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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

2014-6-18 21:06|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4414| 评论: 1|原作者: 张捷|来自: 红色文化网

摘要: 斯大林建设苏联一直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而不是资本主义。

张捷:斯大林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

作者:张捷 发布时间:2014-06-18 来源:红色文化网 

  首发红色文化网,转载请注明http://www.hswh.org.cn/wzzx/llyd/ls/2014-02-10/24760.html

  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杰出的革命家和政治活动家。他作为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长期担任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最高领导人。他的活动是多方面的,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等,在各方面都有重大的建树。不过比较起来,有两大贡献最为突出,一是领导苏联各族人民把一个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二是领导全国军民取得了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胜利,不仅捍卫了本国的独立,而且使其他一些国家免遭奴役。这是斯大林一生所做的两件主要的事。就凭这两件事,就足以使他名留青史。本文先讲他做的第一件事,即他如何领导人民把苏联建成伟大社会主义强国。

  一

  进入二十世纪后,沙皇俄国虽然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但是比较落后,基本上还是一个农业国。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十月革命后的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内战结束后,苏维埃国家在列宁的倡导下实行新经济政策,致力于恢复经济。斯大林成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后,头几年就这样做,经过努力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到1924~1925年度,工农业的总产值已达到战前1913年的百分之七十一。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就开始考虑往后经济建设如何进行的问题。

  1925年12月18日召开了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在会上做政治报告时提出了有关经济建设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具体来说,讲了两个“一般原理”。

  第一个原理是:苏联是在资本主义包围的环境下工作和建设的,即经济建设“不仅要在它同外部资本主义经济相对立的情况下进行,并且要在我国内部的各种不同成分相对立的情况下,即在社会主义成分同资本主义成分相对立的情况下进行”。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应当这样来建设我们的经济:使我国不致变成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附属品,使我国不致被卷入资本主义发展的总体系中去成为它的辅助企业,使我国经济不是作为资本主义的辅助企业发展起来,而是作为独立的经济单位发展起来,这种独立的经济单位主要是依靠国内市场,依靠我国工业和我国农民经济的结合”。[①]

  斯大林提出在经济建设中有两条总路线,一条总路线的出发点是苏联还应在长期内保留为一个农业国,应该输出农产品而输入设备,并且应该坚持这条路线,今后也应当沿着这条道路发展下去。他明确指出:“这不是我们的路线。”他说:“还有另一条总路线,它的出发点是,我们应当竭尽全力使我国成为经济上独立自主而依靠国内市场的国家,成为能把其他一切逐渐脱离资本主义而进入社会主义经济轨道的国家吸引到自己方面来的基地。这条路线要求最大限度地扩展我国工业,但是这种扩展要估计到并且要适应我国拥有的资源。这条路线坚决摒弃把我国变成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附属品的政策。这就是我们的建设路线,就是党现在遵循的并且今后还要遵循的路线。只要资本主义包围还存在,这条路线就是必需的。”[②]

  斯大林提出的第二个原理是在建设中“随时都要估计到我们对国民经济的领导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的特点”。他指出,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各个资本家集团所犯的错误是由市场上的自发势力来纠正的,那里发生的经济危机、商业危机和财政危机,都只是触及个别资本家集团。而在苏联则是另一种情况,商业和生产中的每次危机,都可成为打击全国的总危机。因此“在按计划领导经济方面,必须做到使失算情况减少,使我们领导经济的工作极为明智,极为谨慎小心,极其正确无误”。[③]这里斯大林指出,在苏联经济不像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受市场的支配,而是按计划领导经济,因而在领导时必须做到极其明智、谨慎小心和正确无误。

  斯大林在关于政治报告的结论中在批判各种错误论点的同时,明确指出:“把我国从农业国变成能自力生产必需的装备的工业国——这就是我们总路线的实质和基础。”[④]这次代表大会宣布了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口号和方针。

  1926年4月,联共(布)中央举行全体会议。4月9日斯大林在会上就《关于经济状况和经济政策》的报告发表了讲话。同月13日,他又给列宁格勒党组织积极分子做了关于这次全会的报告,题为《关于苏联经济状况和党的政策》,具体谈了经济政策的变化。他说,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第一个时期,发展经济是从农业开始的,现在进入第二个时期,重心已转移到工业方面。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实现国家的工业化的口号和方针。接着他强调指出:“不是发展任何一种工业都算做工业化。工业化的中心,工业化的基础,就是发展重工业(燃料、金属等等),归根到底,就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发展本国的机器制造业。工业化的任务不仅要增加我国整个国民经济中工业的比重,而且要在这种发展中保证受资本主义包围的我国在经济上的独立,使我国不致变成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属品”。他进一步解释道:“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中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如果自己国内不能出产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如果停留在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即不得不使国民经济受制于那些生产并输出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的阶段,就不可能保持经济上的独立。停留在这个阶段等于让自己隶属于世界资本。”他还说,“我国的工业化不能只了解为发展任何一种工业,比如说,发展轻工业,虽然轻工业及其发展是我们绝对必需的。由此可见,工业化应当首先了解为发展我国的重工业,特别是发展我国自己的机器制造业这一个整个工业的神经中枢。否则就谈不到保证我国在经济上的独立”。[⑤]

  在这次讲话中,斯大林还谈到社会主义积累的问题。他列举了历史上有过的各种不同的工业化方法,例如依靠掠夺殖民地、利用战争赔款、出让经营权而获得贷款等方式。他强调指出,苏维埃国家不能走这些道路,要走靠本国节约来发展工业的道路,即社会主义积累的道路。他指出苏联拥有足以保证工业化的积累的来源。

  1927年3月1日,斯大林在十月铁路局斯大林铁路工厂工人大会上发表的演说中在谈到工业化时说:“使我国工业化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把我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这就是在新的技术基础上建立并发展我国的工业。”他再一次谈到苏联不能像英国、德国、美国那样通过掠夺其他国家或从外国取得大量借款和长期信用贷款变成工业化国家,只能靠“自己积累资金的道路,节约的道路,精打细算地经营以为我国工业化积累必需的资金的道路”。[⑥]

  就这样,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联共(布)经过深入研究和讨论以及不同意见的争论,确定了工业化的方向和道路,并制订了具体的方针政策,工业化运动逐步开展起来,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到1926~1927年度,工业产值已等于战前的一百点九。斯大林于1927年12月3日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时指出,“苏联正在变成工业国”,“党的任务:用一切办法继续推进我国的工业化。”斯大林还特别指出一点:“我国正满怀信心地迅速地向社会主义迈进,正把资本主义成分排挤到次要地位并逐步把它从国民经济中排挤出去。”他说:“党的任务:扩大和巩固我们城乡国民经济一切部门中的社会主义经济命脉,采取消灭国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的方针。”[⑦]这在经济政策上是一个转折。

  上面提到过,斯大林强调社会主义国家领导国民经济的特点是按计划领导。开头国家对年度的经济计划提出控制数字,接着开始制订和实施比较长远的经济计划。1929年4月召开的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会议通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1929~1933)。此计划得到了于同年5月召开的苏联第五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批准,从而具有法律效力。于是工业化建设在苏联全国范围内按照统一的计划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工业化的方针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群众劳动热情很高,他们积极响应党的第十六次代表会议提出的关于开展社会主义竞赛的号召,投入到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之中,不仅完成而且超额完成党和政府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设计划。与此同时,人们对劳动的看法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如同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所说的那样,劳动变成了“光荣的事情,荣耀的事情,英勇豪迈的事情”。[⑧]这为五年计划的完成和提前完成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后,全国各地争先恐后地开始了许多大规模的建设工程,其中包括第聂伯水电站、乌拉尔机器制造厂、马格尼托戈尔斯克钢铁厂、莫斯科和高尔基的两个大型汽车厂、罗斯托夫大型农业机械制造厂、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土库曼-西伯利亚大铁道等等。

  苏联的工业化不是随便一种工业化,是保证工业中的公营部分战胜私营部分、小商品经济部分和资本主义部分的工业化。到1930年召开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时,斯大林在政治报告中肯定地说:“很明显,‘谁战胜谁’的问题,即在工业方面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成分还是资本主义成分战胜社会主义的问题,已经由社会主义形式的工业取得胜利而解决了,彻底而确定不移地解决了。”[⑨]

  苏联的工业建设虽然发展迅速,但在发展水平方面还落后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斯大林在党的十六大的政治报告中谈到这一点,强调指出:“只有进一步加快我国工业的发展速度,我们才有可能在经济方面和技术方面赶上并超过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他对那些提出要求减低发展速度的人进行了谴责,称他们“是社会主义的敌人,是我们阶级敌人的代理人”,[⑩]语气极为严厉。

  1931年2月4日,斯大林在全苏社会主义工业工作人员第一次代表会议上发表题为《论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的演说,着重谈到发展的速度问题,这样说道:“人们有时问:不能稍微放慢速度,延缓进展吗?不,不能,同志们!决不能减低速度!恰恰相反,必须竭力和尽可能加快速度。我们对苏联工人和农民所负的义务要求我们这样做。”他进一步解释道:“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而落后者是要挨打的。但是我们不愿意挨打。不,我们绝对不愿意!”接着他列举旧俄挨打的历史,说“大家都打过它,因为它的军事落后,文化落后,国家制度落后,工业落后,农业落后”,“大家都打它,因为这既可获利,又不会受到惩罚”。他还说:“打落后者,打弱者,——这已经成了剥削者的规律。这就是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规律。你落后,你软弱,那你就是无理,于是也就可以打你,奴役你。你强大,那你就是有理,于是就得小心对待你。

  “正因为如此,我们再也不能落后了。

  “过去我们没有而且不可能有祖国。但是现在,当我们已经推翻了资本主义,而政权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人民手里的时候,我们就有了祖国,而且我们要保卫它的独立。你们愿意让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被人打垮而丧失独立吗?如果你们不愿意,那么你们就应当在最短期间内消灭它的落后状况,并且在它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展开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速度。别的办法是没有的。正因为如此,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夜说:‘或是灭亡,或是赶上并超过各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11]

  这里斯大林引用的列宁的话出自列宁于1917年9月23~24日写的《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一文。他的原话是这样的:“革命在几个月以内就使得俄国在政治制度方面赶上了先进国家。

  “但是这还不够。战争是铁面无情的,它严酷地尖锐地提出问题:要么灭亡,要么在经济方面也赶上并超过先进国家。”接着列宁又再一次强调说:“要么是灭亡,要么开足马力奋勇前进。历史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12]

  最后斯大林说:“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年至一百年。我们应当在十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人打倒。”[13]

  由于群众劳动热情高涨,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一年度计划顺利完成和超额完成了,于是提出了“五年计划四年完成”的口号。不过有的人对这个口号抱怀疑态度。斯大林在联共(布)十六大的政治报告中对他们进行了批评,并列举具体事实,说明如保持目前的“飞快的发展速度”,不仅能在四年内完成五年计划,而且许多工业部门还能在三年甚至在两年半内完成。[14]同时十六大委托党中央保证今后仍然以战斗的布尔什维克的速度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真正做到五年计划四年完成。

  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坚强领导下,在全国各族人民的积极努力下,第一个五年计划四年完成的要求顺利实现了。1933年1月7日,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做了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的报告。他在讲了五年计划的国际意义后,讲了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及其实现的途径,首先对五年计划在工业方面四年完成的情况作了总结,指出,在这方面不仅取得了胜利,而且超过了预期的程度。具体地说,建立了作为国家工业化的钢铁工业,还有拖拉机工业、汽车工业、机床制造业、现代化学工业、现代农业制造业、航空工业等等。他接着指出:“这一切就使资本主义分子最终地和永远地被排挤出工业范围以外,使社会主义工业成了苏联唯一的工业形式。

  “这一切就使我国从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因为工业产值的比重和农业产值的比重相比,已经由五年计划初(1928年)的百分之四十八提高到五年计划第四年度(1932)末的百分之七十。

  “这一切就使我们能够在五年计划第四年度末把原订在五年内完成的总的工业生产大纲完成百分之九十三点七,使工业总产值超过战前水平两倍以上,超过1928年水平一倍以上。至于重工业生产大纲,那么我们已经完成了五年计划的百分之一百零八。”[15]

  大家知道,三十年代初,正是资本主义国家遭受严重危机的时候。斯大林在报告里列举统计数字,把苏联与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作了对比。他说:“苏联工业总产值在1932年末增加到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三百三十四,而美国工业总产值在同一时期内降低到战前水平的百分之八十四,英国降低到百分之七十五,德国降低到百分之六十二。

  “苏联工业总产值在1932年末增加到1928年水平的百分之二百一十九,而美国工业总产值在同一时期降低到百分之五十六,英国降低到百分之八十,德国降低到百分之五十五,波兰降低到百分之五十四。”斯大林由此得出结论说:“这些统计正是说明了资本主义工业体系在和苏联体系竞赛时经不起考验,苏联工业体系在各方面都比资本主义工业体系优越。”[16]

  斯大林在报告中再一次解释了为什么要着重发展重工业、扩大生产资料生产的方针,肯定实行最高速度发展工业的政策。他说,落后了一百年并因落后而有灭亡危险的国家是不能不加以督促的。其次,不能知道帝国主义者究竟在哪一天进攻苏联,因此党不得不鞭策国家前进,以免错过时机,尽量利用喘息时机,赶快建立工业化基础,迅速加强国防力量,加强国家独立的基础。不过他认为随着五年计划的顺利实现,基本上完成了为工业、运输业、农业建立现代新技术基础的任务,已经把国防力量提到应有的高度,因而已经不需要“鞭策和督促国家”了。他提出,由于上述原因,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工业产值必须采取较慢的增长速度。他还提出,现在光凭进行新建设的热情和热潮已经不够了。“现在除了这一点以外,我们还要有掌握新工厂新技术的热情和热潮,还要认真提高劳动生产率,认真降低成本。”他认为主要点就在这里,“因为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够大约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后半期无论在建设方面或者在工业产值的增长方面都开始新的迅速的跑步”。[17]这就是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斯大林打算对工业建设的方针做一些改变和调整。

  一年后召开了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在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里在谈到国民经济的状况时指出,在它的一切部门中发展最快的是工业。他说:“我国工业化是开足马力进行的”,“工业化的迅速发展使工业产值在整个国民经济的总产值中占了首要的地位”,“我国已经稳固地最终成为工业国了”,“工业中的资本主义已经消灭,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现在是我国工业中唯一的垄断的体系”。[18]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斯大林也指出了缺点和问题。莫洛托夫和古比雪夫在大会上做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1933~1937)的报告,提出到这个五年计划结束时工业产值比战前大概增加七倍的任务。

  第二个五年计划在某些方面作了调整,加强了薄弱环节,重视改进产品质量,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特别重视掌握新技术和培养新的科技干部的问题,并在这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出现了掌握新技术的热潮,涌现出了大批新的技术干部。如果说以前的劳动竞赛在很大程度上主要凭劳动积极性和热情的话,那么现在则表现出一股掌握新技术的热情,著名的斯达汉诺夫运动就与以往的劳动竞赛大不一样,这个运动的参加者都是新的人才。斯大林在全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第一次会议上讲话时指出,“斯达汉诺夫运动表现了社会主义竞赛的新高涨,表现了社会主义竞赛的新的更高的阶段”。他说:“在过去,在三年以前,在社会主义竞赛第一阶段的时期内,社会主义竞赛并不一定要和新技术相联系。而且在当时,我们本来也就几乎没有什么新技术。相反,社会主义竞赛的现阶段,即斯达汉诺夫运动,却一定要和新技术相联系。没有新的更高的技术,就不会有斯达汉诺夫运动。”他还说:“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意义就在于:这一运动打破了不高的旧的技术定额,而且往往超过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生产率,这样就使我国在实际上有可能更加巩固社会主义,有可能把我国变成最富裕的国家。”他认为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意义还不止这一点,“它的意义还在于它为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准备条件”,并作了说明。[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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