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个村子里当时有一百多户人家,全都姓黄。族大人多,而我父亲这一支是弱房,经常受人欺凌。父亲和叔父等人商量打算培养一个孩子读书,学点文化,不求飞黄腾达,只图将来写个状子、祭文之类的东西不用求人。于是,议定从祭田里每房抽一担谷作为学费<当时称作“束修”),供一个孩子上私塾。不知怎么把我选中,作为培养对象。于是,从九岁起我就入私塾读书,间或参加一些农田劳动。

入私塾的第一年,先生教我读《三字经》、《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等。我似乎还不笨,记性也好,又肯用功,第一年就读到了《孟子》的“离娄章”,受到先生的夸奖,这就使父亲,伯、叔们决心让我继续读下去。一读就是五年。除“四书”读完之外,还读了《幼学》、《鉴略》、《诗经》、《书经》、《左传》等。但这位先生只管教认字,而不能讲解字义。所学的这些书,尽管可以背诵如流,却不能理解其中含意,纯粹是死记硬背。对这种读书方法,我越来越不满意,就向家里提出换先生的要求。但先生是几房公请的,强房的人不答应换,我们这弱房的人就没有办法。那位先生也很恃强,不准我到别处就读。扬言如果我到别处就读,仍要照旧给他交一份“束修”。一见这种状况,父亲就害怕了,认为哪一方也得罪不起,只得让我停了学在家参加农田劳动。我停学约有一年光景,成天在田间劳动,顶得半个劳力。除掌犁、撒种还不行外,其它的农活全能干了。割草一天能割二三百斤,还能从十五公里外挑五六十斤煤炭回来。

黄克诚的共产主义之路-激流网   我十五岁时,那些长辈们觉得我的学业半途而废太可惜,又让我到一个邓先生处读书。这个先生学识挺高,但非常懒,毫无责任心,只是敷衍了事。我在这里马马虎虎凑和了两年,通过堂伯父家的关系又换到一个史先生处读书。我哥哥送我去时,嘱咐史先生对我要严格,要多教给功课。史先生是前清的秀才,写得一手好字,对学生要求严格,责任心很强。他给我讲解古文,教读《了凡纲鉴》之类的经史书,教我写大宇、作文章。我在史先生处认认真真地读了两年书,很有些收获。我的史学知识主要靠这两年打了一点基础。

这个时期,我的思想是大大落后于时代的。我的家乡地处湘南偏僻的丘陵地区,风气闭塞,很不开通。那时已经是民国十年,而我家乡的人们对于君主、民主、总统、皇帝还分不清楚。我小时候,受母亲的影响,还肯安于现状。但这时我已经对家乡人们的生活状况发生疑问了。我常常问自己;人到底是为什么活着?似这样一年到头受苦受累,勉強维持个半饥不饱的生活,岂不是活着就是受罪,受罪是为了求活?那么,生活的意义究竟何在呢?我读了一些书之后,开始相信孔孟之道。古人中对我影响较大的是陶渊明和文天祥。我爱读《归去来辞》和《正气歌》,总想学习他们,对个人名利看得很淡泊,觉得为人必须做个忠诚正直之士。

到我十八岁的时候,已经整整读了八年书了。虽然学会了咬文嚼字地写文章,但以后怎么办?我却茫然无所知。在我们这个百多户人家的村子里,当时只有两名中学毕业生。一名叫黄锡珍,中学毕业后在县里劝学所当所员(相当于后来的县教育局的职员);一名叫黄廷珍,中学毕业后在县立高等小学当算术教员。这一年的春节,黄锡珍从县城回家过年,他动员我去县城读书。进县城上学,这在我们那家族里看来,可是件了不起的大事。于是,家庭讨论,族房会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母亲不赞成,一是怕我远离家门放心不下,二是考虑到家庭无力负担我读书的学费。我父亲对我进城上学的事模棱两可、犹豫不定。只有我哥哥坚决赞成我去,堂伯、叔父等也多数赞成。他们认为已经花了许多谷子供我读了这多年书,如果就此作罢,我仍旧务农,岂不是亏了么?于是大家议妥;每年由嫡堂公房继续凑六七担谷子,供我进县城读书。当时家里备不起衣服行李,族里各家纷纷来帮忙。黄廷珍把他一个旧书箱子借给我,并送给我一套他穿旧了的学生制服和一件布夹袄、一件长衫,其他人又凑了几担谷子和其它用品。1920年春节过后,我哥哥挑着书箱和行李,,直把我送到永兴县城。

由于我的学业基础只有古文的经史知识,所以只能考县立高等小学。十八岁还读小学,这在现在看来未免有些稀奇,但在那个时代并不奇怪。在当时的同班同学当中,有不少人比我的年龄还大得多。县立高小规定三年毕业,我只读了一年半。从学业上来讲,除了新学得一些简单的数学基础知识外,其他收获可说是寥寥无几。我入学的头一年,每学期都是考第一名,可以获得几块钱的奖学金。又由黄锡珍在劝学所里帮我找点课余抄写的差事,一年能收入几块钱。就这样凑凑和和读了三个学期的高小。

课余做些抄写的事情,不仅给我补贴了一部分费用,同时也给了我接触社会、了解社会的机会,使我增加了不少在课堂上学不到的社会知识。如帮助华洋筹赈会编造灾民册,为赵恒惕的省宪选举编造选民册等,使我懂得这统统是些骗人的把戏。名册上的名字多是伪造的,达官要人们以此来骗钱、骗地位,还要冠冕堂皇地标榜是兴办慈善事业、实行民主政治等等。这些都增加了我的愤懑和不平。

我在县立高小读到第三学期时,黄锡珍告诉我说衡阳省立第三师范要在暑期招生,动员我去报考。因为读师范可以免费,我决心报考。为此,这年的暑假我没有回家,就住在县城劝学所黄锡珍处,一边替劝学所抄写文件赚钱糊口,一边补习未学完的高小课程,准备报考师范。由于我高小尚未读完,没有领到毕业文凭,只得借了别人(也姓黄)的一张文凭报考。初试、复试都很顺利,遂于1922年夏,考取了衡阳省立第三师范。那年我整二十岁。

衡阳省立第三师范,是当时湘南地区很有影响的一所中等专业学校。始建于1904年(光绪三十年),原名省立南路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改名为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校址设在衡阳江东岸晏家坪,位于湘,耒、蒸三水汇合之处,是个风景优雅的所在。清朝末年,曾在此地办过几所学堂。在学区与外界相联的石桥前面,立有一块牌坊,上书“南学津梁”四个大字,把此地称为南方人士寻求新学的必经之途。在我入学的那几年,第三师范每年招考两班学生,共一百二三十名。其中湘南每县各择优录取四名,免试选送部分师范附小的优等生,此外便是不分县别地择优录取若干名。学生考取入校以后,免收学费、膳食费、讲义费,只稍许收一点课本费。这是我当时唯一能读得超的学校。我考取后,被编入第二十三班。

入学之初,我情绪很高。对我来说,真是好不容易才争取到这个免费读书的机会,高兴的心情,溢于言表。学校食堂的伙食虽一向为学生们所大为不满,但对我说来已经很满足了,因为比起我在家时要好得多。衡阳比永兴县城远为繁华、开通,在这里可以看到许多报刊杂志,环境使我耳目一新,眼界大大开阔。我如饥似渴地读书学习,脑子里除了想学习之外,似乎再没有其他的想头了,心情很平静。但这种平静没有维持多久,思想上就发生了变化。环境的改变,接触面的逐渐扩大,特别是读了一些报刊杂志以后,脑子里开始考虑许多问题:社会的弊端,国家的前途,个人的出路等等,使我无法安静下来。因为,这许多问题都使我感到忧虑。加之由于我家境贫寒,在同学中间显得格外土气,我患了一场重感冒后,因无钱医治,也吃不起滋补食品,身体失于调养,便形成慢性气管炎,时常咳嗽,被看作是痨病鬼,在学校里大受歧视。我在读私塾和高小时成绩突出的优越性没有了。这里看重英文和数理化,而我在英文和数理化方面的基础很差,我所熟悉的古文在这里却不大受重视。于是,我逐渐产生了自卑感,形成孤僻、不爱活动的习惯,常常一个人坐在那里考虑问题。展望将来,不知向何处去。读了师范又如何?对国家、社会、家庭能起到什么作用?当时社会上就业很困难,我这个贫苦农民的子弟有什么办法去谋个职业?家族花那么大力气培养我,岂不使他们大失所望。要能考上大学也许会好一点,但路费、学费又从何而来?不能上大学,又不能就业,那么眼下学这些功课又有什么用?想到这些,脑子里像一团乱麻,总也理不出个头绪。因此,我的情绪日渐低沉,学习的积极性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