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媒体和学界把“走出去”到非洲投资和打工的中国人放在一个二元对立的框架中，“或为掠夺者或为伙伴，或为朋友或为敌人，或为同志或为宗主” （Wasserman， 2012）。在西方研究中非关系的一些文献中，“非洲是中国待宰的羔羊”这样的标题十分常见（Prashad， 2013）。西方的主流叙述在聚焦“中国在非洲”时，把非洲当下面临的一些重要问题归咎于中国对非洲人的种族化（French， 2014）。

　 　把种族作为一个范畴，以此来制造、归类或解释社会差别和等级，就是把社会差别和等级种族化。这样的种族化确实已经影响到了在非洲的中资企业和在非洲的中 国侨民（指侨居他国的中国籍人士），但实际情况却不是像西方论述所显示的那样，本文将对此进行讨论。到目前为止，关于劳工种族化的研究主要是以西方国家， 以及西方资本在发展中国家的工厂为场景。本文将首次审视中非交往和劳动关系中种族化的形式和特点。

　 　所谓种族化，是指某些群体或群体性活动、行为被赋予种族的含义，这样的社会文化建构使得这些群体遭受种族化的等级差别和与之伴随的不平等的待遇 （Song， 2004；Omi and Winant， 1994：14）。虽然世界史上“我族”／“他族”的区分由来已久，以某种血缘、文化、政治或宗教等等来区分，边界不一而足。而作为现代意义上的“种族” 概念却是近代的产物。英国一位族群问题研究专家曾对种族化做过这样的阐述：

　　人 类有种族区分的观念实际上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发明，它随着基督教的新教在世界上的传播而产生广泛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西方人制造了种族……在某 种意义上当代的种族化仍然坚持以早先生理特性为基础的表述——其实是错误的——来部分地合理化某些群体所享受的特权或弱势。（Banton， 2005）

　 　社会学家罗伯特•迈尔斯（Robert Miles）曾深入研究战后英国白人对来英国的新联邦移民的态度。他发现，英国的精英阶层一度将这样的话语合理化：巴基斯坦和加勒比的工人智力低下，同时 缺乏社会责任感，所以只能从事那些卑贱，且工资超低的工作（Miles， 1982：167-169）。种族化就是利用移民在身体和文化上的一些特征来使白人对他们的负面态度以及对他们的劳动进行剥削合理化（Kemp， 2004）。显然，种族化并非从来就有，而是“某一社会结构的产物，通过政治组织完成，并具有意识形态的表述。”（Green and Carter， 1988）。

　　然而，在非洲的中国人却不能和迈尔斯描述的英国白人相比。首先，在非洲的中国人本 身是客居者，是在客居国的默许下存在的，要遵守和服从客居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其次，他们来自一个奉行“不干涉政策”的国家。有些中国人与非洲人会利用 文化上的差别对对方进行种族化的建构，不过，正如一本商业期刊的报道所言，“对于所谓（中国人）骑在当地人头上作威作福的说法，中国人往往付之一笑” （China / Sub-Saharan Africa Business： One amomg Many， 2015）。我们在数十个非洲国家对中非雇主和雇员做过450个左右的访谈①，这些访谈显示没有中国人，也没有非洲人认为中国人在非洲像老殖民者一样。我 们的访谈调研，以及我们在赞比亚对350名中国人的问卷调查和对非洲十个国家2000名大学生和教职员工的问卷调查，加上我们的文献研究，构成了本文所述 观点的事实依据 （Sautman and Yan， 2009； Yan and Sautman， 2013）——我们认为，与其他学者研究的，基于北部国家在南部国家投资开厂中的种族话语相比，非洲中资企业中，在非洲的中国侨民中有种族话语，但是没有 在企业制度上实行“劳工种族化”。本文将分别讨论种族化和劳工种族化，然后在中非交往的场景中进行分析和评估。

　 　种族化可能涉及整个群体或一些个别的议题。比如，墨西哥裔美国人就被“种族化为一个去人性化的、弱势的他者团体”，而且“他们从经济等级结构中的中间位 置不断下滑而逐渐沦落为下层阶级”（Massey， 2009）。在马来西亚，占人口多数的马来人与人口较少的华人之间的族群关系一直有张力。因马来西亚的穆斯林将人与猪的接触视为不洁，所以马来西亚的穆斯 林的精英“对华人养殖户的养猪行为及他们与猪的‘关系’的批评，其实就是他们将整个华人团体种族化的一种隐晦方式”（Neo， 2012）。而在美国，医疗改革也被种族化。20世纪90年代，当克林顿总统提出医疗制度的改革时，曾经获得白人和黑人的广泛支持。可是，当奥巴马总统重 提医疗改革时，白人的支持率却大幅下滑，因为他们认为医疗改革只会让黑人受惠（Tesler， 2012）。在澳大利亚的所谓“少数族裔的团伙事件”中，即便非洲移民是种族暴力事件的受害者，媒体也会附和警方，把非洲难民种族化为“问题群体” （Windle， 2008）。而西方主流和一些非洲媒体对非洲华人的种族化，则从薪酬与工作环境安全等一些较为具体的问题开始，演变为西方和一些非洲地方政治势力对整个华 人群体的攻击。

　　社会群体的种族化不一定是单面的。在芝加哥，相较于在当地居住时间更长的白人居 民来说，美籍华人会被看成“无法同化的外国人”。不过，相较于贫穷的非洲裔和拉丁裔美国人，华人则又会被塑造为“模范少数族群”（Lan， 2006）。在非洲，许多非洲人觉得中国人要比白人和印度人更加“老外”。不过，也有一些非洲人将中国人视为勤劳的典范。

　 　被种族化的，也并非仅仅限于雇员；雇主亦会被种族化。比如，在洛杉矶，并非只有雇主才抱有强烈的种族或族裔偏好和偏见。在哪类人会是最糟的雇主这一问题 上，拉丁裔的家政工们会很快达成这样的共识：他们依次是亚美尼亚人、伊朗人、其他亚洲人、拉丁裔、黑人和犹太人…… 只要不是白人雇主，似乎都有可能被认为小气、滥待他人和压迫成性，必须尽量避之（Hondageu-Sotelo， 2001：57）。

　

　 　这些来自拉美国家的移民工人内化了美国主流社会的族群偏见，将那些非美国或非白人的雇主种族化，比如，他们会将犹太人视为小气，将华人视为专横，将黑人 视为懒惰等。不认同这些偏见的工人，“会被其他拉丁裔女佣更大声的，通常是彻底指责的声音所淹没……”（Hondagneu-Sotelo， 2001：57-60）。在非洲，有些非洲人并不赞同用种族化的方式看待中国人，但是在有些国家当地政客会施压，推动建构社会共识，即“中国人”就是问 题。

　　在下一部分展开讨论之前，我们需要指出，讨论中非交往中的种族化，必须注意到两个历史-结 构性的特点。 第一，中国侨民在非洲的地位使得他们没有条件在非洲制造公开的种族化话语。中国人到非洲的历史并不长，在非洲的中国侨民不仅缺乏政治力量，而且在非洲各国 也没有决定性的影响或文化上的优势。尽管不少中国侨民私下里，在自己的社交圈里，甚至有些中方管理人员在工地上对当地非洲人表现出这样或那样的偏见和歧 视，但中国侨民在客居国没有地位来制造一种社会公众话语去矮化接纳他们的主人。假如中国侨民对非洲人进行公开的种族歧视，那也会为中国政府所不容，因为中 国政府需要非洲的政治支持。相反，非洲各国政府有能力规范中国侨民的行为，非洲的一些精英有政治资源和组织能力在当地的公共话语中种族化中国侨民，甚或威 胁驱逐他们出境。

　　第二，中非交往之间的种族化不是二元关系，其实在中非没有交往之前，就有了第 三者。自近代中国启蒙运动以来，西学东渐，西方的种族化图谱或多或少地提供了十九世纪晚期以来中国精英对世界人口种族化的认知，尽管这些认知后来被二十世 纪革命的话语淹没。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当中国主流的“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经历再启蒙的时候，西方的种族化图谱再次成为很多中国人对全 球化认知的一部分。而在非洲，因为西方势力和西方话语从殖民时期到后殖民时期的长期存在，非洲人对中国人的认知，也或多或少地借助了西方的媒介。使事情更 加复杂的是，西方对世界的种族化不仅是近代中国“启蒙”和非洲殖民现代性的贡献因子，而且在当前的中非交往中，西方势力和西方主流话语仍然在场。西方主流 话语对“中国人”的种族化不是无声地、隐身地、历史性地“在场”，而是有声地、显性地、当前性地“在场”。这使得中非交往场景中，参与种族化的行动者和种 族化的建构相当复杂。

　 　中非交往中的种族化由以下社会行动者参与建构：在非洲的中国雇主和工人，在中国的中国人，中国公司中的非洲人，非洲及西方的政客、媒体和知识分子。他们 的观点和行动形成“交错重叠的种族化叙述，其间夹杂着多个层次的种族间关系的复杂性，这些关系可能同时涉及对抗与合作”（Lan， 2006：33）。以下对其中的参与者作简短描述。

　　西方主流话语往往在尚未对非洲劳工进行调查 之时，就将种族化的问题单方面地归咎于中国雇主，指控中国人在文化上倾向于雇用亲属而不是非洲人（McGreal， 2014）。在非洲当然有中国侨民的家庭店铺和中小型的家族企业，但是这不是全貌。即便在非洲那些较为发达的国家也都有技能短缺的情况，然而绝大多数在非 洲的中资企业实际上已经实现了劳工的本地化（Sautman， 2015）。尽管在非洲数以千计的中国雇主中存在着种族主义者，不过，美国记者曾提到这样一种现象，“中国人的种族主义，主要是在言语方面。”一个在南非 种族隔离时期移居该国的台湾老板，谈及非洲工人，他悄悄地用英文告诉我们说，“You can take them out of the jungle， but you cannot take the jungle out of them”（你可以把他们从丛林中带出来，但你无法将丛林从他们身上带走）。这句话不是他的原创，而是种族主义者中流传的一句话。一方面，这位台湾老板有 私下的种族主义言论；然而另一方面，他没有，也无法在他的公司推行种族主义。他在南非的物流公司目前拥有一千名左右的当地雇员，却只有五名华人雇员。如果 说他的公司存在种族主义的话，那么可能是黑人的升迁会面临“玻璃天花板”效应。在赞比亚，曾在中国援建的纺织厂当经理的中国人告诉我们他听来的顺口溜，说 非洲人“身上三块布，经济靠援助，吃饭靠大树，工作tomorrow（明天）。”不过，同样是这个经理，却给当地工人相对慢节奏的劳动做了一个非本质化的 解释：赞比亚人均寿命50岁，疾病使很多非洲人寿命较短，因此非洲人往往活在当下。

　　在非洲的中 国侨民较少像西方人那样从生物学或文化本质角度进行种族化的叙述。从生物学角度进行种族化的，比如《纽约时报》科技版的资深编辑尼古拉斯•韦德 （Nicholas Wade），他断言非洲人的基因结构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会在时间偏好、工作伦理和暴力倾向等方面生性多变”（Mailonline， 2014）；法国总统萨科齐亦曾声称，非洲人的生活方式缺乏未来的指向，还说“他们并未完全走进人类历史”（Reuters， 2007）。与此不同的是，中国人的种族化叙述更多地运用“素质”这一概念，“素质”的高低由守纪、诚实、勤劳等品格和技能来体现。中国雇主可能会说非洲 人懒、素质低，这是指他们的劳动积极性和技能相对较低。素质概念不像从生理学角度进行种族化那样有所谓的“确定”性，其指涉范围比较灵活，而且素质不仅被 用于种族区分，还常常被用于表述城乡差别或其它社会差别（Yan， 2014）。中国精英既常常批评中国农民工素质低，也评估欧洲人，以及非洲以外的其他社会群体（Sautman and Yan， 2014a）。

　 　中国工人中，有些也会种族化非洲人，虽然他们和非洲工人在工厂中的处境有很相似的地方，但他们没有与那些非洲工友形成阶级认同。有些非洲中资企业的中国 工人“不得不经常加班但却领不到加班工资，住宿环境不仅脏乱、狭小，而且还常常被监控”（Rogers， 2012）。

　 　中国官方对非洲的叙述要比西方的正面得多。与法国总统萨科齐大相径庭，胡锦涛主席是这么评价非洲的，“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中国人民和非洲人民都创造了 伟大而杰出的文化，为人类的文明和进步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胡锦涛在南非比勒陀利亚大学发表的演讲（全文）》， 2007）熟悉非洲事务的中国政治精英都有这样一种意识，即“中国需要非洲”（Liu and Li， 2013）。然而，自改革开放以来，在与世界接轨的全球化框架下，很多中国人对“先进”和“落后”的认识里面，已经把西方等同于先进，把非洲等同于落后。 西方的种族谱系也通过好莱坞影片和迪斯尼的文化产业传导到中国。上述这些以及某些中国人回国后对非洲经验的讲述，也确实影响了中国国内对非洲人的态度，导 致大家看法不一，而国内一些人的种族化叙述又会影响到那些走向非洲的中国侨民（Bodomo， 2012）。

　 　非洲的精英，受西方主流话语的熏陶，也会把中国侨民视为难以同化的异类，而且在以白人置顶的种族等级上处于较低端（Almaguer， 1994：144-151；Sautman， 2014；Yoruba， 2012）。有些非洲人，深受欧洲语言、宗教和其他文化要素的影响，认为自己在社会等级上低于白人，但却高于中国人。赞比亚一位资深的政治活动家乐瓦尼卡 （Lewanika）曾告诉我们：

　　（许多赞比亚人）认同西方人并接受了他们的偏见……来自华盛顿、伦敦和巴黎的对中国在非洲投资的负面评价，培养了那些认同西方价值观的非洲人对中国人的偏见。赞比亚国内也有政治势力培育这种偏见。

　　非洲的精英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可能会种族化中国人，或以此达成某些经济或政治竞选的目的，或以此来强化与西方的关系。一位研究非洲的罗马尼亚学者曾有这样的观察：

　　坦桑尼亚和肯尼亚一些大商人的经营活动受到当地中资企业的冲击。他们利用自己在本国政府中的一些关系，迫使当地的新闻媒体对中国人进行负面报道。有两个商人就告诉过我，他们曾向媒体定制过一些文章，以煽动对中国人的偏见。（Codrin， 2009）

　 　非洲国家的一些政治精英往往是通过在野党来煽动对中国人的敌视。不过，有些在任官员也会这样做。赞比亚的白人副总统盖尔•司各特（Guy Scott）就曾说过，中国人“不太人道是出了名的……他们是糟糕的经理人，你时不时会和他们发生公开的冲突”（Bannerman，2012）。可他并 没有提及他领导的政党多年来一直都在煽动对中国侨民的敌视，也没有提及赞比亚工人对其它外资公司也常有罢工。

　

　 　许多非洲工人受雇于规模较小或利润率较低的中资企业（Brooks， 2010：126； Yan and Sautman， 2013）。他们可能通过种族化中国雇主或中国人来抱怨低工资，或对反华的政治动员作出回应（Sautman and Yan， 2014b），然而种族化的做法恰恰遮蔽了他们所面临问题的制度性因素。在赞比亚，尽管“白人老板开办的”矿井有“许多糟糕的做法”（Lungu and Fraser， 2008），可是任职于中资矿井的工会主席阿历克斯•木瓦雷（Alex Mwale）却告诉我们说，“很抱歉，中国老板确实不好，而白人老板就很好……在中国，你们的人口太多，所以嘛，死个人，你们不会在乎的”。一些非洲工人 甚至要求他们的政府驱逐中国人（AFP， 2014）。相比之下，2012年南非的由英国人投资的隆明（Lonmin）矿业公司发生大规模罢工，在公司一位负责人的推动下，南非警察开枪射倒112 名工人，34人毙命，然而事后南非社会并没有发生针对英国人的示威游行（News 4， 2014），甚至媒体报道都不提这是一家英国公司。研究中非关系的英国学者加尔斯•慕寒（Giles Mohan）评论道，“在非洲，没有人会说‘英国人’就会干这种事或‘美国人’就会干那种事。可是，人们会把中国人贴上标签，并会说‘中国人’就会这样或 那样”（Liu， 2015）。

　　西方主流社会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敌视也是他们种族化中国侨民的原 因。他们将中国人说成普遍地带有种族主义的倾向（Anderlini， 2014），或说成是非洲最糟糕的雇主（HRW，2011：24； Shelton and Kabemba， 2012：170-71；Yan and Sautman， 2013），而且他们无视也有许多中国人在非洲打工的事实，把中国人描述为新殖民主义时代的统治民族。因此，在西方媒体上刊发的照片中，我们只会看到叉着 腰站在挥汗如雨的非洲劳工旁边颐指气使的中国老板。中国工人常被有意地误称为老板。2012年，赞比亚科蓝煤矿工人在骚乱中杀死了一个中国人，可在西方媒 体的报道中，那个中国人的身份却从测量员变成了经理（Sautman and Yan， 2014b）。不仅如此，西方政客和媒体还指控中国管理层有族群中心主义情结（ethno-centrism），指控他们只雇用中国人（Versi， 2014）。一会儿说在非洲的中国人都是老板，一会儿又说他们只雇用中国工人，这是逻辑混乱。

　　 西方主流话语只把手电筒照在中国人身上，造成的印象是只有中国人歧视非洲人。《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曾做过这样的报道：在中资企业，“每天的工作进程都充 斥了非洲劳工指控中国人对他们的虐待和恶意歧视，这一点显然与中国人一向谨慎和谦卑的形象不大相符”（Hurt， 2009）。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一篇文章亦报道说，非洲的中资企业有“种族歧视，它们完全无视非洲劳工的人权，对那些落后的、明显属于十九世纪的劳 动条件不加改善”（Sheridan， 2013）。说这些话的人显然没有做过相关的调查研究，无非是照搬其他西方记者的言论而已（Michel and Beuret， 2009； Cardenal and Araujo， 2012）。一位英国前外交官曾经指控非洲中资企业的经理歧视和虐待非洲劳工。对此，一个非洲人做了这样的回应：“因为非洲和加勒比海沿岸的一些国家在经 济发展上开始脱离欧洲而转向中国，许多白人就因此胡说中国人的种族歧视远比欧洲人厉害”（JesusFan， 2009）。上述那些西方媒体的报道显然就是对这句话的最好例证。实际上，就非洲中资企业中的劳资关系而言，一份基于严格而细致的调查形成的报告并未提及 中国人有“恶意种族歧视”的行为（Baah and Jauch， 2009）。一项针对中国贸易商与加纳雇员之间关系的研究得出如下的结论，“中国贸易商很少积极地进行种族歧视。这一点可以从他们与当地人交往的行为中得 到证明，无论是一般雇员还是诸如社会底层的女搬运工，都会得到中国人比较随和的对待”（Giese， 2013）。

　 　有些学者认为中国人的“种族歧视”是“漫不经心的”（casual racism）（Brautigam，2013），但这些学者们只对中国人进行了观察，却没有言及非洲及非洲之外的社会行动者是否也参与了种族化的建构。 实际上，许多非中资的企业确实在建构种族化。例如，在南部非洲国家，南非白人投资的超市连锁店潇普莱特（Shoprite）无处不在，不过这些连锁店的高 级经理却大都是白人（Miller， 2005：9）。加拿大在赞比亚索卢韦齐省投资的坎萨希铜矿和卢姆瓦纳铜矿，每个矿都有200名至300名白人侨民（FQM， 2012；Williams， 2012）。在坎萨希铜矿，公司为其雇员修建了高档住房、游泳池、健身房和高尔夫球场。可让普通工人和当地居民气愤的是，只有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才有权使 用这些设施。鉴于矿上的劳动分工与种族类别之间确有某种程度的重叠，因此一名矿工所讲的下面这句话也就不难理解了。他说，“这就是种族隔离……坎萨希铜矿 制造了一个新的（南非）开普敦。“因为该矿的许多白人经理都来自南非，所以这句话说得无比中肯”（Negi， 2012）。

　　赞比亚的商业部部长收到过许多关于坎萨希铜矿的投诉，指出在业务上更为称职的赞比亚人“只能听命于那些毫无经验，且并不称职的外国人，这些外国人所得的巨额薪水实际就是对他们劳动成果的剥夺”（Steel Guru， 2011）。

　 　有一些西方势力则公开要求非洲的政治精英将中国人种族化。一份受美国政府资助的名为“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组织做的报告就明确要求赞比亚政府驱逐中国人（Lasner， 2011）。对中国人的种族化符合美国将中国视为其战略对手的政策思维，这种思维与西方政治精英曾在20世纪早期和晚期针对日本而提出的“种族对抗的紧迫 性”大致相似。当然，这亦符合西方主流话语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Kowner， 2013）。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非交往中存在着相互种族化的情况，而中国、西方、非洲的各类社会行动者均在中非交往的场景中参与了种族化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