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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荡的世界与中国 —— 关于当前政治经济状况与意识形态图绘的报告 ...

2017-5-27 07:41| 发布者: 远航一号| 查看: 902| 评论: 0|原作者: 荆棘鸟

摘要: 当前的中国和世界正处于一个不稳定的动荡状态中。回顾20世纪的革命实践,各个左翼团体有必要联合在一种新的总体性视角之中,为建立一种全新的列宁主义先锋队而努力。在今天这个腐朽而不灭亡的晚期资本主义时代,重申这种总体性视角绝不是什么“缅怀过去”。

动荡的世界与中国

——关于当前政治经济状况与意识形态图绘的报告

荆棘鸟

编者按:这篇报告是多名同志讨论的成果,其中也有荆棘鸟的编辑参与,但此文并不代表荆棘鸟整体观点。欢迎读者来稿进行讨论、争鸣。谨以此文,献给那些为了人类解放而不断探索和斗争的人们。

 

第一部分:世界

 

1.上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吸取了二十年代末大萧条的经验基础之上,同时也面临着现实无产阶级斗争的压力,各个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实施一种国家干预的经济政策,这一扩张的财政政策通过维持国内市场的消费需求和国有化一些重要的或资本家觉得无利可图的经济部门,由此进一步加剧了资本垄断和集中生产的趋势,这一做法并不能阻碍资本主义“价值实现”危机的爆发,它虽然迟滞了崩溃,但却阻碍了制度重组和债务清算。

2.战后资本主义经历了二十年的繁荣时期,随着资本有机构成在战争废墟基础上的不断提升以及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因为“福利国家”等阶级调和政策被抑制,资本的利润率趋向下降,六十年代末,资本主义无可避免地又一次进入了衰退长波周期。

3.实体经济的下滑,伴随着国家调控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及银行系统的宽松信用制度,在战后“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作用下,无产阶级及其他社会阶层并没有陷入“消费不足”状态。在需求没有减少的情况下,更加垄断化的供给状况遇上了中东的石油危机,资本主义陷入了高失业率与高通货膨胀率的双重美景。

4.危机关头,资产阶级废除了扩张财政的国家调控政策,代之以调节货币供应量与流动性、限制通货膨胀并倾向于减少税收与国家调控的经济政策,由于包括中国、苏联、东欧在内的斯大林主义国家的市场开始向帝国主义列强开放,资本家通过“资本的地理空间迁移”的方式既恢复了利润率,又以更广大劳动后备军为筹码,向西方工人阶级组织发起强势的攻击。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时代就此拉开序幕,习惯了跟老板好好谈的无产阶级且战且退。

5.由于实体经济利润率的稀薄,资本开始寻找新的冒险场所,布雷斯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美元的汇率变化更加灵活,这也为多样化金融产业的发展创造了矛盾展开的空间,资本家通过货币市场、证券期货市场、房地产市场和各种对冲基金牟取更高的利润率,信贷网络的恶性膨胀以及经济重心向虚拟经济的倾斜,造成了高额的债务,经济安全更加脆弱。

6.信息技术革命是冷战时代美苏竞争中“军工复合体”的成果,这一技术革命为资本开拓了新的市场,缓解了七十年代经济危机,也给跨越民族国家疆域界限的大型跨国公司带来了管理上的极大便利。不仅如此,“数字化泰勒制”的实施不仅使资产阶级更容易实施一种规训式管理,也使无产阶级的生活和工作变得更加难以区分,带来了劳动者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全面异化。

7.在技术革命与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影响下,尽管西方产业工人人数减少,无产阶级人数却并未减少,更多行业被卷入商品经济。尤其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出现了两种看似悖离的趋势,一方面是无产阶级本身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另一方面是要求高学历的职业本身因为资本主义分工需要被日益去技能化。信息与符号作为价值承载体所占比重大幅提高,追求竞争和新市场带来的科技变革使得科技工作者人数不断扩大,这导致了脑力劳动者的无产阶级化趋势。工人的意识发展与利益诉求毫无疑问是多样化的,但资本社会的本质性矛盾并没有发生移位。资本家试图通过“灵活积累”等手段降低工人的博弈能力,这种旨在提高剩余价值率的进攻促使工人重新组织,然而这种重组自一开始便向资产阶级的政治改良主义主动靠拢。

8.2008年爆发的经济危机,是自前斯大林主义阵营崩溃后,第一次全球性规模的经济危机。它发端于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向世界范围内蔓延。与上世纪三十年代以工业危机形式出现的经济危机不同的是,它以次贷危机的形式出现:信贷的恶性膨胀造成了储蓄与投资消费之间极其病态的差距。这场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在于低迷的利润率,资本家通过金融投机抬高了一些生活必需品价格(包括住房),在高剥削率条件下,无产阶级家庭只有靠借债度日,入不敷出造成了最后大量的坏账;由于金融资本对工业资本的统治,大量上市公司夸大利润率、隐匿负债率,靠资产抵押(如土地)和贷款进行着赌博式投资,这必然造成泡沫的破灭。

9.今天的世界依然处在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时代,世界经济一体化与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疆域限制的矛盾并没有消除。俄国与中国成为帝国主义俱乐部的新会员,这带来了更激烈的竞争与更直接的冲突;土耳其、印度、巴西等地区强国对周边输出过剩资本的尝试往往伴随着赤裸裸的军事政策。然而,我们强烈反对“世界体系论”所说的“半外围国家”或“边缘国家”资产阶级具有相对进步性的观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坚持无产阶级独立的政治立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

10.保守主义意识形态抬头

1)民族保守主义:中国、俄国、土耳其的沙文主义情绪日益猖獗,资产阶级对外资本输出的利益动机披上了复兴古老帝国荣耀的外衣,成为一场时空错位的闹剧;大量难民与移民工人涌入欧美发达国家,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开始抬头。

2)民粹保守主义:在西方发达国家,工人阶级政治组织的衰落和右倾,导致工人个体日益陷入原子化困境,一种精神分析学的“非家异感”与日俱增,投机政客(如特朗普)以底层代言人的身份粉墨登场,得到很多当地工人的支持。由于压制工人阶级集体斗争的必要性尚未出现,统治阶级目前对待极右翼群众运动的态度是“不可不用、不可大用”。

3)宗教保守主义:欧美的基督教民兵组织和伊斯兰极端武装组织是这种意识形态与阶级斗争现实相结合的产物。在伊斯兰世界,贫苦农民和城市小生产者是“伊斯兰法西斯主义”运动基层干部的主要来源;然而在“伊斯兰国”这种以古老教法实行治理的控制区,频繁进行的石油贸易同样以高额垄断利润为目标。在发达国家,部分宗教保守观念(对其他奇异文化不信任、对近世启蒙带来的“政治正确”共识嗤之以鼻)也是法西斯主义的组成部分。

11.抵抗运动

1)工人运动:工会官僚化带来了工人组织的困难,需要新的战斗性工会;部分地区如希腊、阿根廷,由于经济发展长期停滞,工人开始自行接管工厂,组织合作社运动,这是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的工人在难以进行反攻的情况下另寻出路的尝试。

2)多元社运(女权运动、环保运动):它的政治哲学是后现代主义强调的“对他者的承认”、“对多元性和流动性的接纳”,局部性的反抗从呼唤一种身份认同开始,但并不谋求从整体上对抗资本主义。

3)党:“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改良主义政党(社会民主派)和官僚主义政党(斯大林派及其变种)无力引导引领无产阶级进行坚决的斗争,激进左翼团体各自为战,因此呼唤无产阶级政治领导的主张在今天并没有过时。我们需要一个坚持革命和改良辩证统一的党,一个维护无产阶级民主的党;我们不应该像朗西埃那样拒绝政治组织,也不应该像本赛德那样幻想什么“广泛性工人阶级政党”,同时还不应该像巴迪欧那样对多元化社会运动持一元化宗派主义态度。这个党必须是群众自我解放的工具,而决不是凌驾于广大无产阶级之上的“现代君主”。

4)工人委员会:近年来,随着经济危机的爆发,在拉美和希腊等地出现了类似的群众性的委员会。这类机构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陷入困境的资产阶级收缩部分社会管理和服务职能以应对赤字危机。无产阶级初具规模的自我管理尝试已经充分说明一个没有资本家的社会是可能的,然而整体的阶级意识尚未得到根本提升。因此,这类机构尚未达到如俄国革命中的“双重政权”一般的政治地位。

 

12.新技术的发展为一个无阶级社会的出现创造了条件:大数据与机器学习算法的跃进使得计划经济所构想的信息充分收集、管理民主化与扁平化、生产服从需求等理念不再是奢望,原先被少数精英垄断的知识在互联网上也可以被更加便利地获取,生物技术革命则有可能进一步提高劳动者的平均寿命并改善其生活质量。然而,在一个生产仅仅是为了少数人牟取利润而运转的私有制社会,信息技术成了一种算法治理体系,基因工程也带来了更精细的人口治理体系。自动化本应让群众有更多闲暇时间全面发展个体,然而资本主义的运行机制本身就依赖于对活劳动的榨取:资本在自动化过程中不断创造新的非自动化工作,从而加强了对无产阶级的束缚与规训。信息流通的便利促使统治阶级采取更严厉的言论管控、出版审查以及更苛刻的知识产权制度,知识的持续丧失造成了治理体系的集权化与劳动者同自身、他人和社会的疏离。

 

第二部分:中国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官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杂交生出的怪胎,也是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和凯恩斯主义国家调控巧妙综合的产物。作为执政代理的官僚阶层父辈希望对社会经济实行更全面的掌控,控制经济命脉的子弟资本家则偏好较少受管制的投机。它垄断了世界的低端制造产业,又具备各种新兴产业,受惠于毛泽东时代工业化的基础,拥有一个高素质又任劳任怨的雇佣劳动者群体。今天的中国可以算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里的后进列强,力求向落后国家输出更多资本、抢占更大市场并且在国际货币定价中取得发言权,因此它亟需加强自身的政治实力作为支撑——中国资本主义迫切需要扩张军备建立地区威慑。这个后革命的政权在意识形态上处于反动倒退的保守趋势,连“政治正确”的共识都没有。马克思主义者在事实上的群众运动来临之前,需要落实“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击以保存并传播一种被压迫阶级的话语,这个话语是超越性的,它不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约束。

2.2008年,世界资本主义进入了长期衰退的阶段。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中国资产阶级借助国家力量进行空间修复。中国企业的平均利润率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30%左右下降到今天的不足15%,因实体经济不景气,大量货币流入虚拟经济领域,导致投机盛行。此外,由于对原材料和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主要掌握在国有企业手中,垄断式的国家资本主义通过限制供给和市场调控等措施推动了物价上涨,停滞性通胀如影随行。中国资本主义的危机不是消费不足,而是信用崩坏。大规模基础建设与快速城市化所造成的区域发展不平衡,再加上广大市民主观上希望通过持有地产实现财富保值的心理,使得房价居高不下。这反过来又导致了被压迫阶级的内部分化:一部分大城市原住市民受惠于计划经济的遗产,以较低价格获得了满足基本居住需求的房屋产权,他们害怕财富贬值的心态也催化了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高速泡沫化。在其他领域,金融资本的运动同样加剧了通货膨胀,造成价格和价值间的严重偏差。越来越多的无产阶级群众不再受苦于贫穷,而是受苦于需要勉强维持体面生活,他们被分割成原子化个体,这种现象在白领职员中比在蓝领工人中更加显著。

3.中国工人的自我组织依然处于在黑暗中摸索的阶段,凌乱的底层自卫迫切需要向更高层次的、组织化的集体斗争发展。阶级斗争的发展有其客观必然性,虽然当前的斗争水平远不如很多左翼人士所设想的那样乐观,但哪怕是官方主导的三方工资协商、走过场的工会选举,都刺激着最不驯服的奴隶们内心深处的叛逆火种。一方面,中国政府通过对劳动法规和社保法进行修订,有限地推进了社会改良,在处境相对改善的刺激下,部分无产阶级产生了投入集体行动的意愿,用工成本的提升也让资产阶级叫苦不迭。另一方面,政府又在削减部分社会福利,例如在2016年出台的政策明确减少工资中的社保缴费额度,这可以被视为一种资产阶级通过提高剩余价值率来缓解利润率下降危机的做法。

4.中国资产阶级整体解决利润率下降的办法:供给侧改革(增加有效供给,淘汰低端落后产能并让该行业工人下岗,产业转型,即通过发展高利润率、高附加值产业,占据国际分工有利位置)、一带一路(空间修复是以国家力量消耗过剩产能,试图通过背负财政赤字来解决问题)、雄安新区(权贵们需要这样的房地产泡沫,因为最后的债务负担落在底层群众的肩上)。

5.中国实体经济的下滑也造成了对外原料进口的下降,这严重影响了拉美各国改良主义政权的政绩,21世纪初拉美左转趋势就此告终。在经济危机中,中国的低端制造业产品挤压了国际市场上的同类其他产品,部分边缘国家因此陷入统治阶级无法实行有效治理的模式。

6.中国资本的对外扩张遇上了资本主义衰退的历史周期。尽管西方各国资本主义呈收缩态势,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却依然在致力于围堵中国,中国资产阶级对此的回应则是整军备战。目前,中国的军费支出占世界各国军费支出总额的13%,位居全球第二,加上美国所占的36%,两个大国的军费支出几乎达到全球总额的一半,帝国主义冲突爆发的危险在加深。

7.经济学上有所谓“斯蒂格利茨怪圈”:出口导向的工业化国家大多数情况下也是外资流入国,由于国际分工体系的不平等交换,这些后进国家一方面大量持有美元和低收益率的美国国债,另一方面要寻求发达国家购买本国廉价的工业产品。随着中国的资本输出,官方也开始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受惠于“人民币国际化”,中国资产阶级可以在国际上变相负债,获得“铸币税收入”以缓解本国通货膨胀,同时打压劳动力价格,从而尽可能降低因美国货币政策变更带来的流通风险和汇率风险。

8.中国官方依然保留着名义上的土地产权集体所有制,然而目前已经实现了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立,充分适应大资本对土地要素市场化和自由流动的需求。大部分城市里的移民工人在农村都有土地(种植粮食作物),他们因国家用工业补贴农业的政策而获得部分地租收入,这种拆分式生产状态也延缓了中国工人整体的无产阶级化。

9.中国在当下所面临的两个最大难题是“旧革命”与“大制度”:过去的革命其实早已完全破产,可是它的幽灵依然在游荡,特权阶级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名实行剥削和专制;现存的制度宣称自己是某个伟大“顶层设计”的作品,但实际上它只是过去那个尾大不掉的官僚系统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的调整和重组,只是一系列修补和维稳措施的拼凑物。

10.当前在中国民间盛行着各种庸俗且偏激的政治想象,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极右”和“极左”两种意识形态:前者认为,中国社会的一切问题都是“支那人”劣根性的体现,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只不过是注定受罪的饥饿畜牲,作为个体唯一的救赎则是逃往海外,实现“脱支”;后者认为,中国社会的一切问题是“走资派”错误路线的结果,一切错误都源于后三十年的资本主义发展,而前三十年的“革命政权”却在记忆中被粉饰成了几乎再也无法返回的伊甸园。夹在这两种极端看法之间的,是一群优柔寡断、首鼠两端的末人知识分子,他们根据政治课教材与官方宣传文案,将自己看到或受到的所有不幸都怪罪到马克思主义和一切奋起反抗的革命者头上,甚至咒骂任何想要重新来过的革命左派,这种世界观就像是布里丹的驴子:一方面不满于现状,一方面又畏惧于“历史上”、“现实中”的各种“经验教训”。上述无论极端派还是中间派,都是严重缺乏责任感与想象力的保守主张。保守主义无一例外是相对主义,不同特色的保守主义之间的角力,只不过是一种相对主义向着另一种相对主义的炫耀;不同国家的市民们能做的和应做的,只不过是翘首企盼着消费和享受它们,或者至少也要幻想自己在精神上属于某一国家或民族。

11.中国的中间阶层(城市职员、部分小业主)整体趋向于保守,受消费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极深,但高强度的工作、食品安全问题以及生态危机逼迫他们开始反思社会问题。然而,他们的解决方案,例如追求生态农业和模仿英美的去工业化主张,则是完全反动的小生产者幻想,而且全然不顾虑其他所谓“污染企业”工人的利益。

12.在思想市场上,自由主义思潮随着中国资本的崛起已经愈发暴露出自身的局限性和反动性。当前占据着领导权的意识形态,乃是强调国家干预经济、维护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国家主义话语。相当一部分国家主义者将毛泽东当作强硬的民族领袖进行歌颂和崇拜,某些身处知识界和学术界的先生们甚至狡猾地挪用了一些激进又时髦的学术话语,他们被恰如其分地称为“中国境内的反资本主义者、中国境外的帝国主义者”。而在中国的左翼反对派当中,最主流的是受“文革造反运动”影响的派别,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既不满于资本主义的复辟,又过度崇拜领袖或党的权威,因此很难采用真正的无产阶级视角去思考问题;托洛茨基版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近年来逐渐重新得到关注,距离成长为严肃的政治力量却依旧十分遥远;其他许多青年新左翼则充分吸收了卢卡奇、葛兰西与阿尔都塞等西方经典理论家的思想资源,试图以此来重新理解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然而,无论是哪个版本的马克思主义,都还没有同工人运动建立起密切的联系。

曾经被污名化的托洛茨基主义,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共产主义青年的思想资源

13.伴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产业调整,在未来可能会出现两个不同的斗争区域:沿海地区以服务业和现代高新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内陆地区以重工业及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需要一种能够包容并说服各阶层无产者的阶级斗争理论。即使技术革命的趋势不断加快,产业工人在生产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也决不会因为所占人口比重的下降而减少,同时,代课教师与程序开发人员等脑力无产者群体也将逐渐加入到斗争当中。

14.中国的资本主义及其统治阶级目前正处在危机前夜与高涨繁荣之间的不确定状态,然而广大无产阶级相对于边缘国家的阶级兄弟而言,并非毫无出路。积极的工人们已经开始通过社交网络建立起了联系。在现实生活中,工人之间的联络与活动机构主要建立在一些试图让劳资双方进行谈判的改良主义团体的基础上。另一方面,政府则竭力发挥先进技术的优势力量,果断加强了各种管控。斗争在加剧,资产阶级显然占据了有利的位置,然而阶级斗争的客观必然性也在塑造着中国的战斗性工人群体,铁路工人、沃尔玛超市工人、南方产业工人等群体已经具有了跨地域的组织网络。

 

第三部分:总结

 

综上所述,当前的中国和世界正处于一个不稳定的动荡状态中。回顾20世纪的革命实践,各个左翼团体有必要联合在一种新的总体性视角之中,为建立一种全新的列宁主义先锋队而努力。在今天这个腐朽而不灭亡的晚期资本主义时代,重申这种总体性视角绝不是什么“缅怀过去”。各国资产阶级自战后新自由主义阶段便开始了对无产阶级的不断进攻,如今各种保守主义思潮又在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占据了领导权。假如要制定出更加广泛的组织方式与斗争策略,就必须在考察现实的工作中采取一种科学的实证性视角。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建设无阶级社会的经济基础日臻成熟,然而无产阶级却尚未建立强大的政治领导重新开展这种革命实践;与此同时,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资产阶级的进攻都日渐迅猛,侵蚀着过往局部抗争所取得的改良成果。因此,如何依据社会现实条件完成总体性与实证性这两种视角的确立与融合,乃是当前理论探索与斗争实践的当务之急。

 

【荆棘鸟部分编辑参与讨论修改工作,但不代表本平台整体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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