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距今已经过去整整四十年了。四十年间，文革已经成了一个“战场”，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的激烈交锋。虽然官方已经对文革的性质做出了“不容更改”的判断，但这个判断无法容纳文革本身的极端复杂性。因此，在当代，如何评价文革，如何书写文革的历史仍然是一项“未完成”的事业，值得人们继续思考。

可惜的是，当下的文革史著作，大多数仍然把文革理解为毛泽东密谋的一场高层权力斗争，即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为了巩固自己的独裁统治，不惜一切代价发动的一场镇压异己势力的政治浩劫。这种叙述实际上颇符合中国古代“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那一类演义故事的套路，又因为“揭露”甚至编造了许多权力斗争的“真相”或“内幕”，满足了很多人的考据癖和好奇心，所以在民间很有市场。但它背后的整个历史观却是站不住脚的。这种历史书写体现了典型的“英雄史观”或“精英史观”，即认为历史不过是在英雄人物权力更替的血雨腥风中被创造出来的，权力格局的改变造成了历史变动的种种契机。历史发展固然离不开权力斗争，但它绝不仅仅是某个人或某一小群人之间那种狭义的“权力”斗争，而是和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结构变革联系在一起的、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广义权力斗争——这种斗争或者潜伏在日常生活之中，或者在革命之时达到它的巅峰，以至于颠覆现有的社会结构并重新配置社会各阶级的力量格局。倘若只从个人的或小团体的角度去理解“权力”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就会遮蔽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最后陷入一种对历史的简单化理解。更糟糕的是，它有可能让人陷入一种历史的虚无主义，也就是说，完全放弃人民群众创造和变革历史的可能性，而只把他们当成历史的冷眼旁观者和被动接受者。这种态度就像《曹刿论战》里的那个“乡人”感叹的那样：“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既然兴亡更替都是“肉食者”的事，那些“庸众”又何必主动参与历史的创造呢?

与此相关的，还有另一种对文革的精英式叙述，那就是曾经受到迫害的知识分子或老干部对文革的回忆或“反思”。由于他们垄断了书写历史的资源和能力，因此，这一部分人对文革的“选择性回忆”也构成了当下对文革的一种主流叙述。这种叙述的特点是：它总是从受到迫害的精英分子的视角出发，把文革撰构成一部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受到权力欺压的荒唐历史，而充斥于其中的则是一系列被模式化的话语符号，比如“关牛棚”、“戴高帽”、“剃阴阳头”、“坐喷气式”、“打砸抢”、“拿皮带抽人的红卫兵”等等。尤其是八十年代以后，随着所谓新启蒙主义意识形态的兴起，这些精英分子更是从理论上固化了对文革历史的否定性评价。其做法是通过李泽厚提出的中国现代史上“启蒙”和“救亡”的双重变奏这个视角，把文革视为中国社会积聚已久的封建主义余毒的总爆发，通过否定文革也就连带着否定了整个中国革命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历史功绩和成就。这些已经构成了我们当代对文革的主要认知，甚至已经变成了一种历史“常识”，变成了当代人对那段历史的一种自明的“感觉结构”。但是，历史本身和对历史本身的主观叙述往往会有这样或那样的距离，不可等量齐观。不能否认，文革中确实发生过精英受到迫害这类事件，有的甚至造成了悲剧性的后果。但是，如果从建立一种客观公正的历史态度这一角度看，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的这种悲情叙述，其失误有二：第一，他们往往有过分的情绪化渲染之嫌。这种渲染，轻则歪曲事实，干扰人们正确的历史判断，严重的甚至无中生有，蓄意造谣，这就不仅干扰了对个别历史事件的正确评价，而是严重影响了人们对整个历史发展趋势的把握，很有可能让人颠倒是非，把历史中不合理的当成合理的，而把合理的却视为“非理性”。这种对历史叙述的垄断把文革引向了一条“妖魔化”的道路，并且切断了其他一切历史叙述的可能性;第二，精英分子预设了一种排他性的历史叙述的主体。这个主体的建立意味着精英分子独掌了叙述历史的话语权，同时也透露出精英分子的“唯我正确”。但正是这样一种在政治和道德上“翻身”的满足感，遮蔽了许多重要的问题，比如：为什么在文革中要批判精英?精英和群众之间的这种对立关系是如何形成的?也就是说，精英分子的这种自我满足感虽然使他们获得了批判文革，臧否历史的特权，却也使他们丧失了自我批判的能力，丧失了检讨他们与群众之间关系的能力，丧失了深刻反省文革之所以发生的社会—历史动因的能力。这就决定了他们的文革回忆往往是从精英集团利益出发的一种对历史的情感叙述，而并非负责任的历史考察。因此，这种叙述必然就只展现精英分子的受辱，同时压抑了群众对精英分子进行批判的合理性。整个文革史叙述于是就变成了精英们主导的历史独唱。

《极端年代的公民政治》书影

与上面两种主流叙述相比，童小溪的《极端年代的公民政治——群众的文化大革命史》一书显得十分独特。从其书名可以看出，它的重点落在“群众”这两个字上。作者既没有把文革理解为高层领导人的权力斗争史，也没有把文革理解为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的受难史。相反，他试图把文革理解为一场人民群众自下而上的、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而进行的自觉的政治运动。这种视角既影响了他对文革时限的判断，也影响了他写作本书时对材料的选择。

就对文革时限的判断而言，童小溪认为文革只存在于1966—1968年这两年内，而非像官方所定义的那样始于1966年，终于1976年。这个判断所依据的恰恰是群众参与运动的主动性和公开性的程度这一标准。因为只有这两年，才是群众被充分发动起来组建各种群众组织，大搞“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时期，也只有这两年，才是由群众主导的大民主发展最迅速和群众作为革命主体对当时的官僚机构、精英阶层冲击最为猛烈的时期。而1968年之后，随着老干部的复出，各地革命委员会的陆续建立和“三结合”原则的实施，局势便逐渐收紧，原先受到冲击的政治经济秩序也由先前的“例外状态”逐渐恢复常态。这意味着文革正在重新回归国家治理的轨道，进而也就意味着群众大民主的式微和官僚体制的重建。事实上，这已经宣告了群众运动意义上的文革的结束。当然，这种“两年文革论”是否有效仍然值得商榷。把十年文革截成两段带来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整体性地理解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与思路?难道毛泽东的整个思想也如同这种人为的时间划分一样，经历了前后之间的一个“断裂”?我们是否可以像某些西方左翼断言的那样，认为毛泽东在1969年中共九大之后已经背叛了他一手缔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向党内的官僚阶层做出了妥协?如果这种时间划分是有效的，那么又该如何去理解七十年代?如果毛泽东确实背叛了革命，又该如何理解七十年代仍然在持续进行的一系列批判运动?难道七十年代要变成一个既不同于六十年代，又迥异于八十年代的孤立的时间存在吗?这些问题在“两年文革论”的框架内并没有获得有效的解决，但它至少改变了以往的那种叙述文革的方式。

《极端年代的公民政治》作者童小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