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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是一个事实和情绪的巨大总量,交织了数亿人太多的纷争和尴尬,沉浮和恩怨,遗忘和夸张,以至任何判断都可能挂一漏万。事情已过去三十多年,但三十多年后的有关争议不是更少,而是更多;不是更缓,而是更烈;不是更精确化,而是更口水化……已从反面证明了这一难度。因供职《天涯》杂志的关系,我曾结识不少活跃的学者和作家,发现“文革”几成他们的心结,是他们不愿谈、谈不清、一谈就七零八落的话题。北大教授戴锦华曾私下里感叹:她与外国同行说中国,什么事都好说,只有两块最棘手,“文革”即其中之一。在另一方面,右翼看似统一,却也是裂痕暗布,比如应否承认“文革”中的“人民文革”,这一问题上的点头派(杨小凯、郑义、朱学勤等),一直遭到摇头派(徐友渔、徐贲等)的鸣鼓而攻。

漫长的历史长卷里,空缺和悬案其实比比皆是,并不是所有事都能真相大白。其中很大一部分,不过是时过境迁后淡忘了,模糊了,消散了,被其它话题淹没了,甚至是当事人一代统统死光后就无需再说——那不是解决问题,只是靠时间来取消问题,靠人口减员给大脑减负。

这也是德国哲学家尼采“积极的遗忘”一说应有之义?我们已经无法知道有多少秘密深埋在广袤大地之下,无法知道历史长卷是否更像一张破网。项羽是否真烧了一个阿房宫,欧洲“圣殿骑士团”是否真留下了宝藏,伊利亚特战争是否起因于争夺一位美女……这些事也够大的,牵涉到苦难和血泪。但如果不是吃饱了撑的,眼下大概不会有人大举较真,投入巨资和团队,一定要挖个水落石出。

还有很多问题,虽未被时间取消,却因“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语),因“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胡适语),落到现实的语境时便受制于言说者们的生存处境、利益背景、阅历准备、知识成见、时代风尚、媒体影响乃至个人情绪,被各种现实因素所选择,所牵引,所挤压,一步步变形,最终被搅成一团乱麻,造成深刻而持久的社会分裂。“文革”好像就是这样。我的一位老邻居,白天想起当年禁麻将就骂“文革”;晚上想起当年同厂长工资差不多又赞“文革”。同是这一位爷,在歌厅里不熟周杰伦、刘德华只好大唱红歌,进茶馆同某个哥们儿抬杠,情不自禁模仿某位文化偶像,又可能大骂自己刚唱的“烂歌”——你没法同他较真。不难看出,一位退休师傅身上也伏有多部“当代史”和多个“小姑娘”,自己同自己过不去。

换句话说,先哲们假定的那种认识风范,不被任何私利和情绪玷污的学习态度:每个人都温良,都审慎,都稳定,背着小手和眨着大眼,公正得像一个萌态可掬的上帝,理智得像一块无欲无念的芯片,于是说话必有据,说话必从理,说话必见贤思齐,于是事情越辩越明,大家最终不难在辉煌的真理圣殿欢聚一堂……这种理想一再出现于传说,一再成为知识供应者的承诺,在实际生活中却总是七折八扣——特别是在一个话题被利益和情绪劫持太久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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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政高层在三十多年前划定“文革”讨论禁区,也许出于止乱避险的权宜。面对数亿人的派别裂痕,事由各异的普遍伤痛,如果不想在伤口撒盐,不想给余火浇油,不想把某些群体或所有群体再伤一次,那么暂时冷藏“文革”话题,粗线条划定舆论口径,动员民众“一切向前看”,不失为一种务实的敲槌禁声。谁都有两难的时候。谁都有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经验。为避免社会分裂和谋求政治减压,美国人也曾以法案形式搁置过“抽屉问题”[如183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议案,叫做gag rule ,俗称“闭嘴法案”。该法案规定对任何要求废奴的提案都一律搁置,国会不予讨论。主张废奴的林肯当时也投了支持票。]待条件成熟后再摆上桌面。欧洲人在种族、排犹主义等敏感话题上也一直绷紧神经,封杀异议,绝无自由。在那里,谁愿意丢饭碗,敢像日本右翼挑剔南京大屠杀数据一样,去挑剔一下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有关故事?谁愿意吃官司,敢像某些国人为汪精卫翻案一样,去为德国纳粹和法国贝当政府抱屈?

从长远看,暂时冷藏问题,把争议扫到地毯下去,也会留下隐患。“文革”是整整一两代人的人生经验。它到底是怎么回事,留下了哪些教训,并未得到广泛和深入的探讨,更未积累成公众的思想财富。作为中国现代革命史的后半场,“文革”的空白化、标签化、混乱化,相当于一种自我理解的残障,也必然对整个国情的理解造成迷茫,扰乱人们前行的视线。“文革发生在中国,文革学却出现在西方。”这一说法怎么说也不能让中国人很有面子。马若德(Roderick Mac Farquhar)教授1980年代在哈佛大学首开“文革学”课程,前去选修的学生达千人之众,人气飚升,热浪叠起,以至这门课后来一直很叫座。较之于国内媒体对“文革”的闪灼其词,较之于“文革”资料在中国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大量锁入秘库,有关“文革”博物馆的建议石沉大海,西方那些国家里有关著作车载斗量,有关专家明星辈出,迅速形成了一种知识强势。在很多人看来,这也陷国人于道德窘境,与日本右翼势力对待二战的态度相去不远。《上海生死劫》、《鸿》、《革命之子》等纪实作品,出自“文革”后最初进入西方的一些国人,当然多是磨难较多的知识精英——纷纷名列畅销书排行榜,被不少大学指定为必读书目,无疑是这个强势的起点。其中《革命之子》的作者梁恒,我的大学同学,与我一道步行纽约时,常被陌生的美国读者招呼,攀谈,诚邀合影。用他的话来说,鲁迅在美国的名气,不及他万分之一。

据我后来在美国所知,这种说法并不是他吹牛。

韩少功 |“文革学”的三大泡沫-激流网毛泽东手书《有所思》: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池。

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凭栏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文革学”相当于中国原料加西方技术,相当于国人的某种记忆外包和知识信托,把脑袋搁在人家的肩上。一个巨大的知识产业,经“出口转内销”和“内销转出口”各种渠道,历三十多年发育成长,在中、西之间一再获得循环增值和双向扩张,最终以散件进口境内整装的方式,悄悄渗入国内的讲坛、沙龙、网络、出版业以及街头私议。很多国人的思想胃口和意见市场,被这一产业完全接管。常见的情况是,有些西方人士认定“他们中国人自己都这样说,那还有假?”而那些中国人恰恰是在隔洋学舌:“旁观者清么,他们西方人都这样看,那还有错?”——这些真相寻求者一再狂追自己的背影,把自己的背影当成了神秘的蒙面证人。

不管怎么说,这是国内知识界的一笔巨额欠账。

一个制造品的出口大国,却长期依赖知识与思想的进口,终究不太正常。作为富有红色经验的大国,又是学术、文学、教育、出版的投入大国,俄国和中国远比众多欧亚小国更有思考责任,如不偿还这一笔欠账,实是天理不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