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的庐山会议上的一些具体情况

我知道的庐山会议上的一些具体情况，包括我的《四川粮食调查报告》成为了会议上的反左材 料、彭德怀万言意见书、彭德怀反党、彭德怀军事俱乐部等等，都是会议结束后田家英、林克、李银桥他们回来讲述的。逢先知是田家英的秘书，一般都是跟着田家英的，所以也参加了庐山会议，不过他不能进入会场，是在外面，只能听说一些会场情况，我从他那里也得知一些他知道的情况。

 关于彭德怀说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大跃进之后不久，毛主席通过各种渠道知道了很多下面的事，已经开始对刘少奇、邓小平和一 些大区书记、省委书记搞浮夸表示出了担忧，并从 1958 年 11 月的第一次郑州会议和 1959 年 2 月的第二次郑州会议开始，连续召开了一系列会议，积极部署反左，采取措施制止高指标和浮夸风。他要我们到四川去搞调查，了解农村实情，也是为了掌握第一手 材料，进一步防左反左。1959 年开春我们下到四川调查不久，主席就通过办公厅打来电话，之后就写过一封党内通信。这封党内通信是号召生产队长都要抵制高指标，要求发到农村公社支部，要 给农民去讲。当时我们看了，就觉得主席很了解下面的情况，就好像是针对我们下面看到的情况说的。我们下去之后第一天吃的是干饭，第二天开始就越来越稀了。 不是农民对我们不好，而是他们没有那么多粮食给我们吃。不是一个队这样，而是各个生产队都这样。我估计这些情况田家英在电话里跟主席做了口头汇报，并告诉 主席下面的粮食产量很可能是瞎报、虚报的。主席要求中央把他写的“党内通信”发到公社支部，要农民抵制高指标，说明这个时候主席已经在考虑发动群众来反左 了。那时田家英在底下跟我们说，毛主席有一席列的反对左的、反对过热的指示，我们要传达到农民。后来我们拉有线广播，田家英亲自还给农民念文件，叫农民不 要虚报，要讲实话……。但是，我们小打小闹传达到的地方是有限的，四川其他地方都不传达，因为四川的领导不让传达。这实际是扣押了中央文件、扣押了主席写 的党内通信。四川是这样，安徽更过分，曾希圣不但扣押党内通讯，还把反对浮夸的安徽副省长张凯帆打成反革命集团。问题是这样的严重，主席让中央召开庐山会 议是要继续反左，加大力度纠正“左”的错误，主席想通过引导大家读书和讨论，让那些在大跃进中“放卫星” 、搞浮夸的领导干部，把头脑冷静下来。

彭德怀上庐山之前是在湖南也做了调查的，看到了农村的一些实情，也反对那些过左的东西。 所以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和主席是一致的，都是要反左。既然会议是一个反左、反浮夸的气氛，当初那些被浮夸派批评为“右倾保守”的人，就有了说话的机会，难免 对浮夸派发泄不满。彭德怀通过小组的发言，把这些人的情绪调动起来了(我相信有关档案还保存着彭德怀在小组发言的材料，我现在已经无法接触或者查到那些材 料了，只能寄托希望于未来的档案开放了)。他这个积极反左，是符合毛主席的思路的。

毛主席在会议上接到了我在四川写的、经田家英呈送的《四川粮食调查报告》，认真阅读后很 满意，就批给大会了，是作为反左的重要依据材料之一印发的。我的报告实际不仅仅是揭穿了四川的粮食产量真相，而是完全揭穿了全国的粮食产量真相。这样一 来，以前搞浮夸的人，如四川的李井泉，河南的吴芝圃等等，就都在小组会上受到彭德怀和其他很多人的批评，会议反左的效果很好，很突出。

据李银桥讲，会议就要结束了，要打行李包了。毛主席书多，到哪里都带上一堆书，包括《资治通鉴》这类书。书整理打包费时间，主席就叫他先把书打包好。这意思就是会议要完了，准备下山了，根本没有要整彭德怀的意思。主席还说了会后要到下面去转一下。

但是，彭德怀对会议这么早结束不满意，他觉得批“左”批得不痛不痒，批得太轻描淡写了， 就给主席写了一封信，就是现在一般说的“彭德怀万言意见书”。意见书表面上平和，在一般人看起来没什么，但里面有钉子，暗含杀机。因为他提出了“小资产阶 级狂热性”的问题，而且是在会议就要结束的时候提出来的。这个就极不正常了，表明他对这之前开会的结果有意见，他不同意会议就这么收场。中央准备搞个纠左 的文件，还没有见面怎么就要散会呢?

“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个词党内都懂，是左倾路线的代名词，在延安的时候就有了。要解决 这个问题，就是要改变中央领导了。以前的李立三就当了三个月的总书记，也就提了一个“先夺取几个大城市”的主张，说了“会师武汉，饮马长江”这些话，其实 也没有多大的事，就是犯了“左倾盲动”的路线错误，就下去了，到苏联去改造了 15 年(那不是修养，是改造) 。王明、博古也都是因为路线错误下去的。

关于搞单干和走集体化的争论，从建国以后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彭德怀一直实际上是主张单干 的。那些反对搞大跃进的干部，也大多是他这个主张，都认为中国搞社会主义的条件还不成熟。刘少奇却一直是摇摆不定的，解放初他反对搞合作社，到 58 年大跃进，搞人民公社，他又是最起劲的。他在第一线，讲了很多过头话，像谭震林这些人就跟着他瞎说。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在大跃进中的错误没有刘少奇、邓 小平他们大，对比一下他们在大跃进中的讲话就知道了。共产风和浮夸风的源头都是在刘少奇这里，跟着他的指挥棒吹拉弹唱的人，上上下下都是一大堆(参见第9 章)。但大跃进中彭德怀和刘少奇并不一致，彭德怀还是坚持他原来的单干，没有像刘少奇那样左右摇摆。浮夸风搞出了那么大的问题，彭德怀就觉得自己是掌握了 真理了。

彭德怀用“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个提法，实际是把目标指向刘少奇。这是有充分道理的。首 先，彭德怀在意见书里引用了刘少奇在大跃进中的一些具体讲话，作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证据。这是能说明问题的。其次，他后来责怪毛主席不该把这封信印 发会议，同样也能说明问题。他说他是跟毛主席做私下谈话。是私下谈话，他就不会说毛主席本人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必然是另有所指，而他既然引用刘少奇的话作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证据，那就是指刘少奇了。第三，彭德怀是元帅，是很有策略的人，他要是把矛头指向主 席，就不会写那封信了。第四，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对红卫兵说“刘少奇是极左的。你们现在才反刘少奇，我在庐山会议上就反了” 。这也能证明他当时就是针对刘少奇的。

总之，彭德怀觉得刘少奇搞的浮夸风是严重的路线问题，他用“小资产阶级狂热”这个党内人人都懂的说法，实际是希望中央换掉刘少奇，让他自己或者其他什么人上去来纠正刘少奇的错误。

关于彭德怀的“反党”和“军事俱乐部”

彭德怀的信到了主席手里，主席就不能走了。主席说，不能我一个人看，我要开会的。这个李 银桥都知道的，主席一看到信，就让他把打包的书都打开了。彭德怀后来说，这个信是给主席的，你怎么能发给大家?彭德怀不懂吗?他写的是正式信，是给中央提 意见，不是给主席一个人提意见的，主席就得处理，不能就这么算了，起码要给常委们看看吧?所以庐山会议继续进行。继续开会后，彭德怀实际上活动更加积极。

刘少奇等一批在中央的领导人，还有各省市的一些主要领导人，都是浮夸风一派的，都犯有彭 德怀说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错误，毛主席把信一批下去，他们都看出了钉子：如果中央接受照彭德怀的意见，那他们这些对浮夸风负有直接责任的人，就都要 垮台。这就是说，彭德怀的信把事情搞复杂了，把党内两派的矛盾直接拿到了桌面上，中央以刘少奇为代表、地方以李井泉为代表的浮夸派领导人都闹起来了。

这个时候就要看主席的态度了。主席是反对搞浮夸的，在会议前半截还拿着我从四川经田家英 呈送的《四川粮食调查报告》批评过李井泉，其他大区书记、省委书记也跟着紧张。可是，主席认为浮夸风是工作中的错误，改正就可以了，哪怕就是搞浮夸的这些 大区书记、省委书记，都不必要撤换的。他此前就说过，有浮夸也不要紧，放假卫星是错误的，但还有真卫星的。把假的批判了，真的就出来了。这是个过程嘛。像 李井泉，他在受到主席批评以后，地位就岌岌可危了，底下一些人就不听他的了。如果把他这样的人都拿掉，那好些大区书记、省委书记都得拿掉。省委书记、大区 书记都拿掉了，刘少奇还干得下去吗?那就意味着要引起党内大震动的。所以，毛主席说彭德怀的信是在“下战书” ，是完全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主席批判彭德怀是下了决心的，但不是出于私心，而是为了党内团结，为了党的路线的连续性、一致性，避免党内大震动。

恰在这种情形之下，会议期间发生了一件不正常的事件，就是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黄克 诚、周惠、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李锐等几个人经常晚上在一起开小会。当时，警卫战士给中央首长站岗值班都要做值班记录，做例行汇报，有警卫战士在值班 例行工作汇报中，谈到彭德怀他们一些人经常开会不开灯，就是人进去了就熄灯，开完一两个小时的会，一个一个地出来。警卫战士把几点关灯、几点开灯、什么人 进去出来，都做了详细记录，报告给了连长，连长再上报，层层上报就报给了罗瑞卿。当时，中央已经有个防突委员会，是专门防止突发事变的，由周恩来主要负 责，罗瑞卿也是负责人之一。出于职责所在，罗瑞卿看到这个警卫战士的记录，觉得很不正常：中央没有叫开这样的会，他们怎么开了?罗瑞卿实际是不相信会有这 种事，为了搞清楚警卫战士记录的是不是实情，他就亲自到小树林观察。彭德怀他们不是开一次会，又一次开会的时候，罗瑞卿就把情况都观察到了。

在再后来发生的事情中，李锐起到了非常坏的作用。李锐说他是主席的秘书，其实他不是。他 只是因为在长江三峡水利建设上的有些好的意见受到毛主席的重视，毛主席让他担任自己的通讯秘书，可以经常写信来反映下面的一些情况。类似的通讯秘书主席有 一批，有农民、小学教员、知识分子，演艺界的，什么人都有，反映的内容十分广泛，主要涉及群众生活和群众关心的问题。主席这样做是为了更全面掌握情况，但 这些人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主席秘书(参见第四章)

李锐参加彭德怀的小会最积极。人家说李锐是司马懿是有道理的，司马懿走路老回头，李锐走 路也老回头。我事后听到很多秘书室同志的议论，尤其是李锐出了问题去劳改之后，听到田家英、逄先知、李银桥都议论说，李锐当时做贼心虚，一看到罗瑞卿，四 目相对，就以为他们开小会的事情暴露了，就去找主席主动交代。他干嘛这样呢?我现在分析，他是想，既然罗瑞卿已经知道了，就会向主席汇报，主席会追查，万 一有什么事就不如争取主动。林克后来跟我说，主席听了李锐的主动坦白以后，很快又听到了罗瑞卿的汇报，就找了周小舟、周惠等人来问情况。

李锐知道主席找了他们后，生怕他们说的比自己说的多，所以又去找了主席作补充交代，说彭 德怀、陈伯达、黄克诚、胡乔木、田家英他们骂毛主席比斯大林晚年还坏。这个话要是真实，就犯了大忌了，一句话就够了。赫鲁晓夫背叛斯大林，让斯大林名誉受 到严重污损， “斯大林晚年”是个贬义词了。这些周惠后来写的书里都有，林克也说了，李锐自己也承认的。李锐的这个第二次交代，可能为了解脱自己就夸大其词，还搞了很多 张冠李戴，等于是疯狗乱咬人，使问题升级了。

按照林克的说法，李锐还交代过，说在他们开小会的时候彭德怀打电话给军队了。我估计这是 林克的分析，但源出李锐的交代报告。否则主席怎么会说他们是陷入军事俱乐部呢?参加小会的军队的主要负责人就是彭德怀和黄克诚，两个人能算一个俱乐部吗? 张闻天和其他几个人都是非军人。主席不会无缘无故有这个概念，一定是有报告。彭德怀是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黄克诚是中央委员、解放军总参谋长，这两个人 是直接掌握军事大权的，张闻天是管外交、搞经济的，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都是毛主席身边的人，这么多人都担任党的要职，还有管宣传的，搞在一起，说了许 多严重违反组织原则的话，还包括攻击主席本人，这些在当时就是不折不扣的反党。

至于军事俱乐部，那就还有一个背景。彭德怀 1959 年 4 月带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访问苏联和东欧，在上庐山前，刚结束对苏联和东欧的访问。有陪同他出访的人回来后向中央报告，说彭德怀在苏期间，受到赫鲁晓夫超规 格的热情接待，有好几次苏方还把中方随行人员和翻译拦在门外，通过苏方的翻译与彭德怀单独会谈。如果这是真的，那就是很不正常的情况。因为在此之前，毛主 席拒绝了赫鲁晓夫想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潜艇基地的无理要求，赫鲁晓夫正对毛主席恼怒不已，还多次向访问苏联的中国同志说，希望他们推翻毛主席的领导。庐 山会议之前不久，赫鲁晓夫一直在公开发表言论，批评我们搞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而且彭德怀率领的军事代表团刚回来，庐山会议召开前夕，苏联就单方面宣布取 消包括提供原子弹样品在内的军事合作协议。这明显就是赫鲁晓夫在给中国共产党从外部施加压力，来促使中国党内发生他想要的改变。黄克诚当时是总参谋长，而 他也实际参加了彭德怀的小会。这就使军事俱乐部仿佛有影有形了。

此外就是陈毅汇报的事，当时陈毅留守北京，相当于看守内阁，有临时处置权，可以调动军 队。苏联武官去见陈毅，要求个别谈话，陈毅把秘书都谴走，只留下翻译。苏联武官开门见山说，你们中央在庐山开会，你在北京可以乘机把权力拿到手里。陈毅听 了火冒三丈立即把这个武官请走了。陈毅马上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了主席。主席说，你让他多讲几句嘛，苏联策反也不是一次了。这一系列事情联系在一起看，暗影重 重，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就有依据了，毛主席不采取措施也不行。毛主席说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路线错误，是想推翻我们的路线，他不是一下子来的，是各种各样 原因集合起来促成的(苏联是一直想把毛主席搞掉的，后来贺龙访苏，也策反贺龙，说他们一个元帅就把赫鲁晓夫搞掉了，要贺龙把毛主席搞掉。贺龙当场发脾气， 总理也抗议，不谈了，回来)。

要解决彭德怀的右倾问题、反党问题、军事俱乐部问题，实际不是毛主席一个人决定的，而是 中央集体决定的。当时大部分人，尤其是那些大区书记、省委书记对彭德怀都不满意。彭德怀这个人有很多优点，但也有很多不为一般人所熟悉的一面。我到中南海 工作之后，第一次感受到的很可怕的军内高层斗争，就是彭德怀批判刘伯承和粟裕(参见第五章)。他这样做，得罪了很多军内的人，在党内也结怨很多。结怨的由 头，以及这个“军事俱乐部”的由头，都是在彭德怀自己。所以，当时他的“军事俱乐部”一揭露，就是墙倒众人推，说他反党、搞军事俱乐部，全党不同意的很 少，根本不是像现在很多的书里和文章里看到的那样，好像每个人都是彭德怀的支持者，就是毛主席一个人要把他打倒。

我听田家英说，当时反对彭德怀最积极的不是毛主席，而是刘少奇。刘少奇把彭德怀骂得狗血 喷头。这就让我想起彭德怀骂粟裕，真是一报还一报。刘少奇还坚决主张把彭德怀清除出党，但主席没有同意。贺龙骂彭德怀也很积极，骂得也很厉害。李井泉本来 是因为浮夸风遭到毛主席的批评，彭德怀也一直就是在会议期间不断批判他们这些浮夸派的，现在李井泉也有了反击彭德怀的机会了，大肆批判其彭德怀来了。李井 泉是贺龙的部下，解放四川的两个元帅是贺龙和刘伯承，贺龙排名还在刘伯承的前面，因为这个渊源他成了“西南王” ，谁也不怕。而且他对会议前半截得罪了他的田家英也不放过，借田家英参加了彭德怀的“小会议”对田家英也大肆报复。田家英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紧急通过 在北京的陈秉忱下令我们火速撤回北京，免得留在四川也受到李井泉的报复(参见前一章)。

关于毛主席解救田家英、胡乔木和陈伯达

田家英、胡乔木和陈伯达都参加了彭德怀的“小会议”。这是为什么呢?主席让田家英带着我 们去四川种粮调查粮食产量，也让陈伯达，胡乔木下去搞调查了。他们一下去调查，就会发现问题，就要把真实情况汇报给主席。这就都要和地方领导发生冲突。田 家英是因为把我在四川做的调查报告给了主席，揭穿了四川的粮食产量浮夸，使李井泉受到主席的批评，从而得罪了“西南王”李井泉。李井泉那时当然会想：你田 家英来四川调查，我对你那么好，什么会都请你参加，奉你若上宾，本来四川是工作上的模范，向国家交了多少粮，结果你一个调查报告，把四川说成是搞假的，这 不是在主席那里捅我一刀吗?李井泉是从来就没有受到过这样的打击的。可想而知，这件事之后，李井泉对田家英的态度会怎样。田家英还骂了王任重搞浮夸风，当 时各路诸侯中，李井泉，王任重是最厉害的，柯庆施也算一个。三个大诸侯，田家英得罪了两个，所以他的日子就不好过了。胡乔木也是，他在湖南也是到处批评指 责人家，日子当然也一样不好过。陈伯达在福建，也都是因为类似原因而不受地方领导欢迎的。他们这三个人拿李井泉、王任重这些人是没有办法的，在彭德怀站出 来挂帅反对李井泉他们，向浮夸派发起批判的时候，就都很自然地跑到彭德怀一边去了，但对于彭德怀的本意可能是并不知道的。

他们在“小会议”上到底说过毛主席哪些坏话，现在也是众说纷纭。当时，李井泉说田家英骂 毛主席是“斯大林晚年” ，田家英听到就很吃惊，他以为是李井泉瞎说，就问他“你怎么知道?” 还辩白说“我没有” 。李井泉就说是李锐说的。田家英这才知道李锐把什么都坦白了。李锐后来改口： “是我讲错了，不是田家英说的，是我说的”。李锐是看到情形不对了，想把事情都承担下来，但这时候谁也不相信他了。

说“铁托杀了许多反对他的人”，说“毛主席还不如斯大林，是和铁托是一样专制”。这个话 应该是有的，因为有好几个材料相互印证，但到底是谁第一个说出来的，现在已经无法搞清楚了。其实主席没有杀过一个反对他的人，连王明这样的也没有杀。有人 造谣说王明吃了药，遭人毒害，一大堆医生出来证明说那是胡说八道【注释时间和具体情况】。张国焘看不起主席，张国焘要走人，主席连他的女儿也不为难，也送 出去。张国焘要回来，主席也同意，只要他做一个检讨就可以，张国焘检讨也不愿意，就没有回来。所以，王明都骂说主席厉害。主席历来主张，大部不抓，一个不 杀。在这方面，主席是最开明的，历史上也无人可比，怎么能把他和铁托相提并论?

田家英恨死李锐了，从庐山回来后，在我的面前大骂李锐是“小人、小人，无耻的小人”;说 李锐上蹿下跳，小会上讲的最多，却把什么都推给别人;说李锐向主席坦白，不讲他自己的，专讲别人的，还乱咬人，诬告。李锐说田家英在什么地方当面给主席说 过“主席百年以后会留下骂名”这样的话。但是，就我对田家英的了解，田家英是绝对不敢这样讲的。他平时见了主席很害怕，很谨慎，哪来的胆量进这样的言?李 锐的这个话不可信。田家英和李锐一起背后骂主席，田家英的原话是这样说的：我什么时候离开主席，就死给主席看。他这是发牢骚，发不指名的牢骚。【以上，秀 才们说主席的坏话，哪些是俱乐部里说的被揭发出来的，哪些是其他场合说的也揭露出来的，或者别人猜测的，恐怕分别开来加评论。这个问题我以前就提出了，再 次提出。】陈伯达也恨李锐，说他当叛徒。李锐喜欢记笔记，把小会上田家英、陈伯达说的话都记下来了。文革中怕扩散，抄了李锐的家。陈伯达先要我们中央文革 去，我说，现在是军管，我们去不合适。后来是叶群最信任的吴法宪安排军队的人去的。抄回来的笔记本交给陈伯达，陈伯达把笔记本都撕了。胡乔木也骂李锐，因 为李锐把他也出卖了。

前几年，周慧把李锐当年的表现都讲出来了，李锐反驳周慧。我可以作证，当时田家英他们都 认为李锐这个人是小人。那些骂主席的话私下讲讲，就好比是对领导有意见，也就算了，大家都一样的。他到主席那里去坦白，就变性质了。我们是不敢讲的，事实 上我们对主席很尊重，也不会那样讲的。毛主席后来批判彭德怀，引用他们小组会上的几句话，有些不是彭德怀讲的，而是张闻天说的。张闻天在里面起的作用很 大。据他们后来自己说，谁在小组会上讲话、讲什么、怎么讲，都是张闻天事先和他们打好招呼的。他们还说开会关灯是因为怕热。

不管他们三个到底说了什么，主席也没有让田家英写检查，也没把胡乔木、陈伯达如何。各个 省市对他们三个攻击得很厉害，主席就说“他们都是我们的秀才”，就把他们都解救出来了【原来的材料是说，这是后来的事，不是会上的事。我这里是有意淡化了 时间点。请戚老核准时间点，以便修改】。其实，当时根本不是这几个人的事。彭德怀军队里是有支持的，这几个大秘书和彭德怀搞在一起，要不把他们和彭德怀分 开，就不知道事情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当年曹操官渡之战后，从袁绍那里收缴了很多图书文册，其中有一部分是曹操军中和许都的人给袁绍的私密书信，是一些动摇 分子在两军胜负未见分晓的时候，拉关系、留后路、甚至接洽投降的见证。就在那些写信人忐忑不安的时候，曹操出人意料把这些书信全部当众焚烧了，曹营军心、 政心顿时安定。主席丝毫不输曹操，一句话就让几大秘书的事情过去了，那才是斗争的艺术、团结的艺术。所以，在庐山会议后，田家英回来给我们作报告，传达庐 山会议指示精神，批判彭德怀就很激烈。那个报告记录我现在还有的。他说彭德怀怎么怎么反党，怎么怎么野心家，必须要把彭德怀打倒，要在党内批判。他讲得比 主席在文革中说刘少奇的机关枪大字报还厉害【是否可摘录一些原话?】。

应该遭到严重处理的是李锐，主席把李锐看透了，说他是蒋干。蒋干为曹操服务，被周瑜利 用。主席的意思是说李锐是彭德怀派来的，结果给看穿了。这是听林克说的。主席连对李锐的处理都是宽大的，他同意了陈伯达的意见，没有把李锐列入“军事俱乐 部”里，也没有开除他的党籍，只给一个党内处分。主席一贯是这样，你坦白了，汇报了，承认错误了，他就从宽了。主席要是把李锐和彭德怀一样处理，那李锐就 严重了。刘少奇说，他又不是中央委员，算不了什么。其实，不是中央委员，却是一个起了很坏作用的核心人物，有那么严重违反组织纪律的事情，也该严重处理。 现在攻击毛主席最厉害的，而且篡改庐山会议事实真相最起劲的，居然也是这个李锐。真是狗改不了吃屎的毛病。

当时中央对彭德怀的处理是合理的

庐山会议快到尾声时，风云突变，180 度大转弯，从反左变成反右倾了，会期也延长了，最后搞出了一个“彭德怀反党集团” 。事情已经过去多年，但它的影响到今天还是没有完结，留给历史和后人的思考很多。现在好些人还是简单认为彭德怀是当时敢讲真话、敢“为民请命”的代表。他 当时可能确有为老百姓呼喊的动机。我的历史观是，以人民的利益为标准，不以个人的好恶为标准。我跟着毛主席，也是因为看到他做的、想的都是为了老百姓的利 益，所以把我抓了我也不改初衷。作为研究历史的人，我现在想，彭德怀只要是代表老百姓讲话，有为民请命这个动机，是为老百姓做有益的事，哪怕有野心，也没 有关系，也应该肯定。但是有一点他不对，他不必把浮夸风提到路线上来，用“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样的路线斗争用语。因为这个用语党内都懂，几乎是等于逼迫 毛主席换人，换掉刘少奇。彭德怀批评的很多东西确实是我们的缺点。但是，这些缺点毛主席都讲了，而且是讲得最早的，讲得最透的。彭德怀借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中的失误这么一讲，好像他就是正确路线的代表了。毫无疑问，彭德怀的意见书起到了相反的效果，对他自己、对庐山会议反左都是这样的。庐山会议180°大转 弯，彭德怀应该负主要责任。

彭德怀是抗美援朝的英雄，抗美援朝以后，彭德怀在党内地位非常高。当了常务副总理和国防 部长，尽管当时在党内排名不在前面，但实际地位是在第三，实际威望也在刘少奇之上，甚至也在总理之上。总理没有多大战功。总理抗日期间没有战功，即使是新 四军，他其实也指挥不动的;新四军前期是叶剑英指挥的，皖南事变后一个时期是刘少奇负责;解放战争期间总理也没有战功，他搞外交，搞统一战线，搞跟国民党 谈判。

在胡宗南进兵延安的时候，总理、任弼时陪同主席转战陕北。总理主要的战功只在这里。建国 以后，彭德怀并不听总理的，有什么事直接就向主席汇报。如果彭德怀没带兵去朝鲜作战，还只是西北局的书记，那他是没有这样的地位的。他有资格代替刘少奇， 只要把刘少奇打倒，他就有可能到达刘少奇的位置上去。党内有呼应，外面有苏联的支持，彭德怀自我膨胀是明显的。

彭德怀和高岗的案子都牵涉懂所谓“里通外国”的问题。我觉得，两人的里通外国性质是不同 的。从党的原则上来说，高岗“里通外国”是成立的，只不过这个外国不是帝国主义国家，而是社会主义国家。高岗通苏联，一个历史原因是共产国际刚刚解散，一 些习惯的做法是不可能一下子改变，我们还需要苏联保持友好关系;高岗长期主政东北，与苏联为邻，为搞好关系，获取支持，与苏联通报一些情况在所难免。但 是，彭德怀和赫鲁晓夫的暧昧关系是性质不同的。因为彭德怀和赫鲁晓夫暧昧的时候，我们已经在批判苏联的修正主义了，中苏已经不是以往的那种同志加兄弟关系 了。

彭德怀访问苏联，撇开中方翻译和赫鲁晓夫谈话，谈了以后赫鲁晓夫就到处赞扬彭德怀;赫鲁 晓夫一直攻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彭德怀访苏回来后就和他是一个调子，大肆攻击党的总路线。这个本就极不正常了。而且彭德怀率领的军事代表团刚回来，庐山会 议召开前夕，苏联就单方面宣布取消包括提供原子弹样品的军事合作协议。这明显就是在给中国共产党施加压力，促成中国共产党内高层的改变。彭德怀批评“小资 产阶级狂热性”，党内都懂是路线问题，是要改变当时的中央领导层，彭德怀还说什么要“苏联红军”过来解决问题。这就等于里应外合、里外夹击了。

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以后不久，赫鲁晓夫的一些后续做法也是很有含义的。赫鲁晓夫 9 月访问美国还在赞美彭德怀，后又多次在不同场合公开说彭德怀是“国际英雄” ，要中共为彭德怀“平反” (本书第 14 章有一个关于 1962 年十中全会的材料，其中特别谈到了这些方面的问题，读者可以跳到那里看看) ，在遭到断然拒绝后，就在 1960 年停止对中国的一切经济援助，撤走所有专家。从这一系列事情来看，说彭德怀“里通外国” ，在当时是有足够根据的，而且性质和高岗通苏联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是超过了党内斗争的范围了。当然，非要拿出具体的什么证据说他勾结苏联，那是不容易得 到的，除非当时就有苏联方面的具体配合，比如派军队打进来，封锁会场，就像 1968 年苏联对捷克搞的那样【注释布拉格事件】我认为，庐山会议主席讲话、决议都是有道理的、是合理的。现在看好像不合理， “军事俱乐部”可能是子虚乌有的。但当时是合理的，说他们是“军事俱乐部”是有相当足够的依据的，批判也是合理的。主席够宽大了，彭德怀搞这些，还是保留 了他的政治局委员，只免了他的国防部长。所以，这事也不能光说主席的不是。事情过去之后，很多疑点都能慢慢弄清，消除，但谁要是处在事发时主席的位置，看 到这么多的疑点，他怀疑不怀疑?谁又能比主席做得跟好?

司马迁写李陵说他打仗勇敢的，是有功劳的，也写了是因为汉武帝没有去支援他，才导致他失 败被俘。但也直言“李陵既生降，隤其家声” 。李陵是投降的，李家在陇西是被人看不起的，被批判的很严厉。对人物评价，共产党人要学司马迁的精神。彭德怀是主张单干的，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这在当时来 讲，就是投降资本主义的，而他与苏联又有那么多的不清不白，这是不能用后来的一句“为民请命，敢说真话”就遮盖过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