滁州农村调查报告（上）

2016年5月14日

当日上午，我们先去了施集山里的一个小村民组，那里青山绿水，环境宜人，我们走访了一位84岁的老人家，和一位在职的队长；下午，我们去了三官一处蔬菜基地，同样走访了一位菜农，以及一位在职的队长。我们感觉，农村的调查，队长这个角色非常重要，他们就是农村变迁的活历史，他们的眼光相对比一般的农民，要全面许多，也中肯许多。而从一般农民的嘴里，我们也可以获得就一些问题更加实在的回答。所以我们重点调查的，是队长这个阶层。

农村80多岁的老人，很少有不能动的，我见过几个，精神都很好，虽然都丧失了劳动能力，但腿脚都很好，喜欢到处跑，闲不住，而且特别知足。和他们谈共和国的农村历史，基本都是一句话：共产党好！好在哪里？他们也无法具体的描述，总之60多年来都好。但听多了后，基本能感觉出这样的规律：在他们青年时代，农村解放了，年轻人得到了极大的尊严，激发出了巨大的劳动热情，见证了中国农村的巨大改变；中年的时候，吃饭逐步得到解决，同时那些敢为天下先，具有奉献精神的人，能够在农村被推举为带头人；而到了老年失去劳动能力的时候，国家在农村全面实现了农保和医保，让老人在物质和健康基础上，广泛的实现了他们能够生存的保障。施集的这位老人，因为很孤独，看来是皈依了基督，但在她眼里共产党就是主，共产党比儿子好。儿子在外打工，只给她口粮，还有一搭没一搭，但共产党每个月都会妥妥的发80多元退休金给她，让她有了极大的心理支柱。她住的房子还是土房子，房顶多处漏雨，地面还是土地面，但走进房子里，能看出在她能力范围内，把屋子收拾的非常利落，破旧的屋子掩盖不住她光明的心态。老人物质上是很满足的，但也是非常孤独的，很少有人来看她，虽然她有三个孩子和几个孙子。她什么都不怕，就怕生病，因为病了就可能起不来，死了都没有人知道。如今的农村，孙子和父母，父母和老人，大多都分开了，家庭大多都解体了，失去劳动能力的老人到处都是，绝大多数都无人直接照顾。但这些老人自我照顾的能力也都超强，他们一生从事农业所锻炼的心态和身板，在支撑着他们的自我养老，而国家在农村实现的全面保障，确实非常非常重要，这是农村老人最重要的心理支柱，不得不承认，国家保障的重要性超过儿女，虽然孝子孝孙的传说时常有，但总体毕竟稀少。在我们这样一个农业人口大国，如果不搞社会基本保障，这么多农村老人的命运无法想象。

从80多岁的人往下走，发现年纪越小的人，心情越不舒畅，越不愿意留在农村，到了二三十岁这个阶层，几乎都走空了，特别是最近几年，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在急剧下降，原因可能如下：1、小农方式的农业生产成本越来越高，越来越搞不到钱；2、随着集体经济的分崩离析，人越来越追逐短期利益，造成人际关系越来越恶化；3、城市建设加快，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和城市化的机会。总的来说，从80年代包产到户后，30多年来农村的生产积极性是在缓慢下降的，而到最近几年下降的非常厉害，这些年农村很多地方的生态好转，原因居然是土地的荒芜，很多地都种上树了。而这种种树保地的浪潮，具有多米偌骨牌的效应：一家种树，遮住了阳光，会影响邻居土地的作物生长，于是逼的邻居也种树算了。很多农民，都已经要花钱买粮食吃了，虽然眼前在市场上都能买到粮食，但他们困惑，如果按这种趋势慢慢下去，以后大家吃什么？

现在从现象上看，农村的树越来越多，绿色在增多，生态在好转，但深入探究，发现农村环境实际上在恶化。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劳动力不断流失，劳动力不断商品化，农产品的实际估值被市场不断压低，农业生产被迫大量采用化肥、农药和激素，同时大量的垃圾也运不出去，很多农村现在垃圾都堆积如山，散发出恶臭。这种在绿色掩盖下的环境污染，已经付出了代价，即便80多岁的不识字老人，都发现身边得怪病的人明显增多，而滁州天使协会去年救助的二十多个白血病儿童，居然90%都来自青山绿水的农村。而那些40-60岁左右依然坚守在农业生产第一线的人，他们都很清楚化肥、农药、激素等大量使用造成的后果，那就是土壤的恶化、作物品质明显下降、害虫抗药性不断上升，以及对人健康的影响。在和三官一位菜农的交流中，他告诉我们他这里芹菜都没法种了，因为土壤问题，种了就生病。而在十几年前，三官的蔬菜能卖到南京那边，现在南京那边已经不要我们滁州的菜了。菜农送给我一根自种的黄瓜，保证没打农药，吃了几口后，觉得好难吃，一点黄瓜味都没有。过去我们滁州的地产蔬菜是滁州人的骄傲啊，因为好吃，即便不好看，都卖的比外地菜要贵，但如今的滁州蔬菜，品相不如外地菜，口味的优势看来也丢掉了。在种蔬菜的田间地头，能看到各种药袋子，腐烂的农膜大量和土壤混在一起，大棚非常原始，蔬菜的种植水平是十分低下的。目前，政府和社会组织也没有人下来指导菜农怎样改善种植，怎样合理的使用农药，农民对于农业生产方面的知识，主要来自于种子公司和药品公司，他们说怎么用，农民就怎么用。然而商业公司提供的种子，现在都不能留种了，而且越来越贵；药品公司的药品，只要国家禁止使用一种旧药后，推出的新药就会更贵，在降低毒性的同时，喷洒量就必须增加，种子和农药已经牢牢的把农民拴住了。

我们问菜农，如果现在种菜，不用化肥和药物，把农业种植的导向从单纯追逐产量向安全和口感方面转变，还能不能种。他想了会，肯定的回答：是能够做到的。但需要来自两个方面的支持，一个是新技术方面的指导和投入，干活他们是不怕的；一个是因为因此而减产带来的收入风险补偿，也就是要设法把这种菜卖的价格更高。这其中来自收入方面的风险，是农民最主要的心理障碍。和我们聊天的菜农，他和妻子两个人伺候5亩共计12个大棚的蔬菜，基本上每天都起早贪黑的伺候园子，这样一年的收入在5-6万，包含了他俩全部的工时，考虑自己的生活，以及孩子上学和结婚的开支，还是很紧的，所以任何因为革新带来的风险，他们都会非常慎重。同时，这些年来来自销售端的盘剥，也让他们抬不起头来，销售端的人数量少容易团结，而生产端的农民数量很多且一盘散沙。拿藕这种常见蔬菜来说，滁州的批发商基本就5家了，他们很容易就团结起来联合压低收购价，一个藕塘成熟后，如果第一家批发商来跟农民谈谈不下来，后继来的批发商居然会越谈越低，而藕如果过期不收就会烂在塘里，会让农民总是屈服于批发商，而这些年来，做销售的人利润越来越高，菜农的利润越来越低，且政府不对这种状况做任何的干预，这也让菜农更加不敢做技术上的尝试。然而，这不代表农民不想把产品做好，不代表农民没有革新产品的热情。从对农民的访谈，我们能清晰的感受到，做产品的人，没有脱离农业生产的人，在整个农业的产业链中是最有良知的阶层，因为他们对作物有感情，他们对最重要的劳动工具——人本身的健康具有最理性的认识，他们在种植生命的同时，也深情的把玩着这些生命，他们在用百草枯铲除了田头的杂草后，内心也是矛盾的，也是担忧会影响人的健康，但是，来自各种环节的压榨和诱导，前拉后推，让他们无法掌控自己的生产方式。

我可以负责任的下一个结论：在食品安全和环境恶化问题的矛盾中，农民不负主要责任。表面看农民直接造成了食品安全和环境污染，但这绝不是农民本身的意愿，而将来改善这些问题的人，除了他们也不可能有第二个阶层。有一位茶农曾经和我说过一句话，让我记忆至今：不管你政府政策怎么变，农业生产的模式怎么改，最终干活的不还是我们这些人？

这次的调查，我们重点访问了两位生产队的队长，一位60多岁，一位50多岁。他们都是干了多年的生产队长，对农村的历史变化具有宽广的视野，一些见解的深刻完全超出了我们访问的人。和他们交流，我重点放到了农村经济基础的变化上，因为他们过去都是带头人，积极分子。和年龄较大的这位队长交流，他思路极其清晰。先提到了农村的人文变化，他很肯定的说，农村的生活水平是大幅提升了，但是道德水平确实是大幅下降了。他做了个前后对比，在过去大呼隆时代（集体经济时代），人的道德水平是非常高的，到了什么程度？晚上常会有人偷偷的去把别人的活帮忙干掉，问谁谁都不说；那个时候人心也特别齐，想干个什么大事，比如修坝筑堤，开垦荒山，一呼百应，而侵吞集体财产的事情基本是不可想象的，农村的那些带头人都是些身先士卒讲奉献的积极分子。而到了今天，集体的观念基本形同虚设，没有人再为集体出力，不要说集体干大事了，就是喊人来修个渠，张口谈的都是钱，集体资产不断荒废和缩小，而那些能侵占的东西，比如山林等，都成了个体的肥肉，总有一些人带头去搞集体财产，队长出面制止，结果还被这些人打市长热线，然后问责到镇上，镇领导总是说要和谐，不要搞狠，挨熊的却是队长。“这年头，没有黑白，不分是非了！”队长如是说，扬善就必须惩恶，这个最基本的道理，上头似乎都不懂了。能看出，他的精神是非常苦闷的，这种道德氛围下，队长不要说干点事情，连自身都难保了。我问他，农村道德的变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他不假思索的说：从大包干开始。我惊讶的问他：历史书上说，因为集体经济人都没有干劲，都在吃大锅饭了，偷奸耍滑，才搞大包干分田到户的啊？队长冷笑了一下，缓缓的说开来：人群到哪里都分左中右，一万年都是这样。集体经济时代肯定有偷懒的，但从来都是少数。那个时候在积极分子的带动下，农业生产非常有纪律，就像今天的单位上班一样，每天都要出工，在这种集体劳动的场景中，只要有积极分子，大多数人是不好意思偷懒的，因为农民也是非常要面子的。而在中央精神的不断指引下，积极分子总是层出不穷！所以大多数人就这么咬着牙跟随着积极的人，我们之前访问的那个84岁的老太太，记忆起她的年轻时代，就说那个时候很苦，每天都在干活，但她只要看到别人在干，就对自己说，人家能干，我也就能干。其实这种苦，和旧社会那种被威逼利诱的苦，不是一种性质的，在集体劳动中党员干部都带头干，是真干，这种情况下，你不干，面子上是过不去的。然而我看到的一些新奇的历史观点，完全混淆了是非，把集体经济时代当作集中营，这是完全错误的。因此，扣除掉人的偷懒因素，大呼隆时代人实际的出工量要比现在的农业生产高不少，那个时候土地都是精耕细作有计划的，不像今天，农民的生产已经自由化，单门独户，想怎么搞就怎么搞，想怎么省事就怎么省事，所以才出现了今天严重的环境和食品安全问题。他的这个说法，也印证了我在组织支农活动时发现的一个规律：集体劳动特别容易调动情绪，只要有人积极，其他人都不好意思偷懒。我还有一些疑惑，继续追问他，既然过去农村生产积极性这么好，那为什么到了大包干的时候才吃饱肚子？说到这里，他有些激动起来，但依然很有条理的跟我分析了两点原因：第一点，中国农业的建设，到了70年代，农田改良和水利灌溉系统才全部完成，而种子的改良，也是到了70年代末才基本完成，化肥厂的布局也差不多是这个时候完成，在这些基础设施和科技条件不到位的时候，人出3分工才能收获今天的1分粮啊！分田到户是在短期内刺激了农民的生产，但你得有东西可分啊。第二点，大呼隆时代也确实有一定的问题，就是积极分子，那些道德模范的话语权太大，除了集体观念强，国家观念也强，总想着多为国家打点粮食，所以每当上头下来问有没有困难啊？总是说没有困难，结果农村总是征过头粮，而且还相互攀比。领头的带头讲奉献，结果村民只好跟着吃不饱。不过我觉得这也不是致命的问题，调整分配政策即可。同时，分田到户后，因为单门独户没有能力使用大型机械，很多集体的机械就此荒废，甚至被一些人巧取豪夺了，农业在机械化方面大大的退步了很长一段时间。听队长讲到这里，对共和国60年来的农业生产变迁史，感觉前后的逻辑都完整的贯穿起来了，我仿佛看到了这样一个画卷：一个整体的、有机的大地，被人为的分割了，于是附着在这土地上一群亲密无间的人，之间的关系也渐渐的隔开了，但大地无论你怎么划分，它本质上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为的分割，阻挡不了实际的联系，于是困在方寸之地的人与人之间便开始争夺，开始互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不是相反。

在我们访问的另外一位五十多岁的队长，发现他的生产队集体涣散的更是彻底，集体财产和集体收入基本没有了，每年只有一个电灌站，上头有个5000元的拨款，就这点钱，大家伙还盯着想搞点；每次集体开会按规定需要议事，喊人都不来，说开会会误工耽误挣钱，最后无奈定了个规矩，每次开会来每人发50元作为误工费！参观他的生产队，虽然单门独户房子盖的不错，但村里垃圾遍地，水塘脏臭，无人问津，蔬菜种植水平更是非常低下。我问他怎么改变这些问题，他很麻木，只是说每天有干不完的事情，没有精力管这些了，上头要么要他处理各种无关痛痒的政务，要么要他配合各种检查说些空话假话，于是队长在村民眼里已经成了一个笑话。我问他为什么要干这个队长，他挠挠头说不上来，只是讪讪的对我说，我也不知道该干些什么，但我保证我自己，守住底线，不害别人，不私占公产。。。

有的人对农村生产没有概念，可能会问，没有集体，就这么个体自由发展不是挺好的么？但问题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规律的。“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马太效应告诉我们，如果不加干涉的话，人类社会的发展总是遵循“穷者越穷，富者越富”的规律。自由独立的个体组合是不稳定的，一定会有力量崛起而影响控制其他大多数的人，这种力量，要么是负能量的，要么是正能量的。我现在就可以隐约的看到未来中国乡村的局面——如果按今天这种惯性走下去，20年后统治中国乡村的是黑社会，而不再是这些在坚守底线的老队长、老党员。物质总是要运动的，没有主动的出击，正能量的底线是守不住的。如今，村民们轻蔑队长，而队长也轻蔑镇政府，说他们面对矛盾胆小而懦弱，只看镇里领导一届一届的换，从不知他们到底在干些什么，村民们更是连镇长是谁都不知道了，也不关心。整个人群，无论是横向还是纵向，都在快速的分裂。

分析到这里，无论是农村的精神面貌和道德问题，还是农村食品安全和环境污染等等的问题，我感觉都可以下一个总的结论了：这一切的变化都源自于生产关系的变化。具体的生产关系变了，人的意识形态也就变了，并反作用于生产的本身。生产关系是人类道德文化的源头，人类从来就没有凭空而来的道德文化。我现在理解了毛泽东当年为什么坚决反对分田到户，因为土地分了，附着在土地上的人心也就分了，但人总是要发生关系的，于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从直接而合理的关系（社会主义），变成了物与物的交换关系（资本主义）。人的精神是无穷的，但也具有两面性：一面体现在整体利益方面，叫做公心，另一面体现在个体利益方面，叫做私心，这两种精神都能够发展物质生产，但人的私心必然产生个体孤立的恐惧感，这种动力虽然可以带动物质的生产和交换，但这种生产是不健康的，建立在损害他人利益，过度透支自然资源的基础上，故此会带来道德文化和环境损害问题，这对我们人类整体生存发展总体有害的。

今天，回过头来看共和国前三十年的历次政治斗争，始终贯穿着两条路线的斗争，始终围绕着土地的分与合，如今终于深刻的理解。中国到底走社会主义路线，还是资本主义路线，非常重要，因为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产关系。过去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我并没有什么理解，现在看来，社会主义路线是以人的集合——集体与社会的发展为导向的路，是以人为本的；资本主义路线是以人类的身外之物——物质利益的发展为导向的路，是以物为本的，以物为本其实就是以少数人为本。走资本主义的道路，意味着个体无尽的奔波和尘劳，意味着永不可能到来的幸福；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意味着有痛，但并快乐着，因为我们有能力不断的纠错，我们能够回归自己——人类的整体。有的人会说，社会主义，过去不都是穷的代表么？其实这种说法是很短视的，社会主义就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其实就是以人类的整体利益为本，在人类的整体利益中，必然蕴含了丰富而美好的物质世界，必然蕴含了食品的安全和环境的保护，只是因为要求物质世界的发展和人本身的发展是均衡的，从而一开始慢了一些，但这种慢是健康的，就好比有机种植的食品总是要好过激素和化肥种出来的食品。

我们今天的问题还能够纠正么？这个问题我也无法回答。但从我们对农村的调查来看，依然有希望。因为一大批坚守底线的人还在，他们还能动，还愿意动，还有着清晰的红色记忆，还有着因历史反差而形成的深刻认知。如果错过了这个时代，中国农村将走向一条不归路，中国将走向不归路。而引领这个浪潮的力量究竟是谁？我现在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因为自上而下的变革代价是最低的，因为共产党就是要搞社会主义的，就是要奔向共产主义的，你这样做人民自然会团结在你身边；你共产党不搞共产主义了，就不是共产党了，人民就一定会抛弃你，就一定会有其他的力量取代你，苏东剧变已经历史的证明了这一点。我们过去需要革命，因为我们的先辈需要活下来，需要基本的公平；而我们今天一样需要革命，因为我们需要安全的食品，需要清洁的环境，需要人的全面发展，需要美好的人际关系，需要重振精神的世界。

谁来扛起革命的大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