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斯纳：中国革命的意义不亚于法国大革命和十月革命 激流网摘选自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及毛泽东以后的中国》 如果革命意味着用暴力摧毁政治制度以建立新的社会，那么中国共产党人在10月1日欢呼庆祝的这场革命，其深远意义决不亚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和1917年俄国革命。就政治破坏性而言，它的重要性较之后两者决不逊色；在为社会发展并拓一条新的史无前例的道路方面它也具有同等时重要性；并且，这三场革命都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与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不同，中国革命没有任何单一的突然改变历史方向的政治行动.。中国革命的历程中.没有一个引天挂目的革命事件是决定性的，就像巴黎群众一举攻占巴士底狱几或像俄国布尔什维克在“震撼世界的10天”里一举夺取政权那样。对于中国革命者来说，既没有巴士底狱可去进攻，又没有冬宫可去占领。 中国革命者运用西方的工具和观念不仅砸碎了外国帝国主义的枷锁，而且也摆脱了中国传统的束缚，在他们对中国采来的幻想中，排除了以儒教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以及西方对币国的支配。 由于中国在其总的历史进程中是一个具有僵化传统的国家，由于中国人保守地附着于传统的儒教社会和文化价值而在实际上“对西方的反应”无动手衷，因此要切记，近代中国革命史是以一种反对传统的方式开始的，并在总体上一直保持着这种特征。太平天国激进的基督教平均主义纲领宣布抛弃中国的文化一历史传统，开创了一个强烈的反对传统的运动，它为后来历次革命运动以各钟不同的方式所继承，特别是为“五四”时期反传统的知识分子所继承，而正是在这些知识分子的行列里，产生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袖。 这样.现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就以现代申国社会各阶级的软弱性为标志:一个弱小的资产阶级和一个更为弱小的无产阶级。但是.并非只有这两个现代阶级是弱小的;现代中国历史状况的基本特征是申国社会所有阶级的软弱性。伴随着尚处于萌芽和不发达状态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出现的，是传统的豪绅地主统治阶级的权力与声望的衰落。当帝国主义破坏了豪绅们与之息息相关的封建帝国的官僚国家基础时，豪绅地主们发现用传统的寄生方式继续盘剥农民更加有利可图。随着通过官僚机构获取财富的机会(以及关于剥削的传统的官僚和儒家的道德标准)因旧政治制度的解体而衰减.这种剥削方式越来越具有寄生性。由于缺乏远见、机会和资本，相对来说，旧统治阶级的成员中很少有人转向从事近代商业和工业或近代商品化的农业形式。这样，传统的中国豪绅在一个后传统的中国社会和知识的世界中，还是维持着其主要传统；从这一阶层中没有产生任何能够推动经济发展或执掌政治权力的“现代化精英”（如19世纪后期日本的情况）。虽然直到共产主义革命前豪绅还握有对当弛农村一级的经济和政治的控制权，但这个阶级已经是一个日益衰败且越来越寄生的阶级，它在道德和精神上都已经破产，在国家政治事务中更是毫无作为。
豪绅的腐败是阻碍从内部对封建帝国制度进行改造的一个主要因素，而这样一来就加速了革命形势的到来。除了这一因素外，再加上缺乏一个生气勃勃的资产阶级和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使得中国未能走上被巴林顿•穆尔称为“通向现代化的保守道路”，即类似于明治时期的日本所走的道路。当然，中国曾进行过这种尝试，继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和鸦片战争蒙耻之后，保守派的“自强者”企图使中国“现代化”，以保护满清帝国和对付来自外国帝国主义的威胁，并在内部巩固旧的儒家社会政治制度。但是，这是一种无力的挣扎。这种努力的无济于事表现在1895年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惨败，表现在19世纪来中国被瓜分为一个四分五裂的殖民地。垂死的清王朝又苟延残喘了10年时间，而在1911年的那场准革命中才默默地从历史舞台上消失。 长期以来，以豪绅为社会基础的封建帝国制度的瓦解崩溃又反过来加速了豪绅在现代的衰落，封建帝国的终结不仅使儒家思想体系失去了政治上的代表(这种思想体系在传统上对豪绅在中国社会中的统治地位一直是推崇备至的)，而且也使豪绅阶级的成员丧失了他们长期以来赖以获得财富和政治保护的官僚网络。豪绅作为垂死的地主阶级蹒跚地步入了20世纪，他们所能做的事情，就是实行最野蛮的社会经济剥削的传统形式，而这已不再如传统的政治和道德法令的约束了。作为这种剥削的牺牲品的农民最终有机会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虽然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即以一种无情的土地社会革命的方式最终于20世纪中叶消灭了作为一个社会阶级的豪绅地主。 然而，近代中国的历史情况严格地说并非如此。尽管豪绅的衰落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西方帝国主义的冲击，但是，由此却没有产生一个与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力与交换方式相联系的社会阶级并占据豪绅地主被迫放弃的对中国社会的支配地位。如上所述，现代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都是极端弱小的阶级。它们是西方帝国主义的产物，因此不过是其西方摹本的暗淡的反映。 由于农民地方性自给自足的经济存在方式的性质，因而农民是一个软弱的社会阶级，这个阶级眼界狭隘，缺乏在国家政治舞台上从政治上表达自己的不幸和利益的手段。与传统的中国历史时代一样，近代中国社会是建立在农业劳动的基础上的，但是，在近代中国历史的多数情况下，农民对于中国发展的社会政治方向很少有所作为，并且几乎没有发言权。中国农民具有采取有力的政治行动的潜力，并的确具有采取革命行动的潜力，但是，靠农民自身是不可能发挥和实现这种潜力的。农民需要由其他阶级的成员提供领导、组织和思想体系，这样才能使农民成为近代中国历史的行动者，而不再单纯是近代历史上的牺牲品。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其自身不仅在政治上是软弱无能的，而且也缺乏社会的或经济的力量。 然而，重要的是，曾统治了中国社会2000多年的地主豪绅阶级的衰落和腐败，以及现代资产阶级太不发达以致无法将自己建立为一个真正独立的社会阶级。越来越具有寄生性的地主豪绅所以能够在旧封建帝国垮台以后生存下来，仅仅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没有能力〔事实上也不愿意〕作出消灭它的尝试。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近代中国极其重要的历史现象的社会基础：政治权力对于社会和经济力量的相对独立性。在一个没有任何社会阶级处于支配地位且所有的社会阶级都软弱无能的社会里，政治权力倾向于日益独立于社会阶级之外并从总体上支配社会。这种趋势在19世纪下半叶地方政治军事力量的发展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它还表现在1911年革命所建立的所谓资产阶级类型的共和国在实质上的迅速垮台(尽管在名义上还存在)，以及军阀袁世凯随之建立的军事独裁统治(1912-1916年)和接踵而至持续了10年的军阀混战。以军事实力为基础的独立的政治权力，不仅是历久犹存并制约着20世纪政治生活的封建传统残余的特征，而且也是中国现代两大政党即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特征。单纯依据政党所代表或反映的特定社会阶级的利益，既不可能理解国民党的历史，也不可能理解共产党的历史。诚然，这两个政党都以不同的方式涉及到不同的社会集团及其利益。但是，尽管地主和沿海城市的商业金融阶级依附于国民党，但国民党并不仅仅是地主和金融家的政党，正如蒋介石和国民党依赖于城市有产阶级的经济支持一样，“上海的金融家”也总是依被于蒋介石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而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虽然是以农民大众的支持与参与为基础的，但在它所领导的以农村为基础的革命进程中，它并没有成为一个农民的政党；农民的支持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但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比农民更具革命性的政党。中国现代两大政党活动于其中的历史环境，与其说是社会阶级的利益决定了政治和政策，不如说是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的占有者决定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和社会各阶级的命运。 一方而具有特殊的革命潜力，另一方面又具有保守的历史内蕴，这就是近代中国的历史现实。这种保守的现象明显地反映在清王朝末年出现的半独立的地方政权割据和20世纪的军阀统治及l 927年后的国民党政权中。在所有这些例子中，政治权力不是用以改变中国社会的工具，而是用来维护现存的(特别是农村的)社会经济的各种关系的。而中国文化一政治精英人物的出现则表现了革命的潜力，他们赋予革命运动以更为激进的冲力，其程度远远超出了其所代表的社会阶级所可能允许的范围。 更确切地说，在l9世纪90年代，这批人数不多但非常重要的地主官僚精英的后裔开始丧失了对儒家价值观念的效用(并最终对儒家的道德准则)和传统制度的信任。在受到西方观念影响的同时，他们敏锐地认识到，旧的统治阶级无法对外国帝国主义给中华民族的生在带来的日趋严重的巨大威胁作出有效的反应。他们在理智上逐渐背离了传统的价值观念和信仰。其中有些人由于不愿意无保留地接受传统的、被奉为神圣的价值观念，所以不愿意在旧制度中接替其父辈的位置而成为社会领导者和政治统治者。一部分属于传统统治阶级上层人物的后裔的年轻士大夫开始使自己游离于本阶级之外，从而形成了中国社会的一个新阶层的核心，即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而现代中国革命运动的领袖人物正是从这一阶层中产生出来的。正是豪绅阶级的后裔们(他们实际上是这一阶级的背叛者)，将充当最终摧毁作为一个社会阶级的豪绅阶级的革命运动的领导者并为这个革命提供理论根据。与通常的看法不同，我认为，使知识分子在20世纪的历史中具有如此显赫的政治地位的，并不是中国士大夫的传统声望，而是现代中国历史环境的特定条件。 在一个以大规模的社会解体和文化解体为特征并伴随着巨大的政治动乱的环境中，在代个所有的社会阶级都极其弱小，因而没有哪一个阶级能居统治地位的社会里，知识分子实际上可以作为一种自主的力量而发挥作用，并对历史发展的进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但是，知识分子自身并不能创造历史。由于割断了他们与其所属的社会阶级之间的联系，知识分子虽然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但在政治上和历史上还是处于软弱地位。只有当知识分子感觉到将自己与其他社会阶级联系起来的必要性并把握住这种时机，从而成为表达穷苦群众的社会经济不满情绪的政治代言人，并将群众的活动纳入新的政治活动的形式中之时，知识分子才能够认识和利用现代中国历史环境提供的革命变革的潜力；也只有在这时，悠续只分子才能利用时机按照自己的观念和理想改造社会现实。19世纪90年代，当豪绅阶级的后裔们放弃了接替其父辈的统治者地位的道德权利而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出现时，他们播下了现代中国革命的种子。但是，严格地说，是30年后当知识分子的历史与人民大众的历史相互交融时，现代中国革命才真正开始。 这类知识分子之突然出现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并不是由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榜祥与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同时传播所导致的直接启蒙这种简单的行动的结果。那些将建立和领导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所以发现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启蒙作用，是因为他们在这一理论中看到了解决中国社会危机的途径。但是，他们了解中国现实环境的方式，他们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并企图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方式，都深深地受到过前期知识分子禀性的影响。 民族主义与在文化上对传统的背叛这二者令人不可思议的结合，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历史的一个十分显著的特征。毫不奇怪，中国知识分子具有高度的民族性，因为民族主义(及其早期的明确的反帝性质)是内在于中国知识分子从中产生和发展的那些历史条件的。因此。中国人民最为关注的事情，不是维护独特的中国文化或独特的中国社会制度(尽管一些人努力尽可能地挽救那些看来值得挽救的传统)，而是要建立一个能够在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生存和兴旺的强大的国家和社会。正是这种关注，决定着中国知识分子对所有新思想的理解及其在政治上的应用，即使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也概莫能外。 产生于世纪之交的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的主要代言人是严复和梁启超，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力量基础并不单纯是西方的物质成果，而且还有产生这些物质成果的生气勃勃的西方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包括竞争和进步的观念，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的个性解放的价值观念和征服自然的观念。之所以要将这些西方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介绍给中国并为中国人所运用，是因为知识分子认为，造成近代中国经济贫困和政治软弱的儒家传统缺乏这样一些的观念。P16 在对中国旧传统的无情反叛和否定的同时，人们表现出对中国年轻一代的强烈信任。青年人将是新文化新道德的载体(因而也是创造分个崭新的、年轻的中国社会的动因)，因为青年人被认为较少受到旧传统的腐蚀，也可以指望他们免受不健全的文化和病一态社会的影响，他们还比老年人更愿意接受新观念和新思想，因而他们被视为拯救民族所必须进行的文化变革的主要力量。 《新青年》周围的知识分子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实际上它也是现代中国知说努子的总体特征――是极端相信观念是改变社会现实的力量，并且始终认为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的变革必然应先行于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变革。毫无疑问，强调(和过分强调)观念特别是他们自己的观念的重要性，是知识分子的一般倾向，但是，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上，这种趋势的强度和密度看来都是空前的(对此，毛泽东主义提供了当代的证明)，它意味着某种强调意识对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的普遍倾向。 《新青年》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刊物，至少在陈独秀于1919年后转而归依马克思主义之前，它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刊物。但是，一旦政治事件迫使它的撰稿人和读者放弃了西方的自由主义观念，它最终便产生出了马克思主义者。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以及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袖都是来自这个早期的年轻革命活动家的团体，当然，其中最著名的是毛泽东。他曾在李大钊的北大图书馆当过图书馆助理，并在政治上追随李大钊。他们新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带有许多早期知识分子的倾向，如民族主义、反传统文化以及确信观念是铸造社会现实的力量的唯意志论等。 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整个历史中，这些相互冲突的信念造成了多次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内涵的紧张势态，并且，即使在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说依然是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些由1915-1919年间的前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革命所提出的问题和所造成的紧张势态，又以新的形式在完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出现在最近由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两次文化革命所涉及的中心问题都是反对和否定过去的传统，都存在着协调反传统的冲动与民族主义的感情这个问题。都相信人的精神力量能够铸造社会现实，并且都确信青年是道德更新的主要力量。青年毛泽东是第一次文化革命的精神产物，而老年毛泽东则是第二次文化革命的政治发动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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