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政治智慧”可以应对这个政治符号？

什么样的“政治智慧”可以应对这个政治符号？

暂时无派

一场令人世人关注的审判马上就要在济南开始了。无论是审判的人，被审判的人，还是国内外“围观”的人都很清楚，这个被称为刑事案件的审判其实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政治审判。明明是一个政治事件，却一定要按刑事案件来审判，这就使这件事本身变成了一个政治事件，因此，这次审判也就难免成为审判的对象。但是，这次审判之所以受到如此广泛和深切的关注，并不仅仅是因为其政治事件刑事化的性质，类似的案件以前也有过；它的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此案受审的对象从本质上说并不是一个具体的政治人物，而是一个政治符号。

一年前，在谈到这位即将走向法庭的“被告”的时候，我在一篇文章里说道：“在我看来，他既没有那么差，也没有那么好，他不过是当今中国政治经济体制内一个比较有理想、比较有魄力、比较有办法、为老百姓做了点实事的领导干部。我不知道他在为老百姓做好事的时候，是出于一个共产党人的责任感还是出于个人的政治野心；我不知道他在为老百姓谋利的时候，是不是也为自己谋取了巨大的利益；我也不知道他在官场上张扬正人君子形象的时候，是不是与他背后龌龊的私德有着鲜明的反差。我知道的客观事实是，他工作过的地方，普通百姓大多都对他赞扬有加，而官员们则大多对他颇有微词。”我本人不认识他，但我相信我对他的如此评价是客观公正的。那么，这样一位官员的命运为什么会如此触动中国社会的神经呢？我以为，他的个人因素虽然重要，却是第二位的；第一位的原因是中国社会的神经已经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过去三十多年发生在中国的一切，一点一点将中国社会撕裂了开来。这个撕裂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社会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越来越尖锐的对立。如果用成语来形容执政党和民众之间的关系，我们大概可以这样说：从前是如鱼得水，现在是水火不容。在被“双规”前，他在西南的努力似乎起着某种修补这个裂痕的作用。他的工作，或多或少地让民众与执政党的之间保留着一种“藕断丝连”的依依不舍的情感。他的倒下，拉断了断藕之间的最后一根细丝。

从那一刻起，他的身份变了，他从一个“体制内”的官员被抽象成了一个超脱于体制之外的政治符号。这个政治符号的正面是天使，反面是魔鬼。“无论是‘魔’还是‘神’,都是人力所不能战胜的超级力量。魔化他的人需要一个符号，以便贴在他们讨厌和仇恨的政党和体制上，然后在打击这个符号的时候想象和享受着将这个符号后面的东西一起打碎的快感，就象《红楼梦》中贾府中的赵姨娘在贾宝玉的布偶上扎针时的感觉。神化他的人则需要一面旗帜，以便将他们的诉求和理想贴在那面旗帜上，然后举着这个旗帜向他们喜欢的方向前进。（摘自本人的《薄熙来正在被抽象化》）”一年多来，造成他符号化的问题不仅没有丝毫缓解，反而愈演愈烈，因此，这个符号也就愈发抽象。现在，它不仅不再受执政当局左右，而且也不再受这个政治人物本身所控制，他个人今后的表现对这个符号的影响将变得无足轻重。这个政治符号将按照其本身的运动规律不断地被完美化或丑恶化，直到它撞击到社会能够承受或者不能承受的极限。

因此，济南审判本身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因为不管被审判者是不是“配合”这个审判，审判都是一场有具体演员的“戏”。更有实际意义的是：作为执政者，运用什么样的办法来应对这个政治符号才能维持这个政权的运转和社会的稳定。反过来说，作为芸芸众生，人们应该怎样在这样的历史关头把握住自己和民族的命运。

不久前，中央党校一位叫王长江的教授写了一篇文章《邓小平的政治智慧》。在这篇文章里，他用“夺旗帜”、“涂颜色”、“算明帐”和“不争论”这样几个短语概括了邓小平的“政治智慧”。古往今来，人们一直喜欢用“道”和“术”来形容治理国家的不同方法。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那么，王教授总结出来的邓小平的这些“政治智慧”属于可道之道，还是不可道之道（常道或曰大道）呢？依我看，都不属于；他的这些“智慧”，顶多算做雕虫小技。然而，令人沮丧的是，自邓先生以后，虽然执政党的各代领导人和一大批帮闲文人煞有介事地推出了一个又一个“理论”，他们的治国“方略”至今尚无一策超出以上的雕虫小技。因此，面对眼前这个政治符号，执政者能做的，不大可能超出以上几个短语的拙笨运用。

先来看“不争论”。虽然执政者也知道掩耳盗铃会被发现，但盗铃时自己听不到铃声起码会安慰自己紧张的心理，因此，“不争论”一定是执政者的第一选择。至少在当前，强制地使用行政手段在表面上封锁住这个政治符号的传播，还并不十分困难。但是，政治符号的可怕性有时恰恰不在于它被拿出来争论，而在于它在寂静中深入人心。政治理念的真理性常常是在卑微中得以完善的，而其荒谬性又常常是在傲慢中走向极致的。因此，“不争论”不仅最终不会消解反而会进一步激发这个符号的政治影响力。

再来看“涂颜色”。众里搜寻千百度，奈何回首，栽赃却要重回来时路。明明是西南的事惹恼了他们，却偏偏要回二十年前工作过的东北找问题；明明是路线争论，却偏偏在经济上抹黑，明明是政治斗争，却偏偏要刑事审判。这种将政治符号去政治化的做法，虽然有着某种偷梁换柱的功效，看似“技术手段”高超，但一方面因为前后“罪名”的自相矛盾，另一方面因为实际“罪证”的疑点颇多，就使得这样的涂抹很不完美，有明显的欲盖弥彰的痕迹。因此，“涂颜色”也不会消解这个政治符号，相反，这个符号却会因为对手的卑鄙和下作显得正气凌然。

最后来看“夺旗帜”。一般地说，举什么旗就应该走什么路，打哪侧的灯就应该往哪侧拐，即所谓的名称言顺。但是，这些年来，中国社会却流行着一种很时尚的“智慧”，即“打左灯向右拐”，或者将“走不改旗易帜的邪路”高明地表达为“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顺着这个思路，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即：一方面将这个政治人物打倒，另一方面将这个政治符号中有利于自己执政的表象以“令出一门”的理由给“夺”过来，并借此将其代表的社会基础收归旗下呢？这样的可能是存在的。但是，那种所谓的没有某某某的某某某路线从来都是有道义缺陷的，奉行这样的路线很有可能会应着一句民间俗话：“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夺来了旗帜夺不来人心，原来的队伍也会人心涣散。

如果说，上述“政治智慧”都不能应对这个政治符号，那么，有没有一种可以称为“现实”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呢？我认为还是有的。这个办法就是实事求是。

这里所说的“实事求是”并不是指“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实事求是地审判这个“犯罪嫌疑人”，也不是指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正确对待这个政治人物；这样的“实事求是”的基础已经不存在了。换句话说，就这个“刑事犯罪嫌疑人”或政治人物所做的具体事情来说，事情的“真相”已经不复存在了。在被抽象化为政治符号以后，具体的“事实真相”已经毫无价值。既然真相已经毫无价值，实事求是也就无从谈起了。我所说的“实事求是”，是指执政党应该老老实实地面对这个政治符号客观存在的事实，不要再装腔作势，也不要再色厉内荏。社会已经被撕裂，广大民众已经同执政党离心离德，中国社会正将面临着一场深刻的大动荡，这些都是执政党必须面对的残酷事实。只有在这个基础之上，认真地思考自己的命运、思考中华民族的命运，这个党才有资格谈一点诸如“中国梦”之类的话题，否则，就会“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

（责任编辑：柳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