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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思考

2017-5-21 06:37| 发布者: 远航一号| 查看: 759| 评论: 0|原作者: 陆航程

摘要: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从来不是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口号,中国的市场经济只是全部经济形态的一部分,政府主导的社会资本生产占据着关键地位,市场经济仅仅是私有资本生产体系的特征,不是社会资本生产的特征。

关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思考                        


    一、雄安新区突出的不是市场配置

    我们欣喜地看到,中央对雄安新区的建立寄予厚望,强调这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这样的定位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还需要后续观察,但有一条是公认的,这里不炒房,至少在这个领域不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那么雄安新区的经济运行模式是否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这引起了本文的思考。

    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是资源的主要配置者

    何新先生在《论混合经济》一文中指出:

    “如以1976~1980年间同1981~1985年间的平均数字相比较,则各国政府的社会福利开支在政府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增加值为:美国从48.7%增加到52.4%。日本从50.9%增加到51.1%。联邦德国从58.1增加到58.8。瑞典从56.8增加到58.7%。90年代以来还有进一步的增长。

    总体而言,自二战后的50多年来,西方国家实施的社会福利,项目日益增多,范围涉及每一公民的生、老、病、死、伤、残、孤、寡、失业和教育等各个方面。在发达国家,教育基金也是被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因此基本实现了初等及高等公立学校的免费或低廉费用的普及教育)。国家社会保障体系,已经成为现代资本主义国民收入分配的基本方式。它已经超过了个人直接收入的范畴,为每一个正式社会成员即使处于在失业或伤残状态,仍可维持基本生存提供了根本性的安全保障。

    据西方统计,到90年代末,各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社会福利开支,一般占本国政府总开支的1/2到2/3,占本国国内生产总值GNP20%~30%。由此可见,‘社会福利制度’已经成为现代资本主义分配制度的主要形式”

    何新先生还提到:关于现代美国的经济制度,瑞典经济学家艾登姆和斯·威奥第曾做了一下的描述:

    “……,如果一个上世纪中期的典型的美国人面对今天美国的经济体制,他会发现许多令他惊奇的事情。他很快就了解到,并不是所有的资源都是通过市场交换的,那种成为‘公共部门’的实体出于如国防、教育等目的掌握了大量资源。所有这一切都与那种在分配中没有政府干预的、传统体制下的平稳运行的市场大相径庭。”

    何新先生提供的上述资料,充分说明,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绝不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这说明,即使在私有资本投资领域的市场经济体系中,那种不区分对象、不设定前提、主张一切要素都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一切资源让市场配置而不是政府配置”、“找市场而不是找政府”的理论与提法是错误的、片面的。即使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也并没有推卸积极配置资源,为弱势群体提供更多福利、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多资源的责任。尽管由复杂的外部、民众的压力,推动西方国家政府采纳了近似社会主义的政策,但他们毕竟这样做了,事实上做到了政府在全社会的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三、误导中国的阴谋

    如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那么为什么却千方百计地鼓动中国走相反的道路?

    提倡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理论来源是认为,市场可以自动地为资源提供最优配置。这是一句谎言。

    配置就是分配,对财富的分配权岂能听任市场的自由。一国财富的最终分配权从来是国家主权的一部分。

    市场配置的本质,是最终按资本量配置、即按资本量分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句话,在实践中,突出的是资本量在资源配置(分配)中起决定作用,它强调的是微观层面的企业、私人经济行为成为资源配置的主体,体现出排斥国家干预配置(分配)的诉求,追求的是资本意志的“自由放任”。

    对市场的自由放任,必然出现“姜你军”、“蒜你狠”等资本垄断现象,最终出现国际资本对中国产业的垄断。在让渡了资源配置“决定性”管制权之后,“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就成为一种政治上的点缀。而资本剥夺了政府的分配权之后,资本的下一个目标自然就是政权本身了。

    在现实中,资源配置并非平等交易、等价交换,不同集团有着完全对立的利益诉求,资源配置本身就是一个社会变革过程,在西方,任由资本配置资源,从来是一个被称为“历史代价”的血腥过程(圈地、黑奴、灭绝印第安)。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主持的对资源的相对平稳的再配置(尽管也存在打土豪分田地的强制剥夺,但总体上是相对平稳的),绝不会在市场力量“自由争夺”中同样体现出来,市场力量将以更加暴力的形式呈现(强拆、强买、强卖),结果将更加血腥。

    谁来配置、配置给谁,都涉及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制度和国家的问题,没有国家的宏观协调,市场如何能够“自动”协调对有限经济资源配置中的利益冲突,谁来维护经济民主,维护公平公正?

    如果国家不介入对利益归属的协调和管制,把控最终决定权,就一定是弱肉强食,造成分配上的不均衡和不公平,这正是西方强大利益集团所希望的。

    “市场可以自动地为资源提供最优配置”完全是一种空想,这种“空想市场经济”理论抹杀经济利益矛盾与对立的事实,正体现出境外金融大鳄误导中国改革,并对其动机的掩盖。

    实际上,西方国家并不执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为什么唯独误导中国采取这种有利于境外金融大鳄的政策?

    四、西方发达国家早已不是纯私人经济

    西方经济术士鼓吹,市场经济的成功和高效率,就是来自私有制+市场自由配置。但是我们看到,西方的正直学者却有另一种描述:

    “自从19世纪末期以来的西方经济已经不是纯粹私人经济,而是双重经济,政府已参与企业活动。双重经济并不是私人经济向公有经济的过渡,而是向社会福利为重点的‘混合经济’过渡”——汉森。

    “美国的经济是一种‘混合经济’,在其中国家机关和私人机构都对经济活动实行政策控制”——萨缪尔逊。

    “美国的经济自1930年代以来,早已非纯粹的资本主义或纯粹的市场经济,而是一种资本主义导向的混合经济” ——法国经济学让·拉费。

    “混合经济的根本思想,就是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及其计划机制实施市场调控和监督,从而对市场缺陷进行纠正和救治。”——法国经济学让·拉费、雅克·勒卡莱着《混合经济》。

    “混合经济并不是一种出自事先构想的制度,而是工业社会发展和资本主义制度演化的历史产物”——法国经济学让·拉费、雅克·勒卡莱着《混合经济》。

    混合经济绝不是在国有企业中加入私人经济成分,进而逐步实现国家所有转为私人所有这样的误导,而是私有资本生产和社会资本生产两种生产方式共存。

    历史上没有任何国家由于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取得成功,否则就不会出现凯恩斯、李斯特、熊比特。

    五、根本没有单纯研究“稀缺性”、“资源配置”的纯经济学

    事实上,根本不存在单纯研究“稀缺性”、“资源配置”的纯经济学,经济学从来没有成为一门科学,因此不存在“最优配置”的科学原理,西方经济学家所吹嘘的经济科学原理完全是误导中国全面实现私有化的政治骗局,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实现西方国家、国际垄断资本集团对中国全面控制的意识形态的传道。

    改革开放以来,在西方术士的误导下,中国的改革理论与政策的确受到了一些影响,也造成了一些影响,有些影响甚至还十分严重,以至现在不得不采取强力措施予以纠正。

    比如在西方术士的误导下,中国在房地产发展模式中,实际上把国有土地地租利得实现了私有化,推高了房价,造成了公共财富的不均衡、不公平分配,把商品房变成了肆意炒作的资产品,让富者更富、穷者更穷,中央及时发现了问题,习主席提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炒房”是市场配置行为,制止这种市场配置行为就是政府调控、就是政府在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由此,各级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积极扭转局面,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为了树立样板,又特别建立“雄安新区”。因此,尽管在改革中一时出现偏差,发现问题后就会及时纠正。

    在由谁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问题上,也一定会及时得到确定。

    实际上中国虽然宣称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也没有、也不可能完全实施、照此办理,不然就没有政府强力推动的“三去一补一降”,就没有限期消灭贫困,更没有“雄安新区”的建立。

    既然如此,那么讲让“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起决定性作用”是不是为了让西方国家承认中国已经是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体制?

    西方国家的目标是推动中国在资本项下完成金融市场的全面开放,从而有机会全面控制中国的金融,非此就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事实证明,仅仅宣布让“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起决定性作用”并不能让西方国家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社会主义最大的优势,就是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里边除了涉及对人力的动员之外,当然就是对资源的集中配置,正是这种优越性才有了中国航天、高铁、超高压电网等一大批让中国人骄傲的工业成就,如果用市场配置,就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在这么低下的经济基础上,用这么少的钱创造这么大的成就。

    如果真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金融领域也要开放市场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原则,但如果真的开放资本项下金融市场,中国的金融安全就会受到系统性威胁,习主席就不会特别强调“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带有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就不会强调“监管部门监管的强度进一步加大”,可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有前提、有条件的,不是字面上给人的印象。

    市场配置机制,本来就是为私有资本生产方式进行产品交易所设置的,如果“三去一补一降”也包括私有资本生产,事实上的确包括,就证明在实践中,对私有资本生产也需要政府干涉和调控,并不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至少在市场配置产生偏差,影响宏观经济健康发展的情况下,也要由政府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是不唯书只唯实的正确做法。

    如果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把市场配置限制在特定范围,就应当明确现在条件和边界,不应当继续模糊下去,更不宜提“起决定性作用”。

    如果真心实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结果,必然产生与政府和人民对立的少数利益集团(最终是国际金融大鳄)对中国经济的全面控制,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这是任何政府和人民都不允许出现的。

    市场配置必须建立在“对谁有利”、“为谁配置”的判断和管控之上。西方所有国家都是这样做的。

    即使美国也在制止两极分化、对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提供保障,推行社会福利;以至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实行贸易保护,限制对中国的高技术交易,限制中国企业对美国资产的收购,在许多方面都要由政府最终决定资源的配置方向,坚定地执行着国家主义。

    美国作为资本主义国家尚且如此,何况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能够比美国还“自由”?

    六、坚决抵制西方传道误导,走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

    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实践上,市场对资源的自由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结果,必定是强者更强、弱者更弱,产生严重的两极分化。西方经济学所谓的“最优配置”,维护的所谓强者的利益,目标是让强者成为最优配置的获得者,他们强调“丛林法则”、弱肉强食天经地义,在市场中所谓的弱者成为赤贫、无产者理所当然。显然这不是社会意义上的最优配置,不是社会主义的目标。中国共产党就是为了消灭两极分化、解救劳苦大众而成立、而奋斗的,当然要维护广大弱者的利益,当然不能任由“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当然不能任由资本意志在市场上为所欲为。

    “自由、民主的前提是资源的共有和共享(人道主义/博爱)以及平等。只有建立在这种共有平等基础上,才有真正的社会自由和民主。”(何新语),问题是市场对资源的自由配置造成的是两极分化,绝不可能形成资源的共有、共享、公正和平等。只有作为国家政权机构的政府才能通过社会资本生产体系,建立起更多资源的共有、共享、公正和平等。即使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个真理。何况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更要通过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社会资本生产体系来建立更多资源的共有、共享、公正和平等,逐步实现真正的自由和民主。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从来不是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口号,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似乎有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必要性,但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只是全部经济形态的一部分,政府主导的社会资本生产占据着关键地位,市场经济仅仅是私有资本生产体系的特征,不是社会资本生产的特征,中国不能让全部经济体都实施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经济政策为谁服务,是判断与衡量政府性质的“黄金尺度”。

    抛弃了“阶级分析”,就一定无法辨别西方鼓噪的经济学理论究竟是为谁牟利。而这也是阶级意识分明的西方利益集团所希望的,那么我们的一些所谓的改革究竟是为谁的利益而改?多年来改革的乱象和怪相应该可以说明问题了。

    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西方经济学家极力反对中国继续坚持阶级分析的立场和观点了。

    毫无疑问,社会资本生产(蔡定创语,并非指私有资本生产的总和,而是指政府直接支出实施的信用价值生产和国有资本生产)是区别于私有资本生产的社会主义经济生产方式,必须由政府主导和配置资源。

    因此,对于占中国经济50%左右的私有资本生产起主要配置作用的市场,只要放在恰当的地位上予以保障就可以了,不必强调“起决定性作用”。让其回归常态,接受政府管控。

    虽然,国有经济也需要市场,但社会资本生产并不是纯粹的市场经济的一部分,而是计划经济的延续与发展。市场对国有资本生产及社会资本生产来说,仅是外部的、必要的、可兹利用的工具性资源。社会资本生产天然就需要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

    社会资本生产的任务是为了国家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服务,弥补市场经济的不足,追求的是社会价值的生产和社会价值的最大化,尽管也需要提高短期效率和盈利水平,但这不是考核社会资本生产尤其是国有企业的唯一尺度。

    中国应当让长期坚持“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学者不再发挥社会影响,进一步建设和完善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做到了这一点,把中国的学术领域中的歪风清除掉,并通过雄安新区的实践,树立新国家主义建设示范新样板,中国的执政党才真正做到了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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