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二年，国内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向社会主义发动进攻达到了高潮。现代修正主义者联合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加紧对我国我党进行封锁、包围、诬蔑、渗透、颠覆。妖魔鬼怪纷纷出笼，修正主义逆流泛滥一时。周扬不但积极组织文艺界的牛鬼蛇神，为阴谋篡党、篡军、篡政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作舆论准备；也是一个发了狂、红了眼、自己出来打头阵的主将。他连续召开许多专业会议，抛出了一个接一个的修正主义纲领；他还拔脚在全国乱跑，上海、长春、杭州、大连、福州、厦门……，到处开会，到处做报告，四面点火，八方煽风，鼓动和策划牛鬼蛇神起来夺权，起来翻案，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文艺界的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几乎都是从周扬一伙那里拿到通行证，按周扬的信号弹行动的。一切接近灭亡的反动阶级，总是利令智昏地来个自我大暴露，以便革命人民看出他们的真相，群起而灭之。下面我们只举出几个突出的方面：

　　周扬疯狂地反对和咒骂毛泽东思想。周扬一贯反毛泽东思想，但过去总要用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法披上一件伪装。一九六一年以后，他以为形势对自己有利，资产阶级的复辟阴谋就要得逞了，索性抛掉伪装，赤膊上阵，跳了出来破口大骂。

　　一九六一年二月，周扬跑到上海，在一次座谈会上，他攻击有的戏“把‘感谢毛主席’这句话直接表现出来，一遍还不够，感谢了三遍四遍”。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永远跟毛主席走，跟党走，这是几万万中国劳动人民从心里喊出来的，是每一个从剥削阶级压迫下得到解放的劳动人民永远不能忘记的头等大事，为什么你周扬这样深恶痛绝？这完全表现了周扬反革命的阶级本性。

　　一九六一年三月，周扬跑到福建去大骂毛泽东思想。他说：“毛泽东思想是一条红线，太多了就不是红线，而是红布了。政治是灵魂，灵魂不是肉体……灵魂不占地方，来去无踪。”把毛泽东思想变成一根“来去无踪”、“不占地方”的线，这不是明明要把毛泽东思想赶出各个领域，让修正主义、资本主义思想去挂帅么？这一段十分刻毒的黑话，他到处讲，翻来覆去不知讲了多少遍。

　　一九六一年六月，周扬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恐吓说：“广播电视里不要老宣传拥护毛主席”。这是旧中宣部的阎王殿里的黑话。这充分显示了他的反革命嘴脸。你们反对宣传“拥护毛主席”，你们要宣传“拥护”什么人呢？岂不是想把一小撮被全党全国人民唾弃的反党分子“拥”上台，实现反革命复辟么？你们这种打算，只能落得个可悲的下场。

　　一九六二年七月，他又跑到东北去反对“天天讲毛主席”。我们就是要天天讲毛主席，天天读毛主席的书，天天温习毛主席的指示，天天学毛主席思想。“天天讲毛主席”，一切牛鬼蛇神就没有空子好钻了，一出来就被识破了，一活动就被抓住了。

　　周扬是一个对毛泽东思想刻骨仇恨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那些冠冕堂皇的话统统是骗人的。上面这些材料，还不足以说明这个人的真面目是多么反动么？

　　周扬疯狂地为一切牛鬼蛇神翻案，向革命人民反攻倒算，鼓动和组织过去被打倒的形形色色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权威”向党进攻。

　　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九日，“三家村”反革命集团的《燕山夜话》开张了。只隔一周，三月二十六日，《文艺报》立刻抛出了一篇题名为《题材问题》的专论。这篇文章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纲领。它是在周扬、林默涵授意、指导之下写的，并经过他们精心修改。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煽动性的口号，叫做“用一切办法广开文路”。

　　他们要“广开”什么“文路”呢？

　　没有什么抽象的“文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只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开”社会主义文艺的“文路”，就要堵塞资本主义反动文艺的“文路”；“开”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反动文艺的“文路”，就要堵塞社会主义文艺的“文路”。他们说，“广开文路”是为了“不使任何有志之士、有用之才受到冷淡或压抑”，对了，这就暴露了他们原来是要“用一切办法”为那些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受到“冷淡或压抑”的反革命分子翻案，好让那些怀有反革命之“志”的牛鬼蛇神，利用报刊、文艺的工具，通行无阻、横冲直撞地进行反革命宣传。你看：反革命复辟可以走“武路”，也可以走“文路”，我们一定要“用一切办法”粉碎他们由“文路”实行复辟的梦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请看周扬是怎样在各种“座谈会”上，接二连三地为那些被“压抑”的“有志之士”翻案，狂热地鼓动他们向党进攻：（⑶⑷）

　　他狂热地歌颂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他说：右派中“有些很有头脑的人”，十分“宝贵”，那些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青年人“很有学问”，要“注意培养他们”。他利用职权，千方百计把一批穷凶极恶、腐朽不堪的反革命分子和右派扶起来，当作“宝贝”，网罗进他控制下的各种机构中去，高官厚禄，关怀无微不至。连老汉奸、大流氓周作人，也批给他一个月几百元，帮他吮吸劳动人民的鲜血！相反，周扬、林默涵一伙对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青年，对无产阶级左派，刻骨仇恨，咒骂他们是“头脑简单、情感简单、趣味简单”的人，因为他心目中“有头脑的人”，就是反毛泽东思想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

　　他极力附和胡风的反革命言论，为胡风翻案，完全暴露了他同胡风站在同一个立场。他说：“胡风说，机械论统治了中国文艺界二十年。……如果我们搞得不好，双百方针不贯彻，都是一些红衣大主教，修女，修士，思想僵化，言必称马列主义，言必称毛泽东思想，也是够叫人恼火的就是了。我一直记着胡风的这两句话”（一九六一年六月十六日）。这是多么毒辣的黑话！胡风是一个凶恶的反革命集团的头目，周扬却把胡风的话当成祖宗的“家训”一样“一直记着”，就因为他十分欣赏胡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刻骨仇恨，对毛泽东思想刻骨仇恨。“言必称毛泽东思想”，是有所指的，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批判那些坚持王明路线的人“言必称希腊”，其中包括了周扬，周扬一直怀恨在心，现在就破口骂出来了。你对“言必称毛泽东思想”感到“恼火”，因为你是个资产阶级，你是个洋买办，你要言必称洋人，言必称“别、车、杜”（即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才觉得舒服。周扬还在一次吹捧胡风的“精神奴役的创伤”论，要作家根据胡风的反革命理论，去大写劳动人民的“落后、迷信、偏见、猜忌”等等，丑化和侮辱劳动人民。什么“批判”过胡风，统统是假的，是骗人的。还有什么“红衣主教”“修女修士”“思想僵化”，这种胡风式恶毒至极的语言真是叫人怒火直冒，念不下去！周扬用这种黑话来辱骂无产阶级左派，辱骂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工农兵，只不过使人们看清了他这个修正主义者的黑心黑肺。其实，把“红衣主教”这顶帽子回敬给周扬，倒是很适合的，当时披着红袍子，打着黑旗子，抓着文化战线印把子的，不就是你们吗！？

　　一九六一年六月，周扬又提出“我们要培养海瑞上本的精神”。这正是《海瑞罢官》演出之后，“三家村”的“兄弟”们“破门而出”“失败了再干”的进攻的时期。在周扬伙同文化部前党组书记齐燕铭的指挥下，《谢瑶环》《李慧娘》等大批毒草正在先后出笼。周扬一再鼓吹“海瑞精神”，是为了组织一场大进攻，把矛头指向党中央，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一九六二年，旧中宣部主要领导人又一次提倡要学习魏征，他们一个“海瑞精神”，一个“魏征精神”，找到了反革命的共同语言。

　　周扬还说：“首先要改变这种统治和被统治、改造和被改造的关系”，这就直截了当地说出了周扬的目的是要“改变”无产阶级专政，让“被统治”的反革命分子、胡风分子，海瑞，魏征，等等，变成“统治”者，一窝风上台专政，疯狂地镇压革命人民！

　　周扬到处鼓吹资产阶级的“自由化”，要把各个协会、各个文艺团体、机关统统变成裴多菲俱乐部。周扬等人一九六一年七月抛出、八月一日又修改印发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草案），即所谓“文艺十条”，其中心就是推翻毛泽东文艺路线，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文艺的领导，实现资产阶级自由化。

　　“文艺十条”中攻击“在文艺如何为政治服务的问题上”存在着所谓“狭隘的、片面的、不正确的理解”，这就是周扬黑话原封不动的翻版。周扬所痛恨的“狭隘理解”，就是文艺紧密地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服务，把文艺当作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周扬所谓的“广阔”，就是“十条”中一再叫嚣的“对于题材，不应作任何限制”，就是《文艺报》在《题材问题》专论中所说的“帮助人们认识世界的多样性，历史的规律性和生活的复杂性”。

　　“不应作任何限制”是裴多菲俱乐部的反革命口号。任何事物都要受一定条件的限制，不受“任何限制”的事物是不存在的。问题在于是革命的限制还是反革命的限制，进步的限制还是反动的限制。无产阶级文艺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就一定要接受无产阶级政治的限制，政治统帅文艺，自觉地从无产阶级的政治利益出发来考虑题材问题；不接受这种限制，就会接受资产阶级政治的限制，变成资产阶级文艺。“借古讽今”“崇洋非中”的毒草盛行一时，“离经叛道”“写中间人物”等等反社会主义的坏电影、坏戏、坏小说争相出笼，就是资产阶级反革命政治限制的结果。揭破在“限制”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欺骗，是为了使人们看清周扬所谓“不应作任何限制”，其实是要求文艺不受六条政治标准的限制，不受为工农兵服务的限制，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各种大毒草统治文艺界，实行反革命的大复辟。

　　他们所谓“世界的多样性”，其实只有一样，就是要美化和歌颂那些腐朽没落的地主阶级分子、资产阶级分子及其知识分子多种“多样”的丑态。在周扬看来，创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歌颂无限壮丽的工农兵生活是“狭隘”的、“单调”的，只有大力地去描写资产阶级糜烂不堪的生活方式，才叫“多样”，才有什么“美的享受”。他们所谓“生活的复杂性”，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修正主义文艺中的红军战士同反革命白匪拥抱之类的阶级调和论和阶级投降主义，就是修正主义文艺中美化叛徒、奴才、阿飞、地富反坏右的肮脏手法，就是修正主义文艺中欣赏剥削阶级阴暗心理和精神分裂的丑恶笔墨！一九五九年，赫鲁晓夫无耻地吹捧肖洛霍夫时，就说什么《一个人的遭遇》的“伟大意义”是“表现了普通人的复杂的和丰富的精神世界”。赫鲁晓夫的应声虫们要我们去写什么“生活的复杂性”，不就是要我们去向肖洛霍夫之流的叛徒文学看齐吗？

　　周扬大力推销现代修正主义的黑货，提出了“全民文艺”的修正主义口号。一九六一年十月开始的苏共“二十二大”，公开宣布了“全民国家”、“全民党”，赤裸裸暴露了自己用资产阶级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叛徒面目。周扬急忙响应。他借一九六二年五月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的机会，又玩弄了一个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大阴谋。他把他手下的资产阶级“权威”，集中到北京，以“写文章”“总结经验”为名，发动了一个反毛泽东文艺路线的高潮。这伙人在周扬、林默涵的领导下，过着贵族老爷的生活，一天到晚密谋如何打击左派，如何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干了许多见不得人的肮脏勾当。最后抛出了《文艺队伍的团结、锻炼和提高》（《文艺报》社论）、《战斗的胜利的二十年》（何其芳）、《关于创造人物的几个问题》（陈荒煤）、《关于电影创新问题的独白》（瞿白音）……等一批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对毛泽东文艺路线进行了全面的极其恶毒的歪曲和攻击。周扬亲自抓了一篇《人民日报》社论。三月十五日，周扬在一次会议上专门对“社论”内容作了详细的规定，定下了调子。后来又仔细修改。这篇发表时名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文章，中心就是用赫鲁晓夫的“全民文艺”来代替无产阶级文艺，用为“全体人民”服务来篡改为工农兵服务的毛泽东文艺方向。

　　“全民文艺”是周扬一贯的修正主义思想。他多次提出过“全民的文学”“全民的文化”这类修正主义口号。到了苏共“二十二大”之后，他觉得有了洋主子作靠山，又有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头子的批准，就干脆把这个口号变成一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用《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强加给全党。

　　文章说：“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的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全体人民都应当是我们的文艺服务的对象和工作的对象。”这是对于毛泽东思想极其恶劣的篡改。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十分明确地指出：我们的文艺“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又指出：“工作对象问题，就是文艺作品给谁看的问题”，“文艺作品在根据地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为工农兵服务，以工农兵为对象，这是二十年来无产阶级文艺的根本方向，是阶级路线，是决定文艺阶级性质的根本条件。今天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更是这样。周扬企图用所谓的“统一战线”来偷换文艺的工农兵方向，硬要把资产阶级作为我们文艺的服务对象，这是要篡改无产阶级文艺的阶级性质，使它变成资产阶级手里的反革命工具。周扬把资产阶级等革命的对象当成“工作的对象”，是要我们把对资产阶级的批判改变成对资产阶级的歌颂，用这条“全民文艺”的修正主义的路线反掉毛泽东的文艺路线，为资产阶级复辟“广开文路”！

　　文章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做“加强作家、艺术家同人民群众的联系”。这是一个原封不动从赫鲁晓夫那里搬来的修正主义口号。赫鲁晓夫做过一个报告，题目就叫做《文学艺术要同人民生活保持密切的联系》。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搞假共产主义的所谓《苏联共产党纲领》中，就根据赫鲁晓夫的报告写上：“文学艺术发展的主要路线是加强同人民生活的联系。”为什么苏修这样欣赏和热衷于“联系人民生活”的口号呢？因为这个口号就是抛弃革命，就是抬高反革命。第一，它把作家、艺术家放到一个高高在上的贵族老爷的位置，只是要求他们“联系”一下“人民”，完全反对同工农兵结合；第二，赫鲁晓夫所谓“人民”，就是“全民”，就是那些资产阶级、高薪阶层。“密切联系人民”就是密切联系资产阶级、高薪阶层，为资产阶级服务；第三，它取消了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使资产阶级作家可以完整地保存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放手写反社会主义的反动作品；第四，裴多菲俱乐部也可以变成所谓“加强同人民联系”的一种形式，使反革命组织、反革命活动合法化。周扬把现代修正主义文艺当作“主要路线”的口号搬过来，是为了取消毛泽东同志关于文艺工作者“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的指示，使修正主义路线进一步统治中国的文艺界。

　　够了。此人是一个报告狂，我们不可能列举这几年周扬多如牛毛的大小报告中所有反动内容，从这一部分事实中，已经足以看出周扬的真面目。平时以两面派面貌出现的周扬，在这场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的大风大浪中，完全暴露了反革命一面派的本质。然而，“物极必反”，反革命派趾高气扬的充分暴露，反过来为革命派的反击提供了致命的子弹，周扬一伙就这样自己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