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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在安源的“实业救国、劳资合作”实验

2016-9-4 14:46| 发布者: 燧鸣| 查看: 1680| 评论: 3|原作者: 安源山|来自: 破土网

摘要: 联系到受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影响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器,联系到解放后他鼓吹的“资本家剥削有功”,联系到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管理放弃政治思想工作,推行“物质刺激”、“奖金挂帅”,这些思想都可以从他安源“实业救国”、“劳资合作”的实验中找到一脉相承的源头。

追溯刘少奇与安源工运

安源山 · 2016-09-01 · 来源:破土网
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上的重要一页,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见证了当时左翼工人运动的伟大成果和辛酸失败。而作为一位曾作出巨大贡献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的革命之路,可以说,就是从安源大罢工开始的。本文作者从自己的亲身经历、收藏史料和思考感悟出发,追溯了刘少奇在安源大罢工中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认为刘少奇后来的种种思想主张乃至路线,都可以从他当时在安源的实验中找到一脉相承的源头。

  【破土编者按】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上的重要一页,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见证了当时左翼工人运动的伟大成果和辛酸失败。而作为一位曾作出巨大贡献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的革命之路,可以说,就是从安源大罢工开始的。本文作者从自己的亲身经历、收藏史料和思考感悟出发,追溯了刘少奇在安源大罢工中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认为刘少奇后来的种种思想主张乃至路线,都可以从他当时在安源的实验中找到一脉相承的源头。破土是一个开放的平台,欢迎读者就安源和萍矿运动史积极讨论,来稿请寄:groundbreaking@126.com。


  乐震文作《安源》(图片来源:雅昌艺术网)

安源(萍乡)煤矿的前世今生

  江西萍乡煤矿(因最早建矿安源又称安源煤矿),创办于1898年,是清末洋务运动时期借贷部分外资、引进西方技术和装备,开采和加工利用煤炭,机械化程度最高、技术最先进、配套设施最齐全、生产规模最大的一座官督商办矿井。

  1907年建成投产时,有工人近万名,当年产煤40万吨,焦炭11.9万吨。1909年产煤突破百万吨,占当年全国煤产量的十分之一。矿井以发电机、蒸汽机、空气压缩机为动力源,掘进、通风、排水、提升、运输机械化作业,还有机械化的洗煤台、西式炼焦炉、耐火砖厂、煤砖厂等,为生产、销售和生活服务配套的萍株铁路(萍乡安源——湖南株洲,全长90余公里,设九站)、铁路机车车辆、水上航运船队、机械制造修理厂、化学房(化验室)、测绘处、建筑处、矿井消防救护队、电话电报房、西式医院、邮政局、印刷厂、矿务学堂、员工小学等一应俱全。开采鼎盛时路矿员工有13000多人,还有数千名失业、半失业工人聚集。

  所产煤焦沿铁路、航道源源不断输往沿江各省,远销日本和英、美。从此,中国“北有开平,南有萍乡,而萍乡后来居上,(一度)超过开平”。萍乡煤矿“萃西欧各名厂之新机,开东亚数千年之宿蕴”,以其国际先进水平的技术装备、雄厚的技术力量、质优价廉的煤焦、蓬勃发展之势蜚声中外,被誉为“中国第一之实业”、“东亚有数之大煤矿”。

  1908年,安源煤矿督办盛宣怀等奏准清廷,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合并组成“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国内股本计贰仟万元,官督商办改为商办,成为中国最早的大型股份制企业之一。之后连年举借外债,订立不平等协议,企业落入日本帝国主义设置的陷阱不能自拔。

  位于湘赣边界的萍乡煤矿,西边紧邻长沙,向南的广州是当时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的大本营。区区几平方公里的山冲里,聚集着数以万计的产业工人,他们是中国最早接触西方工业文明的群体,信息便捷,视界开阔。他们又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深受帝、官、封三座大山重压的无产阶级,“少年进炭棚,老来揹竹筒,病了赶你走,死了不如狗”就是他们生活的真实写照。那时的萍乡煤矿简直就是一堆干柴或一个火药桶,等待点爆它的革命火种。

刘少奇与安源大罢工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是在大学读书时通过电影《燎原》了解安源大罢工的。那个唤醒工人觉悟,把工人团结组织起来发动大罢工,和敌人谈判“一身是胆”的工运领袖,无疑就是刘少奇的化身。1964年,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毗邻安源的高坑煤矿,大家怀着敬仰之情前往安源参观了刘少奇的谈判大楼、刘少奇主持修建的路矿工人俱乐部,刘少奇栽下的梧桐树,刘少奇的办公室及用具和刘少奇为《萍矿工人报》题写的报头。我们还亲眼见到了“革命老前辈”——刘当年的保镖。

  刘少奇被称为我党领导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和主要领导者,是党的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杰出代表。可圈可点者,以上世纪二十年代在安源三年(实际两年半)开展路矿工人运动为最。1941年在华东党校刘少奇就说过:“外国出了个马克思,中国为什么不能出个刘克思?领袖来自群众,在安源时,抛头露面的是李立三,埋头苦干的可就是我。”解放后十七年来,文化部、湖南和江西省委、萍乡市委、萍矿党委开动各种宣传机器,做报告、写文章、编剧本、拍电影、出矿史、修复遗址旧物、建立纪念馆,基本上把开辟安源工人运动、发动和领导大罢工的第一代毛泽东、第二代李立三抛却脑后,突出为刘少奇塑造形象、树碑立传。

  1952年刘少奇给安源镇一名工会干部回信时说:“我曾在安源工作过三年,安源的许多事,至今我还记忆得很清楚,俱乐部的大会场还是我经手修建的。”又说:“应当在安源建立个纪念碑……以纪念安源一切死难的烈士们。”1954年,江西代表团把要求修复俱乐部和建立烈士纪念馆当作一项重要提案,欲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当时萍矿代表听了周总理的动员报告后,感到国家初建,经济困难,对提出这一提案是否合适犹豫不决。这时刘少奇突然接见江西省政府主席和萍矿人民代表,鼓励他们:“可以提,大会来不及处理,会交给新选出的国务院去处理。”果然开完人大几个月,内务部就拨了三亿(旧币)元给安源修复俱乐部。萍矿党委受宠若惊、忙调兵遣将,大兴土木。到1956年元旦,举行竣工典礼,印发纪念册,把刘少奇那封信,萍矿代表的那件提案,刘领导大罢工的记载作为主要内容。俱乐部里挂上谈判大楼、罢工指挥部和刘的照片。他的办公室、卧室、电话室、会客室以及谈判大楼都挂上了说明牌。

  1957年底,刘少奇特地召见在北京学习的安源路矿俱乐部主任,饶有兴致地谈他对罢工的领导:“我是大罢工前几天去的,我一去就积极主张罢工,李立三还有点犹豫不决。罢工后,李立三躲起来了,我担任路矿两局工人的全权代表。”津津乐道他与资本家的谈判:“敌人的旅长李鸿程派了几根枪来,一进门就问,你们这里哪个负责?”刘拍着胸脯边表演边说:“我站起来就说,我就是工人代表!”“去谈判时,敌人的军队很多,不准工人进去,我就一个人去了。”“那个戒严司令看我一个青年,穿一身青色普通学生装,瞧不起我,吓唬我,‘如果继续捣乱,先把你枪毙’。”“当时,我也不怕,就说:‘这是一万多工人的要求,如果不答应条件,就是把我砍成肉酱也不解决问题。’”“资本家说,你先回去吧,以后再谈。我就回复他,不商量条件,我就不来了,如果你们要耍什么花招,就把我杀了吧!资本家也不敢动我,我就带着工人胜利归来。”最后,刘总结地说:“安源大罢工那时取得胜利,除了工人的团结外,主要是利用了敌人的矛盾。”

  刘少奇的整个谈话,回避毛泽东,贬低李立三,没有只言片语提到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对大罢工的领导和指导,没有谈大罢工的发动、组织和部署,没有谈有利罢工胜利的国内蓬勃高涨的工人运动形势,没有讲安源工人斗志高昂、团结一心并按住了资本家的“死穴”(停火或炸毁锅炉房,停抽水机、抽风机,毁灭矿井)。其实刘少奇在罢工前三天到达安源。之前毛泽东第四次到安源,专为部署大罢工事宜,尔后李立三返回安源领导罢工,毛泽东又给李写信,落实“哀兵必胜”的斗争策略。刘到时,大罢工已水到渠成,如箭在弦。刘不熟悉社情民意,对罢工能否胜利心中无底,反而认为罢工是骑虎难下、铤而走险,有犹豫之念,无后退之机。李立三是俱乐部主任、罢工总指挥,为稳妥起见,毛泽东派刘加强罢工领导,工人们和敌人皆不知其根底,有利接敌,任俱乐部谈判代表,刘居一线,李为二线,前后策应。大罢工胜利的实践证明,这个决策英明正确。

文革期间对刘少奇和安源大罢工的考察

  随着文革阶级和路线斗争盖子揭开,中国科学院革命历史研究所成立“批刘调查组”,专组专人到萍乡安源调查二十年代安源工运情况,得到哈军工红色造反团、北师大井冈山、北矿东方红等红卫兵支持配合,把国内有关安源这段历史的档案翻箱倒柜地查了个遍,写出了《刘少奇二十年代的×××真面目》等系列批判文章和调查报告,上报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

  安源工人运动归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湘区执委会领导,毛泽东最早到安源播下革命火种;开办工人夜校,启发群众阶级觉悟,团结组织起来,成立路矿工人俱乐部,是在毛泽东提议并指导下由李立三等进行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是毛泽东决策并部署的,由李立三(总指挥)、刘少奇(谈判代表)等人进行并完成的。讲安源工运领袖、大罢工领导者首推毛泽东,依次为李立三、刘少奇,突出强调刘少奇,显然有贪天之功归己有之嫌。

-是工人代表,还是劳资纠纷的调停人?

  刘少奇在安源的工作应当肯定成绩是主要的,但有明显的瑕疵。罢工能否胜利,关键是劳资双方力量对比。那时的安源是统治阶级势力的薄弱环节,是革命影响强烈、革命形势高涨的地方,有一定阶级觉悟的,集约化劳动生活并已经组织起来的,能够团结奋斗的工人阶级,相对于反动统治阶级薄弱环节的、离心离德的军阀势力、官僚资本家和地方乡绅,具有压倒性优势。

  二十四岁初来乍到的刘少奇对此并不十分明了,才感到罢工成“骑虎之势”,只得“铤而走险”。罢工开始后,他担心掌控不了局面,一再告诫工人“守秩序”、“讲文明”,要各处工人代表担保己部工友维持秩序,当比平时更加文明;下令罢工期间工人“必须各归住房,不得扰乱”,布置纠察队“手持白旗”密布街道市井,管控工友维持秩序。

  他没有融入工人群众当中。罢工开始,他就写信给路矿两局的资本家“请即派遣正式代表由商会介绍与俱乐部代表刘少奇接洽”。资本家不理会,一面唆使工头破坏罢工,一面调兵遣将企图武力威胁。刘又通过商会设身处地劝诫资本家“派全权代表从磋商条件入手”“解决工人生活问题”以消弭罢工浪潮。工人担心他的安全,他却以为“我跟他们(军阀官吏资本家)没有仇,我是大家派的代表去调解的”。工人代表变成劳资矛盾双方的调解员。谈判中,戒严司令威胁要拿他“就地正法”,他连忙解释:“万余工人如此要求,虽把代表砍成肉泥,仍是不能解决。”此时外面喧声如雷,数千工人将戒严司令部包围 ,要面见工人代表,要旅长、矿长到俱乐部去谈,甚至扬言炸毁锅炉房,与矿井同归于尽。在工人强大压力下,旅长欲施缓兵之计:“请代表下午再来此处商量。”被刘少奇看穿,怒不可遏厉声警告:“若不磋商条件,即可以不来,至说用别的方法(武力镇压)可以解决,你们把我砍碎吧!”面临锅炉房燃煤告罄,发电机、抽水机、抽风机停止工作,矿井毁于一旦的危局,旅长、矿长再也硬不起来,罢工最终取得胜利。说到这里,刘少奇的表现是不错的,但工人们没有按他“文明罢工”的原意进行,关键时刻按住了资本家的死穴,起了决定性作用。

-刘少奇在安源的“实业救国、劳资合作”实验

  罢工胜利后,李立三、刘少奇先后领导俱乐部工人落实、巩固、发展罢工胜利成果,粉碎资本家破坏工人团结的种种阴谋诡计;大办学校、夜校,提高工人及其子女智力和觉悟;大办消费合作社,消除商人中间剥削以改善民生;办妇女缝纫班,组织家属劳动,谋求妇女解放;同时,在支援全国各地工人运动等方面做了不错的工作。然而刘少奇明知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是夺取政权、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他却认为这对中国“幼稚的无产阶级”来说,是“很远的事实”,“用不着说很多的话来讨论他”。他便转而站到民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与官僚资本家的矿长舒修泰玩起了“实业救国、劳资合作、互利双赢、和谐社会”的实验双簧游戏。舒修泰写了一个《劝告工人书》的小册子;刘少奇写了《救护汉冶萍公司》的长篇论文,发表在长沙《新建设》杂志(1924年6月2卷2期)上:

  舒修泰:“我们这个公司,对于国家很增光的,这个公司办得好”,“国家可以谋富强”;

  刘少奇:“汉冶萍之存在与否,实关系于人民之生死,国家之兴亡。”

  舒修泰:“这个矿停顿起来”,“不但工人们不得了”,“就是安逸做小买卖的也不得了。”

  刘少奇:“汉冶萍存在与否,实为百万人民之生计所关!”

  舒修泰:公司“困苦艰难”,我们“要拼命地维持”,“要救公司”;

  刘少奇:“中国国民呵!……汉冶萍要停工破产了呵!其速起救护吧!”

  看了《救护汉冶萍公司》,就知道它已经是被日本帝国主义金融资本牢牢操纵的、腐朽不堪的官僚买办企业:向日本举债,高利贷债务累累;以资产抵押,日债没有风险;以实物产品还债,通货膨胀利得全被日资掠走。借债生产,产品还债,连环套式、恶性循环的债务陷阱,不实行革命,推翻帝、官、封三座大山,何谈汉冶萍救护?

  1923年6月,矿局欲拉拢收买少数上层工人,给他们增加工资,破坏工人团结,广大工人与资本家展开激烈斗争。舒修泰束手无策,求救于刘少奇,刘“以国家实业、地方治安与俱乐部前途种种关系”为由出面尽力消弭。他对工人连哄带骗,向矿局提出四项条件:每日薪资一元以上之工人,上年罢工未增加工资者,照原薪增加百分之五;从7月起,矿局每月津贴俱乐部经费一千元(含原有两百元);矿局以后增加工人工资,须通知俱乐部;矿局对于学徒每年须考查其成绩一次。矿局反过来向俱乐部提出三项要求:俱乐部对于矿局出产应竭力维持,照现人数,使每日出产额达到二千三百吨以上之数目;矿局所订通守规则,无论何处工人及代表,皆应共同遵守。如有违犯,照该规则办理;以后工人如有事项,应由俱乐部主任团与矿局接洽,不得动辄喧扰要挟,并不得动辄罢工妨碍工作,如有此项情况,应由俱乐部负责。四条换三条,共计七条,由舒修泰、刘少奇签字合署。从此,资本家的生产,俱乐部“竭力维持”,资本家压迫工人的厂规要俱乐部监督工人“共同遵守”,俱乐部要负责管控工人对工头、资本家剥削压迫的反抗斗争,管控工人“聚众喧扰”或举行罢工。一定程度上,俱乐部成了资本家管理压迫剥削工人的御用工具。

  资本家那三条可不是说说而已,从5月份起接替李立三担任俱乐部主任的刘少奇,也真的表现了“诚意与努力”。舒修泰说工人“不服管束”,刘少奇也指责工人“偷懒”,“吃了饭不干活”,承认这是工人的“过错”,“训示工人竭力工作”,服从工头职员的“正当指挥”。舒修泰自知工人不好对付,找刘帮他“维持产业”,刘立即召集各处总代表与那些矿师、总管、段长开会,研究“整理出产”的办法,组织“生产整理委员会”,要工人自修煤车,自找材料,帮助资本家“提高产额”。舒修泰要工人“激发天良做事”,“进班早、出班迟”,“一人每天多做一点钟的事”。刘少奇就派干部下井宣传,监督工人劳动,有时派干部甚至亲自去把守井口拦截工人,不准出班,要工人把煤出净,不仅引起工人的反感,很多干部也不愿做资本家的“监工”。刘少奇还给资本家出谋划策,要资本家搞点奖励办法,用“花红”(奖金)刺激工人的“积极性”。一次,桥梁处的工人因不满矿局解雇,开展斗争。他们不管刘少奇与资本家签的什么“七条协约”,天天“聚众”到矿局“吵闹喧扰”,刘与资本家“协商消弭”无果,最后竟苛责这些工人是“恶劣分子”,将他们(一百四十余人)全部开除“部籍”。

  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的“群众落后论”被群众批判。刘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这种观念,源于安源工人运动时代。他的《救护汉冶萍公司》长文,赤裸裸直白:“工人无公德之涵养。‘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中国人之公德心,由这句古谚可以反衬出来。”“工人为直接工作之生产者,若无一种拥护产业之公德心,则无形之中损失必属至巨。”在他看来,资本家、“汉冶萍办事人素不注意涵养工人之功德,对于工人教育等事亦毫无设备,且与工人十分隔阂,互相仇视,因此以素无公德心之中国工人,又受了非公德的教训,而要工人节省公费,拥护产业,其可得乎?”认为这正是公司“办理不善”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要工人和资本家和谐相处,要资本家去涵养工人的德性,能和谐出“公”德吗?

  刘少奇对资本家、军阀、官僚、社会和企业“精英”总是充满幻想。这也许是他利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和这些人物打交道较多的原因造成的,也可能是他骨子里“实业救国”、“劳资合作”、“精英路线”的必然反映。据安源老工人披露,除了矿长舒修泰,他与商会老总谢岚舫,大地主贾旸谷关系不错,相互来往,吃吃喝喝,拉拉扯扯。就是对谈判时要拿他“正法”的戒严司令李鸿程、后来屠杀工人的肖镇守使,他也能抛却前嫌,心存“感激”、讨好逢迎。对矿师、把头、监工,俱乐部章程专设“名誉部员”一章,让他们在俱乐部里有发言权,有特别“劳绩”者可享有议决权、选举权、被选举权。做得好,是统战需要,做不好,就藏污纳垢。

  刘少奇对在安源罢工后进行的“劳资合作”、“实业救国”实验是很满意的。1923年京汉铁路“二七”惨案后全国各处的工会都被军阀解散,反动势力弥漫全国,处在这样黑暗的环境里,惟独安源工会事业一片光明。刘在《“二七”失败后的安源工会》(1925年4月发表在《中国工人》第四期)的文章里是这样描述的:“现在的安源工人,作完了工可以读书,可以看戏,可以听讲,亦可以作各种游艺。子弟读书不要钱,秩序有自己的纠察团维持,不受兵警的蹂躏,犯事有自己的裁判委员会裁判,不致受腐败法庭的虐待;青年工人有工会的青年游艺教育,不致年长失学;买东西有自己工会的合作社,不致受商家的剥削。”这相当于似乎实现了“工人自治”,相当于俱乐部似乎夺了官僚军阀买办资本家所有权外的各种权力。安源俨然大海中的一座“孤岛”,沙漠里的一片“绿洲”,白色恐怖中的“小莫斯科”,远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世外桃源”。

  事物都具有两重性,诚然工人通过大罢工,通过巩固、落实、发展罢工胜利成果,通过自己管理自己,得到一定程度的锻炼提高,这些也是应当肯定的,但如果忽视或者不同推翻帝、官、封三座大山的革命斗争联系起来,工人运动还只停留在改良或改良主义的阶段,所得到的些微权力、美好福利也会如美丽的肥皂泡一样,顷刻戳破消失。据当时文献记载,日资实际控制下的汉冶萍公司已经风雨飘摇、衰微破败,矿局屡屡拖欠工人薪饷达数月之久,很多工人家庭难以为生,只得靠借高利债度日甚至无处可贷,“有的工人每天只吃得一餐或稀饭两餐”,“工人家庭饿毙及自尽者,时有所闻”,多数工人仍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苦不堪言。

-“九月惨案”宣告“实业救国、劳资合作”路线破产

  1925年4月,刘少奇携安源工人运动硕果,以汉冶萍总工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赴广州参与筹备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5月,刘少奇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副委员长。9月,买办资本家、汉冶萍公司总经理盛恩颐就撕下他“劳资调和”的假面具,向安源工人举起了反革命屠刀。阴险毒辣的盛恩颐经过周密充分的准备,勾结湘赣两省军阀,调动大批军队,于9月21日凌晨乘工人交接班,纠察队回队的空隙,对路矿工人俱乐部突然袭击,刽子手以百倍的疯狂和仇恨对工人进行报复,打死矿工李福成、段志发等4人,打伤工人数十人,抓捕俱乐部副主任黄静源以下30余人,捣毁俱乐部、学校、消费合作社(现金财物计5万余元)并将一切钱财物品洗劫一空。几天内开除工人积极分子六七千人,立即押送出境。这就是闻名全国的“安源九月惨案”。10月16日,著名工人领袖黄静源在安源英勇就义。“九月惨案”击碎了刘少奇“劳资合作”、“实业救国”的美梦,也暴露出安源工人运动领导中的“只注意经济斗争,忽视政治斗争,只重视合法斗争,忽视非法的秘密工作”的右倾改良主义错误倾向。他对反动统治阶级和资本家的幻想,他带有“经济主义、改良主义、和平斗争”印记的指导思想,他精心编造的乌托邦式的“世外桃源”具有极大的消极作用,直接麻痹了工人群众,涣散了他们的革命斗志,放松了对阶级敌人的警惕和防范。

  1923年4月接任中共湘区书记的李维汉,在他1925年10月15日《安源工人之惨劫》一文和他后来的《回忆与研究》一书中就有中肯的分析。惨案发生前,接替刘任俱乐部主任的陆沉(后叛变)曾去汉口面见盛恩颐,交涉萍矿经营及欠薪饷问题,盛表面敷衍,以麻痹陆。陆回后竟以为“盛主张劳资调和”,“大的进攻,或者不敢”,“我们须准备,以防止其小进攻才好”。盛到安源之前,安源一李姓工人得汉阳兵工厂小职员私信通报“此次盛经理来安,无论如何是要设法取消俱乐部的,望早加以准备”。陆沉等皆不以为然。盛抵安源,陆组织工人手持小旗去车站迎接。狡猾奸诈的盛恩颐还随即发欠饷一月,放过9月16日罢工胜利三周年纪念日,进一步麻痹工人。私下却和镇守使李鸿程秘密策划镇压工运。20日,江西督军方本仁下达解散安源工人俱乐部“拘拿首要,如敢抗拒,格杀勿论”的密令。由于思想麻痹,未作应变准备,遭突然袭击,领导人或被捕或仓皇撤离,群龙无首,斗争顿遭挫折。李维汉书中特意指出他去安源参加罢工胜利周年活动时,“许多干部如李求实、吴化之等都曾向我反映安源俱乐部的工作只注意合法的公开活动,不注意非法的秘密工作”,“我把这些意见向刘少奇讲了”。“1924年春,少奇离湘去广州路过长沙,我和何叔衡、郭亮又同他谈到这个问题,少奇不以为然,因而发生了争论,无结果而散。”李维汉承担了“此后湘区党委也没有进一步讨论和采取具体的改进措施”的责任。

  安源九月惨案教训是沉重的,我们不应苛责刘少奇,因为那时的党也诞生不久,处于幼年学步时期,尚没有形成指导全局的正确的革命路线。但这也说明了刘少奇那时算不上是“成熟的青年革命家”,算不上“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和合格的“工运领袖”。我们的党和安源工人阶级经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胜利和“九月惨案”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成熟了起来,完成了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质的转变。可是并没有见到刘少奇对“九月惨案”的反思和任何自我批评意见,反而看到他1964年的谈话:“我们在领导罢工时,还没有什么损失,我离开那里以后,牺牲了一些好同志,受到了损失”。

  联系到1927年受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影响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器交给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联系到解放后建国初他鼓吹的“资本家剥削有功”、“工人欢迎资本家剥削”,联系到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管理放弃政治思想工作,推行“物质刺激”、“奖金挂帅”,这些思想都可以从他安源“实业救国”、“劳资合作”的实验中找到一脉相承的源头。

资料来源:

  1、《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上、下册,中共萍乡市委《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编纂组编,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北京,1991年4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2、《萍乡矿务局志》,萍乡矿务局志编纂委员会编,1998年版;

  3、《红色曙光》报,中国科学院革命历史研究所赴安批刘战斗队、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公社批刘战斗组、萍矿革命造反派联合司令部(安源燎原造反总部、萍矿工人报红色风暴战斗纵队)主办,1967年4月6日(第8—2、3、5版)署名中国科学院革命历史研究所赴安批刘战斗队:“刘少奇二十年代的×××真面目”;

  4、《红色曙光》报,1967年4月6日(第8—4版)署名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公社批刘战斗组、北京矿院东方红批刘调查组:“一条又粗又长的黑线”;

  5、《红色曙光》报,4月30日(第8期第8—1、5、6版署名中国科学院革命历史研究所赴安批刘战斗队:“斩断×××伸进安源的黑手”;

  6、《红色曙光》报,12月16日(第27期第8—1版)“周总理等同志接见江西四方代表团时有关刘少奇在安源问题的重要指示”;

  7、《红安战报》,萍矿无产阶级革命派总司令部安源矿司令部、江西师院井冈山兵团赴安批刘战斗队主办,1967年5月16日(第15期第4—1、2、4版),6月30日(第4—4版)。

  作者:安源山 来源:作者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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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评论

引用 h818 2016-9-7 04:16
如果没有文革,刘少奇顺利接班的话,按照节奏,现在正好是刘源在当主席,邓小平林彪肯定不行了,中国也没有改革开放,还是社会主义,还是人民公社。信吗?
引用 远航一号 2016-9-4 13:20
这篇文章是新近自动“解散”的破土同志很不容易发出来的,史料丰富,很有启发。建议各位网友细看
引用 燧鸣 2016-9-4 11:46
责编:燧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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