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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

2014-6-18 21:06|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2579| 评论: 1|原作者: 张捷|来自: 红色文化网

摘要: 斯大林建设苏联一直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而不是资本主义。

  三

  上面讲了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过程和取得的成果。除了工业和农业国民经济的这两大主要部门外,交通运输业、林业、渔业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斯大林在抓工农业生产的同时,十分重视发展科学技术,曾经提出“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这样就使得苏联在科学技术方面也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这些成就的取得,都是与斯大林的领导分不开的。

  回顾斯大林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可以看到贯彻实行他制订的方针路线和政策并不是毫无阻力的。在一段时间内,党内以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等人为代表的反对派曾表示异议和反对。在一些主要问题上有过激烈的争论。例如,他们把新经济政策看作是一项需要长期实行的基本政策;他们宣扬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谬论,反对消灭富农的决策;他们反对高速发展工业的方针,要求放慢速度等等。在批驳了他们的观点,统一了思想后,建设才得以顺利进行。反对派在党内斗争中遭到彻底失败后,尤其是在三十年代后半期的肃反后,斯大林的方针路线才得到一致的赞扬,而且随着个人崇拜的形成,开始赞扬得比较过分。

  至于说到斯大林本人,看来他头脑比较清醒。三十年代末,当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辉煌成就时,他似乎感觉到存在着问题,对某些做法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表示怀疑。当时他曾要求加强对干部群众的理论教育,为此提出编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供学习之用。不久因战争爆发,这件事就搁置了。战后他重新亲自抓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编写。1951年他要当时任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的谢皮洛夫牵头重新编写教科书,这样说道:“我们现在打算采取重大的经济措施。在真正科学的基础上改造我们的经济。要做好这件事,需要让人们,我们的干部、青年懂得真正的政治经济学。而为了让他们懂得政治经济学,需要有一本教科书。”[33]教科书的初稿完成后,组织了讨论。斯大林没有亲自参加讨论,但是他看了讨论会的发言纪录,询问了一些参加讨论的人,写了《对于和1951年11月讨论会有关的经济问题的意见》一文,并且给几位经济学家写信,回答他们的问题和指出他们的错误。紧接着把这篇文章和这几封信汇编成《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出版。斯大林在他的文章里讲到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规律仍具有客观性质,不能“制定”、“改造”和“创造”。他讲到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存在全民和集体这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作为国民经济中“必要的和极其有用的因素”仍然存在着,而“在有商品生产的地方是不能没有价值规律的”,不过它主要在消费领域内等等。[34]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主要特点作了如下表述:“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35]斯大林说这些话,说明他意识到过去在从事经济建设时尊重客观的经济规律不够,今后需要改变这种状况。可是当这本教科书经过修改后出版时,斯大林已经逝世了。他所说的组织干部青年学习政治经济学的事被搁置了,更没有能根据新的认识采取重大的经济措施。

  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政局发生了大的变动。斯大林受到了批判,他在各领域实行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开始遭到怀疑和反对。新上台的赫鲁晓夫以批判“个人崇拜”为名否定斯大林。他在经济领域搞所谓的“大改组”,结果搞乱了经济,妨碍了经济的发展。勃列日涅夫当政后,改变了赫鲁晓夫的做法,对改革采取慎重态度。在保持斯大林时代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根据存在的问题和主要的弊端,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例如改进工业的管理,完善计划工作,引进经济刺激等等,这就使得整个国民经济重新平稳地向前发展,国家的经济实力有了大幅度的增长,最后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两个超级大国之一。这说明斯大林创造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具有巨大的生命力。

  1985年戈尔巴乔夫开始策划旨在彻底改变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改建工程”。他提出“民主化”、“公开性”和消除“历史空白点”等蛊惑人心的口号,鼓动人们起来批判苏联的现行制度,否定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为复辟资本主义制度铺平道路。自由派和其他敌视社会主义的分子群起响应,于是作为苏联社会主义的创建人之一和长期担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的斯大林成为他们攻击的主要目标,出现了一股非斯大林化的逆流。斯大林遭到了诬蔑和谩骂,他领导革命和建设的整个活动被全部否定。有人认为斯大林搞的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什么极权主义,甚至把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与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制度相提并论;有人虽然承认他搞的是社会主义,但是认为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是“变了形的社会主义”,是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社会主义”,是“兵营式的社会主义”,是官僚体制的和行政命令体制的社会主义等等。自然,他制订和实施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也就随着被全部否定。他所创建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被看作僵死的模式而受到批判和嘲弄。自由派和其他敌对分子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是从他们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出发的,目的是改变它,复辟资本主义,开历史的倒车。

  今天,当我们回顾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这段历史时,首先应该指出,这是苏联人民在斯大林领导下进行的目的在于建设美好的新生活的一次伟大实践,具有开创性。社会主义是新事物,是人类的美好理想。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只对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提出一些原则性的设想。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领导俄国人民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制度,但是由于早逝,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只提出了一些设想,没有描绘出具体的蓝图。斯大林继承列宁的事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设计了和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成就,把苏联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这是在人类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时代的伟大创举,具有深远意义,应该充分肯定。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和承认,正是由于它是创举,是新的探索,走的是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无先例可循,无经验可借鉴,这就使得它更加艰难,更加容易出这样或那样的偏差,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某些具体的做法,不能不由于主客观的原因带有某些缺点和局限性。当这一切已成为历史,几十年后再来审视当时的具体做法时,还有可能会发现别的更佳的选择。这一切都不能成为挑剔、贬低、甚至否定当年苏联人民在斯大林领导下进行的这场伟大的探索和创造的理由。对它的大方向和取得的主要成果应该充分肯定,对它的某种局限性和存在的问题和偏差应作实事求是的分析,给以科学的说明,以便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在分析和评价斯大林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时,应该分清两个层次的问题。一是基本社会经济制度,二是具体方针政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斯大林要建立和实行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制度。他在领导经济建设中一直坚持这个方向。他采取的许多具体措施,尤其是限制和消灭城乡资本主义势力的做法,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的这些做法,对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来说具有普遍意义,背离了这个原则,那么建设的就可能不是社会主义而可能是资本主义了。

  至于说到具体的方针政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那么斯大林是根据具体情况作出不同的选择和采取不同的形式的,应当将其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进行考察,然后作出评价。先说一说关于由国家高度集中地管理经济的问题。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需要对经济实施领导,这是毫无疑义的。问题在于如何实施领导。在建设初期,由于缺少启动经济的各种杠杆,国家机关直接抓经济,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这样做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这不应成为不尊重和忽视经济本身的规律的理由,应重视经济本身的特点,不失时机地改进管理经济的机制,在还存在商品生产的情况下,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苏联在这方面是重视不够的。如上所说,斯大林晚年已发现了这个问题,但未来得及进行改革就逝世了。

  苏联进行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能像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那样,由市场来进行调节,而需要实行计划经济,由国家制定统一的计划加以实施。也就是说,它实行计划经济是由经济本身的性质决定的。斯大林对此作过论述,并强调要高度重视计划工作,把发展经济的计划制订好。苏联从二十年代末起,一直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基本上取得了成功。这一点应当肯定。当然,计划工作不免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计划可能会有不符合实际之处,而执行计划的过程有可能发生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不能因此借口这是“指令性的计划经济”而一笔否定。

  在评价斯大林采取的某些方针政策时,应将其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进行考察,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例如他提出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这是苏联处于资本主义包围的环境中为了建立独立自主的工业,而不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庸而采取的决策,无疑是正确的。他也承认轻工业的重要,认为它对改善城乡劳动人民的生活是不可少的,但是他权衡轻重,作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选择,在较短的时间建立了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重视国防工业的发展则是基于他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和估计,他预见到有可能发生侵略战争,决定加强国防,大力发展国防工业,结果赶在战争爆发前初步实现了这个目标。如果当时不这样做,真不知道这场战争将会有何种结局。又如斯大林曾根据“落后者是要挨打的”这个道理提出加快工业发展的速度,提出争取用十年的时间跑完落后五十年到一百年的距离。当时曾有人反对,斯大林坚持这个方针,事实证明他这样做是对的,使得苏联摆脱了被动挨打的局面,赢得了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胜利。由此可见斯大林的英明和高瞻远瞩。

  总而言之,斯大林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是前人从未从事过的伟大事业。取得的成就是第一位的,缺点和错误是第二位的。他所创建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完全正确的,并具有普遍意义,别的国家可以借鉴。他实行的具体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方针政策需作具体分析。有的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是正确的,而随着条件的变化需要作相应的改变。有的只适合苏联的国情,别的国家不能照搬。同时也有错误的东西,其中某些错误在当时已经发现并作了纠正;有的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才逐步认识到。因此在进行评价时,必须从事实出发,采取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理直气壮地肯定取得的伟大成就,同时也不回避存在的缺点和问题。

  苏共二十大后,毛主席曾在讨论一论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两篇文章的稿子时多次谈到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他说:“苏联建设时期,斯大林的基本路线、方针是正确的,应明确加以肯定。有缺点,是难以避免的,可以理解的。斯大林过分强调专政,破坏了一部分法制,但他没有破坏全部法制;破坏了一部分宪法,但民法、刑事诉讼法只破坏了一部分。没有完全破坏。他过分强调专政,但苏联的专政基本上还是对的。民主不够,但也有苏维埃民主。有缺点,有官僚主义,但他终究把苏联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国家,打败了希特勒。如果都是官僚主义,都是官僚机构,怎么能做到这些呢?说苏联是由官僚主义者统治不能说服人。”[36]他又说:“应明确地讲,如果说斯大林主义,斯大林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确切地说,是有缺点的马克思主义。所谓非斯大林化就是非马克思主义化,就是搞修正主义。”他还说:“我们现在要为苏联两个阶段辩护,既为它的革命阶段辩护,又为它的建设阶段辩护。苏联的革命不仅仅是一个民族的现象,而是一种国际现象,是带有时代特点的国际现象。所以无论它的成就和挫折,都是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财富。如果苏联的革命和建设是所谓‘斯大林主义’,这种‘斯大林主义’就是好的主义,所谓斯大林主义分子就是好的共产党人。如果苏联的这种革命和建设是所谓‘官僚主义’,那么这种官僚主义也是好的,因为它取得这么伟大的成就和胜利,可见它不是百分之百的官僚主义。百分之百的官僚主义是绝不会取得这么伟大成就的。所以我们要为苏联的两个阶段辩护,这是我们的义务。”[37]

  毛主席的这些话是在出现第一次“非斯大林化”的浪潮时说的。在这之后,敌对势力一次又一次地批判和反对斯大林,最后搞垮了苏联。尽管如此,今天仍然需要遵循毛主席的遗训,为苏联的两个阶段辩护作为我们的一项义务,批驳敌对势力的种种造谣、诬蔑和中伤,说明事实真相,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这样做不仅可以给后人留下一份宝贵的遗产,而且对我们来说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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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7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46页。

  [②]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7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46~247页。

  [③]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7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48页。

  [④]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7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94页。

  [⑤]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8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12~113页。

  [⑥]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9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57~158页。

  [⑦]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55~256页。

  [⑧]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75页。

  [⑨]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35~236页。

  [⑩]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40页。

  [11]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7~38页。

  [12] 《列宁选集》,中文版,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1页。

  [13]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8页。

  [14]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36~238页。

  [15] 见《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63~165页。

  [16]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65~166页。

  [17]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70页。

  [18]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74、278页。

  [19] 《斯大林文集(1934~1952)》,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0~63页。

  [20]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61页。

  [21]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61页。

  [22]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64~265页。

  [23]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页。

  [24]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12页。

  [25]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18页。

  [26]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26页。

  [27] 见《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47~149页。

  [28]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74页。

  [29] 见《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79、182、184页。

  [30]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73页。

  [31] 《斯大林文集(1934~1952)》,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02页。

  [32] 《斯大林文集(1934~1952)》,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53页。

  [33] 《我们的同时代人》1998年第5期,第200页。

  [34] 见《斯大林文集(1934~1952)》,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02、609、611页。

  [35] 见《斯大林文集(1934~1952)》,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28页。

  [36][36] 转引自《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67页。

  [37]转引自《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78~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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