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破土编者按】6月24日至25日，北京师范大学与北京语言文化大学联合召开了“生活新样态：教育观察与文化研究”国际研讨会。吕途、孟登迎和潘家恩等文化研究学者、实践者于25日上午第一场“文化教育：实践与反思”论坛中作出了发言，陶东风教授作评议，会议现场讨论激烈。会议结束后，陶东风教授就会议讨论内容专门撰文批评。吕途等参会者亦对陶教授的批评进行了回应。回顾这场引起学界关注的论战，有以下三大争议焦点：关注农村、新工人的文化研究者们是不是只批评资本而放过了公权力？如何认清资本与公权力的关系；在当下的中国，我们能否绕开国家与资本，进行工人自主的实践，进行乡村建设；乡村建设，合作社、新青年公社等团结经济是不是农村的出路？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团结经济？学者们争论的这些问题不仅是学界亟需厘清的，也是关心农村、关心底层群体的读者们在思考中不可避免会遇到的。针对这些问题，破土特撰此文进行回应，也欢迎持不同观点者参与讨论，来稿请发送至破土邮箱groundbreaking@126.com— G R O U N D B R E A K I N G — 陶东风教授在《不敢说真话，但至少不要说假话——有感于某些新左派的文化研究》一文中指出今天许多显示左翼立场的“文化研究者”仅仅对“笼统”、“抽象”的“资本主义”进行批判，而不去追问资本如何在具体的社会环境、权力和政治体制中运行。陶东风教授无疑是以偏概全，事实上在文化研究领域中，早已有大量的农民工研究超越了他粗浅的批判。其实，对于任何的批判性学术写作而言，如果对“资本”和“权力”的批判是停留在笼统、抽象的层面，那这根本算不上一个“研究”，更别说是“文化研究”。任何一个持有左翼立场的人，就是站在社会被压迫的大多数人的立场上，对压迫人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进行鞭辟入里的分析、挑战和颠覆，这一立场也承载了中国社会革命的传统。当然，在世界上不同时空中运行的资本主义都有其特殊性，世界上的苦难也都千差万别。处在不同的性别、阶级和族群关系里，人们遭遇的苦难不尽相同。但这绝不意味着全球资本主义没有共通性，也不意味着苦难没有共通性。因为不同的资本主义之间不是孤立的，不同的人之间也不是孤立的，尽管我们总是觉得“他者”的处境和世界与自己无关。陶东风教授指出，今天我们需要把公权力的分析加入到资本主义批判中，因为中国的资本是和权力密切联系、纠缠在一起的。陶教授这样教导我们，好像我们不懂这么简单的道理。与陶教授的理解不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本意并不是简单地把“批评政府加入到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当中”，而是去考察并揭露“资本增殖过程中发现被掩盖了的社会关系”。这其中就包括，资本不可能脱离、也不会独立于国家权力的运作，这不是中国的特殊性，而是全球资本主义的普遍性。今天世界各国的国家机器就是资本和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富士康在短短20年里在中国的快速扩张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在中央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中，从国企主导到国家、外国和地方私人资本相互竞争的转变中，地方政府把吸引新的投资和生产项目作为首要工作，以刺激经济增长和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利用这一历史机遇，富士康赢得了稳步增长的机会。从1988年到2014年间，富士康先后建立了超过30个生产中心，这些生产中心分布在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和其他16个遍及整个中国的省份。在资本与权力的合谋之下，以招商引资作为幌子，富士康以及其他外资企业迅速在中国建立基地，正是在国家机器的推动下，建立起一个完整的供应链——从原材料提取、生产过程到最后的组装。随着在北京、上海等其他大城市的扩张，富士康获得了当地政府的许多重要补贴。例如，上海为富士康提供了一大片土地，并配套道路和其他设施，包括光缆、水、电力和天然气。富士康非常迅速地在中部和西部落地，河南省和四川省政府大量为其投资基础建设，补贴企业搬迁。富士康如鱼得水，郭台铭热烈赞扬政府，“当地政府部门启动项目的高效率，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富士康将继续追加投资，把厂房建成富士康全球重要的生产基地”。成都郫县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变为富士康的招工报名点，为富士康免费招工。政府更是把富士康招工作为一项行政任务。各级政府职员都有一个要完成的招工配额。富士康，成为全球最大的世界工厂，这在历史上是首创的。但这一首创的条件，如果没有国家机器的推波助澜，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在今天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乃至整个资本主义扩张历史中，国家机器就是资本的代理人。在“民主”国家，资产阶级透过各种媒介以操纵民主选举的方式把民选政府变为他们的代言人，以至于今天的选举中，人们只能在为“A资本集团代言”的候选人与“为B资本集团代言”的候选人中抉择。而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代表人民利益的先锋党，由于往往缺少民主监督，缺少群众力量，蜕化为“以权谋私”的走资派。他们代表的不再是劳动人民的利益，而是少数权贵资本的利益。当国家机器成为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它转为全球资本主义的核心构成部分。吕途在与陶东风的论战中承认：“我是一个鸡蛋，我不想去碰石头，我想去孵出小鸡来。”吕途在这里说的“石头”，就是国家机器。她以为可以绕开“石头”，进行一种工人自主的实践。但面对今天非常严峻的劳资矛盾，即使你不想碰石头，石头也会扑面而来！我们可以看看一位建筑业女工的遭遇。2014年12月底，到了周秀云的儿子领工资的时候。一年到头，每月数千的工资就像一块吃不到口的肥肉，等着年底才能尝上一口。但是开发商就是不知什么原因，一拖再拖，迟迟都不拿出钱来。于是，他们决定到工地上问个明白。但很快，就传出了周秀云的死讯。她的死伴随着着一张震惊四座的照片出现了：一个膀大腰圆的警察趾高气扬地站着，踩在躺在地上的、瘦弱的农妇头发上。这件事很离奇：明明是房地产开发商欠着工人的工钱，为什么最后打死周秀云的，是一名警察呢？但这件事又很平常：时至今日，资本与公权力的结合早已司空见惯。两年过去了，当我们见到周秀云女儿的时候，她的内向、沉默、隐忍，很难想象她曾经在母亲致死案件审理的法庭门口哭嚎、控诉，因为所谓“原告旁听席位受限”，就把她扔在法庭外面，合法地拒绝她去看看打死自己母亲的人怎么狡辩。周秀云只是一个最普通的农村妇女——照顾家庭、打工、攒钱买房子、养育子女，一切的生活都可以很美满，她想躲过这些血光之灾，可以吗？周秀云的女儿只是一个最平凡的女孩子——读书、打工、交朋友，她想躲过外界的纷扰，可以吗？都不可以。她们都是鸡蛋，不想碰石头，只想孵出小鸡。但事实却是，鸡蛋碎在石头底下。周秀云的故事不是个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9年全国农民工监测报告，当年以受雇形式从业的外出农民工中，与雇主或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占42.8%；然而，同样的数据到了2015年的全国农民工监测报告，与雇主或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的农民工比重为36.2%，6年过去了，劳动合同签订率不升反降。按照2015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7747万人来算，有近1亿8千万的打工者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而这背后，就是上亿位周秀云这样的母亲和家庭。国家出台了劳动法，目的在于保护劳动者权益。但今天，资本在中国，已经有能力绑架国家机器，凌驾于法律之上，把劳动法当成踩在脚下的一张白纸。当资本在公权力的土壤上成长为一个肥硕的怪物，就能不断吞噬着周围所有劳动者的劳动成果，我们真的可以躲过吗？ 至于更不愿意碰石头的乡建运动，到底有没有可能解决农民工和三农问题呢？
1980年代初，农村率先启动市场化改革。九十年代，国家与资本合谋，调整农业政策，开始推动土地流转，将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流转出去。截至2015年，全国土地流转面积已经达到3.8亿亩，占全国耕地面积的28.8%，比2008年底提高20个百分点。资本直接介入生产各个环节。就算农民愿意死守一块土地，能够帮上多大的忙？今天的农业生产已经高度资本化了，种一亩地，需要投入大量的农药、化肥，而农资的价格突飞猛涨，不断挤压农民的利润空间；农民要请农机专业户帮忙旋耕土地、播种、收割，也都需要支付很大一笔服务费。种地的成本越来越高，农产品价格却越来越低。加入WTO后，我国农产品关税降至全世界最低水平，国外的玉米、大豆大量进口，严重冲击国内市场，国内粮食价格受到打压。今年，中国三大主粮收购价全线下跌，这可能会造成农民收入损失千亿元。以前，种植粮食作物，利润低，但比较稳定，市场风险小，现在种植粮食作物已经出现亏本的情况。过去十来年，中国农村加速分化。农业龙头企业、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迅速兴起，凭借资金、技术、市场等优势攻城略地，抢占优质资源。国家的农业政策却是扶大不扶小，扶强不扶弱。这样就是帮助了资本在农村开发出新空间。分散的小农户面对高度资本化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没有平等竞争的基础。小农户虽然形式上保持了独立自主的市场经济主体地位，但在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都依赖于各种各样的资本主体。小农所能承担的，只是资本不愿意进入的生产环节。这样的小农，实际上是在为资本打工。最后，资本轻易就可以收割小农们辛辛苦苦奋斗了很长时间才积累的劳动成果。这一来，农民就彻底无产阶级化了。正是生存的压力迫使农民外出打工。不得不出来打工，不得不面对不签合同境遇，不得不被欠薪、即使工伤也了得不到好的赔偿，这就是一个典型而又普通的中国新工人的命运。他们可能认识到了资本对他们的必杀技，他们可能已经真切地面对了政府和资本的联姻对他们的压迫，但是他们无法逃避。梁漱溟式的乡建运动，以为可以不触碰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本矛盾，不处理公权力的问题，不处理大小户之间的矛盾，就可以避开风险，以免硬碰硬，这会不会无异于海市蜃楼？左派需要面对的真问题，不在于逃避经济矛盾中的权力关系，而是不畏惧于这个威力，团结起来去抵抗。如何认清资本与权力制度的关系？劳动者到底如何团结？如何抵抗资本霸权？比起脱离实际的学院研究，和逃避矛盾的小农梦境，这些问题更为紧要。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今天，走过三十年多年的改革开放的中国，已经出现GDP增长放缓、产能过剩、劳资冲突加剧、三农问题等危机。危机当前，劳动者自然首当其冲。一些学者提出“团结经济”或“社会经济”（如合作社、新青年公社等等），可以作为应对危机的办法和可能出路。但是，联系我们在前面提到的国家作为资本代理人、国家与资本合谋的强大力量，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团结经济”？我们又应该如何实践“团结经济”？一个基本的误读是认为，“团结经济”可以绕开公权力来实现。无论在中国历史上梁漱溟乡建运动的失败（请参考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对话），还是当下国际范围内工人合作社运动的经验，都充分告诉我们：活在一个全球资本主义社会下，资本和权力的合谋无处不在。除非有相当的历史积累（如集体村庄），一个另类的生活空间是不容于国家和市场的。要开拓出一个新的生活空间，就不得不与资本和权力产生正面的碰撞。能成功存活下来的“团结经济”，都是抗争的结果，没有任何侥幸。我们不妨参考本世纪发生在阿根廷的工人“接管工厂运动”。阿根廷的“接管工厂运动”，是公开冲击公权力、警察、私有制和资本利益的成果。20世纪90年代，阿根廷总统梅内姆大力推进国企私有化、金融自由化、贸易自由化和社保私有化等新自由主义改革。当时的阿根廷比索大幅升值，使得国内工厂的国内外市场萎缩；同时，贸易壁垒被拆除，弱小的阿根廷工业在国际大资本面前不堪一击。2001年经济危机之后，阿根廷失业率一度达到19.6%。新自由主义改革和经济衰退造成失业率大增构成了接管运动的基本背景。另外，阿根廷土地归私人所有。在新自由主义改革期间，大量土地被外国人购买（占其全国农牧业用地的8%左右），同时土地集中化加剧，失地农民剧增。在这种形势下，工人既没法到农村谋生，在城里又基本不可能再找到工作。在普遍失业的大背景下，工会基本丧失作用。勇敢的工人们不愿意向现实屈服，越过陈旧无用的工会组织发展出了新的生存策略——“接管工厂运动”。接管工厂的时候，工人往往面对的是成千上万的警察，他们代表国家和法律来保护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工人冒着监牢之苦甚至生命危险，来保护自己的工厂，进行勇敢的抗争，最后才取得接管工厂的权益。无奈之下，阿根廷政府承认这些被工人接管的工厂成为工人合作社。工人合作社中真正起作用的是工人大会。工人在没有资本家或老板的情况下，自己管理一个企业单位，扁平化地组织工作，集体决定合作社的劳动过程、生产规范、剩余使用等等。相对于资本主义企业，合作社的集体管理意味着其内部劳动过程的合理化、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平等化和管理决策过程的民主化。在工人权益保护方面，合作社常常利用集体的工作时间、空间和组织来举行各种活动，增进工人内部的团结。合作社也为当地社区提供场地和设施供居民进行文化活动，为低收入群体开办学习班，和其他社会组织一起为社区组织捐赠等，促进了工人社区的文化和社会建设。然而，反动势力的强大和外部环境的压力，使得初见起色的合作社一直在重重危机中惨淡经营。这些合作社的起步往往一穷二白：倒闭的工厂、养不起家的失业工人、老旧的设备、资金缺乏、国家介入缺乏、商业欺诈等等。尽管有合作社工人的不懈努力，但是多数合作社并未能按照最大可能产能进行生产。由于工厂的机器设备状况不佳、资金缺乏、行政管理人员弃厂逃跑等等，合作社很难扩大生产，工人也需要自己为产品找销路。缺乏运营成本、小规模生产、销路受限等多种原因使得相当一部分合作社不得不沦为合约加工厂。外部的老板常常伪装成客户，拿走了企业的大部分剩余。结果，这些被接管的工厂往往比私营公司工资更低、工时更长。而在国家和公共舆论层面，资本主义逻辑仍占据主导地位。阿根廷政府没有巩固工人自我管理的明确政策，也没有提供针对工人在实际情形中从事集体管理的培训项目。工人合作社对劳动过程的改进也缺乏国家和科研机构的支持。可见，工人合作社，或者说，“团结经济”本身，不是一个隔离于国家机器和资本压力之外的孤岛，而是一场实实在在的社会运动。既然是社会运动，就必然重视经济生活模式的运作、重视隐藏于经济活动背后的各种利益和社群关系。已有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只着眼于追求狭隘的个人利益和利润，作为反抗的“团结经济”也因此提倡以人为本、社群之间的互助合作及团结精神。但最重要的是。“团结经济”运动还要求参与者分析不同的社会价值及经济价值到底应如何取舍，并最终以“互助合作”及“民主参与”推动运动持续发展。所以，“团结经济”不仅直面现有的不合理结构——无论是国家机器还是资本霸权——而且要通过参与者的另类经济生活实践，挣脱所有桎梏劳动者生存和发展的枷锁。这种另类的经济生活实践，依赖的不是躲进小楼成一统，或者少数人的一言堂，而是一个以参与者为主体，共同塑造愿景和实践的过程。也只有在这个过程中，参与者才有可能“决定自己的命运”，过上“有主动性的、创造性的、有尊严的公共生活”。如果说曾经存在过国家机器对劳动群众威逼利诱大获成功，而有“岁月静好，现世安稳”的“和平年代”，那到了劳动者工作找不到、饭都吃不饱、房也住不起的危机年代，不去直面这个吃人的结构，可能吗？我们当然支持“团结经济”落地，因为这不仅是劳动者对现行经济运作模式的直接抵抗，而且是用行动在探索另一种未来的可能性。作为社会运动的“团结经济”，既是对现行制度的一种挑战、抗争，也是一种自我组织、自我团结、自我启蒙的新尝试。如果有人想绕开权力来想象和实践孤岛，终有一天，孤岛也会被汹涌的海水无情吞噬。责任编辑：霍青桐 图片编辑：Negation.N 图片来源：Yasmine Gateau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