条件相结合,就可能改变甚至扭转

历史的走向,让文明从倒退变为进步,或者从进步变为倒退。个人的理想主义式的拼搏或

牺牲对历史发展而言不会是决定性的,但也不会是无意义的。如果个人是分子,人类文明

是分母,那么历史就是一个分母比分子大得多的分式,但分子并不是无穷小、分母也不是

无穷大。

与文明史观不同,战略史观本身不带有价值判断,是一个纯粹的分析型史观。在这个框架

内,野蛮可以战胜文明、反动阶级可以镇压进步阶级,军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可能压过民族

自立的意识形态,人类文明可能进步也可能倒退。但是,它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人民革命

可以推翻专制政权,民族革命可以战胜殖民列强。

文明史观是价值立场,战略史观是分析框架。坚持文明进步的立场标准,以战略分析的眼

光去看待历史。理解了这个,我们再回头来看本书对史料的选择、分析和评价,也就一目

了然了。

传统意义上的唯物史观也是战略性的,我们的战略史观本身也是基于唯物主义的,也可以 叫做加强版的唯物史观。具体名字倒无所谓,双方的关键区别在于如何看待经济基础决定 论。正如我们前面指出的那样,经济基础决定论只能解释人类历史的一部分重大事件,而 不能解释全部重大事件,它只在一定条件下——也就是暴力水平和生产能力一致的时候— —是有效的。当暴力水平与生产能力不一致的时候,人类历史就到了大转折的关头,新的 文明将会崛起,旧的文明将会衰落甚至毁灭。这样的大转折,是经济基础决定论所不能解 释的,而且是直接与之矛盾的。

本卷书的第五章,较为系统的解释了西方崛起的过程和工业革命爆发的原因。有些细心的

读者显然已经注意到了,本书的解释脉络跟传统的基于经济决定论的解释模式存在重大差

别。经济基础决定论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看得极为重要,而忽视了科学技术和意识

形态这两个核心驱动力,也因此忽视了独立于生产能力的暴力在文明崛起中的重大作用。

这样,经济基础决定论就自然的去强调,英国发生了圈地运动、欧洲出现了工场手工业这

些纯粹生产组织的内容,认为这些事情,是驱动工业革命发生的根本性原因。受此思想影

响的其它观点还包括,公司制度的出现或信贷扩张是工业革命发生的主要原因、全球市场

的需求拉动是工业革命的主要原因等等。

本书则并未把这些东西当成重点,尽管在总的工业革命路径图中,这些全都被视为工业革 命发生的原因之一。但它们跟王权专制制度一样,主要还是欧洲在“补课”,不算是欧洲超 越中国等其他文明的创新。

在战略史观分析框架中,欧洲崛起最先是由意识形态驱动的,也就是驱动十字军东征的 “基督教文明共同体意识”。十多万人在共同意识的驱动下前往东方(还有西方的伊比利亚 半岛)拼死作战,以独立于生产力水平的暴力击退了伊斯兰世界的进攻,又正好赶上伊斯 兰世界分裂衰落的历史机遇,从战争中得到了阿拉伯文明积累的科学技术知识和反宗教的 理性意识形态。我们在介绍十字军东征的时候说“一切文明的崛起,最先都是从基于共同 意识的牺牲开始的。”这句话不是煽情,而是从战略史观的分析框架中推理出来的严肃史 学结论。中国近代的复兴崛起,从落后挨打积贫积弱到主权独立经济腾飞,不也是最先从 基于共同意识的牺牲开始的吗?南宋亡于蒙元以后,明朝的建立和复兴,不也是从基于共 同意识的牺牲开始的吗?“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古希腊科学理论和其它文明的科技成就传入欧洲以后,才点燃了文艺复兴之火。航海技术

的进步,推动了全球海洋殖民网络的形成,全球市场的出现本质上是技术驱动的,而不是

商业创新驱动的。诸如工场手工业这种东西,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了,汉朝时候汉武帝之

前的私营冶铁工场就有几百人的规模了。明朝中后期,在纺织业、冶金业和榨油等食品产

业中,都很早就有了较大规模的雇佣制手工工场。一个景德镇就聚集外来务工人员数万

人。所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就是雇佣工人来干活吗,有什么特别稀奇神秘的呢?这种

生产方式,汉、唐、宋、明都有,它是城镇经济和手工业经济繁荣之后的必然产物。欧洲

中世纪太落后,没有出现过城镇和手工业经济的繁荣,所以欧洲的思想家们觉得稀奇,对

此大谈特谈。中国没有爆发工业革命是因为中国的有钱人想不到雇人干活儿?想不到钱多

了可以拿去放高利贷?不可能的。

中国古代的大一统王朝,很早就建立了大一统市场,实现了市场经济的高度繁荣。世界上

最早的纸币、完善的金融网络、庞大的市场、手工业雇佣关系,全都有,但为什么爆发不

了工业革命?有人就开始拿虚无缥缈文明基因说事儿。

中国古代没有爆发工业革命的直接原因,主要还是科技水平没有发展到位。

我们在第五章详细的回顾了瓦特发明改良蒸汽机的过程。从发现空气的存在,到在实验室

中算出大气压力,到发明活塞,到写出波义尔定律,到发现比热容公式,到造出蒸汽机模

型,到冶金铸铁技术成熟,到金属加工切削的镗床被发明出来。欧洲人用了两百多年才走

完这个过程。而他们这两百年的路程,是建立在从东方得到了人类古文明的几乎全部科技

成就的基础上的:航海技术、造纸术、印刷术、农耕技术、抽象科学的理论框架等等。这

些东西,靠工场手工业和信贷扩张,是搞不定的。科学技术有独立于经济需求的发展规

律。科技往生产过程转化固然重要,科技本身的发展水平更重要。

某些社会制度可以刺激技术进步,但技术进步最核心的动力,还是的人类好奇心。科学技

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通过一代一代科学家的传承,在按照自己内在的规律进步着。单就

生产组织与科学技术的关系来看,科学技术是原初动力,生产组织以及围绕生产组织形成

的诸多经济制度只是反作用力。

文科生要想代替理科生来推动历史进步,那是很难的。

工业革命是人类文明的伟大飞跃,人类经过几千年的农耕时代,几千年的技术积累,才发

展进入工业时代。中国在农耕时代经济最繁荣、技术最先进,但在人类古代文明积累到快

要爆发工业革命的时候,掉队了,特别是在古希腊抽象科学理论刚刚传入的时候,就被北

方蛮族给灭了。所以,近代落后了,这不是很正常嘛,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认真学

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我们很快就能追上来了。

不受暴力活动干涉的纯粹生产过程——包括科学技术改进和市场经济活动,是人类社会的 共性特征,是超越东西方文明差异的。科学由好奇心驱使,市场经济由物质利益驱使,都 直接来自于人类本能。在没有破坏力参与的情况下,科技水平会不断进步,生产分工、商 品交易、雇佣关系都会自发的形成,企业家精神和劳动者创新会自然涌现,生产组织形式 会不断得到改进。在这些方面,东西方文明没有区别。

中断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因素是一定意识形态控制下的暴力行为,包括上层阶级依靠国家暴

力支持剥夺中下层、获得超过其贡献的财富,也包括强大的外敌入侵,还包括西欧中世纪

在基督教这种反科学意识形态统治下对科学和商业活动的限制打击。正义的底层革命或民

族革命则是以暴力中断非正义暴力的运用,让生产发展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而促进生产

能力跳跃式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科学创造,比如古希腊科学思想传入欧洲,以及牛顿力学、

麦克斯韦方程、爱因斯提相对论的诞生等。

中国古代的大一统会促进技术进步和市场经济的繁荣,雇佣生产关系和货币借贷会自然而

然的发生发展;欧洲在其世俗化民族国家形成发展过程中,也伴随着工商业的繁荣,在这

方面东西方文明并无重大差别。导致近代东西方大分流的核心原因主要是两个,一个是中

国的发展被暴力打断了,一个是欧洲获得了古希腊人创造的抽象科学理论体系并由此引发

了近代科学革命。

除了这两个最重要的差异以外,推动工业革命的另一个重要动力是基于民族国家和海权国

家意识形态的对外战争。欧洲在工业革命之前,消费品的生产能力并不怎么样,它自身工

场手工业的那点能量根本不可能让欧洲超过中国、印度、奥斯曼土耳其率先爆发工业革

命。在生产能力方面,重要的还是战争带动的军事产业,以及通过战争掠夺而来的财富资

本。战争带来的资本和战争推动的技术进步,是工业革命爆发原因中仅次于科技进步的重

要原因,比圈地运动和工场手工业的出现重要的多。

从战略史观的角度来看,中国近代失败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发展出来工场手 工业,不是因为中国的有钱人想不到雇佣工人来干活和开银行挣钱——也就是所谓的没有 资本主义萌芽——这些东西中国古代全有。主要原因是由于理学意识形态的僵化和统治阶 级腐化的双重影响,导致我们的军队战斗力崩溃,在生产力水平远远超过满洲和欧洲的情 况下,在陆地战场上,失败于野蛮民族;在海洋战场上,放弃了对外扩张。失败于野蛮民 族,经济基础被摧毁、意识形态倒退;放弃对外扩张,没能彻底引进消化抽象科学理论体 系,没有发展起来基于海洋航行和战争的军事产业体系,这才是真正的原因。

图五 战略史观下中华文明近代衰落的主要原因示意图

从战略史观的角度来看,中国要从近代落后挨打的境地下重新崛起,首先应该干什么呢?

是学习西方发展工场手工业,建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都不是。首先是要在战场上打败西

方侵略者,要在生产能力落后、生产方式落后,武器水平也落后的情况下,通过建立新的

意识形态来指导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军事组织,将中国人民团结起来,突破经济基础的制约

掌握更强的暴力来获得国家独立。这个新的意识形态,就是毛泽东思想;这场战争,就是

中国革命和朝鲜战争。

第二步,也不是发展工场手工业,而是赶紧建立自己的科研体系、军事工业体系和重工业

体系。还有就是利用暴力夺取的国家政权,清算近代腐朽的统治阶级、清算理学思想意识

形态,进一步巩固军事胜利的成果。

第三步,在暴力问题和基础科学底子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以后,再让生产活动回到自然状 态——搞市场经济,发展一般消费品的生产能力。在此过程中,不忘武备,不忘基础科 研。

欧洲崛起的历史,就是这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中国要崛起,也得这么来。这是战略史观

下,文明崛起的一般规律。

[img=468,1]blob:http://www.redchinacn.net/6b56e498-5df6-4cae-a9d4-05b0fab5a8ae[/img]

[1]文明史观最初产生于启蒙运动时期,是西方史学研究中影响力颇大的一个派别。20 世 纪上半叶,有汤因比、斯宾格勒为代表的历史学家也用这个史观来解读历史。其基本观念 与本书的历史观有很多相通的地方。但本书关于文明史观的阐述完全出自作者对文明和进 步的理解,与西方文明史观无直接联系,在写作本部分内容的过程中也没有参考西方文明 史观的专业文献。

[2]钱乘旦,《历史学研究离不开“体系”》,观察者网专栏 [3]钱乘旦,《充满推理、想象的历史学还算历史学吗?》,观察者网专栏

od=view&aid=48615)。《晚清》一书格局宏大,堪称是当代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当然,李晓鹏并非马列主义者,许多观点未必成熟。其所用史料也未必完全可信。大家在阅读中需要自我辨别。

今天给大家转载的是《从缓和文明》

后记 论文明史观与战略史观

本卷从清军入关、中华核心文明遭遇外围野蛮文明入侵开始,到鸦片战争、中国遭遇西方

文明入侵结束,涉及的问题变得空前广泛和复杂。既有清军的屠杀南明的抗争,又有西方

的十字军东征和工业革命,还有雍正的改革和乾隆的文字狱,以及平定新疆、清查亏空、

中西贸易和战争等等。这些东西放到一本书里,看起来内容十分杂乱。这些内容之间,有

何内在的联系?讲这一段时期的中国历史,为什么要讲这些内容,而不是别的内容?选择

的这些史料的立场、方法、标准是什么?又以什么样的逻辑来安排它们的顺序和主次关

系?

这就需要从比较抽象的史观层面,统一予以论述。

本书所采用或试图构建的史观,主要是两个:文明史观与战略史观。前者是价值立场,后

者是方法框架。

(一)文明史观:一个价值立场

文明史观[1],也可以称为进步史观。本书认为:人类区别于其它物种以及非生物世界的 主要不同之处,就在于我们可以创造文明,也就是会基于主观意识驱动创造物质和精神财 富。而且,人类文明总体来讲处在不断进步之中。评判文明先进还是落后,是有标准的。

尽管我们对这个标准的认识还需要完善,在诸多方面还存在争议,但不同的文明一定有先

进和落后之分。总体来讲,先进的文明,可以创造更多有益于人类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

富,可以让人类获得更长的寿命、更大的自由和更多的主观幸福感,这个粗略的标准大方

向大体不会错。

对文明的定义和对文明进步与否的评判标准,是本书的“公设”。就好像欧几里得假设两个 点决定一条直线一样,不需要去检验它,它就是被假定为正确,是一切推理的前提和出发 点。这个公设或者说假定,跟纯客观的数学公理不同,它本质上是一种“立场”、一种价值 观。

如果有人不赞成这个“公设”,认为人类并不需要更长的寿命和自由,而是尽快去天堂享受 永生或者转世去过富贵生活,或者被人奴役比自由生活更幸福,或者不应该追求科技进步 而应该回到原始社会去生活,或者认为人是为了完成神赋予的某种使命才来到世间“赎罪”、“受苦”的,那么我们就不与他争论了,他也没有必要来读这本书。

只有基于这样的立场,中华文明在人类历史中的地位,以及自身的演进逻辑,才能说得清

楚。

每个民族、每个文明,都有权利以自己的民族或文明为中心来撰写历史。中华民族、中华

文明的历史为什么特别值得骄傲和自豪?因为我们创造了同时期人类世界最先进的文明成

果。为什么讲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历史,要以中原政权直接管辖的范围为核心来讲,不

是民族歧视,不是大汉族主义,而是因为它是这一历史时期文明发展的中心、高地、领头

羊。

失去了文明进步的标准,有些大是大非的问题就会被混淆。比如,一向喜欢钻牛角尖的日 本学者闲来无事,搞出来了一个叫做“内亚史观”的东西。这种史观就是把亚洲内陆当成历 史的中心,中华核心区成了边缘区域。这种史观认为,内亚地区“武德”丰沛,不断出现武 力强大的民族——辽、金、蒙古、满洲等等——出来消灭周边一些国家,统一亚洲。这是 历史发展的主线。中原地区不过是被不断消灭的外围区域而已。按照这个思路来写历史, 人家也写了厚厚几大本。

在不以文明进步为标准的史观指导下,随便找一个地方,把它作为世界中心,来写人类历

史,都能编排出一大堆东西出来。犹太人还相信他们是天选民族,一切其它人类都比他们

低一等,人类文明就是围绕着他们转的。

书写中华文明的历史,不应该采用这么狭隘的视角。文明史观是一种可以普遍适用于整个

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观。中国人在古代历史中创造出最先进的文明,并非来自于什么天

选、神选,我们也不是天生就比别的民族更优秀,而是中国人民正好生活在这片适合农耕

文明发展的土地上,由于我们自身的艰苦奋斗,并受地缘地理因素等多方面的影响,这才

创造出来了更高的物质财富生产能力,创造出来了发达的政治文明和丰富的文化艺术成

果,让人数如此众多的中国人在古代世界可以享受相对而言最好最幸福的世俗生活。我们

因此而自豪,无可厚非。

基于这样的标准和立场,如果有另外一种文明,可以比中华文明创造出更高效的物质财富 生产能力,让人民可以享有更长的寿命、更自由更幸福的生活状态。那么,我们就要向他 们学习,随时准备改变自己身上一切不符合文明进步方向的东西。在处于落后状态的这段 历史时期内,我们也承认,中华文明就并不能代表人类文明发展的主线和主流——当然,

在落后的时期,我们的文明身上仍然会保持一些领先和进步的东西,这些东西也不能盲目

丢掉。

从明王朝灭亡到新中国建立的三百年左右的时间内,中华文明就处在落后状态。我们就不

能像之前一样,自认为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和高地。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在某些方面有所

创新和引领,但总体而言还落后于发达国家。总之,没有欧洲中心论,也没有汉族中心

论,谁的文明更先进,在主流历史叙事中谁就是中心,理直气壮、绝不心虚。这就是文明

史观。

基于这样的标准和立场,我们才能理直气壮的谴责和批判满清在征服中国和统治中国过程 中,给中华文明带来的巨大破坏,并深刻反思引发这一长达三百多年的悲剧背后的原因。 后金作为野蛮民族,在明王朝统治下,经常破坏国家大一统状态,到汉族地区劫掠财富和 人口,将很多汉族老百姓杀掉或变为自己的奴隶。这种野蛮行径必须遭到惩罚,明王朝必 须予以反击。以明宪宗和汪直为代表的人物,对后金采取“扫穴犁庭”式的主动反击行动, 是正义的、进步的。反之,后金入侵中原,屠杀人民,则是反动的、非正义的。这不是搞双重标准,是一个标准,就是文明进步的标准,是看谁的做法更有利于更大多数的人类创 造更好的财富和过上更好生活的标准。一个野蛮民族入侵中华文明核心区并建立政权,是 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一大悲剧,是文明发展的严重倒退,它跟基于阶级革命的改朝换代完 全不可同日而语,也跟民族之间是否权利平等无关。

基于文明的视角,我们在近代来临之前,要讲述欧洲崛起的历史,而不是讲非洲、印度、 美洲的发展历史,是因为欧洲文明发展超过中国了,占据了世界文明发展的主流地位。而 我们观察欧洲崛起的历史过程,也并不是基于单一的国家发展来书写它的历史,而是把它 当成一个文明——一个完整的物质与精神产品生产体系来看待。

比如,如果只是按照国家的视角,中国和英国进行单独比较就是合理的;如果按照文明的

视角,就是不合理不公平的。中国既是一个国家,也是一个文明。而英国不同,它作为一

个国家,跟中国平级;作为一个文明,它跟中国就不平级,不能做平级比较。与中华文明

平级的,是基督教文明,或者西欧文明,只有把西欧国家和他们所控制的全部殖民地加起

来,才是一个跟中华文明同一层面的文明体系。从文明体系的视角,我们指出,西方殖民

宗主国经济的发达和人民的富裕,是建立在对殖民地人民的残酷剥削和掠夺基础上的。这

是一种和中华文明截然不同的发展模式。

在遭遇西方文明入侵的过程中,我们同样也只有从文明的视角出发才能全面的看问题。如

果只从国家的视角出发,这些战争就只是一个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跟中国古代的蛮族入

侵区别不大。如果从文明的视角来看,它一方面给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的破

坏,是非正义和反文明的;另一方面,跟传统的野蛮民族入侵战争不同,中方失败的原因

很大程度上在于文明方面的大幅度落后。因此,必须先驱逐野蛮文明对中华文明的统治,

同时学习先进文明的科学技术和人文思想意识形态,才可能赢得与西方文明竞争的胜利,

实现国家和民族的伟大复兴。

从文明的视角出发,我们就能把一些纠缠不清的民族、国家、宗教问题理清楚。反对落后 文明统治,不是搞民族歧视和民族分裂。中华文明第二圈层的蛮族融入中华文明,也不应 该被理解为“汉化”,而是现代化。

汉族既是一个民族,也是一个文明,或者说是先进文明的民族载体。少数民族学习汉族的

生产生活方式,甚至变成汉族的一部分,不是汉族融化了少数民族,而是少数民族自身的

文明程度因为和先进文明的交流而进步了。在此过程中,少数民族文化中有一些优秀进步

的东西,汉族也要学习。比如元明清时期,蒙古和满洲习俗反对民间殉葬、反对守寡、反

对女性缠小脚,就是比同时期的汉族更先进更文明的做法。

同样,中华文明学习其它先进文明,也不是民族自卑、不是卖国主义。抵抗西方殖民入

侵,也不是对抗先进文明、拒绝进步。西方的殖民入侵,是要将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而

不是宗主国。殖民地人民的生活状态和权利保护,连中国野蛮时期的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

人都不如。保护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捍卫中国人民生存发展的底线,才是我们抵抗

侵略的意义所在。学习先进文明,是为了让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向西方殖民宗主国看齐;

抵抗西方列强入侵,是为了不让中国人民生存状态向西方列强的殖民地看齐。二者并不矛

盾。

文明是有多样性的,对于不涉及人类基本的生存发展权利的文明成果,应该广泛的互相交

流学习借鉴、长期共存发展。和平与对话是文明发展的主流和方向。民族平等、信仰自由

都是先进文明应该表现出来的特征。但是,对多样性的包容不应该以破坏文明的进步为代

价,不能以牺牲人类基本的生存发展权利为代价。有些民族、有些宗教,存在严重践踏基

本人类权利的习俗或教义,是落后的、不受现代文明保护和宽容的。比如,有些宗教要求

妇女必须蒙面,有些宗教反对未成年人接受科技启蒙教育,有些民族还在采用古代的神判

法来审判刑事犯罪嫌疑人,有些民族的习惯法中强奸犯只要娶被强奸女性为妻就可以免于

惩罚,还有些人以民族的名义强制本民族人民信仰某一宗教,等等,这些东西,涉及到人

类的基本权利,必须理直气壮的以先进文明的名义废除之,绝不在宽容多元的范围内。文

明的多样性和文明的进步标准之间,是一个辩证统一的关系,多样性必须服从一些基本的

文明发展进步标准,发展进步必须以多元宽容为基本特征。以多元性否定进步性,或者以

进步性消灭多元性,都是错误的。

历史一再证明,先进的文明,对落后的文明过度宽容,最后只能被野蛮落后反噬其身。中

华文明复兴之际,我们既要理直气壮的呼吁文明之间的和平与交流,又要理直气壮和全世

界追求进步与发展的人士一起,推广科学与理性,反对愚昧和落后。对于反对文明进步潮

流的行为,要坚决予以抵制和谴责;对于严重践踏人类基本生存权利的行为,则应该联合

一切进步力量予以惩戒和打击。文明在任何时候都只是包容,而不是软弱和无底线。

文明史观与阶级史观并不矛盾,但也略有差异。文明进步的标准是大多数人类的幸福,而

在目前为止的各种社会中,经济上处于劣势的中下层阶级都占据了社会人口的绝大多数。

如果统治阶层腐化堕落,没有履行好促进广大人民生活状态不断提高的责任,甚至疯狂剥

夺人民创造的财富,导致民不聊生,那么,人民起来造反,推翻他们的统治,就是完全正

义正确的,符合文明进步的方向。在文明史观中,没有什么神仙上帝赋予任何人统治的特

权,也没有比大多数人类幸福更重要的宗教或准宗教教条。

但是,文明史观也主张更客观的看待富裕阶层对人类文明进步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比如,

古希腊的科学理论就是完全由一群有钱有闲的剥削阶级创造出来的。尽管这些人需要奴隶

的服务,需要殖民地人民提供的食物和衣服来生活,但奴隶和人民毕竟没有直接参与科学

研究和科学理论的创造。西方文明的基本发展模式,就是集中殖民地的财富供养一大批宗

主国的有闲阶级,创造出先进的科学技术和高效的产业。目前人类文明的相当一部分成果

都是这种模式创造出来的,我们对此不能视而不见,或者简单的予以否定。野蛮掠夺和文

明创造在已经发生的西方历史中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无法把它们割裂开来,只强调其中

一面都是片面的和错误的。当然,这个问题相当复杂,我们还需要对近现代文明发展的历

史做深入了解后才能就二者的关系得出更有说服力的结论。

(二)战略史观:一个分析框架

有了立场,我们还需要一个分析框架。研究历史,基本的原则是要实事求是,但仅有实事

求是的态度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历史上的事实太多了,而且史料也不完全等于事实。我们

选择什么、相信什么,都是很大的问题。

历史的发展,有人认为并没有什么内在逻辑,各种历史事件之间也没有什么必然的关联, 历史是碎片化的。这种观点,我们可以称之为“碎片史观”。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钱乘旦 举过一个例子,就是美国人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的《世界: 一部历史》。作者在前言中就 说,他这本书不要体系,也绝对没有任何体系。他试图把整个世界从古到今各个地方、各 种人群、所有文明、一切能够找得到的东西都写进书里。书写得非常精彩,也很耐看。但 素材都是信手拈来的,并未精心挑选;如果他碰巧拈到了另外一些素材,那他就一定会写出另外一部历史了。读者看完了这本书,对世界历史的发展,脑子里仍然是一堆碎片。 [2]

还有一种史观,可以称之为“偶然事件史观”,也就是认为,历史是由一些偶然发生的特殊 事件改变的。

香港《联合早报》2017 年 8 月刊登过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的一篇短文,认为世界历史经 常是由一些突发事件造成的,那就是人类历史的关键时刻。为了证明这个观点,他引用奥 地利著名文学家茨威格的《人类星光灿烂时》中的几个故事。比如,1453 年君士坦丁堡 陷落,按照茨威格的说法,只是因为一个不引人注意的小城门碰巧没有上锁,于是土耳其 军队就从这个城门如同潮水一般涌进来,所以君士坦丁堡就陷落了。再比如,滑铁卢战 役,碰巧法军元帅格鲁希恪守成命,普军已经投入战斗,可是他就老老实实地按照命令留在其他地方。拿破仑已经被打败了,格鲁希的军队还没上战场。还有就是十月革命,德军 参谋本部允许列宁过境返回俄国,以为把他送去后就能将沙俄摧毁,但没想到把德意志帝 国也摧毁了。弗格森说这些就是人类历史的关键时刻,一刹那就改变了整个历史的面貌。 [3]

另外一种史观,是我们批评得比较多的,叫“英雄史观”,也就是认为历史的发展是由少数 英雄人物决定的。这种史观,上中学历史课认真听过课的中国人都知道它是错误的。在历 史发展中,英雄人物确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他们必然只是一大群英雄或者说一个 集团在背后支持的结果。

受记忆力和理解能力所限,大多数人对历史的认识仅限于知道少数人物和故事,天生的容

易接受英雄史观或者偶然事件史观。就好像我们前边分析的工业革命,瓦特发明改良式蒸

汽机,背后是无数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上百年的积累推进。大部分人,学完中学历

史课,能记住工业革命的标志是瓦特发明蒸汽机就算不错了。瓦特这个人的出现,蒸汽机

被发明,背后长达数百年的科学技术和工艺水平的进步,无数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努

力,他们并不了解,也不感兴趣。

不管英雄史观还是随机事件史观,只需要专业人士稍微认真一点去考察,就很容易被推 翻。无论具体某个英雄人物还是偶然事件,都并不能大幅度的改写历史。当大的趋势已经 形成以后,某个人物不出现,就会有另外一个人物来代替他的作用;某个事件不发生,就 会有另外一个事件发生,以此推动历史按照既定的趋势向前发展。而且,一个英雄人物的 产生,背后也有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利益集团来培养他或支持他,他在很多情况下只是一个 代表符号,或者说是时代的产物。至于弗格森的短文,钱乘旦教授批评说,茨威格的书是小说而非历史,以小说细节证明人类历史是由“星光灿烂”时刻决定的,那就更加站不住脚 了。

以上这些史观,可以统称为随机史观,也就是认为历史的发展并无规律可循,而是由一些

随机的因素影响或构成的,不管是无联系的碎片、偶然发生的事件、从天而降的英雄,它

们为什么会出现的都说不清楚,何时何地出现也全不可知,人类只能以随机的心态去看待

历史。

与随机史观相对应的,是宿命史观。也就是认为历史背后有一个神一样的力量在推动着它

前进,一切都是被决定的,人类无法改变。比如,基督教宣传的世界末日论,就是最典型

的宿命史观。一切宗教几乎都是宿命史观。佛教虽然不认为有神灵在主宰一切,但它认为

生命就是一遍又一遍的轮回,也是宿命史观。机械唯物论不认为有神灵存在,但它认为人

类社会将完全按照已经被发现的固定规律演进,最终达到一个被设计好的完美社会,没有

人能改变这个历史的进程和目标,因此也是一种宿命史观。

在随机史观中,历史没有意义;在宿命史观下,人类没有意义。

一个好的史观,或者说,一个正确的史观,应该介于随机和宿命之间。历史有它内在的发

展逻辑,但也会被一些不确定性所左右,人类在面对这些不确定性的时候如何主观应对,

将会对未来的历史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总之,就是既要让过去的历史有意义,给未来以启

迪,又不要束缚人类的头脑,给现在的和未来的人们留下创新探索的空间。

目前做的比较好的是辩证的唯物史观。不过,在基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唯物主义

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其现有分析框架我以为也还有可发展完善的空间。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现有分析框架的一个基本出发点。用它 来作为历史分析的基本框架,看起来还是很有说服力的。但长期以来,我个人对生产力这 个概念的理解,总感到有些困惑。什么是生产力呢?就是人类改造世界的客观物质力量, 也可以说是生产新的物质财富的能力。按照传统的说法,它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也就 是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也就是原材料)。但这个概念似乎是故意把劳动组织排除在外 了,而人类作为一个社会性动物,相对于其它物种,最厉害的地方之一,就是能够进行大 规模协作。采用何种形式进行协作,把劳动者组织起来,对生产能力的影响极大,说它是 决定性的也不为过。还有人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实际上,生产科技和生产组织形 式,是决定生产力水平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生产组织形式就算不是第一生产力,起码也 是第二生产力。在把生产组织形式排除出去之后,又把科学技术当成外生变量,生产力还 能剩下什么呢?几乎就是一个空壳了。

在这个框架中,生产组织形式之所以被故意排除在外,是因为它和“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这个结论矛盾。生产关系本身,就是最重要的生产组织形式。如果生产组织形式是生产力 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然后又讲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那就成了循环决定论。因此只能辩 证的讲,生产力不包括生产关系,而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 用。

在不违反物质决定意识这个最基本唯物主义原理的前提下。如果把生产力当成一个纯客观 的物质力量,说它决定生产关系,是没有问题的。但这样一来,作为主观意识的劳动者也 应该被排除在外,这样生产力就只剩下了工具和原材料了。如果生产力不是纯客观的物质 力量,那么劳动者的体力和脑力,就可以包括进来,但同时也就应该把生产组织者的体力 和脑力包含进来,也就应该把生产组织形式,也即劳动者和生产组织者的关系包含进来。 这样,生产力的概念本身,就将包含生产关系的概念。这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个论断中隐含的一个内在矛盾。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句话,看起来是纯粹的客观,但在生产力的定义中,其实已经包 含了明确的价值立场,或隐含的假设前提,就是一切财富都是一线劳动者创造的,与生产 组织者无关。没有这个价值立场,这句话就很难实现逻辑自洽。然而最基本的社会常识告 诉我们,这个假设前提是有缺陷的。生产组织者在生产过程和财富创造中显然扮演着极为 重要的作用。

在不考虑科学技术这个纯客观变量之后,显然,是生产关系决定生产能力,而不是生产能

力决定生产关系。同样的劳动能力、劳动工具和原材料的投入,不同的组织形式所导致的

产出变化是天差地别的。面对大洪水,犹太人选择躲进诺亚方舟,中国人选择组织起来治

理江河,同样的体力、同样的工具,处理同样的外部问题,用不同的模式去对待,结果就

完全不一样。在生产过程中,在科技水平一定的情况下,生产集团能否组建一个团结奋

进、分工分配合理的组织,对社会的最终产出能力具有决定意义,其导致的差别就跟大禹

治水和诺亚方舟的差别一样大,我想这是显而易见的一个事实。

这样,我们就对生产力这个概念进行分解。把纯客观的科学技术从生产力中分解做出,把 生产的主体或者说生产中的主观因素——劳动者和生产组织者以及他们的关系也从生产力

中分出来,放进“生产组织”这个概念里边,而把生产能力当成一个最后的结果。按照以上 概念,重组一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逻辑,更准确严谨、更符合社会客观情况且不违 反基本唯物主义原理的表达应该是“科学技术水平决定生产组织形式,科技水平和生产组 织形式共同决定生产能力”。

在农耕技术条件下,生产组织可以是自耕农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也可以是地主加雇农的

生产模式。在政府公共服务搞得比较好的地方,政府可以组织农民联合起来修建水利设

施、公用生产工具,自耕农这种生产组织形式可能更高效;在政府组织能力较差的地方,

由地主来控制土地剩余,然后投入修建公共设施,再把土地租给雇农生产,这种组织形式

就可能比自耕农分散耕作更高效。两种生产组织形式都可以有,但不可能跳出技术水平的

上限去搞工业生产。科学技术水平限定了生产组织形式的选择空间,技术和生产组织共同

决定了农耕社会的最终生产能力。

动态的来看,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组织者,可能腐化堕落;地主也可能对雇农过度剥削,

这可以视为生产组织形态内部的分配机制遭到了破坏,那就会破坏产生能力,让社会产出

效率低下,甚至导致革命,让生产组织崩溃。在崩溃的过程中,生产能力将急剧降低。只

有革命结束,重建新的生产组织形式,生产能力才会恢复;如果革命是进步且成功的,建

立了更先进高效的生产组织形式,生产能力将会得到更大的解放,发展到更高的层次。在

整个过程中,只需要把科技水平作为独立变量拿出来,剩下的部分,显然是生产组织关系

决定着生产能力。

我们得到这样一个简单的关系图:

图一:人类生产能力组织示意图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句话。我们在第二卷的后记以及最后几节中 已经指出过,在生产关系中占据优势地位的阶级,有的时候可以决定政治决策,但并不总 是如此。当政府权力在资源分配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是官僚阶层去控制生产组织者, 而不是生产组织者来控制官僚集团。中国古代的帝国政治,就是典型的官僚集团控制地主 和工商业资产阶级,而不是地主和工商业资产阶级控制官僚集团。

那么,官僚集团的权力从哪里来?他们的权力来自于皇帝的授权。整个政府组织的权威和

合法性,都来自于皇帝制度。皇帝的权威又从哪里来?君权来自军权,是我们在前三卷中

反复指出的。帝国的开创者,都是掌握了最强军事暴力的人物。朱元璋用底层革命产生的

军队当了皇帝,清王朝用满洲民族军队夺取皇权,秦始皇用秦国军队统一六国。政府都是

在暴力支持下产生的。在掌握最强暴力之后,再建立政府,然后依靠继续掌握暴力和提供

公共服务来维持政府。这是国家发展的基本逻辑。

中华帝国制度,有两大形成根源,一个是以大禹治水为代表的公共生产组织需要,包括治

理黄河、救济灾害、修建公共工程等等,越是艰难困苦的生产环境,越是需要有绝对权威

的组织者;一个是跟战争相关的,就是组织军队抵抗野蛮民族入侵,捍卫中华农耕文明。

实际上,这个过程带有普遍意义。政府的存在,来源于两个方向的需求:组织生产与组织

暴力。

上层建筑并不是单一的由经济基础决定,它同时还要由暴力基础决定。或者说,上层建筑

是由生产组织和暴力组织共同决定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前三卷的分析中国古代政治体

制的时候,将文武制衡关系作为的一个主要脉络。在古代,文臣主要代表生产组织在国家

中的地位,武将代表暴力组织在国家中的地位。战乱的时候,武将地位高;大一统时间久

了以后,文官的地位就会上升。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很多人想到:暴力难道不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吗?军队不是需要后勤

吗?军官们难道不是地主或资产阶级的代表吗?

这些问题,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军人当然也要吃饭喝水,军队没有物质基础无法存在,

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并不足以推出一个集团所掌握的破坏能力、暴力水平由经济基

础决定。暴力组织相对于生产组织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如果认为经济基础决定军事实力,

那么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明王朝会被满清所灭亡。因为明王朝的科技水平更先进、生产

能力更强、生产组织形式也更先进。如果经济基础决定军队力量,那么无论怎么看清军都

打不过明军。

尽管大多数情况下,经济基础比较强的一方会具有更强的军事实力,但一旦这个规律被打

破,它就会改变历史的走向,扭转国家乃至文明的命运。我们不能说,经济基础决定军事

实力这个规律在百分之九十九的情况下都有效,所以它就是正确的。因为人类历史上最重

要的大转折大变革,都是在经济基础和军事实力出现矛盾的时候发生的。当经济实力弱的

一方可以组织起更强军事力量的时候,历史就会立刻被改写,大国命运和文明前景都会发

生深刻变化。从根本上看,尽管只有极低的发生概率,但说军事能力决定经济基础反而更

靠谱一些。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都是一群穷的要死的人组织起来,推翻一个了人力物力超过他们

成千上万倍的政权,从而扭转了王朝腐败堕落的趋势,为国家精英阶层重新注入活力,让

国家重新走进上升通道。

中国古代历史上成功的外敌入侵,也都是控制的人口、资源大大少于中原政权,生产组织

水平大大落后于中原文明的野蛮民族,依靠更高效的军事组织取得的成功。

十字军东征,也是在生产能力、科技水平、生产组织形式上都落后于伊斯兰世界的基督教

世界,通过更强的军事暴力强行夺走了阿拉伯人创造的文明成果,为基督教文明的崛起奠

定了基础。

这些人类发展历史上最关键最重要的时刻,都是军事力量决定了历史发展的走向,从而决

定了政权组织和生产能力的后续发展。

如果一个理论,只能解释正常情况下的历史发展趋势,而无法解释以上这些扭转国家、文

明乃至人类命运的大事件,那么它一定是不完善的、需要改进的。

那么,军事力量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尤其是,这些转折关头的军事力量是由什么决定的

呢?

不是经济基础,也不是科技水平。经济基础和科技水平都和军事力量有极大的关系,但都

不是决定性的。人类历史的大转折都是经济基础差、科技水平也差的一方在战争中取得胜

利之后发生的。

通过对整个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观察,可以发现,军事力量的强弱主要由意识形态决

定。也就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中一再强调的: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不是武器,是人。人

脑子里边装着什么东西,最终决定着军事力量对决的胜负。

当然,这种决定不是百分之百的决定,其它因素不管是科技还是经济,都有很大的影响。

准确的说,意识形态是决定战争胜负的第一要素,或者说其作为影响因子的权重占了第一

名。科技水平可能是第二,经济实力是第三这样子。当科技水平的差距实在是太大的时

候,意识形态仅有较小优势的一方也无法取得战争胜利。

不同的意识形态决定了不同的军事组织形式,以及这种组织形式能否高效运作。满清的意

识形态是煽动民族仇恨和掠夺,采取的是军民合一的部落化军事组织形式,也就是八旗制

度,虽然野蛮,却十分有效。中华帝国的意识形态是基于君权神授的国家和民族意识,采

取的是皇权专制加耕战合一的军事制度。清王朝后期,为了镇压农民起义,曾国藩采取宗

族理学意识形态组织军队,所有军官就都是地方士绅,然后在本地招募农民组成军队。毛

泽东对旧式军队进行改造,就把党支部设在连上,还在军队设置政委和士兵委员会,加强

意识形态管理和发挥士兵民主意识。欧洲在近代民族国家形成之前,国王们依靠商人的资

金,采用雇佣军的形式来组织战争;在民族国家形成之后,民族意识成为可靠的意识形

态,这些国家就纷纷放弃雇佣军,改为义务兵役制,将本国公民组织起来作战,战斗力也

因此大幅度提高。

一个意识形态建设薄弱的军队,战斗力就会遭到严重的削弱。比较典型的就是中华帝国后

期因为阶级压迫和军队内部腐化而丧失理想信念的军队,特别是鸦片战争时期的清军绿

营。当士兵们不知道为何而战的时候,不愿意为统治者卖命的时候,军队就会变得毫无战

斗力。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在前边说,鸦片战争清方惨败的原因既不在武器水平的差异,也

不在将领和官员们的抵抗意志,而在士兵。

同样是出身底层的中国士兵,在清王朝忠君理学和民族歧视的意识形态下,一看到英军的

炮火就会一哄而散;在毛泽东思想的意识形态指引下,就敢孤身面对美军的坦克群,主动

冲进英军阵地俘虏敌人。

更极端的情况是,当政府军的士兵们被反政府的意识形态所掌握,不认可现行统治合法性

的时候,就会发生兵变。比如辛亥革命时期新军的叛乱。清王朝花了大价钱训练新式军

队,最后不过是给自己培养了一批掘墓人。这样,即便反动的统治者看似掌握着极为先进

的武器,一旦他们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失败,这些武器不仅不能保护他们,反而可能变成

推翻他们的有力工具。因此,不论武器水平多么悬殊,底层革命总是有机会取得成功。

我们参考“科学技术水平决定生产组织形式,科技水平与生产组织共同决定生产能力”的模 式,来画一个军事战斗力的因果关系传导图。

图二:人类破坏能力组织示意图

这张图的意思也跟生产能力那个一样:“意识形态决定暴力组织形式,意识形态和暴力组 织形式决定破坏能力”。其中,这里的暴力组织形式,不仅包括静态的组织结构,还包括 动态的战略战术。比如,有坚强意识形态支持的军队就比较容易分散作战,采用巷战或游击战等方式可以得心应手,因为单个或少数士兵在没有外部监督的情况下也可以坚持完成 战斗任务;而没有坚强意识形态支持的军队往往只能集中作战,一旦分散,就很容易出现 士兵溃逃。清军在西北平原地区搞大兵团作战就比较有战斗力,在沿海作战,没有八期兵 监督的绿营士兵很容易就变成一盘散沙,决定了它只能采取躲在堡垒后边放炮的战术,一 旦失去堡垒就会立刻溃败。

一个国家或者说一个文明,它所具备的力量,是“生产能力+破坏能力”的总和。破坏能力 代表了“力量的暗面”,可以用来抵抗外敌入侵,也可以用来侵略他国,还可以用来镇压内 部分裂和叛乱。

我们再回到前面分析过的那句话:上层建筑并不是仅仅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它是由生产组

织和暴力组织共同决定的。我们也可以说:政府的本质,是协调生产组织和暴力组织的机

构,它同时提供基于生产能力的公共服务和基于破坏能力(暴力)的公共服务。生产性的

公共服务包括修建各种公共基础设施、调控宏观经济等等,基于破坏力的公共服务就是国

防、治安等等。

政府以暴力为后盾,强制从生产活动中获得税收,用于支持军队等各种公共服务;又以税

收为支撑,对军队加以制约和控制。但是,从根本上讲,经济资源对军队只有制约性,没

有控制力。

政府并不能控制军队,只有意识形态才能控制军队。

在军队的力量面前,政府根本就不堪一击,一个几十人的军事小组就能冲进中央政府将所

有官员干掉或者逮捕。军队之所以会服从政府,是因为军人们认可某种意识形态。因此,

在政府组织中,需要有一个高于行政机构的意识形态象征。在古代,这种象征一般会是有

具体形象的个人,比如皇帝,或者领袖人物;现代,则是一套体制机制,包括党派或者党

派控制的立法机构,及其制定的宪法框架。中国一直强调党指挥枪,也就是坚持意识形态

领导军队的意思。党在本质上是一个意识形态组织。

我们把生产和破坏能力两个图合在一起,就得到一个更完整的框架。

图三:人类文明的核心分析框架示意图

图中的虚线是指的意识形态和科学技术对其它方面也有重要影响,表示上层建筑也深刻影

响着生产能力和破坏能力,但实线则表示其主要影响或决定的方向。

意识形态会影响生产组织,但不是决定性的。在生产过程中,如果被压迫和剥削的人民学

习了马克思主义,就会懂得联合起来斗争;如果他们被宗教观念洗脑,就可能放弃斗争,

彻底的逆来顺受。公司管理中,员工如果认可公司的价值观和发展愿景,工作的积极性主

动性也会得到提高。但是,生产组织主要还是经济利益驱动。这种驱动力来自于人的本

能。干活领工资、买东西给钱这些经济活动不需要特别的意识形态支撑,它们会在不受暴

力干扰的情况下自发出现和运转。意识形态在生产组织中并不发挥决定性作用。

相反,在暴力组织中,要说服人去牺牲自己的生命,就很难用经济回报来实现。为了个人 经济利益战斗的军队一般战斗力很差,只有能让人相信某种抽象的价值——比如国家民族 尊严、阶级解放等等——比个体生命更重要,才能有效的组织起军队投入战斗。

尽管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都同时对生产和暴力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其主要决定方向还是

有重大区别的。

在这个框架中,暴力组织不一定是为在生产中居于优势地位的阶级服务的。暴力组织和生

产组织都具有自己的独立性。暴力组织和生产组织各自独立的影响着上层建筑。

我们也可以说,一个国家或文明的上层建筑,是由它所处的自然环境、它所具备的资源禀

赋,它所掌握的科技水平以及其人民所信仰的意识形态共同决定的。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句话体现的道理,只能解释这张图的左边部分,而忽略了它的 右边部分。

正是因为一个国家、民族或者文明,所掌握的暴力水平,是相对独立于科技水平、生产组

织和生产能力水平的,人类历史的发展,才会如此一波三折、风云变幻。

驱动人类文明发展的微观因素是人类的智力、体力和本能,而驱动文明发展的宏观因素核

心就是两个: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当然,文明发展还会受到自然环境和资源禀赋的影

响,这是一个外部基础。

一个国家或文明的力量,主要也就包括两个:生产力和破坏力。它通过国际贸易和地缘政

治关系与其他国家或文明发生关系,包括交流和竞争。

不同国家或文明之间的关系可以表示为:

图四:不同国家、民族或文明的交流与竞争示意图

图四中的贸易是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也包括资金往来。至于文化交流或技术交 流,本质就是意识形态和科学技术通过贸易、外交、战争来输出和输入,它们是依托于贸 易、外交和战争的。留学旅游等等都是服务贸易的范围。战争也是文化和技术交流的一种 方式。十字军东征对西欧国家而言,就堪称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技术交流”和“文化交 流”。

图三和图四实际就是《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的分析框架,或者说分析史观。

这个史观我们给它起个名字,叫做战略史观。因为它是从战略的视角来看待人类文明的发

展、以及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和竞争。它显然不是随机性的历史观,它认为科学技术和意

识形态是文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也是文明之间交流竞争的力量源泉;同时,它也不是宿

命论的,不管是科学技术还是意识形态,都是人类主观创造的,也可以因为人类的主观努

力而改变。

总体而言,它是战略性的。

战略史观不赞同英雄史观,少数天才并不能单独改变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但是,如果一定

数量的人团结起乱来,共同努力和奋斗,与一定的历史条件相结合,就可能改变甚至扭转

历史的走向,让文明从倒退变为进步,或者从进步变为倒退。个人的理想主义式的拼搏或

牺牲对历史发展而言不会是决定性的,但也不会是无意义的。如果个人是分子,人类文明

是分母,那么历史就是一个分母比分子大得多的分式,但分子并不是无穷小、分母也不是

无穷大。

与文明史观不同,战略史观本身不带有价值判断,是一个纯粹的分析型史观。在这个框架

内,野蛮可以战胜文明、反动阶级可以镇压进步阶级,军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可能压过民族

自立的意识形态,人类文明可能进步也可能倒退。但是,它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人民革命

可以推翻专制政权,民族革命可以战胜殖民列强。

文明史观是价值立场,战略史观是分析框架。坚持文明进步的立场标准,以战略分析的眼

光去看待历史。理解了这个,我们再回头来看本书对史料的选择、分析和评价,也就一目

了然了。

传统意义上的唯物史观也是战略性的,我们的战略史观本身也是基于唯物主义的,也可以 叫做加强版的唯物史观。具体名字倒无所谓,双方的关键区别在于如何看待经济基础决定 论。正如我们前面指出的那样,经济基础决定论只能解释人类历史的一部分重大事件,而 不能解释全部重大事件,它只在一定条件下——也就是暴力水平和生产能力一致的时候— —是有效的。当暴力水平与生产能力不一致的时候,人类历史就到了大转折的关头,新的 文明将会崛起,旧的文明将会衰落甚至毁灭。这样的大转折,是经济基础决定论所不能解 释的,而且是直接与之矛盾的。

本卷书的第五章,较为系统的解释了西方崛起的过程和工业革命爆发的原因。有些细心的

读者显然已经注意到了,本书的解释脉络跟传统的基于经济决定论的解释模式存在重大差

别。经济基础决定论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看得极为重要,而忽视了科学技术和意识

形态这两个核心驱动力,也因此忽视了独立于生产能力的暴力在文明崛起中的重大作用。

这样,经济基础决定论就自然的去强调,英国发生了圈地运动、欧洲出现了工场手工业这

些纯粹生产组织的内容,认为这些事情,是驱动工业革命发生的根本性原因。受此思想影

响的其它观点还包括,公司制度的出现或信贷扩张是工业革命发生的主要原因、全球市场

的需求拉动是工业革命的主要原因等等。

本书则并未把这些东西当成重点,尽管在总的工业革命路径图中,这些全都被视为工业革 命发生的原因之一。但它们跟王权专制制度一样,主要还是欧洲在“补课”,不算是欧洲超 越中国等其他文明的创新。

在战略史观分析框架中,欧洲崛起最先是由意识形态驱动的,也就是驱动十字军东征的 “基督教文明共同体意识”。十多万人在共同意识的驱动下前往东方(还有西方的伊比利亚 半岛)拼死作战,以独立于生产力水平的暴力击退了伊斯兰世界的进攻,又正好赶上伊斯兰世界分裂衰落的历史机遇,从战争中得到了阿拉伯文明积累的科学技术知识和反宗教的 理性意识形态。我们在介绍十字军东征的时候说“一切文明的崛起,最先都是从基于共同 意识的牺牲开始的。”这句话不是煽情,而是从战略史观的分析框架中推理出来的严肃史 学结论。中国近代的复兴崛起,从落后挨打积贫积弱到主权独立经济腾飞,不也是最先从 基于共同意识的牺牲开始的吗?南宋亡于蒙元以后,明朝的建立和复兴,不也是从基于共 同意识的牺牲开始的吗?“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古希腊科学理论和其它文明的科技成就传入欧洲以后,才点燃了文艺复兴之火。航海技术

的进步,推动了全球海洋殖民网络的形成,全球市场的出现本质上是技术驱动的,而不是

商业创新驱动的。诸如工场手工业这种东西,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了,汉朝时候汉武帝之

前的私营冶铁工场就有几百人的规模了。明朝中后期,在纺织业、冶金业和榨油等食品产

业中,都很早就有了较大规模的雇佣制手工工场。一个景德镇就聚集外来务工人员数万

人。所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就是雇佣工人来干活吗,有什么特别稀奇神秘的呢?这种

生产方式,汉、唐、宋、明都有,它是城镇经济和手工业经济繁荣之后的必然产物。欧洲

中世纪太落后,没有出现过城镇和手工业经济的繁荣,所以欧洲的思想家们觉得稀奇,对

此大谈特谈。中国没有爆发工业革命是因为中国的有钱人想不到雇人干活儿?想不到钱多

了可以拿去放高利贷?不可能的。

中国古代的大一统王朝,很早就建立了大一统市场,实现了市场经济的高度繁荣。世界上

最早的纸币、完善的金融网络、庞大的市场、手工业雇佣关系,全都有,但为什么爆发不

了工业革命?有人就开始拿虚无缥缈文明基因说事儿。

中国古代没有爆发工业革命的直接原因,主要还是科技水平没有发展到位。

我们在第五章详细的回顾了瓦特发明改良蒸汽机的过程。从发现空气的存在,到在实验室

中算出大气压力,到发明活塞,到写出波义尔定律,到发现比热容公式,到造出蒸汽机模

型,到冶金铸铁技术成熟,到金属加工切削的镗床被发明出来。欧洲人用了两百多年才走

完这个过程。而他们这两百年的路程,是建立在从东方得到了人类古文明的几乎全部科技

成就的基础上的:航海技术、造纸术、印刷术、农耕技术、抽象科学的理论框架等等。这

些东西,靠工场手工业和信贷扩张,是搞不定的。科学技术有独立于经济需求的发展规

律。科技往生产过程转化固然重要,科技本身的发展水平更重要。

某些社会制度可以刺激技术进步,但技术进步最核心的动力,还是的人类好奇心。科学技

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通过一代一代科学家的传承,在按照自己内在的规律进步着。单就

生产组织与科学技术的关系来看,科学技术是原初动力,生产组织以及围绕生产组织形成

的诸多经济制度只是反作用力。

文科生要想代替理科生来推动历史进步,那是很难的。

工业革命是人类文明的伟大飞跃,人类经过几千年的农耕时代,几千年的技术积累,才发

展进入工业时代。中国在农耕时代经济最繁荣、技术最先进,但在人类古代文明积累到快

要爆发工业革命的时候,掉队了,特别是在古希腊抽象科学理论刚刚传入的时候,就被北

方蛮族给灭了。所以,近代落后了,这不是很正常嘛,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认真学

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我们很快就能追上来了。

不受暴力活动干涉的纯粹生产过程——包括科学技术改进和市场经济活动,是人类社会的 共性特征,是超越东西方文明差异的。科学由好奇心驱使,市场经济由物质利益驱使,都 直接来自于人类本能。在没有破坏力参与的情况下,科技水平会不断进步,生产分工、商 品交易、雇佣关系都会自发的形成,企业家精神和劳动者创新会自然涌现,生产组织形式 会不断得到改进。在这些方面,东西方文明没有区别。

中断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因素是一定意识形态控制下的暴力行为,包括上层阶级依靠国家暴

力支持剥夺中下层、获得超过其贡献的财富,也包括强大的外敌入侵,还包括西欧中世纪

在基督教这种反科学意识形态统治下对科学和商业活动的限制打击。正义的底层革命或民

族革命则是以暴力中断非正义暴力的运用,让生产发展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而促进生产

能力跳跃式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科学创造,比如古希腊科学思想传入欧洲,以及牛顿力学、

麦克斯韦方程、爱因斯提相对论的诞生等。

中国古代的大一统会促进技术进步和市场经济的繁荣,雇佣生产关系和货币借贷会自然而

然的发生发展;欧洲在其世俗化民族国家形成发展过程中,也伴随着工商业的繁荣,在这

方面东西方文明并无重大差别。导致近代东西方大分流的核心原因主要是两个,一个是中

国的发展被暴力打断了,一个是欧洲获得了古希腊人创造的抽象科学理论体系并由此引发

了近代科学革命。

除了这两个最重要的差异以外,推动工业革命的另一个重要动力是基于民族国家和海权国

家意识形态的对外战争。欧洲在工业革命之前,消费品的生产能力并不怎么样,它自身工

场手工业的那点能量根本不可能让欧洲超过中国、印度、奥斯曼土耳其率先爆发工业革

命。在生产能力方面,重要的还是战争带动的军事产业,以及通过战争掠夺而来的财富资

本。战争带来的资本和战争推动的技术进步,是工业革命爆发原因中仅次于科技进步的重

要原因,比圈地运动和工场手工业的出现重要的多。

从战略史观的角度来看,中国近代失败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发展出来工场手 工业,不是因为中国的有钱人想不到雇佣工人来干活和开银行挣钱——也就是所谓的没有 资本主义萌芽——这些东西中国古代全有。主要原因是由于理学意识形态的僵化和统治阶 级腐化的双重影响,导致我们的军队战斗力崩溃,在生产力水平远远超过满洲和欧洲的情 况下,在陆地战场上,失败于野蛮民族;在海洋战场上,放弃了对外扩张。失败于野蛮民 族,经济基础被摧毁、意识形态倒退;放弃对外扩张,没能彻底引进消化抽象科学理论体系,没有发展起来基于海洋航行和战争的军事产业体系,这才是真正的原因。

图五 战略史观下中华文明近代衰落的主要原因示意图

从战略史观的角度来看,中国要从近代落后挨打的境地下重新崛起,首先应该干什么呢?

是学习西方发展工场手工业,建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都不是。首先是要在战场上打败西

方侵略者,要在生产能力落后、生产方式落后,武器水平也落后的情况下,通过建立新的

意识形态来指导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军事组织,将中国人民团结起来,突破经济基础的制约

掌握更强的暴力来获得国家独立。这个新的意识形态,就是毛泽东思想;这场战争,就是

中国革命和朝鲜战争。

第二步,也不是发展工场手工业,而是赶紧建立自己的科研体系、军事工业体系和重工业

体系。还有就是利用暴力夺取的国家政权,清算近代腐朽的统治阶级、清算理学思想意识

形态,进一步巩固军事胜利的成果。

第三步,在暴力问题和基础科学底子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以后,再让生产活动回到自然状 态——搞市场经济,发展一般消费品的生产能力。在此过程中,不忘武备,不忘基础科 研。

欧洲崛起的历史,就是这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中国要崛起,也得这么来。这是战略史观

下,文明崛起的一般规律。

[1]文明史观最初产生于启蒙运动时期,是西方史学研究中影响力颇大的一个派别。20 世 纪上半叶,有汤因比、斯宾格勒为代表的历史学家也用这个史观来解读历史。其基本观念 与本书的历史观有很多相通的地方。但本书关于文明史观的阐述完全出自作者对文明和进 步的理解,与西方文明史观无直接联系,在写作本部分内容的过程中也没有参考西方文明 史观的专业文献。

[2]钱乘旦,《历史学研究离不开“体系”》,观察者网专栏 [3]钱乘旦,《充满推理、想象的历史学还算历史学吗?》,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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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6-2 04:53:38 |显示全部楼层
前言

第一章 抗美援朝

一、立国之战

二、千年变局

三、海权崛起

四、陆海对决

五、中共的逆袭

第二章 农耕中国

一、跛脚巨人

二、农耕中国

三、大河文明

四、 天佑中华

五、帝制时代

六、“走封派”

七、魏晋风度

八、杨坚复辟

九、科举革命

第三章 帝国宿命

一、盛极而衰

二、黄巢起义

三、苟且偷生

四、大元进士

第四章 布衣天子

一、另类“暴君”

二、反腐风暴

三、发动群众

四、官不聊生

五、山头之争

六、“坑爹”事件

七、孤注一掷

八、血流成河

第五章 布衣天子(下)

一、监察独立

二、《逆臣录》

三、反腐疑云

四、分封之弊

五、东厂太监

六、洪武之治

第六章 大明盛世

一、远迈汉唐

二、天子戍边

第七章 成化中兴

一、烽烟四起

二、荆襄平乱

三、编户齐民

四、政通人和

五、专家治国

六、储君之路

七、鸟尽弓藏

第八章 太监汪直

一、厂公年幼

二、西厂有“罪”

三、反戈一击

四、狠心治国

五、思想僵化

六、成化犁庭:屠灭建州女真

七、奇袭威宁海

八、帝国铁骑:冶金技术与中原王朝的盛衰

九、英雄末路:汪直获罪与明宪宗晚年怠政

第九章 儒家圣君

一、尧舜之君:弘治皇帝的人生理想及其破灭

二、以德治水:弘治年间治理黄河的教训

三、以德制夷:蒙古入贡与王越之死

四、叶淇变法:政商结盟与“开中法”的废弃

五、千年一问:财富都去哪儿了?

六、党争误国:开拓西洋与征讨越南的搁浅

七、清理门户:文官精英利益集团化的再加强

八、虞台岭之败

第十章 治乱得失

一、三大“圣君”:汉文帝、宋仁宗和明孝宗的施政得失

二、儒家理想:人性中的善恶与政府治理的首要任务

三、武周革命:唐太宗与武则天的治国方略及其效果

四、雄猜之主:朱元璋、武则天、毛泽东和汉武帝的铁腕治吏及其效果

五、景武霸业:汉景帝与汉朝酷吏政治的发端

六、仁不秉政:“仁宣之治”与明朝衰落的开始

七、盛世基业:大繁荣的政治基础与潜在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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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6-2 04:54:37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一章 抗美援朝





一、立国之战

“1949年,你们的毛泽东说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在我们日本无人相信。看看你们中国人,100多年来一个失败接一个失败,几千个外国入侵者、一两万个外国入侵者就可以直入你们首都杀人放火,你们就得割地赔款。毛泽东一句话中国人就站起来了?后来你们出兵朝鲜,把我吓一跳。你们把美国人从朝鲜半岛北面压到了南面,我才感觉中国与过去相比不一样了,看来毛泽东讲的话有些道理。”

这是一个日本教授对抗美援朝战争的评论。日本在1949年已经被美国军事占领。但它还是看不起中国。它认为侵华战争失败是败给了美国、败给了苏联。如果没有苏联红军打垮了它的关东军、没有美国人丢了两颗原子弹,它不会输。

就在日本投降前一个月,国民党军队还连着丢了18座县城。最后一座县城是1945年8月12日丢的。距离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日子只有三天。日军差不多每天都在攻克国军防守的县城,然后,就突然宣布失败了、投降了。这样输给中国,他们当然不服。

实际上,不仅日本人这么看,其它国家的人也这么看。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美国、苏联、英国这几个大国战胜了日本、德国。中国不过是被日本侵略了,被迫反抗。日本被美国和苏联打败了,中国才免于灭亡。就跟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中国站在了英国法国这一边,往欧洲派了一些劳工去做后勤。最后德国战败了,中国也就跟着被贴上了“战胜国”的标签,脸上多了一分荣耀。但不过是把被德国人霸占的地盘转给了日本,仍然摆脱不了被列强宰割的命运。这一次,又有什么区别呢?

1949年,中共宣布新中国成立。在外人看来,这跟1912年袁世凯宣布南北共和,1928年国民党宣布北伐胜利一样,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不过是个形式,内部还是一团糟,列强该怎么欺负你还怎么欺负。一百多年积贫积弱,你毛泽东一句话,说站起来就站起来了?

但是,历史的重复到此为止。中共不仅迅速结束了内战,而且在1950年“悍然”出兵朝鲜,击败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这支军队以美军为主力,拥有最先进的军事装备,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都派军参加了,比当年的“八国联军”强大的多。它看起来应该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然而竟然被刚刚建国一年的中共打败了。美国人输掉的不是一场战役,而是一场持续两年多的战争,大大小小数百次战役,换了三位主帅,各种战略战术都用上了,仍然无力回天,被中国军队从鸭绿江赶回了三八线[1]。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日本人,还有世界上其它国家的人,才发现中国真的跟以前不一样了。所以说,抗美援朝是新中国的立国战争,现在看起来,也可以称之为“中国崛起之战”。

[1]整个朝鲜战争是一场平局。战争开始于三八线,结束于三八线。但是中国军队进入朝鲜的时间是在战争爆发四个月以后,当时美军已经攻陷了朝鲜首都平壤,最前锋已经攻打到了鸭绿江附近。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以后,把美军赶回了三八线。

因此,虽然朝鲜战争是平局,但抗美援朝战争则是一场无可争议的伟大胜利。



此外,就伤亡人数而言,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伤亡多于美军,大概是三比一到四比一的比例;但是,志愿军入朝以后,给整个联合国军造成的伤亡人数则大大超过了志愿军自身的伤亡。也就是说,我军给敌军造成的伤亡远远大于我军自身的伤亡,从人员伤亡来看,抗美援朝也是我方占优。

现在有些人只对比中国军队和美国军队伤亡人数,就认为抗美援朝并未获得胜利,这是有失偏颇的。





二、千年变局



抗美援朝胜利六十年后,中国提出了 “一带一路”发展战略。



“一带一路”,就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称。一带,就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从陆地上连接中国、中亚和欧洲的一个经济发展走廊,跟古代丝绸之路基本重合;一路,就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沿着中国南海,绕过中南半岛,经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然后通过苏伊士运河穿过中东,最终到达欧洲的这么一条东西方海上交通路线。



中国制定这样一个战略,就是要让我们的经济影响力,沿着这两条线向外拓展。



一带,代表了陆权的扩张;一路,则代表了海权的扩张。



所谓陆权,就是一个国家的力量(包括经济力量、军事力量、意识形态等)主要通过陆地交通来向外输送;所谓海权,就是国家力量通过海上交通来向外扩张。



朝鲜战争,是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陆权国家,在近代衰落以后,第一次主动出击,击败了海权强国,标志着传统中国的复兴;而“一带一路”,则是中国在巩固了陆权优势的同时,开始海陆并进,向外输出自己的影响力,意味着中国将从一个数千年的陆权大国,转变成一个陆权与海权相结合的大国。



这个转型,中国是用了一百七十多年的时间才完成的。



1874年,中国已经连续在两次鸦片战争中遭遇惨败。直隶总督李鸿章在给朝廷的《筹议海防折》中写道:

“历代备边,多在西北……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在李鸿章看来,中国历史上的国家安全威胁主要来自于西北方向的亚欧大陆腹地;而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主要威胁开始来自东南沿海,帝国陆军难以抵抗,使得国家的安全形势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为了破这个局,李鸿章启动了中国近代国防体系的战略转型。他主张大力建设近代化的海军,把海面上舰队、海防炮台和陆军结合起来,建立一个海陆协同的国防体系,保卫中国的东南海疆。但是,由于内政的落后和腐朽,海军只不过买了一些外国的军舰,其它方面的改革没有跟上。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李鸿章二十年的心血毁于一旦。



这样的失败表明,中国这种传统的陆权帝国要应对海权时代的挑战,仅仅增添一些军舰是无济于事的,必须从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军事组织方面进行根本性的变革。



这个变革一直到毛泽东手里才真正实现,标志就是1950年至1953年的抗美援朝。



我们付出那么巨大的牺牲,换回来的就是彭德怀在战争结束后讲的这样一句话:



“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三、海权崛起



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陆权大国,主要有中华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蒙古帝国、苏联、德国等;强大的海权国家,则有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美国、日本等;此外还有一些海权和陆权结合的的国家,如罗马帝国、法国等。



在古代历史上,陆权国家占据明显优势,中华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和蒙古帝国,都是盛极一时的超级大帝国。



从14世纪开始,在欧洲西部、面向大西洋的地方,有一些国家,包括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等,在航海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开启了“大海航时代”:利用海上交通,到美洲、非洲、亚洲等地区开展贸易,然后进一步发展出近代化的海军力量和资本主义制度,掠夺资源、开拓殖民地。海权帝国跟资本主义制度一起,蓬勃的发展起来,并且逐步取得了相对于陆权帝国的优势。



过去数百年来,陆权强国在与海权强国的较量中全都失败了。其中固然有中国的抗日战争这种胜利,看起来是陆权击败了海权,但其实中国不过是在反侵略。真正强国之间的对抗,还鲜有陆权击败海权的先例。1939年苏联和日本的诺门坎战役可能算一个,但也只是一次小规模的战役,并非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真正大的战争,如1756-1763年的英法战争,纯海权强国英国击败了准陆权强国法国,夺去了它的大部分海外殖民地,建立起了“日不落帝国”的世界版图;1840年,英国在鸦片战争中击败了世界上最后的一个古代陆权强国——中国;1904年的日俄战争,日本击败了沙皇俄国。此后,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法国为主力的同盟国过击败了德国为核心的轴心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再度试图挑战英、法、美为代表国的海洋霸权,再一次失败……



在朝鲜战争以前,海权能够始终保持对陆权的优势,究其原因,主要有那么两条:



首先,就是技术的进步,使得海上交通的运输成本迅速下降,海权国家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调动资源来组织生产和发动战争。

在大海上航行,主要靠两种技术:第一是天文知识,第二是指南针。通过观察天上星星的位置,可以知道自己处在什么位置上;然后利用指南针,可以知道自己在朝着哪个方向前进。只有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才可能远洋航行,不然就会在海上迷路。在此之前,人类只能在靠近陆地的海域航行。欧洲文明也主要局限在地中海,而无法去探索大西洋、太平洋。



指南针是中国人发明的,对天文的观察则古埃及人做的比较多。总的来说,包括中国、埃及、两河流域国家(今天的中东地区)、印度在内的几大古代文明经过数千年的积累,创造出了星盘、等高仪、象限仪、日晷仪、天球仪等等观测天文的仪器,以及各种天文和数学知识。最后,这些知识在阿拉伯人手中(阿拉伯帝国所在的中东地区正好位于中国、埃及、印度几大古代文明的交汇处)得到了集大成式的发展。阿拉伯人在测绘、算术、几何、天文等等方面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以至于我们今天用的从0到9的数字还被称为“阿拉伯数字”。



这些文明成就被传播到了欧洲。首先是在地中海地区、意大利附近,推动了航海技术的大发展,催生了像威尼斯这样一大批经济繁荣的城邦国家。但是地中海毕竟很小,应用有限。最后,还是欧洲西部的西班牙、葡萄牙、英国这些国家,受益最大。它们利用这些技术开始了在大西洋上的航行,向西发现了美洲大陆,向东绕过非洲大陆,跟印度、中国直接建立起了商贸联系。



当这些国家可以在全世界配置和调动资源以后,就很快变得非常强大了。它们先是征服了美洲和非洲,因为那里的居民还处在原始社会向农业社会过渡的阶段,很容易就被消灭了;然后征服了中东和印度,因为那里正处在国家四分五裂的状态,比较容易各个击破;最后再集中力量攻击中国,这里正处于一个大一统王朝的中期,实力相当强大。英国人从南非调兵,从本土派出舰队,从印度获得补给,集合各种资源来打击中国,最终取得了胜利——这种在全世界调动资源的能力,弥补了他们在国土面积、人口、资源方面的各种不足,获得对抗陆权大国的优势。



除了航海技术的进步以外,海权国家强大的第二个原因就是制度上的优越性。



在海上交通不那么发达的古代,传统的陆权强国经过长期的发展,其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都已经逐步走向僵化,拒绝革新。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中华帝国。新的资本主义制度只能从传统强国势力范围之外的“边缘地带”发展起来。



欧洲国家在历史上一直很落后。他们主要是吸收了阿拉伯帝国的科学文化知识之后,才开始变得文明起来。一直到在14世纪,欧洲都是很穷很落后的,几乎没有自己的文化,连宗教都是中东地区传过来的。他们甚至没有建立起像样的国家。同一时期的中国,宗教无权过问政治,地主只有经济权利,而政治权力由政府统一行使,这是很先进的国家管理模式。但欧洲的封建领主在其势力范围内享有司法行政的权力,如同土皇帝一般,只不过向国王表示臣服,类似于中国商周时期那种松散的部落联盟。同时,罗马教皇又享有某些超越国家的权力。总之,就是国家的组织形式发育的很不完善,经济、政治、宗教的权力划分不清楚,处于蒙昧状态。



由于卫生和医疗条件极为糟糕,每隔几十年上百年,欧洲就会流行瘟疫,死亡从数百万人到上千万人不等。一旦出现瘟疫,人们就认为是巫术作怪,采用极为残酷的刑罚来处死许多被怀疑是巫婆的女性。14世纪之前的欧洲历史记载也极不可靠,诸如罗马帝国、查理大帝之类的故事,传说成分居多,其历史资料的可靠程度不会超过《三国演义》。从各个方面来看,其发育形态也就大致相当于中国的夏商时期。



中国在13世纪的时候航海技术就已经很先进,南宋对外贸易最远的航线可以连接阿拉伯国家。1405开始的郑和下西洋行动,其舰队可以在印度洋上畅通无阻。但是,由于国内经济发达,统治阶级非常富裕,印度洋周边的热带丛林对中国实在没有什么吸引力。相反,欧洲那些国家穷的叮当响,连国王贵族也都很穷,东方的财富对他们来说太重要了,因此大力支持海外扩张,而且积极的利用这些财富来作为打击封建领主割据和对抗罗马教廷的资本。国家政权成为了支持海外扩张的强大后盾。



所以,西欧诸国在通过海上贸易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之后,新兴的资产阶级就很容易的突破了封建制度的约束——他们和国王贵族联合起来,消除了封建领主的割据状态,同时,推行宗教改革,打破罗马教廷对《圣经》的解释权,建立起了君主专制的民族国家。他们大概用了一百到两百年的时间,政府组织形态从中国商周时期的水平进步到了中国秦朝时候的水平。



从这个时候起,西方走上了和中国不一样的发展道路。这些受商业资本支持的国家政权,没有像中国古代一样采取重视农业生产的政策取向,而是就大力推行重商主义的政策,满足商贸活动的需求,利用海权在从全世界获取资源。商业活动繁荣起来之后,才有了城市的繁荣和传统手工业的专业化,又用了大概一百年的时间,达到了中国明朝时候的经济发展水平。基本上赶上中国了。



在此基础上,他们逐步发展出来了近代工业。被工业武装起来的资产阶级变得非常强大,最终连国王也推翻了,建立起来他们自己的民主政治。这又用了大概一百年左右的时间,



最后,总共用了三四百年的时间,西方国家走完了中国三千年的发展道路,并最终实现“弯道超车”。建立了先进的近代资本主义制度。



单纯的海权并不可怕,但是海权和新的资本主义制度结合起来,就非常可怕了。成功实现了经济制度转变的英国和法国,很快就战胜了传统的大航海帝国——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最终成为了海权时代的胜利者。



在明朝的时候,西班牙、葡萄牙就已经到达了中国澳门开始做贸易,但没有能力威胁中国的国家安全;



到了明朝末期,建立了商业资本主义制度的荷兰占领了台湾,但最后又被郑成功赶走了;



到了清朝,建立了工业资本主义制度英国和法国最终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这一次,古老的中华帝国再也无力抗拒。





四、陆海对决



在《天朝的崩溃》这本书里面,茅海建先生详细分析了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原因。最主要的当然是清王朝在政治军事体制上的腐朽和落后。但这是个深层次的东西,在战场上直接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是两条,跟前面的分析可以对应起来。



第一条,是工业化带来的英军武器装备优势。

当时英国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拥有了庞大的钢铁和机械生产能力,用钢铁制造出巨大的轮船和先进的火炮。英军火炮的射程、威力和精度都是清军的好几倍。英军军舰可以在清军炮台的射程范围之外开炮,随意轰炸清军炮台,还能翻过山头炸到山背后的军事据点。所以这个仗是没法打的。



第二条,就是海权国家的物资运输优势。

在海权时代,海上物资运输和人员调动占有明显优势。英国从印度运输战争物资和军队,只要30天就能到达广州;而清王朝从四川调动军队前往广州,至少需要在路上走90天。1840年6月,英军从广州出发北上,先攻陷浙江定海,然后再北上炮轰天津,总共只用了35天。而第二年的1月,道光皇帝下旨增兵广州虎门,从全国各地调集兵力,用了四个月才集中完毕,开始在虎门向英军发动进攻。[1]

中国陆军的集中效率已经是很高了,鸦片战争之前十五年,1926年,西北地区的张格尔叛乱。六月份叛乱,道光皇帝下旨调集兵力围剿,到了十月份就集中完成开始发动攻势,基本上也是四个月。这个效率用来对付传统的来自西北地区的威胁是足够的,但是面对新兴的海洋帝国就不行了。



这个对比就可以看得出来,现代航海技术从成本上奠定了海权对陆权的优势。英国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从全世界范围内调集军舰、人员和物资来集中攻打广州,而在陆地上的中华帝国则必须花费三到五倍的时间来组织应对。



所以说,什么是陆权和海权之争?从一个比较简单直观的层面来说,就是比拼你利用陆地和海洋运输物资的能力哪个强。战争主要拼三点:武器、人员、物资消耗。运输成本更低的一方,就会在人员和物资上占据明显的优势。如果利用陆地可以快速的、大量的运输物资和军队,那么你就是陆权强国;如果海洋的运输效率更高,那么就可以战胜陆权。



在1904年的日俄战争中,这种物资运输能力的决定作用更明显。双方交战的地点在中国的东北地区。俄罗斯的政治经济中心在欧洲,要跨越半个欧亚大陆才能把军队和物资输送到战场。为了霸占中国的东北,它从1891年开始修建西伯利亚铁路,1904年即将通车。



日本当时也想霸占东北,那就必须战胜俄罗斯。当时日俄双方武器装备基本在同一水平上,但俄罗斯人口有1.4亿人口,而日本总人口只有四千多万人,相当于俄罗斯的 一个零头,俄罗斯的国土面积和自然资源也都是日本的很多倍。也就是说,俄罗斯的战争潜力远高于日本。如果等西伯利亚铁路修通,日本在远东地区就无法与俄罗斯争霸了。



因此,日本决定冒险一搏。1904年2月,在西伯利亚铁路还有最后100多公里就能修通的时候,日军偷袭了俄罗斯的远东舰队,取得制海权,然后开始集中全国几乎所有能调动的军队进攻东北地区的俄军要塞。



在这场战争中,决定成败的主要不是军事将领的指挥能力和军队的战斗力,主要就是拼消耗。日本人在伤亡方面没有占到什么便宜(双方军队人数差不多,整个战争日军伤亡27万,俄军伤亡加被俘的也是27万),但是它掌握了制海权,后勤补给线短、成本低,消耗得起。俄军缺乏物资的补充,不管场面上占不占优势,弹药打完了也只能走人。



俄罗斯为了夺回制海权,阻断日本的海上物资通道,派遣它的波罗的海舰队先从北面绕过欧洲,再从西面绕过非洲大陆,然后向东穿过印度洋、马六甲海峡、南海,绕了半个地球,在海上走了220天来参战。结果可想而知:由于人员极为疲惫丧失警惕,在对马海峡被日本舰队偷袭,全军覆没。



这样,俄罗斯也就丧失了一切取胜的希望,被迫把大部分在东北的权益都让给了日本。这就又是一个海权国家利用海路物资运输优势战胜陆权强国的经典案例。



[1]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59页。





五、中共的逆袭



日俄战争结束后四十五年,朝鲜战争爆发。两场战争的地点非常接近,又是一场海权与陆权的对决。



在决定是否参战的时候,毛泽东做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在朝鲜半岛,中国在后勤补给方面具有优势,可以拖住美军打持久战并最终取得胜利。



1950年,西伯利亚大铁路已经通车,从莫斯科到中国东北的时间只需要七天。而且在1929年前建成了复线,1930年开始进行电气化改造,运输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中国要在朝鲜半岛跟美军较量,苏联的军事支援是必不可少的。西伯利亚铁路可以极大的支持中国在朝鲜的战争消耗。



此外,沙皇俄国东北期间,也在东北境内修了几条重要的铁路,把从哈尔滨到旅顺用铁路连接了起来。日俄战争期间,日本还修了一条从沈阳到丹东的支线,把铁路直接连到了鸭绿江边,跟朝鲜的铁路系统连接了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从中国往朝鲜运送战争物资,就有可能取得比美军的海上运输更高的效率。美军是以日本为基地,但是日本毕竟只是个刚刚结束战争的岛国,不管是装备还是粮食的生产供应能力都很有限,大量的物资需要从台湾、菲律宾甚至美国本土运过来。



中国和美军在朝鲜战场上的较量,如果双方都不能很快的消灭对方,那么影响胜负的一大关键,就是看从苏联和中国的工业基地运送物资到朝鲜战场,跟美国和日本往朝鲜运送物资过来,谁的效率更高更可靠。前者就是对陆地运输能力的考验,而后者则是对海洋运输能力的考验。



现代战争,对物资消耗的需求惊人。



1950年底,战争刚一开打,毛泽东就发电报让斯大林援助步枪子弹5800万发,自动枪子弹8000万发,轻机枪子弹3700万发,重机枪子弹2000万发。斯大林全部照给。



1951年第一季度,中国在朝鲜战场上所需弹药就高达14100多吨。



到了1953年,志愿军平均每日需要消耗168吨弹药;在上甘岭战役中,每消灭一个敌军,就要耗费176公斤弹药。



此外还有枪支、火炮、坦克、军车等装备以及几十万军队的粮食服装等等。这对物资运输能力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抗美援朝战争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50年10月—1951年1月),就是志愿军刚刚入朝。当时美军已经快要达到鸭绿江了,但是由于盲目乐观,没有预料到中国会参战,推进的速度太快,部队走乱了。志愿军秘密入朝,通过穿插、切割、包围等方式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中国共产党的军队经过22年战争考验,战斗力很强而且战术运用非常独特。美军不了解这种打法,损失惨重,很快就败退到了三八线以南。人民志愿军趁机跨过三八线,占领了南朝鲜的首都。这是中国方面打的最顺的一个时期。



第二个阶段(1951年2月—1951年7月),跨过三八线以后,志愿军的后勤补给线拉长了。美军也很快发现了志愿军在后勤保障方面的问题,也就是所谓的“一星期攻势”:由于志愿军装备落后,每次战役只能携带够用一个星期的物资,打完了就必须撤退。所以美军就在战役开始的阶段收缩死守,等过了一个星期之后再发动反攻。这下就让志愿军方面损失惨重,不得不退回到三八线以北进行防御。



第三个阶段(1951年8月—1953年7月),就是双方在三八线附近对峙。志愿军放弃之前的运动战术,采取挖战壕、地道的方式建立工事。双方开始打阵地战,一个山头一个山头的争夺。



从这个阶段的划分我们可以看出,抗美援朝战争真正面对面的对抗只持续了不到一年,剩下两年多的时间就主要是在各自的堡垒、坑道里面用炮火对轰。



到了第三个阶段,实际上双方就是主要拼后勤了,拼了足足两年。美军发现,在这第三个阶段,志愿军有越打越强的趋势,装备越来越好、火力越来越猛,土八路打成了洋八路。



这是因为,在这期间,苏联不仅援助我们物资,还援助了很多的工业项目,中国自己的武器弹药生产能力也跟上来了。然后就是国内平定土匪叛乱和镇压反革命运动结束,粮食连续三年大丰收。国内经济状况好转以后,中国政府可以花更多的钱从苏联购买武器装备。苏联出动空军帮助我们在半岛北部建立了一个被称为“米格走廊”的安全空域。我们自己培训的战斗机飞行员也“出师”了,驾驶苏联的米格战机多次击落美军飞机。这样,中国方面的人员和物资运输安全大大提高。中国开始让前期进入朝鲜的部队回国休整,实行部队轮换入朝作战的制度,军队的健康状况和精神状态也越来越好——毛泽东在战前的预言变成了现实。



到了1953年,中国军队每天战场上的弹药消耗量,比1952年翻了一倍。原来需要用人去冲锋夺取的据点,现在也改为直接用炮火炸平算了——这一点听上去很残酷:只有经济能力提高以后,士兵的生命才会变得更加值钱。



这些新的变化让美国人看到:中国毕竟是有四亿多人口、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国,一旦战争潜力发挥出来,战争物资生产和后勤供给的能力是相当惊人的。再这样扛下去,扛个十年八年,他也占不到什么便宜。



美国人远在美洲,军用物资和人员都要跨越太平洋运送过来,时间长了也会多少有些吃不消。按照当时美国的国力,要想跟中国耗在朝鲜,当然是耗得起的。甚至还可以调动更多的军队前来参战。这一点没有什么疑问。但是,美国在朝鲜的伤亡已经超过了它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欧洲的伤亡,已经把它全部陆军的三分之一、空军的五分之一和海军的近半数投了进来。如果继续投入兵力,必然要以大幅度削减欧洲的防卫力量为代价。



显然,朝鲜战场的重要性并不值得它这样做,国内的民意也不允许政府在这么偏远的一个地方继续没玩没了的打下去。这样跟中国耗下去,苏联就会在欧洲和中东地区越来越占优势。而这些地方对它来说,都比朝鲜半岛要重要得多。



所以,美国人不得不妥协,跟中国达成了停战协定。美军司令克拉克也才因此而感叹:我是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议书上签字的美军统帅。



实际上,他也是过去五百年来第一个跟陆权大国签订失败了的停战协定的海权大国代表。

在朝鲜战场上,美国不是输给了中国的游击战,而是输给了阵地战。这才是他们最无可奈何的地方。



人类自大航海时代以来的国际局势,在这一刻已经悄然发生了改变。陆权将重新崛起,回到世界权力版图的中心位置。只不过还要再等五十年,等到中国的高速铁路和公路网络在大地上延伸的时候,人们才能充分意识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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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6-2 04:55:41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二章 农耕中国





一、跛脚巨人




实事求是的讲,朝鲜战争的胜利,并不全是中国的胜利,有很大一部分是苏联的胜利。



中国方面以极为高效的军事组织和后勤补给能力保障了战争的胜利,但那些现代化的战争物资,有很大一部分是我们自己无法生产的。这些都来自于苏联的援助。没有这些武器弹药、飞机大炮,我们很难赢得这场战争。



那么,如果有一天苏联不支持我们了,甚至有一天跟苏联打起来了,我们怎么办?



由于朝鲜战争,中国已经世界被公认为一个大国。但是——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我们还只是一个政治上的大国,不是一个经济上、军事上的大国。所以我们这个“大国”,还是一个跛脚大国,只有政治这条腿,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走起路来是很容易摔跤的。



中国要从一个单纯政治上的大国,变成一个经济上、军事上的真正的大国,有一件事就必须要做,那就是工业化,要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一个强大的工业国。



什么叫农业,什么叫工业?



农业,就是主动利用植物或者动物的生长机理,从大自然获得食物和其它消费品,比如种植水稻、小麦,饲养牛羊来吃,羊皮拿来做衣服,养蚕来织成丝绸等等。如果只是被动的去采摘树上的果实,或者捕猎野生的动物来吃,那就不是农业。



工业呢,就是直接从大自然取得物资来生产工具和消费品,不再通过培育植物或饲养动物的形式了,比如把地下的铁矿石冶炼成钢铁,然后用钢铁制造火车、飞机、轮船等等。



我们平时说的工业,都是指近代工业,专指有组织的、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如果是传统的、个人的、无组织的生产,一般叫做手工业。简单的手工业——比如家庭纺纱,可以视为农业的组成部分。



工业相对于农业来说,是一次翻天覆地的变革。因为农业嘛,就是动物和植物——归根到底是植物,因为饲养动物也要用植物——利用阳光、空气、水、还有土壤里面的养分来组成蛋白质,成为人类生存必须要的食品。植物的根,一般也就几米深,也就是说人类借此可以利用的自然物资,就是土壤里面那么几米的深度的东西。而工业则可以将地下深埋数十万年、几千米深的煤炭、铁矿、石油……等等挖出来供人类利用,人类改造自然的力量,一下子就可以提高很多倍。握有钢铁武器的国家,可以轻松的征服人口数倍乃至数十倍于自己的国家。人的生活品质,也可以因此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鸦片战争的结果表明,传统的农业国家——即使像中国这么强大的农业国,在工业国面前仍然不堪一击。甲午战争的惨败也表明,靠买来的舰船同样无法与工业国对抗。



朝鲜战争是一次意外的奇迹,是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神来之笔:农业国击败了工业国,陆权国家击败了海权强国——这在过去五百年来的历史中是不可思议的。但这个胜利是在强大的外部支援下取得的——不仅有苏联的直接支援,还有苏联在欧洲对美国的威慑也很重要。



我们不能总是指望奇迹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不能指望总是可以借用外部因素。中国要想真正实现民族自立,重新成为一个世界强国,就一定要工业化。





二、农耕中国

  在谈工业化之前,我们必须先讲一讲农业化。



  农业化这个东西,听过的人不太多。因为它太遥远了。其实,农业化才是强国与非强国最第一次分野。凡是没有成功的从采摘或者狩猎为主业转型成为以农业为主业的民族,基本就从人类文明的舞台上告别了,比如印第安人或者非洲、南美那些丛林部落,



  农业化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农耕化。也就是以种植业为主,而不是以游牧或者畜牧业为主。



  农耕化有什么好处呢?它可以获得大量稳定的食物来源,可以养活数量庞大的人口,而且让这些人口定居下来,而不是像游牧民族那样居无定所。这样就会有两个好处,第一是有“富余人员”闲暇下来,从事脑力劳动,搞国家行政管理、研究农业技术、军事技术等等,还可以养得起规模庞大的军队;第二个,“闲暇人员”可以聚集到固定的城市集镇当中,互相交流,形成分工,产生比较复杂的手工业体系,制造出先进的工具。这就可以极大的提高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和战争能力。



  汉朝初年,由于经过长时间的战乱,国家能够调用的马匹不超过6000匹。这个时候匈奴能够骑马打仗的控弦战士有近十万。在这种情况下,汉高祖刘邦北征匈奴失败。汉王朝因此励精图治,大搞修生养息,增加人口和繁殖马匹。经过六十年的发展,到了汉武帝时期,竟然拥有了军马60万匹,甲兵45万。而匈奴的骑兵数量基本保持没变。这样,汉王朝就取得了相对于匈奴的绝对优势。汉武帝因此发动了一系列针对匈奴的远征,解除了来自北方的威胁。



  总的来说,民族之间的战争主要就是拼后勤、拼实力。名将卫青、霍去病啊这些人物,当然很厉害,但并没有史书上看起来那么重要。如果匈奴也养得起40万甲兵,60万马匹,什么名将也没用,我们早晚要被匈奴灭掉。而且汉朝的远征,骑兵向北方深入大漠数百公里,后勤补给的要求极高,每一个士兵就需要三个甚至四个民夫来为他输送粮食。如果是40万大军远征,就需要总共200万人脱离生产劳动,专门从事军事活动。相比之下,匈奴十万骑兵,就不怎么够看了。我们靠什么能够支撑起如此庞大的物资供应线?就是依靠中原地区的农业耕作,可以养活数千万农民,劳动者除了家庭自身消耗以外,还有至少10%以上的产量富余。



  13世纪中期,蒙古消灭了金帝国,占领了中国北方。蒙古是游牧民族起家,对农耕生活不太熟悉。蒙古皇帝一开始觉得农耕这东西很不好,养一些懒人,打仗都打不赢我们游牧民族,所以想把汉人都给杀光或者赶走了,把农田变成牧场搞放牧。结果比较了解汉文化的大臣耶律楚材就跟皇帝说:这块地方如果搞农业,每年可以征收赋税最少50万两白银,8万匹布帛,40万石粮食,完全可以支持蒙古大军南下消灭宋王朝的军费。蒙古皇帝一算账,如果这地方搞畜牧业,肯定搞不到这么多战争经费和物资,所以就同意了耶律楚材的意见——能够养活更多的军队,这一点成了北方汉族得以保全的关键因素。



  有人说,为什么汉民族几千年来都没有亡国灭种,就算被外族入侵亡国了,也能够同化异族,而且还能复国成功?没别的,就是因为我们人多。



  不是因为我们能生,而是因为我们养得起。



  在工业化时代,发展才是硬道理;在农业化时代,人多就是硬道理。



  一般情况下,别的民族人数少,打不赢我们;偶尔打赢了,也把我们杀不完。中国从汉朝时间开始就有五六千万人。北方的匈奴、蒙古民族,游牧为主,能够养活的人口也就那么几十万人,再英明的君主,也没办法突破这个人口供养的上限。这点数量的民族进入中原,就好像河流汇入大海,不管河水有多么浑浊,哪怕像黄河一样全是泥沙,进来也啥也看不见了。而且稳定的农耕生活肯定比居无定所的游牧生活过着舒服,游牧民族进入中原以后很快就会农耕化。



  所以,中华民族的同化能力如果纯粹用文化来解释的话,是比较虚的,主要还是人多,人多的同化人少的就是容易。而人多的根本原因就是农耕化。





三、大河文明



那农耕化这么好的事儿,为什么让华夏民族赶上了呢?为什么非洲南美洲这些地方没有能够成功的实现农耕化呢?



农耕化这个东西,是人类文明的一次大跃进,其重要性可能比工业化还要重要。单纯从事采摘活动的人类,严格来说都不能叫人类,最多叫做类人猿。他们跟大猩猩什么的没有什么区别,动物也大都是靠采摘为生的,不可能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文明出来。



从事狩猎的稍微好一点,食物的取得多样化,而且形成了组织协同体系,原始部落因此形成。但是这种部落一般都极小,只能勉强维持自身的生存,也谈不上有多余的人口来发展科学技术和文化思想。只有农耕化以后的人类,才能算是真的进入了文明时代。



要想从采摘和狩猎进入农耕时代,条件是很苛刻的。整个地球上,也就只有四处地方能行。一个是埃及的尼罗河流域,一个是中东地球的两河流域,一个是印度的恒河流域,一个是中国的黄河流域。除此以外,就没有了。



这些地方能够进入农耕时代,首先,要有一条大河。能够为农业耕作提供足够的水源。



这条河必须足够大,养活足够多的人。因为农耕文明跟游牧不一样,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必须分散居住,没办法永远处于战备状态,机动性很差,这就需要足够大的耕作面积来养活一定数量的常备军从事国防。小河是不行的,小规模的农耕部落很快就会被周边原始部落或者游牧民族灭掉。



光有大河还不行。还有一些很苛刻的条件:流域附近要气候干燥而且温度适宜,不能太冷也不能太热。尤其是不能太冷,冷了作物就生长不起来。



更要命的是还不能太潮湿。因为如果这个地方气候非常潮湿,大河的两边就会生长出茂密的森林,在原始条件下的人类,是没办法在森林里开垦出大片的耕地出来的。只有气候比较干燥,河流周边没有大片浓密的森林。然后每年河流泛滥,泥沙会淹没周边的一些地区,才能形成开阔而肥沃的土地用来播种农作物。



所以,像南美的亚马逊河和西非的刚果河这种世界流量第一大和第二大的河流,它发展不出来农耕文明。因为降水量太大,河的两岸全是热带雨林,森林太茂密了,不可能实现农耕化。



最完美符合以上全部条件的是埃及的尼罗河。它的上游来水量非常大,但是中下游地区,由于海洋季风都不往这个方向吹,一年到头基本上不下雨,非常干燥,旁边就是撒哈拉大沙漠。河水基本就是从沙漠中间流过。



每年夏季,上游就下暴雨,下游河水泛滥。从上游冲下来很多的泥沙就堆积在河流两岸,形成肥沃的适合耕种的土地。没有森林的阻挡,原始的人类就可以很容易的在上面播种。所以,埃及这个地方,就成了人类农耕文明最早的发源地。



相反,在埃及的对面,隔着地中海的欧洲,那里也有两条大河,一条莱茵河、一条多瑙河。由于地中海的风向是往北吹的,所以埃及不下雨但是欧洲降雨量丰富。这两条河两岸森林茂密,它就很难发展出早期的农耕文明。但是它的条件比亚马逊河要好一点,因为处在温带,而且毕竟地中海比较小,带来的降雨也没有太平洋大西洋那么丰沛。所以森林没有那么浓密,它受到埃及和两河流域农耕文明的影响,最后还是缓慢的发展起来了。但是比前面说的那四大古文明要落后数千年。



次于埃及的农耕文明发源地是埃及西北边的两河流域(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中东这地方也是干旱,大片大片的沙漠。这个大家都知道。古巴比伦、波斯帝国和后来的阿拉伯帝国(7至13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13至20世纪),都是依托这两条河的农耕文明形成的陆权帝国。



第三位适合发展农耕的就是中国的黄河流域了。



黄河水的主要来源是青藏高原的冰川融化,也会出现季节性的泛滥,在中下游地区形成冲积平原,而中下游地区位于中国的西北方和北方。从太平洋刮来的东南季风经过南方大陆以后就减弱了,从印度洋刮来的季风则直接被青藏高原挡住了。所以这个地区降水不足,但是它还是会受到东南季风的影响,比埃及和两河流域的降水量要大一些,所以农耕文明出现的时间稍微晚于古埃及和古巴比伦。



黄河下游地区降水更为丰沛,所以黄河文明首先是出现在更为干旱的中上游地区,也就是今天西安一带的“关中平原”,由黄河的支流渭河冲击而成。这个地方由于南边有秦岭阻挡,比下游更加干旱,开垦耕地也就更容易一些。所以中国古代神话传说里面位于西北地区的昆仑山、太白山(秦岭主峰)之类占有重要地位。然后才是逐步开发黄河下游,传说中的黄帝和炎帝都生活在渭河平原一带。中国有比较可靠的文字记载的历史是从西周开始的。周的发源地也在关中平原。



中国的长江流域距离黄河流域很近,很早就有人类活动,它还不像黄河那么容易发洪水,水质清澈,物产丰富,非常适合航运。但是,长江流域长期发展不出来农耕文明,主要就是因为它经过的地区降水过于丰富。直到春秋战国时期,农耕技术已经非常成熟,长江流域才被逐渐开发出来。



第四条适合发展农耕文明的,就是印度河(现在巴基斯坦境内)。印度河发源于青藏高原,上游有丰富的雪山融水留下来。在中游的地方,两边都是高原,挡住了降雨的季风,中间形成数十万平方公里的印度大沙漠(又叫塔尔沙漠)。情况与尼罗河类似,这里也很早就产生了农耕文明。



但是,印度河中下游平原的面积比较狭窄,发展空间有限。在中国商朝的时候,印度河文明就被北方的蛮族征服了。后来随着农耕技术的进步,又逐步的开发了东边的恒流流域,印度文明的中心也随之转移。



对四大古文明起源的解释,可以汇成一句话:人类文明是怎么来的?就是大水冲来的。人类文明是怎么没的?就是大风刮跑的。



大河才能孕育文明,风大了带来太多的降雨就会阻碍文明。美洲地区形不成农耕文明,就是因为它处在太平洋和大西洋中间,两边的大风呼呼呼刮个没完,降水太厉害。有个别干旱的地方又没有大河,所以没办法形成农耕文明,近代欧洲殖民者到达的时候,这里才刚刚开始从原始的狩猎社会向农耕社会过度。



但是,降水厉害的地方一般物种丰富、土地肥沃。农耕技术发达以后,这些地方反而会“后发制人”,取得比干旱地区更高的粮食产量,甚至发展出来更先进的文明。欧洲后来发展的比埃及和中东都要好,美国现在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粮食产地,长江流域取代黄河流域成为中国经济中心,恒河流域取代印度河成为印度经济中心,这些都不是偶然的。





四、 天佑中华



在古代四大农耕文明中,华夏文明是非常有特点的。它有三个“最”:最封闭、最广阔、最艰苦。

首先是最封闭,这是华夏文明最幸运之处。



除了华夏文明之外的另外三大古文明都在地理上互相连通。



中东两河流域位于四大文明的交通要道上,四周无险可守,所以这个地方战乱最频繁。没有一个民族能够长期居于统治地位。从古巴比伦,到古代波斯帝国,然后是马其顿地区的蛮族入侵,然后是罗马帝国入侵。罗马帝国衰落以后,阿拉伯帝国统一了这一地区,时间长达数百年,催生了空前的文化繁荣。后来又被蒙古帝国入侵,接着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最后就是西方殖民者的进入。可以说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



埃及靠近中东,通过西奈半岛跟中东地区连接,同样无险可守。一般称霸中东的帝国也会顺便把埃及灭一遍。现在大家干脆就把埃及也视为中东的一部分。



印度东西两面都是大海,北边是青藏高原,看起来很封闭,但是在西北角的地方有一个开阔的高原地带,通往中东地区,可供大兵团出入。历次的外地入侵都是从这条通道打过来的。印度本土的古文明早在中国商朝的时候就被雅利安人征服了,形成了今天的“种姓制度”,雅利安人是高种姓,而印度本土居民则是低种姓;后来波斯人、大月氏人、匈奴、突厥等中国西域地区的民族又排着队来侵略印度,16世纪初又被改信伊斯兰教的蒙古人后裔入侵,建立了莫卧儿帝国。这是它最后一个古代帝国,后来就是西方殖民者的海上入侵了。



——由于主体民族不断变化,三大古文明最终都没有传承下来。唯一主体民族没有发生变化,主体文化流传至今的,只有华夏文明。



这种幸运主要是地理上的原因。华夏文明被青藏高原和帕米尔高原跟另外三大文明隔开了。东南方向是大海。在古代,军队虽然可以翻越崇山峻岭,但是后勤物资跟不上。要想征服中国这种几千万人口的大国,大兵团行动没有充足的后勤物资补给线是不可想象的。



在中国的北边的阴山-太行山脉不算太高,中间有一些山谷,蒙古高原上的骑兵可以长驱直入;在东北方向燕山山脉靠近渤海湾的地方有一条平坦的通道,也就是从锦州到山海关的这么一段地区,今天连接东北和北京的铁路公路也都是沿着这个走廊地带修筑的。所以中国历史上两次亡于少数民族入侵,第一次是蒙古,第二次是来自东北地区的满清。就是在地理上存在着这么两个缺口。



不过,北方处于寒冷地带,人口非常稀少,这些少数民族虽然偶尔成功的入主中原,由于人口基数太少,无法取代中原文明。蒙古人建立的元帝国不到一百年就覆灭了;满族则最终被汉化了,现在满人和汉人在外貌和生活习俗上已经无法区分。这两次入侵最终没有毁掉中华文明,汉民族仍然是主体民族,蒙古和满族也成为了中华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二,是最广阔



在这片相对封闭的空间里面,适合人类生活居住的腹地最为广阔,比另外三大文明的发展空间都要大。我们的先辈从黄土高原开始发展,到黄河中下游地区,然后开发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最后开发长江中下游地区和珠江流域。既有适合农耕文明早期萌芽的干旱地区,又有适合农耕技术发达以后可以开发的长江、珠江流域。最后供养了好几亿人口。成为世界上第一大人口大国。在农耕时代,人多就是硬道理。什么外敌入侵、自然灾害之类的,在庞大的人口基数面前,都不过如沧海一粟,不足以动摇中华文明的根基。



第三,就是最艰苦。



中国是世界两大自然灾害带——北半球中纬度自然灾害带和环太平洋自然灾害带的交汇点。据统计,二十世纪80%以上的自然灾害发生在这两个地带。作为这两大灾害带交汇点的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难发生频率最高、最严重的国家。与之密切相关。



我们的祖先几千年来,不断的被训练着如何面对复杂多变的自然灾害并生存下来。这种能力已经融入我们的基因。如果用达尔文的优胜劣汰的观点来分析,也可以说:真正愚笨的一根筋只会埋头种地,而不懂得应对突发自然灾害的基因,在中国很快就会被淘汰掉。活下来的都是既聪明、又能吃苦的人。这样说有点残忍,不过应该符合历史的事实。



所以,中国人现在成为世界上公认的最勤劳、最能吃苦、最聪明的民族,与此密切相关,如果中国也像埃及一样:尼罗河定期泛滥,带来肥沃的土地,随便种点什么就够吃了,不用费脑子就能活下去,中华文明就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光辉灿烂。



所谓“多难兴邦”,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在形成古文明的四条大河中,黄河是“脾气”最不好的一条河流。这个从它的形状上就能看出来。另外三条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隔得很近,而且在下游合流了,所以也可以算成一条河)都是比较直的从源头流入大海。唯独黄河从青藏高原至西向东奔腾而下,然后突然掉头向北,穿过黄土高原,经过蒙古高原,在拐一个大弯向南直奔关中盆地,然后又拐道向东,经由华北地区黄海,形成一个巨大的“几”字形。一看就是一条非常暴虐的河流。



黄河上游穿过了黄土高原地区,携带了大量的泥沙。让它成为了世界上含沙量最大的一条巨河。大量的泥沙给中下游带来了肥沃的冲击平原,但是长期的泥沙堆积让它的河道上升,甚至超过了地面的高度。这就让它很容易“改道”:也就是原来的河道太高了,河水冲出老河道以后寻找新的更低的河道入海。中国古代关于大禹治水的传说,就是黄河沿岸的原始部落不断跟水患战斗的反应。根据历史记载,商朝的时候至少六次迁都,主要原因就是黄河泛滥。



在公元前602年至1938年间,黄河下游决口1590次,大的改道26次。也就是基本上每隔一百年改一次道。几乎每一次改道都会造成巨大的灾难,并带来农耕区域的变化。中国的古代王朝,中央政府大的行动主要就是两件事:一是抗击外敌入侵或者平定叛乱的军事行动,第二就是治理黄河。



在长期跟水患战斗的过程中,华夏民族很早就学会了如何组织起来。因为治水是一个规模浩大的工程,依靠单个部落的力量无法完成,需要很多的原始部落联合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治水领袖开始掌握了巨大的权力。大禹治水的时候,召开部落会议,防风部落的首领迟到了,大禹就把他杀掉以树立权威和强调纪律。这样,原始部落联盟就逐渐的走向了国家形态。



所以,中华文明虽然起步晚了一点,但是由于有了最艰苦的耕种环境,在国家组织和政治文明方面很快就走到了世界的前列。这对于我们成功抵抗周边蛮族的入侵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五、帝制时代



自然条件的这三个“最”,最终促成了中国采取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来治理国家。这一制度对中国的影响,延续至今。

这种君主专制制度,它最主要的作用,就是以极高的效率把全中国的人力物力集中起来,对抗外敌入侵和治理黄河水患,其中主要是抵抗外敌入侵。



中国的专制君主,其权力来源于战争,其身份定位主要是军事领袖兼任帝国元首。中国古代的国家大事,一般会被叫做“军国大事”——军务的重要性是排在政务之前的。政府关心的事情主要就两个:一以耕、一以战。也就是鼓励农业生产和组织战争。以耕养战、以战保耕。



中国的国土幅员辽阔,古代的信息传输手段非常落后,唐代对邮驿的行程有明文规定,陆驿快马一天走6驿即180里,再快要日行300里,最快要求日驰500里;步行人员日行50里;逆水行船时,河行40里,江行50里,其它60里;顺水时一律规定100到150里。



从这个规定看,最紧急的军情传送也就每天500里。安史之乱的时候,安禄山在范阳(北京附近)起兵,从范阳到长安今天走高速公路大概1100公里,2200里,当年的官道肯定要绕一些,距离大概就是3000里,消息过了六天才传到长安。这已经是最紧急的军情了,平均传送速度每天还不到500里。这是每三十里路换一次马,每一两百里路就换一次人,日夜不停的狂奔才能达到的速度。大部分情况下不可能这么快,把水路传递速度平均下来,估计每天信息传递速度也就150里路。按照这个速度,从北京或者南京地区跟长安的政务联系,大概一趟就要20天,来回一次就是一个半月。各地进京办事,官员们走的还要更慢。偏远一点的地方,去长安一趟,回来,就是小半年。



如果不搞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啥事都要协商一下,来回讨价还价几回,蒙古人就打到家门口了。



外部的军事威胁随时存在,不可能啥事情都搞民主协商。就需要君主完全的独断专行,掌握征收粮食物资和组织军队出征的绝对权力,

就好像前面说的,征服匈奴的战争,需要动员的青壮年劳动力就可能超过两百万,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向分布在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内的几十万个几乎与世隔绝的村落征收粮草和征集士兵,然后组织远征。这种组织力量非常可怕,而且必然会遇到激烈的抵抗。比如江南地区的人民,感觉不到异族的威胁,他们肯定没兴趣交纳军粮和跑到北方的大漠去战斗。必须要有非常强有力的政府组织,才能集合这些战争资源,捍卫华夏文明,



今天我们说独裁专制感觉好像很愚昧落后的样子,其实在当时可是非常先进的。后来“文艺复兴”的时候,欧洲还是封建领主割据,一盘散沙。欧洲人听说中国的皇帝只需要坐在朝堂上点头和摇头就可以决定国家大事,就好像听见神话一样,羡慕的流口水。



欧洲的封建社会跟中国的“封建社会”不是一个概念。“封建”,从汉语的字面上理解,就是“分封土地,建立政府”的意思。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社会,那真的是封建领主一家建一个城堡,管理着城堡周围的土地。领主的身份是世袭的,不由国家委派。这一片地方,就是领主们的小王国。他们在这里面享有向农民收取租税、行使司法行政等各项权力,还拥有自己的私人武装。这些私人武装只对封建领主效忠,不对国王效忠。国王只有在自己的武装比较强大的时候,才能指挥得动封建领主。这种“封建制度”,跟中国的“分封制”比较像。从这个层面来说,中国的商朝和周朝才是封建社会,齐楚燕赵这些个诸侯国就类似于欧洲的封建领主。



而我们现在中国历史教科书中所称的“封建社会”,是用马克思分析欧洲历史的结论来套同时期的中国。这个套用很不正确。



自从秦统一六国以后,就建立了郡县制。也就是取消了封国,中央政府直接委派文官来管理各个地方,建立“中央-郡-县”的垂直管理机制。拥有土地的那些地主,只有从土地中获得经济收益的权力,在其土地范围内没有行政司法权,更不能拥有自己的军队。



秦朝把这个事儿做的比较绝,但只持续了两代就灭亡了。所以大家就觉得还是应该有分封制,这样地方叛乱的话,封国的军队可以帮忙镇压。汉高祖刘邦接受了这个结论,有限度的恢复了分封制。但他还是担心封国作乱,所以是只分封自己的儿子,而且死前还搞了一个“白马盟”,杀了一匹白马跟诸位大臣立下盟誓:不姓刘的封王,全天下一起讨伐他。



但是,后来发生了“七国之乱”,起来造反的正是这些姓刘的封王。其中带头的吴王刘濞就是跟皇帝血缘关系最亲的一个封王。说明造不造反、危害不危害国家稳定,跟是不是封刘姓 的王没啥关系。



削平了七国之乱以后,中央政府就逐渐的把所有封王的政治军事权力解除了。这些封王在分封的土地上,只有收益权。也就是这部分土地的地租或者税赋归你享用,但是其它权力归政府。这样分封制其实也就名存实亡,变成了一种单纯的经济奖励。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要说中国是封建社会,那就不符合实际了。应该是“郡县社会”,“官僚制社会”或者说“帝制社会”。秦朝以前,才是封建社会。从秦始皇到清王朝覆没的这段时间,称之为中国历史上的“帝制时代”更为准确,它的特点就是生产资料(主要是土地)所有权和政治权力分离。这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巨大进步。



————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个字眼上较真呢?因为如果叫封建社会,就会掩盖中华帝国两千多年的历史对人类政治文明进步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到了汉朝,董仲舒在给汉武帝的《举贤良对策》里面把这个问题讲的更明白了:享受国家俸禄的人,不应该再寻求其它经济收入。官员之家,就应该以俸禄为生,不能与民争利。这样他执法的时候,才能公平的分配利益,人民才能安居乐业[1]。



从秦朝开始,政治权力内部又开始进一步的细化分工,形成一套更为复杂的权力组织体系。总的来说,帝制时代的中国政府组织可以这样理解:



皇帝为国家元首,掌握最高权力,下面军权、行政权和监察权“三权分立”。军队由皇帝直接控制,出征的时候才临时授予军事将领统兵之权;宰相担任政府首脑,行使行政和司法权力;另外设监察机构,由御史大夫监督政府行为,也有部分司法权,直接对皇帝负责。此外,皇帝本人还可能临时设立一些由宦官控制的监察机构,对整个文官和武将集团的行为进行监督,比较典型的就是明朝时候的东厂和西厂。



尽管每一个朝代的具体做法都会有所不同,但这个大的框架是基本维持的。我们研究农耕中国的崛起和衰落,有了这么一个大框架作为背景,思路就会清楚很多。



一个王朝的兴盛,一般就是皇帝励精图治,各个权力机构各司其职,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农业生产,并高效的调动国家资源来抵御外敌入侵,以及建设水利工程等公共基础设施。



反之,一个王朝的衰亡,则无非那么几个原因:皇帝昏庸或者暴虐、文官集团贪污腐败、军事力量失去控制。



这就是俗话说的:“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而不幸的家庭则各有各的不幸”。王朝崛起的原因都是相似的,而覆灭的原因则不尽相同。



[1] 原文:“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为制, ……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

董仲舒最后总结了一句“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这句话是很有意思的。它跟孔子所说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有点接近,但并不完全一样。

孔子说的是“君子”和“小人”的个人修养问题,而董仲舒把它变成了“庶人”和“大夫”的身份差异问题。也就是说,“义大于利”,不仅可以从道德层面来理解,还可以从政治层面来理解:想做官的人,就必须坚持义大于利;普通老百姓,才可以“求财利”。

从这个层面来说,中国古代著名的“义利之辨”,不仅是伦理话题,它还可以是政治话题,起到了推动权力和经济分野的作用:在商言利、在官言义。通俗点说,就是“做官不求财,求财不做官”。





六、“走封派”



秦王朝灭亡的主要原因是皇帝的暴政。



秦始皇嬴政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他把目光放的很远,想为自己的王朝、为华夏文明开创千秋万岁的基业。一统中国之后,就很快制定了统一文字、度量衡、货币等影响中国数千年的决定。他建立的郡县制沿用至今——省和县依然是中国最重要的两级地方政权。



除此以外,他还在北面修建长城,修建从首都咸阳通往蒙古地区的军事物资通道“秦直道”,向南派大军征服了南越,开凿灵渠,将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纳入帝国版图。把中华帝国的“骨架”搭建起来了。



这些军事行动和公共工程如果一件一件的去做,就是非常伟大的政绩,但是他把几乎所有的事情都集中起来一块干,这就超过了人民所能承受的极限。变成了暴政。



单纯做这些,也许还不至于把帝国推向灭亡。但是他还在骊山修建规模浩大的陵墓和阿旁宫。



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大型工程的兴建、个人的穷奢极欲,这三个方面加起来,让人民不堪忍受。秦始皇死后一年,就爆发了陈胜吴广起义。



这就像是点了一把火,农民起义立刻风起云涌。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的贵族后裔也趁机加入了进来。形成了全面开花的叛乱形势。



此时,中央政府的主力兵团正在远离中原主战场的地方:有三十万军队在蒙古地区和匈奴交战,有五十万大军在南越。这个时候版图太大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主力兵团来不及回来扑灭叛乱,叛军联盟很快抵达了战略要地函谷关。中央政府只能临时把在骊山修建宫殿的民夫武装起来,组成军队出战。这种军队的战斗力可想而知,很快就在巨鹿之战中被项羽率领的楚兵团击败。



随后,农民起义领袖刘邦带兵攻入首都咸阳,秦王朝灭亡。秦王朝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底层暴动推翻的中央政权。



刘邦战胜项羽建立汉朝以后,他和他的继承人,就吸取了秦朝灭亡的经验,开始搞“休生养息”:对外向匈奴屈服,用和亲政策代替战争,对内什么工程也不搞,皇家用度也十分节俭。基本上就是除了管管治安以外,政府什么事情都不干。这就是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黄老政治”,也就是体现了传说中黄帝和老子的治国理念。这段时期主要是从汉文帝到汉景帝时期,因此又被称为“文景之治”。



对于“文景之治”,后世说起来一般都会津津乐道。但它同时也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为汉王朝的覆灭埋下了隐患。



这个问题就是土地兼并和地方豪强势力发展壮大。



我们现代人想象“黄老政治”、“文景之治”这些东西,很容易把问题想得很浪漫:政府什么都不管,大家就埋头种地搞生产,然后就国家富足了人民也生活好了,简直就是童话世界一般。



其实那个时代的人跟我们现在一样,是生活在现实世界而不是童话世界的。现实世界的人性并不完美,是有贪婪之心的。很多事情政府不管,就会有人钻空子占便宜,而不是所有人都老老实实的埋头搞生产。地方上的一些地主大户,对上贿赂官员,对下雇佣家丁打手,兼并土地,称霸一方。《史记·货殖传》里面记载:“大富霸一郡,中富霸一县,下富霸一乡一里”——基本上就是几十年的休生养息下来,每个郡县都有了独霸一方的地主豪强。



当然,官员们自己也不会闲着,跟地主豪强结合,买房置地搞得不亦乐乎。最后的结果就是《汉书》里面说的,“文景之治”结束后的汉武帝时期,已经形成了“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严重情况。几十年经济大繁荣的好处并没有落到底层老百姓身上。



汉武帝在对匈奴的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把主要精力放到国内事务上来,开始严厉整治豪强。方法主要有两个:一是杀,二是迁。所谓迁,就是把豪强地主强制迁往西北落后地区,发给他们一大片荒地自己去开垦,原籍的土地由政府没收,分配给当地农民。当时迁徙豪强的标准主要就是:家产三百万钱以上的,而且家里房子占地面积和高度超标的,一律迁走——按照财富数量来划线整人,很有点搞阶级斗争的味道。



——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在苏联搞农业集体化的时候,采取了跟汉武帝几乎一样的政策:把雇佣超过3个人、拥有农业机械的富农全部迁往边疆落后地区,没收他们的土地归集体农庄所有。相比之下,汉武帝标准要宽松的多:汉朝的300万钱可以购买上千亩土地,远远不止需要雇佣三个人。



武帝的铁腕引起了利益阶层的强烈反抗。他们对皇帝没有办法,就攻击政策的执行者。那些被汉武帝派往各地捕杀豪强的官员被称为“酷吏”,纷纷被各种贪污举报或政治诬告下狱。



最严重的事情发生在公元前91年,汉武帝的“酷吏”江充跟太子发生了激烈冲突。太子刘据一向为人敦厚,但是长期处在深宫之中,对地方和底层的情况缺乏了解。豪强地主阶层既然搞不定皇帝,就把希望寄托在“接班人”身上,不停的通过各种渠道向他反映酷吏如何迫害老百姓,制造人民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的惨剧。



实际上,酷吏们迫害的并不是普通底层百姓,而是土豪黑社会分子。这里面冤案肯定很多,“酷吏”收黑钱搞栽赃整人的事情也不少,这是不可避免的。汉武帝一方面任用“酷吏”,一方面“酷吏”们只要被证据确凿的举报犯有贪污或者滥杀的罪行,也坚决惩处。这是解决问题的正确做法。



以刘据的社会阅历,不可能了解老百姓和豪强的区别,他认为他的父亲是在跟秦始皇一样搞“暴政”,国家可能会像秦朝一样灭亡——他可不想当秦二世。因此,刘据就处处与“酷吏”为敌。他不懂得,他的父亲其实是在努力修补帝国制度的一个重大缺陷。



当时汉武帝已经66岁了,健康状况也不好。江充等人害怕武帝死后他们会被整肃——这几乎是一定的。他们利用汉武帝生病去城外的宫殿修养的机会,以搜查“巫蛊”为名,从太子府里面搜出来了一些针扎小人,上面有武帝的生辰八字之类的东西,想要以此为证据告发太子想咒死皇帝早日继位。



刘据得知以后,慌乱之中竟然发兵将江充等人杀掉。江充的亲信逃脱,急报太子谋反。



武帝起初并不相信,派人去了解情况。刘据起兵杀人之后头脑发昏,不是第一时间派人向武帝通报,而是占领宫城,大肆搜捕江充余党。武帝的使者被吓得不敢进入城内,根据外围的情况就认为太子已经谋反。武帝这才下令发兵。刘据也是横下一条心,竟然跟他父亲派来的军队硬拼。汉武帝的军队是当时地球上最强大的武装力量,刘据那点乌合之众不够看,最后兵败自杀。



汉武帝死后,豪强势力反攻,一切恢复到汉朝初期的情况。一百年后,皇太后的侄子王莽——他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儒家知识分子,生活简朴,以建立一个儒家理想国为人生目标——利用太后的信任和个人声望夺取皇位,又开始了新一轮抑制豪强的改革。王莽试图把全国土地收归国有,然后平均分配。但是他的权力并不巩固。改革方案比汉武帝还要激进,却远远没有汉武帝的威信和政治才能。改革失败。王莽本人也被杀掉,汉朝后裔刘秀夺回皇帝位,继续依靠豪强势力执政。



除了土地兼并以外,汉朝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始终没有建立起合适的官员选拔制度。那个时候还没有科举制,主要是靠下面推荐和上级考察相结合,也就是所谓的“察举制”,后来又叫做“举孝廉”:让有孝心的人进入官场,让清廉的官员被提拔。



孝和廉这个东西是很容易弄虚作假的。什么样的人能被“察举”,能当上“孝廉”,没有一个说得清楚的标准。越是地方豪强子女,越容易打通关节,被地方官员“推举”。还有就官员之间互相推举:你提拔我的孩子,我提拔你的孩子。这是必然出现的结果,直到今天中国的官场也存在这种情况。



随着时间的推移,举荐豪强子弟的行为越来越赤裸裸,不是豪强出身的家庭弟子基本失去了做官的机会。最终形成了豪强问题的加强版:门阀政治。



豪强主要是在地方上称王称霸,“门阀”则是一些超级大豪强,在中央也能称王称霸了。这些家族的子弟仅凭出身就能获得中央的高级职位。比如后来跟曹操争霸的袁绍,他们家就号称“四世三公”,也就是连着四代人都担任正国级的“三公[1]”领导职务。这样的门阀家族,一般被称为“士族”。



到了这个份上,皇帝的权力就基本被架空了:地方上被豪强控制,中央政府官员由门阀世袭。豪强,是郡县这一级的武装地主;门阀,就是国家级的豪强。秦始皇建立的把生产资料所有权和政治权力分开的郡县制度也随之失效,封建制度“复辟”。



所谓“封建复辟”的意思,就是说:商周时期的封建制度,指的是“封土建制”——分封大片土地的人同时被授予土地上的政治治理之权;尽管这个制度被郡县制代替了,但通过土地兼并的方式,大片的土地再次集中;并且,有大片土地的人利用政治腐败和察举制变成了政府官员,或者政府官员利用权势霸占大片的土地,地主阶级和官僚阶级合二为一,最后形成豪强和门阀集团。



这个集团的特点——政治权力和生产资料所有权一体化——跟商周时期或欧洲中世纪的封建领主的特点是一致的。这个集团掌权,就可以称之为封建制度复辟,皇帝制度名存而实亡了。



秦朝的皇帝和商周的国王有什么区别呢?最大的区别就是商周的国王通过诸侯来治理国家,诸侯的位置是世袭的,而且在诸侯的封地内部,政治军事经济都由诸侯说了算;而秦朝的皇帝,则直接选拔官员来管理国家,政令畅通无阻,官员只是职业,不能世袭。当皇帝失去了选拔官员的权力,只能根据世袭血统来分配权力的时候,皇帝制度就退化成了跟国王制度差不多的东西。



我们套用今天大家比较熟悉的话语来分析这个事儿:按照帝国政治设计,官僚集团是应该和地主阶级脱钩的,也就是说做官的就不应该去当地主,当地主的不应该做官。只有这样,政治权力才能制衡经济权力,保障社会公平。如果官员们不能抵制经济利益的诱惑,通过被动的受贿,或者主动出击强取豪夺别人土地等形式,变成了大地主。慢慢的,他们的利益就跟地主一致了——希望掌握土地多的人同时也掌握政治权力,也就是恢复封建制度。



随着土地兼并的扩大,地主和官僚勾结的情况日益严重,汉武帝逐渐的发现:在他的官僚集团内部,形成了一个“走封建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人希望帝国回到封建主义的道路上去,让大土地所有者在其拥有的土地范围内代替政府行使权力,这个是不利于帝国统治的,对皇帝不利,对老百姓也不利,只对豪强地主和腐败官员有利。为了打击这些“走封派”,武帝任用酷吏,杀贪官、徙豪强,大搞“阶级斗争”:把大地主的土地没收了分配给农民。



——从这个角度来看,汉武帝和毛泽东有很多相似之处。对于他们早年指挥军队南征北战的武功,大家争议不大,都认为他们雄才大略,为国家做出来重要贡献;但是对于他们晚年在整治“走资(封)派”的问题上,争议却很大。汉武帝的太子坚决反对他的政治路线,毛泽东也和他的“接班人”刘少奇发生了激烈冲突,最后把刘打倒。汉武帝任用“酷吏”江充、王温舒等人来把豪强集团杀的人仰马翻,毛泽东则任用康生、“四人帮”搞得天翻地覆。江充等人搜出来假人污蔑太子谋反,“四人帮”则整出来材料说刘少奇是叛徒。



最后,汉武帝一去世,他手下的“酷吏集团”就被整肃;毛泽东一去世,“四人帮”立即被逮捕判刑。时间相隔了两千多年,很多基于人性的政治经济规律,其实还在发挥着作用。而关于汉武帝和毛泽东“晚年错误”的争议,也将会继续下去。



[1]“三公”指负责政府管理的宰相、负责军事指挥的太尉和负责监察的御史大夫,





七、魏晋风度



东汉王朝建立一百六十年后,黄巾起义爆发。地方豪强武装很快就把这次农民起义扑灭了。但是豪强势力也因此坐大——以前他们只是和政治结合,现在则进一步掌握了军队。中央政权因此完全失去权威,国家进入了豪强武装主导的军事割据时期。



各地军阀互相征战的结果,曹操集团占据了北方的黄河流域,刘备集团占据了四川和汉中地区;孙策孙权集团占据了长江中下游地区。这些人都是依靠豪强地主的支持,靠镇压黄巾起义起家的。但他们都不是来自于最高贵的豪门望族。这也说明,豪门大族经过上百年的权力世袭,已经非常腐朽,不能培养出具有卓越才能的乱世英雄。



三个军事集团的领袖都陆续采取了一些抑制豪强的政策措施。由于国家没有统一,他们也不可能采取像汉武帝那样彻底的手段来整治豪强,否则有政权被内外势力勾结起来颠覆的危险。

公元220年,大权独揽的汉朝丞相、北方军事集团的首领曹操去世。他的儿子曹丕和门阀家族达成政治交易:确定“九品中正制”,主要按照家庭出身的高贵程度来作为选拔官员的主要标准。也就是否认了他父亲抑制豪强、任人唯贤的政策,重新在制度层面认可了门阀大家族的政治特权。



作为回报,这些大家族支持曹丕称帝,逼迫汉献帝禅让。汉朝灭亡。



曹丕背叛了他父亲的政治路线,通过跟门阀政治结合的方式来篡夺皇位。同时也埋下了他的魏帝国灭亡的种子。



曹家并不是门阀世家。曹操的父亲曹嵩是大太监曹腾的养子[1],虽然也做到了副国级的“九卿”高位,后来还花钱买了一个“三公”的头衔,也算是位极人臣了,但只有一代人的积累,不能算是“世家”或者“士族”。特别是曹腾属于宦官集团,更是被门阀世家看不起。



士族、世家一定要世代做官,而且有大量的土地,有一个由无数大中小豪强地主组成的家族集团,依靠家族共同的政治经济实力来支撑权力。像司马家族,人家的祖先在项羽的时候就被封王,后来子孙世代居于河内,是当地最大的地主集团,在东汉中后期每一代人里面都有正部级以上官员。这才能成为门阀士族。宦官都是最穷人家的孩子才被迫阉割入宫,是直接从皇帝那里获得权力,从本质上是跟门阀家族的权力来源冲突的。



曹操的父亲虽然是“三公”,但曹操本人只做到了一个议郎的小官,类似于今天中央部委的正厅级巡视员,没什么实权。作为正国级领导的儿子,这个位置算是很低了。



黄巾起义、天下大乱,曹操自己拉起一支队伍南征北战,统一了中国北方。军权在握,门阀大家族们不得不向他低头。他们仍然跟对付汉武帝一样,在“接班人”身上做文章。利用曹丕和曹植争夺继承权的机会,跟两个接班人都结成了政治同盟。曹丕主要依靠司马家族、曹植主要依靠弘农杨氏、清河崔氏。最后不管谁上位,门阀政治一定复辟——原因不在于继承人的政治立场,而在于他们没有曹操的军事权威,要想平稳执政必须要有政治家族支持。



曹操定下来曹丕继位以后,就杀掉了杨修和崔琰这两大家族的代表人物,但这无济于事,家族势力不因为死掉某几个人就消亡。九品中正制确立以后,门阀家族很快就联合起来对付皇帝。曹家毕竟不是豪强士族,大家觉得政权还是掌握在自己人手里可靠。魏帝国建国46年后,大权在握的司马家族仿照曹丕的手法,逼迫皇帝曹央禅让,建立了晋帝国。



晋帝国是一个纯粹由门阀家族建立和统治的政权。经过数百年的发展,这些特权家族已经非常堕落,家族上层从一生下来就锦衣玉食,等着朝廷给官做,根本不知道民生疾苦为何物。皇帝司马衷听说农民因为没有粮食而饿死,却问“他们为什么不吃肉?”就是这个背景下闹出来的笑话。所以晋帝国从一开始就不具备一个新朝代的那种革新气象,它能够统一中国,主要原因是南方的政权也被豪强家族控制,变得同样腐朽。地方豪强势力并无兴趣维护刘备和孙权后人的统治,反而很倾慕“九品中正制”,北方的大军一到,他们就投降了,



刚刚完成国家统一,晋帝国内部就爆发了“八王之乱”。司马家的八个亲王为了争夺皇位,在各自的豪强势力支持下展开内战。这再一次证明,封建制度不可能维持国家统一。允许地方豪强掌握武装力量,国家一定陷入混乱。



商周时期,封建制度能够基本得到维持而不至于发生全国性的大混战,主要是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低,各地之间的道路交通也不发达,诸侯国要想对外发动战争,后勤物资运输线跟不上。所以这种分封的状态可以勉强维持。中央政府本质上只是最强大的诸侯国,由它来组织各国共同对抗蛮族入侵;还有就是起到一个仲裁机构的作用,协调诸侯国之间的矛盾,减少内部战争。



周王国消灭了商王国,其实就是周部落战胜了商部落,成为华夏部落联盟的首领。商部落的人被强制迁徙到中国各地,他们失去了故土,就开始利用原来的部落关系在各个诸侯国之间做生意,所以后来的生意人就被叫做“商人”。而西周的最后一个国王,为了博宠妃开心,玩“烽火戏诸侯”,点起烽火召唤诸侯国国君一起来抵抗蛮族入侵;后来蛮族真的来了,诸侯以为他还在玩,就不理他,西周也就灭亡了。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诸侯国可以养活更强大的军队,更多的道路被开拓出来,跨国长途物资运输成本大幅度降低,“商人”可以很方便在各个诸侯国之间做生意。这个时候,分封制度就失去了存在的生产力基础。诸侯国之间开始大打出手,大诸侯国不停的吞并周边的小国。到了战国后期,粮食产量和交通条件已经可以支持数十万人的兵团在整个黄河流域自由行动,中国统一的条件也就成熟了,“天无二日、国无二王”的时代来临。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取代了诸侯割据的分封制。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案例。



到了魏晋时期,农业生产和道路交通更为发达,各地的封建割据势力都可以随时发兵四处征讨,他们之间不可能和平共存。任何势力只要稍微强大一点,都会趁机想要消灭周围弱小的邻居,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安全感。所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就是这个意思。



中原地区的混战为北方少数民族入侵创造了条件。公元315年,晋帝国建国五十年后,首都洛阳被匈奴攻陷,被迫迁都到南京,西晋灭亡,东晋建立。在北方,五大少数民族和汉民族纷纷建立政权,彼此之间继续混战,史称“五胡乱华”。阶级矛盾、政治矛盾、民族矛盾集合在一起冲突杀戮,整个国家陷入了空前的黑暗。



偏居江南的东晋帝国仍然继续搞它的门阀政治,内部始终动荡不安,直到公元420年亡于军事政变。此后南部中国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合称“南朝”。在这期间,门阀政治维持不变。



在“九品中正制”时期,也就是魏帝国、西晋、东晋,以及南朝的统治下,门阀士族过着一种非常舒服而又糜烂的生活。他们不了解民间疾苦,不懂得人生抱负,每日醉生梦死,养了一大批文人墨客,玩弄诗词、书法、音乐这些东西。因为他们从生下来就不缺钱,所以自恃清高、鄙视物质生产生活,形成所谓的“魏晋风度”。



比较典型的就是东晋著名的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他们出生于琅琊王氏,这是一个兴起于山东的门阀世家,西晋战乱的时候家族集体南迁,因为拥戴东晋第一任皇帝司马睿有功,成为东晋数一数二的大家族。他们父子二人从小养尊处优,几乎生活不能自理,除了练习书法以外什么都不会,但是国家仍然根据出身给他们大官做,又当刺史又当将军的。他们既不懂政务也不会打仗,只不过领着国家的俸禄继续玩书法,纠集一大批“名士”成天吟诗作赋、喝酒寻乐,然后感慨人生苦短。名篇《兰亭序》就是这么写成的。



琅琊王家还出了一个很有名的人,叫王衍,他是西晋末年的宰相,竟然以从不过问国家大事为荣,而是天天跟人清谈老庄哲学。最有名的典故就是:他嘴里从来不会出现“钱”这个字,因为他觉得钱这种东西太庸俗了。有一天他的妻子跟他开玩笑,趁他睡着的时候在床上床下都堆满了铜钱,心想他起床看到了肯定会说“钱”字。结果他起来以后就说:除却阿堵物!也就是“把这个添堵的玩意儿给我挪开”。后来就有很多文人骚客喜欢向王衍学习,把钱称之为“阿堵物”以显示自己清高。



西晋灭亡后,王衍被俘,对方的将军石勒问他西晋灭亡的原因。他却说我是研究老庄哲学思想的,从来不过问国家大事,啥都不知道。石勒这个人出生底层,从小就被当作奴隶贩卖,父母都死于暴政的迫害,听到这里勃然大怒,说:“你是国家的宰相,做了几十年的大官,名动天下,竟然宣称自己对国家事务完全不知道。好好一个国家,就是被你们这种人弄垮的。”于是把他活埋。



所以说,魏晋时期这种所谓的“风度”,并不是什么值得追慕的好东西,不过是权贵阶层生活糜烂的产物。王衍们的“风度”,是建立在石勒这种底层老百姓的悲惨命运基础上的,二者之间有因果关系。这些“魏晋名士”之所以自命清高,并不是他们真的不喜欢钱财和权力,有更高的理想和追求,不过是钱财和权力来得太容易的缘故。



[1]有一种说法,说曹操是西汉第二任宰相曹参的后代。2013年,复旦大学历史学和人类学联合课题组经过对汉代丞相曹参的家族基因的验证分析则显示,曹参与曹操的家族基因没有关系。还有一种说法说曹操的父亲原来姓夏侯,也被基因验证否定。现在看来曹嵩应该是曹腾从他们家的亲戚内部过继的,曹家没有显赫的历史背景。





八、杨坚复辟



东晋和南朝的那一串帝国还在南方继续玩门阀政治的时候,中国北方经过超过两百年血流成河的大混战,终于把豪强地主的势力消灭的差不多了。少数民族的汉化以及与汉民族的混血,也基本完成,



公元439年,鲜卑民族建立的北魏统一了北方。北魏孝文帝大力推行改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均田制。这个后面再说。另一个很重要的改革,就是在农村地区建立“三长制”:五家为邻,设一邻长;五邻为里,设一里长;五里为党,设一党长。这“邻长”、“里长”、“党长”并称“三长”,职责是检查户口、维护治安、征收田赋、组织大家服兵役与徭役,属于准国家公务员,由县政府统一管理。



这个“三长制”的意义很大,打破了西汉末年以来的地主豪强实际上的封建割据。

我们知道,秦朝是彻底的国家一管到底,地方上不仅有郡县两级,乡里面还有里长、亭长,亭长、里长直接由县令任命,是领国家工资的公务员。[1]



汉高祖刘邦就当过亭长,相当于今天的乡长。他负责组织本地区的农民去首都服劳役,给秦始皇修建宫殿,正好看到了秦始皇的仪仗队经过,还感叹说:“大丈夫就该如此。”有一次他又带人去服劳役,结果很多人中途就逃跑了——因为秦朝劳役负担太重。刘邦管不住。按照秦朝的法律,这种情况下他会被治罪甚至可能砍头。刘邦一咬牙,干脆带着剩下的人进山里当土匪去了,等到陈胜吴广起义以后,他这才带着土匪下山来攻占老家的县城,宣布“起义”了。



汉朝建立以后,继承了秦朝的乡村管理制度。但是到了西汉末年和东汉时期,地方上的豪强地主势力坐大,里长、亭长基本上就形同虚设了。这些名义上的国家官吏实际上就管不着乡村地区了,都是豪强地主说了算。



从东汉末年开始的战乱,地方豪强纷纷成立私人武装,建设山寨碉堡等等,保卫自己的地盘,管理土地上的人民,中央要征税征兵等等都要通过这些豪强。这种体制被后世称为“宗主督护制”。北魏现在强力推动“三长制”,就是努力恢复秦朝的中央直管农村的体制,用来取代宗主督护制。标志着中央权威的回归。



534年,北魏又分裂成了东魏和西魏。这两个魏国又分别被北齐和北周取代。然后北周灭掉北齐,再次统一北方。



公元581年,北周皇太后杨丽华的父亲杨坚,利用皇帝年幼的机会掌握了大权,逼迫皇帝禅让,建立隋帝国。九年后,杨坚下旨发兵南征,消灭了南朝,统一中国。



杨坚篡位的过程顺利的出奇:他既没有立下过什么军功,也没有治理国家的政绩,从亳州主管被提拔到宰相的位置只有一年,就先后杀掉北周的主要宗室成员,顺利登上皇帝位,篡位前后都没有发生过一点政治动荡。堪称权臣篡位的最佳典范。



杨坚能够这么顺利的篡位,主要是背后有汉族精英集团的支持。



经过两百多年的民族融合,虽然表面上北魏、东西魏、北周的皇帝都还是鲜卑族,但这些少数民族的人数很少、文化程度跟汉民族比起来也差的很远。汉民族主要是受门阀政治的祸害太深才导致“五胡乱华”的。门阀势力被消灭以后,来自普通家庭的汉民族优秀人才很快就进入到了国家统治阶层。到了北周的时候,行政和军事权力大部分都已经掌握在汉人手中。



比较典型的就是杨坚的父亲杨忠。他在乱世中利用自己的勇气和才干,一步一步从流民、士兵成为国家最重要的军事统帅。



这些汉人对中国长期处于异族统治之下是不满意的。在这种情况下,杨坚以杨忠儿子的身份,代表汉民族重新夺回皇权,顺理成章。他只不过是完成了汉族复辟的最后一击,鲜卑政权在此之前其实早已被汉人接管了,除了皇帝是鲜卑族以外,其它实权派几乎都是汉族。所以杨坚并不需要做很多复杂的策划,直接把皇帝家的亲戚抓起来杀掉就完事了。军方和文官集团方面都没有表示异议。



[1]亭长、里长跟郡守、县令的主要区别是:郡守和县令回避制度,本地人一般不能当本地的县令,但亭长、里长则基本都是本地人。县令以上的官员是国家正是编制,会跨地域调动、升迁,而亭长、里长则不会纳入这个官员序列,属于基层自治机构的代表。





九、科举革命



经过了三百多年的大分裂之后,统一中国的杨坚就像秦始皇一样,做出来很多影响中国上千年的改革。诸如制定完备的帝制法律体系《开皇律》、确立三省六部制等等。但其中最重要的,是建立了科举制度。这个制度成为了门阀政治的终极克星,为后来的大唐盛世奠定了最重要的制度基础。



杨坚对帝制时代中国的影响,仅次于秦始皇。可以说,杨坚是一个具有秦始皇优点而没有秦始皇缺点的伟大君王。他跟秦始皇一样雄才大略,但是却注意节俭,爱护民力,废除苛刻的刑罚。他发动战争和修建工程主要都是从国家民族的利益出发,只求达到目的,不求好大喜功。他也没有耗费巨资为自己修建奢华的宫殿,陵墓修建标准只相当于汉朝的公卿而不是皇帝。



经过杨坚二十年的努力,中国完全复兴:版图、人口、耕地面积都达到了历史上的最大规模。从各方面来看,隋朝都将成为一个辉煌的大一统王朝。



不过它运气不好,遇到了中国历史上头号暴君杨广。



如果说杨坚有秦始皇的优点而没有他的缺点,那么杨广则正好相反:有秦始皇的缺点却没有秦始皇的优点。父子两个正好完全优缺点互补。



我们前面说了,秦始皇同时干了三件事,超过了人民的承受能力,导致国家覆亡:对匈奴和南越的战争、修建长城和秦直道、修建超大规模的宫殿和陵墓。杨广在这三个方面一点不落的全干了:三次远征朝鲜、修建大运河、营造东都洛阳。



按照隋帝国当时的国力,杨广如果只干其中任何两件事,帝国都不太可能灭亡。但他实在太猛了,三管齐下,终于引起了跟秦末农民大起义一样遍地开花的大暴动。最后由李渊李世民父子出来终结了混战,建立唐朝。



唐帝国借鉴了从北魏以来各个朝代的制度探索,力求彻底避免毁灭汉朝的门阀政治。最重要的制度有两个:均田制[1]和科举制。



首先讲讲均田制。它是为了抑制土地兼并,从经济根源上掐断门阀家族的基础。



唐代田令规定,每户最多可以占有多少亩田地,有一个青壮年男子的家庭上限大概是100亩。超过上限的要收归国有,不足这个数量的可以向官府申请补足。



实际操作过程中,不太可能真的补足上限——这太理想化了,建国初期,由于战乱,官府手里有一些无主的荒地,没有土地的农民可以申请一点;如果某地大部分人都很缺土地,而有个别家庭土地太多的,则需要拿一点出来分配给没有土地的本地户籍农民;还有就是缺少或没有土地的人可以自己去开垦荒地,垦出来归自己,通过申请授田的方式取得官府的事后承认。总之,就是想办法保障大部分小农家庭都有一块可供糊口的土地。



这个制度还限制了土地占有的上限,超标部分是违法的。按照法律要收归国有,然后再分配给没有土地或者不够上限的农民。



不同品级的官员所能拥有的土地数量的上限不一样:亲王最多可以有1万亩土地,一品官(正国级)可以有6000亩土地,而最低的九品官(科级)只能有200亩,是普通家庭上限的两倍。



官员违规侵占老百姓的土地,一亩以上就会被打六十大板,最高的处罚是发配到边疆做两年苦役。这对于地主和官员勾结进行土地兼并是一个威慑。



唐太宗李世民的时候,泽州刺史张长贵、赵士达,各占泽州境内良田数千亩,被举报之后,土地就被没收分给贫民。唐太宗的儿子李治登基,有人举报顾命大臣、当朝宰相褚遂良低价强买别人的土地,褚遂良即被贬职到地方上去当刺史——连宰相都会被贬职,可见唐朝前期对土地兼并管理之严格。



比均田制影响更为深远的就是科举制了。



有了这个制度,国家终于可以比较独立客观的选拔政治人才了。科举制度主要是一个“门槛”,进入官场以后还是要按照别的规则来决定升迁。但是这个“门槛”本身明确了官僚集团的准入条件:有钱的没钱的,大地主、小地主、普通农民家庭的人,只要科举能够得到好的成绩,就可以进入官僚集团。这就从制度上切断了政治权力和经济实力之间的关系。也就不可能再有可以世代做官的家族出现了。



科举是人类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政治发明,它标志着帝国制度开始走向完善。中华帝制相对于封建国家最重要的一个进步: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分立,有了非常坚实的制度基础。基于财产继承的经济阶级不再与政治统治阶层直接相关。中国从此有了一条供来自社会中下层的杰出人物进入统治阶层的常态通道,无数英雄人物开始通过这条通道来践行自己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而无需等待天下大乱的时机。



由于有了这么一条大通道,阶级之间有了流动的可能性。像东汉末年那么强悍而顽固的门阀政治就不可能再次出现。



——注意我们这里说的被消灭是享有做官特权的门阀世家,并不是消灭了名门望族。后来还有很多“书香门第”,一个家族能够连续不断的出现高官名士,那是因为他们具有良好的家族教育传承,能够持续的培养出优秀的后代。这种“门第”对社会进步是有益的。



没有了可以独霸一方的封建门阀家族,国家统一变得更为容易。从汉朝灭亡到隋朝统一,足足经过了三百七十年的时间,接近四个世纪。这个时间太漫长太恐怖了,这是中华民族的大黑暗时期。春秋战国的混战,至少出现了诸子百家这样伟大的思想盛况;而门阀政治下的内战,则只有腐朽轻浮的“魏晋风度”。



自从隋文帝杨坚建立科举制度以后,中国改朝换代的混战大大缩短,



从唐朝灭亡到北宋统一中国,只用了七十年。此后,宋元明清四个大统一王朝之间都是“无缝连接”,再也没有出现过旧的王朝灭亡、新的王朝尚未建立的大混战时期。即使把农民起义的时间算进来,从唐末黄巢起义到北宋统一只用了九十年,元末农民起义爆发到朱元璋统一中国,只用了不到二十年;从明末农民起义爆发到清朝统一中国,也只用了不到二十年。



这是因为,地方上已经没有了封建割据势力,同时,优秀人才都被吸收进了垂直管理的官僚系统,新政权只要摧毁旧的中央政权,很快就能统一中国,并且继续沿用原来的管理体系。这使得中国人可以在帝制时代享有更长的和平时光,使得中华民族成为了古代世界生活最为幸福的民族。中华帝制也因此成为人类古代历史上最为成功的国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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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唐朝法令中并没有“均田制”或者“均田令”的叫法,这个名称是后人把北魏的均田制套用过来的。唐朝基本的土地制度安排是跟北魏的均田制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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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6-2 04:56:13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三章 帝国宿命





一、盛极而衰



唐朝充分借鉴了前代的经验教训,以郡县制为骨架,以均田制抑制土地兼并,以科举制促进政治平等,把帝国制度推向了成熟。中华文明也迎来了它最辉煌的时代:盛唐。



然而这个伟大的朝代,终究还是消失了。在历史上存在了二百八十九年,在打破了秦、西汉、东汉、隋、西晋这五个大一统王朝的生存记录之后,永远的消失了。



秦朝和隋朝亡于暴君,两汉和晋朝亡于门阀。



那唐朝亡于什么呢?



唐朝亡于 “帝制的绝症”——一种帝国制度无法解决的致命缺陷。



帝制的绝症,有点像人类的癌症。它是一种“高级病”。在人类古代医疗史上,几乎没有癌症记录。但是到了现代,癌症成了人类的第一大死因。所以就老有很多人觉得,是我们现代人生活方式“不健康”,想要过古代那种青山绿水的生活。但是实际上全世界癌症发病率最高的国家,就是环境最好的国家。像新西兰、挪威、澳大利亚这些空气环境极好、人均收入又高、医疗条件又好的国家都是癌症发病率排名前十的。中国根本排不进去。而全世界癌症发病率最低是非洲地区。这是为什么呢?



后来医学界研究发现,癌症其实是跟人的年龄密切相关的一种病变。人的身体几乎每天都会产生几个癌细胞,但人在四十岁免疫系统比较强,可以杀死癌细胞,得癌症的概率极低,而过了七十岁以后,免疫系统逐渐下降,得癌症的风险就会急剧上升。所以环境好、收入高、医疗水平高的国家癌症发病率比非洲高得多,关键是人家寿命长。人只要活得足够长,早晚会得癌症。如果将来人均寿命超过一百岁了,癌症发病率还会更高。



所以,癌症这个东西,是现代文明导致的“富贵病”。在近代以前,世界各国的人均寿命很少超过四十岁,由于医疗条件太差,还没有得癌症就死了。现代社会像澳大利亚、挪威啊这些国家人均寿命都超过八十了,所以癌症就成了第一大致命疾病。



唐朝灭亡的原因,就跟发达国家的很多人死于癌症一样:把帝国制度的各种缺陷都完善了,王朝的寿命延长了,以前没有灭亡过帝国的致命问题就出现了。而这个问题又近乎于绝症,帝国制度无法根治,只要达到一定时间就一定会导致一个王朝的覆灭。



从表面上看,它叫“土地兼并”。而它的病根,则存在巨大的争论。关于病根的争论,对中国命运影响极大。不深入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就无法理解朝鲜战争以后毛泽东做出的许多重要决定以及它们对中国的影响,包括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等。而近年的房地产泡沫和反复风暴,也与它密切相关。对这个病根,我们将来后面做更详细的分析。



总之,这个致命的疾病,从表面上看,就是土地兼并到了一定程度,农民大量的失去土地,同时却还要继续承担承重的税收和劳役负担。这就让他们越来越难以生存,最后就只能采用暴力反抗。农民起义就发生了。



发生农民起义是帝国的常态,即使在各种治世、盛世也屡见不鲜。只不过在正常年景,老百姓虽然生活艰难,勉强还活得下去。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很快就会被政府镇压下去。只有当土地兼并成为一个普遍性的社会问题的时候,小规模的农民起义才会像火种一样,迅速蔓延开来,无法扑灭、最终烧遍整个中国,推翻一个大一统王朝。



中国的帝制朝代最长的也没有超过300年。如果对应人的寿命100岁的话,立国210年的朝代大概就相当于人的70岁。基本上“70岁”以前的帝国都不会爆发毁灭性的农民起义,像东汉只持续了一百多年,虽然爆发了黄巾起义,但不到一年就被豪强地主武装扑灭了。



西汉的统治持续了210年,刚好到“七十岁”这条红线,土地兼并问题已经很严重了,大规模农民起义的临界点眼看就要到了。但是王莽出来篡夺了皇帝位,开始土地国有化改革,由于政策失误而彻底失败,这才诱发了大起义。所以,西汉还差了那么一点点才能死于“癌症”,就被治病心切的庸医王莽葬送了,可以算是死于一次“医疗事故”。



西晋东晋的灭亡都是因为门阀政治。北宋一百六十八年、南宋一百五十二年,期间农民起义不断,但都没有毁灭性的的大起义,秦朝、隋朝是由于出现了暴君而“突然死亡”。元朝并没有完全汉化,蒙古贵族对汉民族的压迫太厉害,它实际上也是亡于暴政。



剩下三个:唐朝、明朝、清朝,都是“年过七旬”以后才爆发毁灭性的底层暴动:黄巢起义爆发于唐朝建立后二百五十七年;明末农民起义的起点——“王二起义”爆发于明朝建立后二百五十九年;清末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于清朝建立之后二百三十二年——稍微提前了一点,这应该和鸦片战争有关,西方的入侵加重了底层人民的痛苦,让大革命提前来到。





二、黄巢起义



有很多人认为唐朝是亡于藩镇割据。应该说藩镇割据对唐朝伤害很大,但真正毁灭它的,还是农民起义。



军权和地方政权分开,是帝国制度的一大基石。唐朝因为疆域很大,和边疆地区信息往来时间很长,为了方便对外作战,就在边疆地区设立节度使,集中掌握地区的军政大权,统管数郡,最终导致了中央权威丧失、节度使军事割据的局面,史称“藩镇割据”。



唐朝中后期的地方势力大概可以分为三种:



中央政府在关中地区,东北方面的藩镇是第一种:割据势力,不听从中央调遣,也不上交赋税,类似于独立王国;这些藩镇主要集中在河南河北一带。但是他们并没有完全独立,中央政府有时候也会派遣一些地方官过去,或者调出来一些官员到别的地方任职。只是掌握军政最高权力的节度使中央无法委派,而是由本地的军队自己拥立。这些节度使自己收税自己花,养活军队,负责抵御东北方面的少数民族入侵。应该说他们虽然不服从中央,但还是完成了自己的边防责任。



第二种是西北边的藩镇。这些藩镇负责维护西北边疆的安宁。西北地区边防任务很重,但经济远远不如河南河北一带发达,自己的赋税无法养活边防军。所以他们没办法脱离中央独立。



第三种是东南地区,这个地方赋税很充裕,但是没有边防责任,那个时候唐帝国还没有面临海上威胁,这些地方没有什么军队,也不可能搞军事割据。



所以,唐末的局面,就是东北藩镇自己养自己,中央政权用东南地区的赋税来养着西北地区的藩镇。



黄巢起义爆发于东北方向的藩镇割据地区。这个地方骄兵悍将中央管不着,无法无天,老百姓负担最重。但这些地区兵力也最强大,起义军很难生存。他们就从藩镇突围,向南进入没有军事藩镇的东南地区:浙江、安徽、福州、广东等地。



这个策略非常成功。东南地区物产丰富,又没有主力部队。起义军一路走一路抢钱抢粮,沿途农民也跟着参与进来,队伍越拉越大。最后积累了百万之众。



这个时候,黄巢才挥师北伐,很快就攻陷洛阳和唐王朝的首都长安。



应该说,起义军这一路都非常顺利,因为东北方向的藩镇军队对国家事务不感兴趣,任凭黄巢在东南地区发展而不加干预。西北地区的藩镇军队又离得太远。这是起义军能够一路顺风顺水的重要原因。



攻陷长安以后,形势就完全变了。关中离西北方的藩镇很近,从西面和北面调兵过来都很容易。黄巢在江南地区横扫一遍就很快北上,属于流寇作战,没有建立自己的赋税管理系统,军队一旦离开,就无法从江南地区获得补给[1]。百万大军困守关中,粮草短缺,又要面对西北方面赶来的唐军主力。他的失败就不可避免了。





关于黄巢攻取帝国首都反而导致失败的问题,还可以多讲几句。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在黄巢以前一直是“龙兴之地”。周王灭商的根据地就是这里。后来秦统一六国也是从这里出发的。



关中这个地方的特点,我们在前面说过: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早期农业开垦最容易的地区。西安附近的黄河、渭河冲击平原沃野千里、物产丰富。而且它又周围被崇山峻岭环绕,向东只有一条狭窄的通道通往河南中原地区。这条通道上先后修筑了函谷关和潼关。要从关中地区向东攻占河南,比较容易;反之,要从河南向西攻打关中,就比较困难。所谓易守难攻,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占领了这个地方,中原地区势力强大的时候,可以闭关自保;中原衰落,出兵函谷吞并中原,就可以一统天下。



秦末农民战争推翻秦朝以后,当时很多人劝楚霸王项羽定都长安,但项羽是个缺乏政治头脑的军人,说:“一个人富贵了如果不回故乡,就如同穿锦绣衣裳在黑夜里行走,有谁知道呢?”他坚持把首都定在靠近老家的山东徐州。结果项羽刚走,被他赶到汉中的刘邦就派兵把长安占领了。



刘邦打仗的水平不如项羽,在中原地区跟项羽交战屡战屡败。但丞相萧何在关中源源不断的给他提供人员物资的补给。这就让他一直立于不败之地。项羽虽然不断的打胜仗,实力却越来越弱。徐州那个地方地处中原之地,四周都是大平原,无险可守的。后来刘邦派韩信北上占领河北。刘邦从西面进攻、韩信从北面进攻,最终形成合围之势。在徐州南面一百公里的“垓下”将项羽军队围歼。刘邦因此夺取天下。



南北朝的时候,北周定都长安,很容易的就把定都河北的北齐灭掉了。也是一个意思。



隋文帝杨坚篡夺北周皇位以后,继续定都长安。公元613年,暴君杨广第二次“御驾亲征”朝鲜,在河南负责军需供应的杨玄感发动兵变。杨玄感的谋士李密建议他立刻占领长安,杨玄感拒绝,最后兵败被杀。李密后来自己当了山东农民起义军的领袖,当时杨广跑到扬州“南巡”去了,长安再度空虚。他的谋士也建议他赶紧占领关中地区,李密考虑到手下的将领和士兵大都是山东河南一带的人,远离家乡可能叛逃,也拒绝了这个建议。结果没多久李密也同样失败[2]。



跟李密的谋士同时看中关中的,是镇守太原的李渊李世民父子。他们抓住机会从太原起兵,沿着山西吕梁山脉和太行山中间狭小的山谷,出其不意的进入关中平原,一举攻陷长安。然后以此为根据地,向东消灭了占据洛阳的王世充和占据河南山东的窦建德,很快统一中国。



但这个“得关中者得天下”的规律在黄巢占领长安以后失效了。而且是永远失效了。此后再也没有政权可以凭借关中平原夺取天下,再也没有大一统政权定都长安。到了今天,关中已经成为了中国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



这里面很重要的原因是: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已经开发得很充分了,而且修建了大运河把长江下游跟黄河中下游连接起来,这两个广大区域的物资产出数十倍于关中平原,足以在中原地区养活百万大军。这样的军事力量翻山越岭进入关中地区毫无困难,关中“易守难攻”的地理优势丧失,而关中平原面积狭小、粮食产量低、跟中原地区交通不便的缺点就凸显了出来。



黄巢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他攻陷长安以后就登基称帝——因为按照历史规律,取得长安就可以当皇帝了。但很快被赶来勤王的唐军击败,黄巢被杀。不过他的部下朱温投降唐朝以后,唐僖宗把他封到开封当节度使。开封这个地方是大运河连接黄河的交通枢纽,从黄河和长江下游运送的粮食物资都在这里中转。朱温因此坐大,然后密谋再次叛变。这一次朱温吸取黄巢的教训,很注意在洛阳-开封一带营造根据地,逐步的消灭唐军主力,最后再去攻打长安,取得成功,



公元907年,黄巢死后11年,朱温杀掉唐朝皇帝自己称帝,改国号为梁。唐朝灭亡,享年289岁,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命的大一统王朝,没有之一。



[1] 根据历史记载,黄巢本来打算在广东建立根据地搞地方割据的,但是北方来的士兵无法适应当地潮湿炎热的气候,爆发了大规模的疫情,死亡超过一半。黄巢这才被迫仓促北上。

[2]这个故事也说明,当谋士给人出高明的主意相对容易,自己做最终的决断其实很难。





三、苟且偷生



朱温是农民起义出身,本人是个文盲,虽然很有打仗的天才和谋略,但个人品行极差。当了皇帝以后竟然把他所有的儿媳妇召进宫乱伦。后来他的儿子发动兵变把他杀掉。然后就是天下大乱,经过了七十二年的五代十国混战之后,赵匡胤的北宋政权再次统一中国。



我们前面说过,汉朝建立后,就会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搞休生养息;隋朝建立后,就吸取汉朝灭亡的教训,搞均田制和科举制;唐朝建立后,又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继续搞修生养息。这样逐步的推动帝国体制的完善。



宋朝建立以后,当然就要反思总结唐朝灭亡的教训,搞制度改革。



这一回,总结错了。



跟很多人一样,赵匡胤把唐朝灭亡的原因归结为藩镇军事割据,而不是土地兼并。



赵匡胤的家庭背景是军官,家里比较富裕,从小就学习骑马射箭,家里还给他请教书先生教他念书,成年后又资助他四处游历,可以说是文武双全、见多识广。这个人性格平和、心胸宽广、待人厚道。但是家庭出身决定了他对民生疾苦的了解只是停留在纸面上,缺乏切身体会。



“五代十国”当中的“五代”,是指的唐灭亡之后的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北方主要的帝国。总共存在了72年,也就是平均存在了不到15年。每个帝国都只有两任或三任皇帝,然后就被军事将领推翻。赵匡胤自己就是军事将领出身,依靠兵变把后周的第三任皇帝推翻了自己当上皇帝的。他面临的危险非常现实:宋朝也可能很快被手下某个武将发动兵变推翻。



在这种情况下,赵匡胤的选择是理所当然的:他把制度建设的重点放在如何抑制军事将领的权力,保证皇帝集权上面,而对于土地兼并问题,则毫不介意——宋朝从一开始就完全允许土地自由交易,也没有搞过任何形式的均田制。



赵匡胤这个人很厚道。他死后留下了三句遗言,刻在石头上,放在一间密室里,只有新皇帝登基以后才能打开来看。宋朝灭亡后,大家才知道上面写的啥:



第一,不杀后周皇帝的后人;



第二,不杀文官;



第三,不增加田赋。



这三条,可以说上对提拔自己当大官的后周皇帝很厚道,中对文武百官很厚道,下对黎民百姓很厚道。这确实是个厚道人。



除此以外,他还对跟自己一起打天下的武将很厚道。虽然很担心这些人将来可能发动兵变,但仍然采用了“杯酒释兵权”的方法而不是屠杀的办法来解除了他们的兵权,然后给他们高官厚禄以享受人生。



“不杀文官”和“杯酒释兵权”这两个事儿,被后世长期津津乐道。但所谓“过犹不及”,这两个政策搞得太绝对,危害也不小。



文官犯了政治错误,或者说话触怒了皇帝,这个不杀自然是好的。但要是严重的贪污腐败、违法乱纪呢?武将交出兵权,就让他去享受良田美宅,要是他在地方上欺压百姓、祸害一方呢?



这个问题赵匡胤没有回答,或者说虽然想过,但是不在乎。在他看来,帝国最主要的还是得到官员和军事将领的支持。实际上,有的时候,对官僚、对权贵厚道,就是对人民不厚道。这个矛盾总是存在的。宋朝不杀文官,可不是不杀普通人。不仅杀,而且杀的比唐朝汉朝更加残酷。“凌迟处死”这个酷刑就是从宋朝开始成为国家法定刑罚的,专门用来对付人民造反的。



赵匡胤的这些厚道做法,被后世的文人夸成了一朵花;而后来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大批处决违法乱纪的官吏,则被描写成了暴君。文人们给他编派了很多故事,比如谁谁谁写文章或者作诗出现“光”“秃”这样的字眼就会被他抓起来杀掉,因为他以前当过和尚、心理变态云云。而这些故事,其实都是子虚乌有的[1]。



说到底,还是因为历史的话语权掌握在读书人手里,赵匡胤牺牲老百姓的利益来照顾文官士大夫,文人就说他好;朱元璋牺牲文官的利益来照顾老百姓,文人就说他暴虐、没人性。仅此而已。



宋朝政治制度的基本理念,就是高官厚禄,把文官武将都养的舒舒服服的,然后利用复杂的权力制衡,官位和职位分离,将领和军队分离。官位决定你的俸禄,但具体做什么职位则根据需要临时委派。军事将领也由文官担任,平时在家养尊处优,跟军队不接触,需要打仗了,朝廷给予临时授权让他带某个军队出去。下次打仗,将领和军队的搭配又会换一下。所谓“兵不习将,将不知兵”,就是说的宋朝。



这个制度设计的目的,就是任何官员都无法专权、任何将领都无法专兵,永远不会威胁皇帝的地位。



这样的制度安排说明,赵匡胤把权臣和武将视为对皇权最大的威胁,而把人民反抗和蛮族入侵的威胁视为次要威胁。



结果,北宋只维持了168年,就被北方的金国消灭了。两个皇帝被金兵俘虏,虐待致死。开封城内数万人被金兵劫走,沦为奴隶。当然更惨的是北方的老百姓,不断遭受战乱之苦。



有宋一代,对外战争可谓有败无胜,打一次输一次,动不动就被对方屠杀十几万人,毫无获胜的希望。而且北宋的农民起义爆发频率也很高。文学名著《水浒传》描写的就是北宋年间农民起义的故事,里面把北宋政治黑暗、官逼民反的现实揭露得很清楚。不过宋朝有一个很独特的办法对付农民起义:招安。给农民起义的首领封官许愿,然后让他们带着起义军去前线跟辽国、金国军队打仗,打光了完事。用今天的话来说,就叫:用民族矛盾转嫁阶级矛盾。



中国历史上最窝囊、最黑暗的大一统朝代,西晋第一、北宋第二。跟“魏晋风度”一样,北宋在文学艺术上面成就很高。前段时间,著名财经作者吴晓波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如果能穿越到过去,他最想生活在宋朝。这个选择是很明智的,因为宋朝最尊重知识分子,只要是有点名气的文人,都给官做,俸禄也很高,可以随意兼并土地、营建豪宅、蓄养奴婢,同时又不用认真干活,而且言论自由,批评朝政批评皇帝都行,保证不杀头,真把皇帝惹毛了就把你从中央贬到地方当县令,继续作威作福,有机会还能亲自去指挥一场战争,对着地图一通比划就能调动千军万马,打输了死个万把人丢上几个城池也不会被处罚。这种日子谁不想过呢?



不过,如果你只是一个普通人,那最好别去宋朝。你们家的土地或者房产哪天被某个当官的文人说占了就占了,老婆说抢了就抢了,没有人管的。税负沉重就不说了,征的税都用来养一帮擅长琴棋书画的官员去了。遇到征兵上战场,突然派来一个没打过仗的指挥官,在地图上一画,直接给指挥到敌军埋伏圈里去那也是常有的事。实在混不下去想造反的话,抓起来就是凌迟处死。好不容易把这些苦难都熬过去,金兵打过来政府不抵抗就跑了,留下你全家被烧杀抢掠。



当然了,北宋比西晋还是要强很多,因为有了科举制度,进入文官集团至少需要精通儒家经典。而儒家是积极入世的,强调对国家社会的责任。所以北宋的官员除了吟诗作画,多少还能干点正事。像王羲之父子那样只会写书法,或者王衍那样只会清谈道家哲学,于军国大事百无一用的人,无法进入国家管理层。



北宋被金国灭亡以后,赵家的一个亲王在南方称帝,定都杭州,史称南宋。南宋继承了北宋的全部制度和苟且偷生的立国精神,将民间抗金武装领袖岳飞杀害,以此换取了跟金国的议和。偏居东南一隅150年,最后亡于蒙古。



南宋的经济相当发达,首都临安(杭州)的繁华程度甚至超过了唐朝的长安。主要原因是海上航行用的罗盘技术已经成熟。可以进行远洋航行。海上贸易因此兴盛。除临安外,泉州和广州的外贸也十分发达。当时已经可以跟东非和中东地区建立贸易联系。商业的繁荣,以及和中东地区的文化交流,大大的促进了科技进步。由于对外贸易的需求,各种冶金、瓷器、纺织等城市手工业部门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大规模的土地兼并以后,农民流离失所,进入城市还可以从事商业手工业,大大的缓解了社会矛盾。



这是南宋扭转局面的历史性机遇。如果统治集团不是那么腐朽无能,完全可以利用海权来对抗蒙古帝国的陆权优势。但内政的腐败让他们不仅陆军打不过蒙古,竟然连海军也打不过蒙古,这还能有啥可说的?



公元1279年,南宋海军和蒙古海军在广东江门附近的崖山海域展开决战。蒙古海军以少胜多,只用了一天就全歼南宋海军。丞相陆秀夫背着年仅7岁的皇帝跳海,南宋灭亡。



由于两宋的立国时间都在150年左右,时间太短,土地兼并和官僚腐败的程度还没有恶化到农民活不下去的程度,没有机会死于“帝国之癌”。



[1] 明初的几个著名“文字狱”故事都不见于官方档案,是两百多年后的野史中出现的。经过后代学者考证,几个流传最广的“文字狱”故事的当事人都不是死于“文字狱”。



比如:满清乾隆年间的赵翼在《廿二史札记·明初文字之祸》中摘引《闲中今古录》说:“ 杭州教授徐一夔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帝览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雉发也,‘则’字音近贼也。”遂斩之。

经考证,杭州地方志里面记载,徐一夔在朱元璋去世之后还在杭州做地方官,徐一夔在朱元璋死后,还给别人写过墓志铭。此则故事为假。



再比如,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还是引用《闲中今古录》说著名僧人释来复的诗句中“有‘殊域’及‘自惭无德颂陶唐’之句。帝曰:‘汝用'殊'字,是谓我'歹朱'也,又言'无德颂陶唐',是谓我无德,虽欲以陶唐颂我而不能也’。遂斩之”



根据明朝档案记载,释来复是因为卷入胡惟庸谋反案被杀,与写这首诗无关。



凡是能够考证的朱元璋文字狱故事,都被考证为假。有一些无法考证的野史故事,没有时间和背景,也并不可信。



除此之外,朱元璋在各种公开的官方文件中,多次回忆自己当过和尚的贫贱出身,像“空门礼佛,出入僧房”这样的文字,还下令刻在石碑上流传后世。他自己也写过几首谈僧论道的诗。可见他对这个事情,毫无避讳之意,说他因为别人提到他当过和尚的经历(还不是直接提到,而是出现光、秃这种字)就杀人,没有道理。





四、大元进士



消灭南宋统一中国的元朝并非标准意义上的大一统王朝。它只是部分实现了汉化,建立了表面上的皇帝制度和郡县制。但蒙古统治者信仰藏传佛教,而对儒家思想不甚重视,大部分元朝皇帝和蒙古官员只是初通汉语,重要而复杂的问题还是要翻译成蒙文才能理解并作出决策;虽然也有科举制,但立国三十年多后才开始采用,六十多年里面只用科举选拔了1300人,占官员总数的不到百分之一。蒙古贵族始终占据了大部分实权职位,而且有严格的等级制度,把汉人列为下等人对待。蒙古官员由于文化水平极低,贪污腐败程度惊人。



元朝的统治只持续了不到一百年就被农民起义推翻了。



这个事情也说明,中国不是那么好管理的。我们老说中国多么专制独裁,其实,帝国制度远远不是专制独裁那么简单,有很高明、很复杂的设计在里面,有很大的合理性,比如早在公元前,汉朝就举办过专门讨论国家盐铁专营制度的讨论大会,由来自去全国各地的专家和中央官员一起开会研讨盐铁专营制度的利弊得失——到底是国家管得多一点好、还是民间经营多一点好?会议参与者分为“市场派”和“计划派”,爆发了激烈的争吵,最后“市场派”的观点占据上风,中央根据会议精神适度放宽了盐铁生产经营的管制。今天我们轰轰烈烈的讨论“国进民退”或者“国退民进”的话题,我们的古人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把各种好处坏处都想过了,还开学术研讨会讨论,还有论文集《盐铁论》保存下来。从中就可以看出,帝国制度设计是何等的精密细致。



这样一套复杂的制度,要是没有一大批杰出的人物来构建、推行和操作,换上一群没文化的皇帝和官员来简单模仿,国家很快就会灭亡。西晋的门阀、元朝的贵族,都证明了这一点。



这里面有一个事儿非常有意思。就是元朝科举录取的那1300多个进士,大部分行政能力很强——比蒙古贵族高了不止一个档次。有很多人为官相当清廉,官声极好。而且后来元末农民起义的时候,很多担任地方官的进士积极组织镇压或抵抗,成为了元朝的“中流砥柱”。



1354年,十余万农民起义军围攻安庆。淮南行省左丞余厥带领少数随从冒着危险从小道绕开起义军,进入城内。然后组织数千人,亲自带队突击,杀人无数,冲破对方四十三座栅寨,连斩对方十三员大将,战斗力爆表。安庆之围遂解。此后,余厥又领军与数万农民军打了大小七十多仗,坚持了七年。



而余厥这个人,其实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儒生,由于家庭贫穷,从十三岁才开始读书。但极为勤奋好学,嗜书如命,在科举考试中位列全国第二名,以进士及第的身份进入翰林院,参与了《辽史》《宋史》《金史》的编撰工作,平时喜欢研习经史之学,专门针对五经写过几本注释和讲解的书,还著有《青阳文集》四卷。做官的时候就以廉洁而著名。谁也想不到这种书呆子竟然还能带兵打仗,而且“亲冒弓矢”——也就是拿着刀冲到第一线砍人。跟汉朝的班超一样,投笔从戎,英勇善战,可以说是出将入相之才。



此外,还有像江州道总管李黼,他是泰定四年(1327)年的状元。泰定十二年,十余万江南的农民义军北渡长江,驻守在江边的元军不战而溃,威顺王宽彻普化弃城而逃,武昌、瑞昌相继失守,江西大震。李黼收拾残兵进行抵抗,只有几千人。他发现农民起义军队伍混乱,没有任何标记识别敌我。于是抓住这个机会,让手下的士兵全部涂黑面部,亲自率军反击,杀敌两万,追击六十余里。成功的解除了江州之围。



但这些人的个别努力改变不了大局,只能坐守孤城,看着周边的起义军越来越多。元朝灭亡的时候,包括李黼、余厥在内的42个进士宁死不投降起义军,“死节”、“殉难”,忠勇程度远超蒙古贵族。如果不是他们,元朝在大起义的冲击下坚持不了17年。可以想象,如果元朝能够全面采纳科举制度,大规模录用科举人才,在中央和地方都有一大批像余厥、李黼这样的人来主持工作,一定不会只有100年的国运。



这些进士们的表现说明,中国的科举制度,是一种非常好的选拔古代国家管理人才的制度。而对于这些为元朝“尽忠死节”的汉民族进士们,尽管我们可能跟他们有不一样的民族立场或者阶级立场,还是应该对他们的忠勇表示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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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6-2 04:58:08 |显示全部楼层
第四章 布衣天子





一、另类“暴君”



代元而立的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出身最贫寒的大一统皇帝[1],他父母早亡,当过和尚、当过乞丐。



人的生活习惯,基本都是成年以前就形成的,后来很难改变。朱元璋小时候吃苦太多,后来当了皇帝,也异常的简朴,吃穿什么的全不讲究,打补丁的衣服从来不换;而且非常勤政,基本上就是一个工作狂。



以洪武17年9月14日到21日八天为例。在这八天里面,朱元璋平均每天大概要批阅20万字文件,处理423件事。此外,还要每天上朝接受的面奏,接见各地来京的百姓,接见定期朝觐的官员等等,其辛苦,可以想象。



朱元璋处理国事,常常废寝忘食,吃着饭就停下来,想起哪一件事情,就写在纸条上,马上贴在身上,因此,他穿的衣裳时常贴满了条子,如同长满了羽毛一样。在他的后宫和殿堂的墙上,也都贴满了条子,事情办完后才取下。他还写过一首诗:



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



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一丈犹拥被。



朱元璋从来不以自己的贫寒出身为耻,相反,非常引以为荣,动不动就跟人说:我当年在庙里当和尚的时候、我当年在大街上要饭的时候……如何如何。以此来教育臣僚和儿孙们要理解民间的疾苦。



前面我已经说过,关于“文字狱”的传说都是子虚乌有的,历史上的朱元璋并没有真的因为谁提到光啊、秃啊什么的就胡乱杀人。这个人是很有英雄气量的,不然也不可能从乞丐开始奋斗,团结那么多英雄好汉跟他一起干革命,把元朝推翻当上皇帝。



就这样,还有很多人说朱元璋是“暴君”。



中国历史上有两大暴君,隋炀帝和秦始皇。这两个暴君都毁掉了一个国力强盛的大一统王朝。而朱元璋这个“暴君”不仅没有毁掉自己创造的王朝,反而让它绵延二百七十六年,是中国历史上仅次于唐朝的第二长命的大一统王朝。



我们就要想一想:朱元璋这个“暴君”跟秦始皇、隋炀帝有什么区别呢?



秦始皇和隋炀帝,都是同时大干猛干三件事把帝国毁灭的:大规模的对外战争(匈奴、南越和三征高丽)、大规模的公共工程(长城和大运河)、大规模的宫殿皇城建设(阿旁宫和东都洛阳)。让人民活不下去了,这才叫暴君。



那朱元璋呢?三件事他一件都没有大干:统一以后就很少打大仗了,也不搞什么伟大工程,也不大修宫殿,个人生活也比较简朴。



称帝以后,按照历朝历代的管理,皇帝使用的车舆、器具等物应该用黄金装饰。朱元璋下令全部以铜代替。主管的官员报告说用不了很多黄金,朱元璋却说:“我不是吝惜这点黄金,而是提倡节俭,我应该自己带头。”



洪武元年,蕲州进竹簟,他命退回,又告诫官吏:没有命令,蕲州就来进献竹簟,这个先例不能开,如果一开,天下都会争着进奇巧之物以讨好,“则劳民伤财自此始矣”[2];



洪武六年十一月,潞州贡人参。他又说:人参得来不易,过去金华进香米,太原进葡萄酒,我都制止了,国家的任务就是养民,为什么要贪口腹之欲而使人民劳困呢?下令退回。[3]



没有了个人的享受,他当皇帝的乐趣就是每天没玩没了的批奏章、开会。照说皇帝这个职业,干得再好也没法往上提拔了,也没人给他发加班工资,但他就是这么拼命,有啥办法?



但就是这样,朱元璋作为“暴君”的名头却非常响亮,几乎跟秦始皇、隋炀帝齐名。这是不同寻常的。



主要原因,是朱元璋对官员非常粗暴、残忍,杀掉了很多大臣和地方官员,包括一些跟他一起打天下的开国元勋。在明初三大案[4]——胡惟庸谋反案、郭恒贪污案和蓝玉谋反案当中,就有累计六万人被处决,几乎全部都是官员、武将或者他们的亲戚朋友。



有人说,朱元璋是有系统有计划的杀掉开国元勋,防止他们以后造反。不过这种程度的杀戮似乎毫无必要,历史上开国皇帝去世以后儿孙顺利继位的情况很多,并不需要对开国功臣搞系统的“肉体消灭”。此前王莽、杨坚、赵匡胤篡位,都是利用新皇帝年幼无知的机会才取得成功的,被篡位的皇帝年龄都在10岁以下——汉末帝2岁,北周静帝9岁,后周恭帝7岁。朱元璋的太子朱标在明初三大案拉开序幕的时候已经年满二十岁。朱标是在洪武二十五年因病去世的,死的时候已经三十八岁了, 而此时胡惟庸案和郭恒案都已经结束。



朱标死后,新的皇位继承人,朱标的儿子朱允炆也已经十五岁。蓝玉案爆发的时候,朱允炆已经十六岁,属于成年人,可以独立主持政务了。其时朱元璋身体仍然十分健康。且此时还在世的功臣都已经六十多岁,就算活过朱元璋恐怕也没有力气造反了。为了朱允炆的皇位而继续杀掉所剩不多的几个老臣也无必要。



还有一种说法是,朱元璋为了加强皇帝独裁、彻底消灭相权对皇权的制约,所以才这样残暴。因为三大案中牵连最广的是胡惟庸案(杀了三万人)。朱元璋杀掉胡惟庸之后,就宣布不再设宰相这个职位,由皇帝直接管理中央各个部委,彻底废除相权。



这个观点也有问题,胡惟庸案的追查持续了十多年,而朱元璋是案发之后第二天就宣布不再设丞相一职。大规模的诛连则发生在废除宰相之后四年。废除宰相这种事情,只需要朱元璋下一道圣旨就能解决——事实也确实如此。开国皇帝在制定国家制度方面的权限很大,没有“祖制”这种东西管着。像秦始皇取消分封制,刘邦恢复分封制,杨坚建立科举制度、赵匡胤取消武将的兵权等,其影响都远远大于设不设宰相,都没有遇到什么激烈的反对。后来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决定取消国家主席这个职位,也是一锤定音,说取消就取消了。设不设宰相,设几个宰相,稍微强势一点的皇帝就能自主决定,何况是朱元璋?



即使上面几个原因(解决皇位继承的隐患、加强个人独裁、消灭相权等)都存在,最多也就诛杀一些功劳比较大、地位比较高的官员和武将即可。仍然没有必要对地方上的中下层官吏进行大规模的处决。



由于无法从权谋的角度来解释,有一些历史研究者(比如《中国人史纲》的作者柏杨)就只能把它归结为朱元璋的个人性格缺陷,说他心理极度阴暗、以杀人为乐趣、性如蛇蝎等等。



但是,朱元璋对跟他争夺天下的人却非常宽容。像朱元璋的主要敌人陈友谅,他在的儿子陈里在陈友谅战死后自立为王,继续跟朱元璋对着干。最后战败投降,朱元璋并没有杀掉他,而是封了一个侯爵养着,善终;



另外一个农民起义领袖方国珍,跟朱元璋打过仗,还投降过元朝,后来失败了被抓住,朱元璋也没有杀他,也是封了爵位养着,善终;



另一位著名农民起义领袖、“大夏国”国王明玉珍,投降朱元璋以后也是善终,后来他的儿子明升又不听话想造反,朱元璋派兵攻击,明升投降,也没有杀掉,封了个侯爵养着。又后来,明升暗地里透露出不少对朱元璋的不满,被举报,朱元璋也不过把他们全家派遣到朝鲜去生活,以免日后生乱,他给高丽国王下旨,对待明升一家“不为官、不为民”,简单来说就是掏钱养着,别授予实权,明升最后也是善终。



吴王张士诚兵败被抓,朱元璋也没有杀他,而是关起来,派亲信谋士李善长去劝降,张士诚只要点点头说我投降了,就也会被封个爵位养着,但他骨头很硬,始终拒绝投降,而且把李善长骂的狗血淋头,差点打起来。朱元璋还是没杀他,最后是他自己在监狱里自杀了。

朱元璋后来回忆起这些事情,还对张士诚颇有惋惜之情。他说[5]:



“元末天下大乱的时候,有抱负又有道德的人,就努力保全人民的生命和住所;无志无德的人,就烧人房屋杀人性命。所过之处,荡然一空。当时天下有十几个大的势力,无志无德的人占了大多数。只有江南的张士诚,虽然在乱世,仍然不失雄心和理智,施行德政和仁政。可惜他用人不当,他的兄弟也不成器,才被我打败。但……(所有这些势力)最后归降我的人,他们的父母妻子,我都保全了,让他们可以生儿育女、建立宗祠。”



——这样一个人,会是蛇蝎心肠、以杀人为乐的变态吗?



在历史上,农民起义的领袖当中,确实有一些非常残暴的。比如隋朝末年农民起义的领袖朱粲,每攻陷一地必屠城,然后直接就把人肉当成军粮。但这些残暴的人物一般闹不大,很快就会灭亡。



这里面的原因也不难理解:残暴的人,士兵和将领只是出于恐惧服从他,但不会为他效忠,一旦有机会一定逃走,上了战场一打输了就会投降。他的队伍也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持,军队的凝聚力和后勤补给能力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这样的军队,是不可能长久的。



朱元璋的主要对手陈友谅。他通过一系列阴谋诡计杀了自己的主公和朋友,夺取起义军的领导权。看起来诡计玩的很成功,但下面很多人是不服的,敢怒不敢言。结果在和朱元璋决战的关头,部队内部就出现了分裂,好几个大将临阵倒戈投降朱元璋,而且这几个大将在反过来跟陈友谅作战的过程中尤其勇猛,杀红了眼,要为主公和老朋友报仇。这成为陈友谅失败的重要原因。



中国历史上,出身社会底层而能够一统天下的,三千年来只有三个人: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和毛泽东。其中又以朱元璋的出身最差。朱元璋能够完成如此高难度的动作,除了他的谋略和机遇外,至少有两点非常重要:



首先,这个人非常仗义、慷慨。他在郭子兴手下打仗的时候,作战很英勇,胜利了之后从来不去抢财物。后来当了头目,战利品一律上交,上头的奖励一律分给大家。很得人心。这让他在军队里面名声很好,引起了主帅郭子兴的注意,这才得到了被迅速提拔的机会。



后来郭子兴受人蛊惑,怀疑朱元璋的忠诚,先把他关起来,过了几天又给了他很少的兵力去攻打元军重兵把守的定远城。但朱元璋竟然真的把定远打下来了。而郭子兴自己却打了败仗,不得不跑来投奔朱元璋。朱元璋此时有充足的理由把郭子兴拒之门外,但他不仅没有这么做,反而把城池也交给他,又给他留下三万兵马。自己带着剩下的部队去另外打了一个城市来当根据地。



在乱世,这种随便交出兵权的行为是很罕见的。如果说不要战利品之类的还有收买人心的嫌疑的话,直接交出根据地、交出兵权的行为,肯定是很真诚的。也就是说,朱元璋这个人很懂得感恩,而且不记仇,他的做法只有一种理由:郭子兴这种人成不了大事,我不会跟着你混了,但我感谢你把握从普通士兵提拔成为将军,作为回报,我在你最困难的时候把军队、城池都交给你,从今后咱们两不相欠,就此别过。



这种做法,有英雄之义,又有英雄之略。可见朱元璋是一个既有本事,又有情义的人,所以才有那么多武能安邦、文能治国的英雄人物跟着他出生入死。



第二点,就是朱元璋的军队在农民起义军中是纪律最好的。



农民起义军一般来说纪律比较差,打仗前后都喜欢沿路抢掠财物和妇女,甚至屠城。郭子兴的军队就非常缺乏纪律,朱元璋多次制止其他将领攻城后抢劫财物妇女的行为。他被郭子兴猜忌,还关了起来。主要就是因为这些做法触动了郭子兴身边亲信的利益,在郭子兴面前说他坏话。



后来朱元璋自己当了主公,对部队管束更为严厉,为此多次诛杀违反军纪的士兵或者将领。在1356年攻打镇江之前,为了严明军纪,他按照谋士李善长的策划,以放纵士卒的罪名把大将军徐达抓起来,并宣布要以军法处斩。此时,李善长出来求情,众将不知是计,也一起求情。于是朱元璋就顺水推舟,说看在众人的面上,暂时免去徐达死罪,不过要徐达攻下镇江后,做到不烧不抢,方可完全赦免徐达之罪。众将看到朱元璋对待主将尚且如此严厉,不敢不严守军纪,这样,朱元璋的军队打到哪里,都容易得到老百姓的支持。



总之,就是从各个方面来看,朱元璋都不大可能是一个天性残忍好杀的人。对上级,他知恩图报;对手下,他公正大方;对老百姓,他注意保护;对竞争对手,也不赶尽杀绝。当了皇帝以后每天勤于政务,生活简朴。



这么样一个人,怎么就成了杀人如麻的“暴君”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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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比朱元璋还要贫寒的是“五胡乱华”时候抓住王衍的那个石勒,他当时是汉赵帝国的将军,后来自己也当了皇帝,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出身奴隶的皇帝。他建立的后赵帝国基本统一北方,但未能统一中国。

[2] 《大明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之十四》

[3]《大明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之八十六》

[4] 另有一种说法是明初“四大案“,还有一个空印案。这个案子影响很大,但真正最后被处决的只有数百人,与另外三个杀人过万的大案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5]原文见《大诰三编•指挥林贤胡党第九》:“昔者天下大乱,有志有德者,全民命全民居;无志无德者,焚民居而杀民命,所过荡然一空。天下群雄以十数为之,其不才无志者,诚有七八。惟姑苏张士诚,虽在乱,雄心本智,为德本施仁。奈何在下非人,兄弟不才,事不济于偃兵。然而相从者父母妻子。当归我之时,各各见存。其余从诸雄者……诸来从朕者……妻室为之已有,男女岁为之生产,祖宗后嗣已立。。”





二、反腐风暴



朱元璋这个人出身社会的最底层,他的父母就是被元朝末年的贪污和暴政害死的,自己又当了三年乞丐,亲眼目睹了底层官吏、骄兵悍将对人民的残害。所以,对文官武将的贪污腐败和仗势欺人,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痛恨。这种情绪,不是通过读书学习能够体验得到的。



据野史记载,他那个时候发过誓:我若是当了皇帝,必杀尽天下贪官!



朱元璋有没有发过这个誓恐怕是无法考证的。但像他这个很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人——这从他后来带兵对待手下和老百姓就能看得出来——对于贪官污吏的切齿痛恨是一定有的。这种心理不需要什么证据,如果你的爸爸、妈妈、哥哥、弟弟都被贪官污吏迫害致死,正常人都必然有这种:“老子当了皇帝,一定把这些人斩尽杀绝”的想法。没有这种想法,反而不正常。



对这个世界上的绝大部分贫苦人民来说,这样的想法只是在泄愤。大多数人也就想想而已。实在受不了的,充其量不过一时兴起,杀掉身边几个贪官,跟他们同归于尽,对历史不会发生任何影响。



但朱元璋跟所有的这些人都不同:他竟然真的当了皇帝。



——青少年时候内心的誓言,终于可以变成现实了。



一个人基本的价值观人生观,都是在成年以前就基本定型的。朱元璋的父母是他十五岁的时候去世的,他到了18岁才结束流浪生涯到庙里当和尚,25岁才参加农民起义军。他有足够的时间和心智来体验家庭的幸福和家破人亡的痛苦。家庭和个人的苦难对他来说绝对不是一个可能抹去的、零星的、或者模糊的童年记忆,而必是刻骨铭心的伤痛。



当上皇帝以后,朱元璋在宫里设了父母的灵位。某一年各地大旱,至次年春仍未缓解,朱元璋和皇后一起减少膳食,在父母灵位前喃喃自语:“过去父母大人遭遇凶年用草夹在米中当饭吃,我哪里敢忘呢?现在老百姓又遇上了灾年,这都是我治国无能啊。”从这个事情可以看出,他对于年少时家庭的悲惨遭遇,是一刻也不曾忘掉的。



只有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我们才能解释,为什么朱元璋会放过那些跟他争夺天下的枭雄及其后裔,而对手下的文臣武将们大开杀戒。



后来朱元璋杀了许多贪官,将这些案例编辑成册,起了个名字叫做《大诰》,要求全国人民每家每户都看,以起到宣传反腐败的效果。这个《大诰》用的是很通俗的明朝白话,是朱元璋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说的,非常好懂。在专门收集武将们贪污腐败的《大诰》第四集《大诰武臣》的序言里面,朱元璋这样说道:



“这等官人,上坏朝廷的法度,下苦小军……那小军们苦楚,也不如猪狗。且如人家养个鸡狗及猪羊,也等长成然后用。未长成,怎么说道不喂食、不放?



……如今军官全家老小,吃着穿着的,都是军(军:这里指普通士兵,下同)身上来。这军便似他家里做饭的锅子一般,便似仓里米一般,又似庄家种的田一般。



这军官们,如今害军呵!他那心哪里是个人心?也赶不上禽兽的心。似他这般害军呵,却便似自家打破锅子要饭吃;却似露天地里放着米, 眼前吃一顿,别的都烂了,明日再要米吃,有也无?……



且如在京的管军官吏人等,我每日早朝晚朝,说了无限的劝戒言语。若文若武,于中听从者少,努目不然者多……及其犯法到官,多有怀恨,说朝廷不肯容,又加诽谤之言。为这般凌迟了这诽谤的人若干。



及自有一等不诽谤,甘心受贬,做军三二年、五七年、十数年,才可怜他,召回复职,到任都无两月,其害军尤甚前日。



似此等愚下之徒,我这般年纪大了,说得口干了,气不相接,也说他不醒。我将这备细缘故,做成一本书,各官家都与一本。



这话直直地说:军官有父母的,父母们教诫;有兄弟妻子的,便教都看了,自家心里寻思:把做自家做军,似这等过活,受得过去,也受不过去?



若是将心比心,情意度量到根前,果实过不去呵!



那做父母妻子兄弟,怎么可怜小军,发些仁慈心,教那为官的休害小军。



我许大年纪,见了多,摆布发落了多,从小受了苦多。军马中,我曾做军来,与军同受苦来,这等艰难备细知道。……这文书各家见了呵,父母、妻子、兄弟、朋友,怎么劝诫,教休做这等恶人,合着天理仁心了行,却不好?”



上面这些,都是朱元璋自己写的原话,是当时最好懂的口语,识字的人都能看明白。读起来就好像是家里一个唠叨的长辈在没完没了的劝诫年轻人:你们不要搞贪污腐败呀,会把下面搞得很苦,要有良心,不然要杀头的。



以皇帝的身份这样说话,我相信确实是良心话、真心话:他自己就是当兵出身,了解基层士兵的疾苦,晓得军官们是如何克扣军粮、收受贿赂、让士兵给自己家里的事当苦役……等一系列违法行径。对这些行为,自然特别痛恨,因此下手也很重,《大诰武备》后面列举了三十二个案例,大部分犯罪的军官都是被砍头抄家的。



另外几篇《大诰》主要是说贪官的,序言里面也都在反复强调一个意思:



贪官污吏把人民害得很苦,我从小就吃惯了这样的苦头,所以要坚决打击。编制这些案例集,把贪赃枉法的招数都公布出来,人民要晓得监督,官员们要晓得你们那些见不得光的行为是躲不过惩罚的。教育工作我也尽力了,每天上朝都要说,还编了那么多书来教育你们,摆事实讲道理,有人以后还要再犯的,就不要怪我下手重了。



有了这样的心理和逻辑,朱元璋因此也就成为历史上对贪官和权贵最为残暴无情的皇帝。



根据朱元璋主持制定的《大明律》,贪污八十贯铜钱就要处以死刑。大概相当于80两银子。但是后来他觉得这个标准还是太高,在具体实施中,不少官员被凌迟、阉割、剁手、挑筋,诸多汉代即遭废除的肉刑被再次起用。后来又另外颁布律令,改为贪污六十两就要处以“剥皮实草”:砍掉脑袋以后在地方衙门旁边专设的“皮场庙”剥皮,皮被剥下以后被填上稻草,摆在衙门的公座边上,起着杀一儆百的作用。



除了刑罚严峻以外,朱元璋还有两个方面做得很绝。



第一,是不避皇亲国戚、亲信朋友,一视同仁。



明朝开国功臣朱亮祖,被封到广东当永嘉侯。结果跟当地土豪勾结起来,欺行霸市,还诬告打击土豪的清官道同,导致道同被冤杀。朱元璋得知后下令把他和他的儿子押到京城,亲自鞭打致死。



还有就是朱元璋的女婿、附马都尉欧阳伦,不顾朝廷的禁令,向陕西贩运私茶。以为自己是马皇后亲生女儿的丈夫,怎么也不至于被杀头,至多也不过被罚点俸禄什么的。可是后来欧阳伦被一位小吏告发后,朱元璋立即下令赐死欧阳伦,并同时颁发通敕令,表扬告发欧阳伦的小吏。



为了培养和提拔人才,朱元璋专门成立了培养人才的国子监,为年轻读书人提供升迁机会。他对这些新科进士和监生厚爱有加,经常教育他们要尽忠至公,不为私利所动。然而洪武十九年,他派出大批进士和监生下基层查勘水灾,结果有141人接受宴请,收受银两、钞票和土特产品。朱元璋一边哀叹难过,一边下令将这141人全部斩杀。



第二,就是凡有贪污案件发生,必定顺藤摸瓜、斩尽杀绝。



这一招是最狠的,一旦诛连起来,就几乎无法停止。比如甲收了乙的贿赂被发现,就把甲和乙都抓起来审问,逼着他们再供出平时有无跟其他人行贿受贿的记录。这样跟这个案件本身毫无关系的丁,因为以前给甲送过钱,也会被查出来。然后再审问丁,可能丁又因为别的事情给官员丙收过钱,于是再审问丙……



明朝历史上——也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甚至人类历史上,杀人最多的贪污案——郭恒案,就是这么顺藤摸瓜摸出来的。刚开始只是有人揭发礼部侍郎郭恒窜通六部官员贪污江浙一带的税赋。结果一追查起来就没完没了,最后中央政府诛杀了数百名官员,地方上诛杀了上万人,除了官员,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参与窝赃、分赃的官员的亲戚朋友,最后查出来的贪污总额高达七百万石粮食,相当于全国一年税赋的四分之一。



这个数量是什么概念呢?2013年全国财政收入大概是12万亿,四分之一就是3万亿。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能源局长刘铁男(比郭恒的侍郎高一级)查出来贪污了三千多万。民间传说夸大十倍,说有3亿。就以民间传说来算,也需要抓1万个刘铁男这种级别的贪官才能凑够3万亿,而全中国副部级以上的官员总数也就三四千人,



这么大的贪污量是怎么来的呢?主要是朱元璋念及自己起兵的地区在江南一带,这些地区的 老百姓遭受的战乱最严重,同时又是老革命根据地。所以经常下令减免这些地区的税赋。比如洪武十七年,就把所有民田的赋税全免,官田的赋税减半征收。但下面的官员根本不执行,而是继续照常征收,收上来之后一起私分了。这些地方是中国最富裕的地区,每年应交的粮食都有四五百万石,多年减免的部分累积起来,数量就很惊人,而且涉及面极广,从中央到地方,从官员到地方土豪都参与了“分肥”。



这个数字把朱元璋都吓到了,在《大诰》里面说:真正的数量我怕说出来大家不相信,所以我只说有查实的是七百万石。历朝历代贪污的人很多,但贪污数量这么大的,还真是罕见。

最后,他不得不颁布圣旨,说郭恒案到此为止,不再追查了。这才停止了诛杀,因为再追查下去政府就要无法正常运转了。





三、发动群众



朱元璋不仅杀人狠,还很重视“发动群众”,这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他立了一条最特殊的规定:普通百姓只要发现贪官污吏,就可以把他们绑起来,送京治罪,而且路上各检查站必须放行。如果有人敢于阻挡,不但要处死,还要株连九族!



老百姓有这样的特权,这是一个以往任何统治者想都不敢想的政策,但朱元璋就是这么规定了,不仅规定了,还不折不扣的执行。



在《明大诰》的《县官求免于民》一篇里,就记录了农民赵罕晨将县主簿汪铎等几个官吏捆绑押送进京的案件,最终结果当然是“犯事”官吏被杀。



而在《大诰·民拿下乡官吏》中,则记录了常熟县农民陈寿六等将官吏顾英绑至京城面奏的案件。在这起著名的案件里,朱元璋不仅杀掉了被绑进京的官吏,还特别警告道:有对陈寿六进行打击报复的,一律族诛。而且以后陈寿六真有过失,也只有朱元璋本人有权审问他——陈寿六堪称当时的天下第一农民。



朱元璋这个招数,可以说是前无古人。但后有没有来者呢?有。不仅有,而且这个后来者做的比他更激进、更大胆、更彻底。



这个人就是毛泽东。



朱元璋只是把发动群众作为反腐败的一个特殊手段,实际执行的案例只有很少几个。而到了毛泽东那里,“放手发动群众”成了解决各种问题的经常性手段。不是发动一个两个,而是搞全国性的群众运动。打土豪分田地,要发动群众;搞社会主义改造,要发动群众;反腐败,要发动群众;搞文化大革命,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更是让群众起来夺权造反,天下大乱。



“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这就是毛泽东的豪情壮志。相比之下,朱元璋在发动群众方面,就要小气的多了。但毛是工农革命领袖,而朱是古代帝王,他能做到这一步已经是石破惊天了。



作为大一统国家的开国领袖,朱元璋和毛泽东是出身最贫寒的,汉高祖刘邦虽然也出身平民家庭,但在造反之前已经当上了亭长,是正科级干部。还有就是只做了七年皇帝就去世了,中间还在不断的带兵打仗,没有来得及系统的制定国家政策。只有朱毛二人是真的底层造反起家,而且当了二十年以上的最高领袖。他们做事情,就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喜欢把自己的想法和政策直接诉诸底层群众。他们觉得只有底层的老百姓才最能理解自己的苦心,也不害怕底层群众发动起来以后会造成混乱。



在向腐败的官僚体系宣战的过程,朱元璋要求家家户户都学习他编写的《大诰》,还规定每个乡镇都要举办专门的讲课点来讲授《大诰》。家里有人犯罪的,如果能够熟知《大诰》中的案例,就可以减一等判刑;反之,就要罪加一等。总之就是要保证他的反腐败精神能够传达到普通老百姓那里去,达到家喻户晓的目的。而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毛主席语录》也是人手一册,“反帝反修”的革命思想传遍神州大地。



朱元璋宣讲《大诰》的目的,不是为了神话自己,让全国人民崇拜他——《大诰》里面没有吹捧其文治武功的内容,全是刑法案例——而是为了形成一种贪官污吏人人喊杀的局面;同样,毛泽东同意林彪等人搞“个人崇拜”,把他的语录做成“红宝书”,也不是为了过一把皇帝瘾,而是为了实现他改造中国官僚主义传统的政治目的。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讲到“文革”的时候再细说。





四、官不聊生



在朱元璋的治下,大明朝就成了有史以来第一个“官不聊生”的朝代。



朱元璋对官员很刻薄,甚至可以说很凶残;但是对老百姓却很宽厚。明朝的农业税收,是历朝历代最低的,严格按照“三十税一”的比例来征收农业税。这个比例只有在“文景之治”的时候被执行过,后来基本都是十五税一或者十税一。而且朱元璋还动不动就下令减免某些地方的税赋。



朱元璋时代和“文景之治”的区别就是:“文景之治”啥事都不干,任由地主豪强扩张势力、兼并土地,朱元璋则是逮着一个杀一批(不是逮着一个杀一个⊙﹏⊙老朱在屠杀贪官豪强方面属于战斗力爆表的类型)。



在这种情况下,官员的生活就很惨了。贪污会被杀掉,不贪污,由于国家税收很少,给官员发的工资自然也很抠门。一个县令的工资就是一个月900斤大米,这个水平大概相当于宋朝县令工资的一半。也是历史上官员俸禄最低的大一统朝代。



那这个工资到底是不是低得官员们必须要贪污受贿呢?



有人按照粮食价格来折算成今天的人民币,大概就相当于两千多块钱。这点钱要养活一家五六口子人,是肯定不够的。但这种算法不合理,因为粮食作为基本生存物资,一旦完全够吃以后价格就会直线下跌。在只能勉强维持温饱的古代社会,粮食比现代社会“值钱”得多。



我们用一种更复杂的方式来算一下:



一个县令一年的工资是10800斤大米,当时的土地亩产是平均不到150斤,生产这些大米需要72亩土地。



后来毛泽东回忆他的家庭的时候算过一笔账:“我家有15亩地,成了中农,靠此每年可以收60担谷。一家5口一年共吃35担——即每人7担左右——这样每年还有25担剩余。我的父亲利用这些剩余,又积蓄了一点资本,后来又买了7亩地,这样我家就有富农的地位了。

[1]”





一担大概等于100斤,谷子打成大米大约要损失30%的重量,毛泽东所在的晚清时期亩产有所上升,大概每亩200斤。一家五口一年要吃35担谷子,就是3500斤,就相当于消耗2450斤大米,人均490。一个月大约40斤。一斤大米的热量大概是2000卡路里,相当于正常人一天消耗的热量。汉朝边防军的军粮是每天一斤半小米。青壮年男性吃的多一些,小孩老人和女性吃的少一些,所以一家人平均下来一人一天一斤米是够吃的,一个月就是30斤,剩下的10斤应该是用来换作肉类、蔬菜等其它家庭用度。



也就是说,一个县令,要养活一家五口人,只需要花费他工资的大概五分之一多一点(2450/10800=22.7%)即可。



当然,这是非常省吃俭用的生活方式。假设毛泽东的父亲不想积累财富,全年的粮食都用到家庭的吃穿上,那么应该可以过上还不错的生活。这只需要消耗4200斤大米即可。相当于县令工资的三分之一多一点(4200/10800=38.9%)。



大家都知道经济学里面有个很著名的“恩格尔系数”,就是一个家庭在食品方面的开支占家庭收入的比例。恩格尔系数达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非常富裕。



也就是说,按照朱元璋定的工资标准,一个县令只需要花费工资的38.9%就可以让五口之家吃饱吃好,属于“富裕”。而毛泽东的家庭当时实际花费了60担中的35担,也就是58%的收入在食品上,刚刚进入温饱线——比较符合当时中国农村中农家庭的实际情况。这也能从侧面看出,用恩格尔系数来衡量中国古代的生活水平,是基本靠谱的。



换而言之,一个县令不用下田劳动,在办公室里办办公务,就能赚到两个半中农家庭的全部年收入,全家吃饱吃好。如果能够注意节约,省下钱来买田买地的话,退休以后回家当一个地主富农是没有问题的。在朱元璋看来,这个标准定得一点也不低,而是相当可以的。因为他是贫农出身,这个工资够他们家全家六七口子人累死累活干上好几年了,怎么能说低呢?



但是,在官员们看来,这个工资标准就太低了,低得让人没有活路了。官员们是通过读书考试进入仕途的,属于人才、精英,社会地位又高,怎么能跟农民一样的吃穿用度呢?农民过年才能吃一回肉,官员家庭天天都要吃肉才行。农民可以衣衫篓缕,官员必须衣服光鲜整洁;家里还要雇佣人,办公还要雇佣书吏、幕僚,这些都要钱,都属于基本开支。光这些一年的工资就不够。还有官场上的交际,那就更不用说了。



朱元璋跟官员们的认识差距,可以称之为阶级意识的差异——工资够还是不够的问题,站在不同的阶级角度来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不一样的。



阶级意识这个东西,主要包括两个部分:阶级感情和阶级认识。前者,就是你站在什么立场上来看问题;后者,就是你的出身环境决定了你能认识到、了解到哪些情况。



朱元璋虽然当了皇帝,但他还是站在贫苦农民的立场来想问题,他所能了解到的日常生活,就是底层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在帝国制度下,要当好一个官员必须面对哪些具体而复杂的问题,他是不知道的。因为他没有当过官,不晓得当官也有当官的难处。他所能看到的世界,就是一个官员压迫老百姓的世界,那些官老爷们都很威风、也很腐败。所以,要求他们过一过跟农民差不多的生活,杀一杀他们的威风,在朱元璋看来就是完全应该的。



也就是说,不管在阶级感情还是阶级认识上,朱元璋都是从农民阶级的角度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相反,站在读书人、士大夫的立场来看,一切就完全不同了。



像赵匡胤,他出身军事地主家庭,虽然未必是大富大贵之家,但从小吃穿不愁,也不用学习耕田放牛。在他看来,县令这种官员,就应该过跟他小时候差不多的生活才对。而且他是一步一步升官升上来的,当过刺史、节度使,后来做到相当于宰相的位置。然后发动兵变夺取了政权。所以他相当了解做官的辛苦,知道官场上的那些“潜规则”有多么复杂。一个普通官员要在官场中生存发展,收点钱那是难免的,如果不在本人工资之外去搞点钱,用来应酬同事、孝敬上司,他在官场上基本就混不下去。收钱之后能把本职工作办好,不过分贪婪挥霍,就算是好官了。



所以赵匡胤制定的国策,就是给官员很高的俸禄,把大家养的舒舒服服的,而又不必承担太多的责任。这必然导致一个结果,就是农民的负担很重,过的很辛苦。他是站在官僚阶级的立场来看问题和分析问题的,所以对底层人民的疾苦,考虑的就要少一些,或者说也缺乏理解这个问题的生活体验和基础知识。



朱元璋每逢新进入官场的年轻官员上任,都要亲自召见,跟他算农业生产的帐:“你看你的俸禄,是多少石大米,折合成谷子是多少,要生产这些谷子要多少亩地、要多少农民辛苦干一年。然后这些谷子农民要交给国家,还要挑着走多少里地,来回走多少趟,多么多么辛苦。所以你不要嫌工资少,你一年的工资已经是农民们全家干多少年的收入了。”



这些帐,到赵匡胤那里,肯定是一笔糊涂账。他不可能知道得像朱元璋这么清楚,估计也没有兴趣去搞清楚。



[1]〔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版,第105~106页。





五、山头之争



除了反腐败,朱元璋要做的事还很多,其中就有一件很特殊的任务:协调好开国功臣们之间的关系。



一般来说,会打仗的人,不一定会做好官;反之亦然。建立国家之后,论功行赏。而最大的赏赐就是官位。立下最大功劳的肯定是武将群体,但是又不能让这些武将们来治理国家,必须使用文官。结果就是:功劳大的人不一定能掌握实权,掌握实权的人在战争时期可能只是一个小官小吏。这里面就会产生非常错综复杂的关系,必须要靠皇帝来协调。



朱元璋起家主要依靠两个方面的 人才班底,一是淮右军事集团,一是浙东士人集团。淮右地区就是淮河中下游的那么一块地方,主要是在今天的安徽省淮南市附近,朱元璋也是淮右地区出身,所以后来喜欢自称“淮右布衣”。那地方的特点就是穷,不识字敢拼命的英雄好汉比较多,跟朱元璋一起打天下的武将大部分都是从这个地方来的;而浙江一带商业发达,出文人比较多,等朱元璋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很多文人谋士来投奔他,也形成了一股势力。



统一中国以后,这个淮右集团和浙东集团两个“山头”的矛盾就凸显出来了。淮右集团势力大、革命资历老、武将多;浙东集团文人比较多,资历比较浅。



在封官的时候,朱元璋比较注意照顾山头,把宰相的位置给了淮右集团中功劳最大的李善长,位居百官之首;而把御史中丞的位置给了浙江集团的首领刘伯温,主要负责监察文武百官。相当于一个当总理,一个当纪委书记。封为公爵的人全都是淮右集团的,而刘伯温只得了一个伯爵,比公爵低了两个档次[1]。表面上看淮右集团占优,但是在下面的政府执行层面,浙东集团占了优势:重要的文官职位都被浙东集团占据——因为他们就擅长行政工作嘛。淮右的将领们大多只是得到了丰厚的赏赐和爵位,而政府实权则主要由浙东士人掌握了。



显然,淮右集团对这样的安排不会感到满意。因为天下是他们打下来的,是创业集团;浙江的那些文人基本都是朱元璋已经成气候了,他们才来投靠的。凭什么让这些人掌握实权?



很快,丞相李善长和刘伯温就爆发了冲突。李善长的一个亲信犯法,他自持军功想要为亲信免除惩罚。但刘伯温坚决不同意,最后不仅没有免除处罚,还把这个人给杀了。李善长大怒,就动用淮右集团的势力不断的攻击刘伯温,让他的工作无法开展。刘伯温被逼的没办法,只能辞职。



朱元璋虽然给李善长面子,同意刘伯温走人。但心里还是比较清楚的,知道里面的利益斗争。所以仍然继续让浙江集团的人物来接替刘伯温的位置。



接替刘伯温的人叫杨宪。这个人是搞情报工作出身,负责帮助朱元璋刺探敌情和监督将领会不会谋反的。他手里掌握了很多人的“黑材料”。这个人以前很老实,朱元璋想要了解谁的情况,他都客观公正的禀报。显示出非常良好的情报人员职业操守。



李善长既然用不正当的手法赶走了刘伯温,浙东集团当然要反击。搞情报的杨宪显然是最佳炮手。在刘伯温的幕后操纵下,杨宪搞了很多李善长的黑材料,通过各种渠道向朱元璋反应。



朱元璋本来非常信任李善长,把他列为开国第一功臣,时常把他比作萧何——帮助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的第一功臣。但经不住杨宪各方面的小报告,加上对李善长逼走刘伯温一事不太满意,就任命杨宪为副丞相,制衡一下李善长的权力。



可惜的是,杨宪毕竟是搞情报工作出身的,让他负责整人、监督、举报很合适,真的做行政决策就不行了。当了副丞相以后立马变得专横跋扈起来,利用手里面的权力处处与李善长为难,打击淮右集团势力,提拔重用亲信。让朱元璋非常不满。



在这期间,李善长故意放任杨宪在背后拆自己的台,默不作声。让他放松警惕,犯了几个很要命的错误,然后抓住证据狠狠的告了一状。朱元璋大怒,直接就把杨宪给杀了。



——李善长到底在朱元璋面前告发了什么事情,让朱元璋竟然立即下令处决副丞相这样的高官,谁也不知道,历史上也没有留下任何记载。我们只能说,李善长不愧为朱元璋的首席谋士,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要人命,不给对手任何机会。



整死杨宪之后,李善长的权势达到了顶点,百官谁也不敢与之对抗了。但朱元璋对他的不满也与日俱增——因为在收拾刘伯温、杨宪的问题上上李善长拉帮结派、争权夺利的意图太明显了。



李善长对朱元璋还是很畏惧的,杨宪被杀之后不久,他又下了一步自认为很高明的棋——以生病为由辞去丞相的职务。推荐他的同乡胡惟庸来接替自己。



胡惟庸是一个纯粹的文官,没有带兵打仗的履历,是从基层一步一步干上来的,行政能力组织能力很强。在李善长看来,由这个老乡兼亲信来当宰相,既可以保持自己所代表的淮右集团的势力,又不会让朱元璋感到有威胁,而且胡惟庸也确实能把政府的日常政务处理好,可谓“一石三鸟”的好计。



但这个看起来完美无缺的计划,却最终把他自己害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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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古代封爵位的次序是:公、侯、伯。子、男。明代爵位只有三个等级:公、侯、伯。李善长被封为韩国公;刘伯温被封为诚意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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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6-2 04:58:14 |显示全部楼层
六、“坑爹”事件



胡惟庸非常能干,当上宰相以后,把各项政务处理的井井有条,而且还非常善于协调淮右集团和浙东集团的矛盾,把两边都安抚的很好。



但另一方面,胡惟庸也并非安分守己之辈。他利用宰相高位,独揽政务。臣下的奏章,他先行拆阅,对他不利的,就隐匿不报。官员的生杀升黜,他也常常不经奏报而独断专行。一些趋炎附势之徒“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1]

简单来说,胡惟庸就是一个有很才能的贪官。这一类官员在中国历史上层出不穷,



对胡惟庸违法乱纪的行为,朱元璋应该是有所察觉的。但察觉到什么程度、有没有取得可靠的证据,这个无从得知。从历史记载来看,他了解的程度应该比较有限。因为胡惟庸敢于大胆的拦截不利于自己的奏章,而背后又有李善长代表的淮右集团支持。刘伯温已经告老还乡,浙东集团没有领袖,难以有组织的向他发起进攻。



不过有一件事情引起了朱元璋的警觉。洪武八年,朱元璋派胡惟庸去看望辞官在家刘伯温。结果胡惟庸看望回来之后三个月,刘伯温就去世了。



一时间朝野上下,议论纷纷。胡惟庸和刘伯温长期不和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传来传去,就传出来一种谣言,说是胡惟庸给刘伯温下毒把他毒死的;还有一种说法更是把朱元璋也拖下水了,说是朱元璋派胡惟庸去下的毒。



实际上这事儿吧,纯粹是胡惟庸运气不好。因为古代根本就没有吃下去之后,当时不知道,过了几个月才毒发身亡的毒药。这种东西只存在于武侠小说里面。有一些慢性毒药,必须每天摄入一定的量,连续吃上很久,然后才能过一段时间再致命。胡惟庸就去看望了刘伯温一回,要是下毒,不管是偷偷的下,还是御赐什么食物让他吃,肯定是吃完就丧命,不可能过了好几个月才死[2]。



民间当然不会管这些科学问题,谣言越传越厉害。连朱元璋都半信半疑了。就去问副丞相汪广洋知不知道这个事?



汪广洋是浙东集团的大佬。“深挖洞、广积粮、缓称王”的发展战略的就是他向朱元璋提出来的。这个战略对朱元璋夺取天下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本人也一直深得朱元璋信任。



汪广洋本来是一个很有才干也锋芒毕露的人,原来跟杨宪一起打击李善长,后来又跟杨宪搞内斗,但是杨宪被莫名其妙杀掉之后,他估计也是被吓到了,从此后就开始“韬光养晦”,既不参与政治斗争,也不提出任何建设性的意见,总之就是随波逐流,各个方面都不得罪。



这种做法,要是换了一般的皇帝,也就混过去了。但到了朱元璋这里,那就两说了。作为一个工作狂,朱元璋对眼皮底下的消极怠工完全不可容忍。已经为此屡次责备汪广洋了,甚至怀疑他是不是投靠了胡惟庸?所以这次问他,应该也有测试的成分在里面。



汪广洋对此毫无察觉,似乎想一混到底。朱元璋问起这个事情,他倒是回答的很干脆:没有这回事。



这个谣言当时已经传的很厉害了。既然朱元璋都亲自查问了,汪广洋你好歹认真分析调查一番再说。这样直接就给挡回去,意思很明显:害怕得罪胡惟庸。



朱元璋收到汪广洋的回复之后,勃然大怒,新帐老账一起算,当即就下旨说他拿着朝廷的工资不干事,严重失职。革职流放。在流放的路上,又连续下旨责备,还把革命战争时期的一些老账都拿出来说事。汪广洋走到一半,看到这些圣旨,就自己服毒自杀了。



由于毒杀刘伯温的传言,确实找不到什么根据,所以胡惟庸表面上仍然安然无恙。但朱元璋对他猜忌已经很深了。洪武十三年,又发生了占城国来朝贡的使者到了南京,竟然没有人管,也没有人报告朱元璋这种事。估计是胡惟庸太忙了,也可能是他手下的人平时骄横惯了,这种小国的使者贿赂没有到位,就懒得管他。



这个使团找不到地方住,就带着大队人马,在大街上转悠,结果宫内的太监出来买菜——朱元璋一直很关心市场物价,经常要太监给他报告菜价——给看见了。回去报告了朱元璋,



朱元璋很生气,因为占城这个地方很重要:在今天的越南南部。当时越南北部的安南经常作乱,占城国可以起到牵制安南的作用。人家的使者跑来进贡竟然没人管这算怎么回事?于是下旨追问,



胡惟庸回复说是下面的部门办事不力,下面的部门又互相推来推去。这下把朱元璋惹毛了,处理了一大批人,而且命令从此后六部直接上书言事,可以不用抄送宰相。摆明了就是不再信任胡惟庸了。



这个制度建立以后,胡惟庸的那些不法之事就有点瞒不住了。洪武十二年(1379年),胡惟庸的一个亲戚犯了死罪,被告到朱元璋那里。胡惟庸晕了头,竟然上书求情。朱元璋当然毫不犹豫的给杀了。



这年12月(农历),快过年的时候,决定性的事件发生了:胡惟庸的儿子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了一匹好马,很威风的骑着在大街上狂奔。因为他是宰相的儿子嘛,谁也不敢把他怎么样。但因为速度过快,马匹失控,撞上了对面开过来的一辆马车,当场死亡。胡惟庸悲伤加上愤怒,竟然下令把被撞的那个马车的车夫绑起来,自己操刀把车夫给砍了。



这事情立即变成一件轰动一时的社会舆论事件,胡惟庸想要隐瞒也瞒不住了。



——六百年之后,2012年3月18日。



凌晨4点,北京市海淀区保福寺桥附近。



在一条因下雪而变得湿滑的环路上,发生一起重大车祸。一个年轻男子驾驶价值数百万的法拉利跑车飙车,车辆失控撞毁,该男子当场死亡。里面还有两名年轻女性。



经过调查,该年轻男子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之子令谷,还在北京大学念书,不可能买得起如此昂贵的跑车。



这起丑闻引起了国内国外的广泛关注,令计划为了隐瞒此事,跟另一个党内腐败大佬周永康勾结。但最终还是没有瞒过去,令计划很快就被从关键职位上调离,然后被隔离审查。经过调查发现,令计划不仅贪腐数量巨大,还组织“西山会”结党营私,将许多与山西有渊源的官员拉下水。据反腐记者罗昌平报道,“西山会”的组织时间不晚于2007年,也就是说令计划结党腐败的行为至少隐藏了七年之久,令计划案发后,中央对山西官场进行了大整顿,7位省部级高官,36个厅局级官员落马。低级官员和行贿的商人更是牵连无数。



六百年过去了,沧海桑田、物是人非,好马变成了豪车,但除此以外,其它方面的变化好像并不是很大。



胡惟庸案与令计划案一样,都是一场由于没有约束好子女而诱发的“坑爹事件”。胡案接下来的发展,也与令计划案几乎一模一样。

朱元璋很快就得知了此事,下旨要求严查是谁杀的车夫。



胡惟庸请求用“赎死”的方式,一方面向车夫家属支付大笔赔款,取得家属原谅,一方面向国家缴纳大笔罚款,免除杀人者死刑。“赎死”是古代中国历朝历代都有的一项制度。汉朝的时候,司马迁因为李广利投降匈奴的事件受到诛连,应该被杀,他就凑了一笔钱免除死刑,而改为阉割之刑。这样他才忍辱负重,写成了《史记》。胡惟庸的请求并不算十分无理。



但朱元璋只回答了他五个字:杀人者偿命。



这种情况下,胡惟庸唯一可行的做法就是找一个家丁来认罪抵命。但他自己被追究责任免职几乎也是免不了的。



过完了春节,第二天一上班,御史中丞涂节就上书,告发胡惟庸谋反!



[1] 《明史·奸臣列传》



[2] 关于“下毒”,还有一个朱元璋背的“黑锅”。就是开国第二功臣、大将军徐达之死。他实际上是善终。但民间传说他得了背痈,不能吃蒸鹅。朱元璋偏偏赐给他蒸鹅。徐达吃完了之后当晚就病发身亡。



这个事儿正史上是没有记载的,当时的各种野史、笔记也没有任何记载。而是徐达死后一百多年,才在野史里面出现。



此事一定为假。朱元璋杀过不少开国功臣,要杀徐达并不需要用这么“委婉”的手段。更重要的是:背痈不能吃蒸鹅只是一种迷信。我问过这方面的医生,得背痈的人,就算一天三顿都吃蒸鹅,吃上一个月,也绝对吃不死。蒸鹅、煮鹅、红烧鹅换着吃、或者蒸鹅、蒸鸡、蒸鱼换着吃,也没问题,当然,生了病,吃点清淡的,应该是有好处。但总的来说,痈这种病,跟吃鸡吃鹅,还是吃鱼吃肉,并无直接关系。



有人进一步推测:虽然蒸鹅无毒。但徐达从这个事情可以知道朱元璋想要害死他,因此被逼自杀。



这样的推测也不靠谱。《本草求真》云:“鹅肉……有言服则发风发疮发毒,持论不同,臆见各一。”也就是说这个事情在古代也就是一个传言,不是共识。皇帝给臣下赐食是常有的事。但是,利用食物禁忌毒死大臣的事情在历史上没有先例,大将军徐达一生征战沙场、算无遗策,建国以后镇守北方,政治上小心谨慎,没有任何不端的言行,这样一个既聪明又谨慎的高人,仅仅因为朱元璋赐蒸鹅给他吃,就断定朱元璋想要杀他,然后也不搞清楚就自杀了。这样的逻辑实在过于荒谬,真当徐大将军的战功都是充话费送的吗?





七、孤注一掷



这下问题就大了。如果只是放纵家丁杀人,充其量就是免官。而谋反则是灭族的重罪。



有人认为,这是涂节的一种政治投机。因为胡惟庸被拿下已经是铁板钉钉的了,他来个落井下石,揭发有功,就可能接替胡惟庸的位置。



这个推理并不合理,根据涂节告发的内容,胡惟庸的谋反他自己也参与了。对于谋反重罪,没有马上告发,一定会受到诛连。也就是说,只要涂节告发的事情是真的,他就绝不可能升官,只不过是处罚轻重的问题,最轻也是坐牢,重的就是杀头甚至灭族;如果他的告发是假的,诬告宰相谋反这种罪名更会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胡惟庸的其它违法行为可谓一抓一大把,随便弹劾他一点贪污腐败、任用私人、欺君瞒上之类的事情,证据充足内容丰富,效果又好还安全,为什么偏要伪造一个把自己搞进去的谋反案出来呢?



只要涂节理智正常,他的告发只能是一个原因:胡惟庸即将失势,谋反的事情眼看就要包不住了,早晚要泄露。这才抢先告发,希望能够凭借首告之功,免除死刑。



朱元璋立即下令逮捕胡惟庸、涂节进行彻查。案情很快就弄清楚了:胡惟庸内与御史中丞涂节、御史大夫徐宁密谋,外与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勾结。陆费二人之前曾经因为贪污和其它违法行为,被朱元璋贬职外放,心怀不满。胡惟庸趁机与他们联系,结成同盟准备谋反。这五个人很快就被处决,胡惟庸被灭族。涂节虽然首告,但实际参与并长期隐瞒谋反案,等到快要出事了才被迫举报,仍然未能逃过死刑的惩罚。



杀掉胡惟庸的第二天,朱元璋就宣布废除中书省,不再设丞相职位,由六部直接向皇帝报告。



有人推测,朱元璋为了废除丞相,所以才炮制了胡惟庸谋反案。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他并没有必要这种做。更合乎常理的推测是:胡惟庸独断专权和长期向他隐瞒各种重大事务的情况被揭露出来以后,让朱元璋看到了丞相制度的弊端:由一个人来统领百官,极易造成皇帝的信息渠道被堵塞,



废除丞相之事,朱元璋应该已经考虑过很久,直到胡惟庸事发,才最终下定了决心。



从表面上看,胡惟庸谋反这个事情,十分违反常理。这家伙就是一个文官,资历也很浅,无法调动军队。朱元璋指挥千军万马作战的时候,他也就是在地方上搞点行政工作。怎么会生出这天大的胆量来谋反呢?这不是找着被灭九族吗?



一直以来,就有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冤案。朱元璋无非是把胡惟庸当成一个棋子,用他来达到废除丞相或者屠杀开国功臣的目的。

从现有的史料来看,胡惟庸谋反证据确凿,是个铁案。但硬要说这些证据全都是严刑逼供搞出来的,我们也没办法反驳,毕竟这事儿已经过去了六七百年,要探究真相很难。不过,如果只是分析动机和可能性,我认为:胡惟庸确实有动机谋反,而且是有可能取得成功的。



首先,胡惟庸毕竟是从乱世混出来的。杨宪被杀之后,他接任丞相,仍然敢于有所作为,甚至专权独裁、收受贿赂、任用私人、隐瞒奏章。而不是像汪广洋一样唯唯诺诺、缩头自保。说明他胆子肯定不小。



其次,他干了这么多违法乱纪的事情,能够隐瞒朱元璋一段时间,但要想长期甚至永远的隐瞒下去,几乎不可能。朱元璋对待贪污腐败的态度天下人都知道,连驸马爷、开国功臣都能斩杀,贪污八十两银子就要杀头。那么,等到这些事情被朱元璋知道以后,杀掉他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在这种情况下,胡惟庸就有三种选择:



第一,是放弃所有的利益,不收钱、不追求任何特权、子女亲戚也不能跟着沾光,领着朝廷的死工资,累死累活的做事。



第二种是不当宰相了,像李善长一样称病退休。



这两个选择利益牺牲极大,胡惟庸当然舍不得。就算舍得,因为之前已经有案底了,也不能保证朱元璋不会算老账。退下来或者不收钱之后,利益格局发生变化,他被人告发的可能反而更大。



这样看来,如果胡惟庸不想坐以待毙、那么就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谋反。



胡惟庸是很喜欢权力的,让他主动退下来太难了;胡惟庸又很有才能并勇于任事,让他坐以待毙也不太可能。从这个角度来看,他有足够的谋反动机。



历史上造开国皇帝的反的人并不少。也有成功案例。比如李世民造他父亲李渊的反就成功了,杀掉了哥哥,然后逼迫李渊退位。后来李世民的儿子也造反,开国功臣侯君集还参与了。汉高祖手下的英布也是公然造反,刘邦亲自带兵镇压,英布还硬碰硬的跟刘邦打了一仗。



当然,侯君集和英布都失败了,但起码说明:不是说开国皇帝很厉害,大家就不敢造反。总有胆子大的人想要拼命一搏,有的是被逼的,有的则是经不住皇权的诱惑。胡惟庸应该是二者兼而有之。



除了胆量和动机以外,胡惟庸也是极聪明的人。面对诛九族的风险,他一定会仔细思考:谋反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



从表面上看,没有兵权的文官宰相想要推翻武功赫赫的开国皇帝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但是,朱元璋这个开国皇帝很特殊。



他反腐败的动作太大了,杀人太厉害。以至于整个官僚集团,包括武将集团、皇亲国戚,都没有安全感。这些文臣武将们,绝大多数不甘心过一种朱元璋给他们安排的生活:比以前朝代的官员工作更辛苦,工资和特权却最低。他们大部分都或多或少的有贪污腐败、欺压百姓、滥用特权的行为。在帝国制度下,这样干实在太容易了,稍微有点权力,不用自己主动的去敲诈勒索,自然会有人通过各种人情关系来诱惑他们腐败。要拒绝这种诱惑,意味着要撕破很多亲戚朋友的面子,反而是一件很难下定决心的事情。



所以,他们也就跟胡惟庸一样,时刻担心被朱元璋发现,然后杀掉。按照朱元璋的性格,从位高权重到满门抄斩,随时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没有人喜欢过这种提心吊胆的生活。



“江山是兄弟们一起打下来的,皇帝都让你作了,为什么就不许我们吃好点喝好点?”



这应该代表当时很多文臣武将们的心声。



像吉安侯陆仲亨,很早就随朱元璋起兵,在攻打太平、南京等战役中都立下大功。洪武三年的时候,从陕西回京,本来是办私事,不是公务,却擅自调用驿站的马车。朱元璋听说以后大怒,说:“国家刚刚经过战火,人民才开始重新成家立业,负责为驿站提供马匹的家庭生活还很艰苦。把马都拿给你拉车了,他们自己的生活怎么办?”就罚他去山西捕盗。平凉侯费聚也是立下过大功,后来去苏州做官,每天贪图酒色,苏州治理毫无起色。朱元璋就罚他到荒凉的西北地区去招降一些零散的蒙古部落,还是没啥成绩。因此屡次被朱元璋责备。这两人都对朱元璋非常不满。胡惟庸请他们到家里喝酒,喝完之后说:“咱们三个以前都干过不少贪赃枉法的事,万一被揭发出来怎么办?”二人感到很惶恐,立即同意为胡惟庸谋反准备军马。[1]



有了这样的背景,胡惟庸要谋反,成功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他就能够很容易就拉拢一大批“有前科”的文官武将来参与这种灭九族的冒险。



后来追查出来的证据表明,胡惟庸结党的范围相当广,跟大部分官员都结成了利益同盟:官员们同意在重大问题上与胡惟庸保持高度一致,向皇帝封锁对胡惟庸不利的消息。而胡惟庸则保证他们的官位特权,出了事情给他们摆平。



这种同盟关系并不等于谋反。但这些职业官僚们应该很清楚:丞相结党意味着什么?



官员之间结党联盟,都是为了争夺权力。比如唐朝末年的牛李党争、北宋后期的新党和旧党之争。两大利益集团对立,一方如果不结党,就会被另一方轻易打倒。



胡惟庸当宰相的时候,浙东集团的三个大佬:刘伯温、杨宪已死,汪广洋形同废人。胡惟庸代表的淮右集团势力如日中天。特别是汪广洋死后,胡惟庸任“独相”,没有副丞相来分他的权力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胡惟庸,还要不断的结党,这是很不正常的——百官都是你的手下,你还去跟他们结党干什么?



显然,矛头不是对准某一些官员,而只可能是对准皇帝。



胡惟庸的意图如此明显,但几乎所有的官员都站在了他这一边。要么积极参与,要么默认,至少也是保持了沉默。这说明,朱元璋的肃贪行动,确实是到了众叛亲离的程度。他已经站到了整个官僚集团的对立面。



除此以外,胡惟庸有理由相信自己可以得到军方的支持。他当丞相本身就是李善长推荐的,后来还跟李善长的弟弟结成了儿女亲家。他不停的通过李善长的弟弟去说服李善长与他结盟,共同反对朱元璋。



李善长坚决拒绝了——因为他认为这一定会失败。但他没有告发胡惟庸,一方面他可能认为只要自己没有实际参与,就算胡惟庸案发,他作为第一功臣,也不会受到诛连,所以没有必要告发;另一方面,也说明他对朱元璋当了皇帝之后的很多做法是不以为然的。



胡惟庸当然不会轻易放弃,而是用更大的利益来诱惑李善长,承诺事成之后,封他为淮南王。李善长似乎对此很心动,不过仍然拒绝。但他的态度逐渐发生了转变,最后说了一句:“我老了,等我死后,你们自己看着办吧(汝等自为之)。”这句话的意思其实很明白了:他不会参与谋反,但如果胡惟庸谋反成功,军方将保持中立。



在这种情况下,胡惟庸谋反成功的可能性就比较可观了。只要他能够想办法杀掉朱元璋,然后拥立一位愿意跟他合作的亲王——首选当然是太子朱标,如果他不合作,也可以一并杀掉或者废掉再选一个。然后,宣布废除朱元璋制定的各种“恶法”、“酷刑”,保证大家可以像宋朝一样俸禄丰厚,想怎么贪污就怎么贪污。那么,文官集团一定会表示支持。李善长只要确认朱元璋已经死了,就会站出来稳定住军队,



我们要知道,当时明朝开国才十多年,官僚集团和人民都还没有形成忠于朱家天子的心理。如果我们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提前把朱元璋想象成建立两百多年大一统王朝的开国皇帝,那么他当然是不可动摇的。而实际情况是:他不过是一个刚刚扫荡完群雄的军事领袖而已。没有人知道明朝的命运会是像唐朝一样,还是像秦朝一样。如果胡惟庸政变成功,扶持一个傀儡皇帝,利用中央枢机的权威逐步诛杀朱家子孙和其它忠于朱元璋的势力,这个天下是姓朱还是姓胡那就不一定了。王莽、杨坚、武则天都是这样成功上位的。



当然,实际情况肯定会复杂的多、困难的多。最大的可能是天下大乱、重新陷入军事混战。忠于朱元璋的军队和服从傀儡皇帝的军队将会展开一场大战。鹿死谁手还很不好说。但对胡惟庸来说,成功的可能性至少是存在的。真的成功了,他就是新一代开国皇帝,这种诱惑太大了。无论如何,总比当一个随时可能被处死的宰相要好得多。





八、血流成河



从这个层面来分析,胡惟庸的谋反,并非偶然事件。不是他一个人或者少数几个人的阴谋,而代表了整个官僚集团对肃贪行动的反击。他们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和特权,默默的站在丞相胡惟庸背后,或积极参与、或冷眼旁观,希望朱元璋这个“暴君”的统治能够尽快终结。



但是很不幸,他们遇到了中国历史上最强硬,同时还最长寿的开国皇帝。



胡惟庸案发的时候,只诛杀了很少的几个官员。但是随着不断的追查,朱元璋发现此案涉及面之广令人震惊。整个官僚集团在胡惟庸的带领下,在长达七八年的时间内,有计划有预谋的向他封锁消息,想把他变成一个高高在上的聋子和瞎子。



朱元璋是一个很有系统性思维的领袖,喜欢从制度上来解决问题。郭恒贪污案之后,他就下令,以后财务记账必须用大写的“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来记录,而不再使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以避免账目很容易被涂改。这个改革至今还在影响我们的生活。杀掉胡惟庸之后,他也很快就决定废除沿用了上千年的丞相制度。



随着胡惟庸案的深入,朱元璋进一步发现:废除丞相还是不够。胡惟庸案不是宰相专权这么简单的问题,而是整个文官集团的问题。所以,很有必要在整个官僚体系之外,另外建立一套独立的监察系统。



在此之前,历朝历代的政治制度,都是“皇帝-文官-武将”的治理结构。武将负责打仗。除此之外,文官集团负责一切。除了行政权力以外,司法和监察的部门也是在文官系统内部设立的。这样很容易形成所有文官团结起来向皇帝隐瞒消息,结党营私的局面。



杀掉胡惟庸之后两年,洪武十五年,朱元璋下令对禁卫军进行改编,改为“十二卫”。也就是十二支有特别权力的皇帝卫队。其中最重要的是“锦衣卫”,负责监督百官,集情报、逮捕、审判和执行的权力于一身。锦衣卫的统领由皇帝直接任命,不需要经过文官系统的选拔,也就是不需要走“科举-低级官员-高级官员”的升迁渠道。这样他们就不容易和文官集团建立起稳固的利益同盟。



锦衣卫的监察权力完全来自于皇帝的直接指挥,一切情报直接向皇帝汇报,也不需要通过六部或御史。



锦衣卫设立以后,源源不断的情报被送到朱元璋案前。胡惟庸谋反案背后的整个官僚群体也就无所遁形了。各种腐败、结党……历历在目。



随后发生的事情,应该是朱元璋深思熟虑的结果。胡惟庸死后,他通过两年的追查发现问题的轮廓;然后设立锦衣卫想把这个问题彻底搞清楚,又通过两年的时间掌握了胡惟庸结党的详情。在这四年之间,胡惟庸案看起来已经平息了,诛连的数量其实比较有限。官员们不知道的是:朱元璋一直在观察、分析,思考该如何解决问题。



应该说,大部分官员是抱着一种“法不责众”的心理与胡惟庸结党的:反正大家都结党,我不参与就会被孤立,被胡惟庸整。如果胡惟庸谋反成功,我说不定还有危险。就算失败了,事情暴露出来,总不能那么多人全都杀了吧?无非也就诛杀那么几个核心人物,其它的人只能是法不责众嘛,对不对?



还有,你朱元璋竟然允许草民捆绑官员进京问罪,收六十两银子就要剥皮实草,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



遇到一般的皇帝,这个事情也就这样了。皇帝总是要通过官员来治理国家的。北宋王安石变法的时候,为了减轻人民的生活压力,削减了部分大官僚大地主的特权。保守派直接就质问皇帝:你是通过小民来治理国家,还是通过官员来治理国家?神宗皇帝竟无言以对。



朱元璋应该认真考虑过官僚集团结党反对他的原因,也必然考虑过如果全都严厉惩处可能会有什么后果。他可以只惩罚少数头目,向官僚集团作出妥协,放宽对腐败问题的惩处力度。这样反而对维护皇帝的权力地位有好处。汉朝、唐朝、宋朝这些大一统帝国的反腐败标准比他所坚持的要低得多,照样立国数百年。



但作为一个从尸山血海中成长起来的贫民皇帝,他终于还是作出了不一样的决定。



在做出这个决定的过程中,他一定不止一次回想起父母兄弟惨死的悲剧。



1966年,毛泽东突然返回韶山滴水洞居住了11天,与世隔绝,除了偶尔与工作人员闲谈外,不与任何人说话。11天后,他走出滴水洞,说了一句话:“又要去白云黄鹤的地方了。”便到武汉畅游长江,向世人宣告自己身体仍然非常健康,足以领导中国。然后返回北京,发动了震惊世界的文化大革命。



——洪武十七年,胡惟庸死后四年,朱元璋颁下圣旨,彻底搜捕胡惟庸余党。“胡党”之狱大兴。



杀三万人。



凡是跟胡惟庸结党的官员,不管是积极参与者还是默许旁观者,全部被杀,整个官僚体系被血洗一空。受诛连的还有很多跟胡惟庸等有经济往来的豪门大族。



大处决持续了五年。最后被杀的,就是“开国第一功臣”李善长。



1356年,二十七岁的朱元璋和四十岁的李善长第一次见面。朱元璋是初出茅庐的农民起义军的领袖,李善长是远近闻名的文士。朱元璋问:天下大乱,何时才能平定?



李善长回答道:秦末战乱之时,汉高祖出身普通百姓。他生性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胡乱杀人,五年就建成帝王的基业。现在的情况和秦末相似。将军倘若效法汉高祖,天下便可轻易平定!



朱元璋深以为然,从此将李善长作为首席谋士,军国大事,悉以咨之。朱元璋在前方打仗,总是留李善长在后方镇守。李善长也总是能够维护后方稳定,并保证后勤物资输送。开国以后,朱元璋坚决把李善长排在所有战功赫赫的武将之前,并说:“善长之功,吾独知之。”



是啊,在这腥风血雨的十多年里,二人不知道有多少次促膝长谈,纵论眼前的军事、古今的得失、未来的方略。李善长之于朱元璋,就如同萧何之于刘邦、诸葛亮之于刘备。原本应该成为一段流传千古的君臣佳话。



但是,这个故事最终还是以悲剧结束了。



从他们第一次见面的对话来看,李善长只是想着如何帮朱元璋夺取天下。他提出不胡乱杀人、知人善任等谋略,更多的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的。等到天下平定以后,这些谋略不再需要,李善长也就变得贪图权位、心胸狭隘起来。下级官员稍微触碰他的权威,就会遭到打击报复。逼走刘伯温、整死杨宪。都是出于派系斗争的需要,而不是为了国家的公义,



而朱元璋则是一个理想主义色彩比较浓的人。这从他主动把自己唯一的根据地和大部分军队交给郭子兴就能看得出来,他做事情不纯粹是出于策略的考虑,道德考虑的分量也相当重。当了皇帝以后,仍不失平民本色,省吃俭用、疯狂工作,一心想把国家治理好,成天担心的就是跟他出身一样的农民像遭到像元朝官员那样的迫害,在反腐败方面的力度可谓前无古人。这一点,是李善长完全想不到的,因为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



所以,李善长慢慢的把朱元璋看成一个暴君,不愿再与之合作。而朱元璋则对李善长的所作所为感到越来越失望。这一对创业君臣开始渐行渐远。直到朱元璋发现,李善长被胡惟庸多次策反竟然隐瞒不报,甚至说出“汝等自为之”这样的话来,这才终于起了杀心。



公元1390年,洪武二十三年,韩国公李善长因卷入胡惟庸谋反案,族诛。全家七十余口,尽斩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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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6-2 04:58:33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五章 布衣天子(下)





一、监察独立



有人认为,朱元璋对胡惟庸的不法行为采取了“欲擒故纵”的策略。也就是明知胡惟庸干了很多骄纵枉法的事情,却不及时处罚或纠正,故意放纵胡惟庸广泛结党,以达到通过胡惟庸来诛连开国功臣或者废除宰相的目的。比如前几年的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里面就持这样的观点。



种种迹象表明,朱元璋所了解的情况可能非常有限。据《明史》记载,刘伯温在去世之前写了一封针砭时弊的遗书,叮嘱他的儿子说:有胡惟庸在,这封遗书写了也没什么用。等胡惟庸将来倒台了,你再想办法递给皇帝。(我欲为遗表,惟庸在,无益也。惟庸败后,上必思我,有所问,以是密奏之。)



也就是说,连刘伯温这种级别的开国功臣,想要通过写遗书这么极端的方式向朱元璋传递消息,都自认为无法通过胡惟庸这一关。可见胡惟庸对朱元璋信息封锁之严密。



另外一个佐证是发生在洪武九年的“空印案”。



案件的起因,是各地到中央报财务预算,都会多找一些空白的纸在上面盖上公章,以便财务数据需要修改的时候,能够立刻重新抄一遍。不然只要改一个数,就得回去重新盖章。



那时候中央地方交通不便,这样做可以降低行政成本,但另一方面也为贪污作弊留下了空间。这个案子肯定不是朱元璋为了屠杀官员而故意装着不知道,放纵大家这么干。因为此案没有诛连任何武将或者开国功臣,只是把各个地方上负责盖章的官员给杀掉了。



就这么一个事儿,官场上上下下都知道,唯独朱元璋不知道,而且被瞒了八九年。



朱元璋虽然勤政而且严厉,但也不是全知全能。他每天要读二十万字的奏折,这些奏章全部来源于官僚集团,用极为精练的文言文写成。读完这二十万字之后,还能有多少时间去了解别的事呢?



他会派太监出去打听民间的各种消息,但所得应该非常杂乱。民间还传言说是他派胡惟庸去毒死刘伯温的,你说这种传言朱元璋能随便信吗?这些非正规渠道的消息只能姑且听之,可靠的消息还是要依赖官僚集团的汇报。所以,朱元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胡惟庸的违法行为知之甚少,是很有可能的。



为了监督胡惟庸或者令计划这种官员的违法行为,中国古代历朝历代都有设立监察御史。但御史本身也是文官集团的一员,御史大夫或御史中臣干得好的可以提拔成为宰相——比如杨宪。而行政官员也随时可能去当御史。



这样,低级别的御史就会讨好宰相等高官,希望可以被提拔到更有实权的行政岗位;或者说在当御史的时候不能得罪太多人,不然什么时候被调入行政系统就会吃不了兜着走。反之,从行政机构调到监察机构的官员,也必然跟原单位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样,御史的监察功能就会逐渐失效。



朱元璋设立锦衣卫,就是关闭这道“旋转门”。从禁卫军当中选拔人员来监察百官。官员不可能成为锦衣卫,锦衣卫也不会被派出去当行政长官。锦衣卫也不用参加科举,跟文官没有“师门”“同年”这些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检举官员的腐败,必然更少顾虑。



这样一个利益独立的监察机构,是帝国政治体制的巨大改革。监察权就从科举文官系统里面分离出来了。



从此后,皇帝对文官集团的监督大大加强。朱元璋对官僚集团贪污腐败情形的了解程度,很有可能就此超过了此前历朝历代的所有皇帝。



明初三大案,都是在朱元璋设立锦衣卫之后爆发的。



胡惟庸案是最初的引子,虽然诛杀胡惟庸是在设立锦衣卫之前,但大规模的诛连则是在设立锦衣卫之后两年。



郭恒贪污案爆发于锦衣卫设立之后三年。



蓝玉谋反案爆发于锦衣卫设立之后十一年,告发蓝玉谋反的正是锦衣卫指挥使蒋瓛(读音:环)。





二、《逆臣录》



蓝玉案的情况和胡惟庸案非常类似。



蓝玉是开国元勋常遇春手下的一员武将,在建立明朝的战争中立下过不少功劳。不过那时候他还很年轻,跟徐达、常遇春他们比起来只能算是初出茅庐。等到了洪武后期,开国名将们老的老、死的死,蓝玉才慢慢的有了出头的机会。在征讨云南和越过长城打击北元的战争中,都立下了大功。



朱元璋对蓝玉很重视,把他看作新生代武将的代表,一直优礼有加。



但蓝玉是个武夫,缺乏政治头脑,对自身的行为缺乏约束,做事全凭一时兴起。他征讨北元班师回国的时候,夜抵喜峰关,守关官吏没能及时开门接纳,就纵兵毁关,破门而入。后来还有人举报他轻薄北元的王妃,致使王妃羞愧自杀。



朱元璋为此切责蓝玉,本打算封蓝玉为梁国公,因他有这些过失,便将梁字改为凉。——这两个字差别很大。“梁”是古代开封的称谓,代表中原最繁华的地区;而“凉”地则在荒凉的西北地区。虽然说国公也就是个封号,不会实际跑去管理地方,但在名义上确实是降了一级。



除此之外,朱元璋还命人将蓝玉的这些过失刻在世袭的凭证上。这是很严厉的警告。



蓝玉仍然毫不改正,以军功自持,日渐骄横,蓄养了许多庄奴、义子,乘势横行霸道。有一次他强占东昌地区的民田,被人举报,中央派御史来查问。蓝玉根本就不回答问题,直接把御史骂走了。最糟糕的是,他在军中擅自罢免和提拔军官,独断专行,朱元璋多次责备他。蓝玉西征返回后,被封为太子太傅。也就是太子的师父。这是没有职权的荣誉职位。但蓝玉还是很不爽,因为带有“太子”头衔的最高职位是太子太师。宋国公冯胜、颖国公傅友德这两个人是被封为太师的。



蓝玉对此很不服气,公开宣称:“我难道不能做太师吗!”



——要是单论功劳,蓝玉的功劳确实比冯胜和傅友德要大一些;但冯胜和傅友德的功劳都是开国时期打出来的,论资历比蓝玉要老。太傅太师这些都是荣誉头衔,优先安排老资历是应该的。蓝玉这样闹,说明这个人确实很不识大体。



洪武二十六年,蒋瓛告发蓝玉谋反。下狱审问后,发现蓝玉联合景川侯、鹤寿侯、舳舻(读音:竹卢)侯、定远侯及吏部尚书、户部侍郎等人谋反,打算乘朱元璋藉田——也就是象征性的去农田中劳作,以示重视农耕——时发动叛乱。朱元璋遂族诛蓝玉等,并株连蔓引,自公侯伯以至文武官员,被杀者1.5万人。朱元璋还把蓝玉谋反的各种证据供词编写成《逆臣录》,昭告天下。



从《逆臣录》的记载来看,蓝玉谋反案可以说是胡惟庸案的一个延续。蓝玉谋反的原因也跟胡惟庸一样:有很多违法乱纪的行为,已经被朱元璋察觉且多次警告。由于他们都知道朱元璋对待此类行为处罚极为严厉,而且毫不姑息功勋权贵。所以不惜铤而走险,试图发动叛变来“解决问题”。他们的计划都得到了许多文臣武将的支持,希望推翻朱元璋的残暴统治,彻底过上没有后顾之忧的生活。



比如,蓝玉与一个叫陶文的亲信军官商量谋反事宜,就对他说[1]:



“我请你来,要与你商量一件大事。我想如今大官人每都为胡党废了。我亲家靖宁候一家儿都废了。久后我们也逃不出去。不如早寻个下手处。”



那陶文就说:“我当初因为抗拒总兵,也无甚不是,罚我做了二十年千户。才还了我职,又着我边塞上受苦。既然官人提起来,我心里正是这等做。”



——《逆臣录》很多人参与蓝玉谋反案,都有类似的对话:蓝玉抱怨说胡党案牵涉太广,连他亲家也被杀了,大家要想过安稳日子,只能一起谋反。而被拉下水的官员则因为以前受过朱元璋的处罚,心怀不满,也害怕未来遭到更可怕的处罚,因此愿意参与。



普定侯陈恒以前经常与胡惟庸来往,非常恐惧遭到胡惟庸案的牵连。蓝玉托人拉拢他谋反的时候,他就说:“我想这几年间。虽做个公侯,为必先结交胡党。当今生怕被人指出,当时为这事不曾放心,如常在外不得回家快活。若凉国公要谋反时,你回去与他说,我愿意随他做一场。若事成了时,倒得安闲。”



舳舻侯朱寿的儿子因为受胡惟庸案牵连,被罚去充军,随蓝玉出征。蓝玉却对他很好,朱寿也因此大力支持蓝玉谋反。



鹤庆候张翼则是因为此前跟胡惟庸有勾结而害怕牵连:“比先我与×××等众人结交胡丞相,商量反事,也不曾成得。倒杀了好些公侯……托赖祖宗福庇,不曾有人招出我们名字,不知久后下场如何?尽夜忧心,为这件事不曾下怀。如今只愿我得一场病死,倒免得累及一家老小。”





三、反腐疑云



《逆臣录》中的这些供词,是不是可信呢?



从表面上来看,这些供词涉及人数繁多、供词之间互相印证。供述人商议谋反的时间、地点、动机等都交代的很清楚。这份供词是可信的。而且朱元璋主动把它整理公开,昭告天下,很有点“司法公开”的味道。也间接说明朱元璋心里面不觉得它有多大问题。



但是,也有很多人质疑:这是锦衣卫屈打成招搞出来的。严刑拷打之下,想要什么供词便有什么供词。因此这些材料不可信。



这种质疑有一定道理。中国古代的刑讯逼供制度确实十分普遍。要说全部供词都十分可靠,胡惟庸和蓝玉案里面没有人被冤杀,那一定是错误的。但是要说这些相互印证的供词全都是假的,或者大部分都是虚假的,恐怕也不符合事实。



首先,严刑拷打获得供词,并不一定就是假的。



根据现代人权法治观念,用刑讯取得供词是错误的。但刑讯并不一定导致冤案。古代物证技术落后,没有指纹、录音、血型、笔迹鉴定等等技术,断案主要就是靠口供。很少人会主动承认自己犯了杀头甚至灭族的重罪,这种情况下就只能用刑。从常理来说,无罪的人一般会比有罪的人更经得起刑讯的考验,因为他们从内心感到自己蒙受了冤屈。在古代技术条件下,如果审案者是抱着查清案情的目的,那么正确的使用刑讯有助于破案。



如果质疑者仅仅是认为这里面有刑讯逼供的行为,就认定所有或者大部分供词都不可信。这个逻辑是不成立的。



我们举一个例子:朱元璋死后几十年,明英宗朱祁镇在“土木堡之变”中被蒙古人俘虏。大臣们拥立新的皇帝朱祁钰,封朱祁镇为太上皇。后来朱祁镇又被蒙古人放了回来。但是朱祁钰很不爽这个太上皇,因为这威胁他的皇帝位置。所以老想找办法收拾朱祁镇。就找了个借口让锦衣卫把朱祁镇身边的人抓起来严刑拷打,想让他们污蔑朱祁镇准备谋反。这些人如果承认谋反,就是死罪;不承认,就被酷刑折磨致死。但所有人都拒绝承认有谋反行为,结果朱祁镇也就什么事儿都没有。



所以,中国古代的司法制度,虽然承认刑讯,但还是有一套基本的规矩和底线。屈打成招的冤案固然很多。但若是认为只要用刑,就可以搞到当权者想要的任何供词;或者刑讯搞出来的供词就一定是假的,在逻辑上并不成立。



第二,从正面论证:我们根据其它史料,用常理进行推理,可以得出合乎逻辑的案情发展线索。这些线索与证词可以互相印证。比如我们前面分析的胡惟庸的谋反动机、得失计算等等。



第三,从反面论证:如果朱元璋的目的是利用谋反冤案屠杀开国元勋,那么广泛的诛连反而不利于政权稳定。



我们拿历史上比较公认的“污蔑谋反案”——武则天污蔑长孙无忌谋反案的处置方式来对比一下。武则天只是逼死长孙无忌,然后剪除了他的少数几个直系亲属和核心党羽。这种争夺权力的政治冤狱,就是应该采用精确打击的方式。没必要把不相关的一大堆人扯进来,平白无故增加自己的政治反对派。



真正有可能威胁皇权的元勋,也就那么几十个人。也就是开国敕封的三十多个公侯级别的人物。但七个公爵里面,只有李善长卷入胡惟庸谋反案、冯胜卷入蓝玉谋反案,另外五个——徐达、汤和[2]、李文忠[3]、常茂(常遇春之子)、邓愈都是善终。如果把范围扩大到27个侯爵,也有一半的人是善终。也就是说朱元璋为了消灭开国元勋,杀了六七万人,偏偏威胁最大的七个人里面有五个人没事;或者说威胁最大的34个人里面有超过一半的人善终。还有长兴侯耿炳文、武定侯郭英活到了朱元璋去世[4],这个合理吗?



总之,关于明初三大案,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第一个,是现在非常常见的“诛杀功臣论”。



这种论点的基本逻辑是:朱元璋是一个非常残暴无情的人,在争夺天下的时候假装仁义道德,欺骗了一大批优秀人才跟他一起干革命。等到得了天下当了皇帝,就翻脸不认人,反而担心这些优秀人才会在他死后威胁朱家子孙的皇帝宝座。



为了消灭这种威胁,同时也为了巩固自己的专制皇权,朱元璋制造了胡惟庸和蓝玉两大冤狱,以“污蔑谋反”的方式,酷刑逼供、伪造供词,将功臣们系统的诛连进来全部杀掉。



光杀掉这些功臣还不够,朱元璋还是一个穷凶极恶的心理变态,以杀人为乐趣,顺带还杀了好几万对皇位和皇权根本不可能构成威胁的低级官员以及他们的亲戚朋友等等。



第二个,就是“反腐倡廉论”。



这是本文前面讲述的逻辑:朱元璋出身于中国社会最底层,从小就目睹了底层官吏的贪污暴虐,15岁的时候全家死绝,被迫乞讨3年。后来被迫参加农民起义军,对官员腐败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切齿痛恨,因为胸怀宽广、治军严明,具有英雄气度和战略眼光,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才来帮助他。因而在战场上不断取得胜利,最后夺取了天下。



当上皇帝以后,他仍然保持了艰苦朴素的本色,不大建宫殿工程,爱惜民力。每天疯狂的工作,很少时间个人享乐。立志要建立一个人民安居乐业的太平盛世。



为此,他制定了中国历史上最低的农业税率和最严厉的反腐败法令。



由于税率很低,国家财政收入有限,给官员们定的俸禄水平也就远远低于宋朝,也低于历代王朝的平均水平。官员们并不甘心拿着这点工资干活。更重要的是,官员腐败在中华帝国制度上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必然现象,官员们的权力具有很大的寻租空间。贪腐之风在建国后很快就盛行起来。



朱元璋不愿意在反腐败问题上有任何妥协。一而再、再而三的严厉诛杀贪腐官员,而且不避功勋权贵,杀人无数。



文臣武将们对此感到恐惧,认为他是“暴君”,这样做不过是为了诛杀功臣。至于允许农民可以捆绑官员进京的做法,更是闻所未闻。



为了结束这种痛苦而危险的状态,把悬在头上的反腐屠刀毁掉,官僚集团开始联合起来准备谋反,推翻朱元璋的“暴政”。



胡惟庸谋反案暴露以后,朱元璋发现了问题所在。于是废除丞相制度,消灭了这个可以统筹百官的职位,然后在禁卫军中设立锦衣卫来作为独立于官僚集团的监察机构。



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官僚集团惊人的腐败(郭恒案)和对“反腐风暴”的一系列反攻倒算(胡惟庸、蓝玉谋反)被揭露出来了。



胡惟庸和蓝雨的谋反行动,不是个人的阴谋,而是整个贪腐集团的集体叛乱。能否坚决镇压这些贪官豪强造反,是决定反腐行动成败的关键。



朱元璋意志坚定、毫不妥协,将参与叛乱的贪腐分子全部诛杀。



以上这两个故事,哪一个更可信呢?



[1]本节以下引号中的内容均为《逆臣录》中供词原文。



[2] 汤和在洪武三年的分封中是侯爵,洪武十一年晋封公爵。



[3] 李文忠也有野史说他是被朱元璋毒死的。因为他生病的时候朱元璋去看他,让御医给他开了个药方。李文忠吃了之后,过了三四个月就死掉了。这个传言之所以是假的,原因跟前面刘伯温被胡惟庸毒死的传言一样——古代没有吃下去过几个月才致死的慢性毒药。近代化学知识还要再过几个世纪才会传入中国。



[4] 朱元璋25岁起兵,活到了71岁,当皇帝的时间超过三十年。那个时代人均寿命只有三十多岁。所以虽然大部分开国元勋都是善终,但最后活过朱元璋的只有耿炳文和郭英二人。这是自然规律,不是朱元璋滥杀功臣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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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6-2 05:41:22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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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6-2 05:52:40 |显示全部楼层
远航一号 发表于 2023-6-2 0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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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我尝试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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