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让鲁迅坐班房之说不值一驳

作者：朱永嘉

1957年毛泽东在讲话中多次讲到鲁迅，《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中我们可以见到有三次讲话中提及鲁迅，这是明确见之于档案的。第一次是在1957年3月8日《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谈话的全文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谈话记录稿刊印的，这是比较原始也是可靠的文字记载。在这次谈话中，他说： 

“鲁迅不是共产党员，他是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他用了一番功夫研究，又经过自己的实践，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特别是他后期的杂文，很有力量，他的杂文力量就在于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我看鲁迅在世还是会写杂文，小说恐怕写不动了，大概是文联主席，开会的时候讲一讲。这三十三个题目，他一讲或者写出杂文来，就解决问题。他一定有话讲，他一定会讲的，而且是很勇敢的。”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怕什么的，任何人也不怕，不怕别人整不整人，顶多没有饭吃，讨饭，挨整，坐班房，杀头，受冤枉，我没有讨过饭，要革命，不准备杀头是不行的，被敌人杀了不冤枉，被自己人错杀了就很不好。所以我们党内有一条，一个不杀。但是坐班房，受点整也难说。”

毛泽东另一次谈到鲁迅是在1957年3月10日《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这次谈话也是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谈话记录稿刊印的，同样也是可靠的原始文件。他从如何写作报刊上的文章讲起，毛泽东说：

“报上的文章，‘短些，短些，再短些’是对的，‘软些，软些，再软些；，要考虑一下。不要太硬，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来。文章写得通俗，亲切，由小讲到大，由近讲到远，引人入胜，这就很好。板起面孔办报不好。你们赞成不赞成鲁迅，鲁迅的文章就不太软，但也不太硬，不难看。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头彻尾的唯物主义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现在有些作家不敢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怕挨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本身唯物论没有学通，是彻底唯物论就敢写。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现在的杂文怎样写，还没有经验，我看把鲁迅搬出来，大家向他学习，好好研究一下。他的杂文写的方面很多，政治、文学、艺术等等多讲，特别是后期，政治讲得最多，只是缺少讲经济的。鲁迅的东西都是逼出来的，他的马克思主义是逼着学的。他是书香门第出身，人家说他是‘封建余孽’，说他不行。但是鲁迅还是写，文章的好坏还要看效果，自古以来都是看效果作结论的。”

毛泽东这一大段关于鲁迅的谈话，一是鼓励大家要学习鲁迅的精神，要敢于写，敢于为正义而斗争，要无所畏惧。二是要如鲁迅那样善于学习马克思主义，鲁迅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被形势逼着学的。三是要学习鲁迅的文风，他的文章不太软，也不太硬，不难看。这些话都是鼓励大家努力如鲁迅那样写出好文章来，没有任何恐吓和压制新闻出版界广大作者的意思。

毛主席在3月12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再次提到鲁迅还活着的话会怎么样的话题，毛泽东说：

“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因为他学会了辩证法。列宁有一部分文章也可以说是杂文，也有讽刺，写得很尖锐，但是那里面没有片面性。鲁迅的杂文绝大部分是对敌人的，列宁的杂文既有对敌人的，也有对同志的。鲁迅式的杂文可不可以用来对付人民内部的错误和缺点呢？我看也可以，当然要分清敌我，不能站在敌对立场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同志，必须是满腔热情地用保护人民事业和提高人民觉悟的态度来说话，而不能用嘲笑和攻击的态度来说话。”

这是根据《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刊印的。

从这三段话中，也可以看到毛泽东还是在号召大家要以不屈不挠的态度，学习鲁迅敢于斗争的精神，号召大家要以鲁迅的精神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可以用杂文来批评人民内部的缺点与错误，但是要区别敌我，要学会辩证法，要有分析地对待人民内部的缺点错误。如果鲁迅活着，他还会勇敢地写出杂文，而且就能解决问题。那么毛泽东在3月10日讲的，“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那个不正常的空气是指什么呢？那也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决策上的失误所造成的不正常的情况，一种是在执行层面出现不正常的空气。

就以反右斗争来说，这个不正常的空气，来自具体指挥和执行的层面，层层压指标，才是造成反右斗争扩大化的原因，不能一股脑儿把所有执行层面的失误推到决策层面。

邓小平同志便曾讲过有许多错误大家都有责任，这是指执行层面的扩大化，层层加码。

杜导正讲过一个案例，那时他是新华社广东分社的负责人，当时有人贴了一张大字报，标题是：“杜导正，广东分社到今天为什么一个右派划不出来，就因为你是右派。”杜导正回忆说：“我就顶不住，我划了四个右派，他们被开除出党，开除公职，生活费原来是八九十元，后来变成十五元，有的不得不到码头上去扛麻袋，很惨。”那么划这四个右派的责任是在杜导正身上，杜导正到2011年才说了老实话。

实际上许许多多的各级领导没有站出来承担责任，反右斗争的总指挥可不是毛泽东，后来大家把责任往毛泽东身上一推，这并不公平吧！杜导正的许多关于历史的观点我都不赞成，但对他敢于承认自己在反右斗争中的责任，我是要点赞的。许多失误，在宜粗不宜细的方针下，具体的责任方，即当时的各级领导的责任，都被掩盖了，这不公正。

回过头来再说钱理群所引周海婴那本《鲁迅与我七十年》中转述贺圣谟讲1965年7月31日，他听罗稷南讲过一段话：“1957年夏天，毛主席在上海请一些人座谈，会上我问毛主席，要是鲁迅现在还活着，会怎么样？毛主席回答说，无非是两种可能，要么是进了班房，要么是顾全大局，不说话。”

这一段话值得仔细分析，1956年的7月7日晚上，毛主席确实曾在中苏友好大厅同上海科学、教育、文化、艺术和工商界代表人士座谈，参加这次座谈的有陈铭珊、漆琪生、谈家桢、赵丹、黄宗英等三十六人，罗稷南也在场，中共上海市委领导柯庆施、陈丕显、曹荻秋等人陪同。

据陈铭珊的回忆，毛主席一进门就站在那里讲话，咖啡厅里是分圆桌坐的，毛主席讲话后，还过来同大家交谈，那是一个见人就随口讲话的场合，在档案文献中没有找到这次谈话的记录。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的内容，先是陈焜在1960年前来上海，罗稷南与他一起散步时随口说的，离谈话的时间已有三年了。周海婴是1996年10月24日听贺圣谟说的，而贺圣谟是在1965年才第一次见到罗稷南先生，二人相聚前后才十天时间，据其日记是在那一年7月31日，罗稷南与他一起散步时说过这番话，但日记中并没有谈话的具体内容。贺圣谟是在八年以后才听罗稷南讲起此事，在1996年才告诉周海婴，距离贺圣谟听罗稷南谈话又隔了三十一年的时间。周海婴将此事披露在《鲁迅与我七十年》这本书上，已是2001年，与贺圣谟的谈话又隔了五年的时间，引起舆论界轰动是21世纪初的事，黄宗英隔了四十五年再来绘声绘色地叙述这件事，大概与当时的社会氛围相关。

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这本书中关于毛泽东与罗稷南在1956年7月的这段对话，他不是亲历者，尽管1956年他已26岁了，但还轮不到他参加这次座谈。再说他也不是亲闻于罗稷南说的，仅仅是听贺圣谟转述的传闻，所以他的这段记载出现许多失实之处，这也在所难免，已有许多人为之作了订正。

中国历史上一本经典性的史籍便是孔子编的《春秋》，其中记载的史事以鲁国十二公的世系先后为次序排列，时间长达二百四十二年，这样一个时间跨度，孔子当然不可能全部亲历，于是就有了“所见，所闻，所传闻”的三世说。其中“所见”最近，为孔子亲历；“所传闻”最远，已经只能听到一些传闻。公羊学家认为《春秋》对三世中发生的事，记叙时采取了不同的用辞和态度。董仲舒《春秋繁露》的首篇《楚庄王》：“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传闻杀其恩。”之所以要这样做，篇中的解释有二层意义：一是感情上的亲疏：“近近而远远，亲亲而疏疏。”二是为了避免文祸：“义不讪上，智不危身。故远者以义讳，近者以智畏。畏与义兼，则世逾近而言逾谨矣。”这后一层意思读了让人心寒，它说明即使在言论较为自由的春秋战国时代，若要秉笔直书当代史，也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此种意思后人多有论及，如《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七十子之徒口受（通授）其传指（通旨），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所以“口受”而不以“书见”，就是怕落下“白纸黑字”带来麻烦。《汉书·艺文志》说得更加清楚：“《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同时还指出《传》的形成，是因为孔子对当代历史“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由于口头流传的结果，形成了许多不同的说法，《春秋》原来有许多传家，汰选到后来，才剩下了三家，即《左传》、《公羊传》、《榖梁传》，故《春秋》中那些微辞、婉辞、温辞是《春秋》中的密码，在“三传”中才获得充分的反映。

我讲《春秋》之所见、所闻、所传闻的三世说，只是一个譬喻，一是说明所见、所闻、所传闻的真实性是有区别的，可靠的还是当时的文献档案记录，这是原始记录，到了所闻、所传闻，往往与当时的事实有很大的出入。

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中关于毛泽东与罗稷南谈话的记载是传闻，与事实有很大出入，事情相隔四十五年了，在1965年罗稷南与贺圣谟的谈话就不可能准确、完整地表述当时谈话的全部内容。事实上毛泽东在此之前已三次讲过这个问题，他始终是肯定鲁迅，鼓励大家要以鲁迅为榜样。关于关起来的话题，是讲共产党人要有无所畏惧的精神，不是讲鲁迅如果活着会被关起来的事。

如果断章取义，那么离开毛泽东讲话的精神就很远了。毛泽东还活着的时候，这些议论是不可能传播的，贺圣谟在1965年听罗稷南谈毛泽东与鲁迅，其内容也不见于日记，大概也是为了“智不危身”吧。到了1996年10月24日，他敢于与周海婴先生说这番话，当时是关于巴人（王任叔）的学术讨论会，巴人在那个时代是挨过整的，会议的气氛可以想见。而且毛主席去世已二十年了，回忆这件事，他当时的心态也许就是“于所闻痛其祸”吧！这所谓“祸”，也只是他当时心理状态的一种反映，那么他所闻是否真实又是另一回事了。

到了2001年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记下这段谈话，他是“撰写之后又抽掉”，可见他还是有些提心吊胆的。他拜访了王元化先生，王先生鼓励他说，可以披露，那位王元化先生在反胡风时也挨过整。其实他们都误解了毛泽东讲话的精神，毛泽东关于如果鲁迅还活着，在1956年有过前文所引三次谈话，精神都是一致的，怎么会想着要把鲁迅关起来呢？

21世纪初一些人的议论，显然都有一些情绪化的反应，从周海婴讲，也就是“于传闻则杀其恩”了，置毛泽东那么多对鲁迅的正面评价于不顾，说得直白一点，没有毛泽东一次又一次正面肯定鲁迅，不知有多少鲁迅的敌人会出来糟蹋他呢！鲁迅有一篇散文，题目就叫《死》，他在文章中说：“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这些年来，鲁迅的敌人一个又一个如梁实秋之流又时兴起来，贬低鲁迅的调门儿又流行起来了。

鲁迅去世时，周海婴只有五岁，他给周海婴有过一条遗嘱，他说：“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我与周海婴有过多次接触，在文革期间，他来上海都是我接待的。那时他在搞无线电和录音设备，是我接待，曾去他淮海路家访问过，陪他到徐家汇相关的工厂落实他在技术和设备上的要求。1976年10月，去日本访问时，我是团长，他是顾问。那时他关心的还都是自己技术上的需求，怎么到了21世纪初，他关心起自己爸爸的事业来了，想不到他会跟着那些人一起抹黑毛泽东，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忘恩负义。

毛泽东作故这么多年了，如今有那么多人爬在故人的头上如此污蔑侮辱，最典型的要算李锐，活了一百年，共产党待他不薄，却极其仇恨毛主席，他说：“国内网络上一句话：‘毛病不改，积恶成习’，老百姓了不起啊，把中国的问题概括得那么的确切！”其实这话是有所指的，其攻击中央领导人的恶毒含义不言自明。他说自己八十年的党龄，其实他早就背叛共产党了，我不否认他早年参加革命是真诚的，但从庐山会议以后，他就背叛共产党了。正因为他这样的性格和身份，在他一百岁寿辰时美国驻华大使会给他写贺信，信末尾用英文写了一段话：“你的精神，感染激励了许多人，其中包括我！感谢你！”这可不是外交辞令，他身在中国，心究竟在哪里啊！也许早就飞到大洋彼岸的美利坚了吧。这封贺信在李锐看来是极其荣幸，在我看来，这是一种耻辱，愧对中华民族。

当然，现在的某些公知精英们，已经把侮辱毛泽东以“杀其恩”作为时髦的东西了。我是1949年上海解放前参加的地下党，1950年进的大学，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的，壮年时以能为毛泽东做工作为光荣。我曾在共产党执政下坐过12年牢，但我无怨无悔，决不会因毛泽东去世多年而“杀其恩”，我不会如李锐那样背叛革命事业，也不会认贼作父。我今年八十六岁了，留下的时间不会很多，可以告慰此生的，也就是这一点，这一信念鼓励我继续拿起笔如毛主席教导的那样，学习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的硬骨头精神，继续为社会主义事业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