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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毛主席与施密特的谈话,看毛主席的政治智慧

2016-8-14 00:46|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125| 评论: 1|原作者: 霖露

摘要: 苏联领导不会改变其修正主义路线。他们的态度为什么如此顽固、坚决呢?因为他们自恃很强大,暂时还没有因为他们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付出重大代价。这就应了一句成语:有恃无恐。
从毛主席与施密特的谈话,看毛主席的政治智慧

(2016-08-12 21:30:47)
霖露



  苏联领导不会改变其修正主义路线。他们的态度为什么如此顽固、坚决呢?因为他们自恃很强大,暂时还没有因为他们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付出重大代价。这就应了一句成语:有恃无恐。

所以1975年时,毛主席向施密特解释,苏联领导人之所以不会回到列宁的原则上来,是因为他们实力很强,他们有核武器,还有四百万军队。
                           
最近从网上看到,90多岁的西德前总理施密特生前回忆他1975年访问中国时与毛主席会面时的情景。施密特回忆道,在谈话中,他问毛主席,是什么样的经验使毛主席在1945年到1975年的近二三十年之间,对苏联的评价发生了“如此戏剧性的变化”。

毛主席回答说:“苏联变了”,“同我们打交道的不再是斯大林,而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这类人”,“他们是列宁的叛徒”。

在施密特所著《伟人与大国》一书中,施密特回忆,毛主席当时是这样回答的:“是苏联发生了根本变化,不是中国。今天在克里姆林宫里的那些人已不再是斯大林那样的人物。现在我们与之打交道的人是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之类,他们都背叛了列宁的事业。”

施密特又问:“您的意思好像是,苏联的发展取决于它的领导人。但是,赫鲁晓夫已经下台,勃列日涅夫也不会永远待下去。您认为,莫斯科的下几代人不会重返列宁的原则吗?”

毛主席回答说:不,他们不会,因为他们实力很强,手里有核武器,还有四百万军队。

在《伟人与大国》一书中,施密特回忆说,毛主席回答这个问题时是“以老革命家的口气打断我说:‘不,不,不!这些他们都不会干!’”在晚年接受采访回忆这段经历时,施密特说毛主席这时是“直截了当大声回答:‘不,他们不会。’”

从这一段回忆中,我们今天可以读到什么信息呢?
首先,毛主席解释了为什么自己对苏联的评价发生了变化。

1945年时,毛主席无疑认为苏联是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中坚力量。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毛主席主张新中国在外交上,要向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

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作了“秘密报告”,大反斯大林。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在内部与苏联领导人交换意见,表示斯大林的功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应该肯定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希望苏联领导人对此端正认识。

1961年,赫鲁晓夫又在苏共“二十二大”上继续大反斯大林,并决定将斯大林遗体迁出列宁墓,同时系统推出了“全民党”、“全民国家”等一系列修正主义观点。不仅如此,苏共领导人对不同意他们错误观点的兄弟党和兄弟国家,采取了大国霸权主义的态度,进行围攻、打压、点名批判。例如对于中国共产党,他们就在苏联报刊上发表了上千篇文章进行攻击、谩骂。1963年7月14日,苏共中央发表了给苏共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和攻击。中国共产党不得不从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先后发表了九篇文章,系统回击了苏共的公开信。

1964年2月,苏共中央召开全会,苏共领导人苏斯洛夫在报告中说:“中国领导人的政策和活动今天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主要危险,这就要求我们公开而有力地反对中共领导的不正确观点和危险的行动。”这次全会还通过了题为《苏共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的决议,叫嚷“要求从思想上揭露中共领导的反列宁主义的立场和坚决反击他们的分裂行动;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能使苏共离开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方针”。
从20世纪60年代起,苏联领导人不仅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公开批判,而且把两党的论争扩大到国家关系上来,趁中国经济暂时的困难,撕合同、撤专家、逼还债。1969年,又挑起中苏边境的武装冲突,并将核导弹对准中国。
其次,毛主席为什么认为苏联领导人不会回到列宁的原则上来?

据吴冷西所著《十年论战》一书记载,1964年11月,周总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纪念活动,其间中苏两党领导人会面时,周总理问道:“在赫鲁晓夫下台以后,究竟是继续执行他的路线,还是要改变他的路线?”这时,苏共领导人米高扬脱口而出:“在同中共分歧的问题上,我们同赫鲁晓夫完全一致,甚至可以说没有丝毫差别。所有决定是苏共中央集体做出的。”

又据吴冷西《十年论战》一书记载,1965年2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访问越南后顺道访问中国,毛主席会见了他。柯西金在会谈中奢谈所谓“国际团结”,并要求中共派团参加苏共蓄意纠集的所谓“协商会晤”。毛主席回应说:“如果你们真是要开会的话,就取消那一套,说那一套错了,只要说这么一句话就行了。如果你们要我们去参加会,你们得取消前年7月14日攻击我们的那个《公开信》和去年2月你们中央全会上的那个报告和那个决议。只要你们说这些都是错误的,因此取消,那么我们就可以合作。”柯西金立即回答:“毛泽东同志,那是不可能的。”

从以上历史事实就可以看出,苏联领导人不会改变其修正主义路线。他们的态度为什么如此顽固、坚决呢?因为他们自恃很强大,暂时还没有因为他们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付出重大代价。这就应了一句成语:有恃无恐。
所以1975年时,毛主席向施密特解释,苏联领导人之所以不会回到列宁的原则上来,是因为他们实力很强,他们有核武器,还有四百万军队。
从毛主席与施密特的谈话中,我们能够学习到什么呢?

笔者以为,我们应该体会到,毛主席对苏联修正主义头子,具有本质的认识,对他们不抱任何政治幻想。
相比之下,我们当今的某些“毛派”“大师”,却始终抱着政治幻想,以此来忽悠左派群众。他们曾经大力挺B,后来又极力挺X,孜孜不倦地在党内高层寻找“健康力量”。这样的“毛派”“大师”,与毛主席的政治智慧与政治眼光,相差的何止是十万八千里!

施密特在《伟人与大国》一书中回忆道:

谈话中,不论什么时候提到苏联,上世纪50年代末苏联的“背叛”对毛所产生的那种严重的精神创伤都是明显的。对苏联的不信任感显然是根本性的,这是构成他当时的世界观的一个基本因素。对世界其余部分的看法仅仅是从这样一个角度派生出来的。

这就是说,毛主席晚年关于三个世界的战略划分,不仅要团结广大第三世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民主革命力量;而且要把资本主义世界划分为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从而最大限度孤立美国;还有一个重要出发点,就是对苏联修正主义不信任,不仅不把它看作革命力量、进步力量,而且把它看作对第三世界民族、民主革命的干扰。这就是施密特所说的:“对世界其余部分的看法仅仅是从这样一个角度派生出来的”。这也正应了列宁的一句名言:“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如果不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结合起来,就是一句骗人的空话”。在这里,机会主义,就是指修正主义。
回眸历史,昭示未来

以往几十年的历史,恰恰证明了毛主席的预见,尔后的苏共领导人不仅没有反思和改正自己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反而变本加厉,直至戈尔巴乔夫赤裸裸地贩卖所谓“新思维”,彻底否定十月革命、否定苏维埃革命历史,导致苏联意识形态领域的极大混乱。

1991年3月27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全苏进行了是否继续保留联盟的全民公投,76.4%的苏联公民赞同保留联盟。然而,俄罗斯共和国总统叶利钦等支持分裂的苏联高官们在政治斗争中获得优势,导致苏联局势急剧转折。

1991年8月19日,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国防部长亚佐夫等人成立紧急状态委员会,企图迫使戈尔巴乔夫交出权力,进而纠正戈尔巴乔夫的所谓“改革”。但是,这一努力被挫败,亚纳耶夫、亚佐夫等人也被捕入狱。

1991年8月24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总书记职务,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下令停止各政党和政治运动在军队、内务部等各级军事机关和国家机关中的活动。

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三国领导人背着戈尔巴乔夫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会晤。会晤后三方发表的公报称,三国已共同签署了由三个国家组成的“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议,宣称苏联作为国际法的一个主体和一种地缘政治现实已不复存在,苏联的法律和一切准则在三国已不再适用。

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发表电视讲话正式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69周年即将来临之际,在克里姆林宫顶上空飘扬的苏联镰刀铁锤国旗徐徐降下,苏联宣告解体。

叶利钦一伙获取俄罗斯国家最高权力之后,立即实行“休克疗法”,展开激进私有化运动,大量国有资产被少数高官所侵吞。
1991年12月21日,苏联和俄国国旗的交替,苏联国旗降下再也没能升上去

诚然,毛主席也曾经说过:“苏联的广大党员、广大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这句话,也曾经被那位“毛派”“大师”所引用,意思是说,大家看看,毛主席当时对苏联还是抱有一定幻想的。这位“大师”据此就感觉自己找到了救命稻草,进而给与自己意见不一致的“战友”们扣上了“推墙拆庙,另起炉灶”的大帽子。

其实,修正主义即使能够有所变化,也要有外因条件,那就是帝国主义大举入侵,或者发生严重的社会危机。正如1965年2月毛主席在会见柯西金时所说的那样,中苏两党今后要团结,也要请帝国主义帮忙。当时毛主席对柯西金说:“只要帝国主义动刀枪,对着你们也好,对着我们也好,我们就会团结起来。”(见吴冷西著《十年论战》)

当然,除去外因,更主要的是内因,即内部要有一大批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些人还要具备政治头脑。像1991年“八一九事件”中的那些“传统派”领导人,其政治家素质就远远不够。

2011年5月,《环球时报》刊登了中俄关系史研究会副会长王海运的文章《“八一九”为何以失败告终》。该文对当时苏联社会形势的分析,对“八一九事件”失败的深层原因的分析,未必正确,这一点暂且不论。但文章指出:
此次行动尽管在形式上突破了苏联宪法的规定,但是根本目的却符合宪法要旨。“紧急状态委员会”阵容不可谓不强大,副总统、总理、国防部长、内务部长、克格勃主席等苏共和苏联政府8大实权人物悉数进入。行动本身也符合全民公决所表达的主流民意。记得8月19日当天,我在莫斯科街头先后找到十几位苏联公民交谈,除一位知识分子模样者声称“左派上台不会长久”,其他所有被访者都强烈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一致认为“国家乱到此种地步,早已到了非采取坚决行动不可的地步”。因此,从民心民意的角度也很难找出此次行动失败的根本原因。

可见,当时莫斯科的广大群众,还是衷心拥护“紧急状态委员会”的。然而,王海运的文章告诉我们:
很显然,“八一九事件”的惨败与“紧急状态委员会”一系列失误不无关系。领导者软弱无能是个致命因素。明明突破了宪法规定,却极力寻求“合法”。他们在劝说戈尔巴乔夫赞同行动未果之后大多陷入消沉。在事变第二天“紧急状态委员会”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笔者亲见副总统亚纳耶夫醉酒醺醺、没精打采。八大要员本来均将出席,但总理帕夫洛夫称病住院,国防部长亚佐夫因病请假。他们的软弱还体现在未能果断抓捕叶利钦、哈斯布拉多夫等反对派领袖,导致社会舆论发生逆转,强力部门拒绝效力。事变第三天,阿尔及利亚驻苏武官对笔者说:“这帮笨蛋为何不学学我们阿尔及利亚人如何搞政变,我们第一个行动就是抓捕反对派头目。”
看看,当时的修正主义苏联,其党内高层的“健康力量”,不过如此!

1961年10月,正值苏共“二十二大”之际,郭沫若先生观看绍剧《三打白骨精》后,写了一首诗《七律·看“三打白骨精”》,内有诗句:“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此诗意在埋怨苏联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跟着他们掀起“反华”闹剧的各国兄弟党领导人,不该对帝国主义心慈手软、对中国共产党横加批判。不久,这首诗被毛主席读到,但他并不完全赞同郭沫若的意见,因此写了一首《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内有诗云:“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就是说,对于一时不觉悟的各国兄弟党,要把他们与修正主义区分开来,而对于苏联修正主义头子,则不能抱有任何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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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远望东方 2016-8-20 19:00
毛主席的诗中的僧应是指苏联,妖是帝国主义。1961年时,中国还不可能与苏联绝断,毛主席也没有把苏联看成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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