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江赤潮九十年 —— 一场被背叛的中国革命

供稿者来信：这是3月21日给托派同志写的一篇文章（已发在微信号 荆棘鸟Athornbird），关于1927年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供红色中国网参考。

146年前法国巴黎的3月，红旗引领下的一场革命震惊了世界，公社的精神永存，《国际歌》从此传遍世界。

100年前俄国彼得格勒的3月，红旗引领下的一场革命改变了俄国，也改变了世界，全世界工农无产者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国家。

90年前中国上海的3月，红旗引领下的一场革命改变了中国，改变了革命，最终也改变了世界。虽然革命的结果是功败垂成，但在当时它几乎吸引了整个世界目光。这就是1927年3月爆发的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

如今的浦江两岸除了昔日金碧辉煌的旧殖民时代的金融中心外滩，还有就是更加金碧辉煌的新国际金融中心。这场数十万工人舍生忘死参与的革命与那些先死者的躯体早已被掩盖在历史之中，几乎为人（甚至是蓄意地）所遗忘。但在当时的上海和世界上，革命才是真正的"爆款"主题。

1933年，法国左翼作家安德烈·马尔罗撰写的《人的命运》（La condition humaine）一书描写的就是这场革命，因为此书马尔罗荣获龚古尔文学奖，跻身一流作家行列。虽然托洛茨基评论马尔罗的书中内容过于悲观，且以虚构为主（该小说中主要人物以西方人和西方化的中国人为主，马尔罗曾是托洛茨基的著名同情者，但他本人从未参与过中国大革命，1920年代中国大革命时期他远在法属印支半岛）。1987年，意大利导演贝纳多·贝托鲁奇曾前往中国取景，试图将该小说翻拍成电影；但在当时中国政府的竭力劝说下，改道北京拍摄了后来获得奥斯卡奖的《末代皇帝》。

1911年“黄鹤楼兮忽树革命旗”，末代皇帝下台了，辛亥革命催生了中华民国。不过名义上亚洲最早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仍然被盘根交错的封建力量和帝国主义列强控制着。

 与此同时，苏俄十月革命成功后，欧洲革命的失败使新生的工人国家身处国际孤立与包围之中，急切地寻找新的世界革命突破点和革命盟友。列宁基于当时帝国主义统治秩序现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实践分析得出“革命重心东移”观点，充满矛盾与希望的中国进入了共产国际的视野之中。

1921年，在共产国际的大力支持下，以陈独秀和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当时最左倾激进的知识分子发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与此同时，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国内外压力下进一步趋向左转激进化，也在寻找新的出路。在共产国际的斡旋与引导下，国民党和共产党逐步接近进行“国共合作”的二次革命。

 在这场革命中，中共党员从1921年的50多人发展到1927年5.7万余人，领导下属工会300多万会员、农会700多万会员，工农运动在南方各地如火如荼开展起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本早已失去生机松散腐败的国民党人数也迅速增加到60多万，吸收大量新鲜年轻激进的党员（其中包括数万共产党员）。在苏联的军事援助下，国民党建立了新的革命军队国民革命军，1925年开始推动军事北伐。北伐军队在共产党人和各地民众支持下一路所向披靡，兵锋所指，已近长江流域，统一中国之势几成。1927年3月下旬，已经进抵上海龙华，但此时却开始按兵不动。
    1920年代的上海，是从白令海峡到苏伊士运河整个东方被殖民世界中最工业化和西方化的城市。东西方殖民者享受着政治经济特权，中国的军阀与富商在这里纸醉金迷穷奢极欲。但也是在这座城市里有着当时东方地区最庞大的工人阶级，充满了阶级压迫和贫富分化，广大劳动人民承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三重压迫。

1920年代，全中国工人阶级人口不过三、四百万，占全国总人口的1%左右。但当时上海一地就聚集了中国现代工厂的48.7%，有城市人口100多万；工人数量近百万，日常工作时间长达10-12小时是普遍现象，工资勉强维持生计；14岁以下童工数量达18万人。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上海的工人斗争蓬勃发展。1925年震惊全球的“五卅运动”爆发，上海工人抗议日本资方与租界英国巡捕，遭到残酷镇压，数十人伤亡。全国25个省区，600多县，工农兵商学各界达1700多万人卷入反帝运动，整个运动持续时间长达3个月。而且运动还得到了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国际主义支持，有近100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侨举行集会和发起募捐，声援五卅运动，在苏联莫斯科举行了50万人的示威游行声援中国五卅运动，并为中国工人捐款；英国工人阶级和工会积极行动，阻止本国船、舰、车辆运输军火到中国，1925年6月7日，五卅惨案爆发一周后，日本30多个工人团体举行盛大演讲会决议声援中国工人团体，向日本政府和资本家提出抗议。由此，“革命高潮，一泻汪洋”（邓中夏语）。

此后，经过1926年9月与1927年2月两次失败的武装起义，上海的工人阶级并没有丧失斗志，两次武装起义反而成为动员的最后准备工作。

1927年2月22日总暴动失败，第二天23日中共中央与上海区委联席会议就决定组织特别委员会具体指导与组织第三次武装起义。特别委员会构成包括时任中共总书记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尹宽、彭述之、周恩来等人；下辖军事委员会包括周恩来、顾顺章等人，宣传委员会包括尹宽、郑超麟、高语罕等人。

在今天的官方宣传中，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突出宣传重点是时任特委军委负责人和上海区委军委书记的周恩来（周恩来是1926年12月才从广州调任上海中央，1927年2月周恩来才出任上海区委军委书记，而此时第一次武装起义早已发生了3个多月），至多加上早已牺牲的上海区委负责人罗亦农、赵世炎和上海总工会负责人汪寿华；而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最高指挥机关特委和其负责人陈独秀等则在历史中被再次隐匿。

根据上海史料丛编《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记载的20次特委会议，陈独秀都一一参加，并且对如何组建工人纠察队、寻找武器装备、联络兵运、文宣篇幅与重点，几乎都亲力亲为细致安排。包括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口号“收回租界、民选政府、市民代表大会、拥护武汉国民政府”的口号都是他本人提出来的。 

 根据中共早期妇女运动领导人陈碧兰（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主任彭述之的妻子）的回忆录《我的回忆一个中国革命者的回顾》“第十四章　北伐与上海工人的武装暴动”记载，当时中央宣传部就设在她和彭述之的家中，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指挥机关特委的会议也多在他们家中召开。

“第三次暴动的一切准备、计划和步骤都是直接在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当时在上海的中常委是陈独秀、彭述之与瞿秋白三人）同区委主席团的合力领导之下而进行的。……陈独秀从第三次暴动开始直到最后胜利的过程中，便住在我们家里，因晚上七时起就戒严，来往不便，而且危险。有时甚至罗亦农、赵世炎、周恩来和汪寿华等在夜晚会议之后，由于戒严大家都不能回去时，也只有都挤在我们家里，他们三、四个人像沙丁鱼一般地睡在一个床上，到天明才走。”

 “作战的区域分为七个地点同时发动，即南市、虹口中、浦东、吴淞、沪东、沪西和闸北。巷战开始了，铁路截断，电灯线断，自来水停止，电话局被占领，路上行人稀少，战云密布天空，不断的枪炮声和群众的呼喊声震撼着整个的城市，从正午到傍晚，在数小时之内，除闸北外，其他几个进攻的区域，工人们都已经顺利地占领了各警署和地方的军事机关，因为敌军和警察，目睹烽烟四起而失去信心，都惊惶万状：不是脱去他们的制服丢弃武装而逃逸，便是悬挂白旗把枪械堆在地上表示投降。因此暴动的工人群众到处可以得到武装，而不断地增强革命的武装队伍，但当沪西的纠察队率领大队的工人占领了地方警署之后，夺得了武装，他们又卫护工人群众渡河往闸北小沙渡的纠察队会合，一同攻击四警署，经过一场剧烈的斗争，双方都有死伤。领导沪西纠察队的总指挥佘立亚英勇地站在最前列指挥作战，当场殉难（他为法国勤工俭学生，转入苏联东方劳动共产大学，与我同时于1925年秋回国，曾在河南参加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领导层的工作，1926年夏来上海，任沪西部委书记）。经过一场激战之后，终于占领四警署，然后他们便参加闸北的战争。

 虽然傍晚各作战区都依次地顺利的胜利了，但最后的决战仍集中于闸北。工人的武装队伍，除沪东沪西外，其他的因租界隔绝不能来援助闸北；同时，各帝国主义者在藉口保护租界及侨民的名义之下，在华租两界的交界处满布机关枪队，舰队铁甲车和沙包防物。事实上，他们是在暗中帮助鲁军（山东军）作战，他们一经发现工人队伍，便以机关枪扫射或开炮轰击。虽然暴动的工人队伍，处于这种不利的情形之下，但他们仍旧抱着必胜的决心作战通宵。指挥暴动的总司令部此时移在闸北战区附近，由罗亦农、周恩来和汪寿华三人所组成；而赵世炎则在闸北中兴路战争区域的中心地带，任总指挥，甚为勇敢和得力。在此一夜紧张而剧烈的战役中，除了充份表现共党干部和革命的工人群众之稀有的英勇战斗精神外，勇敢的女工们，在枪林弹雨中，冒着生命的危险，从这一道防线跑到另一道防线，担任传递消息的任务；许多参加暴动者的妻子们，她们也在战区中负责做面饼煮鸡蛋的工作；甚至邻近的居民（限于贫穷者）也自动地赶作大饼和馒头，由袖戴红布的男女输送队送给战士们充饥。在这个紧张而富有决定意义的晚上，陈独秀住在我们家里，郑超麟、述之和我同陈独秀一起四个人围坐在办公室内，通夜未睡，整夜的枪炮声不绝于耳，我们的窗子玻璃亦被打破。每个人的心头是紧张而沉重，因恐得不到其他区域工人武装队伍和北伐军的援助（当暴动开始后，总工会曾数次派代表至龙华请求北伐军进兵上海助战，但始终按兵不动。区委又派侯绍裘，以国民党江苏省委员的资格去龙华请求亦无结果），而不能抵抗武力强大的鲁军，尤其是鲁军中雇用的白俄铁甲车队的炮击。

翌日，22日的清早，闸北的纠察队和工人群众，虽然没有得到其他区域的工人武装队伍和北伐军的援助，但仍旧猛烈地进攻。

下午四时至六时之间，最后决定性的两小时中，全部的力量都集中于北火车站，那里的战事最剧烈，敌兵纵火助战，暴动者则拼死奋斗，激战约一小时余，白俄兵便逃入租界。鲁军即随着溃散。六时，北站上空飘扬着白旗，这是宣示着守卫兵投降了！上海第三次的武装暴动已经完全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和工人的英勇作战而胜利了！”

根据《罗章龙回忆录》中“三暴见闻”的记载，

“上海三暴（第三次武装起义）前后经过半载，由中央主持大计，自总书记以下由中央工委、军委等直接领导，党和共青团、上海铁路总工会、上海海总、上海纱总等群众革命组织，组成暴动委员会，上自中央委员会，下至各级党群组织，一律参加行动。当时主要负责人有仲甫（即陈独秀）、文虎（即罗章龙）、汪寿华、佘立亚、顾顺章、赵世炎、陶静轩、项英、黄文璧、罗亦农等。同时外滩白渡桥苏联领导〈事〉馆负责人亦暗地参加起义工作。如领事Konocin，副领事Wild威尔德等均出力宣勤，功不可没。当时武装供应站在法租界拉菲德路某号，武器包括长枪、短枪、炸弹等，大都是购当地军火商人（洋行）或由海员工会设法购入。战斗中心在闸北、浦东、吴淞、南市等地。在起义过程中，国民党方面表现得软弱无力，钮永建所供应情报极不准确，贻误军情。至于海军开炮轰击市内军事目标，亦属纸上空谈，所谓陆军别动队只是八面旗帜在虚张声势，并未接火。总之作为国民党方面来说，是毫无战果可言，偃旗息鼓而退。反之，中共方面则用全部党组织力量，发动了吴淞、浦东、沪东、沪西地区纱厂大罢工，铁路工人大罢工及破坏交通军事运输为声援，同时还组织了铁路、海员、纱厂、印刷工会武装纠察等攻打警察所，发起战斗，缴获一些武器。在激烈的战斗中，中共党员、浦东武装部长等在作战中牺牲不少。”

武装起义成功，根据此前的计划由上海市民代表大会组建了临时上海市民政府，但随着蒋介石率领的北伐军进入上海，民选上海市民政府的计划已成泡影；曾经的革命同路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加紧与江浙财阀集团和帝国主义的密室媾和，而与共产党人及国民党左派早已存在的冲突终于白热化与公开化。1925-1927年大革命期间，随着革命的迅速发展，国共关系则日益紧张，先后发生“中山舰”事件、党务整理案等案件，国民党内的保守分子时时企图遏制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乃至彻底消灭中国共产党。

正如托洛茨基在《不断革命论》中所表述的，在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越到东方越反动。”中国的资产阶级从出生起就不是独立发展的，其脱胎于封建地主势力而依附于外国帝国主义。固然有时会表现出与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冲突的一面（尤其是当帝国主义企图独霸所有财富之时），但同时其又是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间的媒介与润滑剂。它既不敢真正触动赖以生长的旧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又要依赖先进得多的帝国主义主导的世界市场赚取自己的那份利润（剩余价值），所以不得不以更野蛮、更原始、更血腥和更笨拙的方式盘剥本国工人阶级与劳动人民。资产阶级为了实现其统一国家和民族独立的目标，暂时愿意与工人阶级进行合作；但当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开始威胁到其政治基础和统治时，资产阶级会毫不犹疑地迅速转向反革命，镇压昔日的盟友。

当时无论是的中国共产党领袖陈独秀还是远在莫斯科的托洛茨基都对此问题早有预见。1927年3月22日，托洛茨基写道“共产国际今天的中国问题政策。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就越大，在今天的政策下等待我们的危险就越大。（国民党）占领上海多半会成为这一转变的时机。”

而1926年到1927年3月，陈独秀在当时的政治局会议上三度提出要退出国民党，同样陈独秀在上海特委会上直截了当地鼓动说：中国革命如不把代表资产阶级的武装打倒，中国就不要想革命。只有把此武装打倒，资产阶级才能服从革命的力量。现在上海的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右派已经与党军勾结在一起了，“我们如果情愿抛弃上海，就很容易，如果争斗，就要马上动作。”即“右派军队来缴械，我们就与之决斗，此决斗或许胜利，即失败则蒋介石的政治生命［也］完全断绝”。《特委会议记录》（1927年3月25日晚），《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但是，就在国民党磨刀霍霍之时，在斯大林主义的控制下的共产国际仍然要求稚嫩的中国共产党亦步亦趋地遵循着僵化的“阶段革命论”，与所谓进步资产阶级阶级合作，甘为国民党的“苦工”。莫斯科3月27日来电：“我们认为，长时间地举行总罢工要求归还租界，在现阶段是有害的，因为这可能使上海工人处于孤立状态并便于当局对工人采取新的暴力。最好是组织示威性的罢工，抗议在南京的暴行，而租界问题要同国民政府商量。”联共（布）政治局28日又再度来电，强硬表示：“请你们务必严格遵循我们关于不准在现在举行要求归还租界的总罢工或起义的指示。请你们务必千方百计避免与上海国民党及其长官发生冲突。”转见《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第93号（特字第71号）记录》（1927年3月31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

当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之时，中共在共产国际的压力下缺乏独立的阶级斗争策略，领导层进退失据手足无措，革命被白白葬送。

１９２７年4月7日，蒋中正司令派人将亲自题写的“共同奋斗”的锦旗送到上海工人纠察队后，4月9日离开上海；4月12日，反革命政变爆发。就在不久前还与工纠队称兄道弟的上海帮派分子（流氓无产者）和互称“同志”的国民党军队转眼就将屠刀挥向上海和全国的工农阶级，曾经形势一片大好的“国民革命”从此陷入腥风血雨之中。

1927年资产阶级反革命派大肆屠杀与消灭进步革命力量，共产党员人数从5.7万下降到1万多，多被国民党右派和军方杀害。数以十万计积极参与革命的工农和国民党左派也遭杀害和清党；国民党自身党员数量从60多万骤降至20多万，青年菁英付之一炬。仅广西一省，国民党党员数量从1927年初的15万人下降到1934年的5千多人，上海清党竟将章炳麟、黄炎培和张君励等老同盟会分子列入通缉名单，北伐时期投身工农运动的国民党基层党员多被地方土豪劣绅屠杀，在国民党基层相对薄弱的江浙一带，县乡党部竟然杀得连能刷标语的基层干部都没有。即使反共著称的梁启超此时也说，从国民党中把共产党剔去，国民党简直成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

国民党左翼力量丧失殆尽，彻底陷入腐化堕落之中。之后，土豪劣绅、军阀帮会与地痞流氓纷至沓来成为国民党基层成分。同床异梦的国共大革命成为一场前功尽弃半途而废的“半场革命”，数十万工农与革命志士的热血被出卖了。

当大屠杀笼罩浦江两岸时，已经被共产国际实际废黜权力的陈独秀在离开上海的轮船上，悲愤不已而留下一首诗：

是太平洋的急潮怒号，
是喜马拉雅山的山鬼狂啸；
美丽的呀，美满的人间，
已经变成了苦闷的囚牢；
我的灵魂飞上了九霄，
俯瞰人间的群众颠沛如涛；
宛如被射了双翼的群雁，
垂死的哀鸣，血泪滔滔……
这也是因己及人的长歌当哭啊！

是的，成千上万的无产阶级倒在了血泊之中，惊慌失措者逃离了革命者的队伍，红旗裹着战士的遗体被深埋了起来。但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十年，上海八十万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反动统治，显示了仍然稚嫩的中国工人阶级的顽强战斗精神和强大的组织力量。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震动了全中国和全世界，注定已经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劳工运动中光辉的一页。

革命暂时退潮了，但它会以更猛烈的方式卷土重来，冲毁这个旧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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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上海史料丛编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7年）》 中央档案馆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中共党史出版社

《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1925-1927）》托洛茨基

《我的回忆—— 一个中国革命者的回顾》陈碧兰

《罗章龙回忆录》罗章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