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资本主义兴起视野中的“一带一路” 

新动议的提出

　　中国最高领导人在2013年9月和10月先后提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本质上是开启了中国主导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并且强调相关各国要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共同发展繁荣的“命运共同体”。2014年末，中国倡导建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迅速吸引众多国家的关注，到2015年4月中，共有57个国家申请成为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一时间，以这两组制度安排为代表的中国新领导层全面开花的区域和国际经济战略成为各方关注的热门话题。

　　对于上述宏大经济战略背后的政治经济含义，解读众多，意见不一。一种解读将这个计划视为经济体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的必然选择，“持剑经商”有逻辑上的自然性和道义上的合理性。另一类解读将这些计划置于欧亚经济中心东移带来的陆权与海权关系的变迁之中考察，希望这些倡议帮助中国摆脱海洋时代霸主对中国进一步发展构成的约束，实现中国主导的以欧亚大陆为核心的跨区域经济一体化。[1]而第三类解读则在地缘政治意义上对于美国霸权和美国主导体系的反动之外，更看到了未来全球社会主义和新国际主义的希望。[2]

　　如此分歧背后核心在于如何判断以下两个问题：（一）如何理解近期中国崛起的性质：中国内部国民经济、“国家--社会--市场”复合体的性质？（二）如何理解中国崛起过程体现的内部体系性特征和进展中的国际扩张之间的关系、尤其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性质之间的关系？

　　做出上述判断的困难之处，在于中国作为“国家--社会--市场”复合体本身的复杂性。对有些人而言，冷战后的中国已经成为美国资本主义的利益攸关者，其经济增长就是顺从融入这个美国主导的自由资本主义体系的结果，冷战和9·11其实都帮助中国赢得了独特的发展空间。因此，当下的变化或者是本质上不脱离资本主义体系的内部摩擦，或者是两个竞争性的资本主义霸权之间的斗争，但是其本质，对于体系中的其他单位而言，并无区别。[3]但对于另一些人而言，中国的崛起裹挟着历史上独特的国家观照社会的传统、毛时代社会主义遗产，加上改革开放时期对于新自由主义高度选择性的使用，使得其内部“国家--社会--市场”的复合体不但焕发出资本主义意义上强大的生产力，而且具备了自我保护的功能，并有可能将这些特征扩散到自己的海外经济交往中。[4]

　　资本主义多样性与国家资本主义的兴起

　　无论是对于“一带一路”和亚投行还是更一般的中国倡导的区域经济合作或者全球化图景，我们需要将中国作为冷战后一组新兴经济体中的代表，将新兴经济的崛起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置于资本主义历史演进过程中，考察这一轮新兴经济体内部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新特征，最后总结这样的新特征将如何影响到新兴经济体，融入世界体系的方式和其重整世界秩序的偏好。

　　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以中国为代表的一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挑战了冷战结束初期“历史终结论”的乐观判断， 为冷战后世界秩序带来了变化的可能。新兴经济体参与国际竞争和全球治理的行为本身，是被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特征所塑造的，后者决定了国际体系中不同单位间竞争的具体形式和性质。其次，在全球资本主义的结构环境里，尤其是在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时代，新兴经济体对于外部经济制度（包括全球治理的偏好）与这些经济体自身的社会属性（比如其国内“国家--社会--市场”复合体的性质）密切相关， 新兴经济对于世界体系、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的需求和主张，很大程度是国内复合体性质的对外映射、甚至复制。第三，成长于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全球化时期的新兴经济其内部具有特殊的两重性，这种两重性决定了未来新兴经济将努力推动一组平行于现有自由资本主义全球治理的体系。而我们讨论“一带一路”、亚投行等议题时，需要集中关注的，恰恰是新兴经济内部的“国家--市场--社会”复合体的性质，是如何在区域治理和世界秩序层面得以“外部化”的。

　　国际竞争和全球治理的内容，是由世界体系的主导生产模式所决定的。而新兴经济崛起的这个阶段，恰恰是史无前例的要素流动和跨国交易最开放和自由的时代，全球化的地域覆盖范围和跨国融合的程度都超越此前任何一个阶段。以中国为代表的这一组新兴经济体在冷战后的世界体系里属于“半边缘国家”的地位，通过贸易、人口流动等途径连接世界体系的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其存在对于维护“中心--边缘”体系的经济和政治稳定都有重要意义，是“世界经济所必须的一个结构性要素”。[5]冷战后这些经济体的崛起，就是半边缘地区对中心地区的赶超，而诸如“金砖国家”和“新兴经济”这些概念的提出本身，又是国际资本寻求新增长点的需求推动的结果。[6]因此，新兴经济的这种赶超具有鲜明的两重性：一方面这些经济体都在冷战末期美国主导的自由资本主义体系内获得经济高速增长，是这一轮新自由主义浪潮的获益者，它们的崛起是逐渐嵌入这个国际体系的结果。[7]但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内部的资本主义性质又有明显区别于现有自由资本主义体系的特性，尤其是国家在赶超、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对于冷战后“华盛顿共识”倡导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新兴经济仅仅是有选择地加以制度化，并且在使用时往往赋予完全不同的目的。最重要的是，国家在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被得以重新发现和重构，其程度远远超过1997年东亚经济危机之后华盛顿共识体系内部曾经出现过的有限的制度转型。

　　新兴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的两重性

　　对于新兴经济或者崛起中的半边缘国家，我们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来把握这组国家的相对共性。这种共性区别于现有的占据主导地位的自由资本主义体系，它既是对世界体系外部变化的反应，也将通过自身对外的复制、映射到外部世界体系。

　　从资本主义体系的历史周期来看，这一轮以新兴国家为代表的国家资本主义复兴可以视为轮大规模的国家资本主义实践。第一轮的兴起是核心国家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无暇顾及边缘地区的结果；第二轮则是美国霸权的逐步削弱和冷战两极竞争为非核心国家提供了对抗“依附”地位的可能。最近的这第三轮国家资本主义肇始于1990年代中期，成长于冷战后新自由主义时期，其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前两轮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此呈现出一系列和此前的国家资本主义不同的“两重性”特征。

尽管这一轮国家资本主义中的新兴经济体仍然在积极争取外资，但是和第二轮中典型的“依附式发展”相比，这些新兴经济对于核心国家的资本依赖程度大大降低。新兴经济或者是在这一轮新自由主义扩张周期之初就已经还清对国际金融机构的借款，或者实际上已经基本独立于国际金融机构支持。新兴经济体积累了大量的国际储备，部分国家甚至已经成为资本净输出国。这些新兴经济因此有能力忽视来自国际金融机构的指令（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的“条件性”要求），或者至少有能力和国际组织进行谈判、稀释其条件性要求。因此，和处于依附地位的国家相比，新兴经济的国内社会结构比依附情境中要有力得多：它们既不是第一轮国家资本主义时期被核心资本主义国家所忽视的对象，也不是第二轮国家资本主义时期中那些试图自建体系、与核心国家相互竞争的社会主义国家。

　　冷战后新兴经济在这一轮国家资本主义实践中选择的主体叙述，是去意识形态、去政治的，高度一致地借助“现代化”、“发展”等形式上政治中立的语汇和政策目标，以求更好更快地融入资本主义体系、实现更迅速的资本积累和扩张。这些国家既没有诉诸前两轮国家资本主义实践中那样高度政治化的政治纲领，没有动用或者公开支持以前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之类对立或者竞争的意识形态话语，也没有采用曾经流行过的全面贸易壁垒、进口替代的政策，以封闭本国市场来谋求独立发展。这样的政策选择都是冷战结束以来全球性的“去政治化”浪潮的一部分。[8]虽然新兴经济已经开始动用“新南南合作”之类的话语，但是这类话语对于现有国际秩序或者全球治理的冲击，和此前第三世界政治运动（比如不结盟运动和77国集团，以及1970年代对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追求）有所不同。

　　新兴经济不仅努力进入由核心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起来的国际经济秩序（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而且本身和资本主义核心国家相互又都是重要的贸易伙伴。大量来自新兴经济的重要国家企业或者主权投资者积极进入国际资本市场，并且在自身更快资本积累的基础上，逐渐尝试本国资本的海外扩张。新兴国家作为世界体系中的非核心国家，第一次在全球资本市场上扮演活跃角色，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的投资和援助也呈显著上升趋势。[9]

　　和前两轮国家资本主义相比，现在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体中的国家拥有更多、更复杂的工具来调整自己和国内、国际资本的关系，也更擅长用资本主义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看似矛盾的是，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全球性的私有化和自由化浪潮反而帮助催生了此后新兴经济中的混合资本主义模式。新兴经济体政府大量采用少数股份的所有权方式来影响私人企业的投资决策，实现对大量企业的间接控制，同时利用国际资本市场和国际竞争来约束各种国家企业（不一定是“国有企业”）的行为。[10]微观层面，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的公司治理结构都和盎格鲁·萨克森体系有明显区别：不是由分散的外部股东或者有组织的国际资本市场参与者控制，而是更多地由家族集团（比如印度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和国家（比如印度的第一产业和中国的第二产业中的顶尖企业）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