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A younger Noam Chomsky. Image courtesy popularresistance.org）
1. 伯尼·桑德斯是与你观点最为一致的总统候选人么？
在两大党中，是的。桑德斯在我看来是一名诚实的新政民主派，他的立场不会让艾森豪威尔感到惊奇。他被认为是一名激进的极端主义者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在新自由主义时期，政治光谱是如何极端地向右转的——民主党成了过去所谓的“温和的共和党”，而共和党则转到了光谱之外，很难再把它便是为传统意义上的议会党——顺便说一句，最受人们尊重的保守主义的政治分析家，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著名的托马斯·曼和诺曼奥恩斯坦也把今天的共和党描述为一场“激进的暴动”，认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传统政治。
桑德斯的政策建议也和长期以来的民意一致。比如说，以他对全民医保的呼吁为例。如今，支持这一政策的人，占人口的百分之六十——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数字，考虑到主流社会对其支持之微弱以及这一政策经常遭受的诽谤。这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全民医保长期以来一直有很高的民众支持率。在里根时代晚期，民调显示，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医保应该是宪法保障的权利，约百分之四十的美国人认为这项权利已经写在宪法里了（因为如此明显地，它是一项权利）。奥巴马的医改天一开始也包括一个大多数人支持的公共选项，但在没有进行多少讨论的情况下，这个选项就被丢掉了。当媒体和评论提到这个整体的想法的时候，它们总是说，它“在政治上不可能”——这意味着，对他们来说，民众不重要，只有金融机构和医药公司重要。
（美国总统候选人 伯尼·桑德斯，图片来源：百度）
这个“政治上不可能”的想法很难说是乌托邦。在其他发达社会，以及其他更多的地方，也有类似的事情发生。“在政治上不可能”远比其它选项更值得选择。美国的医保是一个国际丑闻，在人均费用上比其他国家高了两倍多，结果还这样的糟糕。政策失灵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到私有化、高昂的行政费用、官僚化、浪费、牟利等等。与许多指控相反，全民医保也不应该是什么难以实行的东西。比如，简单地说，从放低联邦医保（译注：指美国向65岁以上老人提供的医疗保障）的年龄要求（联邦医保是一个更加高效的体系，如果不通过低效的私有化系统来实施的话，它将更加高效）开始就可以做到。这几乎不会引起任何紊乱，应该很快就能降低政策的成本，并且在取得成功的情况下，还可以一直持续做下去。实现全民医保的另一步，是放弃我认为是美国特有的，禁止政府对药品进行议价的立法——大约百分之八十五的美国人民反对这个。这样的立法使药品价格高昂，同时也给说的明明白白的“自由贸易”协定引入了极端保护主义的限制。医药公司声称，它们谋取的巨额利润，是为研究和发展所必需的，但这种说法是可疑的。经济学家迪恩·贝克就提出了支持以允许医药公司牟取巨额利润外其他更好方式来资助研究和发展的有力论证。
对免费高等教育来说也如此，一样的，其他国家也都不像美国现在这样——从像法国和德国那样有高标准的高等教育的富国，到像墨西哥那样的，高等教育制度精细的穷国。事实上，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美国的高等教育还真是免费的，那时美国还是一个比现在穷得多得多的国家呢。退伍军人法案给许多本没有机会上大学的人提供了教育，这给他们和这个国家带来了很多好处。甚至私立学校，在当时也是人们负担得起的。如今大学学费暴涨的原因很多，其中就包括新自由主义的饿死公共设施计划。但要说呼吁免费高等教育就是乌托邦或激进的，恐怕事实还没有那么明确。
对富人收重税也一样，长期以来，大多数美国人都是支持对富人收重税的，但他们要交的税还是越来越少了，这再一次地说明，我们的民主越来越为富豪统治所取代了。金融交易税也一样，其他很多提议也很难说就是乌托邦或激进的。
2. 在这次选举中，为什么川普会这么成功？
尽管我们没有详细的数据，但是，看起来，川普主要吸引的是美国人口中的这部分人，即受教育程度不高的白人、下层中产阶级和劳动阶级，这些人对这样一个事实——但这确实是一个事实：他们在许多方面都被晾朝一边——感到愤怒、挫败、恐惧和苦涩。过去一代人的新自由主义计划已经对几乎每一个地方的受影响人口造成了伤害，有时伤害还很严重。对此，日益上升的全球性的不平等（不平等的比率已经到了超常的地步）便是许多迹象之一。乐施会就公布过每年的贫困与不平等报告。在2014年的时候，他们发现，大概九十个人就掌握了全世界的一半财富。2015年，这个数字缩小到了62人。同时，每年大概有五百万儿童死于饥饿——也就是说，每小时就有五百个儿童饿死，这是一场可以用现成的资源来轻易挽救的悲剧。在发达(OECD)社会中，不平等最显著的是英语国家，美国就首当其冲。尽管有它独特的优势，但按照大多数贫困和社会正义标准，美国都说是最贫穷的OECD国家之一，与希腊、墨西哥、土耳其同处一个梯队，这一事实因对财富集中的奢侈展示所进一步凸显出来。财富的悬殊自上一次金融危机以来又进一步加深了，约百分之九十的经济增长，落到了人口的百分之一手中。正如媒体广泛报道的那样，如今，全球富人生活在一个不同于普通人口的世界之中。
在美国，新自由主义计划已经导致了大量人口的停止或衰落，它对民主的正常运转造成损害，减少了公益和社会福利。人们不需要阅读学术研究就知道，眼下男性劳动者的真实工资，大约还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那个水平，而财富则集中到很少的少数手中；公司的策略已经转向了到海外去制造；就民众代表无视民众的态度而言，大多数美国人，也在实际上被剥夺了他们的公民权；这样的时期还很多。几年前，学术研究表明，在美国，不投票的人口的社会经济情况，跟在类似国家投票支持工党或社会民主党——这些，使我们的政治体系中没有的，这在某种程度上依然反映着内战——的人口的状况大致吻合。我们也不能忽视至今也未被克服的白人至上和种族主义的深刻历史背景，使人民孤立、孤独，在挤压他们的力量面前感到孤立无援的，一直在发展的社会原子化。在这些环境下，煽动者要煽动针对甚至比他们更惨的受害人——移民、少数族裔、“福利骗子”（这些人被里根时代的种族主义诽谤给妖魔化了）——的仇恨，要激起对从联邦政府到伊斯兰恐怖主义者的威胁的夸张恐惧，是很容易的。
（美国总统候选人Donald Trump，图片来源：腾讯）
我们也应该记住，我们正在见证的事情，也不完全是新的。十年前，杰出的德国历史学者弗里茨·斯特恩，就在著名杂志《外交事务》上，以这样一段话，开启了它对该刊发表的一篇名为《从体面走向纳粹野蛮主义的德国体面人》的评论：“今天，我担心的是美国，那个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给说德语的难民天堂的国家的不远的未来”，他自己，也是那时的难民之一。斯特恩对希特勒在适应“传统基督教形式”的“半宗教式的政治变形”中诉诸他作为“德国救主”的“神圣使命”来统治一个致力于民族的“基本原则”的政府——根据这个原则，“基督教是我们民族的道德根基，家庭是民族生活的基础”——的评论所隐含的针对我们此时此刻的含义，是每一个读者不可能觉察不到的。正是希特勒对“自由主义的世俗国家”的敌意（多数清教神职人员也共享这样的敌意）驱动了那个历史进程：在此过程中，针对去魅了的世俗世界的怨恨，在狂热的、非理性的逃避中获得了救赎。
那是十年前。今天，这些话读起来难免引起更加不详的回响。
比较一下眼下的困境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我的年龄足够大，所以我还记得当时的情况）也是有用的。客观上说，那时的情况比今天糟糕得多。主观上说，二者大不相同，甚至从我自己的大家族来看，我也可以看出这点，当时我的许多家人是所受教育有限的失业劳动阶级。尽管境况凄凉，但他们还是抱有希望，相信我们会共同走出困境。截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劳工运动实际上已经被——很大程度上是被武力——粉碎了，但在三十年代，随着CIO的组织、以及激进的劳工行动的出现（它们协助引入一个有足够同情心来着手重大社会改革的行政班子），劳工运动又重新组织起来了。工会也提供了各种形式的联合与互动，包括教育和文化机会。也有一些活跃的政治组织——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等等——积极参加劳工和民权运动以及普遍的智识生活（当时许多劳动阶级也参与了这些活动和生活）。商业出版物警告人们注意“大众正在上升的政治权力”对“工业主义者的危害”，但它们没本事逆流而行，尽管到三十年代晚期时有过反动，并战争结束后又卷土重来。这里不时回顾在那之后发生了什么的地方，但我要指出这样一个后果，那就是，三十年代时人们心中的希望，和激发这种希望的社会斗争及其成就，在今天，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恐惧、绝望和孤立给取代了，这就给川普现象敞开了道路，而川普现象，理应引起深切的关注。也许，关于他参选的最好的评论，是与川普相比，科鲁兹甚至更加危险，而其他像卢比欧那样的共和党候选人，对美国和世界的威胁也不小——至少，如果他说话算话的话。
3.在你看来，实现巴以和平的最好道路是什么？还是说，如果不存在一条最好的路，一条好路的话，那么，在你看来合适的道路是什么？
在巴以问题上，通往和平的最好道路，在1976年联合国安理会上三个阿拉伯“对抗国”（埃及、约旦、叙利亚）提出的决议草案（译注：这一决议草案应是指S、11940，该草案被美国投票否决，同年3月、6月被美法美否决的决议草案S/12022和S/12119也值得参考）中已有概述。该决议呼吁依据国际认可的边界（绿线）以两国方案解决巴以问题，保障两国——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安全、被认可的边界内和平、安全存在的权利。绿线是一条停火线，故可接受与当时美国官方立场一致的“小范围的、由双方共同作出的修订”。
1980年，美国再次否决了这一决议（译注：指S/13911）。
不久之后这一解决方案就成为除以色列和美国不接受外的压倒性的国际共识。美国形式上接受这个想法，尽管给它加上越来越多的限定；在实践上，美国是拒绝这个结局方案的，它全面支持以色列在占领领土上开展的，眼中违反国际法，甚至明确违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各项计划。1988年，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正式接受这一解决方案。以色列的联盟政府（利库德集团和工党联合执政）回应宣称在约旦和以色列之间不可能再“多出个巴勒斯坦国”（以色列宣称约旦就是巴勒斯坦国，它才不管约旦人和巴勒斯坦人怎么想），占领领土的命运，将在以色列政府的指导下决定。华盛顿事实上支持了以色列“贝克计划”中的立场。
接下来我不会再对后来的历史进行回顾，但除此之外还有一条路。
现在人们一般认为之前提到的那个选项已经死掉了，因此我们应该追求“一国方案”，让以色列正式吞并巴勒斯坦的领土。以色列害怕的是所谓“人口问题”——即“犹太国”里阿拉伯人太多，而这些人不久之后就会成为“一国”中的多数。支持巴勒斯坦人权的人则论证说，巴勒斯坦人应该在一国内追求公民权利（平权），展开反对隔离的斗争。
这个论证从几个方面来看都很有趣。首先，它认为，即便得到了压倒性的国际支持，两国方案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必须呼吁实际上没有得到任何国际支持的一国方案。更严重的是，这一论证不承认第三个选项：即，以色列正在我们眼前做的，并经常是得到美国的军事、经济和外交支持（比如说，否决联合国决议，甚至是呼吁贯彻美国官方政策的决议，就像奥巴马在2011年2月所做的那样）下的事情。这个太过于现实主义的选择的性质是不明确的。加沙么，就让它烂掉好了，就好比它是个监狱。以色列将保有非法吞并的，属于叙利亚的戈兰高地。在西岸，以色列将拿走一切它认为有价值的土地，而避开巴勒斯坦人口集中的地区，并把巴勒斯坦人逐出它定居和发展使之与以色列本土相连的基础设施的区域。以色列还将继续霸占大耶路撒冷，一个比历史上的耶路撒冷要大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区域，吃掉先前的阿拉伯村落。可以推测，它还将占领约旦河谷地区，它在系统地占领这个地区的同时，已经在频繁地驱逐巴勒斯坦人了。在这个大以色列里不会有什么“人口问题”：事实上，随着这些区域向以色列的整合，犹太人的比例还上升了呢。
那些呼吁一国方案的人，实际上是在不明智地支持大以色列政策。
我个人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来就一直提倡，现在也依然提倡的方案是：一个国家，两个民族。但我强调的是：“提倡”。在提议和提倡之间，还是有实质性的区别的。我们可以提议，所有人和平相处，但只有在我们划出一条从这里到那里的路的时候，提议才上升为提倡。据我所知，今天，只有一种真正提倡一国方案的提倡：分阶段，从两国国际共识开始，走向更近的整合——在环境和人民利益相适应的情况下进行商业的、文化的、政治的整合。这能够导向联邦制的安排，也许，还可能是更密切的整合。继而，整合将继续向区域的维度发展。我们没有理由去对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的边界顶礼膜拜，确实，这些边界也开始在区域中消亡了——就连消亡的方式，也是有吸引力的。
这一切在事实上可能么？如果不可能的话，我恐怕，我们将看到的，就会使美国支持的以色列方案了——那个最可行的选择。人们常说两国方案不再可能了，但我不认为这点是明确的。它在实质上取决于美国的政策。它也不是刻在石头上的。在这个问题是，美国的公共舆论一直在变，特别是在年轻人那里。这些倾向，会导致这样的结果，比如说，一场实质性的要求美国贯彻自己的法律——《莱希法》，这一法案相当明确地禁止美国对以色列提供军事援助——的民众运动。它们也可能给华盛顿造成来自民众的压力，迫使它跟上欧洲正在迟疑着迈出的步伐（数年来，重大人权群体和正在成长的民众组织一直在呼吁它这样做），对以色列进行各种制裁。如果美国撤回它对占领的有效支持的话，以色列——哪怕勉强——同意美国的要求，就不是不可能了（就像过去经常发生的那样）。如果以色列的军队（以色列国防军）撤出西岸的话，那么，那些乌泱泱的定居者就很可能会选择离开他们在该领土上领着补贴建设的非法的家，回以色列境内的家去领补贴了。如果还有人想继续留再巴勒斯坦国的话，那也应该是他们自己的权利。
这一切在多大程度上可能发生，我们只能猜测。但我们应该意识到可能的选项是哪个：那就是，在美国战略性的，同时也是实质性的支持下，继续贯彻以色列正在执行的那些计划。
（quora页面，来源：quora）
4. 语言学作为一个学术和智识领域的未来是什么？
我把这些问题（这个问题，以及，是什么使语言学和自然科学，如化学物理学生物学一样重要）放到一起来回答，其他也一些问题也可以涵盖进去。
人在许多方面与其他生物有机体有着根本的不同。这些差异中最巨大的——很可能也算是其他一些差异的根源——在于，人的语言能力。这点，是在整个人类思想史上都得到承认，也为当代科学所承认的。因此，研究人类演化的著名科学家之一，伊恩·塔特索尔就写过，与人们一度相信的相反，“这点变的越来越明显了，即独特的现代[人的]感受能力的获得，是一个意外的、新近的事件[而]对这种新的感受能力的表达，几乎肯定是在这样一种发明的重要支持下完成的，这个发明也许是我们现代的自我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语言。”对人类的能力加以细致的考察我们就会发现对这些结论的明确的肯定。因此，如果我们对理解自己、认识自己——自古希腊以来，这就一直是人类的思想与研究的最高目标之一——感兴趣的话，那么，我们就会想要去理解人的语言能力及其表现。
（乔姆斯基代表作《句法结构》）
这个主体一直是自古希腊和印度（文明出现以来人类）数千年研究的一个主要焦点。人类也从这些研究中学到了许多。但自二十世纪中期以来，我们所学到的关于语言的东西，远远超过了过去我们的理解。在这些年里，我们对类型最广泛的多种语言进行了广泛的研究，研究之深入程度也是前所未有的，而我们提出的问题，甚至是在不久之前都不可能被想到的，我们得到的回答也是惊人的。而且，人们也重新开始研究语言的习得与使用，这些研究也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我们还研究了语言与计算机科学的互动——这又进一步丰富了这两个领域。语言学与脑科学的互动也有着充满希望的前景，这方面的研究将整合新的技术，给我们带来对语言过程的基本性质的新认识。在这里我甚至都不能试图去回顾这些主题（因为太多太丰富），但我认为，这么说是公道的，即，实施将证明，近年来正在成型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将是未来几年里最令人激动的研究领域，它能够给经典的研究、思辨和思想问题以眼下正在浮现的新问题带来新的、重要的洞见，并对人类研究和更普遍而言的科学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责任编辑：柳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