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

　　在各资本主义国家出现新的经济危机时，苏联的工业又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到1937年4月1日，第二个五年计划用四年零三个月的时间提前完成了。到1937年年底，工业的水平达到1929年的百分之四百二十八，比战前增长了六倍以上。在这之前不久，在1936年11月，召开了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了苏联新宪法，宣布苏联已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即进入了完成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时期。

　　1939年3月召开的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批准了第三个五年计划(1938～1942)。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实施虽因战争爆发而中断，但是在战争爆发前的三年半里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中包括新建了三千多个大型企业。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这时的十余年中，苏联像斯大林所要求的那样，跑完了落后于先进国家的五十年到一百年的距离，成为独立自主的、有完整的体系的、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的强大的工业化国家。应该特别指出的是，由于预见到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危险，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领导大力发展军事工业以加强国防。到战争前夕，苏联已能生产大批先进的飞机、大炮和坦克，这也可以说是极其重要的战备，为最终打败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创造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战争结束后，1946年苏联最高苏维埃批准了第四个(战后第一个)五年计划(1946～1950)，其主要任务是恢复遭到战争破坏的经济。这个五年计划的目标顺利完成了。接着又实行第五个五年计划(1951～1955)。在执行这个计划的中途，斯大林逝世了。

　　综上所述，苏联的工业化建设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由于建设是在资本主义包围的环境下进行的，为了保证经济的独立性，使之不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属品，因此应最大限度地发展工业，把国家建设成为独立自主的工业国。

　　第二，由于进行的不是一般的工业化，而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因此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企业。在初期虽然允许资本主义私营企业存在，但是逐步进行排除，最后加以消灭，使社会主义工业成为唯一的工业形式。

　　第三，在工业发展方面，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把生产资料的生产放在首位，始终重视机器制造业、冶金工业、电力工业、煤炭石油工业、汽车拖拉机制造业、化学工业、航空工业等工业部门的发展，建立了不依靠外国的独立的工业体系。

　　第四，采取由国家集中统一的领导经济的方针，由国家制订总的经济计划，由各部门具体实施，因而有别于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而具有计划经济的特点。初期使用由国家计划部门制定各年度控制数字的办法，后来改为实施比较长期的经济发展计划(五年计划)。在组织经济生活和发展经济方面，国家发挥着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作用。

　　第五，在资金积累方面，走自力更生，依靠本国节约发展工业的道路，不采取借外债和出让经营权等办法。

　　第六，坚持工业发展的高速度。在将近十年内跑完了落后于先进国家五十年至一百年的距离，成为拥有强大的工业和先进的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的强国。

　　总之，斯大林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审时度势，制订出了工业化的方针路线，贯彻实行的结果，很快实现了国家工业化的目标。

　　二

　　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旧俄是落后的农业国家，小农经济占有主要地位，生产技术落后，产量不高。十月革命消灭了地主阶级，但富农还存在并保留着一定的实力。国内战争结束后，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行，用粮食税取代了余粮收集制。粮食税征收额要比余粮收集制征收额低些，纳税后剩下的粮食完全归农民所有，可以自由出卖。新经济政策的实行，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团结了中农，巩固和加强了工农联盟。整个农业生产开始逐渐恢复。到1927年底，工业和整个农业(包括林业和渔业)就其总产值来说，不仅达到战前水平，而且超过了这个水平。不过相比而言，工业增长要比农业增长迅速。整个农业虽已超过战前水平，但是它的主要部门(粮食生产)的总产值只等于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九十一，而粮食产量的商品部分，即出售以供城市需要的部分，才勉强达到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三十七，而且有继续下降的趋势。如果听任这种情况存在和发展，城市居民和军队就可能陷于经常挨饿的境地。

　　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1927年12月召开)上做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时指出，不能认为农业的发展速度是十分令人满意的。他分析了农业的发展速度比工业缓慢的原因时说：“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国农业技术过分落后和农村文化水平太低，另一方面特别是因为我们的分散的农业生产没有我们国有化的联合经营的大工业所具有的那种优越性。首先，农业生产不是国有化的，不是联合经营的，而是分散的，分成许多零星小块的。它不按照计划经营，大部分暂时还受着小生产自发势力的支配。它还没有按照集体化路线联合起来和合并起来，所以它还是一个便于富农分子进行剥削的场所。这些情况就使分散的农业不可能具有我们国有化工业所具有的那种联合起来的按计划经营的大生产的巨大优越性。”[20]

　　接着他问道：农业的出路在哪里呢?他坚决反对为了发展农业而放慢工业发展速度，认为加速发展工业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保证，是最后使农业本身工业化的保证。

　　他指出：“出路就在于把分散的小农户转变为以公共耕种制为基础的联合起来的大农庄，就在于转变到以高度的新技术为基础的集体耕作制。

　　“出路就在于逐步地然而一往直前地不用强迫手段而用示范和说服的方法把小的以至最小的农户联合为以公共的互助的集体的耕作制度为基础、利用农业机器和拖拉机、采用集约耕作的科学方法的大农庄。

　　“别的出路是没有的。”[21]

　　他进一步明确地提出：“党的任务：通过合作社和国家机关在供销方面扩大对农民经济的掌握，规定我们在农村建设中当前的实际的任务，即逐渐使分散的农户转上联合的大农庄的轨道，转上以集约耕作和农业机械化为基础的公共集体耕作制的轨道，因为这条发展道路是加快农业发展速度和克服农村中资本主义成分的最重要的手段。”[22]

　　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大力开展农业集体化的决议，拟定了扩大和巩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网的计划，并明确指出了实现农业集体化的方法。同时指示继续向富农发动进攻，采取措施限制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引导农民经济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1927年至1928年冬天，爆发了粮食收购的危机。斯大林亲自前往西伯利亚帮助完成粮食收购计划，与当地干部讨论关于农业发展的前途以及在当地开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建设的计划问题。他发表了讲话，这样说道：“你们大家都知道，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是能够采用拖拉机和机器的大农场。这种农场比地主和富农的农场能生产更多的商品。应当注意，我们的城市和我们的工业正在发展，并且将一年比一年发展。这对于国家的工业化是必要的。因此，粮食的需求将一年比一年增加，也就是说，粮食收购计划将扩大。我们不能让我们的工业任凭富农摆布，因此，必须在最近三四年内做到使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这些粮食缴纳者至少能够供给国家所需粮食的三分之一。这样做就能把富农排挤到后面去，就能给比较正常地供应工人和红军粮食的工作打下基础。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不惜人力和物力，大力开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建设。这是可以做到的，并且是我们必须做到的。”[23]

　　粮食收购危机经过全党的努力，很快就克服了。在制造这次危机中，富农的反抗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于是便开始按照十五大的决定，向富农发动了进攻。在进攻中紧紧地依靠贫农，巩固和加强与中农的联盟，对富农的反抗采取了一些非常措施，收到了成效。富农被孤立了，富农的反抗被击败了。到1928年底，国家已有了充足的粮食储备。

　　如上所说，1929年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广大工人群众投入了劳动，气氛热烈。这对农民不能不起感染作用。工业开始生产大批农业机械，用来装备国营农场和机器拖拉机站，这成为向农民进行教育和引导的直观教具。农民群众开始转向集体农庄，纷纷加入。同年，联共(布)十一月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集体农庄建设的总结和今后的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国内开始了农村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大农业的建设，指示在某些地区转向全盘集体化。全会还决定派遣二万五千名工人参加领导集体化运动。于是集体化运动以空前的速度发展起来。

　　同年11月，斯大林为纪念十月革命十二周年，发表了《大转变的一年》一文。他肯定过去的一年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上发生大转变的一年”。文章讲了三个主要方面，即劳动生产率方面、工业建设方面和农业建设方面的成就。在讲到农业建设方面的成就时，指出农业建设发生了“根本转变”，即“从细小的落后的个体经济进到巨大的先进的集体农业，进到共耕制，进到机器拖拉机站，进到以新技术为基础的劳动组合即集体农庄，进到用数百台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装备起来的巨大的国营农场”。他认为党的成就“在于我们已经使许多地区的基本农民群众从旧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转到新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24]

　　斯大林还指出：“目前集体农庄运动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新现象，就是农民已经不像从前那样一批一批地加入集体农庄，而是整村、整乡、整区、甚至整个专区地加入了。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中农加入集体农庄了。这是农业发展中的根本转变的基础，而这个根本转变是苏维埃政权过去一年最重要的成就。”[25]

　　1929年12月27日，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会议上发表题为《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的演说时指出：“目前集体农庄的特点是：现在不像过去那样只有个别贫农集团加入集体农庄，现在中农也大批加入集体农庄了。这就是说，集体农庄运动已经由劳动农民个别集团和个别阶层的运动变成几百万几千万基本农民群众的运动了。这一点也应该用来说明下面这个极其重要的事实：具有强大的日益增长的反富农的巨浪性质的集体农庄运动，正在自己的道路上扫除富农的反抗，击破富农，为农村中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开辟道路。”[26]他说，直到最近党都是主张限制富农的剥削的倾向的。这样做无疑是正确的，在五年或三年以前，还不能向富农发动进攻并指望取得胜利。现在有充分的物质基础来打击富农，击破富农的反抗，消灭富农阶级，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生产代替富农的生产。这就是从限制富农剥削趋向的政策过渡到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的原因。[27]

　　1930年1月3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在全盘集体化地区消灭富农户的措施》的决定。废除了土地租佃法和劳动雇佣法，从而使富农失去了土地和雇工。取消了禁止剥夺富农财产的命令，允许农民没收富农的耕畜、机器和其它农具转交集体农庄，也就是说，富农的生产资料不是转归国家，而是转归集体农庄。富农被分为三类：一是积极反对成立集体农庄的人，二是最富裕和最有威望的、构成反苏积极分子的支柱的人，三是其余的富农分子。除没收他们的财产外，对其中一二类人采取迁送出境到边远地区的惩罚手段。根据保存下来的统计材料，1930～1931年被强制迁送出境的有三十八万多户共一百八十多万人。

　　消灭富农是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在敌我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后经过反复考虑作出的一项重要决策，也可以说是农村的一场革命。它的实现不仅有助于推进集体农庄运动的发展，而且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来说具有深远的意义。它消灭国内的一个人数最多的剥削阶级，摧毁了资本主义复辟的支柱。

　　农业集体化运动全面铺开后，集体化的速度加快了，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是与此同时，许多干部开始头脑发热，他们不顾当地的条件，不顾农民思想的准备程度，违背集体农庄建设的自愿原则，用剥夺财产、剥夺选举权等威胁手段强迫农民加入集体农庄。另一方面，有地方不顾中央关于集体农庄运动的基本环节只是把基本生产资料实行公有的劳动组合的指示，直接组织公社，把住宅、自用奶牛、小牲畜和家禽等等统统实行公有，引起农民群众的不满和反对。有的地方领导人违背中央关于集体化速度和期限的明确指示，盲目追求集体化速度和集体农庄数字。这些错误的做法和过火的行为为富农所利用，用来激起中农和贫农的不满和反对。某些地方出现了农民公开反对集体化和攻击苏维埃的严重事件。联共(布)中央了解到这些情况后，立即纠偏。

　　1930年3月2日，根据中央决定，发表了斯大林的《胜利冲昏头脑》一文。文章指出，在集体化运动取得巨大胜利的同时，“人们也就开始被胜利冲昏头脑，丧失权衡轻重的知觉，丧失了了解现实的能力，出现过高估计自己力量而过低估计敌人力量的趋向，出现想‘一下子’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切问题的冒险企图”，“党的任务是：和这种对事业有害的危险情绪作坚决的斗争，把它从党内清除出去”。文章强调集体农庄建设的自愿原则，要求估计到苏联各个不同地区的各种不同条件，“决不能用强力去建设集体农庄”。文章批判了“官僚式的命令手段”以及用武力威胁的办法强迫农民加入集体农庄的办法，认为这样做只能破坏集体化的思想而对敌人有利。文章重申，在目前时期集体农庄运动的主要形式是“农业劳动组合”，其中实行公有化的是基本生产资料，其中包括劳动、土地使用、机器和其它农具、耕畜以及经营用的建筑物，而宅旁园地、住宅、一部分奶牛、小牲畜、家禽等不实行公有。文章最后指出：“领导的艺术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不能落在运动后面，因为落在运动后面就是脱离群众。但是也不能跑得太远，因为跑得太远就是失掉群众而使自己孤立。谁想领导运动而同时又保持和千百万群众的联系，谁就应当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落后的人，又反对跑得太远的人。”[28]

　　1930年4月3日，斯大林在《答集体农庄庄员同志们》一文中又一次指出，集体农庄运动中主要错误至少有三个。一、违背了列宁的建立集体农庄的自愿原则。违背了党关于集体农庄建设的自愿原则的基本指示和农业劳动组合标准章程关于自愿原则的规定。二、违背了列宁的在进行集体农庄建设时必须估计到苏联各个不同地区的各种不同条件的原则。三、违背了列宁的进行集体农庄建设时不容许跳过运动尚未完结的形式的原则，违背了不要超过群众的发展程度，不要命令群众运动，不要脱离群众，而要和群众一起前进并推动他们前进。[29]文章还详细讲述了怎么会产生这些结果，应当怎样纠正这些错误。

　　联共(布)中央于3月15日公布了《关于反对歪曲党在集体化运动中的路线》的决议。决议详细分析了所犯的错误，并决定采取一些组织措施，改组了一些地区的党的领导机关，撤换了一些不善于或不愿意同歪曲党的路线作坚决斗争的干部。由于纠偏工作及时得力，集体农庄运动巩固了成就，并在已取得成就的基础上继续健康地向前发展。

　　上面在讲工业化建设时提到过发展包括农业在内的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于1932年提前完成。斯大林在1933年1月所作的总结报告中着重指出，实行农业集体化的出发点是：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除了工业化外，还必须由个体经济过渡到有拖拉机和现代农业机器的大规模的集体农业作为苏维埃政权在农村中唯一的稳固基础。不实行集体化，就不能把国家引上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康庄大道，就不能使千百万劳动农民摆脱贫困和愚昧。报告说到五年计划期间在农业集体化方面取得的成绩时指出，“在短短三年的时间内组织了二十多万个集体农庄和大约五千处国营谷物农场和国营畜场，同时在四年内把播种面积扩大了二千一百万公顷”，“集体农庄现在已经把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农户联合起来，并拥有农民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七十以上”。[30]

　　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集体化有进一步的发展。斯大林在1936年11月召开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做关于新宪法草案的报告时，这样描述农业发展的变化：“在农业方面，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处于无数技术落后的个体小农户形成的、富农到处横行的汪洋大海中，而是有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机械化的、用新技术武装起来的生产，即无所不包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体系。大家知道，在农业中，富农已被消灭，而中世纪落后技术经营的个体小农经济成分只占很小的地位，它在农业中所占的比重，从播种面积来看，至多不过百分之二至三。不能不指出一件事实，就是集体农庄已经有了三十一万六千台拖拉机，共五百七十万马力，而同国营农场合起来计算，已有四十多万台拖拉机，共七百五十八万马力。”[31]

　　在1939年3月召开的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在做总结报告时这样说到农业发展的情况：“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农业和工业一样沿着高涨的路线发展。这种高涨不仅表现在农产品的增长上而且首先表现在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农业的增长和巩固，另一方面是个体经济的灭亡上。集体农庄的谷物播种面积从1933年的七千五百万公顷增长到1938年的九千二百万公顷;而个体农户的谷物播种面积在这个期间则从一千五百七十万公顷缩减到六十万公顷，即缩减到全部谷物播种面积的百分之零点六。至于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我就不去谈了，在这方面，个体经济的作用已经缩小到零。此外，大家知道，现在已经加入集体农庄的有一千八百八十万农户，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三点五，而从事渔业和其他经营的集体经济组织还没有计算在内。”他总结说：“集体农庄已经最终地巩固和确立起来了，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现在是我国农业的唯一形式。”[32]同时报告还引用了1933年和1938年苏联农业中拖拉机、联合收割机、脱粒机、载重汽车等农业机械增长的具体数字，说明苏联农业与其他国家的农业相比，已成为规模最大和机械化程度最高的农业。这说明，经过十余年的努力，苏联已改变了农业的落后状态。

　　上面讲了农业集体化即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与社会主义工业化相比较，有它的特点，而且要复杂得多。这主要是工业部门的资本主义势力比较薄弱，经过排挤和打击，在极短时间内比较顺利地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社会主义工业取得了胜利。此后工业化的任务主要不是改造生产关系，而是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也就是说，生产斗争被提到了第一位，已不存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而农业的情况就不一样了。不仅生产力落后，而且生产关系复杂。在经济恢复时期，富农还有较大力量，而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行，有进一步活跃的趋势;中农处于中间的动摇不定的状态。因此要改造落后的小农经济，使之成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大农业，首先需要有一场革命，消灭作为剥削阶级的富农，破除农村的旧制度，改造作为私有者的中农和贫农，把他们引上社会主义的道路。由此可见，农村集体化包含着阶级斗争的内容，而不主要只是生产斗争。

　　斯大林一方面抓农村的阶级斗争。他密切注意农村阶级力量对比发生的变化，根据具体情况，对富农逐步采取限制排挤打击和最后消灭的政策。同时实行团结中农和依靠贫农的方针，积极引导他们走农业集体化的社会主义道路，实行全盘集体化，建立集体经济。同时在实行工业化的过程中，重视发展拖拉机、联合收割机以及其他农业机械的制造业，以便用来装备农业，改变农业生产的落后的面貌。这样就把落后的个体的小农经济改造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大农业。

　　应该说，这场农业集体化运动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取得的成果也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也发生过一些偏差，有过严重的失误。在消灭富农的运动中发生过扩大化的错误，有的中农被错划为富农而被“扫地出门”，造成了不应有的悲剧。在全盘集体化运动中，有的农村干部头脑发热，不管主客观条件，盲目追求速度，在具体做法上违反自愿原则，强迫农民加入;有的地方违背中央规定的政策，在集体化过程中除把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化外，也把农民的宅房园地、住宅、家禽家畜等也没收归公。这些做法引起了部分农民的强烈不满，有的地方甚至出现抗议和反抗的行动。但是由于纠偏及时，措施得力，使得集体化运动得以进一步健康发展，并最后取得成功。回顾集体化运动的整个过程，是有许多经验和教训值得汲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